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著作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马切拉塔城人。1582年8月入华，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在华生活28年。利玛窦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中国基督教之父，西方汉学的创始人。四百多年来中同学术界一直在不断地发掘和整理他的著作，本文对利玛窦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近年来新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一、在中文文献中已经公布的利玛窦文献

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但他生前并未系统整理和出版自己的著作。崇祯元年（1628）李之藻编《天学初函》，将利玛窦的《交友论》、《天学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10部著作收入其中，这大概是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出版利玛窦的著作。

崇祯三年（163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撰写《大西利先生行记》，文中讲利玛窦的著译有《四书》（拉丁文）、《交友论》、《坤舆图》、《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几何原本》、《测量》、《同文算指》、《浑盖通宪》、《乾坤体义》。

康熙四十六年（1707）黄百家撰写《明史》的“意大理传”时，介绍了利玛窦的生平，提到他的《万国全图》。

《四库全书》共收录西学书22部，其中利玛窦的书7部。它们是《乾坤体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几何原本》。《四库全书》存目中所著录的西学书共有16部，其中有利玛窦的著作5部。它们是《辩学遗牍》、《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至于明清间中国士大夫在各类丛书中所收录的利玛窦著作、利玛窦的地图更是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

1965年《天主教东传文献》作为由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中的一种在台湾出版，书中首次公布了利玛窦的重要著作《西国记法》。

利玛窦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1613年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带回欧洲，经他整理翻译后以拉丁文出版，书名为《天主教由耶稣会传入中国史》，采自《利玛窦日记》，5卷①。此后不仅该书的拉丁文版不断被再版，而且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德文版、英文版也都先后出版。在此期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也被Charles-Jean-Baptiste Jacques译为法文版。

1909年耶稣会的塔基神父（P.Pietro Tacchi Venturi）在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他分别于1911、1913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原意大利文稿。1942—1943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D’ElIA S.I.）将利玛窦的原稿Fonti Ricciane加以整理、注释出版了《天主教传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e Christianita Nella China），其中第三卷是附录和索引。德礼贤还于1939年出版了以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1601年利玛窦的地图为底本的《坤舆全图》。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在利玛窦著作和文献的整理与翻译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1年王绵厚在他的《利玛窦和他的两仪玄览图简论》（收入《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一文中，首次公布了他所发现的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李应式刻于1603年的《两仪玄览图》。1982年林金水首次翻译了利玛窦的部分文献（《〈利玛窦日记〉选录》，《明史资料丛刊》，1982，第2期）。1983年中国大陆的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何高济、王遵仲、李申根据1953年英译本所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986年尹斌庸发表了《〈西字奇迹〉考》，他根据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一手文献，首次厘清了关于利玛窦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文献问题（《中国语文天地》1986，第2期）。1986年中国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了由刘俊余、王玉川、罗渔以利玛窦的意大利文为原本翻译的《利玛窦全集》，前两卷为《中国传教史》，后两卷为《利玛窦书信集》。1996年有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在台湾辅仁大学出版。该书在第一卷首篇公布了利玛窦的重要文献《斋旨》。1999年张西平发表《〈天主教要〉考》，他考证了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几个《天主教要》的版本，认为其中一本为利玛窦所定稿（《世界宗教研究》，1999，第4期）。1999年9月任继愈所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第216页首次公布了《中国天主教教义》一文手稿的图录，并注明为利玛窦所作。2001年朱维铮先生所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出版。2002年台湾利氏学社出版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的第一册中，首次公布了利玛窦的重要文献《圣经约录》。

二、至今尚未找到的利玛窦的文献

四百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和宗教界在不断努力收集和整理利玛窦的文献，但至今仍有一些文献尚未发现，需要我们及后人继续努力。根据我的有限阅读，至少有以下几个文献：

1.关于《交友论》。利玛窦《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曾经说：“另一本书则是以中文书写，书名为《交友论》。……这本书是以拉定文和中文对照而写，更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后来赣州区域知县苏大用出版中文单行本。……”（台湾光启社，1986，255页）在1599年8月14日致高斯塔的信中说：“神父，你曾表示希望得到些中国东西，因此把我四年前所编译的《论友谊》一书中的数页，随这封信一起给你寄去……其中附有意大利文说明，只是不如中文流利。”（《利玛窦书信集》，台湾光启社，1986，258页）德礼贤经过多方考证，利玛窦这个意大利文本藏于格列高利教皇大学档案馆（Archives of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ms.292）。由于文献珍贵，曾于1825年、1877年、1885年、1910年多次重印出版，德礼贤也于1952年将其再版一次。这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利玛窦1599年寄回的中文和意大利文中的格言只有76条，而在1601年版中格言已有100条，如冯应京在序言中所说“交友论凡百章”。这说明《交友论》有不同的版本，他所说的中文和拉丁文的对照本始终没有发现。

2.关于《汉语拼音辞典》。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失败后，在返回南京的路上，和郭巨静等神父一起编写了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发音的辞典。他说：“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他们也编了一部中文发音表，这对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很大帮助。”（《利玛窦中国传教史》，286页）这部文献虽然前辈学者一直在努力寻找，也曾发现过一些线索②，但至今仍未发现。

3.利玛窦所译的《四书》。利玛窦在多封信中明确说他翻译了《四书》，并把它寄回了欧洲，如他在1594年11月15日的信中说：“几年前（按为1591年）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定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能的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甫，历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利玛窦书信集》，143页）这本书至今下落不明。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这本书在中国长期被作为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课本，并成为后来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等人所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s Sinarum Philosophus）底本③。这只是一种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原稿是会找到的，因为利玛窦明确说过，他寄回了罗马。

三、利玛窦与人合作的文献

自1582年8月进入澳门到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1588年11月25日返回欧洲，这6年多的时间里，利玛窦是以罗明坚的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样他必然参予了罗明坚的一些文字工作。例如罗明坚把他的《天主实录》在1583年校完以后，“又请利玛窦和在肇庆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郢斫、润饰”（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上编，卷2，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71，613页）；又如为给罗明坚准备一份教皇致明朝皇帝书，“利玛窦在肇庆府与一些学界朋友合作，用中文写好一篇教皇的诏书”（裴化行[H.Bernard]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321页）。如果以上两篇文献利玛窦主要以助手身份出现的话，那么在《葡华辞典》中他则以合作者的身份出现。虽然这些文献都不是利玛窦独立完成的著作，而且他发挥的作用也不是主要的，例如，2001年，在澳门有葡萄牙东方基金会出版了利玛窦和罗明坚的共同著作《葡华辞典》的影印稿，这部作品肯定是由罗明坚带回罗马的，而且他发挥的作用很可能比利玛窦大些，但这些文献仍是我们研究利玛窦的重要文献。

四、尚有争议或暂时不能确定的文献

还有一些文献归属尚不能完全确定，或者只是最新的发现和研究，在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但在研究中又不能忽视。这类文献有以下几种：

1.《经天该》
有关利玛窦著作中争论最多的是《经天该》。关于这份文献有四种意见，一种认为该文献是利玛窦撰；一种意见认为此文是利玛窦撰，李之藻译；一种意见认为《经天该》为薄珏所作④；最新的意见是根椐该书内容中没介绍南极星座这一特征，认为《经天该》不可能是利玛窦或李之藻所做，因为他们都具有全天的宇宙观，不可能漏掉南极的星座⑤。

2.《天主教要》是利玛窦的一份重要文献，为完成这份文献使其成为中国各教堂的基本材料，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利玛窦曾写过并多次修改过《天主教要》，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⑥。研究者也都注意到这份文献，近年也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杜鼎克（Adria Dudink）最近发表论文，谈了他的意见，并做了考证⑦。对这篇文献的版本、内容的看法学术界尚未统一意见，仍在讨论之中。

3.《理法器撰要》，此书为抄本，署名作者为“利玛窦”。朱维铮先生已将其收入他所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之中，朱先生在此文的简介中认为“我们难以否认这部抄本中包含着利玛窦的未刊稿”，鉴于此，此文献收入了这本书中。

4.《中文天主教教义》，1999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一书，在这本书的第216页公布了一篇署名利玛窦的文献，其目录的内容如下：“Fragments of a Catholic Catechism in Chinese中国天主教教义（意）Mattew Ricci S.J撰。1588年拉丁文、满文稿本，残存2页。高38.5厘米，宽25.5厘米。双语对照部分中，拉丁文横向书写，汉文则依中国古籍传统习惯竖向书写。”⑧

这篇文献笔者在1993年时就已经看到过，但因一些问题尚存疑虑，没有动笔。1998年我和美国汉学家魏若望一起曾对文献做过分析，并请他对文献的字迹做过考察。鉴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正式公布了这份文献，我撰写了《〈利玛窦的佛教经文〉初探》一文，并将此文提交给了2001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相遇与对话——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讨论会”。如何鉴别这篇文献还需要学术界深入讨论。

当我们谈到利玛窦的中文著作时还应看到，利玛窦的不少中文著作是由他和中国文人合作而成，如他在《几何原本》的序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乃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吴下徐太史先生来，太史既自精心，长于文笔，与旅人辈交游颇多，私计得与对译成书不难。”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一个“口传”，一个“笔受”，俩人“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其稿”才最终成书。这说明《几何原本》应是利、徐二君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情况还有《浑盖通宪图说》，《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天文算法类”之中，书中说《浑盖通宪图说》为“明李之藻撰”，而李之藻在序中则说“昔从京师，识利先生，……示我平仪，其制约浑……耳受手书，颇亦镜其大凡”。说明此书仍是利氏口授，李氏笔演。《同文算指》亦是“西海利玛窦授，浙江李之藻演”。与此相同的还有《测量法义》、《勾股义》、《圆容较义》等书。我们所以指出这一点，旨在说明这些著作虽都收入《利玛窦全集》之中，但实际上是利玛窦与明代文人们的共同成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以上我们总结的只是有关利玛窦的中文文献出版情况，对西方语言形式的相关出版和研究，本文不作展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意大利2001年所出新版《利玛窦书信集》中公布了几封新发现的利玛窦书信。

2001年是利玛窦进北京400周年，为纪念这位中西文化交流的伟人，北京、香港、罗马分别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展开，对利玛窦的研究也会向纵深发展，而对其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则是一切研究展开的基础，他所留下的这些著作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都是一笔重要的思想文化的遗产。

注释：

①De Christiana Expeditio Ne Apvd Sinas Svscepta Ab Societatis Iesv，Ex.P.Matthaei Ricij eiusdem Societatis Comentarijs.Auctore P. Nicolao Trigaltio belga.现代学者已经考证，金尼阁对利玛窦的原著做了较大的改写，为在当时的礼仪之争中替入华耶稣会的传教政策辩护，他有意对利玛窦的原文做了删改。
②尹斌庸先生对此文献有详细介绍，《学术集林》第一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349页。
③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247-297, Stuttgart 1985.
④参见梅文鼎《中西经星同异考》，《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第901页，中华书局，1995；Aloy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1936，第53页。《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页未有《经天该》字样。查Pfister法文原著，在利玛窦著作的第十六种中同样无《经天该》字样，见法文原版第39页。王重民在《善本书籍经眼录》中已明确指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53页的《经天该》字样完全是冯承钧自己加上的，法文原版并无此内容。
⑤薄树人《明示子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赵令场、冯锦荣主编《亚洲科技与文明》，第142-149页，明报出版社，1995。
⑥利玛窦在1605年5月9日的信中十分明确地说了他修定《天主教要》一事。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第278—279页，台湾光启社，1986。
⑦Mr.D.MUNgello（editor）Sina-Wester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000，2，p38-51.
⑧这里“中国天主教教义”的“中国”很可能是图书馆的误笔。

（来源：《文史知识（京）》2002年第12期，作者：张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