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旖、苏日娜： 藏书视角中的岭南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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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旖、苏日娜

摘要：论文从图书馆藏书这一视角，佐以一手档案等新发掘的史料，通过梳理和分析图书馆的馆藏政策、特色藏书及来源等问题，反观岭南大学的办学理念、教学方针以及学术研究。广州岭南大学是一所由广州国内外基督教人士发起筹办的教会大学，其特别之处在于她是当时中国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中唯一一所不属于任何教派和组织所有的学校，而其教学质量与学术研究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各类大学的前列。1945年纽约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制定中国战后复兴基督教计划，其内容包括拟将现有大学分两等办理，岭南大学被列入第一等。由于其独特的建校背景和办学理念，岭南大学在教学方针和学术研究中都一而贯之地注重根植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广东社会的本土文化，在商科、农科的教学方面也更注重结合广东乃至中国的实际情况，使毕业生能够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在学术研究方面，其所开展的“广东文献整理与挖掘”、西南社会调查以及“中国研究”项目等，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特别是“中国研究”已经具备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气息，不仅研究内容和选题角度十分新颖，在研究方法上也大量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清代以来中国、尤其是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开展研究。对于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以及藏书视野下的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剖析，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岭南大学与基督教教育理念在当时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交融、整合中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岭南大学  教会大学  图书馆藏书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collection, with the newly excav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primary arch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teaching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Lingnan University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library collection policy,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and source. Guangzhou Lingnan University is a Christian University initiated by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t home and abroad in Guangzhou, which was unique in that she was the only one of the 13 Christian Protestant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at did not belong to any denomin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chool, and Its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1945 the joint board of directors of New York Christian University developed China's post-war rehabilitation Christianity program, which includes intending to divide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into two classes, Lingnan University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class. Due to its unique school background and school-running philosophy, Lingnan University has consistently focused on Chinese society, especially on the local culture of Guangdong society, in teaching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and agriculture, Lingnan University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Guangdong and even China, so that graduates can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spect of academic research, Lingnan University’s carried out "Guangdong Document Arrangement and Excavation", the Southwest Social Survey and the "China Research" project have distinctive Lingnan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China Research" have the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breath, since not only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topic angle is very novel, but also make great use of the western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nd it carries out research on Chinese, especially Lingnan area’s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nthropology, economics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of the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research under the view of book collection can reveal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from a glimpse of the collision, conflict, blend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Lingnan University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Key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Christian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一、绪论

1.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这一机构名称可指代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以及韩国岭南大学。而论文所研究的“岭南大学”特指以1888 年建校的格致书院为前身，一脉发展而来，并于1952年院系合并时停办的广州岭南大学；至于此后建立的、与广州岭南大学有一定历史渊源的香港岭南大学以及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不在论文的研究范围之内。韩国岭南大学也非论文的研究对象。

广州岭南大学是一所由广州国内外基督教人士发起筹办的教会大学。[1]其特别之处在于她是当时中国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2]中唯一一所不属于任何教派和组织所有的学校。岭南大学，初称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884年 由美籍传教士香便文牧师（Rev. B. C. Henry D. D.）及哈巴牧师（Rev. A. P. Happer D. D.）等向美国长老会传道万国总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提议倡办，1886年募得美金25,000美元，是年4月脱离总会另立董事局主持一切，1888年开校于沙基金利埠（即今六二三路）。此后历经停办、几经迁徙，于1904年定永久校址于广州河南康乐，校舍不断增加，学务持续扩充，图书、仪器、标本之设备亦日渐完善。[3]20世纪20年代，“非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该运动在与反帝运动力量合流的过程中，掀起了国人反对治外法权和其他外人特权的怒潮[4]，各行各业纷纷要求收回相关主权，于教育界即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岭南大学成为全国首个完全收归国人自办的教会大学。1927年1月11日，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正式成立，宣布学校为私立的、中国人主权的，举钟荣光博士为校长。1945年纽约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制定中国战后复兴基督教计划，其内容包括拟将现有大学分两等办理，岭南大学被列入第一等。[5][6]岭南大学在近70年的发展历史中，由筹划及初期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发展成为南中国一所著名的高校，纵的方面由高等预科而陆续扩充成大学、中学、小学以至幼稚园，井然联成一气；横的方面分设文理农商工医科各院，并先后在海内外设立分校多所。其恢宏气势可见一斑。岭南大学之贡献可概括为“农 科在华南素负盛誉，亦实不逊于国中任何同类学府。理科上溢佳誉于海外，期刊之科学季刊，夙为中西学者所传诵。……医科之前身为总理研习之地，传承悠远可纪念之历史，发展迅速，设备宏新，外国语文学习在英文教学法之新创，予中等教育以特殊贡献。”[7]

2. 岭南大学图书馆

岭南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06年，其始为教员阅书参考室，规模甚小，初设于马丁堂，与博物标本室合建。其时所藏书籍，多属西文，均为美国人士捐赠。随着书籍日增，先与博物标本室分离，继而于1915年迁入新建成之格兰堂。1917 年岭南学堂升级为大学，馆务亦随之逐渐扩充。1919年始设专职馆长之职，聘图书馆专门人才特嘉（Jessie Douglass）女士为馆长。其上任后，积极整顿，对于分类、编目、购订、出纳种种手续，力图改善。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亦在此时建立，基础来自于1920年中籍部主任陈德芸亲赴上海北平各处劝捐所得之16,000余册书籍。1928年，科学院建成后，校址既增，图书馆遂由格兰堂迁往马丁堂二楼全座，稍事扩充后复得取用一楼、二楼全座及三楼之一部份。抗战爆发前，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总量占全国大学图书馆之第五名，[8]而理科西文杂志种数则占全国图书馆之首，其中不少为自创刊以来全部齐全者。[9]于藏书组织和利用方面，岭南大学图书馆亦走在全国教会大学乃至全国大学图书馆之前列。20世纪20年代中期，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等纷纷来函询问岭南大学图书馆如何对中文书进行编目、开架制度的管理以及如何对西文汉学书籍进行分类等问题。[10]于特色藏书方面，最难得者为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onian Museums)及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之丛书、“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和中国古版书籍；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学校当局对共产主义思想言论持“绝对自由”的态度[11][12], 体现在藏书建设上，便是设立了“新智识研究室”。

综上所述，无论从岭南大学图书馆所属大学本身的规模、学术成就以及对社会的贡献衡量，还是从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和质量、藏书的组织与利用以及藏书管理理念观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教会大学图书馆藏书中都具备典型意义和特殊意义。本文即以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为研究视角，在对大量零散的史料加以系统梳理和组织的基础上，简要回顾岭南大学图书馆从初创、发展到停办的历史，以期探寻近代教会大学教育意义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拓宽近代高等教育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范畴，进而为观察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二、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之发轫

岭南大学图书馆发轫于 1906 年，在中国所有教会大学图书馆中，其历史之久远仅次于圣约翰大学罗氏藏书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岭南大学图书馆从初期的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发展到后来的馆藏雄厚、琳琅满架，曾以西文汉学书籍、完备的西文理科学术期刊等特色馆藏闻诸于海内外。综合岭南大学的历史档案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图书馆自 1906 年设立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初创时期（1906-1916）、发展时期（1916-1927）、繁荣时期（1927-1937）、抗战时期（1937-1945）和重建至院系调整（1945-1952）。划分依据除历史档案和前人智识外，最重要的是与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1916年岭南学校开办文理科大学，1918年学校正式将中文名更改为岭南大学。1923年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致函谭卓垣，盛赞岭南大学图书馆在过去的5年内，中文书平均年增长量为6,000册，西文书平均年增长量为1,800册。^[13]可见在大学开办前后，图书馆的发展十分迅速，各项业务日渐完善，经过早期对藏书建设的探索阶段，图书馆结合学校的科系设置、教学方针，确定了藏书优先建设的学科领域，逐步建立起“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设立了中籍部，并重视期刊的采购工作。可以说，图书馆创建早期所开展的藏书活动为后来藏书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早期的藏书建设活动

任何事业于草创时期，其各项工作都是处于探索阶段。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汉和文库，在其成立之时仅有来自中日人士所捐赠的中文藏书4,523册，日文藏书1,668册，在第一年中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设计中日文图书分类表、编制藏书的卡片目录，而在新增藏书方面，当年没有收到任何日文书，中文书近一半是来自梅光迪的藏书。[14]岭南大学图书馆是在美国人士捐赠的书籍基础上成立的，在早期藏书增长速度缓慢，对书刊的订购一般是纽约董事会致函图书馆主任，告知对书刊订购的意见，或直接列出书单，由图书馆主任根据相关信息与书刊出版机构联系订购。在李瑞明撰写的岭南大学“历史沿革”中曾提及学校在建校康乐校址初期，多得中外友人捐赠，图书仪器尤多。[15]据广东省档案馆所藏岭南大学图书馆有关档案，大致也可推测出早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主要为接受来自各方面捐赠的书籍。

在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中，38-4-182号卷宗中有3通邓勤担任图书馆主任时期的函件，分别为：（1）1913年9月14日致图书馆馆长邓勤之向农科赠书，该函言美国宾夕法尼亚学院代表团（Penn State College Mission）向学校农科捐赠农业书籍30种30册，期刊7种（均为全年份），另2,000份农业试验站简报。（2）1916年9月18日岭南学堂董事会（Trustee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助理秘书（Assistant Secretary）嘉芙莲·格礼（Katharine C. Griggs）致邓勤之关于科尔斯（J. A. Coles）博士赠书。（3）1917年4月7日岭南学堂董事会助理秘书嘉芙莲·格礼致邓勤之梅布尔·米德（Mabel Mead）小姐和肖夫勒夫人（Mrs. Schauffler）赠书，据该函可知，米德小姐已经先后两次向学校赠送有关物理学方面的书籍，第一次赠送的为旧书，第二次赠送的是新书并卡片目录，其中部分书籍适合女子学校；而肖夫勒夫人赠送的书籍主要为消遣娱乐类书籍，并指定赠给女子学校。这些信函从侧面反应出图书馆创办初期收到来自美国各界的赠书情况。再从《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的记载可知，上述捐赠中，科尔斯博士和米德小姐的捐赠属大宗捐赠。

除来自美国各界人士的主动捐赠以外，图书馆还会根据本馆藏书建设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向有关机构申请免费获得出版物。如1917年下半年开始，文理大学开设商科课程，为配合商业、经济和工商管理课程的教学，图书馆开始建设学科相关的藏书，图书馆曾分别致函广东盐务稽核造报分所、中国政府盐务稽核总所申请免费获得这些机构的出版物。[16]

关于这一时期藏书建设中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问题，或可将考察的时间范围扩大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除上述三通关于早期图书馆赠书的函件外，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中，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图书馆订购书刊的文件如表3-1所示。

表3-1  广东省档案馆藏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图书馆订购书刊文件统计

以上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中保存下来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图书馆关于订购书刊的19份文件中，除1份是向英国外交部订购该机构出版物的函件以外，其他18份均是订购昆虫学、化学、农业及土壤学方面的科学期刊，另前文所述邓勤担任图书馆主任时期的3通赠书函件，所赠之书亦主要涉及农业和物理两个学科。可见自岭南大学图书馆成立以来，物理、化学、生物及农业科学就是其藏书建设中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这一藏书政策的形成与当时岭南大学的学科设置和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2.“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的建立

“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藏书之一，虽然数量上无法与同时代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收藏相比拟，但是在所选择的藏书主题和版本方面，岭南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亦自成特色，不仅在当时著称于国内图书馆界，而且流传至今保存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亦为国内图书馆界、出版界及学术界所称道。

在李瑞明撰写的岭南大学“历史沿革”中，“第三期建校康乐（1904-1927）”一节提到：

“当此时不独校舍校地增加，学务扩充，图书仪器标本之设备亦日渐完善，计历年所搜集者西籍共有一万九千余册中籍约四万六千余卷，其中最难得者为美国国家博物院及华盛顿干力奇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之丛书及各国学者讨论中国之书目一集及本国古版书籍甚多。”[17]

根据这段记述可知，“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是在岭南大学建校康乐校址时期所建立，但是具体时间并无考证。在笔者目前所阅的档案资料、有关书刊文献中，对这一重要专藏的建立时间亦无明确记载。但就一些往来函件，可以推知其建立的大概年份。

在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中，有一份1917年12月7日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Charles K. Edmunds）致中国盐务稽核总所（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lt Revenue Department）的函件，函中言：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work we are very anxious to build up our Library on China, and since our institution is a public and philanthropic undertaking I venture to request you to supply to our library a file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such as the reports of the Salt Revenue Administration of different provinces, especially that from Szechuan and not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n Manchuria etc. and also the Accounts so far as they have been issued.”[18]

其大意为岭南大学在建设商科课程的同时，还十分希望建立“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的馆藏，因为岭南大学具有公共和公益的性质，故请求中国盐务稽核总所向图书馆提供有关盐务方面的出版物，诸如各省份盐务稽核报告，尤其是四川、满洲等地的盐务稽核报告，盐务方面相关的票据，以及到目前为止这些省份已经出版的账目。

有此可以推知，早在1917年时岭南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始建设“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的馆藏了。从建立时间来看，明显早于国内很多以国学研究著称的教会大学图书馆，如燕京大学图书馆；也早于国外一些知名的东亚图书馆，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当然，早于其他图书馆建立“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在于岭南大学图书馆本身成立的时间较早。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岭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其初衷有别于国外的东亚图书馆，以及国内的很多教会大学图书馆。国外的东亚图书馆和国内的教会大学图书馆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的收藏，其目的是支持本机构的汉学或者说中国学研究，通常这些机构会拥有强大的人文科学研究队伍。而岭南大学素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见长，其建立“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主要原因还在于其“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办学精神，以及把教学研究成果推广到中国社会的办学模式。如前文所引晏文士校长1917年12月1日致中国盐务稽核总所的函中提到在建设商科课程的同时建设“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的馆藏，为开展商科课程的教学收集中国各省有关盐务稽核的文献，可见岭南大学的商科教育并非简单地讲授西方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理论，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经济状况开设课程的，培养目的是使学生在毕业后即可到中国的各类商业机构服务。[19]除商科教学需要有关中国问题的出版物以外，学校的农科教学也同样需要此类出版物，如岭南农科大学（学院）院长高鲁甫就曾致函特嘉馆长，要求图书馆订购有关中国农业问题的西文出版物以便研究使用，[20]这就是因为岭南大学的农科教学中有相当多专门研究华南地区农业的课程，如广东主要作物学、亚热带果树学等等。[21]

3. 建设中籍部

岭南大学图书馆在成立之初已拥有若干中文藏书，随着历年购买和接受捐赠，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图书馆始终没有聘请专人整理中文书籍，更无从事中文藏书的部门。1919年春，彭美赉（Owen E. Pomeroy）委任教授陈德芸襄理图书馆中文藏书事宜，自此中籍部成立，陈德芸为主任。[22]是年，特嘉女士接任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上任后亦大力发展中籍部。故岭南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的建立可谓多得力于特嘉馆长和陈德芸主任。

岭南大学虽为教会大学，但是其具有不属于任何教会的特殊性质。岭南大学又是所有教会大学中，中国人参与学校管理最早、掌握实际权力最大的一所教会学校，钟荣光自1899年即协理校务，学校的各管理阶层都有中国人。而岭南大学的农科教育更是在广东省政府、广东基督教教育会和一些著名中国商人的支持下成立起来的。故岭南大学的世俗化和中国化进程明显快于其他教会大学，在商科、农科的教学方面也更注重结合中国，尤其是广东的实际情况，使毕业生能够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这样的教育方针，使图书馆不仅需要搜集“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来支持教学和研究，也需要建设充实的中文馆藏。

岭南大学图书馆设立中籍部，是其办学目的走向世俗化和中国化的结果，同时与教会学校采用中文教学的趋势密不可分。早在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会议上，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就列举了用中文施教的种种优势：可以消除英文教育的最根本困难，保证学生学完各项课程；能够弥补学生中文知识的缺陷，使之赢得本国地位和声望；有助于学生更有效地应用知识；有助于学生和其他人进行沟通和扩大影响等。[23]广东教会学校在这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不同的是，由于粤语是广东的通用语言，所以学校一般采用粤语教学。岭南大学也不例外，当时大学部还将国文、中国文学等课程设为选修课。

中籍部的藏书最初主要来自各方捐赠。1919年上半年，学校教员关恩佐曾亲赴上海，得其友人捐助的中国文学书籍一大宗，约500余册。[24]1919年8月间，中籍部主任陈德芸又赴香港，得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陈子褒捐助书籍一宗。[25]据《岭南大学图书馆收入捐赠中文图籍目录》记载，陈子褒此次所捐赠书籍计有21种， 具体如下：

说文义正  □□□□  两书均湖北崇文书局版  胡刻文选浔阳万氏本  守约萹丛书  □□纪闻  廿一史四谱  普法战纪  新会县志  廿一史弹词  蜀绣集  养一斋文集  人境庐诗集  初唐四杰集  骈文类苑  使俄草  英兴记  诗经释参  廿一子浙江书局版  知□□□诗文集  三礼图[26]

1920年，陈德芸又亲赴上海、北平各处劝捐图书，《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中言其 “所得书籍共壹万陆千余册，多为治学主要参考书籍，遂成本馆中文图籍之基础。”[27]但此处提法含糊不清，略有歧义，与1920年10月5日陈德芸提交的《图书馆中籍部本年扩张计划》中提及的藏书数量也有出入，故陈氏上海北平劝捐之行的具体经过、募集图书数量，因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理清，仅知截止到1920年3月为止，共有103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向岭南大学图书馆捐赠了755种中文文献[28]，33所社会机构捐赠了247种中文文献。[29]

在陈德芸的极力搜罗下，中籍部藏书数量增长迅速，1919年5月份新收书籍约700册，6月份新收605册，7月份144册，8月份除获得陈子褒所捐21种书籍外，另收入新旧杂志若干，而大学中文部又新购书一大宗。[30]再据陈德芸1919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记载，当时学校图书馆共有中文图书6,319册，英文图书约8,600本（另由一西人管理）。[31]到1920年5月间，中籍部已有藏书约11,000册。1920年5月至10月初，又新增中文书籍约9,000册，其中有1,000余册赠书及所购书籍由陈德芸从北平、上海等地直接带回，其余约7,000余册为商务印书馆和有正书局从上海所寄来。[32]

三、以藏书为中心对岭南大学“中国研究”的反观

岭南大学图书馆历经30年的发展，经过不懈搜购、接受捐赠以及交换等藏书建设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藏书特色。在其馆藏中，最值得称道的重要及珍贵图籍大体可分为四类：（1）系统、完整的期刊收藏；（2）1911年（宣统三年）至1937年的日报全份；（3）以明代刻本以及广东文献为特色的善本古籍收藏，特别是清代广东著名藏书家曾钊之旧藏抄本；（4）“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也正是这四大特色藏书，支撑起了岭南大学独树一帜的学术研究志趣，特别是在“中国研究”方面的鲜明特色，与当时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汉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这种分歧在相关机构的藏书建设政策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1.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学研究”

“汉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其所指代的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术语也不尽相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国内多使用“国学”，国外学术界除使用“汉学”这一术语外，还有使用“中国学”这一术语；此外，不同阶段的“中国研究”（或者称为“汉学”、“中国学”、“国学”）所感兴趣的研究范畴、针对的研究对象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关于“汉学”研究的定义以及研究范畴，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兴起于20世纪初、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学”研究，大概是指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研究，以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为例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国学”或者说“汉学”可广泛涵盖中国传统的哲学、史学、宗教、文学、礼俗学、考据学、版本学、医学、戏剧、书画、星象、术数等内容，在思想上包含先秦诸子、儒、道、释各家，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

正是因为“汉学”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研究者对其的理解存在差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热潮中，各家各派的研究兴趣也不尽相同，各派别之间对彼此的研究存在争议也是自然现象。在当时的各种研究群体中，哈佛燕京学社于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又因为霍尔基金会的资助，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国内挑选了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以及华中大学作为合作学校，资助经费的使用由哈佛燕京学社监督、指导。所以可以说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国内教会大学“国学”研究的方向与兴趣，惟有岭南大学的研究与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学”研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当时岭南大学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以及购入的藏书均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批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当然这样的概括严格来说并不准确、全面，但是系统考察和论述哈佛燕京学社“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成就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并非一章、一节能够完成，故在此仅选取这一阶段领导哈佛燕京学社学术研究工作的几位学者作为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叶理绥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而学社北平办事处[33]的总干事分别由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932年上任）、洪业（1939年上任）、梅贻宝（1941年上任）、聂崇岐（1946年上任）和陈观胜（1947年上任）担任。[34]

叶理绥是哈佛燕京社的首任社长，执掌学社长达22年，在任期间倡建东亚语言学系，创办并主编《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开创两种系列丛书——即1935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专论系列丛书和1950年之后的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此外，在叶理绥的支持下，哈佛燕京图书馆被办成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至今仍是世界汉学研究和东亚问题研究的资料重镇，汉学及东亚研究藏书之丰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因此，叶理绥对哈佛燕京学社的影响不可不谓极其深远。叶理绥1889年出生于俄国列宁格勒一个世家家庭，曾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习语言，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得意弟子，精通日、法、英、德四种语言，并可阅读汉语古籍，一生致力于日本语言学、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的研究。[35]从叶理绥的学术背景观之，不难发现他的研究继承的是法国巴黎学派汉学的衣钵，他所建设的哈佛燕京学社也是以法国汉学为模式。而法国的汉学大致可分为三期，兴隆时期采用语文考据法，以儒莲为代表；大成时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此法由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巅峰；发扬时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即以社会学方法整理中国史语文献，由考史而写史。[36]综上所述，叶理绥主持下的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学”研究坚持古典主义学术路线，关注传统中国的人文、历史、诗词、文学、宗教和艺术。

至于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国学”研究，洪业可作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尽管其直到1939年才担任北平办事处的总干事，且任期仅2年，但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正是其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董纳姆（Wallace B. Donham）等人共同筹划的结果，同时洪业还曾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等职。洪业的父亲洪曦是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辛卯科举人，故其幼承庭训，1910年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得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获纽约协和神学院神学学士学位，可谓在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科学方法两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基础。[37]洪业的学术研究以考辨为基础，关注于工具书的编纂和经史研究，其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论文：《考利玛窦之世界地图》（1936年载《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期）、《礼记引得序》（载1936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春秋经传引得序》（载1937年《引得特刊》第12号）、《杜诗引得序》（写毕于1940年8月）、《〈蒙古秘史〉源流考》（1951年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破斧》（1956年台湾《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公元719年唐王庭的一场有关历史编纂的论辩》（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 D. 719，1957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二十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位唐代史官的辞职书》（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1959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二十二卷）、《公元708年前的唐史馆》（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1960-1961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二十三卷）等，主要代表专著有：《引得说》（北平引得编纂处，1930年）、《勺园图录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清画传辑佚三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等，其晚年对《史通》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国际汉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从洪业上述代表作中即可对其学术研究的方向窥其一斑。

2.岭南大学的“中国研究”

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影响下，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华中大学的“国学”研究也倾向于古典主义，关注传统中国的人文、历史、诗词、文学、宗教和艺术，这一点既反映在所聘请学者的教育背景和研究方向上，也反映在“国学”相关的研究所开设的课程上。[38]惟有岭南大学的研究更加关注清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尤其是对岭南地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岭南大学本身对此类研究一般采用“中国问题研究”的提法，至于“国学”研究的提法则很少使用。

对岭南大学“中国研究”的考察，或可以《岭南学报》作为切入点，因为《岭南学报》作为岭南大学主办的文科类学报，其上刊载的论文从某个角度可以反映出岭大在“中国研究”方面的研究兴趣。此刊1929年创刊，1952年停办，先后共出版了12卷37期，发表在其上的学术论文（不含“学讯”、“通讯”）共计214篇，其中59篇是关于岭南历史、文化、人物、社会、地理和自然等方面的研究文献，超过全部载文量的四分之一，可以说几乎各卷期上都有关于岭南研究的学术论文。此外《岭南学报》还经常出版关于广东研究的专辑，集中刊发相关的研究文献，如1934年1月出版的第3卷第1期为“沙南疍民调查专号”；1934年6月出版的第3卷第4期、1935年出版的第4卷第1期刊登的全部是关于广东历史上的官吏、文人、书院及寺院研究的论文；第4卷第3期刊登的三篇文章，一篇关于广州定期刊物调查，一篇是旧凤凰村调查报告，第三篇是关于岭南自然博物采集所的文章；第4卷第4期为《潮州艺文志》专号；1937年9月出版的第6卷第2、3期合刊亦为《潮州艺文志》专号。

1932年岭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所，该所成立的目的在于“促进及实施南中国之社会调查，而关于西南民族之历史文化，亦甚注重”。[39]截止到到抗战爆发前，该所已经先后组织和完成了对旧凤凰村、沙南疍民和三水河口疍民的调查、研究工作。1936年学校又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西南社会调查所，计划开展的研究项目包括西南民族历史研究、海南岛黎苗调查、广州疍民生活调查、疍歌研究、暹罗华侨调查、从化县乡村经济调查、广州市人力车夫调查等。[40]

显然，岭南大学所开展的这些研究与同时期哈佛燕京学社及其所代表的各教会大学，乃至国内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的“国学”研究、海外的汉学或者说中国学研究都有明显的区别，为此以叶理绥为代表的哈佛燕京学社方面一直对岭南大学的“国学”研究、教育及图书馆相应的藏书建设颇有微词，认为岭南大学在国学研究和教育的基础建设方面几乎没有开展什么工作，既没有大量的购置相关文献，也没有珍贵的古物收藏。[41]

但事实上这种评价是一种误解。以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教学为例，岭南大学不可不谓重视。自从在教育部立案后，岭南大学按照统一规定开设课程，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42门课程，其中29门为主修专业课程；[42]史学专业也开设有22门课程，哲学为8门课程。[43]在师资方面，学校聘请了一批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如尹士嘉（O. F. Wisner）、包令留（H. C. Brownell）、史麟书（E. Swisher）、杨寿昌、谢扶雅、徐信符、[44]陈受颐、容肇祖、陈序经、冼玉清、张长弓、卢观伟[45]等人，其中很多在当时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学者。

以叶理绥为代表的哈佛燕京学社之所以对岭南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存在误解，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中国研究”之间存在分歧。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学”研究属于古典主义研究，代表了当时主流“汉学”研究的学术取向，而岭南大学当时的研究或多或少已脱离传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不少研究已经涉足到中西文化交融问题，在当时十分具有新意；其次注重岭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以此项研究为己任，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高学术水平且较为固定的研究群体，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呈明显的学术区域化趋势；再次注重对清史的研究，与当时学术界厚古薄今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岭南大学当时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当代历史文化的问题。[46]

岭南大学的这类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来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其研究已经开始具备近现代学术的气息，不仅研究内容和选题角度十分新颖，在研究方法上也大量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开展研究。在美国学术界，费正清等一些学者自1930年代开始采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现代与当代中国的问题，[47]而这种研究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也未成为主流。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才在费正清的带领下由古典汉学研究转向近现代中国研究，而费正清本人则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 经费来源、校董会沿革与现状以及对学校之作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38-1-19.

[2] 指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在华开设的13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岭南大学。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第 9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记载，1919年10月24-25日在上海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 上，联合发起“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的成员共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 中国雅礼大学、文华大学和博文书院。与本文所列的数量有不同的原因是，1924-1926年间，文华大学与中 国雅礼大学、博文书院相继合并，成立华中大学；而成立于1908年的华南女子大学没有参与“中国教会大 学联合会”的发起。事实上，文中所述的13所教会大学均是有多所新教教会创办的学堂、书院合并而来， 在此不作一一赘述。除此13所新教教会大学外，尚有三所天主教大学，分别是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和天津 工商大学。

[3] 李瑞明.岭南大学文献目录：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档案资料.香港：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 19-21.

[4] Latourette, Kenneth S..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istianitu, Vol. V^I: Advance Through Sto^^.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348.

[5] 经费来源、校董会沿革与现状以及对学校之作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38-1-19.

[6] 私立岭南大学卅四年度第二次校务会议记录（1945年12月5日）.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_：38-1-14.

[7] 李应林等.特殊教育委员会报告：岭南大学教育政策初步研究（1939年11月17日）.广州：广东省档案 馆.全宗号：38-1-24.

[8] 据《调查中国之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季刊》1936年12月出版第14卷第680-684页）载，前四名分 别为：私立燕京大学图书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

[9] 私立岭南大学各院系现况（1939年度）.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38-1-2.

[10] 见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燕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图书馆馆长T.T. Hsu 致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J. V Barrow函、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图书馆馆长Donald D. Parker致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J.V Barrow函、岭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致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图书馆函。

[11] 同10

[12] 私立岭南大学卅五年度第四次校务会议记录（1946年2月6日）.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38-1-14.

[13] 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致谭卓垣函，1923年12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206（1）。

[14] 程焕文：《裘开明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15] 李瑞明：《岭南大学文献目录：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档案资料》，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20页。

[16] 据The letter of C. K. Edmunds to A. A. Archanglesky of Foreigh Salt Inspector for Canton District，1917年11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226）；The letter of A. A. Archanglesky of Foreigh Salt Inspector for Canton District to C. K. Edmunds，1917年11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227）；The letter of C. K. Edmunds to A. A. Archanglesky of Foreigh Salt Inspector for Canton District，1917年12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228）；The letter of C. K. Edmund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lt Revenue Department，1917年12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229）。

[17] 李瑞明：《岭南大学文献目录：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档案资料》，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21页。

[18] The letter of C. K. Edmund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lt Revenue Department，1917年12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229）。

[19] The letter of C. K. Edmund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lt Revenue Department，1917年12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229）。

[20] The letter of George Weidman Groff to Jessie Douglass，1920年5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142）。

[21] 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22] 陈德芸致特嘉之中文馆藏建设，1919年9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3-6）。

[23]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年）》，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4] The letter of Douglass to Graybill，1919年5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145）。

[25] 陈德芸致特嘉之中文馆藏建设，1919年9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3-6）。

[26] 据《岭南大学图书馆收入捐赠中文图籍目录》（1920年3月）；因原目录残破严重，多处字迹缺损，故以“□”代之。

[27] 《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岭南大学图书馆1936年版，第1页。

[28] 具体捐赠人及捐赠数量参见“4．2．2．1  筹设中籍部之个人赠书”。

[29] 据中山大学图书馆校史室藏《岭南大学图书馆收入捐赠中文图籍目录》统计。

[30] 陈德芸致特嘉之中文馆藏建设，1919年9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3-6）。

[31] 《岭南》1919年第3卷第3期，第50-51页。

[32] 陈德芸之图书馆中籍部本年扩张计划，1920年10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全宗号：38-4-182（138-139）。

[33] 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成立之初，在北平方面的机构称为国学研究所，由陈垣担任所长。1932年国学研究所改组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34] 张凤. 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 文史哲，2004（3）：59-69.

[35] 张凤. 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 文史哲，2004（3）：59-69.

[36] 桑兵.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下）[J/OL]，2006-12-15[2010-04-05]. http://202.115.54.30/html/showArticle.asp?aid=1063.

[37] 孟雪梅. 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160.

[38] 具体可参见：陶飞亚，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5.

[39] 岭南大学社会研究近况.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6-11-15，9（5）：58-59.

[40] 岭南大学社会研究近况.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6-11-15，9（5）：58-59.

[41] 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岭南大学档案缩微胶卷Reel 37中文件的记录。

[42] 陈国钦，袁征. 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2：54.

[43] 陶飞亚，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5：215.

[44] 本校教职员一览表.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27.10（1）：30.

[45] 本校本学期职教员表.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0-12-23，2（28）：348.

[46] 陶飞亚，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5：215-216.

[47] 魏思齐. 美国汉学研究的概况. 国际汉学，2007（2）：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