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自明末清初再次传入我国后，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较之以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是双方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然而过去人们往往只瞩目于传教士展示给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忽略了传教士西撒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其实，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文化上的影响也总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既存在着“西学东渐”，也有过“中学西渡”。接触，碰撞，排斥，选择，改造，吸收，补充，交融……，中西双方的文化在彼此的交流中，在相互的影响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我们不应否认，耳濡目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十八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１］本文正是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阐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中学西渡”。
一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儒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中国的儒教思想、风化习尚、典章制度均出自于中国古文献，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译中国古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之径，以调和中国古代经书和天主教教义，最后达到传教的目的。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将儒家典籍等中国古文献翻译成西文介绍到西方。
首来中国传教的先行者——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凭籍非凡的语言才能，很快掌握了汉语，并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他曾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２］榜列“五经”之首的《诗经》尤其受到传教士的青睐。第一个把《诗经》译成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可惜的是他的译文未流传下来。十八世纪中叶，对《诗经》进行翻译、研究的法国传教士有赫苍壁（1671－1745）、白晋（1656－1730）和宋君荣（1698－1759）等人。赫苍壁曾编过一部《诗经选译》；白晋也著有《诗经研究》；宋君荣译注了《诗经》［3］。十八世纪下半叶，巴黎出版了一种多卷本的汉学著作《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在这部书的第四卷和第八卷里分别收进了《诗经》中的《常棣》、《文王》、《将仲子》和《谷风》等篇的法译。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23－1693）主持翻译、编写的《中国贤哲孔子》一书在西方的反响也较大。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孔子传》等部分，向西方全面地介绍了这位“贤哲”的思想。书中极其推崇孔子，称他是“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4］这为欧洲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为何如此尊孔起了传道解惑的作用。除上述传教士外，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的还有比利时人卫方济（１651－1729）把《中庸》译为《不变之中道》；《易经》则由法国人雷孝思（1663－1738）译为《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则把《论语》、《孟子》等书译成德文。意大利人殷铎泽（1625－1696）也用拉丁文把《大学》译成《中国的智慧》。
传教士对中国古文献的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因为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笼罩在基督教文明之下，人们对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只是痴信和盲从，基督教神学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人们的愚昧和无知。但到十八世纪时，欧洲资产阶级已作为历史主角登上了舞台。“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5］。此时理性主义、自然神论思潮开始在神权、专制君权统治下的欧洲大地蓬勃兴起。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特点是要以哲学推倒宗教，用理性取代上帝权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欧洲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与当地流行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相类似。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推崇的是“理”而非“神”，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就成了他们取证的榜样，他们也从中找到他们观点的旁证，从而坚定了他们的观念和斗志，丰富了他们的学说。
来华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古文献典籍的同时，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的描述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编成书在欧洲以译著的形式出版。举其要者就有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1487－1537）的《大中华帝国史》；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1610－1677）的《中国新经闻》；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的《中华上古史》；法国传教士冯秉正（1669－1748）的《中国通史》和 戈 罗西（1738－1823）的《论中国》等。特别是十八世纪来华的法国传记士撰写了大量书信和著作，后由他们的耶稣会士同伴加以整理出版了被称为有关中国的三大名著即《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帝国志》和《中国论丛》。
传教士们的这些著件，特别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启迪了欧洲的思想界。有学者认为，没有中国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如何产生。启蒙思想家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规则”等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构筑了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哲学家则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伏尔泰曾以传教士的著作为素材，撰写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风俗论》。他还根据传教士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国古史纪年以反对《圣经》的权威。被称为“德国哲学之父”的莱布尼茨（1646－1716）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先驱。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却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了解了中国并积累了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科学及习俗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和渊博知识，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事》出版。同时，他还与在华传教士频繁通信，询问并探讨他感兴趣的一切问题。比如他曾与传教士白晋在通信中探讨过《易经》，发现《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与其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相契合。一般认为，他的名著《单子论》有《易经》的影响。［6］莱布尼茨的学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曾于1721年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宣扬唯理论的观点，以孔子的道德教训为例，证明人的理性凭自身的努力有能力达到道德上的真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灵魂赫尔德（1744-1803）是一位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大纲》中，专有一节论及中国，其认识来源也同样是来华传教士的报告。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欧洲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李约瑟在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认为：“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慰。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以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后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7］英国学者胡克在《关于中国文学和语言的推测》一书中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一词即来源于中国，儒教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鼓舞了启蒙思想家去追求理性与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
二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文学宝藏，诗歌、词赋、戏曲、小说等各类文学题材丰富多彩，内容详尽而完备。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激发了欧洲文学家的想象力，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文学灵感，并得以寻求到新的题材，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物。
传教士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对中国古籍的译注，实际上是中国文学西渐的开始，因为这些译著中有不少文学材料如《诗经》、先秦诸子散文等。传教士在致力于“四书”、“五经”介绍的同时，还注意对诗歌、小说及戏剧等另一些文类的介绍。较早把中国诗歌介绍到欧洲并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法国的马若瑟神父，他选择了《诗经》中的《天作》、《皇矣》和《抑》等八首诗，刊在杜赫德（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继1736年的法文版之后，英、德、俄三国的学者分别于1741、1749和1774年将此书翻译出版。歌德于1781年11月10日在日记中奇妙地发出了“啊，文王！”的赞叹，这大约是这位德国诗坛巨星从马氏的译诗中获得对《诗经》的最初印象的反映。十八世纪下半叶，巴黎出版了一种多卷本汉学著作《北京耶稣会士杂记》。西伯尔神父等人在第一卷、第二卷和第八卷上撰写有关《诗经》和中国古诗的长篇介绍。该书第四卷和第五卷还刊有介绍陶渊明、李白和杜甫的诗篇。
最先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戏剧是法国马若瑟神父1731年节译，1735年发表的法文本《赵氏孤儿》。它的问世为醉心东方文明的西方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化取向，激励了他们新的灵感和新的审美情趣。伏尔泰就是以此为素材创造出《中国孤儿》这部颂扬中国道德、颂扬儒家文化的剧作，轰动了当时的法国剧坛，并在其它欧洲国家的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英国、意大利及欧洲其它一些国家也先后出现类似的改写本，从而使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先使者，其意义自然是十分深远的。
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对德国文学界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对德国巴洛克文学时期的几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小说提供了素材，比如德国作家哈格多思的小说《埃关－或伟大的蒙古人》所依据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写的《鞑靼战纪》；作家哈佩尔的“传教小说”《亚洲的俄诺干布》，写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小说情节虽有想象成分，但也不是完全的主观臆造；作家加塞尔在他的一篇小说中写中国皇帝与英国公主联姻……［８］
首先提出“世界文学”理想的德国文学家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曾接触到了一些译成西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并由此对中国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读过《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和《百美新咏》等被传教士译成了德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他还据此写成了颇有中国情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咏》，借写自然美景抒写文人情怀和诗人的中国情怀，表现了作者对古老东方的向往。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作家、与歌德齐名的德国诗人席勒（1759－1850）似对中国圣人孔子及其思想格外关注。1795年和1799年，席勒曾先后写下两首《孔夫子的箴言》，托孔子之名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时空观。除歌德、席勒外，海涅、冯塔纳、德布林、黑塞、布莱希特等许多德国著名文学家也都创作过与中国相关的作品，或者说，他们的创作都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渊源．
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艺术，还导致了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的服饰、工业乃至园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观都引起了对这个文明古国抱有好奇心的欧洲人的兴趣。西方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国艺术。整个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织等工艺品传到欧洲后风靡一时，甚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国装，化装成中国人，其情妇彭帕都尔夫人则养起了中国金鱼。中国趣味不但流行欧洲宫廷，而且走向十字街头，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风尚。十八世纪初，上层的欧洲人以中国筵席宴请宾客为荣，欧洲宫廷贵妇则整天不离中国折扇［9］，并且此时的欧洲还兴起了园林中国化运动。德、法等国在风景园中仿建中国化的宝塔与榭台楼阁，垒起了假山，种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国服饰陶瓷等物品上中国画影响的西方风景画家，如华笃、拉摩脱、高博等人，向社会奉献了以中国手法画的新作。“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了人们普遍的崇尚，以优美、轻倩、生动、自然为特色的“罗柯柯风格”，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罗柯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唤起了欧洲一般社会以一种假想中快乐的人生观，给欧洲的革命铺平了道路。”［10］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不管怎样，十八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罗柯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11］
三
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传播基督教的目的，选择了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要使人们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件易事。在传教士的眼里，欲归化中国，科学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于是传教士在传入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把中国科学技术介绍到欧洲，并经过欧洲的消化吸收后，获得了创新和发展。
西方传教士的先锋——利玛窦来华后，在传播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同时，记述了他在华的所见所闻，写成《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在这部著作中，利氏对中国科学有许多描述，成为十七世纪欧洲人讨论中国科学的取材内容。在西传中国科技的过程中，以法国传教士下的功夫为深。根据他们的书信和著作经整理编写而成的《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帝国志》和《中国论丛》这三大法国汉学名著中就包含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科技知识。《耶稣会士书信集》的价值在于客观、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侧面，如殷弦绪（1664-1741）有关瓷器的报道，是殷氏亲自在景德镇考察所得。该书后来成为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讨论中国科学技术的取材来源。《中华帝国志》一书介绍了中国数学、天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还记述了中国的印刷、造纸术、漆器工艺和纺织技术，并部分地翻译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脉学的相关论著，还提到了大量中药。《中国论丛》收编了许多传教士在华的科学考察活动报告及对中国科学著作的翻译。如该《论丛》第11卷刊登了传教士金济时（1735－1781）在南京、开封于1775－1779年所作的气象观测和天文观测；也介绍了中国颜料小蓝的制作工艺；并描述了传教士亲眼所见的一些矿物。《中国论丛》第3卷还刊登了传教士韩国英（1727－1780）关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包括玉兰、茉莉花、夜来香及秋海棠等常见的观赏性植物。《中国论丛》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欧洲学者从中汲取不同的知识。1868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0章“人工选择”中谈到选择原理时，就加以引用。
传教士对中西天文学的传播在整个中西科技交流过程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天文学，同时还和欧洲的天文学家、科学家通信，介绍了中国天文学的一些内容。在西传中国天文学方面，尤以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的贡献为最。他凭籍良好的科学素养，把天文学与中国古史结合起来，发表了许多中国天文学史论著。他考察了《春秋》、《书经》、《诗经》等书的日月食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的注解和评论。宋氏在他的天文学著作里还介绍了有关中国年代学的原理、帝尧时代的恒星记录、仲康日食、二至畦影观测及中国古代关于黄赤交角的认识，这些知识对于欧洲学者来说，非常新颖，也颇有教益。伏尔泰在其撰写的《风俗论》中就引用了宋君荣有关中国科学和天文学的论述，强调了中国古史和天文观测可相互佐证。宋氏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还直接影响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关于黄赤交角的研究。［12］除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外，还有一些传教士也涉足了中国的天文学领域。邓玉函（1576－1630）和汤若望（1592－1666）等来华传教士在帮助中国制订历法的过程中，注意对中国天文历法的研究，并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进行了分析，如汤若望著《古今交食考》，特别提到了中国古代的日月食记录。邓玉函对中国古书《尚书·尧典》中有关天文观测的记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把《尧典》中有关星座的记述以及推算日食的方法介绍给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后者在天文学研究中利用了这些资料。法国天文学家潘格雷（1711－1796）根据耶稣会士带回法国的中国图书和传教士在华的天文观测，著有《慧星论》，其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慧星记录，有许多是根据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13］
谈到中西天文学的交流，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宇宙论可能对欧洲产生了影响。由于中国人认为天体漂浮于无限空间（即宣夜说），不相信欧洲固体天球的世界模型。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到了中国之后，便对这种“荒诞”的理论加以批判，其结果引起了欧洲学者的讨论。李氏曾推测，宣夜说可能是促成欧洲中世纪宇宙模式的崩溃的因素之一，并导致了近代宇宙论的兴起。［14］
在中西科技交流中，我们还不应忽视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植物学、医学对欧洲的影响。随着传教士的陆续来华，十七世纪相继出版了金尼阁、曾德昭（1585－1658）、卫匡国、卜弥格（1612－1659）、汤执中（1706－1757）及韩国英等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在他们的书中，经常提到中国的植物。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曾在中国长期居住，他撰有《大中国志》一书，描述了中国特有的水果，如荔枝、龙眼和柿子等。［15］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在植物学方面颇著功力，1656年他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较早讨论了中国的植物和动物。尤其是法国耶稣会士植物学家汤执中和韩国英俩人在中西植物学的交流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汤执中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植物考察，采集种子。除了植物考察外，他还研究过中国植物志，寄给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朱西厄（1669－1777），后来被进化论的创始人之一拉马克所使用。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在植物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1776－1814年出版的《中国论丛》一书，介绍了许多中国植物，主要就是他提供的资料。
中医是人类的伟大遗产，包含极其丰富的辨证治病知识。欧洲人对中医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来了解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在中国传教多年，他从小就对医学有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了许多中医和药物学的著作，他曾清楚地解释了通过把脉来诊断疾病的艺术，谈到把脉诊不仅能使人决定疾病的类型，还能预防疾病的未来发展和结果，这和欧洲的诊断方法大不相同。他曾把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克勒耶整理出版的《中医示例》译成拉丁文，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脉学。这篇论著后来成为英国著名医生弗洛耶（1649－1734）研究的基础。弗洛耶受中医哲理的影响，把脉搏和人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即通过人体和小宇宙来体现脉这样一种思想；脉是小宇宙和谐或不平衡的指示器。1707－1710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二卷本的《医生之脉钟》［16］。此外传教士还对中国的种痘术和一些中药材进行了介绍。
传教士关于中国科学的著作，进一步打开了欧洲的眼界，同时也成了欧洲科学家寻求知识的丰富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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