王志成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信仰处于新的整合期，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不同文化和信仰最终也会求同存异，形成诸如世界宗教议会类型的宗教共同体，走向全球灵性。中华文明应积极发掘自身文化优势，从传统汲取精华，如“政教学”模式，主动参与并影响世界宗教共同体的建构，在全球灵性进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全球化与全球化文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早已成了最炽热的词汇之一，但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却从来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面对全球化的种种现象，学者们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全球性组织等方面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化做出界定。
从广义上说，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全球性的社会变迁，也就是人类史变为“世界史”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人们很容易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世界化(cosmopolitan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等等。认真考察，这些标签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意义并非这些标签所能涵盖。
考察全球化当然需要注意不同的领域。例如，经济全球化是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最直接的领域，因为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同国家都难以避免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都卷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经济资本配置的结构。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形态跨国组织的出现和兴起。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全球性问题。人们的全球性活动超越了经济，进入政治领域，并逐渐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学意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对民族—国家权力的限制，在处理诸多国际性、全球性的问题中，原本属于民族—国家职责或责任范围的事务逐渐可以由国际性的组织来协商、行动和解决。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力量结构。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全球政治格局力量结构的改变，作为一种力量，全球化自身会形成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文化。传统上，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在不同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基础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具有世界性的一些观念和价值。然而，即便如此，不同传统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遇到很多问题。当下世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同传统的文化如何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文化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文化霸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运行规则主要由西方、特别是由美国主宰。由经济规则出发，许多西方人自然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合适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他们经济的迅猛发展。于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甚至就是美国化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理论上，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一元论，它是要将一切文化变成自身单一的形式，变得和自身一样的单一，换言之，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文化同质化的强制过程。它不尊重其他文化，不接受作为他者的其他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唯我论。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地域的人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滋养。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威胁，是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种扼杀，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危害。
其次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似乎效果非常。但在文化领域，全球化却呈现全然不同的景象。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普遍的文化;不同文化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建构起来的;我们需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然而，我们发现，文化相对主义往往不是强势文化的立场，而是相对弱势的文化的立场。从文化策略上说，这是弱势文化维护自身权益的理论依据，是对单一文化中心主义、对诸如美国文化中心主义、或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抵制和否定。然而，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样也会把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形成的文化关系固定化。本质上，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二元论。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非常明显，经济领域全球化正在逐渐走向经济一体化。但在文化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人主张文化霸权主义，有人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但也有人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是，它不主张某一种文化具有至上的地位。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在轴心时代之后发展的各种文化传统，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存在和发展理由;人类的需求充满差异，文化所提供的需求满足也充满差异;人类无法依赖某一种文化来满足全人类的需求。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它不认为不同文化彼此无关。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尽管不同的文化具有质的差别，但它们并不是不可沟通的，彼此也不是不可相互学习的。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不同文化彼此独立存在，而非由某一个文化取代;彼此不是相互孤立分离，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对话和互益，并在现实中不断转化和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关系
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宗教必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人类进入了“历史的终结”阶段，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对峙，民主成了最后的神话，人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进的内在动力。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不同意福山的看法。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消失了，取而代之，文明之间的关系将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他将全球的不同文明划为若干板块，这些板块基本上是基于宗教信仰构成的。
全球化带来了时空关系的压缩和扩张，不同宗教、不同信仰面临着更加频繁的相遇、相撞、甚至对峙。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诸多因素，主要涉及利益、信仰态度、认识论、宇宙论等等。
在利益问题上，宗教往往服从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但很多时候，宗教并不涉及利益问题，利益属于国家民族、政党群体、机构、个人等等。当然，在当今处境下，人类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宗教卷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现象的增多也很自然。我们自然需要对宗教卷入利益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然而，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利益问题。
在信仰态度上，由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总体来说，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排他论。排他论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理，才是道路，才有真正的得救或解脱，而其他宗教中没有真理，不是道路，没有得救或解脱。二是兼容论。兼容论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最后的真理，才是最后的道路，才是最终的得救或解脱，其他宗教中有真理之光，也是道路，但没有得救或解脱。其他宗教信仰者若要得救，最终需要走向自己的宗教道路，认识自己的宗教真理。三是多元论。根据多元论，轴心时代之后的各大宗教传统都是同等有效的得救或解脱之道。四是比较论。根据比较论，不同宗教是不同的系统，彼此是不同的他者，彼此不能相互取代，而应当相互学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很难坚持排他论、兼容论的宗教态度。如果我们坚持诸如排他论之类的宗教态度，就意味着反全球化，意味着宗教之间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和谐相处。全球化和多元论具有相合性，全球化和比较论也具有相合性。当今，排他论和兼容论的宗教态度需要发生转变，我们至少需要坚持多元论和比较论态度中相对合理的部分，并继续不断更新发展。
在认识论上，不同宗教自然有着不同传统的认识方式和内容。犹太教有犹太教的认识方式，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认识方式，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认识方式，儒教有儒教的认识方式，道教有道教的认识方式，佛教有佛教的认识方式，印度教有印度教的认识方式。当然，在诸如西方一神教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认识方式，而在非有神论的宗教中也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方式。我们需要充分保持诸宗教不同的认识方式。对于信仰的探索，需要不同的道路。全球化并不阻碍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讨信仰。相反，全球化提供了认识方法上相互借鉴的机会。
不同宗教有着各自不同的宇宙观，我们无法将它们的宇宙观视为同一。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视为假的，也不能把它们全部视为真的。我们需要有新的认识方式。如果不同宗教一定要坚持各自的宇宙观，它们又都处于同一处境，那么它们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面对彼此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人们会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全球化处境下，一些神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考虑人类共同的宇宙故事，换言之，他们正在尝试探索和表达不同的宗教共同具有的宏大故事，并试图基于这个共同的宏大故事展开我们人类的信仰生活。
不过，如果寻求到了，或者形成了共同的宇宙故事，会不会导致宗教的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出现某些方面的同质化现象。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全球化是同质化的力量之源。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现实地看。一味地肯定差异和独特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合理的现实态度是，共同的宇宙故事是开放的，“同质化”的宗教不可能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假设，也不可能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结果，因为在构成上，开放的宇宙故事既不能被还原成统一性，也不能被还原成多样性，开放的宇宙故事将始终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认识宇宙的“真理”的统合。
宗教对话与宗教共同体
面对众多的利益问题，众多的宇宙论、认识论、宗教态度和生活方式，我们是否有可能进行整合?是否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和谐相处?是否有可能在差异性中实现一和多的内在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困境。传统上，不同宗教是不同的社会—信仰实体。不同宗教是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传统的信仰共同体是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转化。到了现当代，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不得不相遇、相触，不得不面对相互抵触的不同宣称。历史上文明冲突的部分原因就来自宗教信仰间的差异和相互抵触的真理宣称。
当下，全球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我们需要理解信仰相遇的真正意义和作用。面对着诸如社会共业、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道德衰弱等等，全球的人们都在渴望超越不同宗教的真善美。全球化下的信仰相遇，全球化下信仰共同体的相遇，为我们实践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拯救的际遇和方式。
宗教对话的意义。在信仰相遇、信仰共同体相遇的过程中，促进和平、追求真善美的方式就是宗教对话。宗教对话已经成为当今处理宗教关系的中道。
最初的宗教对话显然是出于宗教之间的问题而发生的。对话本身也经历了从比较简单、原始、边缘到复杂、高级和中心的发展。不同宗教在宗教对话中所表现的态度也表达了宗教关系的自身发展。我们可以从独白的对话关系、对白的对话关系、辩证的对话关系发展到对话的对话关系(雷蒙·潘尼卡)，从社会学层的、哲学层的宗教对话发展到神学或灵性层的宗教对话，从宗派主义的对话发展到超宗派或非宗派或普世主义的宗教对话，从只关心宗教本身的宗教对话发展到关注人类命运以及采取切实行动的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的新形式。要让宗教对话在全球化下具有时代性、有效性，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对话氛围、新的对话形式。这样的工作似乎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尝试了，即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主要宗教传统的宗教界人士以及部分知名学者汇聚一起，彼此表达各自的信仰，探讨相处的新思路，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世界宗教共同体雏形。
但事实上，在1893年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之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宗教之间的冲突依然不断发生。直到100年之后的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人们似乎再次看到了世界宗教共同体之光。大家意识到，面对共同的地球，面对世界的种种问题，我们人类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行动底线，那就是全球伦理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会议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之后，世界宗教议会就成了一个固定的制度，组成了世界宗教议会委员会这一固定的组织，推进宗教之间的沟通、对话与合作。当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共同体还远没有形成。
宗教共同体与中华文明
现在我们把视角放到中国自身之上。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经济上的崛起要求我们在文化上也要崛起。没有文化软实力，经济大国是无法持久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的文化传承性受到破坏，我们的文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危机。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当代中国遇到了文化的危机、遇到了信仰的危机。尽管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之道，但至今效果不佳。我们需要自我反省。
中华文明的核心构成是儒教、道教和佛教，离开它们，中华文明不复存在。尽管当下我们中华文明并不局限于这三教文明，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这三教文明是我们的文明之根。中华文明的复兴、崛起以及对世界文明发挥作用，无法离开这三教文明。
传统上，中国儒道佛文明是三教彼此关联在一起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一个准宗教共同体文明。今天，我们继续发挥这个准宗教共同体的作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觉地发展这一准宗教共同体。
基于儒道佛的中华文明宗教共同体是一个内在多元化的共同体。它在历史上主要由儒教、道教和佛教来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同时发展。它不仅吸收伊斯兰教，也吸收天主教和新教，还吸收印度教等等。原则上，在中华文明的宗教共同体中“无物遗漏”。这个共同体不会把不同宗教变成同一种宗教，不会持有宗教霸权主义的态度，也不主张宗教相对主义。在这个宗教共同体中，不同宗教之间可以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共同体意识下的和平和和谐，也就是全球意识下的和平和和谐。
关于这个宗教共同体的建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一种传统性的模式，即，“政教学”联合的模式。这一共同体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各个宗教自身的介入，需要学者的参与。“政教学”三界结合、互动，这一共同体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自觉建构的文明体。中华文明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自发的创造过程，也是一个主动的、自主的创造过程。在这个主动、自主创造的宗教共同体中，宗教之间和谐相处，彼此协作，为不同人群提供精神滋养，为全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
宗教共同体与全球灵性
我们看到，宗教共同体可以为社会和个人提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服务之一就是灵性。全球化背景下，灵性在建构开放的宇宙故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中的灵性。灵性一词很难定义。大致来说，灵性是指个人在各种关系中达到的最佳精神状态，这些状态多和信仰有关，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完整觉知。传统上，每一个宗教都会宣称自己拥有独立的、完整的、完美的灵性修持系统，也充满了灵性之人。确实，犹太教有犹太教的灵性，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灵性，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灵性，印度教有印度教的灵性，佛教有佛教的灵性，儒教有儒教的灵性，道教也有道教的灵性，甚至我们也谈论一些原始宗教的灵性。
历史上看，在每一个宗教中都有人达到非常高的灵性境界，他们也常常被认为是那些宗教中的圣者或神秘主义者，成为很多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不过，我们要看到，每个宗教的灵性发展都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灵修的实践和境界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将每一种灵性的方法和实践加以绝对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灵性发展和实践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时空条件的改变、灵性资源的分享、教育条件的改善、不同宗教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得对灵性需要有新的认识，其中主要涉及：诸宗教间的灵性、单一宗教在和其他宗教相遇中的灵性、诸宗教灵性相遇中的互益和转化、跨宗教灵性之可能性、全球灵性的可能表达等等。
全球灵性的建构与实践。诸宗教间的灵性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还相当缺乏。然而，全球化的到来，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建构，逼迫我们不得不提出、不得不讨论宗教间的灵性问题。同样，诸如跨宗教灵性之可能性、全球灵性等都需要我们去理解和诠释。这里，我们重点谈一谈全球灵性(Global Spirituality)。①
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宗教能独立探讨全球灵性，因为全球灵性是基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信仰的相互交融，并在全球化的推进下，为全球人类提供一种全新的灵性发展的愿景。它不取代具体诸宗教的灵性，也不是诸宗教灵性的合并统一，更不是诸宗教灵性的妥协之物，而是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在诸多信仰资源的滋养下，在新的生命体验中，在化解全球危机的过程中，为全部个体生命提供一种滋养的全新的灵性可能。【注释：1】
要实践全球灵性，不可脱离具体的诸宗教。全球灵性更需要一个相互关联的宗教共同体的环境。在宗教共同体中，不同宗教已经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关联体，有了共同的视角和渴望，全球灵性就有可能发生和发展。
从全球灵性产生的条件上看，全球灵性以全球化的、数字化的地球为背景，以多元的灵性资源为基础，以信仰间垂直维度的灵性探索为前提，并以整体主义为视角。全球灵性不是对传统宗教灵性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提升和发展。全球灵性和诸宗教的灵性并不对立，全球灵性离不开具体宗教，但是并不被具体宗教所局限。在一个跨文化、跨信仰、跨传统的时代，全球灵性始终是关联和关系，也始终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内核。
灵性探索中的中华文明。如今，我们还无法提供一套完整的全球灵性的原则、观念、实践和亲证的手段。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宗教视角为全球灵性的发展做出贡献。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等等都有各自的特征，都可以提供服务世界的全球灵性资源，都可以提供全球灵性的多元化的范式。从中华文明来看，儒道佛已经有它独特的资源服务于全球灵性，特别是儒道佛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方面。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儒道佛可以成为三个并不相互对立的社会实体，而是三个相互包容、相互受益、相互协同的灵性实体。不少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彼此受益。在历史上，人们注意到诸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那种强烈的对峙和冲突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儒道佛中几乎不存在。中国传统儒道佛处理彼此关系的艺术对于促进全球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儒道佛可以继续发展，更自觉地形成中华文明的宗教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宗教的和谐做出榜样。
全球化的节奏滚滚向前。时代的现实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并已经无条件地关联在一起，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地球频发的各式灾难不断地警告着我们，人类必须转变自身的宇宙叙事。人类的命运和宗教息息相关，如何处理好宗教间的关系，把握住诸宗教相遇的真正意义，如何在这个地球村和谐相处至关重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变革是必须的。从诸宗教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宗教共同体，或许可以承担起这一宏大变革的使命，而全球灵性即是这一宏大变革中的应有之义。（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注释：1】关于全球灵性这一主题，国内的研究刚刚开始，但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这里列举几本：Robert Muller, New Genesis—Shaping a Global Spiritu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82; Ursula King, The Spirit of One Earth: Reflections on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Global Spirituality, New York: Paragon House,1989; The Search for Spirituality, Norwich: Canterbur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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