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9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75
郭辉（天津博物馆）
摘要：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新建养病院碑”记录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在天津行医和建立“总督医院”的过程，展现了他对天津近代医疗和卫生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特别是首批留美幼童归国后，有一部分在马根济的倡议下进入新设的“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学习，成为我国西医教育的开端。本文将结合天津博物馆藏有关文物和文献资料，来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中国社会上层，促进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起步和不断发展的。
关键词：马根济、新建养病院碑、总督医院、马大夫医院
天津博物馆“中华百年看天津”展厅中展出着一块“新建养病院碑”。该碑2003年发现于今天津市口腔医院。后由天津市口腔医院捐赠给天津博物馆。石碑由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整体呈长方形。碑首正面为浅浮雕云纹装饰，中间刻有“博施济众”四个篆字；碑首背面为浅浮雕双夔龙纹饰。碑身正反面均刻有楷书文字，由于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一些文字已经字迹模糊，辨别困难。但1884年张焘出版的《津门杂记》收录了该碑的碑记。现结合石碑，将碑文厘定如下：
碑身正面：
新建养病院碑记
窃以四然察症，惟医方克达微。六气感人，忽药焉能有喜，此《周礼》所以医师之设，《月令》所以垂蓄药之文也。津郡素称善地，育婴堂、恤嫠有会，惠民善政，无不备举，独于施医一事阙如。蒙爵阁督宪李推民胞物与之怀，行济世惠人之政。俯念民瘼，爰思拯救，乃延英医马君根济，假馆曾公祠，施医舍药。求诊之人，络绎不绝。或投以丹丸，或与之针砭。痿痹则起以电机；赘疣则施以劀杀。疲癃尽起，微肿全除。凡局内之经费，皆中堂之仁施。万姓讴歌，四民感戴，而中堂仁惠之心有加无己。念沉疴之孱弱，赴局维艰；悯宿疾之阽危，就医宜迩。乃复命于紫竹林医寓之旁，捐建养病院一所。每年经费，悉出中堂恩施。阖郡官绅，亦各解囊襄助，于是量地布基，鸠工构宇，经始于己卯九月，落成于庚辰季秋。大厦宏开，登疮痍于祍席；善门广辟，起疾病以刀圭。将见三津苍赤，共乐春台；四境黎元，咸登寿城。是皆爵阁督宪之殊恩，乐善诸公之盛德也。爰勒文石，以垂永久，俾后之君子有所考焉。是为记。
龙飞光绪六年庚辰秋九月谷旦敬立
碑身背面：
斯院工竣于光绪庚辰之九月，至十一月朔行开院礼。是日李爵相亲临，中西官宪咸至。中国自运宪海关道宪而下四十余位。西国自各国领事、税司而下三十余位。马君援泰西例，上爵相德政颂。英、俄诸领事亦皆颂爵相之德。而爵相虚己不伐，归功众善。主宾酬酢，极为欢洽，洵有中外一家之概焉。爰勒于石，以志盛事。
文后还有“助银壹百两”等字样，应为捐款建院人员的名单。但因字迹模糊不可辨认。
马根济医生 天津博物馆藏《新建养病院碑》
“新建养病院碑”为我们了解马根济与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和史料。下文将结合天津博物馆所藏有关文物和文献资料，来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中国社会上层，促进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起步和不断发展的。
一、从“施诊所”到“总督医院”——天津西式医疗机构建设的起步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成为第一个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1]以此为标志，英国伦敦会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活动的基督教新教差会。从1861年开始，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Edkins）、理一视（Jonathan lee）等相继来天津传播上帝的福音，开始了在天津的传教事业。由于医药事业在伦敦会传教方针中占第二要位，[2]因此，伦敦会向中国相继派遣了大量的医学传教士，马根济就是这些医学传教士中的重要一员，并成为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约翰·肯尼思·麦肯齐）（1850-1888），英国苏格兰雅茅斯人。出生在一个虔诚的苏格兰基督教家庭，父亲曾是苏格兰长老会的长老，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1870年进入布雷斯顿医学院学习，1874年毕业并在爱丁堡医学院取得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师和皇家内科医学院医师资格。马根济很早就萌发了到海外传播基督教福音的理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杜坎上校（Col-Duncan），并在其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医学传教士。在他获悉中国患眼疾病人多，遂入英国伦敦皇家眼科医院深造。此时，一则刊登在爱丁堡医学传教杂志上的招聘启事引起了马根济的注意，伦敦会正在向爱丁堡医学院征集前往中国工作的医生，他随即报名参加。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通过层层考察，1875年，马根济被英国伦敦会派往中国，并于是年6月8日抵达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汉口。1878年，由于马根济妻子无法适应汉口炎热的气候，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马根济写信给伦敦会希望换一个地方工作。同年年末，马根济收到天津传教士李理一视牧师的来信，邀请他到天津工作。[3]1879年3月，马根济一家乘船经上海到达天津，接管英国伦敦会施诊所（英文称“Tien-tsin hospital” [4]）。
1860年，第三次大沽口战役爆发，英法联军再次入侵天津，当时英国军队中有随军军医。联军占领天津后，英军建立野战医院为伤员服务。而按有关记载，野战医院不只一处。沃尔斯利在《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一书中记载：“就在那里，额尔金勋爵于1858年曾签署过条约，并将那个寺庙改建为军队医院。”[5]而那个寺庙就是海光寺。天津博物馆曾在今天津海光寺二七二医院征集到一位英国军官的墓碑，该军官得了伤寒在此医治，于1860年8月29日死后葬在这里。因此天津城南的海光寺应该建立过英军的一个野战医院。英军随军牧师麦吉在回忆录中也写到：“没有什么比医院以及医务安排更让人满意的了，这些安排由缪尔医生规划，戈登医生随后执行，他以主治军医的身份跟随缪尔。他们在东郊郊区开辟了一大块空地，搭建了二十四五个非常舒服的病房，每个病房有六到十二张病床。”[6]由此看来这个野战医院应该建在天津城的东门外。1861年4月4日，英国循道公会的殷森德牧师来到天津。他曾写到：1861年夏季和冬季，军队中病人很多。英国驻军上尉戈登曾多次请其去为士兵看病，并称：“当时的军医院在现在（1890年）天主教堂的废墟那，也就是1870年修女们被残酷杀害的地方。” [7]所以今天津水阁大街天主教仁慈堂处当时也建有英军的野战医院。[8]
1860年在海光寺去世的英国军人墓碑
根据随军牧师麦吉的记载：在英军占领天津期间，“通过私人捐赠，我们还在天津为当地人建立了一家医院。尽管自己在部队已有非常繁重的任务，第六十七团的兰普雷医生还是负责起医院日常管理的任务，第六十皇家来复枪团的杨医生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让更过的人从疾病中解脱出来，成千上万的当地人从中受益。” [9]可见英军还在天津建立了一家面向当地人的医院。而它应该就是伦敦会施诊所得前身，一般认为于1861年建立。[10]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军于1861年底从天津城区撤离，医院被迫关闭。尽管有人做过一些尝试去维持它，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效果。1868年12月1日，英国军队将医院的主管权转交英国伦敦会，改称英国伦敦会天津医院。[11]1869年负责天津伦敦会事务的理一视牧师被授权在天津主要街道租了一个房子开设医院（英文称“hospital”），[12]并从北京的医院派来医生管理，为天津的外国人看病，[13]天津伦敦会施诊所又开始运行起来。
在马根济到来之前，该施诊所由一白姓中国大夫管理，他是医学传教士德贞（Dungeon）的学生。马根济接管这家施诊所后，发现医疗设备欠缺、资金匮乏，举步维艰，致使工作发展缓慢。他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到：“白大夫没有资金再采购药品了，在天津的外籍人士的捐赠连1878年的医院欠费都无法偿还清，更不用说1879年的费用了。我到天津的时候，这所西医诊所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药品。”[14]面对如此窘迫的状况，马根济经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的引荐，向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建议建立一所惠及中国人的医院。李鸿章收到请愿书后，答应予以考虑，但迟迟没有答复。
1879年8月1日，英国公使馆的海勒（Hiller）访问李鸿章，发现李鸿章因为妻子莫氏的病而愁容满面，海勒建议请西医来医治。李鸿章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后来又同意这一建议。通过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邀请来马根济和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两名医生来到李府，并破例进入内室为莫氏进行诊治，初见疗效。在这一治疗过程中，马根济又举荐美国卫理公会的郝维德小姐前来协助治疗。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莫氏基本痊愈。[15]为进一步施加对李鸿章的影响，马根济和埃尔文请求为李鸿章进行了一次手术表演，李鸿章同意，并将地点设在总督衙门的会客厅前面的庭院中，参加观摩的除李鸿章外还有天津各级文武官员和驻津的外国使馆人员。马根济做了三例手术，两例是肿瘤切除手术，一例是兔唇修复手术。这三例手术十分成功。1879年8月31日的《申报》以《西医神技》为题，对上述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
马根济也开始得到李鸿章的支持，立即在总督衙门外安排了一间房屋供马根济用以施医救人。[16]此后两个月，马根济“在天津疗治多人，奇症俱应手而愈，由是声名鹊起，嗣以治疗者过多。”[17]于是李鸿章延请马根济在大王庙旁曾文正公祠内设立“阁爵督部堂施医处”，除礼拜外每日午后开门治病，有一西国闺秀称药量水襄理，并派亲兵守门，规模严整。“日逐来诊者，跛聋残废不乏其人。” [18]可见，“施医处”已被天津当地广大群众所接受。
由于“阁爵督部堂施医处”还是相当于西医诊所，随着就诊病人的逐渐曾多，小小的诊所的承载力逐渐捉襟见肘，也难以收留远道而来的患者。因此，马根济想兴建一所规模更大、设备齐全的正规西医院。这一计划得到了李鸿章和其他天津地方官员的支持。根据马根济的记载，他治好了一名陈姓官员的痢疾，这位官员为表示感谢为马根济建立医院，随后李鸿章捐银1000两，天津地方政府的官员、绅商共捐银4000两，捐款者包括天津海关道周馥、长芦盐运使史余、天津道盛宣怀、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以及一些当地的盐商，包括在天津开设保赤堂牛痘局的华家。[19]
1879年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旁建成的总督医院
英文版《马根济传》
1879年秋，医院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旁（地址为今大沽路天津口腔医院）破土动工，并“按照中国建筑的典雅布局设计，外表雕梁画栋，及其富丽堂皇。”[20]同年11月30日，工程竣工，英国人称为“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天津博物馆藏“新建养病院碑”称其为“养病院”，《津门杂记》称其为“施医养病院”。在天津博物馆藏的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绘制的《天津城厢图》中，在海大道旁标有“马大夫”三字，图中建筑也画为中式建筑风格，与总督医院的实际建筑风格相符，应该就是总督医院所在地。1895年出版的《英法德租界全图》标明此处就是“马大夫医院”，可见，此时马大夫已经深入人心，天津人俗称的“马大夫医院”名称此时已经出现。
天津博物馆藏《天津城厢图》局部
1880年12月2日，总督医院正式开院。李鸿章亲临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辞。包括长芦盐运使司、海关道等40多名中国官员，及英德俄美各国领事、税司等30多名外国官员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马根济按照西方惯例作李爵相德政颂，为表示对医院开幕的祝贺，李鸿章亲笔书写对联一副挂于医院大厅前：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方中外一家。[21]《益闻录》以《津郡病院落成》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对医院的布局和设施进行了详细介绍：“合肥李爵相，于紫竹林地方建病院一所，鸠工庀材，已阅一载，于前月初一落成，规模宏敞，位置咸宜，院前建有牌楼一，中悬阁爵督部堂施医处。院内两旁，矮屋鳞次，为病人调养之所，中间大厅一，为宾客聚会之所，其窑炉丹灶，即置各种机器处，均井井有条，截然不紊，主是席者为西国马医生士。”[22]为我们再现了总督医院初建时的格局和布置。
总督医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门诊部，大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都由李鸿章捐赠。候诊室，购置了大量长板凳以方便病人休息。客厅，接待来宾和友人。病房，共能容纳36名病人。可分两类：甲等为小病房，有4间，每间只能容纳3人，主要接纳一些需要特别护理的政府官员和其他一些有身份的人；乙类为大病房，共容纳24人。除此之外，还有厨房灯其他辅助设施。医院“挂号房、司账房、诊脉发药之房、割症房（手术室）、养病房无不毕具。”“房屋之轩敞、规模之整肃、药品之精良、器具之美善，可称完备矣。”[23]
马根济在开展医疗救治的同时还兼施种牛痘，戒除烟瘾。并将西方病院的病例制度带到了天津。 “我们有一个非常厚的册子，其中的每一页都被编了号码。每一个病人的情况都是分页记载的，然后将写有相应号码的纸条交给患者。因此患者下次再来就诊的时候，则需要出示这张带有号码的纸条。”[24]马根济将每一个病人都建立一份病例档案的作法，全面提升了近代天津的医疗管理制度。
天津博物馆藏马大夫医院就诊牌
从1879年2月至1885年上半年，马根济共诊疗3174个普通病例，患者就诊次数达10522次，期间并接收戒烟瘾患者3405人。[25]此外根据马根济的记载，从188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总督医院共接纳住院病人556人，治愈549人，死亡7人，每人平均住院治疗时间为21天。其中普通病人28人，神经系统疾病34人，代谢循环系统疾病9人，呼吸系统疾病38人，消化系统病人78人，生殖泌尿系统病人26人，骨科疾病41人，皮肤疾病33人，眼科疾病164人，外伤急救29人，其他各类疾病76人。马根济1886年还做了589例手术，其中眼科手术最多，共计212例，其次是脓肿切除，共计77例。
由于马根济每天十分忙碌。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四十五吃早饭，八点十五为医院所有人员进行授课，九点半到十一点学习论文，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在医院工作，午饭后一般是在医学院讲授医学原理或者在医院进行外科手术。”到1888年，马根济大夫终因积劳成疾病逝，终年38岁。对于马根济的去世，马根济的继任者罗伯茨医生（Fredrich Charles Roberts，又名路博施)曾写道：“我已经认识到麦肯齐（马根济）医生的死使我失去了很多，我已经习惯依靠他，跟随他，深爱他，麦肯齐医生是一个充满了圣灵，具有强烈爱的人，有强大的号召力，深受人们的爱戴，他的病逝是伦敦传教会的巨大损失。”[26]
马根济逝世后，就总督医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分歧。路博施写道：“有一段时间总督他们一直觉得支持医院的工作与完全的基督信仰不协调，并考虑撤回他们支持的可能性。”“因此当今天麦肯齐医生病逝宣布死亡，总督认为是退出所有经济援助医院的一个有利机会。”[27] 由于医院的建设“完全来自中国人自己的资金”[28]，李鸿章等“声称所有建筑、药品和仪器属于他们。”[29]最后通过激烈的争论，医院被分作两处：原医院由英国伦敦会购回，在1880年的老建筑之内，俗称“马大夫医院”,为1888年出版的《天津城至紫竹林图》中的“施医院”处。另一座由李鸿章在海大道对面建立，为《天津城至紫竹林图》中的“养病院”处，1893年又改建为“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
1888年出版的《天津城至紫竹林图》
1895年出版的《英法德租界全图》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位于大王庙旁曾文正公祠的“阁爵督部堂施医处”直到1883年在马根济的申请下才由李鸿章批准裁撤归并到位于紫竹林的“养病院”（即总督医院）。[30]可见1883年前，“施医处”更像门诊部，而“养病院”更像住院部。1884年，马根济再次申请将“养病房”择地另建，空出房屋供“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第二届学生日常教学使用。李鸿章批复：“将医馆房屋如何修整添建之处，委员勘筹。”[31]因此，从1888年出版的《天津至紫竹林图》可以看到，由于没有了“养病房”原来的“养病院”变成了“施医院”，而在海大道对面又建立了“养病院”。这也与前文提到的1880年树立的“新建养病院碑” 称“总督医院”为“养病院”，1884年张涛焘出版的《津门杂记》又称其为“施医养病院”相佐证。由于1888年以后伦敦会与李鸿章分家的原因，1895年出版的《英法德租界全图》将“施医院”变成了“马大夫医院”，“养病院”处改建成了李鸿章所建的“医院（即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和“医学堂（即北洋医学堂）。”[32]
伦敦会购回“马大夫医院”后，于1911年，决定筹划劝募基金，聘请中外人士组成委员会，以英国领事为主席筹划新院的建筑事宜。经过由法租界工部局赞助将旧房屋全部拆除，天津市内的外商洋行，如德士古、怡和、美古绅、西门子和颐中等捐助了全部基金。1923年伦敦会将原有的中式建筑拆除，改建了一座具有欧式风格的大楼，1924年1月18日，新医院大楼宣告落成，为表彰马根济作出的贡献，医院更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医院开始接收伤病和难民，并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院被日本人占据改为“同仁会天津诊疗班”。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卫生局接管了医院，改为“临时第一医院”。同年12月1日归还伦敦会，恢复了“马大夫纪念医院”旧名。
1916年的马大夫医院
1924年改建后的马大夫纪念医院
1945年马大夫纪念医院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曾先后派来以下人员主持马大夫医院院务：
罗伯茨（Fredrich Charles Roberts，又称路博施医生)1888年-1894年
史密斯（Geoge Purves Smith）1894年—1906年
伍德（Thomas Rirk Wood）1907年—1912年
皮克（Ernest Cromwell Peake）1907年—1912年
法林（Sewell S Mc Farline）1914年—1916年
皮克（Ernest Cromwell Peake）1916年—1922年
斯塔克利（Edwazd Joseph Stuckey）1922年—1934年
赖特（John Howard wright）1934年—1936年
斯塔克利（Edwazd Joseph Stuckey）1936年—1938年
利德尔（Robert Victor Liddell）1938年
格雷厄姆（Keith I Graham）1939年
米利奇（G.W.Mlilledge）1940年
1945年12月1日起由中国医生雷爱德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接管医院，并更名为“天津市立人民医院”，为综合性医院。1952年，金显宅教授被聘为医院顾问，创建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1956年天津骨科医院并入，医院形成以骨科、肿瘤科为特色的专科医院。1971年2月，骨科迁至天津医院（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骨科医院），原医院成为肿瘤专科医院。1986年，医院迁至卫津南路，更名为天津市肿瘤医院（为中国肿瘤学科的发祥地），原址后改为天津市口腔医院。马大夫医院成为天津如今众多著名医院的根。
二、“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西式医学教育在天津的最早实践
据张焘《津门杂记》记载：“另有学习医理之塾，在院肄业，言曰医学馆，”该医学馆英文名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这开辟了中国教育的新领域，也是我国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马根济医生向李鸿章提出对撤回的若干名留美幼童进行现代医学训练，建立医学校。对于学校设立的初衷，双方完全不同。作为医学传教士，马根济从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致力于在医院中进行传教工作，而不仅仅满足医治病患，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这个目标亦成为他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尤为明显。[33]这些留美幼童可以熟练使用英语，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比较同意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和伦理。马根济希望通过建设医学校来接触中国的精英阶层，即通过同西化的年轻人接触，借此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而并非单纯的为培养助手，以便腾出手来去天津周边地区传教。而李鸿章则是看到了西医对于西方以及日本军事上的显著作用。“西国军营、战舰各置医官，盖营阵之间，士卒用命，猝受伤痍，允宜即时医治；战舰则游行江海，或染疾病，无处延医，有医官随之，则缓急有恃，而士卒之勇气自倍。”[34]注重于为北洋水师培养医官人才，为军队服务。为得到李鸿章的支持，马根济将自己的计划包装成为大清帝国培养医学人才，这一点与李鸿章不谋而合。李鸿章旋即批示同意，全部经费行海防支应局拨给。该校按照中国式房屋添建五六间，以作学生住房。
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当时的《教务杂志》评论说：“医学堂的开设开辟了中国教育的新领域。”[35]学校第一届招收林联辉、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唐国安、刘玉麟共8名学生，全为归国留美幼童。学校教育形式、内容和质量与欧美的同类教育相比差距并不大。课程设置有化学、生物、物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和药物学，教学内容集中在生理、解剖、化学、外科和医药学，以中国社会流行且中医较难医治的疾病为教学重点。临床教学集中在皮肤科、眼科及儿科。[36]任课教师由马根济、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和停泊在天津港口的英美海军军医官承担，临床教学在“阁爵督部堂施医处”（1883年归并前）和总督医院进行。学制3年，学生每年要经过3次考试，主考人为一名与医学馆没有关系的西医担任，监考人则为李鸿章、天津海关道和1名李鸿章指定的会将英语的地方官员。
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首批学生原有8人。其中唐国安1883年春，借母亲生病回家探亲的机会，私自离校，脱离学籍。[37]刘玉麟也因病辍学，病愈后改任天津电报学堂教习。[38]所以，到1885年首批学生毕业时只剩下6名顺利毕业。经李鸿章的保举，赏给九品衔。下面将就这6名毕业生的情况做简要介绍：
林联辉（1862—1901），字俪堂，广东南海人。1875年10月，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在邝其照带领下，与弟弟林联盛一同赴美留学。入读麻省安都华市的菲立斯中学，在朴特尔小姐（Miss J. C. Porter）家中寄宿。由于朴特尔小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兄弟两人日常生活多受基督教熏陶。1881年被迫中断学业归国后，到天津进入医学馆学习西医。作为马根济的得意弟子，1885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留医学馆工作，李鸿章上奏朝廷，准“林联辉并请六品衔”。1888年，马根济去世后，林联辉陈成为医学馆最高职位的医官。1893年北洋医学堂建立，林联辉出任总办（校长）。1895年3月，作为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随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谈判。李鸿章在马关遭受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暗杀，子弹击中左颧骨，深入左眼下方。林联辉第一时间对李鸿章进行了救治。1900年7月，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全城死伤无数，作为医生，林联辉救死扶伤，忠于职守，后不幸感染病毒，1901年去世，终年40岁。
金大廷（1863—1900），字巨卿，上海虹口人。1875年10月，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在邝其照带领下赴美留学。1881年被迫中断学业归国后，到天津进入医学馆学习西医。毕业后，充任直隶武备学堂医官，升为西医学堂监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任京津铁路与旗兵学堂总医官的金大廷，在战地组织救护伤员时，不幸被流弹集中，坠河牺牲。
何廷梁（1859—？），字柱臣，广东顺德人。1872年，作为首批留美幼童在陈兰彬的带领下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他是最早进入马修斯小姐家住学的一位幼童。后就读于北安普顿高中、菲利普斯安多佛学校、艾姆赫斯特学院等学校。后考入耶鲁大学。1881年被迫中断学业归国后，到天津进入医学馆学习西医。1894年甲午战争中奉召入伍，在北洋水师战舰上充当外科医官。由于何廷梁体弱多病，不适应军舰生活，战后退居广东，不久逝世于广州。
李汝淦（1865—？），字润田，江苏松江华亭人。1875年10月，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在邝其照带领下赴美留学。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纽黑文市霍普金斯语法学校读书。1881年被迫中断学业归国后，到天津进入医学馆学习西医。毕业后任军医，后入京奉铁路工作。在天津逝世。
曹茂祥（1865—？），上海浦东曹家宅人。1874年9月，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在祁兆熙的带领下赴美留学。初与朱锡绶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福学习。后考入耶鲁大学。1881年被迫中断学业归国后，到天津进入医学馆学习西医。毕业后担任海军军医。英年早逝。
周传谔（1863—？），上海嘉定人。1875年10月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在邝其照带领下赴美留学。1880年在霍普金斯语法学校毕业，获拉丁文和书法第一名。1881年被迫中断学业归国后，到天津进入医学馆学习西医。毕业后任职军医，后回嘉定，英年早逝。
1883年第二届4名学生入学，都为香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1887年毕业。第三届12名学生全为香港中心学校（HongKong Central School）毕业生，由于英文程度低而延长了学习年限，其中两名转入电报学校。[39]
1888年，马根济医生去世后，总督医院被伦敦传教会购回。李鸿章在总督医院对面“养病院”处创建了一所政府办的新医院，时称官医院。医学校随之就附属于这所医院。1893年，李鸿章建立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并在医院盖起新校舍，委托法国军医梅尼在“医学馆”的基础上创建北洋医学堂。第一届优秀毕业生林联辉任校长，天津税务署欧士敦医官监督一般医学事宜，一切费用从海防经费中支出。[40]
北洋医学堂师生合影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北洋医学堂暂时关闭。后经袁世凯恢复，任命屈永秋为总办，法国军医梅尼为总教习，恢复以后学生在校人数有77名，分为三个年级，修学年限为四年半到五年，学生全部享受官费，经费由海关道台开支，每年达两万数千两。[41]1915年10月，学校划归海军部管辖，改为天津海军医学校。1933年，天津市长周龙光擅与驻津法国领事签订有损主权的协约，将该校地产让与法租界，许其拆除以改筑马路，学校被批停办。[42]
据《天津海军医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单》显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天津海军医学校为前后继承关系。从1881年医学馆开办到1933年天津海军医学校停办，共有毕业生十六届，毕业生218人。
《天津海军医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单》[43]
第一届计六名
林联辉、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
第二届共计四名
徐清华、麦信坚、届永秋、黄宝森
第三届计九名
郑文祺、赵显扬、何守仁、关景贤、尹端模、钟景儒、吴广辉、钟穆生、陈沛熊
第四届计十三名
章锡如、钟文邦、唐文源、经亨咸、唐乃安、姜文熙、柳资生、李延生、陈怀皋、虞顺德、王培元、倪文德、周维廉
第五届计十二名
谭其濂、吴其芬、萧杞楠、吴为雨、徐英扬、左汝谦、王文藻、关景星、黎树荣、温秉文、游敬森、汤辅民
第六届计十一名
何根源、梁静昌、陈世华、佘华光、司徒元宗、姚启元、黎树贵、周贵生、王恩绍、汤富礼、吴桂良
第七届计八名
李应棠、施秉常、侯光迪、全绍清、黄毅、谢应瑞、陆昌恩、谢康龙
第八届计十名
冯志铭、许世芳、邓祥光、张廷翰、黄敬业、邓松年、冯润发、严汝麟、林基、屈家瑨
第九届计十三名
施伯声、张承学、关衍辉、李锡康、刘光榆、孟广仁、张蕴忠、宋廷瑞、冯国宝、吴解、刘湛科、孙葆璐、梁九居
第十届计二十六名
敖恩溥、何宗光、陆存煊、黄维青、高长訚、陈基良、秦旭昌、吴乔森、力树萱、吴国卿、林圣级、林绵华、梁承藻、刘湛燊、唐棣春、何伯荣、罗汝藩、陈泰谦、朱毓芬、林炎武、陆镜辉、刘秦鳌、陈灿、蔡华昌、程建章、刘承瑞
第十一届计十四名
徐齐嵩、王崇先、施纬常、林兰森、魁文山、沈鸿翔、陈敬安、池博、邓贤祥、江汝楫、邓瑞华、张凤藻、胡世良、陈琰英
第十二届计十一名
吴慕先、王大澜、陈静、刘占鳌、朱家楣、朱世英、许绍翰、翁文澜、徐维华、谭鋈、孙绍裘
第十三届计十五名
张玉堂、陈煦、黎宗尧、伍伯良、陈冠嶂、储义明、李碧、霍启章、闻方志、沈祖垚、俞祖光、阎世华、池石青、方家则、林仁义
第十四届计二十四名
尚文基、宋维藩、瞿俊升、蔡鸿、陈崇德、潘树勋、王祖祥、王会杰、徐仲吉、罗华杰、王祖德、阎锡堉、田大文、林天心、马粹、邓广熙、孙玉瑸、魏毓麟、叶树棻、陈云韬、石蕴珍、余有庆、邓宇清、刘勋选
第十五届计二十一名
熊科贤、任允中、陈绍贤、沈嘉善、张化民、凌世德、杨延龄、周柏龄、陈章宪、王德风、景恩棫、葛南樛、李飏延、潘为杜、徐长锐、戴芳渊、张江槎、从鸿藻、许启良、吴祥骥、高景勋
第十六届计二十一名
叶宗亮、王鹏万、崔德富、吴伟权、王鸿勋、林柏章、蔡修敬、葛馥庭、张忠信、蔡方进、王嘉祥、贾富文、张芗槎、翁文渊、卢则民、梁树芳、冯英镇、王楷、章名鸿、俞维新、康德
三、结语
总之，作为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来到天津后，在争取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后，开始了其医学传教活动。他依靠李鸿章等天津上层人士相继建立了“总督医院”和“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开天津近代医疗和卫生教育事业之先河。虽然马根济从事这些活动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宗旨，李鸿章也以推动富国强兵为军队培养医官为目的，但是不同的出发点，催生了西医在天津的不断传播和推广，并推动了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步。马根济去世后，伦敦会与李鸿章分道扬镳，脱胎于“总督医院”和“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母体的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和北洋医学堂相继建立，促使中国人走上了自己在天津建设医疗卫生事业的道路。以培养8名归国留美幼童为开端到天津海军医学校停办，大量的医学人才也被培养出来，为以后天津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2] D.MacGilliva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p.9.参见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3] 李颖：《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简论》，《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10月第4期，第221页。
[4]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 174.
[5] 加内特·沃尔斯利：《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94页。
[6] [英]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210页。
[7] [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8]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时，这里曾作为英国军队驻军地区被占用。1864年，主持天津教务的天主教神父狄仁吉花费82000法郎在此处购买了一座宽敞宅院给仁慈会修女作为仁慈堂的用房。并于1867—1868年在此修建了教堂、孤儿院和医疗设施等建筑物，共计占地7.8亩，房舍191间。
[9] [英]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236页。
[10] 参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卫生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1] 张维华：《马大夫纪念医院简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149页。
[12]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 173.
[13]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 173.
[14]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 174.
[15]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177.
[16] 刘祺：《马根济与西医在近代天津的传播（1879—1888）》，《历史教学》2008年第14期，第65页。
[17]《设局施医》，《申报》， 1879年11月8日。
[18] 刘祺：《马根济与西医在近代天津的传播（1879—1888）》，《历史教学》2008年第14期，第65页。
[19] Ruth Rigaski,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1859-1953,p.133.
[20]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379
[21] 张焘：《津门杂记》，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27页。
[22]《津郡病院落成》，《益闻录》第三册，1881年1月15日，第84号。
[23] 张焘：《津门杂记》，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27页。
[24]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184
[25]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389
[26] 陈秀春：《英国医生与沧州博施医院》，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
[27] 陈秀春：《英国医生与沧州博施医院》，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2页。
[28]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0-12-28
[29] 陈秀春：《英国医生与沧州博施医院》，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2页。
[30]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3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31]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3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32] 天津市国土资源局：《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1页。
[33] 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1.p.262
[34]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3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35] Editor.Diary Event in the far East.Chinese Recorder 1894.Vol.25.49.
[36] 李颖：《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简论》，《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10月第4期，第223页。
[37] 井振武：《留美幼童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38] 井振武：《留美幼童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39] 毕乃德：《记天津医学堂》，《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4页。
[40] 张绍祖：《近代天津教育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41] 侯振彤：《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1886年，第318页。
[42] 陈景芗：《记天津海军医学校》，《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页。。
[43]《天津海军医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单》，《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66-5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