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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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敬
摘要：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所从事的两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他们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针对到底该选用汉语中固有的“神”还是“上帝”来翻译基督教最高神God，意见出现分歧，引发旷日持久的“译名之争”，参加或与闻这场争论的传教士，很多人都编纂过英汉字典，他们在字典中如何翻译God，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态度和取舍。本文选取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罗存德等人编纂的英汉字典，追踪他们对God一词的解释和翻译以及对后续字典的影响，一方面试图还原基督教的God和汉语的“上帝”之间语义对应关系的建立过程，另一方面旨在说明字典编纂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文化活动，在义项选取和词条释义等方面都体现着编者的主观意图和当年的历史情境，所以字典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超越时空的客观标准。今天国人视为当然的基督教God与汉语 “上帝”间的对应关系，自有其语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而传教士编纂的字典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关键词：译名之争 God 上帝 英汉字典
Abstract: Translating Bible and compiling bilingual dictionaries were the two important missions conducted by most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n translating Bible, they soon dived into an irreconcilable controversy over the proper Chinese term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God. Some preferred Shangdi while others were in favor of Shen, thus provoking the Term Question. Most of the missionaries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 were confronted with a proper choice when compiling their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trace their choice of Chinese terms as suitable counterparts for God, in order to reestablish the evolutional process of the semantic equivalence between God and Shangti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disclose the seemingly objective dictionary-compiling activity as an historical product which embodies the compiler’s intention. Dictiona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human thought. The spread of missionary dictionaries as well as Bible has eventually fostered a new meaning to Shangdi, which replaces its original meaning in a subtle way.
Key words: the Term Question God; Shangdi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引言
19世纪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所从事的两项重要文化活动就是将《圣经》译成中文和编纂双语词典。从教会的立场来看，这两项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首先，翻译《圣经》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编纂词典是为了便于传教士学习汉语，两者的初始目标都是为传教服务；其次，《圣经》翻译和词典编纂都是规范性的工作，前者要规范对《圣经》的解释，后者要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一般都要求主其事者体现教会的宗旨，不能渗入个人的主观见解；再次，翻译《圣经》和编写双语词典都面临着将一种文化中的概念术语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去的艰巨任务，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必然要求在迻译宗教概念的过程中遵循它的宗教传统，不允许渗入异教元素。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中西两种文化各自拥有漫长的历史，它们在相遇时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当这些矛盾和冲突与世界观结合在一起时，往往就变得难以调和，即使教会这样权威的主体，一时也会束手无策。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曾经因为天主教最高神Deus的译名问题争论不休，一直到罗马教廷出面干预，清朝皇帝下令禁教，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晚清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又为这个问题大兴争端，导致《圣经》中译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场“译名之争（the Term Question）。它肇始于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圣经》译本的修订工作，以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为代表的英国传教士和以文惠廉（William J. Boone,,1811-1864）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针对如何将《圣经》中的God和Spirit等词译成汉语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导致大英圣书公会和美华圣经会分别印行“上帝”版和“神”版两版圣经。“译名之争”对参与其间的主要人物产生了深刻影响，迫使他们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比较中西宗教的异同，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双语词典编纂和中国典籍翻译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对“译名之争”的研究，材料和视角都很丰富，[1]对19世纪来华传教士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近年来也成果迭出，[2]但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实际上“译名之争”的肇由者马礼逊、主要参与者麦都思、间接参与者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12-1884），都编写过英汉和汉英词典，而编纂过大型英汉词典的罗存德(Wilhelm Lobschield,1822-1893)，虽然没有直接涉入论争，对这场争论也颇多关注。“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基督教的God这个词翻译成汉语，而在传教士编写的双语词典中，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即以马礼逊、麦都思、罗存德和卫三畏等人编写的英汉词典为考察对象，总结他们对God一词的翻译，辨析这些译名间的异同，以期还原基督教的God和汉语的“上帝”之间语义对应关系的建立过程，揭示词典编纂者的主体性对词典编纂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马礼逊的英汉字典
马礼逊1807年甫一抵达中国，即开始着手翻译《圣经》和编写《华英字典》。1813年，马礼逊独自译完《新约全书》，1819年他与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合作将《旧约全书》译完，全部汉译《圣经》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新旧遗诏全书》，史称“马礼逊本”。[3]他的六卷本《华英字典》，第一部《字典》三卷分别于1815、1822、1823年出版，第二部《五车韵府》两卷分别于1819、1820年出版，第三部《英汉字典》一卷于1822年出版，[4]整部《华英字典》1823年在马六甲全部印好，是马礼逊以一人之力先后耗时13年编纂而成。由此可见，马礼逊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乃是同步进行，因此他在翻译《圣经》时遇到的困难，在编纂字典时也会有所体现。
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礼逊初到中国时，就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向中国人表达God这一最高存在的概念而苦恼不已。他极力想要避免让中国人误认为God只是他所在国家信奉的神灵，因此宁可采用中国人自己称谓神的名称并加以改造，以便让中国人明白他们对神的理解是错误的，并不存在很多神，只有一个神，这个神对普天下所有国家都一样。为此他让中国人保留“天”的说法，同时抛弃对“天”的异教徒式的理解，赋予其God的含义。他认为向异教国度引入新词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带给他们God的真正含义和思想。[5] 然而《圣经》中God的含义太过丰富，根据麦都思的说法，马礼逊在翻译基督教经文时原本采用“神”以翻译God，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字根本不足以用来正确表达基督教中God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在宣教时不得不采用“真神”、“真活神”、“神主”、“神天”、“天”、“神天上帝”、“天皇”、“神天上帝”、“天帝主神”、“神天大帝”、“天皇神主”、“天皇上帝”、“上帝”、“天上上帝”、“真神上帝”、“天上之上帝”、“天皇神父”、“上帝神天”等不同说法。[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礼逊确立了翻译God的基本原则，即采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然后加以改造，赋予它基督教的新义，但在具体的术语选择上，马礼逊的态度则犹疑不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天”、“神”、“上帝”及其各种组合来表达。
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三部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体例以英语单词作为词目，列出与之对应的汉语词、词组、短语或相关句子，再用英语解释这些相关的汉语成分。[7] 它虽然形式上是由英语单词检索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语言单位，却收录大量汉字和习语，仍然以外国人为阅读对象，目的是为了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所以虽然形式为英汉词典，实质却仍然是《华英字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马礼逊在前言中也告诉读者，要以前面的《字典》和《五车韵府》为参照，交叉比对字义，才能更好掌握具体汉字的用法，纠正自己的错误。[8] 这种编排方式，使得它和传统的英文字典以及现代的英汉字典都大不相同，它的释义并不以英文为主，而是以汉语为主。比如著名的约翰逊英文字典，在God词条下有三个义项：1）the Supreme Being. 2) A false god; an idol. 3) Any person or thing deified or too much honoured，分别指明God指最高存在、伪神及偶像、神化的人或物这三层意思，确立了用首字母大写且没有复数形式的God来指代基督教最高存在，以首字母小写并拥有复数形式的god来指代其他宗教的伪神，同时表明神与人之间关系等这些释义原则，非常清晰。[9] 而马礼逊的英汉字典在God主词条后给出的解释是GOD or the Deus of the Chinese was originally, and is still most generally 神，指出中国的Deus原来称作“神”，现在一般仍称为“神”，其复数形式为“神鬼”或“神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礼逊认为God在汉语里的对应词是“神”。分析马礼逊在God一词下所列的丰富义项，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关注点主要有：1）中国本土的神，这是马礼逊重点关注的地方，列举的例子有：上帝（a sort of Supreme God），指出中国古籍中用“上帝”来表达最高神的概念；“河神”（God of the river）、“山神”(god of the hills)、“天”（Heaven）、“土地神”（the Lares and Penates）、“神仙”（semones）、“灶神”(God of the furnace)等。2）天主教的神，说明耶稣会士将God译为“上帝”、“天”、“天主”、“大宰主”并确定为“天主”的过程。3）其他外来宗教的神，如佛教的“菩萨”（Gods of the Budh sect）、神佛（the God Budh）；伊斯兰教的“主”（God by the Mohomedans, a Lord）、真主尊名（the true Lord’s honored name）等。[10]
马礼逊的英汉字典对God的释义有以下特点：1）释义以汉语为主，马礼逊并未解释英语God一词的来源、意义和用法，而是提供大量汉语例证并译为英文，虽然体例上是英语释义在前，汉语表达在后，再提供汉语注音，但英语完全作为汉语的翻译和解释而存在。2）重点在于说明中国多神崇拜的现实，因此列举中国存在的各种神及其表达方式，收录很多习语、俗语和句子来展示中国人对神的各种表达。3）虽认为God的汉语对应词为“神”，但在具体例证中说法不一，例如对汉语典籍中的“上帝”，马礼逊在单列词条中将其译为a sort of Supreme God，而在具体例子中则随语境而变化，如“予畏上帝不敢不征”，他译为I fear God, and dare not refrain from reducing them to order，而“敬事上帝”、“惟简在上帝之心”和“皇皇上帝其命不忒”中的“上帝”，则均译为the Most High Ruler。由此可见，马礼逊虽然选择“神”作为God的汉语对应词，但面对中国复杂的宗教现实和中国人的多神崇拜特征，他并未在字典中凸显基督新教God的唯一真神意义，并未将中国本土的神和其他宗教的神直接斥为伪神（false gods）以与基督教的唯一尊神相区分，而是以中国为主体，兼收并蓄，所以马礼逊的英汉字典在反映中国的宗教现实方面具备一定的客观性。
马礼逊在《圣经》翻译中对如何用汉语表达God一词的犹疑不定，他的英汉字典中以中国宗教现实为主的编写策略，反映了他处在中西两种文化交汇点的矛盾和处理这一矛盾时的困惑，这种困惑直接为后来的“译名之争”埋下了诱因。
二、麦都思的英汉字典
与马礼逊一样，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也是麦都思传教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1835年，麦都思与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裨治文（E.C.Bridgeman）、马儒翰（John. R. Morrison）一起修订《圣经》马礼逊译本，得益于麦都思早年的筹备，新约部分当年即告完成，1836年麦都思又作了最后修订，于1837年在巴达维亚印刷出版，名为《新遗诏书》，这部分的修订工作实际上出自麦都思一人之力，[11] 只有《旧约》部分才是他和郭实腊、裨治文、马儒翰合作修订的。1843年以后，麦都思又作为圣经“委办译本”翻译的组织者和主要译者，对《新遗诏书》加以修订， 1850年新约全书修订完成，由于在这期间发生的“译名之争”，直到1852年，修订本才得以最终发行。本来还要继续翻译旧约，因为在译名问题上无法取得统一，所以麦都思等人宣布退出旧约修订委员会，另外成立旧约中文翻译委员会。
“译名之争”正是在圣经“委办译本”翻译期间爆发的，麦都思是参与论战的英国伦敦会的主将，不仅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大量文章，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论中国人的神学观》（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1847），主张用“上帝”或“帝”作为God的译名。麦都思认为，按照中国经典中的用法，“上帝”一词是中文里唯一能完整表达God崇高含义的类属词，用中国人最崇拜的主神“上帝”作为God的译名，符合基督教的历史传统。如果将God译为“神”，中国人会以汉语语境中“神”的含义，将God视为低层次的神祗，如“河神”、“山神”那样，只会沦为中国多神信仰里的一个补充。主张用“神”翻译God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等人则认为，中文的“神”最接近God的普遍意义，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各种宗教中崇拜的具有最高地位的存在，与《圣经》中God的用法相吻合——既表示耶和华，也表示其他“伪神”，因此能最有力地体现《圣经》的旨意，即除了以色列的真神，禁止崇拜其他任何神袛。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类神的表达，对将独一“真神”与其他“伪神”严格区分开来至关重要。采用“上帝”这样已有的中文词语，只会诱导中国信徒去崇拜他们早已熟悉的“上帝”，从而让中国人误以为基督教的God是指他们自己的一个偶像。[12]
麦都思早期在南洋一带传教时并没有慎重考虑过译名问题，他的宣教作品中也采用“上帝”、“天主”、“真神”、“神天”等多种译法，甚至多种说法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大概从1834年开始，麦都思才坚持使用“上帝”。1836年，他开始反对“马礼逊译本中用‘神’、‘神天’、‘神主’来翻译基督教中的最高存在，主张以中国典籍中的‘上帝’来加以替换”，[13]而1837年发行《新遗诏书》时，麦都思开始固定使用“上帝”译名。
麦都思编写的两卷本英汉字典分别于1847、1848年刊行。据其前言交代，这部英汉词典是根据《康熙字典》翻译之后，再将词条按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作者主要也是从汉语中取例，以便“任何英语表达，学生都能根据例证来获得地道的汉语对应说法。如果汉语没有对应说法，或者有相应表达但与英语意思不能对应，作者就会另创新词，但这只是罕见的情况。”麦都思还表示，同一个英语表达，他会提供大量的汉语词汇，如果英语单词有多重意思，那么在汉语翻译中他也会通过排列很多义项来加以体现，有时同一个英语词目下排列十几个汉语对应词，这只能说明汉语的丰富复杂。除了《康熙字典》，麦都思也从马礼逊字典里选择他认为有益的部分，但他认为，在外语词汇的数量和用以解释词汇的短语这两方面，他都已远远超过了马礼逊。麦都思强调，如果读者在查字典时怀疑他提供的术语是否真的具有这层意思，他们在查阅《康熙字典》和马礼逊字典后，就可消除这层顾虑。[14]
麦都思字典的体例也是英语词目在前，后面紧跟英语解释，然后是汉语对应词，后面是汉语标音。God词目后的英语解释是the Supreme Bing，汉语对应词是“上帝”、“天帝”，这一点和马礼逊的词典存在较大差异。马礼逊词典虽然指出中文的God对应词是“神”，但在表述里用了is still most generally这样不确定的成分来修饰“神”，对God与“神”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十分肯定。麦都思的词典则指出God的最主要定义就是“至高存在”，它的汉语对应词就是“上帝”、“天帝”。相比马礼逊的谨慎，麦都思显得更为武断，这是因为马礼逊编字典时并不牵涉与对手争论的问题，而麦都思在编字典时，“译名之争”已经开始，所以他要在字典里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分析麦都思英汉字典的义项，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1）区分God首字母大小写和单复数形式，首字母大写且为单数的God指基督教的最高存在，汉语对应词是“上帝”或“天帝”，首字母小写且有复数的god则用来指其他宗教的神。2）指出对主神的其他称谓，如罗马人称为“天主”，伊斯兰教称为“主、真主”，有些新教徒将其称为“神、神天、神主、真活神”，中国人自己称谓众神或不着行迹的存在为“神、 神袛、鬼神、神明、神仙”，佛教徒的神是“菩萨、神佛”。 3）列出中国各种神的名称及其翻译，如the gods of the hills 山神，the gods of the heavens天神，the god of learning 魁星，the god of water司寒，如他自己所言，将生僻的词排在后面，如伽蓝、句芒、勾能、天愚、鬼公等。4）提供大量习语，如the eyes of the gods are like lightning神目如电，to swear before the gods 神前发誓，the protection of the gods鬼神之助佑，may the gods protect you 神灵庇佑，respect the gods, but keep them at a distance 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各种用法。[15]
与马礼逊字典相比，麦都思字典最大的特点是区分大小写God，将God译为“上帝、天帝”，以便将基督教的God和其他宗教的神区分开来。值得一提的是，1848年底，为了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麦都思曾表示他们愿意妥协，建议以“天帝”取代“上帝”或“帝”来翻译God，但却遭到裨治文和文惠廉等人的拒绝，他们不接受除了“神”以外的任何译名，尤其是带有“天”和“帝”之类字样的合成词。[16] 虽然这样，麦都思还是将“天帝”译名保留在他的汉英字典里，这也可算是他释放出的一个和解信号。
三、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
1833年10月，卫三畏抵达广州不久，就开始接手《中国丛报》的印刷业务，此后他一直给《中国丛报》写稿，直到该报停刊，而《中国丛报》正是“译名之争”各派表达观点立场的主要阵地。卫三畏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论争，但他也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根据卫三畏的描述，在所有非基督教国家中，只有在中国发生了这样的争论，这似乎说明这个民族及其语言的与众不同。事实上，汉语的独特之处确实是造成翻译不便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人崇尚泛神论，因此在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造物主，也就没有特定名词来区分God和Spirit这两个重要概念。卫三畏和大多数美国传教士都主张将God译为‘神’，将Spirit译为‘灵’。他们的理由是，中国人只能在现有的意义上理解‘上帝’——只有帝王才是顶礼膜拜的宇宙精神的化身。”[17]1850年7月20日卫三畏在写给他的弟弟W.F.威廉斯牧师的信里说：“God 一词究竟如何翻译还没有定论，但事实上在最后下定论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可用的术语。我认为，如果汉语有单复数之分的话，那么‘神’这种译法就能被广泛接受了。但实际情况是，‘神’这个名词本身包含了复数意义，这有悖于我们传播的一神论。而‘上帝’又是中国本土神话中一位神的名称，所以如果采用这一名称，那么很可能在我们自以为正在传播真理的时候却助长了一种盲目的偶像崇拜。我个人认为，‘真神’的名称也许能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而‘圣灵’这个词也许更贴近我们的本意。[18]
1844年，卫三畏在澳门香山书院出版了他的《英华韵府历阶》。他在前言里说，编写此字典是为了承续马礼逊粤语字典的余绪，所以他参考了马礼逊的字典，Concalves的葡汉字典，并不时请益中国名师，裨治文也提供了帮助。为节省篇幅，他把所有汉语同义词都省略掉，或者分散到意思相近的英语单词下。[19]卫三畏的字典主要照顾粤语和闽语方言，所以附录了近100页的方言索引，将汉字按214个部首排列在前，粤语、闽语和官话三种读音依次排列在后，字典主体部分按照官话系统编写，整个主体部分只有335页，所以释义非常简单，没有提供英语解释，只有汉语对应词。God词目后所列词条为：true, has been called 上帝；天主；神天；主。[20]他列出的四个汉语对应词，都是英文God在汉语里的不同说法。这可能是因为字典编纂的时候，卫三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译名之争”也还没有白热化，所以他的字典还是忠实记录God的不同汉语对应词，并未体现出自己的观点。从对应词的排列顺序来看，这时的卫三畏更倾向于将God译为“上帝”。卫三畏词典的最大特点是将God和Gods列为两个词目，God指基督教里的最高存在，而Gods则指基督教以外的“神、神祗、菩萨”，这是马礼逊和麦都思的字典不具备的，他们虽然也区分大小写和单复数形式，但却没有单列词目，所以这是卫三畏的一个创举。
四、罗存德的《英华字典》
罗存德从1864年开始着手《英华字典》的编纂工作，四卷本《英华字典》相继于1866（A-C）、1867（D-H）、1868（I-Q）、1869（R-Z）年出版，共计2013页，五万三千词条。每个主词条包括词目、英文释文、汉语对应词、对应词的广东话和官话注音、汉语相关词条及其注音、例证及其注音。词典的总体结构并未偏离马礼逊开创的词典传统，目的也是为了辅助外国人学习汉语。[21]
罗存德在第一卷前言里说，中外人士都需要一本综合性的英汉字典，而以前出版的字典跟不上时代，尤其跟不上近二十年中外贸易进展的速度，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很多新器物都是从前的字典没有考虑到的，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都需要引介到中文里来。所以罗存德字典的关注点主要是引进英语词典里新增的科学词汇。他承认借鉴了前人编纂的字典，但这些借鉴的部分他都经过仔细的比较甄别，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讨论后认为它们意思正确、清楚简明，他才会采用。罗存德的英语选词主要参考韦伯斯特大字典，他认为需要提供大量例子来展示词的各种用法，并相信这些例证对翻译人员和初学者都极为有用。罗存德指出，他这本字典是为学习汉语者准备的，同时也可为外国商人的使用提供方便。[22]
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对God这个词目的解释有以下特点：1）英语释文为the supreme Ruler or Being，指出它表示最高统治者或最高存在。2）分别指出大部分新教传教士使用“上帝、皇上帝、天帝、帝”来表示，而很多美国人仍旧用“神、神天、神主、真神”来表示，罗马天主教则用“天主”来表示，罗存德还介绍“耶和华”为“自主存在者”（the self-existing Being）。3）罗存德认为，美国人所谓的“神”，指的是英文Spirit，他特地在这里添加注释，说明中国人的崇拜对象是神化的存在或逝者的灵魂，并指出“神”这个术语不能用来指代基督教的至高存在the Supreme God，他的观点非常鲜明。4）罗存德所给的例证，一律将God译为“上帝”，如to worship God拜上帝，to fear and worship God敬拜上帝，to pray to God 祈祷于上帝，to entreat or supplicate God 恳求上帝，the grace of God上帝之恩典，the love of God上帝之爱，the omniscient God全知之上帝，无所不知之上帝，God is omnipresent上帝无所不在，上帝处处都有， the protection of God上帝之保佑， the merciful God慈悲之上帝， the Triune God 三位一有之上帝，may God bless you! 愿上帝祝福你。5）例证中将“神”译为spirit，同时以首字母小写且有复数形式的god表示基督教之外的神，如the spirits of deified men in China 神，神明，the good and evil spirits or gods鬼神，the spirit of heaven or the upper region 神，the spirit of the earth 袛，地神，五方五土龙神，local gods土神，the laves, or the gods of land and grain 社稷，the god of thunder 雷神，the god of the furnace灶神，the god of wind 风神，十八姨，the god of water水神，司寒，to sacrifice to the gods or spirits祭祀神灵， respect the gods (good and evil spirits), but keep them at a distance 敬鬼神而远之，等等。[23]
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态度鲜明地指出，基督教的God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就是“上帝”，这从他所提供的大量例证可以看出。他将基督教以外的神用spirit或god来表示。罗存德将中国人崇拜的大部分职能神都翻译为spirits 或gods，以与基督教的God相区别。罗存德吸收了马礼逊和麦都思字典的部分词语，他的字典里提供的与基督教相关的God的概念最多。
五、传教士字典对后续字典释义的影响
马礼逊字典认为God的汉语对应词是“神”，但他并没有清楚区分基督教的神和其他宗教的神，而是将所有的神放在中国人的宗教体系里一起呈现。麦都思字典列出God的对应词是“上帝”和“天帝”，同时区分God大小写和单复数，以大写单数的God指代基督教的“上帝”，而以小写有复数形式的god指代其他宗教的神。卫三畏字典认为基督教的God主要对应汉语里的“上帝”，同时也列出其他表达方法，并将God和Gods分列为两个词目，用Gods来指基督教之外的神。到了罗存德的字典，基督教的God与汉语“上帝”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确定下来，其他宗教的最高存在被称为“神”，以god或者spirit表示，以和基督教相区分。
这些传教士编写的英汉字典对中国以后词典中的God释义带来了很大影响。1868年邝其照编写《字典集成》，就将God和Gods分列为两个词目，采取了卫三畏字典的编排形式，但他在God后面的释义是“上帝，天主，真主”，囊括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宗教的最高神，这点又与卫三畏词典不同，同时他将Gods释义为“神、菩萨”，也与卫三畏的字典相似，而省略与“神”意思相近的“神祗”。[24] 现代中国人编纂的英汉字典，基本上承续了罗存德字典的释义传统，确立了基督教God与汉语“上帝”间的对应关系。如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在大写的God词目下，就给出汉语对应词“上帝”，所给例句也均译为“上帝”，如pray to God向上帝祈祷，God help you! 愿上帝助你！其后小写的god有三个意思，一是“神”，二是“偶像，神像”，三是“受尊崇的人或物”。[25]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在小写的god词目下有四个义项，一是“神”，二是神像、偶像，三是男神，四是被极度尊崇的人（物），权力很大的统治者。一个多字词目所列大写的God，其汉语对应词为“上帝、天主”。[26] 虽然没有添加解释，但这里的“上帝”应是指基督教新教而言，而“天主”则指天主教对最高神的称谓。
从英语词典对God的释义来看，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牛津大字典》区分了God的三层意义，第一是指前基督教（pre-Christian）层面的含义，常用来指超越常人的人（通常是男性），拥有控制自然和人类命运的力量，因而受到崇拜，也可指异教的神灵，通常用小写的god来表示。第二是指基督一神教层面的意义，指至高崇拜的唯一对象，宇宙的创造和统治者，现在常用大写字母开头来表示，用来指称这一意义的时候是专名。第三是常用词组层面的意义，God被普遍用于很多习语及日常用语中。[27]《韦伯斯特国际大字典》将小写的god和大写的God分列为两个词目，小写的god有六种意思，都是拥有神圣力量或像神一样的人或物，大写的God则指至高无上或终极的现实，是神学、哲学和普遍宗教里所认为的神。[2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God的意义从泛神化走向一神教然后又进入日常口语的过程。但基督教层面的God, 其意义基本已经固定，而在汉语词典里它与“上帝”的对应关系，也通过传教士编纂的字典一路发展延续，并最终定型。
六、结语
“译名之争”是传教士在翻译《圣经》时要在汉语中寻找基督教God的恰当对应词所起的争论，他们在编纂双语字典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从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一直到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God的译名由不确定的“神”一直到固定的“上帝”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可看到传教士将基督教的最高神与其他宗教的神相区分的不同做法。虽然英汉词典和双解词典里多有将God译为“上帝、天主和真主”并列的现象，但是这种并列是建立在大家都已接受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最高神的不同称谓的基础之上。“译名之争”虽然当时并未分出胜负，导致“神”版和“上帝版”两版《圣经》的刊行，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上帝”的译法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被大量中国人接受，以至于“上帝”一词逐渐被基督教化而失去其原来的本土宗教含义。这一点固然可以说是《圣经》的“上帝”译本大量传播带来的结果，但基督教《圣经》毕竟多为教内信众阅读，其他人阅读的总数有限，而英汉字典的传播，其范围和受众面都更广泛，因此字典的译法所起的传播效果要比《圣经》更明显。《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刊载了麦都思的一篇文章《援辨上苍主宰称谓说》，详细介绍了“译名之争”中两派所持的观点及其理由，最后作结道：“其惟中土人士，达章词而明义理者，始能著千秋之定论欤？其或积以岁年，俾教化渐浸于中土，必有能者，起而操著作之权，编纂庶有可观也。”[29]麦都思预言待基督教在中国广为人知以后，中国人必定会选出God最合适的译名，他的预言今日已经实现。今天我们谈论基督教，以“上帝”为God的对应词，几乎已成不刊之论，如《马礼逊回忆录》，编者引述马礼逊日记大量原文，译者即将其中的God全部译为“上帝”，[30]与马礼逊当年的大费踌躇全然不同。再如，有论者将儒教和基督新教对比的时候，直接将“天”与“上帝”对列，默认“天”为儒教的概念，“上帝”为基督教的概念，而不再考虑其历史语境。[31] 从这一点来看，追溯这段“译名之争”和词典编纂的历史，对今天早已习焉不察的我们来说，也许还并不是毫无意义。
[1] 材料方面，作为“译名之争”主战场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20册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出版，刊载1877以后译名论争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全套75册也由台大出版中心于2012年影印出版。《万国公报》上猬集中国人观点的文章由李炽昌整理为《圣号论衡》单独出版，其他如麦都思、理雅各等人的小册子，目前也不难寻觅。视角方面，研究“译名之争”的学者从文化传播学、翻译学、比较宗教学等各种角度切入，不一而足，参见卫三畏（S. Wells William）“The Controversy among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n the Proper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God and Spirit into Chinese”（Bibliotheca Sacra, XXXV，1878年，第732-778页；伊爱莲（Irene Eber）The Jewish Bishop & the Chinese Bible: S.I.J. Schereschwsky (1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5-18页；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831-1906)，第199-233页；赵稀方、宋如姗《翻译现代性——晚晴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台北：秀威资讯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9-253页；
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翻译”，刊于《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5-222页；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刊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69-81页等文。
[2] 关于19世纪来华传教士编纂词典的研究，可参考：司佳“早期英汉词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载《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页；杨慧玲“汉英双语词典的诞生及其早期设计特征”，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第387-393页；沈国威“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1-130页；高永伟“罗存德和他的《英华字典》”，载《辞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46-158页；元青“晚晴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94-106页，其他专题研究尚所在多有，兹处不赘。
[3]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07页。
[4] 参见元青“晚晴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第95页；屈文生“早期中文法律词语的英译研究——以马礼逊《五车韵府》为考察对象”（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对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版本有更为详细的考证，见该文80-82页。
[5] 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p. 200-201.
[6] W.H. Medhurst,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July 1848, pp. 342-343.
[7] 沈国威，“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第124-125页。
[8]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he third: English and Chinese),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reface, p.1.
[9]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ublin: Printed by W.G. Jones, for Thomas Ewing, in Dames, 1768.
[10]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he third: English and Chinese),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p.189-191,下文对马礼逊字典的分析皆出于此。
[11]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山东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6页。
[12] 关于论争各方观点的概括，可参考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第225-229页；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翻译”，第213-215页；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第74-76页。
[13] 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第120-121页。
[14] Walter Henry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wo Volumes, Vol.1, Shanghai：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7, preface, i-ii.
[15] Walter Henry Medhurst，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wo Volumes, Vol.1, Shanghai：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7: 631-632
[16] 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第236页。
[17] 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顾钧、江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95页。
[18] 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101页。
[19] S.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英华韵府历阶)，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Preface.
[20] S.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英华韵府历阶)，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年，第123页。
[21] 关于罗存德这本《英华字典》的整体研究，参考熊英《罗存德及其<英华字典>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29页；高永伟，“罗存德和他的《英华字典》”，载《辞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49页；沈国威，“近代英华辞典环流——从罗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务印书馆”，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7辑，2014年，第22页。
[22] 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2, Hong Kong,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Daily Press” Office, Wyndham Street, 1867, Preface.
[23] 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2, Hong Kong,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Daily Press” Office, Wyndham Street, 1867, pp.905-906.
[24]邝其照，《字典集成》（1868年字典），内天庆市 沈国威（影印与解题），东亚文化交涉协会，2013年，第55页。有关邝其照这本字典的研究，可参阅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49-158页。
[25]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印行，1977年，第882页。
[26]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27] James A. H. Murray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founded mainly on the material colle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Vol.4, F and G, Part 2: G. by Henry Bradley. Oxfro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01: pp.267-270.
[28] Philip Babcock Gove (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G.&C. Merriam Company, Publishers, 1976, p.973.
[29]松浦章 内田庆市 沈国威，《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686，685页。
[30]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38页等。
[31] 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153页；房志荣，“儒家思想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之比较”，载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99-5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