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97
任轶
一、引言
19世纪初，伴随西方军事和政治的扩张，西医作为“宗教的侍女”开始登陆中土。医疗建设成为了基督教在华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翼，对其研究涉及宏观探讨[1]、个案或区域研究[2]、医学教育[3]、医学团体[4]、人物研究[5]等多方面。总体而言有三种研究典范：文化对抗和冲突、现代化模式、跨文化交流。[6]医学作为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与吸收”的过程不仅代表了现代文明，也构成殖民事业的一部分，具有 “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特质。
本文利用藏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震旦大学校刊和震旦大学医学院简报，并结合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法租界公董局卫生处文件档案（U38），以震旦大学医学院的设置与发展为例，采取有别于技术史的研究路径，把医学传播与政治、宗教、经济、社会融通起来，揭示在中国现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系统中，法国知识体系在其中的传播路径取向以及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关注医疗背后现代知识与政治运作、文化权力之间的诸多纠缠和历史互动[7]。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共同创立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不仅将现代西方医学教育带入中国，同时造就了大批急需的西医人才。
二、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在医学教育上的紧密合作
震旦大学于1903年由华籍耶稣会士马相伯和天主教江南教区共同创立，1905年后一直由耶稣会巴黎会省派遣会士领导管理，起初设有文学（Lettres）和理学（Sciences）两科，并计划开办法学院和医学院[8]。1908年，震旦大学从徐家汇迁至卢家湾广慈医院附近，更是为建立医学院创造地理优势。1909年，在Le Coq神父的建议下，韩绍康（Allain）院长开设自然物理化学（P.C.N）课程。1912年起，正式开设医学课程。[9]
通常而言，耶稣会学校并没有开设医科的传统。震旦大学的耶稣会士有意发展医科教育，主要出于因地制宜为各地天主教教会医院[10]培养人才、通过医学布道“疗身疗魂”的目的。20世纪初，传教士认为教会医院“现时最紧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助手”,“医学教育是医药传教士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11]然而，此时的上海，不仅有美国圣公会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还有德国同济医工学堂，面对二者的挑战，震旦大学的耶稣会士意识到：医学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修业年限长，需要昂贵的设备、优秀的师资, 而且费用浩大。而耶稣会士在上海的经费、资源都十分有限，他们必须向法国政府寻求支持。[12]
不同于英美等国，法国在远东地区并无重大商业利益需要保护。法方认为，在法中外交关系中，提升政治威望远比经济利益重要。[13]蒙受普法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在对外政策上奏起了对德复仇和殖民扩张的二重奏。在列强激烈竞争的上海，法国尤为强调防御民族主义[14]，它不能坐视德国人发展同济医工学堂而无动于衷。为扩大法国道德与文化的影响并与德国抗衡，法政府意识到与教会合作的必要性。[15]在他们看来，传教士是“法国影响力的开拓者，不仅为法国打开道德和政治之路，还拓展了经济和市场”。[16]而作为法国传统优势学科的医学教育可以为扩大法国文化和教育在远东地区的影响作出积极贡献：“没有比在中国设立医疗机构更符合我们利益的事了。通过医生，可以更好地实现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双赢”[17]。1917年法国公共教育部决定拨款5000法郎给震旦大学医学院购买图书设备。在1919年—1945年期间，法国政府每年给震旦大学的拨款从12.8万法郎增长到160万法郎[18]，用于学校发展建设，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学院。
出于各自需求，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主导了医学院的发展。
三、“法国式”医学教育模式及其特色
由于法国政府的支持对震旦大学医学院至关重要，法国意识贯穿了后者的整个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皆参考法国医学专业，教师多为法国籍，所用教材为法国医学院校教材，教学语言大量使用法语。学校采取法国的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特别重视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考试制度也模仿法国医学院校，分周考、月考、期终考、年终考。重要的科目考试，法国使馆均特派人员参与。结业考试监考官为法国医生，颁发的文凭被法国承认。震旦大学医学院还与法国诸多医学机构建立联系，毕业生有机会赴法国继续深造。可以说，法国医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震旦大学医学院得到清晰的反映。
1.课程体系
据震旦大学医学院六年制确立后的《博物医药科课程表》显示，六年制医科课程分成两个部分。前两年为自然物理化学（P.C.N），即博物学，主要课程有法文、心理学、生理解剖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等。医学预科阶段的学习科目是开始医科学习前必须掌握的基础类课程，同吋，医科学习的难度和强度都很大，先安排两年基础学科课程作为缓冲适应期，有助于学生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走学医之路。医学生们从第三年起正式进入医科专业学习，后四年称为“博士课程”。主要课程包括细菌学、（内、外科）病理学、产科学、儿科学、五官科学、眼科学等医学专业课程和放射科、外科手术等技术课程，从第三学年起每天上午安排在医院的实习课程，第五、六学年安排临床实习。[19]
震旦大学医学院的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医学实践。平时的解剖、病理等课程都采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方式。三、四年级的学生，每天下午都要进行2小时的解剖练习，三个学期一共要完成270场解剖练习和2次完整的人体解剖。[20]为此，学校配备了优越的实验和实习场所。医学院拥有细菌、有机化学、组织学、自然理化四个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宽敞明亮，有25架显微镜供学生使用。解剖楼以中央门廊连接两端，每端有一间解剖室和一间手术医学室。[21]另外1929年加入震旦大学的自然博物馆(Musée Heude)拥有一些病理解剖的碎片和中国寄生动植物的标本，也为医科学生增加了实际观察经验，丰富了课程内容，刺激学生进行深入研究。为了学习骨科，学生每人发一箱尸骨，放在床下，自习时放满书桌。[22]
作为震旦大学附属医院，广慈医院是医学生后三年的实习医院。医院设施完善、规模大、入院人数众多，能遇到各种类疾病，为实习学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先进的细菌学实验室和多样化涂片能让每个学生获得实践，这对他们今后的行医尤为重要。病理解剖学的教学则利用广慈医院常年收集的大量标本加以说明。放射学教授可以支配广慈医院放射科一流的设施，并辅以丰富的光片、先进的X光设备。在最后的临床考试中，一些学生表现出阅读X射线光片的技巧和精确性，是在普通完成医学教育的学生中不易找到的。[23]根据医学院第22届毕业生（1935-1941）统计的在学习期间所见病人数量：从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为1147人，1938年9月至1941年3月为293733人（不包括产科），4年内共计294870人；3年中在广慈医院共见习外科大手术3011次，小手术则不计其数。四年级时，每人做2个月接生实习，全体学生共接生736名婴儿。六年级时，外科手术实习，以狗代人练习外科手术，用狗288只。[24]如果说震旦大学医学院在中国享有无可争议的声望，这不仅得益于负责教学的老师、医生，还受益于广慈医院向其开放使用的先进医疗设施，让医学生们能在大学讲堂之外，在病人的床头和手术台旁学习成为合格的临床医生。[25]
震旦医学院直接从国外引进原文教材，力求与法国医学教育同步，并在教材之外为学生罗列大量外文参考书目，客观上保障了教育质量。由于原版书价格昂贵，学生们将书籍速记并打出来，再油印分给其他同学。这还有助于对教材内容的识记，可谓两全其美。另外，学生们也使用由校内法籍教师所编写的讲义。当时还没有法语医学中文字典和各专科的专业字典可查，故对学生的法语水平要求很高。尽管当时的法语教育较英语教育的影响较弱，但震旦大学始终坚持用法语进行教学作为学校特色。
2.师资力量
震旦大学医学院教师以法国籍为主，均具备完整的医学专业教育背景。医学院从建院之初，就依托广慈医院的支持，1913年，Ricou和Pellet两位医生就在震旦大学开设医学和卫生学课程。此后，医学院教师队伍中医师和教员双重身份的兼任比重一直很大。广慈医院为震旦大学医学院提供教员，这些经验丰富的中外名医不仅在医学院教授专业课程，还在临床医疗中指导震旦的医学生，为震旦大学医学院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耶稣会士在医学院任教的人数较少，专业课仅有曾任贝鲁特Saint-Joseph大学医学院教师的Jacques Hernault神父教授动物学、组织学、寄生虫学。[26]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一批本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留校，师资开始本土化的趋势。
表1. 震旦大学医学院教师名录（部分）[27]
| 姓名 | 简历 | 在沪时间 | 震旦大学医学院教授科目 | 广慈医院职务 |
| Allary Charles | 波尔多大学医学学士 法国殖民地军队军医官 广州医科学校教授（1913-1914） | 1925-1935 | 临床实习、病理学实习 | 血清微生物实验室主任 |
| Brugeas Jean | 波尔多大学医学博士 布雷斯特海军医校解剖学教授（1919-1920） 和海军医院院医（1912-1924） 法国外科医学会委员 | 1924-1938 | 解剖学、妇科学、外科学和手术 | 外科医生 |
| CalameP. | 洛桑大学医学博士 眼科诊所主任 | 1929-1937 | 眼科学、耳鼻喉科学 | 创立眼科诊室 |
| Le Goaer Charles | 波尔多大学医学博士 法国海军预备役部队一等军医 巴黎口腔学校毕业 | 1933-1938 | 牙医学 | 口腔科医生 |
| Malval Jean | 波尔多海军和殖民地卫生服务学校毕业 法国驻乍得殖民军队军医（1925-1929） 法国驻上海印度支那第104大队军医（1930-1933） | 1934-1946 | 卫生学、产科学 | 产科医生 |
| Mazière Marc | 波尔多大学医学博士 波尔多大学医学院解剖和组织学实验室助理 | 产科临床、治疗学、卫生学 | ||
| Richer Ange | 波尔多大学医学博士 巴黎镭锭光学院毕业 法国殖民地军队军医官（1905-1924） | 1927-1938 | 放射学 | 放射科医生 |
| Santelli René | 马赛大学理学学士、巴黎大学医学博士 马赛大学理学院生理学助教（1920-1923） 马赛医科学校临床外科主任（1924-1927） | 1927-1962 | 妇科学、手术医学 | 外科医生 |
| Sibiril | 天津医学院教授 | 1916-1931 | 治疗学、卫生学、妇科学 |
3.考试制度
震旦大学医学院的考试严格且频繁。每周六上午是固定的考试时间，各科目轮流进行。学生若想要跟上进度，不仅每天必须完成当天功课还要准备每周六的考试，长期处于紧张的备考状态，课业压力远远大于其他科系。医学院学生首先必须完成为期两年的自然理化（P.C.N）学习，获得自然理化结业文凭后，才能升读四年医科。自然理化科考试科目包括：动物学和骨科学的笔试和实验、植物学、化学的笔试和实验、物理的笔试和实验，作为基础课程，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会被淘汰。之后的四年中，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生们还必须通过包括细菌学、征候学、解剖学、胚胎学、病理学、妇科学、产科学、寄生虫学、法医学、皮肤科学、五官科学、卫生学、临床内外科等25门考试拿到6张结业证书，笔试试卷由两位医生分别批改并给出分数，口试须在由三位医生组成的评委会前进行。[28]1941届毕业生统计出六年内他们共完成各项科目总数42项，大小考试168次。[29]如此严格的淘汰制度，形成了医学院“少而精”的人才培养特色。1917-1947年30年间医学院共毕业人数仅为345人（具体人数分布见下图）。[30]
图1.医学院历届毕业生人数（1917-1947）
4.毕业生去向
医学院的中国教师主要是震旦医学院的毕业生，例如1935年12位中国教师中，有10位是毕业于震旦。[31]随着淞沪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一批法国医生离开上海，而一批震旦医学院毕业生陆续从欧洲学成回国接替他们在医学院任课。1943年后，震旦大学医学院大部分的教学和实验室研究均由震旦毕业的中国医生完成，1945年36位医学院教师中法国教师为15位，牙医系9位教师中只有1位法国教师。[32]
表2. 震旦医学院毕业生留校任教及任职广慈医院名录（部分）[33]
| 姓名 | 届别 | 职务 |
| 宋国宾 | 1921 | 震旦医学院生理学、细菌学、征候学教授 |
| 胡廷黻 | 1921 | 震旦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授 |
| 杨士达 | 1926 | 震旦医学院法医学教授 |
| 吴冠英 | 1928 | 震旦医学院内科病理学教授，广慈医院内科主任 |
| 吴云瑞 | 1930 | 震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广慈医院代谢机能研究室主任 |
| 沈锡元 | 1931 | 广慈医院外科主任 |
| 查凤杰 | 1931 | 震旦医学院外科学、解剖学教授 |
| 许日东 | 1932 | 震旦医学院征候学教授 |
| 程一雄 | 1935 | 广慈医院验尿科主任 |
| 沈国祚 | 1936（牙医） | 震旦医学院牙医科主任，广慈医院牙科主任 |
| 刘焘 | 1936 | 震旦医学院耳鼻喉学教授，广慈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
| 王耆龄 | 1936 | 广慈医院内科主任 |
| 徐福燕 | 1937 | 广慈医院内科实验室主任 |
除去留校任教和在附属广慈医院担任医师的“反哺模式”外，还有很多学生或工作于主要由法国传教士管理的各地天主教医院、或活跃于各地法租界成为私人开业的医师、或就职于法国控制的企业（例如陇海和正太铁路）和部门（例如法租界公董局）、或赴法语国家留学深造（例如法国和比利时）。
表3.震旦医学院毕业生去向统计（部分）[34]
| 去向 | 人数 |
| 铁路医院 | 9 |
| 世俗医院 | 4 |
| 天主教医院 | 37 |
| 卫生处 | 4 |
| 教师 | 5 |
| 私人执业医师 | 21 |
| 出国 | 9 |
| 总计 | 89 |
尽管经历了日本占领和法租界的收回，法国医学知识仍然通过其培养的中国医学人才得以在华继续传播。在此学习的中国精英将西方知识和公共服务理念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
三、“慈心仁术”的医德教育
虽然天主教会创办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福音，但震旦大学医学院提供的是极具法国特色的科学教育，未夹杂浓厚的宗教色彩。耶稣教神父教师虽不轻言宗教话题，但还是非常重视道德和精神教育。因此，除了和其它院系学生一样要学习道德哲学课之外，医学生还要学习医学伦理课程。负责教授伦理学的René Desnos神父曾历任勒芒Saint Croix耶稣会学校、图尔Saint Grégoire耶稣会学校和巴黎Vaugirard耶稣会学校教师，经验丰富。[35]负责教授医学伦理学的神学博士Georges Payen神父曾任徐家汇大修道院教师。他每周向五年级学生教授医学伦理课。课程的第一部分为“医师之人格学术才能仪表辞令”，一名模范的医生应该热爱科学，富有责任感，忠诚而杰出。第二部分为“论医师与病人医业秘密手术之适用及忌用诊金问题病情报告”，讲述在问诊过程中医生面对病人的各种责任和所面临的各种棘手的问题。第三部分为“论同业医师相互间之关系及责任”。[36]震旦大学医科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还必须庄严宣誓：（一）自今伊始，余誓以至诚，谨守医师道德，永保医师令誉。（二）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期造福人群。（三）有患时症者，虽传染堪虞，余必赴救，绝不畏难而退缩。（四）余绝对严守医事秘密。（五）新马尔萨斯节育谬说，余必尽力辟之。（六）生命神圣，对于任何病人，余必尽力保护，不加毁伤。尤于产妇务求母子两全。（七）对于绝望之病人，余必婉辞相告，俾得及时为物质上宗教上之身后预备。（八）余于任何病人，绝不索其力所不逮之诊金，并愿每日牺牲一部分时间，为贫苦病人免费之诊治。（九）余于正当诊金之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37]
医学院的老师们多以言传身教来体现对生命的关切。1926年11月，军阀张作霖和孙传芳部在蚌埠激战，平民死伤无数。红万字会向震旦大学请求医疗援助。Sibiril教授亲自带领8名四年级学生赶赴前线，为伤员进行了截肢、清创、缝合、碎骨取出等各类手术。[38]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天主教震旦大学及其附属广慈医院，因其医术高超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完善的医疗设备和化验室、较为充裕的场地，成为救助伤员和难民的中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校长才尔孟（Germain）将操场中新建之大礼堂让由中国红十字会安置中国伤兵。经验丰富的Brugeas教授在广慈医院完成多项重要手术，治愈重伤兵士多人。[39]宋国宾教授率部分学生于安当医院开设第18伤兵医院。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的第二日，震旦大学礼堂、新校舍、广慈医院(专收重伤员)就被改造成第三救护医院，吴云瑞教授担任院长，在校师生、毕业校友和广慈医院院医都义务在此服务伤员。[40]学生们亲眼看见老师们日以继夜地治疗和护理病人，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广慈医院修女对贫苦人民的仁爱和慷慨，以及神父陪伴在生命垂危病人旁给与他们巨大安慰。这些都使医学生们深受感染。
因此，在震旦大学三个学院中以医学院的天主教徒比例最高。以1939年为例，医学院154名学生中有天主教徒72人，比例为46.8%，而同年全校学生中天主教徒所占比例仅为31%。[41]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各地天主教医院工作。从首届学位授予之日截至1934年，医学院共颁发医学博士学位89名，其中有43人服务于公教医院或其他教区医院，遍布国内各个教区。[42]据1948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天主教所办医院中的医生有超过四分之三为震旦校友。毕业后服务全国各教会医院的教徒学生还曾组织“中华公教医师公会”，理事会设于上海，会长刘永纯，理事有吴云瑞、沈国祚、杨延年等，截至1942年吸收会员150多人。[43]教会与医学院形成了互相依托的框架，一方面有利于培养西医人才，充实西医医疗队伍，提高医生素质和医疗水平； 另一方面这些中国医生或信奉天主教或为教会工作，通过医疗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天主教倡导的奉献和牺牲精神，继承天主教医学传教的传统。
四、结论
震旦大学医学院将法式精英教育模式融入中国近代专门人才培养中，并延续了耶稣会严谨的教育传统。虽稍逊新教学校，但震旦大学完美结合了在法式高等教育和中国国情，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同时，震旦医学院以间接和渗透的方式进行宗教教育，它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新教在科学领域的垄断地位，表明天主教会不仅属于贫苦农民，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震旦大学以其天主教和耶稣会为特征，独具特色的办学方式丰富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格局，也反映出欧洲以非殖民化形式在东亚的柔性扩张。
[1] 例如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例如Karen Minden, Canadi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the medical missionary model in west Chine, 1910-195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1989. Sara Tucker, The Cant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835-1900, thesis(Ph.D),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3] 例如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Kaiyi Chen, Seeds from the West: St. John’s Medical School, Shanghai, 1880-1952,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2001.
[4] 例如陶飞亚、王皓：《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5] 例如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科学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7] 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第89页。
[8] 《震旦大学1905年章程》, «Lettre de Jérsey », No.24, 1905.
[9]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S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 p.91.
[10] 天主教会先后在华建立了天津法国医院（1845）、九江法国医院（1882）、南昌法国医院（1890）、青岛天主教养病院（1894）、昆明法国医院（1901）、北京万生医院（1902）、重庆仁爱堂医院（1905）、广州韬美医院（1905）、青岛法国医院（1906）、上海广慈医院（1907）等。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页。
[11]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75页。
[12] 王薇佳：《一篇文章与一个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第64页。
[13] 许美德：《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法国同中国教育交流的二律背反》，许美德、巴斯蒂（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
[14] Lasalle Jean-Marie, « L’aménagement e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 Jacques Weber (Eds), La France en Chine (1843-1943), Nantes : 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 ; Ouest Editions, 1997, p.225.
[15] Dr. Eugène Vincent, L’influence française en Chine et les entreprises allemandes, Nécessité de créer en Chine une faculté de médecine, 1914, Fch325, AFCJ, 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 (1903-1952)》，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第73页。
[16] Weber Jacques, « Un siècle de présence française en Chine (1843-1943) », Jacques Weber (Eds), La France en Chine (1843-1943), op.cit., p.14.
[17] Dr. Eugène Vincent, L’influence française en Chine et les entreprises allemandes, Nécessité de créer en Chine une faculté de médecine, 1914, Fch325, AFCJ, 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 (1903-1952)》，第38页。
[18] Jean-Paul Wiest, « Bringing Christ to the Nations: 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 »,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Oct.1997, Vol. 83, No.4, p.678.
[19]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97-99.
[20]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106.
[21] 1903-1928 Université l’Aurore , les 25 ans de l’Auror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28, p.20-21.
[22] 郭成周，《震旦大学的管理制度和医学院的一些特点》，载于《震旦大学建校百年纪念》，震旦大学校友会编辑出版，第61页。
[23] «Enseignement pratique et formation clinique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6-1937, No35, p.106-107.
[24] 1935级二十二届毕业纪念册（1935-1941），Fch321，AFCJ，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 (1903-1952)》，第41-42页。
[25] «L’Hôpital Sainte-Marie et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l’Aurore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2-1933, No.26, p.75.
[26]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53.
[27]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53-54. «Biographie du docteur Brugeas», Bulletin de l’University l’Aurore, 1937-1938 No.37, p.22-23. « Le docteur Sibiril », Bulletin médical de l’University l’Aurore, mars 1931 No.5, p.1.《1935年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03。
[28]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100.
[29] 1935级二十二届毕业纪念册（1935-1941），Fch321，AFCJ，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 (1903-1952)》，第42页。
[30] 根据《震旦大学建校百年纪念》名录统计，震旦大学校友会编辑出版，
[31] 《1935年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03。
[32] Glaise Frédérique, « L’évolution sanitaire et médic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entre 1850 et 1950 », Université Lyon 2, 2005, p.375.
[33]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53.
[34] «Les médecins de l’Aurore en Chine », Bulletin de l’University l’Aurore, 1934-1935, No.30, p.94-95.
[35]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53.
[36] 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1934, op.cit., p.111-112.
[37] 《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宣誓词》，载于《震旦大学建校百年纪念》，震旦大学校友会编辑出版，第62页。
[38] 1903-1928 Université l’Aurore , les 25 ans de l’Aurore, op.cit., p.22-29.
[39] 《申报摘录》，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 1931-1932 No.25, p.6-8.
[40] «Le Troisième hôpital temporaire de la Croix Rouge»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7-1938 No.37, p.34.
[41] « Rapport sur l’état actuel de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 », Université l’Aurore, AFCJ，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 (1903-1952)》，第91页。
[42] «Les médecins de l’Aurore en Chine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4-1935, No.30, p.94.
[43]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宗教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3/node75284/node75298/userobject1ai91979.html，2015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