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影舒 ：近代陕西天主教中等教育之探索：以玫瑰女中为例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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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影舒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口述史、回忆录资料的整理研究，对近代一所著名的陕西天主教中学——玫瑰女中的教育理念、办学探索、社会影响等进行分析总结，试图从详尽的内、外观角度认识当年在华天主教会中等学校，了解陕西近代中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并从中管窥天主教在近代陕西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

关键词：玫瑰女中 近代陕西社会 天主教

1840年之后，中国开设五埠通商口岸，中西交通的程度日渐加深，涉及领域逐步广泛。伴随各种外交、商贸、传教事务的频繁往来，其产生影响也随之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对开启民智、树立新风具有引导作用的教育事业，其变革作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众多志士仁人的关注点，也是传教士在华工作的一个方向。无论在哪个地区，只要有传教活动的存在,“教堂、学校、 医院总是构成三位一体的。”[1]其中，女子教育更是对其推行“男女平等”观念的正面实践。

因材料丰富且影响巨大，前人研究多述及沿海地区女子教育问题，内地情况则鲜有涉足，关注传教士在陕西兴办女子教育的情况更是寥寥。然天主教自明末以降重新传入陕西，几百年来，其不同时期活动轨迹与当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交织与对话，理应得到认知。而近代时期的陕西天主教发展，教会兴办的玫瑰女子中学，因其女子教育事业处于社会更迭、文化兴替的复杂话语背景中，所做出的努力及调适，进而展现天主教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之间互动关系的张力，从而更具读解的意义。

一 、陕西天主教的近代发展与玫瑰女中的历程

陕西的天主教传播源流自唐代景教始，至明末以来传教士进入而再次发端。“礼仪之争”之后，耶稣会在华传教势力大为削弱，1696年，罗马教廷设立陕西宗座代牧区，将陕西传教事务交由方济各会会士主持，叶宗贤（Basilius Brollo）任第一任主教。即便如此，百年禁教之中，天主教在内陆地区陕西的发展也大多是社会潜流。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条约中涉及保教条款，使得天主教在内地传教活动逐渐转为公开。此后，传教士大批涌入，陕西天主教随之发展。1869年12月8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召开，确认继续由方济各会管理陕西代牧区。1887，陕西代牧区以秦岭为界再分为陕西南境与陕西北境两个代牧区；1911年，陕北代牧区又分为为陕西中境与陕西北境两个代牧区。1924年，罗马教廷批准中国教区更名，其中陕西中境代牧区改为西安代牧区，由方济各会管理，包含西安府、同州府、凤翔府、乾州和商州北部[2]。据统计，截至1924年，西安代牧区教徒人数38198人。[3]1930年，戴夏德主教(Florentius Tessiatore)将陕西中境代牧区主教府由高陵通远坊迁至西安土地庙什字南堂。[4]

西安南堂始建于1716年，曾于禁教期间被没收。1861年，陕西代牧区主教高一志(Ephisius Costantini)和助理主教林奇爱(Amatus Pagnucc)与清政府交涉，落实原天主教教产。1865年，归还南堂正厢房158间。1883年，方济各会在原址的基础上重建教堂12间(祭台3间、堂8间，堂面1间)，堂面高17.45米，教堂占地面积700多平米。[5]。

1907年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FMM,1890年初至陕西高陵通远坊)六位修女来西安[6]，1922年，在土地庙南北街60号南堂后院办初级小学，称玫瑰女子小学，开始有学生20多名，修女穆海涵、邓维清二人担任教师，兼管校舍和学生生活等一切事务。1925年，时任陕西中境代牧主教希贤（Eugenio Massi）[7]与南堂丁午桥神父（Francisco Ormazabal），在南堂西侧筹备玫瑰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小学，同年开办招生。1927年改为私立玫瑰女子中学。1932年又称为私立玫瑰女子初级中学，1943年增设完全中学，[8]。关于创立的初衷，希贤主教曾在汉口主持创办另一所天主教中学时，对毕业生的赠词中写了十一条规劝：“让孝道成为你们人生中的标志；慷慨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和孤儿，破除你们生活中的世界罪恶之根源的利已主义；用牺牲和善的精神去热爱和服务你们的国家；使你们的思想的文化，由那些良知的指示所引导。”[9]1932－48年在任的西安代牧区主教（1946－48年为西安教区主教）万九楼(Pacifique Jules Vanni)曾向方济各总会会长报告：“我一直都设法维持所有的小学和中学开放，因为这都能使人敬仰天主教会，并能成为吸引许多人灵魂的方法。”[10]

鉴于之前南堂索回教产的面积很大，学校的规模亦不小，据李伯毅、附近住户回忆及相关档案图示，玫瑰女中外立着高高的围墙，围墙下半部分砌着砖，上半部分刷成灰白色，每隔三四米就有一个高高的砖柱子，中式门楼，有两扇乌黑的大木门。进去后，有三间门房，然后是门道，进了二门后，就是学校的传达室，楼上是学生衣物贮藏室，楼下为事务办公室（校长室、教员室），东西楼房五间，上为学生宿舍，下是教室，中有花园、天井，大礼堂，后院是图书室、操场、洗衣房，东院四边都是平房，东西两边各有教室六间，四间学生饭厅，两间灶房，刺绣室，劳作室、音乐室等。[11]

1940年代，玫瑰女中分为两部分，小学改设在土地庙什字的街西，东梆子市街东口路北，门朝东开。[12]1951年，玫瑰女中和玫瑰女子小学由政府接管，分别改名为西安市第一女子中学和土地庙什字小学。1960年代中期，第一女子中学和土地庙什字小学互换位置，改为西安市抗大一附中，男女合校，不久又更名为韶山中学。[13]1972年，改名为西安市第九十一中学，土地庙什字小学则改名为五星街小学。如今，第九十一中学还在东梆子市街东口，而五星街小学则在2000年左右合并进其他小学。

二、立案：背景及调适

从1844年女传教士阿尔德赛（Miss Aldersay）在宁波创办教会女塾开始，从1844年到1860年间，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就建立了15所教会女校。[14]天主教最早开设的中等教育机构，是耶稣会于1850年在上海成立的徐汇公学，随后女子学堂也在各地纷纷建立，如上海经言学校，天津贞淑女学，武汉布伦女子学校，青岛天主教女子学校等。[15]

但无论其中的哪一所，都是地处通商口岸传教士创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有一定社会影响，并未受到官学系统的真正关注。虽梁启超曾于1897年在《倡设女学堂启》[16]中有“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等关切之语，但从1901年的“壬寅学制”到1903年的“癸卯学制”，仍言及“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书，误学外国习俗”。[17]直到1907年，官方才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凡设立女子小学堂须先将办法情形禀经地方官核准方许开办，该地方官并应随时将办法情形禀申本省提学使以备查核。”[18] 同时专门就“女德”加以补充，“女子性质及将来之生计，多与男子殊异；凡教女子者，务注重辨别，施以适当之教育。”直到民国之后，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从小学到大学，课程上也不再有男女之分，女性终于获得了同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利。

地处西北内陆，陕西教育的发展较为迟滞。1906年，西安成立秦省第一中学堂，为陕西省中等学校第一家。1918年，陕西第一家私立成德中学成立，由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创办。1923年学制改革，中学、师范均为三三制，当年春季开始招收新制一年级学生。女子教育方面，1903年，基督教浸礼会在东关教堂成立尊德女校[19]，1904年，阎甘园在西安小车家巷以其夫人杨雅阁命名的“雅阁女校”，在当时颇有影响。[20] 1912 年，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成立。[21]1925年，玫瑰女中成立。截至1932年，西安私立中学仅有五所，其中女子中学两所，即私立尊德女子初级中学与私立玫瑰女子初级中学。[22]

从玫瑰女中成立之初，就有接受教育部立案的具体情形。1925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该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 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
• 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
• 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
• 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
• 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
• 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23]

从现存档案来看，玫瑰女中也正是根据以上要求，在1937年填写了立案的各项材料，并由陕西省教育厅上报教育部。从1925年成立之初未上报，而到1937年上报立案，除了由于时局动荡和政府实际控制能力，教会学校的立案未曾真正贯彻实行，更有一些学校发展当中具体的情况：

第一，据柏克曼统计，天主教学校学生大都是信徒子弟。1919-1920年，陕西天主教会学校学生数26人[24]。1926年，据《圣教杂志》统计，天主教会办西安女子小学2个，共计406人，全部为教内女生。[25]教会办学，除提倡男女平等外，更反对女子缠足，创校之初，只有在教内子弟中招生，生源并不算多，在1932年的统计中，玫瑰女中的学生总共仅有60名[26]，在1937年的立案计划中，也不过计划招收80名。[27]而在第二任校长高启正治校任职后期，学生人数逐渐猛增至500多名。[28]这里自然有学校发展、治校有方的原因，但更多的原因是进入1930年后期，新军阀混战时代基本结束，加上1934年陇海铁路修葺通车，粮棉连年丰收，社会经济有所复苏，城市人口骤增，学生人数也就随之上涨，入学人数增多，社会影响迅速增大，学生家庭背景也跨越教内外，政、军、工、商界愿将其女送入玫瑰女中读书，[29]教育部立案逐渐成为紧迫要求；

第二，对于私立学校而言，经费问题最是迫在眉睫，早期的陕西私立学校，大多为军政界要员创立，如省教育会会长郭希仁及知名人士杨西堂等创办民立中学，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关麟征创办崇实中学、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创办尧山中学等，这里有其光宗耀祖、福荫家乡的价值取向，但其丰厚的政治经济后盾也是保证学校持续开办的现实基础。玫瑰女中虽仰赖天主教方济各会背景，经费来源自专为陕西、山西、山东方济各会服务的天津意大利租界内大马路（今建国道）的方济堂[30]，玫瑰女中第一任校长丁午桥神父曾于1930年代负责方济各会远东财务——方济堂的经济事务，经营房产、布匹、西药等，以其所得，支持各地方济各会的工作。[31]但与其他费用相比较，“大都恃其储金及产业上之收入，以维持其在华之事业，故本教所办神圣事业与办事人员之所需一经支付，其所余堪为办理儿童普通教育之用者已属无几”[32]，这一点可以在玫瑰女中立案材料之一《经常费预算表》[33]中得以管窥，全年经费由天主堂负责三千元，房产租金收入两千八百八十元，学费收入五百元，“岁入6380，岁出6170”，其中俸禄支出近四千元，然而包括校长高启正在内的几位职员、教员都为义务工作，且兼任多职，或兼教几科。校内的日常管理如门房、接待、宿管等事务则均由教会修女负责[34]，诚然这有神职人员或教徒服务教会的宗教奉献精神，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学校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尽量将支出缩至最低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立案之后，学校不会受到太多发展上的制约，发展情况亦能在教育部门扶持下得以保证，同时亦能从扩大招生学费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第三，“非基运动”的影响，1925年，陕西省学联成立西安非基督教大同盟，号召“鼓起勇气，继续努力，以期基督教之根本消灭”。1927年，西安再次掀起非基高潮，因听闻第一师范学生陈悦杰在教堂旁边演讲时被拉入教堂，各校3000余名学生赶往土地庙什字天主教堂，包围教堂，“冲进教堂，捣毁桌凳，火烧圣经，救出陈悦杰，并将神父押往第一师范。”[35]12月26日，西安中等学校全部罢课，到省教育厅情愿，提出六项条件：（1）慰问学生；（2）教会向学生道歉；（3）收回教堂霸占的民产；（4）停止教会欺骗良民入教；（5）禁止教会在中国任意办学校，收回教育权；（6）反对教会侦查中国的一切行动，当局未答应坚持罢课。上文中被押往第一师范的神父，便是玫瑰女中的创办人、第一任校长丁午桥神父。也正是从他之后，玫瑰女中的历任校长都不再由外国人担任，而改为中国人。天主教会也十分清楚，在办理社会学校的过程中，如不能在本地化的诉求中加以改革变化，与社会风尚相适应，并认同地方教育部门的管理，显然对其教育事业的继续开展，甚至对教会本身，都是相当不利的；

另外，也是学校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毕业生的未来发展问题。学校没有在教育部门立案，并非仅仅“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而是对学生未来发展的诸多不便，如：“未经本部立案，学生毕业后不能与其他公私立中学受同等之待遇，滋足惜焉”；[36]“之前所发毕业证书，未经备案，亦未经官厅验印，因而各县学务人员，多不认可，且有多方吹毛索瘢者。”[37]从长远来看，学生的社会认可度如若因此降低、并多少受阻，显然对学校的未来发展也是有所影响的。

凡此种种，可见玫瑰女中申请立案，并非简单地受制于教育部的各项法令措施，与政府保持距离，相反，1931年丁午桥神父还特邀请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参加第三届学生毕业典礼，杨虎城主席偕夫人谢葆贞亲临会场，并亲自给学生颁发了奖品和毕业证书。[38]校方也没有因为教育部门对学校的相关限制而选择不合作，而是通过运行过程中各种现实处境与内在缘由，更加变通地着眼学校的长远发展，也为更好地推行男女平等观念，发展女子教育事业而付诸日常实践。

三、教学过程与教育效果

在立案的材料中，玫瑰女中的课程设置为每周授课31个小时，公民、体育及童子军、国文、英语、算学、历史、地理、劳作、图画、博物贯穿三年，音乐跨越两年，另外，第一学年设置卫生、植物、动物，第二年设置化学，第三年设置物理及桑蚕或烹饪。[39]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玫瑰女中已经完全没有宗教课程设置，不仅如此，还根据教育部要求将公民、童子军课程列在每学年的必修课之首，教科书均为统一要求用书，公民课采用中华书局版卢达著《初中公民》、商务印书馆版孙伯謇著《复兴初中公民》；童子军课采用二二五书局版范晓六著《新编童子军初级教程》；国文课采用中华书局版孙怒潮著《国文教科书》等。与其他学校稍显不同的是，学科设计上还有选修课一项，于第三学年施行，选修科目又分为共同选修科与特别选修科，选修科科目就学生个性及社会需要斟酌教授，具体如下：

（一）共同选修科：社会学、经济学、学校卫生、儿童学、大意商业及农业、大意家事簿记；

（二）特别选修科

A 文科组 应用文、国文典、文字学、学科学通论

B 理科组 珠算、理化、大意天文气象学、进化论、科学史

C 美术组 简单工品之制造、美术史、郊外写生[40]

而这一部分，却在后来教育部的立案审查中得到反对的意见。“惟该校学科分必修科与选修二种，不合规定，应将选修科目取消。修正学则，连同各科教学时数表，补报备核。”[41]在随后的学校学生成绩单等档案材料中，也遍寻不到选修课的痕迹，因此也无法考证，玫瑰女中的实际教学当中，选修科目是否真正实施。但在档案中确有玫瑰女中关于学生课外作业事项的记录：包括日记、写字、学术比赛、演讲比赛、各科研究、游艺、刺绣实习、线结、壁报、画报等，显然有与选修科目重叠的部分，相关内容多少还是有所开展。而从后期的反馈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根据个人爱好，分别开设美术、刺绣、手工艺品制作等课程，进行培训”[42]，“玫瑰女校当中当时最突出优异的课程是外语、美术（油画）、刺绣、手工艺作品，并于当年双十节期间在旧市政府（北院）内展出，曾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43]“那时的玫瑰女中是西安市比较有名的学校，学生们制作的手工玫瑰花，还曾在亮宝楼展览过。”[44]

关于玫瑰女中师资的问题，从1937年至1949年，学校教员不多，多有流动，最多时不到二十位，但都有中学以上学历，且大多有从事教育工作经历，整理其中部分教员资料如下:

据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8-1-24；西安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037-24等整理

• 建校之初，教师为本省人士，多毕业于省内高、中等学校，自1938年抗战之后，华北沦陷，“沦陷区人民流亡该省者颇众，因而中学激增，进展颇足。”[45]教师来源更为广泛，也多毕业于全国各地的高、中等学校；
• 学校师资并非固定，不少为兼任教师，在玫瑰女中任教的同时，都为省内省立、私立中学教书的骨干师资，教学质量得以保证。也同时有不少教内人士义务教学、工作，办学中期，开始有不少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成为本省中等学校较早的一批女子教员；

（三）仍有方济各会几位意大利神父在玫瑰女中任教，如包尔寿神父(Faustin Barsottelli)、米良神父(Sctvestro Migliwharoundi)，米良神父是著名的钢琴家，精通音乐，曾兼任西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擅长音乐创作，作有《弥撒曲》、《弥撒前后曲》、《领圣体前后经》等天主教歌曲很多部，因此教徒将他所创作的歌曲称为“米良曲”，至今还在陕西教会各地教堂中颂唱不息。他在玫瑰女中教授音乐，显然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还为着力培养音乐人才而奔波努力，“妈妈中学念的是教会学校，学校来了意大利籍神父，……这位米良神父执意要收妈妈做入室弟子，……米良神父一见她就叹气，这是一双多么适宜弹琴的手”[46]。可见他们并非仅仅因是天主教会所办的学校而任职其中，而是确有其专业知识与教育储备；

（四）关于天主教会办学倍受争议的英文教学问题，“盖其多数传教者，咸自欧洲大陆各邦而来；虽能通晓英文，其所操英语，终不自然，华人因此自愿就学于教授英文或用英语为教授用语之学校，而天主教会招致学生以入其所办学校一举，遂感困难矣。”[47]玫瑰女中非但未受太多影响，首先因为虽然美国天主教会不是中国天主教教士的主要来源地区，但是据记载1882年与1921年分别有10位美国方济各会士到陕西工作[48]，显然可以从中选择作为英文教员，毕业于美国圣母大学的韩克礼[49]神父就是其中一员。其次运用口语教学，效果显著，“梅（自康）先生说，玫瑰女中的英语教学很突出，老师是外教，比当时一般的学校水平高”[50]。

鉴于以上，玫瑰女中的教学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1929年在全西安市中学生会考中，学生解慧贞夺得西安市会考第一名桂冠。1932年第四届毕业生30名，其中5名考上武汉高级中学，毕业后又都考入辅仁大学深造。[51]学生的艺术素质也得到了系统训练与培养，玫瑰女中曾于1946年筹办音乐晚会，公演三日，节目包含合唱、合奏、钢琴、风琴独奏、二胡独奏等，得到了观众的赞许。[52]经过教师的系统教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可考入高等院校深造。其他学生，根据个人爱好，通过美术、刺绣、手工艺品制作等课程的培训，使其掌握一种技能，毕业后能从事一种职业。

另外，在学校管理学生制度方面，住校学生个人未经请假批准者，不得私自外出，这种管理生活制度，在当时效果很好。学生安心读书，家长也较为放心，因而赢得社会一些名流和当时军政要员将自己的女儿送入玫瑰女中读书。

四、结语

天主教会提倡男女平等，但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内陆陕西地区，推进此观念并非一日之功。方济各会从女子教育着手，创设玫瑰女中。在办学的近三十年内，师资来源日渐充足，设备日渐丰富，学风优良，从早期初级中学到后期又成立高中部，从教会附属学校到以教会资金、地产租赁、学费三部分支撑的私立女子中学，成为了一所地处内陆地区影响深远的女子中学，显然，对近代陕西地区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对社会当中男女平等观念的扩散起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传播总是在某一种处境中产生。他者生活在一种处境之中，因此它的接收也是从此一处境出发的”[53]，玫瑰女中在创办、运行、课程设置、师资储备等过程中，显然都因其处于社会更迭、文化兴替的复杂话语背景中，采取了相应不同的调适与变通方式，从而在不同的具体处境中展现了近代陕西历史洪流中的重要一叶。

[1]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2]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p. 319.；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3] J-M. Planchet, 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Pekin: Impriemerie des Lazaristes, 1924. p90

[4] Joseph Tardif de Moidrey, La hie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en Coree, et au Japon（1370-1914）, 1914，p.70,转引自张晓红，《陕西天主教教区的初步研究》，《九州学林》，2005年，第三卷，第二期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末教案》（一），《恭亲王奕䜣等奏为接法国照会请旨饬催查还陕西教堂摺》、《署陕西巡抚刘蓉奏报查还陕省教堂旧基事法教士意存要挟摺》等，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35页－545页

[6]［意］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98页；J-M. Planchet, 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Pekin: Impriemerie des Lazaristes, 1923. p90

[7] 1916年来陕西，任职十二年。

[8] 参见《学校概况表》，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卷宗号8-1-24；《西安玫瑰女中概况》，《公教学校通讯》，1949年，第3期，第19-20页；李伯毅先生回忆文章中谈及建校为1919年，存作另一说。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9] 载《上智中学高中第三届毕业民学录 1944年》，武汉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bG321:129，转引自江云，《近代武汉地区天主教中等教育的德育研究———以私立汉口上智中学为中心（1935-1949）》，《天主教研究论辑》（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320页

[10]（荷）金普斯、麦克罗斯基著，李志忠译:《方济各会来华史(1294一1955)》，香港方济各会，2000年，第91页

[11] 赵珍：《五星街》，《西安晚报》，2013年1月6日，第15版；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12] 赵珍：《五星街》，《西安晚报》，2013年1月6日，第15版

[13] 杨新庆：《西安的韶山中学》，《西安晚报》，2016年5月22日，第11版

[14]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15]［意］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101页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19-20页

[17]《奏定学堂章程》，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1043页

[18]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三册，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802页，

[19] 尊德女校，系初等小学，后又改为高小，1932年改为初级中学。参见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安文史资料》第七辑，1984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44页

[20] 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纂办公室：《西安市教育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115页

[21] 韩维墉：《从废科举立学校到解放前的陕西教育》，《陕西文史资料》（第2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8页

[22] 田耕园：《一月以来陕西之教育：陕西省中等学校概况一览表》，《新陕西月刊》，1932年，第2卷，第1期，第85-86页

[23]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4页

[24] Johannes Beckmann: Die Katholische Missionsmethode in China in neuester Zeit(1842-1942), Schweiz: Verlag des Missionshauses Bethlehem Immensee, 1931

[25]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1－382页

[26] 田耕园：《一月以来陕西之教育：陕西省中等学校概况一览表》，《新陕西月刊》，1932年，第2卷，第1期，第85-86页

[27]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8-1-24

[28] 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29] 参见西安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037-24；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30] 方济堂 (Franciscan Procuration) 是天主教方济各会曾经在中国所设立的办事处（俗称帐房），神父以意大利籍居多。在中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5省传教，建立了28个教区。为支持传教事业，在天津、上海、汉口三大通商口岸城市和香港设立办事处，经营房地产业。

[31] 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租界志·宗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460页

[32]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记天主教会之教育事业》，转引自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33]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8-1-24

[34]  赵珍：《五星街》，《西安晚报》，2013年1月6日，第15版

[35] 《民国西安词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36] 《教育部训令第一三八号》，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3页

[37]《独忧室主记山西南境主教区域学务情形》，《圣教杂志》，1922年，第5期

[38] 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39]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8-1-24

[40] 同上

[41]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8-1-24

[42] 谢轶欧：《土地庙什字三地回望》，《西安晚报》，2016年9月25日，第11版

[43] 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44] 赵珍：《五星街》，《西安晚报》，2013年1月6日，第15版

[45] 陈东原主编：《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四编，中学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440页

[46] 杏林子：《妈妈》，《亲情维他命》，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88页

[47]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记天主教会之教育事业》，转引自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48]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p. 720.

[49] 美国人，曾任陕西商州耶稣圣心堂主任司铎

[50] 谢轶欧：《土地庙什字三地回望》，《西安晚报》，2016年9月25日，第11版

[51] 李伯毅：《忆西安私立玫瑰女子中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西安近代中等教育》，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52]《玫瑰女中音乐晚会》，《教友生活》，第1卷第9期，1946年，第7页

[53] ［比］钟鸣旦，洪力行译：《传教中的“他者”——中国经验教我们的事》，新北：辅仁大学书坊，2014年，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