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9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76
张瑞胜（美国普渡大学）
摘要：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对于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由于资金短缺一直没法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整合效应。而自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3年建立开始，洛克菲勒家族就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怀有一套明确的目标。为了解决当时日益凸显的中国农村问题并尝试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1934年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农村综合建设项目-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本文通过分析教会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综合重建的目标、过程以及影响，为我们研究西方民间组织包括基督教会大学和私立基金会，在重塑非西方社会时的努力和面临的重重困难提供了具体案例。协进会为发展现代化中国农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连年战乱、政局不稳定以及资金短缺皆阻碍了其雄心壮志。1944年，洛氏基金会结束了对中国农村乡村建设的资助，而该运动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至今仍广受关注。
关键词：教会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乡村建设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对于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受制于资金、区体制限制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整合效应。而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3年建立开始就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怀有一套明确的目标。他们给北京协和医学院支持了大量的援助并在1917年帮助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正规的西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被约翰·洛克菲勒极度赞扬为“A Johns Hopkins for China (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而中国在此时还是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口依靠农业谋生。在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业人口的温饱问题以及正常生活需求被忽视了。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日益加剧并尝试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委员会在1934年批准了第一个中国农村综合建设项目。通过分析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的目标、过程以及影响，为我们研究西方民间组织在重塑非西方社会的努力和面临的重重困难提供了具体案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农村重建工作对于中国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实践、西方先进农业教育与科研体制的引进、国际援助合作理念的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连年战乱、政局不稳以及资金短缺皆阻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现代化中国农村社会的雄心壮志。1944年，他们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农村项目并于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离，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至今在国际学术界仍广受关注。
一、洛氏基金会的尝试
人们自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洛氏基金会试图重新塑造中国的农村治理呢？通过梳理洛氏档案笔者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拥有较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经济环境。
洛氏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在华代表John B. Grant先生在他的报告中称“[China]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itself trying to institute marked social-economic changes.(中国是世界上国家中少数政府自己正试图开启显著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一。)”[1] 此外, 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目前民国政府鼓励并引导不论级别和形式的民间援助和国际合作项目。“There is a growing group of Chinese leaders in the field of reconstruction who might welcome assistance from the RF and to whose thinking in turn the RF might lend some helpful direction. (在农村重建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人欢迎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他们也相信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中国农村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指导。) ”[2] 民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重视农村日益凋敝的问题，希望协进会的工作可以帮助宣传推广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3]，扩大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Selskar M. Gunn先生，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总负责人，他曾强调：“It is fair to state our relatively small efforts in this direction during the past year have a significance entirely beyond the financial outlay. (在过去的一年里，公平地说，我们相对较小的努力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其意义是完全超出援助支出的。)”[4]
第二个原因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与美国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十分有信心。当时，在美国包括哈佛大学、雪城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众多旗舰大学，对开发社会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特别是是在管理学领域。 他们认为，教授通过这样的实践方法可以使他们获得学习社会和经济问题所需的第一手经验。 与在实验室研究自然科学的同事们类似，社会科学家们也获得了他们在校园里无法获得的机会。此外，通过一些合作项目，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调查，这使他们有机会分析并探讨周围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现象，以便为他们未来的公共政策立场做出更实际的准备。洛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众多私立基金会为这些大学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当然这也符合美国应用社会科学研究越发受到社会主流重视的学术大趋势。
洛克菲勒家族进入中国后，他们在1917年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并慷慨赞助一系列社会慈善活动，后来又通过各种资金渠道支持很多大学的农业农村研究项目。洛氏基金会通过其下属的国际教育董事会为康奈尔大学和金陵大学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1925-1931）[5]提供了五年的资金支持。然后从1931年至1935年洛氏基金会又为何廉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提供了为期五年的拨款，每年补助一万五千美元上下，[6]数额最高时差不多相当于该所每年1/3的预算款项。[7]与此同时，他们也提供资金支持了燕京大学社会系在1930年创办的的“清和社会实验区”的乡村调查工作。[8]这些成功让他们意识到“ the opportunities along these lines are now being developed and in some respects they are even greater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沿着这个发展方向的机遇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比美国更有前景。) ”[9] 因为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学甚至有可能在农村基层获得基层政府的实际管理和运作。通过和地方政府合作，他们可以推荐大学教授到一些地方行政职位上工作，其中包括“magistrates, commissioners of education, civil affairs, etc.(治安官、教育专员、民政事务专员等) ”[10] 洛克菲勒基金会相信，这些草根政府职位的治理经验在社会学和管理学实践的初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经验在美国的既有政治体制下很难得以实现，因而中国的尝试更是不可多得。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建立有代表性的农村现代化模式，就可以把落后和积弱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拯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扩展这些项目。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乐观地认为“ the experiment of the North China Council may be significant outside of China.(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试验可能在中国之外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11]这样影响当地政府的援助模式也会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慈善活动提供一个有力的榜样和借鉴。
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1936-1942
在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名义下，洛氏基金会尝试把这些多方长期以来的设想整合为一并启动相应的工作。然而，在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之前，教育界针对农村发展问题已经尝试了自己的努力，各地发起了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他们先是尝试设立各种实验区，包括1926年黄炎培在江苏昆山成立的“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1929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设立的“第一乡村社会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分别于1929年成立的“黄巷实验区”和1932年设立的“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和“惠北实验区”；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年在山东建立的“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陵大学在1930年联合创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山东齐鲁大学1927年设立的龙山实验区等等。[12]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学校也被认为是“改造中国乡村的试验机关。”[13]随后，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县政改革案》，肯定了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设立了五大县政建设实验县，包括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菏泽，江苏的江宁和浙江的兰溪。[14]其中以山东和河北影响力较大，以至于“一谈起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往往就会联想到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而一谈到这个运动的实验工作，又多会联想到晏阳初先生所指导之下的定县工作。”[15] 但是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整合以及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单薄而分散的努力并不能贡献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农村综合变革。因而洛氏基金会尝试为这些组织提供资助以帮助他们从事农村重建的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在1934年12月21日洛氏基金会理事会议上宣布成立。这个中国项目先期被批准分配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一百万美元额度。[16]当时参与的国立大学、私立教会大学和其他的机构前两年共分配了约五十五万六千美元的中国项目，这其中包括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7] 同时这些先驱性的教育机构迫切需要一个整合的协调性的组织来掌管社区设施，以便将他们的研究和教学直接应用到农村建设的实际问题当中。 因此，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作为这样一个前瞻性的合作组织于1936年4月2日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由六个教育单位组成，每个组织负责并监督各自分配的管理领域。清华大学负责工程，南开大学负责经济及地方行政，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及社会行政，协和医学院负责公共卫生，金陵大学负责农业，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农村建设和扫盲运动。[18]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认为他们是 “an extension of Y. C. James Yen’s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延伸) ”[19]，然而要更具代表性和综合性。[20]“本会依据农村建设之需要，分组办事，各组主任得由主持该组织大学推荐。”[21]协进会大会会员包括晏阳初、梅贻琦、林可胜、张伯苓、陆志章、谢家声、陈志潜、章之汶、张鸿钧、、瞿菊农、何廉、张纯明、施嘉炀、蓝安生、梁仲华等。大会任命何廉为协进会主席（当年夏天，何廉赴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其实际工作由方显廷代理）。[22]，晏阳初为第一副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23]从1936年至1937年,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实地试验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河北省的定县和山东省的济宁。 定县主要从事于教育、农业、社会医学方面工作。“平教会多年之研究实验，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各方面均已有极明显之成绩。”[24]这为协进会提供了既有的设施和群众基础，使得工作已然事半功倍。而工程、经济、农业和公共管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济宁，山东省政府和济宁专区公署对协进会的支持和密切关系为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洛氏基金会档案记载：“The council has been given the power of nominating its personnel to official government posts,(该委员会已被赋予提名地方政府官员职位的权力) ”[25] 协进会在济宁县设立农村建设实习处，并以此为中心机关，各教职员除常驻处内承担研究与学生训练职责，同时兼任县政府职员从事改革农村之实地工作。[26]因此，这些大学院系的教员失去原有的不同身份并为整个协进会合作。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的大学被分配到了不同的领域，这避免了不必要的工作重复和任务重叠。来自燕京大学的张鸿钧被任命为济宁县县长，协进会其他会员也都于县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等任职，各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也可以参与政府的实习工作。协进会在教育方面实施“政教合一”，县下设“乡农学校”，乡下设“村农学校”，“既是一级政权机关，又是一个民众教育机关。”[27]协进会为招收的学员设置了多项课程包括：社会卫生（本科生）、农村教育（本科生）、农村建设（本科及研究生）、地方财政（本科生）、民政（本科生）等。[28]此外，相当可观数量的洛氏援助资金被分配给促进农村教育和培训工作的本地学生奖学金和相关研究资助。同时在户籍整理、田赋核实、农业推广等方面，协进会也在济宁县积极推进。根据协进会创办的《农村建设》报道：“截至抗战事起，除教育及卫生两组，乃在定县外；工作重心，实在济宁。是为本会之华北时代。”[29]
在第三年(1937-1938年度)，洛氏基金会对中国项目仍然高达39，4875美元。除了洛氏基金会的拨款，各个省和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用于培训和管理的实质性资金。根据洛氏基金会档案记载，虽然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规划了宏伟的蓝图，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很脚踏实地的。“When the Council talks about making [the] Chinese literate, it means teaching the farmer to read and write a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协进会讨论曾到提高中国人民的识字水平，这意味着可以教会农民们至少读写上千个汉字。) ”[30] 同时农村卫生也有进展，协进会训练出了一批乡村卫生工作者， 他们“has been taught to use a first-aid box containing a skin ointment, an eye ointment, castor oil, calomel, aspirin, and sodium bicarbonate.(被教授了如何使用急救箱中的皮肤药膏，眼药膏、蓖麻油、甘汞、阿司匹林、以及碳酸氢钠等常见药物。) ”[31] 更好的消息是“the council has already been accorded recognition by the Di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已经得到了民国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认可。）”[32] 协进会乐观地认为，这两个县的试点工作将促使民国政府更有兴趣参与农村重建的工作，并将他们这个合作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内使用。
然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被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1937年11月，协进会不得不在日军占领这两个县之前放弃了当地的重建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旅行，协进会的大多数成员最终撤离并在大西南的贵阳重建， 另一些成员则暂时迁移到四川省。这种战乱的紧急情况下, 洛氏基金会仍坚称其中国项目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东部的工业发达省份落到日本军队手中，同时通向太平洋的沿海城市被占领封锁，中国生存的希望更依赖于广大农村地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33]而农村建设则是洛氏基金会当时中国项目的重点。日本的军事占领实际上恰恰提高了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S. M. Gunn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表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已经汇聚了那些全国各地的从事乡村建设活动的领导人，并且已经对政府管理和培训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Gunn认为：“It would be unfortunate if this personnel should be scattered and largely get out of touch with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field. (这些人员如果分散开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与农村重建工作的脱节，那将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34]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场战争使得协进会重新定位他们的目标和议程成为了必然之需。协进会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目标便改成了：“collaborate with the national-provincial institutes in Kweichow [Guizhou] province where the Council is located for the training of field personnel and for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在贵州定番[35]即协进会的所在地，与国立和省立的教育机构合作，并为现场人员和技术合作提供相关的训练。)”[36] 1938年4月29日，何廉主持召开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紧急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希望重组协进会以便更好的在战争期间适应并生存。他们且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和常设执行委员会（standing executive committee），在战争期间承担协进会的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由于总部已经迁到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原有的委员会名称也不再准确了。因此他们把“华北”改成了“中国”，从而成立了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
这个阶段的农村建设协进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工作，乡政学院（National Rural Service Training Institute）和战时社会经济工作部（Wartime Socio-Economic Program Division）。乡政学院由原来位于济宁的农村建设实习处易称得来，位于贵阳以南55公里的定番县。作为协进会的组织，它有权提名其成员于定番的地方政府就职，原实习处副主任张鸿钧也被贵州省政府委任为定番县县长。乡政学院由六个组构成，包括教育组、公共卫生组、农业组、工程组、经济组、和行政组。[37]而战时社会经济工作部则位于贵阳。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与贵州省内机构的人才培训和技术合作的联合项目。该工作部先后承担了农业推广人员训练、农业合作指导员训练、水利工程人员训练、公共卫生人员训练、八省兽医助理员训练等等。协进会也相继发展了定番县直辖区农场、定番县卫生院、定番县农田水利工程的技术合作工作。[38]同时，协进会利用乡政学院驻地定番的机会，对当地的农业、经济、社会、种族等多方面问题做了一些较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包括《定番麦病初步调查报告》[39]，《定番县政府档案整理之经过》[40]，《汉苗种族问题简论》[41]，《定番保甲战员之训练》[42]，等等。可见协进会成员并没有对当时偏远而落后的西南地区而气馁。而且恰恰相反的是，他们高度评价该地区为“a more or less circumscribed locality offering unique advantages toward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for which the Council was founded. (这里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局限，却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实现了协进会成立的目标。)”[43] 农村建设协进会当时的技术顾问John B. Grant先生写信给S. M. Gunn先生称：“the Council is favored with an excellent location, a fundamental program of work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and full-hearted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provincial and Hisen government. (该协进会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这样一个训练和研究的基础性项目，充分得到了来自中央、省和县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44] 因此, 洛氏基金会并没有暂停项目预算但也不得不缩水其经费，并希望利用现有的拨款来留住这些协进会的关键成员，因为他们仍然对战后农村重建的前景充满希望。洛氏基金会的执行委员会在1938-1939年度给予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继续拨出了27，2600美元，在随后1939－1940年度分配了19，8860美元，[45] 1940-1941年度又给予了13，5000美元资助。[46]
然而事实上，协进会的工作却并不能达到当初洛氏基金会理想化的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效果。定番曾作为军队的屯兵地区，有其独特的民族混合特征，他们的社区同时居住着汉族和苗族部落，再加上其极不发达的经济社会情况，定番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试验站。此外，作为在中国西南部的偏远地区，协进会未必能与其合作机构建立有效的沟通和与合作。在中国乡政学院下属的五个系中，没有一个系设有全职的系主任，只有兼职系主任定期去拜访定番。[47]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至1941年间，他们只有16名研究生，而且没有一个来自于参与协进会合作的大学。[48] 由此看来，由于战乱、距离、经费等实际原因，协进会的参与机构并没能全力支持并参与到协进会的工作之中。从体制上说，协进会的章程也限制了它的效力。定番地方政府理论上应该在乡政学院的指导下运作。然而，仅仅临时任命的政府职位，“no legal provision has ever been made for the Institute to exercise any authority over it. (并没有相关法律条文来帮助乡政学院行使过任何的权力)”[49] 后来协进会又迁往四川，并尝试在四川省皮山县开展新的农村重建工作，但最后也无果而终。
从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案例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尽管他们积极地利用当时有限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来支持试点地区的农村重建工作，但是结果表明这些项目在当时并不能经济独立，在缺少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长期需要洛氏基金会的全力输血。而洛氏基金会作为一个私立基金会，其实施项目的基本原则是有限目标，而非无限责任。中国农村复兴的重任全部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之上，负担过于沉重，也担负不起。洛氏基金会的中国项目自1934年成立以来给予农村建设协进会以及相关合作教育机构拨付了总额高达188，5560美元，支持中国农村的重建工作和试验。[50]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二战激战正酣之时终止了对中国农村重建工作的资助。
三、经验与教训
作为一个非传统的试验性项目，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把来自不同高校各个学术领域的教授聚集在一起并直接地参与农村建设活动，这在当时是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意义的。协进会的成立也标志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新高潮，“打破了此前乡村建设事业彼此隔绝的孤岛效应，形成了区域性合作共进的模式，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扩展和组织合提供了示范模式。”[51]该计划为民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行研究的必要资金，也避免或减轻了他们在连年战乱过程中的失业和流离失所。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失去研究的连续性，并成为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家做贡献。而其注重大学和知识分子深入农村指导社会管理与生产组织的实践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农科教三结合模式以及大学生三下乡实践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洛克菲勒基金会持续的努力促使民国政府更加重视农村发展和国际合作，给后续农村建设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和借鉴意义上，这其中包括1945年至1948年中国农林部与万国农具公司的合作以及1946年成立的两国官方之间的农业合作项目—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作为中美农业合作关系的领跑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定点援助了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1925-1931）之后，进一步设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并借此会资助并协调了当时众多顶尖高校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开发项目，探索了中美两国之间创新性的多点合作的国际农业交流模式。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组织内容和合作方式也为二战后由中美两国政府设立的在台湾农村建设获得突出成绩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1979）提供了原型。[52]
在中国项目之前，洛氏基金会自从1913年起，已经在中国支出超过37，000，000美元。[53]这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支出的最大金额。洛氏基金会内部和外部曾有争议认为“is it the welfare of mankind best served by enlarging investment in China?（我们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援助就一定能最好地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么？）”[54] 然而，洛氏基金会依然坚持对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及其参与机构的资金援助。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4年停止了对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的资助，但是继续赞助了他们在中国的主要项目--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其他大学的教学研究直至1949年。随后，国际形势的骤然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撤出了他们对于中国的援助。
洛氏基金会受其中国项目的影响，随后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后，并仍继续开展他们的慈善工作和农村发展项目。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赞助了一系列高产作物的育种项目。在墨西哥，菲律宾，印度，以及后来的部分非洲和南美国家，这一系列的尝试和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Green Revolution (绿色革命)”。这其中有始于1943年由洛氏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合作的墨西哥农业项目（Mexican Agricultural Program ），致力于培育高产抗病的小麦和玉米。随后洛氏基金会又联合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于1960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该所在1965年培育成功并逐步推广了IR-8型高产水稻， 被称为“Miracle Rice（奇迹稻）”。这也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私立基金会领导的绿色革命的巅峰。而在印度，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印度尼赫鲁政府在1964年成立的“Intensive Agricultural Area Programme (集约农业区域项目) 。”该项目的农业科技合作不仅包括原来的选育杂交良种，还有向农民提供化肥和灌溉设施。.洛氏基金会还为印度农业研究院（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提供资助建立了研究生院。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对此曾在1963年预言“the key to a permanent solution of world hunger is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food deficit nations.（永久性解决世界范围内饥饿的关键就是向粮食短缺国家转移技术）”[55]在这场绿色革命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与属地政府合作，而不是仅仅与大学知识分子合作。同时，洛氏基金会采用的不再是单纯依靠社会科学或公共政策来改变农村管理方式而是更强调高产农业技术来消除饥饿，提高农民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平。因此洛氏基金会切实地提高生产力来满足农民的粮食自给自足，并放弃了他们在中国农村进行过于理想化的综合性改造目标。尽管受到加剧环境问题和农村贫富分化等种种批评，但没人能否认绿色革命对世界范围内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些后续的国际农业合作都追溯并借鉴了洛氏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建设中学到的经验。
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和农村重建的教训也值得探讨。首先，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以及来个大学的教授们在协进会的工作中并没有能力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基本问题，而在当时占大多数的佃农生活贫困没有土地，自然对改良性质的农村重建提不起根本性的兴趣。“兵员的补充，资源的供应，大致都由农村负责。”[56]地方政府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来支持协进会发展农村重建工作，普通民众的相对消极也情理之中。Thomson在书中分析道，协进会的代表们主张渐进式地改革既有农村权力体系，“They were politically opposed to radical economic solutions.（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激进的经济解决方案。）”[57]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是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受害者。它所面临的综合问题远远超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参与大学的可控范围。或许协进会指出了一条温和的由大学教育机构来进行农村改革的道路，然而这些进程缓慢的改革者在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他们的蓝图。
其次，中国在当时对于这一新尝试在政治和社会上也不成熟。面临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地方军事割据，中国根本称不上是统一的国家，而即使是国民党内部也被分成左中右三大派系以及中央嫡系和地方系等有明显差异的政治分支。权力斗争在国民党内部由来已久而且十分激烈，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也存在长期的敌对冲突。同时，这些私立机构和国民党派别林立的各级政府目标又常常难以统一。方显廷曾感慨：“农村建设多由私人机关倡导及试验，政府机关从而推广，使之标准化。其所取方向与步骤，自难一致。且每以主议之争执，而蹈各走极端之覆辙，（农村建设）未能有长足之进展。”[58]而在当时，共产党的走向和全国的政局也都是无法预知的。洛氏基金会的唯一选择便是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S. M. Gunn先生后来也不禁反省“The Chiang Kai Shek group, with its New Life Movement, appears to me to be tending towards a Fascistic state with the accompanying regiment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a good deal of lip service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蒋介石集团和他们的新生活运动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把国家重建挂在嘴边却更倾向于人民管制的法西斯政府。）”[59]
其三，西方化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并不奏效。二十世纪初，大多数为洛氏基金会在华各种援助项目工作的西方人士，主要停留在包括北京，上海，甚至远在美国的纽约等这些大城市办公。实际上洛氏基金会几乎完全只与“westernized（西化）”的中国人接触，并认为他们可以信任合作。他们可能居住在中国多年，但没有意识到，尽管有着“westernized（西化）”的中国精英围绕他们周围，“there exist the ‘Chinese’ Chinese who make up the backbon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the large part of China, including the entire rural regions where 85% of the people live.（现实中存在着属于‘中国化’的中国人，他们实际上占据了中国拥有85%人口居住的广阔农村地区，组成了中国农村权力的权威。）”[60]。这些“中国人”是那些认为透明管理，文化启蒙，以及农业机械化都没有优势的地主、士绅，和高利贷者。无债的农村人口对于他们的金饭碗--租佃制度只是天敌。这些“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是农村建设的不可逾越的障碍。”[61]而这两种极端相左的社会潮流两极化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很少有人可以理性地坚持公正的民族本位思想“不论外国人爱不爱吃鸡子，我们自己应该讲究营养，不论西洋有没有臭虫，我们自己应该讲究清洁。”[62]洛氏基金会的农村重建计划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引进西方农村管理的努力已然是阻碍重重。
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中国项目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虽然由于连年战乱、政局不稳、土地制度、资金短缺等不可控制的因素在当时并没能实现复兴农村的蓝图，但其注重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实践和强调高校合作、国际援助的共赢模式，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建设和国际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当前农村工作者们的关注和借鉴。
[1] J. B. Grant, Principles for the China Program, March 1935, P1,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ockefeller Archival Center (RAC).
[2] J. B. Grant, Principles for the China Program, March 1935, P1,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ockefeller Archival Center (RAC).
[3] 新生活运动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34年至1949年推行的公民教育运动。在蒋介石1934年2月19日发表的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曾这样定义该运动：“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
[4] S. M. Gunn, the letter to Raymond B. Fosdick, September 1936, P1,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5] 该计划由下属洛氏基金会的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Board (IEB) 国际教育董事会提供资金支持，并由该董事会与康奈尔大学、金陵大学签订了五年的合作计划。
[6] 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 卷第102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与文学委员会编，2011 年，第94 页。
[7]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 50 页。
[8] 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系清和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第69页。
[9] Items in connection with current China Program were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a statement of progress, April 1937, P3, Series 601, Box 10, Folder10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10] Items in connection with current China Program were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a statement of progress, April 1937, P3, Series 601, Box 10, Folder10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11] Items in connection with current China Program were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a statement of progress, April 1937, P3, Series 601, Box 10, Folder10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12]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77-108页。
[13]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館, 1934年，第281页。
[14]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0，116页。
[15]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平议》，《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33 页。
[16] 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折合今天的货币大约一千八百万美元。
[17] China Program, May 1938,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18]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 年第3 卷第23 期，第16 页。
[19]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MEM)平民教育运动由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的晏阳初发起并领导，主要组织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地区做志愿教员。晏阳初等于1923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后又将河北定县选为试验点，并将总会迁入此处，全力开展扫盲等平民教育活动，在当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20] Confidential Monthly Report to Trustees, January 1937, P10, Series 1, Box 23, Folder 47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21]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 年第3 卷第23 期，第16 页。
[22]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 50 页。
[23]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 年第3 卷第23 期，第16 页。
[24]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年会》，《民间》，1937 年第3 卷第23 期，第21 页。
[25] North China Council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April 1937, P147, Series 1, Box 23, Folder 47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26] 《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35 页。
[27] 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 卷第102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与文学委员会编，2011 年，第103 页。
[28]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 年第3 卷第23 期，第17-18 页
[29] 《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35 页。
[30] Confidential Monthly Report to Trustees, January 1937, P11, Series 1, Box 23, Folder 47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31] Confidential Monthly Report to Trustees, January 1937, P11, Series 1, Box 23, Folder 47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32] North China Council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April 1937, P147, Series 1, Box 23, Folder 47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33] China Program, December 1937, P 426,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34] China Program, December 1937, P 427,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35] 今贵州省惠水县。
[36] National Council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June 1938, P4, Series 601, Box 1, Folder 1,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37] 《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36 页。
[38] 《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37 页。
[39] 刘国士：《定番麦病初步调查报告》，《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6 期，第241-249 页。
[40] 刘志博：《定番县政府档案整理之经过》，《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5 期，第192-194 页。
[41] 朱约庵：《汉苗种族问题简论》，《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5 期，第180-184 页。
[42] 冯步洲：《定番保甲战员之训练》，《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5 期，第195-206 页。
[43] China Program, Exhibit I, May, 1938, Series 601, Box 1, Folder 1,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44] NCRR, May, 1938, Series 601, Box 1, Folder 1,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45] China Program, April, 1940, P175,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46] China Program, April, 1941, P155,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47] N.Y. letter No.86, July, 1941, P 2, Series 601, Box 1, Folder 2,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48] N.Y. letter No.86, July, 1941, P 2, Series 601, Box 1, Folder 2,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49] Memorandum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Rural Service Training Institute, February 1940, P 1, Series 601, Box 14 ,Folder 14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50] China Program, April, 1944, P112,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51] 王先明、 徐勇：《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述论（1936—1942）》，《历史教学》，2015年（04），第16页。
[52] Bullock, Mary Brown. The oil prince'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11.
[53] The report of Committee on Appraisal and Plan, December 1934, P107, Series 1, Box 22,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54] The report of Committee on Appraisal and Plan, December 1934, P107, Series 1, Box 22,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55] Nick Cullather, ‘Parable of seeds: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izing imagination’, in Marc Frey, Ronald W. Pruessen, and Tan Tai Yong,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colon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p. 265.
[56] 章辑五：《怎样从事农村建设下属工作》，《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22页。
[57] Thomson, James Claude.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58] 方显廷：《农村建设与抗战》，《农村建设》，1938 年第1 卷第1 期，第1 页。
[59] S. M. Gunn, The letter to Mr. Fosdick, February 1937, P3,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60] S. M. Gunn, The letter to Mr. Fosdick, February 1937, P2, Series 1, Box 22, Folder 469,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61] 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 卷第102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与文学委员会编，2011 年，第104 页。
[62] 《新生活运动在乡间》，《民间》，1937 年第3 卷第23 期，第1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