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小平｜近二十年来中国景教研究述评

“景教”是古代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在唐代中国的自称，[2]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与之同源，为研究方便起见，我国学界常将唐元二代的基督教统称为“景教”，[3]有时也约定俗成地以“景教”泛指整个亚洲地区的东方叙利亚基督教。[4]

一　近二十年景教研究之“预流”

1922年，抗父发表《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评述20世纪前20年中国学术成就，总结为各类新文献之发见催生了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大学问家。[5]1930年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从更广阔的视野，阐述新材料、新问题与学术“预流”的关系，指出“预流”的学问是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是放眼世界，不闭门造车，跻身世界学术的新潮流。[6]陈寅恪的观点为当时学界共识，也是现代学术之通义。总的看来，民国学术的确因为与国际汉学界的密切交流，又得新材料辅助，从而涌现出一批中西会通的一流学者，在景教领域就有陈垣、冯承均、岑仲勉、方豪、朱维之等人。但这一波预流在20世纪50年代戛然而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向世界开放，大陆学术界才重回追逐国际学术新潮流的轨道。马小鹤曾以三夷教为例，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夷教研究的国际化，但在景教一题下，他只介绍了林悟殊、荣新江、陈怀宇、吴其昱等在唐代景教汉文写经领域的成就，以及洛阳景教经幢相关研究成果。[7]受篇幅所限，氏文的评述范围较小，亦未把握国际景教研究的整体情况。

笔者赞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景教研究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新趋势，并认为这一阶段可称为我国景教研究的第二次“预流”，从译介国外景教研究经典与最新成果，到反思既往景教研究的问题与误解，再到以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景教前沿问题，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等。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地下新材料的意外面世，考古发掘的突破性进展，天时地利人和，表明当下的中国景教研究正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

本世纪初，杨晓春曾撰《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回顾1982年至2002年我国景教研究主要成就。[8]本着略人所详之原则，本文乃着眼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景教研究的成就、热点与亮点，讨论景教研究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与重要表现，评述研究的专题化与体系化，唐元景教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以及西域景教研究在语言学、历史学与考古学领域的新进展。受文章篇幅与本人学力视野所限，所述未敢奢求全面，挂一漏万，疏漏失察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　国际景教会议中的“中国景教”

2003年5月首届国际景教会议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召开，不仅为中外学者直接对话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本土景教研究受到国际更多关注，意义重大。

此前，中国的景教研究除个别汉学家关注，相关成果鲜有被国际学界利用。譬如，德国比较宗教学专家克里姆凯特（H-J.Klimkeit）教授的《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9]，在当时“称得上是西方学者关于古代基督教在中亚和东亚流传情况研究的最新成果”[10]。其上篇“中亚景教”充分利用中亚景教研究、吐鲁番基督教文献释读的最新成果。但在下篇论述唐元中国基督徒时，克氏仍主要依靠佐伯好郎、穆尔（A.C.Moule）、林仰山（F.S.Drake）半世纪前的论著，和榎一雄关于中国新近出土景教文物的英文论文，几乎没有参考一篇中文研究；资料缺失明显。以克氏的博学和他与中国学者密切的学术往来关系，[11]其对中国学者景教研究的利用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这或许也说明了，当时大陆与国际学术的接轨，只是一种单向的交流。

首届国际景教会议的发起人之一霍夫力（P.Hofrichter）教授直白道出举办会议的初衷是了解中国景教和中国学者的景教研究。在交代了他与中国古代基督教的种种机缘后，他说：

这便是2003年在萨尔兹堡举办会议的起点，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齐聚一堂，讨论同一个主题，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当然，尤其中国的学者受到邀请。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参会者（其中包括很知名的景教学者）因为非典的缘故未能赴会。[12]

是次会议有6位中国学者（耿世民、牛汝极、唐莉、谢必震、黄兰兰和侯昕）到会，未能赴会的林悟殊、葛承雍提交了论文。[13]

会议主题定为“Research on Nestorianism in China，Zhongguo Jingjiao Yanjiu中国景教研究”三年后论文结集出版，书名改为“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景教：中国和中亚的东方教会）。从“聂斯脱里派”到“景教”，也是首届萨尔兹堡会议中外学者对话交流的一大成果。[14]

从2003年到2013年，萨尔兹堡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与中亚的景教”国际会议，耿世民、葛承雍、牛汝极、陈怀宇、张乃翥等十余位中国学者与会，他们从各自领域将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如中国叙利亚语突厥语景教碑铭、洛阳新出土景教经幢、景教与佛道回教之关系等，带进国际景教研究的视野。中国学者也通过萨尔兹堡这个窗口，及时地了解到国外景教研究动态，尤其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亨特（E.C.D.Hunter）、茨默（P.Zieme）等学者关于吐鲁番景教文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学界不太关注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地教会史与神学问题。

在广泛的议题之下，萨尔兹堡会议仍保持主题的高度统一，即以中国与中亚为中心。[15]考虑到中亚景教又以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胡语基督教文献研究为重点，可以说，中国地区的景教研究所占份量最重。以第四次萨尔兹堡景教会议为例，其设有八个分组主题，三个分组主题紧扣中国景教；其余五个分组论文也都涉及中国景教。[16]每届会议都整理出版了论文集，切实地扩大了中国景教还有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

2015年6月，香港大学举办了我国本土首次国际景教会议，纪念景教传入中国1380周年暨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出版五十周年。荣新江、葛承雍、牛汝极、陈怀宇、张小贵与笔者受邀参会，围绕敦煌汉文景经真伪、景教与道教关系、洛阳景教经幢、新出土元代景教遗物、唐后景教走向及元代景教世家等问题，分别宣读论文。辛姆斯-威廉姆斯、亨特、高桥英海汇报了有关粟特语圣经文书、叙利亚语礼仪书和中国景教的叙利亚语传统等研究。其他与会学者如宁梵夫（M.Deeg）、帕里（K.Parry）、刘南强（S.N.C.Lieu）、汤普逊（G.L.Thompson）、温斯赫斯特（D.Wilmshurst）都是历届萨尔兹堡景教会议主要参与者，也就中国景教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主题锁定在唐元景教遗文遗物与宗教传播上，与当年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的研究主旨正好一致。会议期间还展出了聂克逊（F.A.Nixon）捐赠的鄂尔多斯青铜十字器，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展示铜十字文物最多的一次。[17]

2017年11月，中国大陆首次国际景教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7个国家的30余名学者与会。除了继续关注唐元景教传播史研究外，此次会议还特别提出要重视探讨和建构景教神学思想，“使景教研究成为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18]。2019年，福建福州举行了第二次中国景教（学）会议。[19]

笔者认为二十年来中国景教研究“预流”的一大表现，就是实现了与国际景教学界的双向接轨；在这个过程中，萨尔兹堡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组织各领域专家讨论共同议题，突出“中国与中亚”景教研究的重要性，出版系列英文论文集等，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景教研究。不仅中国景教研究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中国学者也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视野，更新了方法。

三　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一）洛阳景教经幢面世及研究热潮

2006年5月洛阳唐代故城东郊唐代景教经幢的横空出世，是继西安景教碑、敦煌藏经洞景经之后，唐代景教最重大的一次发现，掀起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景教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洛阳石刻为八面体经幢，与佛教经幢一样，也应有幢顶、幢身和幢座三个部分。现存石刻幢顶稍残，幢身下半截残断，上刻“祝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以下简称《宣经》）与《幢记》，顶部刻绘两件十字莲花，两侧是飞翔天神。蔡鸿生先生指出，一方佛教经幢上勒刻景教经典，既是胡汉交流，又是佛景交汇，“它对景教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20]

2006年10月，张乃翥首先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布石刻信息，[21]引起学界关注。随着石刻信息与碑文内容的刊布，考古、文物、历史、宗教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此碑开展系列研究，短短三年内（2007～2009年）就发表论文十数篇，编著论文集一部，展现了中国学者在汉文景教文献释读、唐代景教传播史领域的高水平。

2007年2月《西域研究》率先发表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披露洛阳景教经幢的外观、形制、内容、图像等具体信息，并刊布首个经幢版《宣经》与《幢记》录文。[22]6月，赵晓军、褚卫红发表《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在张本校勘文的基础上，合校《宣经》与敦煌本《宣元本经》，并据《幢记》录文，分析立幢原因、经过与相关人事。[23]几乎同时（6月15日），罗炤发表《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刊布更为清晰的石刻拓本与幢体照片，披露了经幢诸多信息，同时将碑文与敦煌本《宣元本经》合校，重新著录刻经文字；他还注意到洛阳大秦寺主“法和玄应”、大秦寺僧“威仪大德玄庆”“九阶大德志通”的名号形式，指出洛阳景僧效仿佛教，使用体现世系传统的法号。[24]在其后的《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深讨洛阳安氏家族的景教信仰问题，为唐代景教世家[25]又添例证。[26]此外，《中国文化报》还发表冯其庸《〈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文章被各大报刊转载，大大提高了洛阳景教经幢的社会知名度。氏文指出，经幢版《宣经》可与敦煌本合校，而与“小岛文书”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不合，证实了林悟殊与荣新江早年对“小岛文书”的研究结论正确。[27]

2008年，林悟殊与笔者合作研究洛阳经幢《宣经》与《幢记》的相关问题。《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根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宣元本经》合校，制作经幢版《宣经》校勘本，两者的差异表明唐代曾流行多个版本的《宣经》，敦煌版应早于经幢版。《〈幢记〉若干问题考释》根据葛承雍先生惠赐高清拓本照片重新制作《幢记》释文，考察撰者、立幢人及中外亲族的华化胡裔身份，分析洛阳景教团佛教化的特点。[28]2009年，林悟殊进一步考察景教三位一体表述与景僧名字的华化问题，发表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之四。[29]

葛承雍是最早关注洛阳经幢的专家，并积极策划了论文集的出版。2009年至2016年，他就洛阳经幢发表3篇论文，从文物历史、图像艺术与信仰伦理予以探讨。其中《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一文从时代背景、地域空间、中外人名、民族信徒、家族信仰等五个方面比较研究长安教区与洛阳教区的异同。2009年，葛氏主编的《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出版，收录前述已刊论作8篇，并收入唐莉的1篇英译释文[30]和洛阳市第二文物考察队1篇披露石刻出土地点的调查报告。[31]《景教遗珍》以繁体印刷，刊布石经、幢记与十字莲花组图高清照片12幅，为学界使用经幢资料提供了方便。此书及时在第三届萨尔兹堡景教会议上亮相，向国际展示了中国景教出土新材料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新进展。

长期关注中国景教研究的马明哲（M.Nicolini-Zani）较早掌握洛阳景教经幢的相关信息。第三届萨尔兹堡会议上，他提交论文讨论经幢“幢记”所载大秦寺僧与“中外亲族”的身份。[32]后又发表长文，详述洛阳景教经幢的出土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并据《景教遗珍》刊布的高清拓片，制作《宣经》与《幢记》校勘录文，英译注释。[33]

总之，洛阳景教经幢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它揭示了建中二年（781）之后约半个世纪洛阳地区的景教活动，碑刻铭文显示洛阳教区比景净时代的长安教区更加华化，其主要特征为佛化，它同时证实了林悟殊、荣新江30年前对“小岛文书”的辨伪研究是成功的，“为景教研究者彻底摒除‘小岛文书’等伪写本的干扰，提供了坚实的证据。”[34]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此幢证明羽田亨对小岛文书的研究“不应被考虑了”[35]。

此外，经幢上部勒刻图像较西安碑图像更丰富，引发了学者从艺术史的新角度开展相关研究（详见后文）。

（二）日藏敦煌景经公刊与景经讨论

敦煌学的世纪悬案，即有关早年李盛铎售诸异国那批敦煌写卷之归宿，终于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该等宝物本属华夏文化遗产，历尽劫波，终得证正果，为全人类所共享。[36]

就《敦煌秘笈》所刊布高清彩照的来源、价值与研究现状，台北郑阿财教授有专文介绍，[37]氏文指出是次公刊促进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又一波热潮。当然，其中最令景教学界瞩目的是景经抄本，计有4件：《志玄安乐经》（羽013，以下简称《志经》）和《宣元本经》（羽431，以下简称《宣经》），盖属敦煌出洞之珍；另两件即 “高楠文书”《序听迷诗所经》（羽459，以下简称《序经》）和“富岡文书”《一神论》（羽460），[38]其真伪学界尚有争议。

早在2001年，林悟殊就考察了《志经》羽田氏录文与佐伯氏录文的差异，指出佐伯氏录文较羽田氏录文多出64字，是佐伯氏以羽田亨录文为底本，主观臆测添加所致。他认为佐伯氏并未见过《志经》原件，但以他在景教领域的权威地位，使这个与原卷出入较大的录文长期受到追捧。[39]《志经》录文这桩公案，随着《志经》全经照片的公刊而真相大白，事实证明林氏的判断无误。

《志经》彩照公刊后，林悟殊第一时间撰文考其流传、作者、专名及真经属性。[40]《志经》《宣经》是著名的李盛铎藏经，1935年由羽田亨经手收购流入日本，来历清楚，可断为藏经洞真品。爬梳《志经》入藏日本的来龙去脉，作者找到了困惑他多时的羽田氏录文有“鲁鱼之误”却始终不改的答案。他认为羽田亨初刊录文是因为访问李氏时抄经太过匆忙，尔后未再重新校对，表明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收购李氏藏经。事实上，诚如《敦煌秘笈》编者所指出，羽田亨对他的《志经》研究非常满意。[41]此外，王兰平据杏雨书屋公刊彩版影印件，也对《志经》重新辑录并考释。[42]

同时公刊的《序经》和《一神论》，不在最初432部李氏藏经之列，而是后来收购自高楠顺次郎与富岡谦藏。[43]2000～2005年，林悟殊相继发表《富岡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高楠氏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真伪存疑》和《景教富岡高楠文书辨伪补说》三篇论文，质疑二经为赝品，一石激起千层浪。二经真伪遂成为20年来唐代景教文献研究的一个焦点，迄今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林氏依据文书来历不明、文书外观与内容反差太大等，推测二经是近代古董商依古本所伪造。其观点得到一些学者支持，如陈怀宇在其敦煌景教研究中，就将《序经》与《一神论》排除在外。[44]2014年荣新江发表《敦煌景教文献写本的真与伪》一文，赞同林氏观点，并进一步从唐代严格的译经制度和抄经伦理层面，推论两种文书为伪。[45]然而反对声音也很多，如曾阳晴、项秉光、吴昶兴、王兰平、张雪松等。[46]2016年，王兰平发表《日本杏雨书屋藏富岡文书高楠文书真伪再研究》，回应林悟殊的质疑研究。他梳理了围绕二经真伪展开的相关讨论，就《序经》《一神论》的字形书写问题，对林氏的一个立论提出商榷。[47]聂志军则就《序经》中耶稣名号称“移鼠”提出别解，认为“移鼠”非贬义，可能喻指黑夜白昼；聊备一说。[48]但当前的质疑并未动摇林、荣二氏辨伪研究最根本的立论基础——文书来历、外观内容之反差、抄经伦理。文书来历关涉史料来源，是确定其真实性的基础，不能简单的当成宗教文献的“外证”，[49]经卷的外观与内容之反差，涉及抄经人内在信仰（抄经伦理）与宗教制度（译经制度）等核心问题，尤需正视探讨。笔者赞同林、荣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当前不应把两份文书断定为藏经洞景教真经，使用应谨慎为尚。

敦煌景教汉语写经研究的其他进展，主要为教义思想探讨、景经与佛道经典关系探源等方面。汪娟以《三威蒙度赞》《尊经》和《宣经》为基础，探讨景教主动吸收佛教仪文与语体并加以转化的情况，指出《三威蒙度赞》效仿佛教礼赞偈，《尊经》效仿《佛名经》，《宣经》效仿佛教说法仪，“祝语”三位一体效仿诵经仪，修正了吴其昱、林悟殊的某些观点。[50]陈怀宇通过比较《三威蒙度赞》《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二经表述、句式多有相似，推测两经在翻译上存在联系；[51]他还将《志经》与道教《本际经》比对，探讨《志经》的护国思想，管窥唐代政教关系。[52]朱东华《应：从佛教到景教的可译性个案研究》，就《尊经》中使用佛教术语“应身”一词，讨论景教借用佛教概念的具体例证。[53]

四　研究体系化：以专著为中心

论文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专著则是对一个专题领域的系统思考；只有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了长期的积淀，才可能形成系统的专著。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1950至1980年间，中国景教研究仅有朱谦之未出版的一部《中国景教》遗稿（公开出版为1993年）。另有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保存了大量泉州古基督教石刻一手资料，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但不能算作景教研究的专著。据杨晓春统计，1982～2002年大陆景教研究专著仅有朱谦之、江文汉、翁绍军3种，另有译著1种（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54]

迈入21世纪，在前20年对景教具体问题的研究积累上（论文百余篇），随着景教研究的日益国际化，涌现出一批景教研究专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陆著作至少有18种，港台著作约有4种，[55]与1950～1980年的情况恰成对比。[56]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此书是作者90年代以来有关唐代景教研究的论文结集，从“传播篇”到“经文篇”，全面审视前人研究的各种问题、盲区与误区。马明哲认为此书是唐代景教历史文献学领域的一个转折，王媛媛指出氏著为今后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57]氏著出版以后，林悟殊继续求索唐代景教的疑难问题，尤其在洛阳景教经幢面世之后，不断思考唐代景教的华化走向，发表了十数篇论作。相关论文曾先后收入《中古三夷教辩证》（中华书局，2005年）、《中古夷教华化丛考》（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与《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021年最终增订到《唐代景教再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构成增订本的《续篇》。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是关于中国境内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整理最全的一部专著，是作者二十年元代景教研究尤其景教叙利亚文碑铭研究的成果结集。徐文堪的评论颇为公允，他说：“《十字莲花》将国内遗存的、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元代景教叙利亚文碑铭转写、翻译，使之成为便于突厥语学界和一般历史学研究都可以参考使用的基本资料的结集，填补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关基础研究的空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筚路蓝缕，步履维艰，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58]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的《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历经数十年曲折出版，增订本不仅是泉州景教碑刻最重要的资料集，也是一部研究泉州宗教文化的专著。增订本的体例、研究门类与图版说明与“原书已有很大不同”[59]，尤其增加了较原书多三倍的石刻材料。增订本对所有石刻重新编号，古基督教石刻以字母B表示。2012年刘南强等人编著的《泉州（刺桐）基督教与摩尼教遗存》，选取部分泉州基督教石刻为研究对象，使用国际惯例对泉州石刻重新编号命名，窃以为其编号方法对中国景教石刻文献的编目与数字化，有一定借鉴意义。[60]

此外，长期关注唐代景教的葛承雍与陈怀宇，其多年研究成果也都结集成书。陈怀宇《景风梵声：中古宗教之诸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收录其研究高昌回鹘景教、敦煌景教文献辨伪、佛景关系等5篇专题论文；他同时撰写了《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与姚崇新、王媛媛合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的“下篇：敦煌景教”。葛承雍教授的新著《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宗教卷）》（三联书店，2020年），收录了作者1996年到2017年发表的16篇古代外来宗教研究，其中景教的分量最重，占有一半篇幅。葛氏的景教研究主题广泛，涉及粟特景教家族、景教图像与音乐、女性信徒与母爱主题等，既关照西亚景教原生态，又重视入华景教的本土化，多能发前人所未发。[61]

总的看来，唐代景教是中国景教研究重心，盖因唐代景教文献资料乃以汉语为主，中国学者利用自身研究优势，取得了更突出的成就。国际景教学界也是如此，由于唐代景教主体文献的特点，决定了能对唐代景教发表创见的西方学者主要为汉学家，其中较突出的学者为马明哲和宁梵夫。马明哲新著《景风东扇》[62]新近出版，上篇是景教从波斯到中国的东渐史（635～845年），下篇是对汉文景教文献的新译与注释。宁梵夫的专长为佛教，对景教也颇多心得，他就景教借用佛道教概念、唐代景教思想等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63]

不谙中文的西方学者，则更关注唐后中国新疆、中亚及其他地区的景教史，尤其在西域胡语文书研究、东方教会史领域长期占据优势，成果丰硕（详见后文）。此外还有少数蒙元景教历史考古的专著，如哈博尔茨玛（T.Halbertsma）《内蒙古早期基督教遗存》，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从文献记载、考古调查与人类学田野等角度探讨了元代汪古景教的遗存与保护现状。[64]另有唐莉第二部英文著作《蒙元时代中国的东方叙利亚基督教》，使用大量中西文资料与研究成果，对蒙元景教历史提出了一些新见解；[65]唐莉的博士论文是对唐代景教汉文文献的英译与注释，已于2006年整理出版。[66]

笔者认为，今后十数年，中国景教研究专著仍然可期，原因如下。

首先，近十年来景教研究由冷转热，相关立项资助呈增长之势。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2000至2010年只有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获得立项；2010至2021年，就增加为6人7次立项，立项重点为汉文景教文献的整理、翻译与义理研究。[67]其中值得关注的有林丽娟“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这是中国景教研究国际化的重要进展，尤其是回望世纪之交段晴释读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赞美诗的相关研究工作后，更彰显景教研究薪火相传的学术意义。

其次，近二十年关于景教的硕博士论文选题增多，显示该领域有充足的后备研究力量，假以十数年或更长的时间，自可酝酿出相关研究专著。举例说明。聂志军《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 》以训诂学研究唐代汉语景教文献，乃以博士论文（中山大学，2009年）修订而成；[68]《唐代景教文献研究》（2016）继续从语言学角度识认考证景教文献中的疑难俗字，书中主要章节都曾以国家社科项目成果发表，既有对既往关注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也有对新出杏雨书屋公刊景经的新思考。又如拙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探讨元代也里可温群体及其历史特点，也是在博士论文（中山大学，2007年）基础上修订完成。还有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2016），此书以其博士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为主体，同时增入作者此后十年的研究心得，尤其是他国家社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69]

五　新方法与新视野

（一）艺术史

中国景教遗书遗物蕴含丰富的艺术价值。西安碑额绘刻的十字莲花图案，已成为中国景教的标志性符号。吐鲁番出土的景教壁画与胡语遗书，揭示了当地基督徒庆祝宗教节日（棕枝节日）的情景以及他们在礼拜仪式中吟咏赞美诗的线索。斯坦因所获敦煌景教绢画，写实形貌，极具佛画韵味。此外，福建泉州、江苏扬州、内蒙古和新疆等地也出土了各类材质的十字架图案，它们多刻于墓石，并有莲花底座图案。另有一些遗物如鄂尔多斯青铜十字架，其景教属性及用途尚未达成共识，[70]暂且不论。西方学界很早就对丝绸之路上的景教艺术开展研究，我国的景教艺术史则是新世纪以后跨学科研究的新气象；尤其洛阳景教经幢出土后，更成为景教研究的一个热点。

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2005年）是研究中国基督教艺术本土化的首部中文专著，其第一章概述了唐元景教遗存的碑刻、图像与建筑特点。李静蓉《元代泉州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除了艺术史研究的图像分析法，还十分重视群体分析与比较研究，论文考察了泉州基督教徒的族群构成，联系泉州地区复杂的宗教文化背景，进而揭示出泉州景教本土与外来、基督教与非基督教元素艺术融合的多样化。

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的出土推动了景教图像艺术的相关讨论。葛承雍从经幢形制、西方天使造型发展及飞天在华演变三方面，探讨飞翔人物的宗教属性，他认为“景教传教士不会轻易放弃神学立场改变中心形象与外在文化符号”，飞翔人像应为基督教“天使”，而非佛教“飞天”。[71]笔者与张展进一步探讨经幢十字莲花与飞翔人物组图的艺术来源及宗教属性，通过比较吐鲁番、敦煌、西安与洛阳景教艺术风格，考察拜占庭早期天使艺术、西域和中原佛教飞天形象的差别，指出景教在东渐过程中不断受到本土文化影响，洛阳景教借用飞天形象表现基督教天使，乃佛化的又一表现。[72]

姚崇新《十字莲花：唐元景教艺术中的佛教因素》，重新梳理以十字莲花为中心的中国景教艺术，讨论其受到本土佛教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他认为景教艺术的本土化是历史主流趋势，“受佛教艺术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且，受唐代佛教艺术影响而形成的景教艺术的新范式间接被蒙元景教所继承。”[73]其后，他又发表《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分析景教珍珠十字架的形成、传播及宗教象征意义，将中国景教十字架艺术放到世界史视野中考察。[74]魏坚、郑玉《阴山汪古景教图像的初步研究》系统考察汪古景教石刻图像及墓葬特点，其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姚崇新的观点，如汪古部出土的景教墓幢更可能是石经幢，为 “唐代景教墓幢在蒙元时期北方草原的延续”[75]。

除了图像，宗教信仰的艺术媒介还有音乐。与图像这类视觉语言不同，古代的宗教音乐并没有保存相关声音资料，研究很有难度。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曾讨论过音乐在景教礼拜仪式中的重要性，并初步列出了仪式上的唱诗内容。[76]尔后，葛承雍发表《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探讨唐元景教歌咏音乐的传播特点。他比对了三夷教的颂赞音乐，指出三者都很重视音乐这一传教手段，景教始终维系着颂赞歌咏的传统。[77]葛氏还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相关成果，推敲吐鲁番景教礼拜仪式中的吟诵特点，指出信徒在仪式中轮番使用不同语言来体验诵读的感染力，提升信仰的神圣观念。[78]

（二）唐后景教走向

2001年林悟殊据《尊经》“按语”推知唐后敦煌有大秦寺，还有僧人从事抄经活动，遂提出景教“何以一受取缔，便消沉乃尔？其历史真相如何，学界的研究殆为空白”[79]。近20年唐后景教的“历史真相”虽不能说已得到彻底解决，但仍有不少突破。

唐后景教走向研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会昌法难后景教在中国本土的走向，是销声匿迹，还是继有遗绪？二、唐朝灭亡后景教在西域地区的流行，尤其是它与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关系，与中原和西亚教会的关系。

2010年，王媛媛发表《唐后景教灭绝说质疑》，首次挑战这一难题。她比较了会昌时期朝廷对各宗教之政策，认为景教并非取缔主要对象，僧侣阶层虽受打击，但平信徒力量有所保存；她又从佛教“改易形服”的内涵入手，指出灭佛只是从形貌上打击了佛教，而不能从心理上根绝教徒的内心信仰，景教也应如此。通过梳理文献蛛丝马迹，她推测唐后景教有两个走向：一是潜入与中央抗衡的河北道诸州发展，更加佛化。二是像摩尼教一样潜入江南地区的佛教和民间信仰；邓之诚、冯家昇提示的江南“白衣观音”信仰，日本栖云禅寺藏“摩尼教”绢画四臂等长金色十字架，暗示了宋代东南地区活跃着一个佛化的景教团体。[80]2015年张小贵继续就房山石经所载“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展开讨论。他认为学界断为佛寺的庆寿寺不一定就位于房山，也可能是江南杭州某座佛化景寺；鉴于元代“也里可温”并非唐代景教遗绪，[81]则这里的“大明国景教僧”或为唐代遗绪。他例举霞浦文书“活命世尊夷数活佛” “夷数佛”种种神迹，论证此“夷数”属基督教信仰，与摩尼教的明使耶稣无关。林悟殊进一步考察了霞浦文书《吉思呪》的内容与用语，认为此呪吸收了唐代景教内容，唐后景教或融入了东南地区的民间信仰。[82]此论与王媛媛早先的观点不谋而合。

（三）唐元景教中间环节

2013年，笔者通过比较唐代景教信徒与元代也里可温群体的差异，抓住语言突厥语化这一历史转变，提出回鹘景教为唐元景教中间环节这一观点，并举出辽金元相关史事加以论说。[83]西域回鹘之景教，学界多从吐鲁番出土文献入手，王媛媛另辟蹊径，从汉文史册有关记载，考证宋代入贡的西州贡使“阿里烟”，可能是来自粟特或西亚的一位景僧，其在文献中称“波斯外道”，或源于唐代佛书《历代法宝记》对两种外道“末曼尼”“弥师诃”的记载，[84]此观念在宋代继续流传。[85]白玉冬利用胡语文书记载，考察10～11世纪西州回鹘辖下的粟特系回鹘商人（亦包括景教徒）行迹，推知景教传入汪古与这些向东发展的商业活动密切相关。[86]付马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唐元之间由景教团体这类非政府组织所维持的丝路交通网络，如何在碎片化的中亚地区冲破政权壁垒，使信息、物质得以在我国西北、中亚西部、北亚乃至西亚之间保持顺畅的交流。[87]可以看出，近年来学者越加关注唐后西域景教的传播，特别是回鹘景教向周边地区尤其往东发展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景教研究史上，汪古部始终是一个热点，伯希和、张星烺、陈垣、黄文弼、佐伯好郎、江上波夫、拉铁摩尔、马定、盖山林、周清澍、周良宵、邱树森、牛汝极、魏坚、马颂仁（P.Marsone）、保利洛（M.Paolillo）、哈博尔茨玛、博尔博尼（P.G.Borbone）、松井太、艾婺德（C.Atwood）、马建春、唐莉、白玉冬、马晓林、陈广恩等，也包括笔者，都曾讨论过汪古部景教，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而近几年来的研究愈加重视汉文文献与胡语文书的互证，研究视野也放宽到广阔的欧亚内陆腹地。

六　西域景教研究新进展

从景教东传的历史看，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理论上都应有景教踪迹，但现存遗文遗物将丝路景教的中心指向了丝路北道的吐鲁番。1902～1914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前往新疆考察，所获颇丰。[88]第一支探险队由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带领，考察挖掘了高昌、胜金口、木头沟等地，收获各种胡语文书、壁画、雕像计40余箱。[89]1904～1905年勒柯克（A.von Le Coq）领导的第二支探险队在高昌和葡萄沟发现了两处景教遗址，收获壁画与大批基督教胡语文书。[90]1905～1907年第三次探险队由二人共同领导，足迹遍及整个塔里木盆地北缘。[91]1913～1914年，勒柯克再进新疆，考察库车、图木舒克等地。[92]四次考察所获收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二战后随着东西德的分裂和统一，几经辗转，现收藏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柏林国家图书馆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地。[93]吐鲁番文献大部分为摩尼教和佛教文献，少部分为基督教文献。基督教文献主要是二、三次探险活动所得，盖有1100件文书，其中，约450件叙利亚语文书，550件为叙利亚文粟特语文书，50件粟特语文书，另有50件用叙利亚文或回鹘文书写的回鹘语文书，1件中古波斯语（钵罗婆语）诗篇，3件叙利亚文书写的新波斯语文书。[94]叙利亚语是东叙利亚基督教会的官方语言，吐鲁番的基督徒仍坚持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它，这是景教从美索不达米亚向亚洲腹地传播的伟大成就。如学者指出，吐鲁番残卷是东叙利亚基督教礼仪文献的最早见证。[95]

（一）文书编目及相关研究

陈怀宇曾详细梳理过20世纪吐鲁番景教文献的出土、类别与重要研究。[96]21世纪以后吐鲁番文献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最引人瞩目的当属2008年启动的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吐鲁番基督教藏书”（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项目，对吐鲁番出土的全部基督教文献进行编目。亨特和狄更斯（M.Dickens）负责叙利亚语文书，茨默负责数量较少的回鹘突厥语文书；辛姆斯-威廉姆斯负责叙利亚文粟特语与新波斯语文书，他同时编写一部粟特语—叙利亚语的英文词典。[97]钵罗婆语《诗篇》和粟特语残片的编目由赖珂（C.Reck）负责，不在该项目之列。[98]

吐鲁番伊朗语基督教文献几乎都是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文书，只有2件新波斯语文书，包括《圣经》文献（《福音》经文、《诗篇》等）和非《圣经》文书（礼仪书、祈祷文、圣人传记等）。从上世纪初萨豪（E.Sachau）、缪勒（F.W.K.Müller）的开创性研究开始，到汉森（O.Hansen）首次尝试对其分类，再到1983年宗德曼（W.Sundermann）与辛姆斯-威廉姆斯着手编目工作，有关吐鲁番伊朗语基督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直到2012年，才由辛姆斯-威廉姆斯最终完成，题为《柏林藏书中用叙利亚文书写的伊朗语写本》。[99]它是吐鲁番文献伊朗语基督教文献第一部完整编目，价值非凡。新编目使用了一个全新的连贯的分类系统，目录以大写字母E表示，代表“东方教会”，E1-E7为《圣经》文献，E8-E22为礼仪书、赞美诗和祈祷文，E23-E36为圣人传记、布道书和一般基督教文献，其他世俗文献及未确定文书为E37-E57。新编号指向文书的收藏地点，n（景教体）、So（粟特文）、M（摩尼教）、U（回鹘文）残卷藏于勃兰登堡科学院，SyrHT（叙利亚语文书）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MIK藏于柏林亚洲艺术馆。所有文书都列出详细信息及书写内容，必要时给出注释。[100]2014年，辛姆斯-威廉姆斯又出版专著《吐鲁番收藏中的〈圣经〉及其他粟特语基督教文献》，收录其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的七项成果，涉及粟特语《诗篇》、《福音》经文、《阿奇卡的智慧》等，为研究者进一步讨论这些粟特语文献提供了最可靠的文献研究基础。[101]2016年，辛姆斯-威廉姆斯完成其粟特语—叙利亚语—英语三语词典的编撰，词典以粟特语《圣经》文献为基础，以俾研究者进一步阅读相关胡语文书。[102]随着越来越多的粟特语基督教文献被整理，在教会史、抄本学等相关领域也发表了不少新成果，较突出的有芭芭缇（C.Barbarti）对粟特语《福音》经文选、《圣经·诗篇》的相关论著。[103]

亨特和狄更斯负责叙利亚语文书编目，其《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出版于2014年。编目整理了481份柏林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包括《圣经》《诗篇》《新约》、祈祷书、圣徒传记和一些日历和药方残卷。[104]导言详细介绍了这批叙利亚语手稿的出土、收藏史和研究史；编目部分详尽整理了每份文书的物理形态与具体内容，包括行数、行间距、行长、页边距、状态、划线、文本、标点系统甚至墨水颜色等等信息；最后是长达几十页的文献附录。从目前整理的情况看，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大部分只有一页甚至残片，对开页都不多见，只有一件手稿MIK III 45较完整，有61个对开页。[105]2017年，亨特与柯克利（J.F.Coakley）合作研究了这一件抄本，讨论东叙利亚基督教每日祈祷书与圣餐周期仪式。[106]亨特还进一步考察东叙利亚基督教Ḥudhrā文献、吐鲁番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文化联系。[107]

整理者之一狄更斯早先关注中亚出土的东叙利亚语基督教碑铭，加入吐鲁番文书编目项目后，则专注于研究东方教会礼仪及宗教文书书写。《吐鲁番文献〈诗篇〉的重要性》讨论了叙利亚语《诗篇》的内容、特点及其重要价值。《吐鲁番出土的多语言手抄本》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基督教双语文书，包括叙利亚文书写的叙利亚语—粟特语文书、粟特文书写的叙利亚语—粟特语文书、叙利亚文书写的叙利亚语—新波斯语文书、写有粟特指示语的叙利亚语文书、页边注有回鹘语、粟特语的叙利亚语文书、回鹘语—叙利亚语双语文书、写有叙利亚语的回鹘语文书等等，揭示了吐鲁番景教社区民族语言的复杂性。《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则全面介绍了吐鲁番基督教文献的类别、内容、书写、发音乃至拼写错误等特点。[108]

除柏林吐鲁番藏品之基督教文献外，俄日也藏有少量叙利亚语文书。[109]近几年武藤慎一、高桥英海发表系列论文，很受关注。[110]

吐鲁番基督教文献中数量最少的是回鹘语文书，主要包括了用回鹘字母书写的占卜书、预言书和少量圣徒传记等，还有一些叙利亚语—回鹘语双语祈祷书。杨富学《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曾介绍20世纪相关研究，可资参考。[111]此处补充近年进展。2015年，茨默负责的回鹘语基督教文献编目《中亚出土的东方教会回鹘语文书》出版，除整理了19件吐鲁番的回鹘语文书（编号A—S）外，还收入4件黑水城回鹘语文书（编号U—W），它们按字母顺序排列，以呈现时代先后回鹘语书写的细微差别。[112]

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在西域语言与宗教研究方面长期居于领先，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钻研积累，步入新世纪以后继续书写辉煌。近十年来柏林吐鲁番基督教文献编目的出版，便是这一学术传统结出的硕果，它们极大地推动了古代东叙利亚基督教礼拜仪式、丝绸之路宗教交流史、东方语言学、中世纪抄本学等课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利用相关成果，在唐后西域景教流传及走向等前沿问题上，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二）考古新进展

20世纪中国景教考古是以文物与文书为中心的，以遗址为中心的考古是本世纪才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此处特指新疆葡萄沟西旁景寺与新疆奇台县唐朝墩景寺的考古挖掘。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和任冠、魏坚《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两篇报告，[113]第一时间公布了初期的挖掘工作与重要收获，备受瞩目。

1.西旁景寺

西旁景寺遗址即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所发现的葡萄沟“大修道院遗址”，2004年李肖、张勇、王丁等初步比定其位置，2014年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命名为 “葡萄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18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申报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对遗址的岗顶建筑和岗坡建筑展开挖掘。2021年基本完成遗址岗顶建筑约475平方米的遗迹清理和文物整理。

刘文锁等专家确认该遗址曾长期作为景教寺院使用，初步探明寺院的布局、主体年代与改建情况，并报告了胡语文书残片、壁画残片、残损十字架及其他遗物的出土简况。目前揭露的景寺建筑为东西走向，遗留13座房屋（F1-F13）、两条通道（TD1、TD2）、两个平台（PT1、PT2）；其历经多次改建，晚至清代，相互的地层关系需进一步科学分析比定。

已知的柏林吐鲁番基督教胡语文献大部分出自葡萄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后，如今不仅全貌得见天日，还能出土数量可观的遗物，实在幸甚。出土遗物中最受关注的文书类遗物初步统计有497件，主要为叙利亚语和回鹘语文书，也有少量汉文残页。柏林亚洲艺术馆藏的景教壁画MIK III 6911出自高昌，这次在葡萄沟遗址PT1也出土了不少壁画材料，由于多为碎片，其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待进一步揭示。此外，中国境内现存景教十字架多为石刻，西旁景寺F10出土的木十字架残件，很是罕见。

2.唐朝墩景寺

唐朝墩古城遗址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的唐庭州蒲类县，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14世纪废弃。景寺遗址位于古城北部，2021年发掘清理了768平方米寺院建筑群主体。据碳十四检测，判断建筑群结构最早为8世纪上半叶，主体建筑为10世纪的高昌回鹘时期，11～12世纪多次修缮，13世纪前后遭到破坏。唐朝墩景寺遗址出土文物主要为彩绘壁画（469块），少数贴有金箔石珠，中有发现十字架图案（F9-10：1）；墙面题有墨书回鹘文，其中一处初步辨读为“也里可温大人”。十字架和回鹘文“也里可温”题字是判断其为景教寺院的重要依据。目前尚未公布文书残片的出土情况。

比照美索不达米亚的景教修道院建筑结构，任冠、魏坚对唐朝墩景寺遗址做出基本的功能区分，认为这是一座以中殿为中心的教堂建筑群，包括了讲台（北组中殿内高台）、中心圣堂（北组中室）、厨房、圣器存放室、祈祷室、殉道厅等空间。主体建筑的东侧为生活区，2022年的考古工作清理出包括居住、储藏和生产等功能的多间房屋，以及丰富的生活、生产和宗教遗物，揭示该景寺“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114]

3.学术史意义

作为汤因比笔下一种“流产的文明”，景教在我国的中原、内蒙古、东南沿海等地几乎未留下一座完整的教堂遗存。例如曾被认为是唐代景寺遗址的盩厔大秦寺，林悟殊教授已证明其是一座佛寺。[115]内蒙古阴山汪古故地，上世纪20年代以来发现了王城遗址，出土过丰富的墓葬遗存，但也没有存留景教教堂遗址。[116]只有上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现的高昌、葡萄沟建筑遗址，其作为景教寺院（教堂与修道院）的证据确凿；遗憾的是，它们在发现之时就遭到严重破坏，其后又经历多次盗掘和自然人为破坏，长期不为人辨识。

202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从葡萄沟重新挖掘清理出西旁景寺遗址，使一世纪前出土大量胡语文书的景教遗址重见天日，意义深远。奇台县唐朝墩景寺的考古发掘则将学界研究丝路景教的视野，从吐鲁番投向此前关注不多的天山北麓。既往的研究已十分注意吐鲁番与河西走廊的联系，唐朝墩景寺遗址则提示了回鹘景教向天山以北地区的辐射。可以说，两处遗址的同时面世，堪为中国景教遗址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不仅可与中亚景教遗址开展比较考古研究，[117]更为国内外学者共同探求西域景教的传播提示了新的思考方向。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张小贵、王媛媛两位学长的诸多建议和帮助，张展、曾裕菁、陈思齐诸君鼎力协助，为我提供西文日文资料，特此致谢！）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元时代景教的东渐及其华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2BZS032）阶段性成果。

[2]参见张小贵：《从波斯经教到景教——唐代基督教华名辨析》，收入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4～176页。

[3]如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5年；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年。

[4]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指以叙利亚语为官方语言，以美索不达米亚为教会中心，在亚洲主要区域传播的基督教会，研究近东的学者习称“东方使徒教会”（Apostolic Church of the East）或“东方叙利亚教会”（East Syriac Church）。据基督教传统，圣马太和圣托马斯向东方传福音，圣彼得和圣保罗向西方传福音。西传欧洲的基督教使用希腊语书写圣经；东传基督教以安提阿和埃德萨为中心，使用叙利亚语，称东叙利亚教会，与西叙利亚教会讲叙利亚语的雅各派（Jacobite，一性论派）和讲希腊语的迈尔凯特派（Melkite，叙利亚正教）相区别。参见W.Baum & D.W.Winkler，The Church of the East，A Concise History，London：IB Tauris ，2006，pp.1-5；吴昶兴：《大秦景教研究述评——历史、语言、文本综论（上）》，《基督教文化学刊》第33辑，2015年，第228～257页。

[5]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第33～38页。

[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7]马小鹤：《中国学术国际化一瞥——以“三夷教”研究为例》，《暨南史学》第9辑，2014年，第451～469页；《中国学术国际化中的三夷教研究》，《天禄论丛》第5卷，2015年，第1～21页。

[8]杨晓春：《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6期，第11～20页。

[9] 〔德〕克里姆凯特著；林悟殊翻译增订：《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年；氏稿收入Ian Gillman & H-J Klimkeit，Christians in Asia before 1500，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10]陈怀宇：《评〈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中国景教〉》，《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5～480页，引文见第475页。

[11]参张广达：《悼念克里姆凯特教授　附陈怀宇教授订补克氏著作目录》，《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第287～315页。

[12] P.Hofrichter，“preface”，in R.Malek & P.Hofrichter (eds.)，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Sankt Augustin，2006，p.12.

[13]此据马莱凯编者语（R.Malek，“Editorial introduction”，in 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p.15.）与葛承雍教授、黄兰兰博士惠示信息。参见耿世民：《中国和中亚景教研究国际会议在奥地利举行》，《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第14页；牛汝极：《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2页。

[14] R.Malek，“Editorial introduction”，in 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pp.15-16.

[15] 2003年会议论文集：R.Malek & P.Hofrichter，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2006；2006年会议论文集：D.W.Winkler & Li Tang (eds.)，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LIT Verlag，2009；2009年会议论文集： Winkler & Tang (eds.)，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Lit Verlag，2013；2013年会议论文集：Tang & Winkler (eds.)，Winds of Jingjiao：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Lit Verlag，2016.

[16]殷小平：《第四届萨尔兹堡景教会议综述》，《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第146～149页。

[17] 1961年聂克逊向香港大学捐赠其景教青铜十字器藏品，港大专门举办主题展览，林仰山做主题演讲“景教十字架与中国的景教徒”，罗香林撰《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遗物特征》，氏文初刊台湾《华冈学报》第1卷第1期（1965年），修订后收入《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55页），为全书纲领。2015年，为纪念罗香林景教研究贡献，配合港大景教会议的举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隆重展出馆藏的景教铜十字藏品（2015年6月10日官网新闻“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全球最大批景教铜十字” 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12902.html）参F.S.Drake，“Nestorian Crosses and Nestorian Christ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A lecture delivered on December 11，1961”，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1962，pp.11-25；拙文《近代岭南学者景教研究评说》，收入林悟殊主编：《脱俗求真——蔡鸿生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88～424页，相关讨论见第411～413页。

[18]张迎迎：《历史深处的回望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中国首届景教研究国际会议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第191～192页。

[19]是会主题“2019景学研究福州论坛：文献、文物与丝路文化交流”，会议议程、与会专家及研讨论文，参见“中古史”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27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kcBM-9mPwN8sY_xVE7eqjQ）。

[20]葛承雍：《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 “前言”，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1]张乃翥：《一件唐代景教石刻》，《中国文物报》 2006 年 10 月 11 日，第 7 版。

[22]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5～73页；《补正说明》，《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2页。

[23]赵晓军，褚卫红：《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9～32页。

[24]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第6期，第30～42、48页。

[25]有关唐代景教世家，此前只有荣新江、葛承雍揭示的波斯李素家族和粟特米继芬家族。参见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收入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82～90页；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1～186页。

[26]罗炤：《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第96～104页。

[27]冯其庸：《〈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中国文化报》2007年9月27日“国学专栏”；复刊《中国宗教》2007年第11期，第28～31页。

[28]林悟殊，殷小平：《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中华文史论丛》 2008 年第1辑，第325～352页；殷小平，林悟殊：《〈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辑，第269～292页。

[29]林悟殊：《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257～276页；《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第257～276页。

[30]唐莉：《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经幢文初释及翻译》，收入前揭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第134～156页。

[31]洛阳市第二文物考察队：《洛阳景教石经幢出土地的调查》，收入前揭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第165～171页。

[32] M.Nicolini-Zani，“Luminous Ministers of the Da Qin Monastery”，in Tang & Winkler (eds.)，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pp.141-160.

[33] M.Nicolini-Zani，“The Tang Christian Pillar from Luoyang and Its Jingjiao Inscription：A Preliminary Study”，Monumenta Serica，57，2009，pp.99-140.精简版“A New Christian Stone Inscrip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Luoyang，China”，Studi e Material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76 (1)，2010，pp.267-274.

[34]刘屹：《评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2009年，第525～531页。

[35] 〔日〕礪波護：《唐代長安の景教碑と洛陽の景教経幢》，《大谷大学図書館·博物館報》27，2010年，第7～12页，引文见第12页。岩本笃志也讨论了经幢刻经所引起的《宣元至本经》真伪之讨论，参见氏文：《敦煌景教文献と洛陽景教経幢：唐代景教研究と問題点の整理》，《唐代史研究》 19，2016年，第77～97页。〔日〕森部丰《中國洛陽新出景教經幢の紹介と史料的価值》（《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5，2012年，第351～357页）则没有回应“小岛文书”真伪问题。

[36]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增订本）》，“续篇·导语”， 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31页。

[37]郑阿财：《杏雨书屋〈敦煌秘笈〉来源、价值与研究现况》，《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6～127页。

[38] 《志玄安乐经》，收入《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009年，第128～132页；《宣元本经》，收入《敦煌秘笈》影片册五，2011年，第398～399页；《序听迷诗所经》和《一神论》，收入《敦煌秘笈》影片册六，2012年，第83～87、88～96页。

[39]林悟殊：《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氏录文质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1～7页。

[40]林悟殊：《景教〈志玄安乐经〉敦煌写本真伪及录文补说》，收入《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4～323页。

[41] 〔日〕吉川忠夫：《〈敦煌秘笈〉公刊の辞》，收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主编：《敦煌秘笈目录册》，2009年3月。

[42]王兰平：《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释考》，《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1期，第71～85页。

[43] 〔日〕高田时雄著；马永平译：《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与真伪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第185～192页。

[44]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下编：敦煌景教，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47～375页。

[45]荣新江：《敦煌景教文献写本的真与伪》，收入张小贵主编 ：《三夷教研究——林悟殊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0～289 页。

[46]参见王兰平：《日本杏雨书屋藏富岡文书高楠文书真伪再研究》，《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第10～33页，相关讨论见第10～15页。

[47]王兰平：《日本杏雨书屋藏富岡文书高楠文书真伪再研究》，第10～33页。

[48]聂志军：《唐代景教〈序听迷诗所经〉中“移鼠”汉译释疑》，《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91～196页。

[49]吴昶兴编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文献释义》，“导论”，香港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lxix页。

[50]汪娟：《敦煌景教文献对佛教仪文的吸收与转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4分，2018年，第631～661页。

[51]陈怀宇：《从比较语言学看〈三威蒙度赞〉与〈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联系》，收入氏著：《景风梵声：中古宗教之诸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1～22页。

[52]陈怀宇：《唐代景教与佛道关系新论》，《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5期，第51～61页。

[53] Donghua Zhu，“Ying/應/Nirmana：A Case Study on the Translatability of Buddhism into Jingjiao”，in Tang & Winkler (eds.)，Winds of Jingjiao，pp.419-433.

[54]前揭杨晓春：《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第11～12页。

[55]四种著述为：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2005）、朱心然《安身与立命：东方教会在华宣教史》（2013）、郑炜明和罗慧合著《十字符号的启示——元代景教青铜十字架的认知史及其新诠释》（2015）、吴昶兴编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文献释义》（2015）。

[56] 1950～1980年港台出版的景教专著盖有：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1960）、郑连明《中国景教的研究》（1965）、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1966）、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1968）、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1969）、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1970）、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1970）、周联华《基督教信仰与中国》（1973）等。

[57]王媛媛：《评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年，第473～474页；M.Nocolini-Zani，“Book Review：New Reflections on Nestorians in the Tang Dynasty by Lin Wushu”，Tripod，131，Winter 2003，p.58.

[58]徐文堪：《也谈〈十字莲花〉——兼谈叙利亚文景教碑在中国发现和研究的情况》，《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3月15日，第15页。

[59]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后记”，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45页。

[60]刘南强团队的编号以出土地点区分，如泉州石刻标以Z1，Z2，Z3……，扬州石刻标以Y1，以此类推；复制品以r来区分，如Z1r，就是Z1的复制品，以此类推。S.N.C.Lieu，L.Eccles，M.Franzmann，I.Gardner & K.Parry，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 (Zayton)，Turnhout，Brepols，2012.

[61]参见张小贵，曾翊健：《〈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宗教卷）〉读后》，《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42～247页。

[62] Nicolini-Zani，The Luminous Way to the East：Texts and History of the First Encounter of Christianity with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63]其论著参见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增订本）》，“唐代景教研究论著目录”，第546～547页。

[64] Tjalling H.F.Halbertsma，Early Christian Remains of Inner Mongolia：Discovery Reconstruction and Appropriation，Brill，2008.

[65] Li Tang，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Wiesbaden，2011.参马晓林：《评〈蒙元时代中国的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9期，2014年，第466～477页。

[66] Li Ta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Its Literature in Chinese，Peter Lang GmbH，2002.

[67]包括：陈义海“理雅各《西安府景教碑》汉译与多元系统中的景教”，2012；聂志军“唐代景教石刻与写经综合研究”，2013；朱东华“唐代景教汉语文献的义理研究”，2014；张绪山“唐元景教综合研究”，2015；林丽娟“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2017；盖佳择“华化视域下的丝路三夷教文献研究”，2019；朱东华“景教基础文献集成及思想通论”，2021。

[68]聂志军：《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9～371页。

[69]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后记”，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55～357页。

[70]参见拙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4页。

[71]葛承雍：《景教天使与佛教飞天比较辨识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第1～7页。

[72]殷小平，张展：《洛阳景教经幢图像再考察》，《暨南史学》第 12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25页。

[73]姚崇新：《十字莲花：唐元景教艺术中的佛教因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2015年，第215～262页。

[74]姚崇新：《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81～100页。

[75]魏坚，郑玉：《阴山汪古景教图像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８期，第60～72页，引文见第70页。

[76]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收入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34～472页，相关讨论见第442～446页。

[77]葛承雍：《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第157～178页。

[78]葛承雍：《从出土文献对比景教礼仪吟诵的特色》，《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6期，第1～7页。

[79]林悟殊：《敦煌景教写本P.3847再考察》，收入《唐代景教再研究（增订本）》，第124页。

[80]王媛媛：《唐后景教灭绝说质疑》，《文史》2010年第1期，第145～162页。

[81]拙文：《从〈大兴国寺记〉看江南景教的兴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第289～313页。

[82]林悟殊：《福建霞浦抄本元代天主教赞诗辨释：附霞浦抄本〈吉思呪〉考略》，《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5～134页；Wang Yuanyuan & Lin Wushu，“Discovery of an Incantation of St George in Ritual Manuscripts of a Chinese Folk Society”，Monumenta Serica，66 (1)，2018，pp.115-130.

[83]殷小平：《唐元景教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第51～59页。

[84]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和弥师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刊《贤者新宴》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130～150页。

[85]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辨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5～86页。

[86]白玉冬：《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从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 Q 谈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41～153页。

[87]付马：《唐元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景教网络及其政治功能——从丘处机与“迭屑头目”的相遇谈起》，《文史》 2019 年第3辑，第181～196页。

[88] Zhang Guangda & Rong Xinjiang，“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Turfan Oasis and Its Exploration”，Asia Major，11(2)，1998，pp.13-36.〔德〕卡恩·德雷尔（Caren Dreyer）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0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89]本次考古报告，参见A.Grünwedel，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qut-Shah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03 I，München，1905.中译本参见〔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著；管平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著：《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文物出版社，2015年。

[90] A.von Le Coq，“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Journey，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09，pp.299-322.

[91] A.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tr.by A.Barwell，London，1928；〔德〕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92] A.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1928；〔德〕勒柯克著；齐树仁译：《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中华书局，2008年。

[93]吐送江·依明：《德国西域探险团与德藏回鹘语文献》，《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159～171页。

[94] E.C.D.Hunter，“Syriac，Sogdian and Old Uyghur Manuscripts from Buliayïq”，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93页；参见杨富学、颜福译：《葡萄沟所出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文献》，收入杨富学编著：《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25～238页。

[95] E.C.D.Hunter，“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SYR HT 41-42-43，An Early Exemplar of the Ḥuḏrā”，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 15(2)，2012，pp.281-291；S.P.Brock & N.Sims-Williams，“An Early Fragment from the East Syriac Baptismal Service from Turfan”，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77(1)，2011，pp.81-92.

[96]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第165～214页。

[97] 〔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撰；毕波译：《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近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77～82页，相关介绍见第78页。

[98] C.Reck，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Teil 3：Berliner Turfanfragmente Christlichen Inhalts Und Varia in Soghdischer Schrift，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8；C.Reck，“The Sogdians and Their Religions in Turfan：Evidence in the Catalogue of the Middle Iranian Fragments in Sogdian Script of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Entangled Religions，11(6)，2020.并参见C.Reck，“A Survey of the Christian Sogdian Fragments in Sogdian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in Controverses des chrétiens dans l’Jran sassanide，2008，pp.192-193；M.Schwartz，Studies in the Texts of the Sogdian Christians Dissertation：Near Eastern Languag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67：126-144.

[99] N.Sims-Williams，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Steiner，2012.

[100] C.Barbati，“Reviewed on 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pt.4：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by Nicholas Sims-William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33 (3)，2013，pp.579-581.

[101] N.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Turnhout：Brepols，2014；Cf.M.Dickens，“Reviewed on Nicholas 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19 (1)，pp.280-287.

[102] N.Sims-Williams，A Dictionary：Christian Sogdian，Syriac and English，Wiesbaden：Reichert Verlag，2016.

[103] C.Barbati，The Christian Sogdian Gospel Lectionary E5 in Context，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2016；“Codicological Issues in Exploring the Christian Sogdian Manuscript Tradition”，in Gazette du livre medieval，61/2014，pp.20-35；“Syriac into Middle Iranian：A Translation Studies Approach to Sogdian and Pahlavi Manuscripts within the Church of the East”，Open Linguistics 1，2015，pp.444-457.

[104] E.C.D.Hunter & M.Dickens，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V/2)，Stuttgart：Steiner，2014；Cf.G.Kessel，“Book review”，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Vol.21，2018，218-223；Lin Lijuan，“Book Review”，Oriens Christianus 103，2021，pp.277-281.

[105] E.C.D.Hunter & J.F.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 MS MIK III 45，Turnhout：Brepols，2017.

[106] Ibid.

[107] E.C.D.Hunter，“Turfan，Collecting with Seleucia-Ctesiphon”，Entangled Religions，11(6)，2020；“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Syr HT 41-42-43，an Early Exemplar of the Ḥudhrā”，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15(2)，pp.301-351.

[108] M.Dickens，“The Importance of the Psalter at Turfan”，in Tang & Winkler (eds.)，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pp.357-380；“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9 (2009)，pp.22-42；“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13 (2013)，pp.3-28（中译文见刘慧译：《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第89～106页）.

[109] C.N.Pigoulewsky，“Fragments Sryiaques et Syro-Turcs de Hara-Hoto et de Tourfan”，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vol.30，1935/1936，pp.3-46；N.Smelova，“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nouvell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é”，in P.G.Borbone and P.Marsone，eds.，Le christianisme syriaqu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Chine，Paris：Geuthner，2015，pp.215-236.

[110] 〔日〕武藤慎一 ：《シリア文字文書》，吉田順一·チメドドルジ編：《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雄山閣2008年，第232～239页；S.Muto，“The Exorcism in the Newly Found Khara-Hhoto”，in Tang & Winkler (eds.)，Winds of Jingjiao，2016，pp.147-151；〔日〕武藤慎一：《ハラホト出土シリア語文書におけるシリア·キリスト教思想》，《大東文化大學紀要（人文科學）》48，2010年，第287～299页；〔日〕高橋英海：《大谷探検隊将来資料中のシリア語断片》，收入澤崇，橘堂晃一編：《大谷探検隊収集西域胡語文献論叢：仏教·マニ教·景教》，龍谷大学，2017年，第181～211页。

[111]杨富学：《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67～173页。

[112] P.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Girgias Press，2015.

[113]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任冠，魏坚：《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6～113页。

[114]参见任冠、魏坚：《2022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2～138页。

[115]林悟殊：《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页。

[116]盖山林：《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103页；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2013年，第193～212页。

[117]在东方教会外部教区都主教城市撒马尔干地区，2004～2007年考古挖掘出乌尔古特（Urgut）遗址，它可能是巴托尔德所言撒马尔干沙乌达尔（Shawdar）山区附近的基督教寺院（参见V.V.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68，pp.93-94）。对该景教遗址的最新研究参见B.Ashurov，Barakatullo，Tarsākyā：an Analysis of Sogdian Christianity Based on Archaeological，Numismatic，Epigraphic and Textual Sources.PhD Thesis，SOAS，University of London，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