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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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亦猛（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
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健康水平，实现病有所医的理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因此医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医疗。促进中国社会医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近代基督教[1]传教事业包含了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自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开放国土接受基督教，但是世俗的征服并不能取代宗教的征服。正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认为的，与世俗的战争不同，基督教的精神战争主要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抚慰，它不是要毁灭敌人，乃是要赢得敌人，它的武器是上帝的话语[2]。因而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后，西方的传教士在各种保护传教的条款之下，获得了充分的传教自由，西方各国来华的传教资源大幅增加，传教事业的发展相当可观。各个教派的传教士除了直接的传道工作，例如建立教会，设立传道点的同时还创办教育、医疗和慈善等世俗事业。由此可见，教育、医疗与慈善被视为在华传教事业的三大支柱。
从传教的目的来看，医疗传道的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它是带给人类解除病痛的福音，这是传福音的工作。它实践了福音，显示了基督的爱与怜悯。医疗传教在改善国人对基督教及传教士的印象上，更为显著。因为任何被传教士医治康复后的人，以及他的亲友，都会自然地产生强烈的感激，日后要在他们中间进行传教工作，就会异常方便。
蓝华德是日本著名学府关西学院的创办人，因此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对于其在基督教教育和教会传教方面的贡献的研究尤为突出。然而，或许是研究资料的不足和研究的局限性，大陆的学者至今未对蓝华德的在华贡献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蓝华德出生在中国上海，他对中国的传教事业的贡献，特别在医疗传教方面是不容忽视的，且蓝华德对促进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本文将以蓝华德传教士为个案，探讨他对在华医疗传教的贡献。这对于理解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传教士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一、少年蓝华德
1846年，美国南部监理会在第一次全会上，决定在中国开始传教活动。1848年，本杰明·詹金斯（Benjamin·Jenkins）和查尔斯·蒂勒（Charles·Tiller）的家人陆续来到中国，并于1852年建立起南部监理会中国教区。之后，1854年，蓝华德之父——蓝柏（James·William·Lambuth）以传教士的身分被派赴中国上海，同年11月10日，蓝华德就出生在上海。蓝柏来到中国之后，所面对的传教环境非常艰苦，与蓝华德关系密切的尹致昊在其《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1854年，到中国布道传教的蓝柏夫妇以上海为中心，积极在其周边的苏州、南翔、嘉定等地巡回传教，致力于培育信徒。他们乘坐小船沿苏州河逆流而上，一边向沿岸居住的贫苦人家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一边分发圣经，对于完全处于一个陌生环境中的蓝柏夫妇而言，这似乎是一项极其艰苦困难的工作”。[3]
蓝华德的童年就是跟随的父母在上海各地奔走传道，虽然辛苦，但是还是有很多童年的乐趣。特别蓝华德结交的两位中国人玩伴，是他人生的挚友，之后都成为南部监理会的华人神职人员，其中一位成为蓝柏的的养子。[4]蓝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时常称当时的中国为东方乐园。
但是在蓝华德的成长中，病痛没有来开过他。虽然蓝华德身材高大，但是非常瘦弱，没有同年龄孩子活力。同时他还患有眼疾，嗓子也不好，有时甚至不能发声。在上海，由于医疗条件极为有限，蓝华德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因此1869年，15岁的蓝华德不得不离开上海，离开父母，单独乘船返回美国治病休养。
在美国修养期间，蓝华德的病情有了好转，1871年17岁的蓝华德进入弗吉尼亚州的埃默里亨利学院学习。在校期间，蓝华德的温和品性，工作学习的认真态度，深受同学的信赖与尊敬。大学一年级时，蓝华德就在大学中设立YMCA团体，他自己本身也被选为大学YMCA会长，并作为代表被派往波士顿参加年会。在学业上，蓝华德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从进入埃默里亨利学院开始，蓝华德就下定决心，将来要成为医生，为许许多多受病痛之苦的人医病。蓝华德在写给自己教会牧师的信中，就非常明确表明将来的目标。
“至今为止成为传教士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对此我没有任何的动摇。我也感受到神对我的呼召，要我将来去中国。但是我发现，要在中国传道成功，必须要学习医学知识。我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现在如果放弃学业，改修医学，真的是太可惜了。我决定要留在大学继续学习，直到拿到大学毕业证。但是我渴望大学毕业之后，能够继续从事与医学有关联的研究。”[5]
1875年5月毕业於埃默里亨利学院之后，蓝华德进入到范德比尔特大学研究生院，在神学和医学专业上继续深造。在学期间，蓝华德认识了黛西（Daisy）小姐，并与之结婚。1877年5月蓝华德顺利完成学业，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取得了神学与医学博士的学位。同年11月，蓝华德以传教士的身份毅然带着新婚妻子奔赴中国上海，开始在中国的医疗传教事业。
二、蓝华德在中国的医疗传教
1877年12月起，蓝华德就开始着手于医疗传教的工作。他上海开设了第一间小诊所，虽然诊所内没有任何像样的医疗设备，但是这间小诊所他用自己的青春实现梦想的一个见证。对于最初的一年的活动，他在报告书里这样记述道：
“第一个月的一周内，奔走在140英里范围内的六个城市、城镇间发放药品并传布教义。下一个月扩展至在超过200英里的范围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奔走传教，走访了约12个都市。从12月至1月，这短短的2两个月共去农村短期医疗传道3次，共医治病人91人。其中还有一位妇女渴望在身体上之外，心灵也能得到治疗。对此，我深感我是医生之外，也是传道人的重要性”。[6]
蓝华德在上海的活动中应特别指出的还有其于1880年5月开设的“鸦片中毒治疗所”。有关开始该治疗所的背景，《蓝华德传》的作者威廉·平森这样写道：“西欧人由于贪婪地追求利益，将这种有破坏性的麻药强加给了中国人，而由此引发鸦片战争的灾难，就是其逞威扬恶的一种表现。但在治疗一些必要的病症时，鸦片（作为药物）又被持续使用，这一情况是最常见也是最令人痛心的。在这个年轻医生的心里，无法做到一直对这样的悲鸣视而不见，鸦片中毒治疗所就是他对此作出的回答”。[7]
蓝华德这位年青的医生，虽然临床经验和差会资助经费十分有限，但是他凭借着手中的外科手术刀和西药，尽最大的努力为身边的中国人医病。他确信神的旨意和人类的良知是他最大的支柱。
1881年黛西夫人得病必须回美国医治，蓝华德不得不中断在中国的医疗传道事工。在回到美国之后，他得到监理会的资助，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大学医院里研习东洋医学之外，更远赴爱丁堡和伦敦钻研解剖学，生理学和眼科。
1882年，蓝华德再次回到中国，在离上海不远的苏州开展医疗传教。蓝华德在苏州行医的第二年，即1883年11月8日，与柏乐文（William·Hector·Park）一同开设了“博习医院”，并以此为据点竭力开展医疗传教工作。关于医院当时每天的日课，有如下记述：“日课的规定十分严格，清晨6点伴随起床的钟声开始进行，遵循钟声的指示依次完成各时段的功课，直到敲响就寝的钟声宣告一天结束。日课中也包含了宗教教育，且占据着主导地位。蓝华德会定期举行演讲，并给病人派发圣经或小册子作为礼物”。[8]
蓝华德选择苏州开展医疗传教，其原因之一是其父蓝柏也曾因传教活动而数次到访苏州，苏州是南部监理会在上海之后又一进行传教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更愿意离开城市进入偏僻的农村，为贫穷和受病痛煎熬的农村病人治病。因为他知道在城市中的病人，找医生看病，选择性比较多。但是在条件艰苦的农村，病人几乎就找不到医生，所以蓝华德觉得，农村更需要他。他能发挥的作用更大，除了医病以外还能做更多的传福音工作。
1884年，因为与出于与监理会在华负责人林乐知在传道方法上的矛盾[9]以及家人健康上的原因，蓝华德也离开苏州，将其传教的地点转移至北京。起初的数月里，蓝华德与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前身的卫理公会的“北京卫理公会医院”有所往来，其就所开展的活动做了如下报告：
“卫理学院作为学校的医学部，由其建立医院机构，我认为这对医院和学校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我从今年年初起就已开设了一个医学班，并打算在今年冬天时再开设第二个医学班。在基础研究领域，主要采取讲课说明、提高学生兴趣的方法，过去的一年中，我为了建设博物馆和图书馆而竭尽全力，又在教会成员的帮助下，得到数百件的标本和诸多书籍，前者包含了50种国产的药材标本，这些标本是由天津海关的卡斯特罗（Castro）提供。据闻除此之外还有其它50种以上的标本也即将收集齐全”。[10]
而且，蓝华德不仅为医学部的研究方面的配备上尽心尽力，对于医院的治疗和宗教活动也多有提及，其如下叙述道：
“每天早上都有和患者一同进行的祈祷会，即使我不在场，也会由学生们代为实行。当地的牧师针对患者的传教工作已进行得非常稳定且颇有成效。每日午后患者在喝药之前，我们会组织进行简单的礼拜，但是这一工作由于牧师不常驻于此，故而难以有规律地开展。我希望可以培养出能对此事业投入自己全部精力的热情的年轻人” 。[11]
在这篇有关北京的医疗传教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报告之后，蓝华德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划上了休止符。随着蓝柏与林乐知在传教问题上的分歧及对立日趋严重，蓝华德一家被迫离开中国前往日本传教，并于1886年抵达日本神户。由于日本的传教环境，蓝华德再也没有像在中国一样从事医疗传道。
关于在中国的医疗传道，蓝华德在他的著作《医疗传道-双重课题》中做了这样的总结：
“双重课题就是指身体与灵魂，世俗与信仰的课题。在到达传道地之前，我对于宣教师的正真重要性并不十分了解。但是我在苏州与一位中国老妇人交流后，才有了正真的理解。这位老夫人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住进我们的医院。我在为外科病人巡诊时，进入老妇人的病房，站在她的病床边，轻轻的握住她的手，询问她的病情。顿时老妇人留下了眼泪。她告诉我，她一生过得非常辛苦。她生过孩子，但孩子长大结婚后都离家去别处了。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握住她的手，亲切地关心她。她觉得我们的医院就是天国，请求我，在她病好了以后，不要把她送回家，让她留在医院，为我们打扫卫生和做饭。听完老妇人的话后，我更加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的双眼也情不自禁地被泪水充满。这时我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脸，就是那伟大的医生耶稣，他好像在跟我说：“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在那时我寻找到了作为一名宣教师的正真动机。一名正真的宣教师不是依靠个人的魅力为他人服事，乃是依靠主基督的爱。如果我放下成千上万的中国病人而不顾，就是无视主的命令。伸手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乃是为主而做。宣教师正真的动机乃是被包含在主的全部生涯中，主的全部爱中”。[12]
结论
蓝华德常常说自己在中国的传教目的就是，把基督的福音和西方先进医疗带给中国人民。他出生在中国，对中国的感情极为深厚，甚至到最后虽然蓝华德在日本去世，但他的遗体被运回中国，并埋葬在上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了中国人民在灵魂上得到拯救，在肉体上得到医治，他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和心血。为了有效的展开医疗传教活动，蓝华德积极的设立医院和医学课程，为中国社会培养医学人才。并且深入贫困的农村地区，为穷困的农民医病传道。蓝华德的个人人格魅力以及完全的奉献精神，深深的打动了中国人心，有许多人也因此信仰基督教。“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12：24-26)。
[1] 本文中的基督教是新教，并不包括天主教。
[2] Rev.Gilbert，Strategic Importance of Winning Chinas Students, in D.Willard Lyon ed.,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p54-55.
[3] 木下隆雄：《亲日与爱国——〈尹致昊日记〉抄（21）》，《现代韩国》第464号，2006年9月，第70页。
[4] 威廉·平森（William·W·Pinson）：《蓝华德传》（《Walter·Russell·Lambuth》），学校法人关西学院，2004年，第42页。
[5] 威廉·平森：《蓝华德传》，，第54-55页。
[6] 威廉·平森：《蓝华德传》，第65-66页（何雪倩译）。
[7] 威廉·平森：《蓝华德传》，第67页（何雪倩译）。
[8] 威廉·平森：，第78页（何雪倩译）。
[9] 林乐知主张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传教，以一名宣教师之力带领一百名中国人信主，从而可是更快更有效地打开中国的福音之门。然而蓝柏等认为，福音应该从贫民阶层开始传奇，用一百名宣教师之力带领一名中国人信主。
[10] 1885年度的《北京卫理公会医院》报告书由蓝华德执笔撰写（Six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New York，1887, p.94.）。
[11] 同上，p.95。
[12] 蓝华德著・堀忠译《医疗传道-双重课题》，关西学院出版社，2016年3月，第212-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