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云：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塑造与实践研究——以武汉教会女子中学为例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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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云（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摘要：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为保存教育火种，武汉教会女中选择艰难西迁。在这种时空条件下，武汉教会女学生们的女国民、新女性、基督徒等的多重社会角色集中展现，其形成多重社会角色的原因主要有时代环境因素、教会女中领导者的关怀意识、女学生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解放观念的树立以及教会、政府、社会力量等对教会女中发展的影响。这种多重社会角色充分展现了教会女学生从传统家庭女性角色逐渐走向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女性角色，是教会女学生群体角色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相融合的体现。

关键词：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中；社会角色

近代武汉三镇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重镇，也成为基督宗教各教会传教的重要据点。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教方式，教会学校的出现为武汉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且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开启了近代武汉女子教育的先河。武汉最早的教会女子中学校，[1]可以追溯到1874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寄宿学校——布伦女校[2](Jane Bohle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至20世纪30年代，武汉教会女子中学先后完成立案注册，发展较快，办学规模和教育质量都有较好的社会赞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挽救民族危亡的实践活动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逐渐形成并发挥积极影响。本文以1931——1945年为研究时段，以武汉教会女子中学校为个案，围绕社会角色的塑造与实践两个角度，从性别视阈、民族主义语境、宗教教育层面，分析教会女学生的“女学生”、“女国民”、“女基督徒”多重社会角色的形成及实践，进一步丰富近代基督宗教与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双向互动的关联。

一、抗战前武汉教会女子中学概述

自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西方开始“进驻”武汉，兴办各种洋务，西方各国传教士纷纷来汉建教堂、兴学校、设医院、办报刊，开辟传教据点。武汉的传统教育虽然历经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但是开科取士的传统教育制度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教会学校的出现给传统教育注入新鲜元素，成为武汉近代教育的开端。对于宗教传播而言，妇女因自身特殊的家庭、社会角色，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会女校的开创正是为这种关系中极其重要的因素。然而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深深地禁锢着女性，女子不能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西方传教士们意识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根本改变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才能提高她们从而的社会地位，为传播福音打开一扇门。因此，教会女子学校的创设与教会男校一样，同时期开办，成为基督宗教传教事业中重要的一部分。1874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了第一所教会女子寄宿学校，命名为布伦女校，以培养女宣教师，扩大教会影响力。创办初期的教会女子寄宿学校，以免费走读的“义学”为主，学生较少，主要来自教友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女孩，学校仿照中国旧式启蒙教育，请中国先生教《三字经》，开设简单的宗教义理课程，办学程度较低，规模较小，多数女孩在中途由于父母之命离校完婚，迅速毕业的学生非常少，校务发展较慢。

随着20世纪初女学运动兴起，女子教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教会女子学校逐渐发展起来（详见表1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简介表），至20世纪30年代，武汉教会女子中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教育质量也有较高的社会赞誉。如布伦女校在1901年更名为圣希理达学校，随后学校日益发展，学生增至70余人，新校舍已不敷用，逐购地于小东门外，由美国传道服务团捐助巨款，建筑规模宏大之高楼大厦为新校址，1914年添建健身室及校医院，1921年添建西籍教员宿舍，1922年新建大礼堂，并设有七年制完全小学，四年制双制中学。1930年呈准教育部立案，学生增至二百余人，成绩亦佳，两届毕业生会考均获冠军，为抗战前最盛时期。[3]

表1 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简介表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武汉教会女中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38年秋武汉沦陷，部分教会女中因遭战争毁坏而停办，部分教会女中西迁至大后方联合办学。[4]至1945年抗争胜利后，西迁的教会女中纷纷回汉复校，努力恢复战前办学状态。

二、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的塑造与实践

一般而言，角色是“一定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个体的特定地位、社会对个体的期待以及个体所扮演的行为模式的综合表现”。[5]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不只是扮演一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同一个人会扮演多种社会角色。一定的角色，表示了个人的具体社会存在形式，同时也意味着一套由社会具体状况决定，并被公众认可的行为模式。因此，社会角色也表现出个人社会身份、地位决定的行为的固定化、拟剧化。自教会女校开创以来，教会女生丛家庭进入学校，进入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抗日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其多重角色的融合。

• 性别视阈下“女学生”的社会角色

“女学生”是教会女校学生的基本社会角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女子没有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大部分女性无知无识，并且遭受缠足之苦，常常处于社会底层。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初步具有欧美妇女解放意识的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此种境遇给予深切同情。她们并认识到“要解除当前中国妇女所遭受的不幸与痛苦，必须设法使其受教育与放足，因为知识便是能力，无知则难以解决其他问题，不放足则身受束缚而难获健康之福。”[6]因此，兴办女校实为解放中国妇女所刻不容缓的先决条件。早期教会女校以放足作为招收女学生的唯一条件，但由于当时中国风气未开，尤其反对女子放足，教会女校“学生极少，能自始至终完成此学业多中途即在父母之命离校完婚，以致校务发展不够，迅速毕业生寥若晨星”，[7]办学步履维艰。

民初新学制推行后，教会女校蓬勃发展起来，扩建校舍、完善设备、培养师资，招生逐渐面社会上层，教会学校成为时人所称的“贵族学校”。这一时期进入教会学习的条件，不再是单一的放足，学历、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成为招生入学主要考虑的因素。如圣希理达女中的报名条件：“凡有志向学者可请本校友人或本工会各牧师区当局介绍报名，在本校取保证书报名单一份。先期填就连同有效成绩表、转学证或文凭送交本校，并缴纳报名费二元及最近半身四寸相片一张，换取本校准考证，至考期持证来校听后考试，不取者及报名不考者所缴之保证书报名单与报名费概不退还（未立案之私立学校学生请勿报名）”，[8]且学生资格需具备“品行端正，身心健全，年在十二岁以上有高小或初中毕业证书”。[9]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处境极其可危，教会学校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战争的破坏，时局紧张，教育经费的紧张，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生生源锐减，教职员流失较大，加之大量战区失学青年南下，教会女中也救济一般战时失学的男女青年。1938年秋武汉沦陷后，西迁大后方的教会女中面临生源紧缺的难题。1939年春训女中学迁往四川与博文中学合办，在奉节的铁佛寺复校。由于初迁西南，战争局势紧张，地处偏僻，招生女生状况不理想，“仅有女生一人”。[10]在经过一段时间修整后，办学情况趋于稳定，招生条件基本上延续战前要求，生源增加，教学进入正常运转。至1940年冬，博文训女再次复迁万县，此时女生报名人数甚多，时任博文中学校长刘垚卿“特电英伦请海懿贞小姐莅万主持，自此之后，校中所有女生，即由海懿贞小姐负责管理而至于复员时焉”。[11]

家庭是体现女性社会角色的重要领域。除了一般课程之外，教会女校十分重视女学生卫生与家政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为她们将来进入家庭生活奠定基础。例如懿训书院“初期课程简单，仅教卫生与家政常识，其目的在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及技能，使受教育之青年女子具备增进卫生生活之常识，改善家庭经济之技能，养成敬老恤贫，互助之美德及训练贤妻良母之资格。”[12]“卫生与家政常识” 课程是契合女学生健康成长及未来家庭生活需要的，突出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能与作用，“贤妻良母”正是“卫生与家政常识”课程培养的主要目标。类似的“卫生与家政常识”成为女子人才素质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家事课程成为女子课程标准中的一部分。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了中学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女学生开设“手工（女子手工授编物、刺绣、摘棉造花等，照所定时数分配）、家事、园艺、缝纫”[13]课程，从第二学年开始授课，每周两学时，并强调实习。至20世纪30年代教育界再次审视女子家事课程，并提出改革方案。1934年湖北省中等学校校长会议，通过了“厉行女生家事训练”一案，提出“本省各女子中等学校或附设女子中学，自应遵照课程标准家事科规定时数。就烹饪、洗濯、缝纫、刺绣、看护、助产、育婴家政常识等科目，斟酌各校需要及环境之便利，分别于课内课外切实施行，各校经费，并应将一部分尽量用于充实家事训练设备”。[14]这一一案强化了女校实施“家事”课程的必要性，充分体现青年女性成为“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知识与技能，是“女学生”社会角色在家庭领域的表现。武汉教会女子中学作为私立学校的一部分，按照要求遵守家事课程科规定的教学时数，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家事课程的学习与实践。由于战争事态扩大，民族危机加深，女子中等教育家事课程开始服务于战争，课程设置发生变化，“家事”课程取消，出现“军事看护”和“劳作”课程。“军事看护”将女性特有的职业特性与服务战争密切结合起来，“劳作”课程则有效延续了“家事”课程的相关内容。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的课程设置同样作出调整，如1937年懿训女子中学“中期考试成绩报告表”和“学生月考成绩报告表”[15]中，将“军事看护”与“公民”、“童子军”列在前三，“劳作”与“图画”、“音乐”列最后，这种排列突出了战时教育的需要，并且学校“为求学生获得军事看护技术起见，每学期聘请专门护士教授”，[16]切实训练学生军事看护的技能，为参与社会服务打下基础。

• 民族主义语境下“女国民”的社会角色

除了代表新知识女性的“女学生”外，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还体现着“女国民”这一角色。“女国民”[17]一词的提出是建立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由“国民之母”延伸出来的，它是国家意识、人权与女权意识觉醒的产物。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女性角色相比，“女国民”更注重“女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地位对应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享有权利与义务时应具备的素质”。[18]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国民”与“新女性”观念逐渐融合，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呈现更为丰富的一面。武汉教会女子中学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立案注册后，遵照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培养女学生基督化的高尚人格，如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以培养女子高尚道德，教授晋通学识为宗旨”；[19]汉阳训女中学“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施行教学并以本校校训‘勤朴诚莊’养成其高尚品格”。[20]在此教育宗旨下，教学课程标准、教科书的选用基本上按照部令标准执行，加强学生训育，培养学生国民民族意识，并在各类社会活动中进行强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刺激了教会女学生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她们利用自身仅有的条件，积极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如1939年秋懿训女中迁入四川江津，在艰难办学的同时，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救亡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因系除迁入川，故学生人数较在汉时为少，但我校并不因此而减少救亡工作，且一般学生的爱国情绪却更高涨。同时配合着当地政府的号召，我校学生于每星期日均分数组去热闹场所作街头宣传，为演讲抗日战争意义，征募寒衣，兵役宣传，义卖及演街头剧等，而且在整个江津城中，均洋溢着我校同学之救亡歌声。她们为了完成任务，常常不惜牺牲其课堂学习，以致经常挨饿受冻而为着苦口婆心去说服一般商人或富有者拿出他们所最心爱的钱来献给国家。[21]

1940年春因战争影响，懿训女中再次迁至重庆南岸，女学生们除了努力学习文化课以外，积极组织开展阅读报纸、演讲比赛、戏剧音乐活动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激发她们的爱国热情，塑造其国家民族意识。如阅读报纸，“使学生明了国内外大事”；“因为随时需要学生做兵役以及各种有关救亡活动之宣传”，设法培养学生之讲演能力；“以街头剧为宣传救亡之已达工具”，训练话剧人员，“且曾在重庆公开演出了《家》和《金玉满堂》等大戏剧，颇为一般人所赞赏”；“为了唤起群众的救亡情形，便加强高唱着救亡歌曲”，“学生们常被邀至广播电台向大众广播”；此外，学生们“曾经常致黄梅垭海棠溪一带作兵役宣传，募集寒衣，慰劳伤兵及其他救亡等工作”。[22]。在面临战争危险、办学艰难的环境下，懿训女中的学生们毅然积极投入到各种救亡宣传活动之中，这既是培植她们爱国思想深厚的土壤，也是展现其新知识女性的国民身份，履行国民义务最浓墨重彩的一环。

3、宗教教育下“女基督徒”的社会角色

教会学校具备培养新知识女性与基督徒的双重特点，宗教性是教会学校保持自身特色的核心特征，宗教教育居于教会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武汉教会女中开办之初鲜明地体现这种特性。如懿训女中在初期发展阶段，“女学生”与“基督徒”的角色塑造是同步进行的，时任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余恩思对懿训女子学校有这样的回忆：“富世德夫人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其最大心愿就是让每一个女孩子受到完全的基督教教育……她们的《圣经》教育进行得非常仔细认真，而日渐兴盛的基督教勉励会给她们提供很多机会，使她们能学习如何将所学到的教义传授给他人，从而为她们日后成为各乡镇女性基督徒的领导人物做好准备……无论是日后作为教师，还是作为母亲，这些女孩现在接受的培训将使她们成为真诚善良的女人，热爱并理解《圣经》意义，在家乡为上帝服务。”[23]

不难看出，“让每一个女孩子受到完全的基督教教育”是懿训女中办学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生给予教会女学生们知识技能上的培养，使其具备基本生存之道，同时认真开展《圣经》的学习，灌输基督宗教知识，培养她们高尚品质，并且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在社会服务实践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把热爱家乡与服务上帝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教会女校希望将这些女学生培养成将来各乡镇女性基督徒的领导人物，逐渐扩大基督宗教在乡镇的影响力。

虽然立案后，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从形式上转变为选修课程，但各种宗教团体、宗教活动仍旧活跃，“女学生”“女国民”与“基督徒”的角色在学习生活中进行不断融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教会女校学生们的“女学生”“女国民”与“基督徒”的角色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融合得更加紧密，国家民族意识深深融入到宗教活动之中。1938年2月6日武汉各基督堂举行为国祈祷礼拜，武昌小东门外圣希理达女中的礼拜堂于当日上午十时半举行。[24]1938年2月20日下午三时，武汉基督徒学生“假汉口圣保罗堂举行世界基督徒学生公祷，到会约八百余人，特请冯玉祥夫人演讲，题为《愿父的国降临》”，[25]强化青年基督徒学生的牺牲精神。

除此类重大宗教活动外，武汉教会女中在校内外仍组织各类宗教团体，继续开展各宗教活动。圣公会在华中地区设立湘鄂教区妇女传道服务团，以达到通过妇女传道的影响，使其家庭“皆归向主”[26]的目的。妇女传道服务团下设学生传道服务团，由华中各地教会学校的基督徒学生组成。如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中设有学生传道服务团，由该校基督徒同学所组织，“其宗旨为尽本基督徒之职责，在校内促进同学之灵修工夫，在校外则从事于社会服务工作”，“有极良好之表现”。[27]此外，懿训女中“除组织有宗教团体（懿光团），研究基督教义，及每星期日分班参加格非堂礼拜外，随时举行灵修会，聘请名人演讲，以及学生对于基督教的精神有深刻之认识与信仰，获得人格之修养。”[28]汉阳训女中学基督徒学生组建训辉团，“隔一星期举行晚祷礼拜一次，为和平祈祷，有时并请名人主领，指示彼等的宗教生活”。[29]

国难期间，武汉教会女中的宗教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相结合，使学生能更深切体会基督精神的价值，增强宗教教育效果，正如葛德基在《战事期中之基督教教育》一文中总结到：“基督教学校中——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对于布道工作，反响之佳，可谓空前。因国难之故，使学生诚挚之心，油然而生……基督教精神，以及中国人民所固有之勇敢与坚毅美德，于基督教学校中，彰显无余……基督教大中学中之学生，近亦颇富有一种认真精神，其对于基督福音更乐于接受。”[30]可见，尽管时局维艰，办学困难重重，但艰苦的环境却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对国家民族认同的情感，在各种服务社会的救亡活动中感知积极的宗教社会功能，基督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本色。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武汉教会女学生的“女学生”、“女国民”、“基督徒”等多重社会角色，在近代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中不断交融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教会女学生在家庭、学校、教会及社会领域的不同定位，从不同侧面反映教会女学生群体的角色认同。

三、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形成的原因分析

抗战时期，在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武汉教会女中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国家民族意识，以基督教宗教教育为特色，将“民族性”与“灵性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宗教活动、抗日救亡实践等方面，积极发挥女学生们的参与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展现了她们多重社会角色。形成这种多重社会角色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时代环境因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立案后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被打破，且随着战争局势的扩大，更多的城市遭到日军侵袭，学校损失严重。至1938年，“日机轰炸第三国在华的慈善团体及宗敎文化机关共十一次，摧毁美国的宗敎及文化机关九次”。^[31]1938年7月12日，日军“侵入武昌上空，在东城一带繁盛市区，投弹狂炸”，“美国圣公会所办之希理达女子中学，屋顶有五十英尺长之美国国旗，敌机竟亦视为轰炸目标，集中投弹，校内落二弹，毁房屋两幢。”^[32]这种客观的战时环境迫使教会女中西迁，寻找安全地带，实行联合办学，最大程度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1939年全国基督敎中等学校，“有一九六校，其中有所谓联合中学者，依目前调查所知计有九所，参加合作者为三十七校”，其中在武汉教会学校中，“博学懿训联中，校址在四川江津，由汉口“博学中学”、汉口“懿训女中”等校合成”，“中华圣公会联中，校址在云南镇南，由武昌‘文华中学’、‘文华二部’、武昌‘圣希理逹女中’、汉口‘圣罗以女中’等校合成”。[33]此外，武昌博文中学与汉阳训女中学迁至四川万县办学。可以看出，一方面这种联合办学策略最大程度发挥教会学校的人力、财力、物质资源，维持了学校的运转，为培养新知识女性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教会女中办学的空间转换，打破了地域隔阂，有效增强了教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建立了广泛、持久的联系”，扩大教会女校的影响力。[34]

二是女校领导者的教育关怀意识与精神特质，为教会女中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机遇。教会女校的领导者主要指校长。立案后，教会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中国籍基督徒成为校长的必备资质之一。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中校长，均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基督徒，具备良好的道德人格品质，且热爱教育事业，教育经历丰富，关爱学生，以身作则，成为凝聚教会女中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子汉阳训女中校长刘帼芳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刘帼芳于1929年被循道会湖北教区选送到英国进修，在英国学习两年后，她回到湖北，接任训女中学第三任中国人校长。[35]据训女中学学生吴复德回忆：“那时刻训女校长刘帼芳及几位热心的老师们，坚持的与学校共存亡，守着这已沦陷的空宅，等到时局略转为安定一点，她们又携着仪器，渡过汉水，继续将训女迁于汉口法租界协和礼拜堂内，目的在救济一般战时失学的男女青年……民国三十年，日人开始统制武汉……几天后，我们的教科书，被他们没收去，更换一些日人所作的课本，又逼迫学校立案，校方为敬爱祖国，不愿受他的凌辱，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坚持到底，结果日人以最后的逼迫，将学校封闭起来。”[36]在西迁过程中校长刘帼芳，不辞万险，又携带着一批学生，经过湖南而至四川，途中正当炎热天气，疾病盛行，不幸染病而魂归天堂了，学生们垂泪而别，各奔前程。[37]可以说，刘帼芳校长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将生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诠释了中国女性基督徒校长的可贵品质。

三是教会女学生群体的国家民族意识觉醒与女性解放观念的树立，直接推动其多重社会角色的形成。抗战时期，教会女中学生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且身心逐渐成熟，

在民族救亡的社会实践中，家国情怀、个人前途发展、基督教基本精神等不断碰撞和交融，推动她们成为新知识女性群体的一部分。懿训女中学生盛衍猷曾写道：“就这三年中我们于懿训的观感是这样：她不单要我们在学问上能有长足的发展，她还更注意到品德的培养，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学校当局不惜以多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各种方法，领导我们趋向光辉灿烂的境地，使成为一个完善的青年。”[38]对于年轻的女学生们而言，学问发展与品德培养成为懿训女中鲜明的教育特色，“求实学，做好人”成为她们多重社会角色形成的着眼点与出发点，是其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体现，也是近代中国女性中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四是教会、政府、社会力量等对教会女校发展的影响，间接推进教会女学生群体社会角色的实践。1938年夏武汉成为战区，教会女中是奉命疏散留汉还是迁徙，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西迁的武汉教会女中能继续开展联合办学，离不开战时教育方针的指导、学校领导与教职员师生的同舟共济，同时也得益于教会教育资金的补助、各差会人员的合作与沟通、以及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士、当地士绅与政府的帮助与支持等。这些内外因素都为大后方教会女中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汉口懿训女中的西迁联合办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校长周御瀛在寻觅合适办学地点时，得到友人帮助，一方面派该校教务主任周邵典先生沿川江上游，经江津、白沙、合江、沪系一带寻觅校址，一方面她认识到贵州文化落后，且无教会学校，遂赴贵州该地考察，并得到该地教育当局援助，特派尃员协同前往各地，寻勘校址。后因周邵典先生已在江津系城觅得位置，只能暂时保留贵州之地。周校长亲自赶赴江津，并与当地士绅接谈，该地士绅因懿训女中为完全女中，校规严谨，颇合当地需要，深表欢迎，随即拨定城内县中地点之禹王朝，租为该校校舍，每年仅付租金国币二百四十元，经过稍事修葺后，勉为合用，于是年九月初间开学上课，并分别呈报湖北省教育厅暨四川省教育厅备案。[39]1943年1月23日懿训发生火灾，“整栋宿舍化为灰烬（茅房极易燃烧）。因抢救不及，致师生损失惨重”，[40]学生们以及各校董及湖北旅川人士以及当地社会贤达，都给与极大帮助，重新造床，修整宿舍，保证了春季正常开学。教会师生、同工们、当地教育局及士绅都给予西迁中懿训重新办学积极的帮助，使懿训在抗战中，弦歌声得以继续不辍。

教会学校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开端，也是抗战时期保存国家教育火种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基督教中学因其自身特殊的条件，对国家民族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张文昌所总结的：抗战时期教会学校因产业尚为第三国宗教团体原设有人所有，除少数教会学校损失严重外，总体上受损较轻，“且因属于私立之故，有校董会及设立人之援助，亦恢复较容易”，“中等以上各基督教学校皆迁至安全地带，本政府原有之办学方针及基督教教育宗旨，继续开办，对于整个中国之教育上，自有其巨大力量，如能善自为谋，则贡献之大，实未可限量。”[41]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的多重社会角色充的塑造与实践，充分展现了教会女学生从传统家庭女性角色逐渐走向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女性角色，是教会女学生群体角色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相融合的体现，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力量，成为近代基督教中等女子教育史上特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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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子中学校主要指专教女子之中学校，本文主要指教会女子普通中学校（简称教会女中），不包括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本文中所指武汉教会女中主要是指基督新教创办的普通女子中学，不涉及天主教开办的女中，天主教开办的女中另撰文论述。

[2] 布伦女校于1897年因总监魏礼莉（Ms.Lily F.Ward，？-1897）的逝世而闭校，1899年圣公会在武昌设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St.Hilda’s School），重新展开教会女宣和教会女学的工作。详见：林美玫：《追寻差会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121、179页。

[3] 沈祖英：《本校沿革》，《圣希理达女中校刊<希声>》，1947年，复刊第一期，档案号bG321-132，武汉市档案馆藏。

[4] 1938年武汉沦陷后，心勉女中停办，圣希理达、圣罗以、懿训、训女等迁至云贵川等地联合办学。

[5] 奚从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6]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50年所报告沿革情况》，档案号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7]《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50年所报告沿革情况》，档案号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8] “报名”，《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章程》，1934年，档案号： 69-1-109，武汉市档案馆藏。

[9] “资格”，《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章程》，1934年，档案号： 69-1-109，武汉市档案馆藏。

[10] 刘垚卿：《博文训女合作之经过》，《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年，第71页，档案号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11] 刘垚卿：《博文训女合作之经过》，《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年，第71页，档案号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12]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50年所报告沿革情况》，档案号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13] 《教育部第十六号令中学校课程标准》（1913年3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重印版，第286-287页。

[14] 程其保：《教育：精字四四一六号（二三·九·一五）：令省立、私立各女子中学校：为厉行女生家事训练一案经中等学校校长会议通过令仰切实施行》，《湖北省政府公报》，1934 年第53期 ，第113页。

[15]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校中期考试成绩报告表》、《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校学生月考成绩报告表》，《私立懿训女子中学各种规程细则》，1937年，档案号101-1-078，武汉市档案馆藏。

[16] “军事方面”，《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迁川辨理概况》，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报告，档案号101-1-078，武汉市档案馆藏。

[17] 关于“女国民”观念的演变，具体可以参阅郑永福，吕美颐：《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山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第58-63页。

[18] 郑永福，吕美颐：《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山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第60页。

[19] “宗旨”，《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章程》，1934年，档案号：69-1-109，武汉市档案馆藏。

[20] 胡伟英：《教导概况》，《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年，第2-3页，档案号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21]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50年所报告沿革情况》，档案号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22]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50年所报告沿革情况》，档案号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23]（英）余恩思( Bernard Upward)著邹秀英，徐鸿译，李国庆审校，《汉人：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传教故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1页。

[24] 《全国基督徒为国祈祷礼拜》，《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2月6日，第四版。

[25] 《武汉基督徒学生公祷昨日下午举行冯夫人亲莅会讲演》，《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2月21日，第四版。

[26] 《教迅：湘鄂教区妇女传道服务团年会》，《圣公会报》，1936年第29卷第1期，第18页。

[27] 《学生传道服务团的组织和工作》，《圣希理达女中校刊<希声>》，1947年，第171-172页，档案号bG321：132，武汉市档案馆藏。

[28] 《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校民国廿六年度秋季至廿七年春季概况》，《教育季刊（上海1925）》，1938年第14卷第2期，第33-34页。

[29] 《汉阳训女女中近讯》，《教育季刊（上海1925）》，1938年第14卷第2期，第36-37页。

[30] 葛德基：《战事期中之基督教教育》，《教育季刊（上海1925）》，1940年第16卷第4期，第44-45页。

[31] 《我全国各地被敌滥炸统计无辜平民死伤近四万》，《申报》，1938年7月25日，汉口版，23400号。

[32] 《敌机昨午狂炸武昌繁盛市区落百余弹老弱妇孺死伤五百余人美国敎会学校亦被炸燬》，《申报》汉口版，1938年7月13日，23388号。

[33] 《基督敎联合中学之内容联合中学计有九所参加合作三十七校》，《申报》（上海版），1939年9月18日，23547号，第10版。

[34] 盖伦．M．费舍编辑，刘家峰译，章开沅校：《中日战争对美国在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影响（第一部分总论）》，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3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月第1 版第440页。

[35] 参见：乔金霞，余子侠：《近代湖北留学教育途径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11月，第61页。

[36] 吴复德：《训女归来记》，《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年，第21页，档案号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37] 吴复德：《训女归来记》，《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年，第21页，档案号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38] 盛衍猷：《懿训的特色》，《懿训半月刊》，1937年，第5卷第4期，第8-9页。

[39] 参见“本校迁徙之经过”，《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迁川辨理概况》，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报告，档案号101-1-078，武汉市档案馆藏。

[40]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50年所报告沿革情况》，档案号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41] 张文昌：《基督教中学在抗战时期应有之贡献》，《教育季刊（上海1925）》，1939年第15卷第1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