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及其同伴
——读《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有感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
一、朱宗元的家世及早期经历
朱宗元是浙江鄞县人。《全球纠葛》这样写道：“朱宗元的祖父朱莹曾担任过多种公职，包括地方检察长官按察使的副职按察佥事。”其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所修《康熙鄞县志》卷17“品行考”中就有朱莹的小传：“朱莹，字仲明。万历癸酉举人，授镇平学谕。丁外艰，补龙泉学谕，升清河令。丁内艰，补武陵令。多异政……缘性鲠直，不合于时，仅升卫辉府丞，转莒州守。悉以治武陵者治莒，故两地皆德而立祠焉。升工部员外，寻以军功改河南按察佥事，未任致仕。孙宗元，举国朝顺治戊子贤书，博学善文。”
根据《康熙鄞县志》，朱宗元的祖父朱莹是万历元年（1573年）的举人，早年先后担任过镇平县和龙泉县的教谕、清河县知县。朱莹的名字出现在《龙泉县志》教谕名单中，但不见于其他两县的地方志中，原因可能是他在这两个县的任职时间都很短。朱莹的主要经历是担任武陵及莒州的知县。《武陵县志》的知县名单中载有其名。《莒州志》还有如下小传：“朱莹，鄞县籍，举人。性严明，言笑不苟。每一令出，吏民奉若神明。持己以俭，夏葛冬裘之外无二衣，每饭蔬菜二盘，不肉食也。勤于治事，案无留牍，四境晏如。”《康熙鄞县志》明确写道，朱莹后来虽然“升工部员外，寻以军功改河南按察佥事”，但不知何故并未上任。方豪不仅误将《康熙鄞县志》中的这句话写成“改江南按察佥事”，更遗漏了“未任致仕”一语。这样，《全球纠葛》关于朱莹担任过“地方检察长官按察使的副职按察佥事”之类的说法，是依据方豪的错误而得出的。
清朝初年，鄞县学者胡文学和李邺嗣苦心搜集乡邦先贤的诗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编成《甬上耆旧诗》。这部宁波文化史上的重要诗歌总集，收录了缅怀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诗作《西湖曲》二首，并且注明其作者为“朱莒州莹。字仲明（号惺寰）”。朱莹还作为地方名人，被供奉在鄞县的乡贤祠中。李邺嗣说过，“朱氏诚吾乡之世家也”，但宁波有几支朱氏。笔者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等地查找了明代科举文献及几部朱氏宗谱，都没有找到关于朱莹的记载，所以，目前尚不清楚朱莹具体生活在宁波哪个地方。
《全球纠葛》根据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 1592—1677年）的著作，认为朱宗元于1638年在杭州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葛斯默”（Cosmas）。葡萄牙里斯本阿茹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收藏的耶稣会年度报告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根据这份报告，给朱宗元施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 1606—1682年）。朱宗元返回宁波后，热情地向亲友们宣传天主教教义，并且激起了他们的信教热情。于是，朱宗元就派人前往杭州，邀请利类思到宁波开教。利类思获此讯息后，“立即登船，日夜兼程”来到宁波，“一上岸便前往葛斯默家，并受到了其家人的热情接待”。利类思在朱宗元家中住了七天，“在最后几日中有十五人领洗，其中大多为士人”。朱宗元于1638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坐标点。
在已知的中外文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朱宗元出生年代的记载。好在慈溪人张能信在为朱宗元《答客问》所写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昔者，程子年二十四著《定性书》。方朱子成此书时，年二十三耳。其深浅何如哉？庚辰夏，余从冯石沤氏初见此书。石沤得之于钱发公氏。发公得之于武林范孔识氏。发公尤尊之甚，契之甚，手录副卷而之楚游。”文中所说的“程子”即北宋哲学家程颢（1032—1085年），《定性书》是其代表作之一；庚辰，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钱发公”就是画家钱廷焕。绍兴人徐沁在清初完成的《明画录》中记载：“钱廷焕，字发公，慈溪人。崇祯间诸生，博学能诗。画梅花率意落笔，丛枝零干，无不各极其趣。”张能信序文中的“冯石沤”，笔者在早年发表的文章中将其误作“冯石沪”。这个错误，也出现在《全球纠葛》中：“1640年夏，张能信在友人冯石沪处首次看到书的原稿。”
从张能信序文的语气上来看，他不可能是在《答客问》完成的同一年见到此书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点明“庚辰夏”这个时间了。张能信在《答客问》的序中还写道：“先是，朱子撰《破迷论》，以示所亲。所亲急掩其目曰‘恐见之而迷遂破也’。”也就是说，在《答客问》之前，朱宗元已经撰写过一本宣传天主教教义的《破迷论》。由是，我们可以画出这样一条时间线：朱宗元于1638年成为天主教徒后写出了《破迷论》；接着又写出《答客问》；1640年张能信见到《答客问》。因此，《答客问》的完成时间只能在1638年至1640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639年。张能信说“方朱子成此书时，年二十三耳”，据此，朱宗元的出生时间应当是在1617年，而不可能是1609年或其他年代。
张能信说朱宗元早年写过一本《破迷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破迷论》刊本，首页署名为“鄞朱宗元维城甫著，慈溪张能信成义甫著”。因此，张能信在《答客问》序文中所说的《破迷论》，是朱宗元最初的稿本，而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破迷论》则是后来经过两人共同修改的，所以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在《破迷论》刊本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自开辟迄今，六千八百四十二载”。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收藏的朱宗元《拯世略说》中则有如下文字：“自有天地至今顺治之甲申，仅六千八百四十四年。”顺治甲申，即1644年。由此可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破迷论》完成于1642年，比《拯世略说》早两年。当然，现在见到的《拯世略说》是在清初刊刻的，因为1644年清军尚未进入浙江，朱宗元还是明朝的臣民，不可能使用“顺治”年号。
1643年，葡萄牙传教士孟儒望（João Monteiro，1603—1648年）的《炤迷镜》（又题《炤迷四镜》《天学四镜》）在宁波刊刻出版。书中列有“参订”人员的名单：“耶稣会士孟儒望著，值会艾儒略准，同会阳玛诺、梅高、贾宜睦（俱西洋人）、朱宗元、水荣褒、张谙当、朱弼元（俱鄞县）、张能信、钱廷焕、冯文鳞、张棨嘉、钱玄爽（俱慈溪）仝校”。
在这份名单的“西洋人”中，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年）和贾宜睦（Girolamo de Gravina，1603—1662年）是意大利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年）和梅高（José Estevāo de Almeida，1612—1647年）是葡萄牙传教士。笔者曾经指出，“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份浙东天主教耶稣会主要成员的名单”，在九个浙江人中，除了朱宗元和张能信之外，“其他七个人在史料中暂时查找不到”。笔者通过多年查找，现在可以补充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画家钱廷焕（字发公），另一个是因抗击清军而“举义死”的张棨嘉。这两个宁波本土天主教徒，也是《全球纠葛》所未知的。此外，名单中的冯文鳞，大概就是张能信在《答客问》序文中提到的冯石沤（石沤是字号）。显然，在这个青年天主教教徒小团体中，朱宗元是核心人物，有学者称其为“‘中国第二代基督徒中卓越文人学士’的代表”。
对于这份名单中的张能信，笔者已经做过考证。根据《慈溪县志》等史料，张能信的父亲张九德官至工部尚书，但因投靠魏忠贤而于1629年被崇祯皇帝罢免。张能信的岳父刘宪宠也是慈溪人，官至太仆寺少卿，但因反对魏忠贤而受到排挤。张能信的妻子刘氏则因“性至孝”而被写入《明史·列女传》中。张能信本人是绍兴大儒刘宗周的嫡传弟子。正是在朱宗元的影响下，张能信也成了天主教教徒。不过，就在张能信、朱宗元等人协助孟儒望出版《炤迷镜》后的第二年，明朝灭亡了。张能信和朱宗元也随之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二、明清鼎革时期的朱宗元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的一年。4月25日，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5月28日，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军队，并于6月6日入主北京。1645年6月8日，清军占领南京。7月6日，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向清军投降。浙江的许多官员百姓“咸不屈自杀”。如刘宗周在杭州失守后绝食20天而亡。
刘宗周以自杀这种消极的方式反抗清军，在浙江的另一些人则揭竿而起，走上了武装抗清的道路。1645年7月31日，孙嘉绩在余姚率先起义。8月1日，郑遵谦在绍兴举兵。8月3日，宁波爆发钱肃乐领导的反清起义。9月17日，明朝宗室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任监国。在鲁王政权中担任过兵部主事的浙江海宁人查继佐记载说：在宁波参加反清起义的有“乡荐杨文瓒，诸生董志宁，华夏，凌之骠”等，其中凌之骠“字驭和，与诸生张能信共起”。查继佐在下文中，将凌之骠又写作“凌之标”，并且注明他是“宁波诸生”。由此可见，张能信是最早加入浙江武装反清斗争的成员之一。
1646年7月，清军突破钱塘江的防线，鲁王朱以海出逃，飘泊于浙闽沿海。清军占领宁绍地区后，各地民众奋起抗击。黄宗羲和慈溪人王翊等人在四明山建立根据地，华夏和董志宁、杨文瓒、杨文琦等人于1647年冬在宁波密谋起义。在抗清队伍中，张能信也是重要一员。查继佐记载说，1648年初，凌之标“鼓其同学张能信与北降练总罗奎北反；奎辄悔之，反发其事。能信脱，执之标索之；之标卒不吐。临刑，语不恭甚。其妻冯氏，自鸩以从之。父士弘，走舟山。”
凌之骠（标）和张能信共同策划的反清起义没有成功，凌之骠本人被杀，张能信逃脱。清初“翁洲老民”所著《海东逸史》写道：张能信“起兵不克，行遁不返，莫知所终”。对张能信的师承关系进行过专门考证的全祖望也说：张能信“起兵不克，行遁，毕生不返，莫知所终”。实际上，张能信后来并非下落不明，而是回了老家。被誉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慈溪学者姜宸英，就是张能信的“执友”。康熙十一年（1672年），张能信参加了姜宸英之父姜晋珪的追悼活动。
凌之骠密谋反清失败后，其父凌士弘逃到抗清将领黄斌卿控制的舟山，遇上在此避难的冯京第。1649年5月之前，凌士弘与冯京第奉黄斌卿之命，带着黄斌卿的血书一起到长崎，向日本源将军请求援兵。黄宗羲说，由于日本人刚刚与欧洲人发生过武装冲突，所以“闻外国人至，一切不听登陆”，冯京第只得“遥望而哭，昼夜不绝声”，最终获准上岸。查继佐则写道：“士弘等即归，久之复往，源将军不为发兵，而以诸军需助舟山，又得从诸商分税数万金益饷。”可见，凌士弘曾多次往返于舟山与日本之间。
冯京第自日本回到舟山后，又赴湖州组织武装斗争，失败后到四明山，与王翊会合。清军曾派人到四明山招降，但无功而返。1650年秋，清军分两路围剿四明山。冯京第因叛徒出卖而被清军俘获。全祖望记载说，冯京第被押到宁波后，虽然“已委顿骨立”，但进入清军营帐时，“蹶然而起，挺立不屈，鞭箠雨下，掠之乃仆于地。时从公赴难者，都督张元而下尚五十人。明日行刑，乃支解之。又以刀刳其心，醖之为羹，盖报积年构兵之恨也。而五十人从公者，亦皆死”。在与冯京第一起被害的50人中，除了都督张元外，还有参将张文熊，“慈溪人。与诸生张棨嘉同死”。与宁波文人有一定交往的无锡遗民钱肃润在记载抗清事迹的《南忠记》中写道：“参将张公：张文熊，慈溪人，起义死”；“生员张公：张棨嘉，慈溪人，举义死”。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中，至少有两个浙江天主教徒参加了武装抗清斗争，一个是张能信，另一个是张綮嘉，他们都是慈溪人。
但是，曾经是浙江天主教徒小团体核心人物的朱宗元，则在清军入关后选择了向清朝归顺的道路。《康熙鄞县志》说，朱宗元是顺治时的县学恩贡，顺治五年（1648年）举人，但没有讲明他是何时成为恩贡生的。《同治鄞县志》则明确说，顺治三年（1646年）鄞县县学只有一名贡生，即恩贡朱宗元。《民国鄞县通志》也有同样的记载。
早在1634年，皇太极就开始施行科举考试。清军入关后，为了网罗人才，笼络人心，顺治皇帝在1644年11月的即位诏书中，将科举定为国家基本制度。清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顺治皇帝于1645年7月21日下诏：“各该地方乡会试，儒学廪、增、附生员及每学恩贡一名，正贡一名，俱照登极恩诏例行。”但是，由于此时清军尚未控制浙江，所以清政府不可能在此推行科举制度。
1646年7月，清军渡过钱塘江，占领以绍兴和宁波为核心的浙东地区。同年，清政府在浙江首次举办乡试，共录取举人107名，其中鄞县六名，包括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曾孙范光文。朱宗元虽然没有参加这一年的乡试，却成为鄞县县学唯一的恩贡生。因此，在宁绍地区，朱宗元不仅是最早归顺清朝的青年学子之一，也是最早归顺清朝的天主教徒之一。朱宗元参加的是清政府于1648年举行的浙江省第二届乡试。此科浙江全省共取举人170名，其中鄞县有七人，分别是：朱宗元、董允愷、范光遇、张翼、徐上扶、戎上德、屠粹忠。因此，《全球纠葛》的以下论述并不正确：“朱宗元是1647年满洲统治者治下在浙江通过乡试的第一批考生中的一员。”
方豪说：朱宗元写过“一篇应试之作曰‘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笔者曾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北平北堂图书馆见传抄本多种，我自己亦藏有一种；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编号为古郎目录7144。全文不见有‘天主’二字，但通篇的宗旨则在引儒入天”。现在，徐家汇藏本已经公布，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已完整公布了编号为7144的藏本。其中徐家汇藏本为刻本，由三张对折页（最后一页为别人写的两段评语）组成，共769字，作者署名为“浙江会元：朱宗元（维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是抄本，实际上包括两篇题目相同的文章。第一篇署名为“十三科大题文征，朱宗元”，全文超过770字。最后有两段评论，应当是抄写者写上去的。第二篇只有460多字，没有作者署名。
徐家汇藏《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刻本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第一篇抄本，首句都是“帝不可二”，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地方略有差别。如刻本中的“政教号令”“盖以事天主如事亲也”“叩跪敬恭”，在抄本中分别作“发育运动”“盖以事天祀事亲也”“禴祀蒸尝”；刻本中正确的句子“上古天子”，在抄本中仅作“天子”；抄本中“亦倚帝之能而动者也”一句，在刻本中则完全不见。因此，这篇抄本与刻本各有独立的来源，相互之间不存在着抄与被抄的关系。这表明朱宗元的这篇文章在清代流传较广，并且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异和讹误。方豪说，《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全文不见有‘天主’二字”，《全球纠葛》也说此文“没有使用任何专门的基督教术语，比如‘天学’或‘天主’”。这些说法其实是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第一篇抄本而得出的，并不正确，因为在徐家汇藏刻本上就有“天主”两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第二篇抄本首句为“礼异而所事者不异”，文章内容也与第一篇抄本及徐家汇藏刻本不同，应是朱宗元单独撰写的另一篇同名之作。这篇抄本中虽然没有“天主”，但多处使用“大父母”一词，如“上帝实人人之大父母也”，而“大父母”，正是朱宗元等人用来称呼天主教上帝的术语，他在《答客问》中就写道：上帝“实世人之大父母也”。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教徒很少，所以举人朱宗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且还常被拔高夸大。清末有些著作说朱宗元是解元。陈垣专门指出，朱宗元只是举人，而“非解元。是年浙江解元系王嗣皋，慈溪人”。徐家汇藏《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刻本把朱宗元称为“浙江会元”，更是离谱，因为朱宗元连进士都没有考上，怎么会成为会元呢？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第一篇抄本说此文是“十三科大题文征”。在明清科举考试中，以“五经”文命题的被称为“大题”，以“四书”文命题的被称为“小题”。“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一句，出自四书中的《中庸》，根本不可能成为“大题”的题目。朱宗元参加的是清朝在浙江举行的第二届乡试，而不是“十三科”。此外，这篇抄本后面，还有另一篇同名文章，而朱宗元不可能在同一次考试中提交两份不同的答卷。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朱宗元写过以此为题的两篇习作，甚至可能是模拟考试时的答卷，但无论哪一篇，都不可能是正式参加乡试时的答卷。“十三科大题文征”几个字，则是后来由别人加上去的。
在1648年考取的七名鄞县举人中，除了朱宗元和董允愷外，其他五人后来都陆续考中进士。其中范光遇及其堂兄范光文是1649年的同科进士。这样，1648年浙江乡试，鄞县为清政府贡献了多名政治精英。而在1647年被清军俘获的华夏、杨文琦等人，也是在这一年被杀害的。这一年，还有一批宁波人正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清斗争：张苍水在四明山上结寨，朱舜水奔走于海外，钱肃乐在福建自杀，凌之骠因谋反失败而被处死，张能信外出逃亡。
《全球纠葛》感叹说：“我们对朱宗元的个人生平知道得太少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幸运的是，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的后墙上，至今还镶嵌着一块题为《海宪王公重修宁波府学碑记》的石碑，所立时间为1651年1月。篆额人为范光文，正文记载了宁绍兵备道王尔禄主持重建宁波府学的经过，“末两列为乡绅、举人、贡生及生员题名，共219人，大部分泐失”，但在举人的名单中，清楚地写着“朱宗元”三字。所以，朱宗元考取举人后，并不像《全球纠葛》所说的那样，“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相关的名单上”。
朱宗元等人所称颂的王尔禄是清苑（今河北省保定市）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李自成占领北京后，王尔禄向起义军投降，任户政府从事。清军入主北京后，王尔禄立即归顺清朝，1649年任浙江按察使司副使、宁绍兵备道。王尔禄节操沦丧，为浙江反清义士所不齿。他因为做过刘宗周的门生，所以不自量力地向刘宗周的儿子刘汋表示，愿意“以金三百请刻”刘宗周遗书，结果被刘汋断然拒绝。慈溪人沈崇、鄞县人周齐曾与王尔禄是同年进士，不过他们两人都以避世隐居的方式抗议清朝统治。王尔禄试图以同榜之谊联系过沈崇和周齐曾，但未成功。1651年，王尔禄与浙江提督田雄等人给张苍水发出招降书，张苍水为此写下了不朽名篇《复伪提督田雄、伪镇张杰、伪道王尔禄书》，坚定地表达了“百折弥坚”的抗清决心。也就是在1651年，清军在四明山俘获王翊，并将其押送到镇海。王翊当着王尔禄的面写完绝命词后，“以笔摘其面而出”。几天后，清军官兵对着王翊“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颊，或中胁，公不稍动，如贯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刲额截耳终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对于王尔禄这样一个人，《海宪王公重修宁波府学碑记》居然吹捧说：“公经略水陆地方，冰心劲骨，表僚束弁，屹若长城，绿林啸威，鱷涨尘清。”这块石碑上镌刻着宁波历史上一批无耻之徒的名字。朱宗元与这些人为伍，无疑是极不光彩的。
我们在中文文献中见到朱宗元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在1659年。这一年，意大利传教士贾宜睦（Girolamo de Gravina，1603—1662年）的《提正编》刊印，朱宗元是该书的校订者之一。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年）在他“作于浙江、刊行于1699年”的《谦卑请愿书》（Relatio et Libellus Supplex）中提到，朱宗元是1660年去世的，而且黎玉范还在宁波为朱宗元做了终傅礼。据此，朱宗元不到50岁就去世了。
朱宗元去世后15年，来华耶稣会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年）在常熟所写的帐本中提到，1675年圣诞节期间：“给制作小册子《破迷论》的刻字工：0.600两。”由此可见，朱宗元的《破迷论》在清初还是颇受欢迎的天主教读物，所以值得鲁日满出资刊刻。我们不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破迷论》刻本，是否就是鲁日满的刻本。
三、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天主教徒的不同选择
清军于1645年占领浙江后，犯下了一起又一起惨绝人寰的暴行，就连清政府官修的地方志，也难以将其完全掩盖。金华地方志写道，1646年7月，清军攻下金华后，“以民不顺命，屠之”。由于“白骨委积”，当地人建造了三座“义墓”。这就是当时的金华诗人李渔所说的“三日人头如雨落”。1651年9月2日，清军攻破舟山城，恣意滥杀，“一饭之顷，横尸若山”。《参与收尸的鄞县人闻性道这样描写：面对遍地尸骨，“蛟龙怒吼不敢窥，乌鸢哀号空复聚”。民国时期的学者估计，小小舟山城，死亡官民约1.8万人。舟山地方志编修者甚至用“阖城被难”一词来称呼此次大屠杀，并且记载说，由于此后“被难诸家于是日设祭”，所以出现了“屠城羹饭”这一风俗。因此，清军进军浙江充满血腥暴力。而浙东正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查继佐就写道：“宁、绍一带义奋尤列。”
在浙江的抗清大军中，有钱肃乐这样的官员，有华夏这样的儒生，有徐启睿这样的和尚，有范大伦这样的道士，也有张能信、张棨嘉这样的天主教徒。因此，爱国与个人的宗教信仰无关。这种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不分信仰的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支撑着整个民族在精神上蓬勃向上，百折不挠。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凛然尊严，令人肃然起敬。就连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也说，那些抗清英雄“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均足称一代完人”，“岂可令其湮没不彰”。张能信和张棨嘉的抗清事迹表明，他们虽然在宗教信仰上皈依了天主教，但在道德情操上依然秉持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民族气节。天主教信仰与爱国主义并不冲突。浙江天主教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不过，当清军的铁骑刚踏上浙东土地时，作为“中国第二代基督徒中卓越文人学士代表”的朱宗元却归顺了清朝，最终成为清朝的举人。《全球纠葛》这样写道：“清朝接管期间，许多宁波文人被捕或被杀；其他人可能藏匿起来或者只是拒绝参加他们视之为非法政府举行的科举考试”；因此，朱宗元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表明他“并不是满洲统治中国的积极反对者，也没有退而求其次选择一条被动的抵抗道路”；而那些不接受清朝统治的宁波文人则“很可能会指责朱宗元的谄媚和机会主义”。
《全球纠葛》认为，天主教徒朱宗元实际上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以龙椅为中心”的中国，另一个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全球化的天主教会”。这样，“朱宗元既是中国这个国家及其教育体制的臣民，又是对耶稣会中国教区和一般意义上的天主教会负有责任的主体”，他必须“对这两个制度化的世界都保持着忠诚”。因此，正如此书副标题强调的那样，朱宗元生活在“相互冲突的世界”中。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并以此为起点展开讨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的一个事实是，朱宗元及其天主教同伴张能信等人，正好生活在明清鼎革的巨变时代，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几把“龙椅”，他们因此而不得不陷入这样两个“相互冲突的世界”之中：一个是拼死挣扎的晚明，另一个是迅速兴起的清朝。对于朱宗元及其天主教同伴来说，这两个世界的冲突不仅更加血腥残酷，而且根本无法逃避。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朱宗元和张能信等人的不同选择呢？朱宗元选择归顺清朝，是否和他的天主教信仰有关呢？《全球纠葛》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但也就朱宗元归顺清朝的深层原因提出了一些推测：“朱宗元也许会以当下最重要的是稳定与和平为由，为自己的决定辩解”；或者，“他可能与宁波社会上层的大部分人士一样，为了防止城市被毁灭而支持清朝”。不过，在笔者看来，朱宗元更可能是在明清鼎革的特殊背景下，基于个人现实利益而选择归顺清朝的。为了规劝别人皈依天主教，朱宗元在《拯世略说》中动情地写道：今生的“富贵利达”固然令人“艳心咋舌”，但都不过是“草上露，日出遂晞”；只有信奉天主教，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因为“肉躯之苦乐，为暂苦乐；性灵之苦乐，为永苦乐。生前之荣辱，为伪荣辱；死后之荣辱，为真荣辱。苟使神灵上陟，此躯虽刀锯鼎镬，未为无福；苟其神灵下墜，此身虽安富尊荣，不胜悲苦”。此时，宁波根本没有受到清军的威胁，所以，朱宗元可以让人们通过平静的玄想在现世的“富贵利达”与死后的永恒幸福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当清军踏上浙东土地后，面对着血淋淋的屠刀，选择归顺清朝，就意味着不仅可以保全性命，而且可以获得人间的“安富尊荣”。相反，如果反抗清军，则意味着要遭受真实的“刀锯鼎镬”之祸。也就是说，朱宗元选择归顺清朝，与他的天主教信仰可能并无什么关系，更可能只是为了求得个人及家庭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富尊荣”。当然，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以及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朱宗元也可能从天主教教义中寻找某种道义上的借口以及精神上的慰籍。
对于归顺清朝之后的朱宗元，《全球纠葛》这样写道：虽然朱宗元“与宁波的新旧精英纠缠不清，但因为没有担任重要官职，他得以更自由地以一种更加智慧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非天主教徒，如果真的要想“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恐怕连生命也难以保全。朱宗元在归顺清朝后所写的《天主圣教豁疑论》和《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通篇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这表明即使在朱宗元深感兴趣的宗教研究领域，也见不到一丝“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痕迹。1651年，朱宗元在为刽子手王尔禄歌功颂德的《海宪王公重修宁波府学碑记》中署上自己的名字，恐怕也不是他本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全球纠葛》从西方学术视角出发，对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徒进行了考察，并且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此书在介绍国内外学术动态时写道：“当前的历史研究更加关注明清变革时期中国基督教的不同环境和类型。”朱宗元及其天主教同伴，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绝佳实例。期待学者们在《全球纠葛》的基础上，对明清鼎革之际中国本土天主教徒的“不同环境和类型”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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