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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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懿（上海大学）
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葡关系，自15世纪末以来，葡萄牙王室便从罗马教廷获得了东方的保教权。可以说，葡萄牙传教士们是天主教早期在华传教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人数众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就目前中国耶稣会史的研究情况看来，有关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耶稣会士的研究比较深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研究。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多方原因造成的。首先，研读葡语原始文献具有一定难度，需要攻克语言关；其次，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衰落，葡萄牙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相比之下，法国等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之后逐渐有超过葡萄牙传教士的趋势。因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对葡萄牙传教士的研究逐渐淡化。最后，从中国学界来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有着明显的科技史倾向，而葡萄牙传教士群体在科技传教上不甚突出，自然易受忽视。因此迄今为止，学界仅有部分论著对葡萄牙耶稣会士做了概述性的介绍。如葡萄牙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的《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法国耶稣会历史学家费赖之（Louis Pfisoter，1833-1891）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对葡萄牙耶稣会士也有零星的记载。学界也罕有研究葡萄牙传教士的专著，仅有贾尼劳、徐日升、陆若汉、安文思几人有专门的传记。除此之外，大多传教士都被湮没于历史之中。
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1592-1677）便是这样一位被忽视的传教士。他约于1630年来华，在华传教47年，初在上海学习汉语及中国社交礼仪，1637年受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5-1653）之命前往湖广地区开辟武昌传教驻地，之后在艾儒略建议下辗转至福州，期间曾一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身处明清交替之际的严峻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何大化经历了张献忠起义、明亡、南明政权颠覆、康熙历狱及礼仪之争等事件。在历狱结束的“无罪获胜”之后，何大化于1672年重返福州，五年之后去世，葬于福州城外十字山。何大化对福州地区的传教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天主教才能够以民间宗教的形式在福州留存了数十年。
学界此前对何大化的关注同样较少，相关资料除了法国及葡萄牙学者所编撰的工具书性质的人物传记之外，仅有葡萄牙学者庞特斯（Pontes）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何大化（远方亚洲）：一部描述16-17世纪福音传播中国的作品》以及葡萄牙里斯本天主教大学阿劳若教授对《远方亚洲》抄本的校勘整理。董少新先生也主要以上述两种葡文文献资料为主，辅以同时代其他传教士所留的西文文献以及中文文献资料，在较为详细的考察和论证之上而成书。
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虽然明清天主教史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到范式的转换，但传教士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依然需要深入的挖掘与研究。近年来有关传教士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走向，主要表现为：一、在传教士个案的选题研究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除了对利玛窦、艾如略、汤若望等重要的耶稣会士的持续关注，学界的研究视野也逐渐向其他耶稣会士以及其他修会传教士转化。二、在传教士活动研究方面呈现出不断拓宽的趋势。从活动地域上来说，从传统的东南沿海向西北、西南内陆等传教区域进行扩展。从活动领域上来说，已经从简单地概括传教活动以及在华事迹的考证不断向传教士传教策略研究、传教士思想著述研究、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的交往以及与朝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发展，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科技、外交各个领域。
同时，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勃兴，更进一步促使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底层教会。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研究明清天主教历史，首先应当把教会活动放置在具体的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综合看待教会与其传播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视之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主教史”，而非“西方教会在华史”，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天主教在明清基层社会的具体处境。[1]
董少新先生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是对学界关于葡萄牙耶稣会士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将目光从宫廷传教士转向了地方、边缘、乡村地区的传教士。全书内容一共分为六章，分别为东迈、入华、武昌、福州、历狱、著述。此六方面，勾勒出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的一生。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何大化的个人简介，以及他奉命来华传教之前的工作与生活，包括他的家乡、童年、在耶稣会学校的学习经历等等。第二章则是主要介绍了何大化入华时的背景，并从澳门经广州、韶州、南昌进入中国内地的经历。第三章则是何大化苦心开辟、经营武昌传教驻地的情况，还记载了一些有关农民战争的史料。第四章是何大化在武昌教区因战火毁于一旦后，转往福州传教的经历，之后主要围绕着保护教区而与满清官员结交展开。第五章以何大化为切入点，重论杨光先历狱以及礼仪之争的本质问题。第六章著述是对何大化著作的介绍：8份葡文信件《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1636，1643-1649）、葡文著作《远方亚洲》（1644）、《中国分期史》（部分葡文，部分西班牙文，1654）、中文教理启蒙书《天主圣教蒙引要览》以及在历狱后所建议编撰的护教文献《无罪获胜》。尤其对《远方亚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书第一章讲的是中国的政治、历史、宗教、风土人情等，第二章讲的是耶稣会士来华至1644年崇祯皇帝去世的天主教在华传播史。既可以看做是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续篇，又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提供了不少素材。
全书共有三条时间脉络，一是此历史阶段内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情况，二则是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演进与变革，三则是传主何大化的一生。据此线索，本书一是阐述了耶稣会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教的特点和延续，二通过何大化来看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历史，三则通过他著作的叙述，揭露他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于艾如略“自西向东”地将西方的宗教思想、科学技术等传播入华，除传教之外，何大化更多是“自东向西”地将中国教区的情况向耶稣会总部进行报告。作为当时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独特的观察者的姿态，对于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变革做出了详细的记录和评价。仿佛第三只眼，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此阶段的历史，发现许多曾不经意间被忽略的细节。
作者即从何大化所著的《远方亚洲》，兼以傅汎际神父的报告《1637年中国消息》中，得以发现湖广开教史中的一位重要中国官员。据费赖之所称，何大化是在两位湖广籍官员雅各伯（Jacobe）和玛弟亚（Mathias）的延请与帮助下，前往湖广开教的。但这两位官员的具体身份，尚不知晓。作者以葡文文献与古籍资料《武昌县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相对照，考察出雅各伯即为徐光启所组建之历局中的骨干成员邬明著。这一发现无疑是对康志杰教授有关湖广开教史研究的补充和修正，也使得武昌驻地的建立情况更为清楚明了。
不幸的是，在张献忠农民军的影响之下，何大化苦心经营五年的武昌传教驻地毁于战火之中。随即他于1643年前往福州传教，由于时局的动荡，何大化的传教事业相当艰辛。因而清军入主福州后，以求保全当地的天主教堂以及传教成果，何大化极力抹除自己对于鞑靼人的负面记忆，主动与满清将军、官员结交，还与佟国器有着较密切的接触，结果得到了清人的尊重与理解。可以看到，耶稣会士何大化对这些“统治者”的态度实际上是以是否有利于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为评判标准的，比如对张献忠农民军，何大化则站在人道主义以及明朝政权的角度称之为反贼；对于亲和天主教的隆武政权，何大化态度友善；而对于清政府，何大化则起初对野蛮的鞑靼抱有偏见，之后主动与清人结交。这正契合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在传教上的广撒网态度，这些策略都是为了保存天主教传播的种子，使得耶稣会得以继续发展。
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西文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引用了大量葡文文献，核心论据也都源自于此。此前阿儒达图书馆藏的《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档案文献，包括葡萄牙学者阿劳若先生整理的《远方亚洲》，都少为中国学界所知，也正据作者所言，《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是向中国学界介绍这批珍贵文献的开始和尝试。
本书在介绍何大化生平的同时，也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的组织结构、传教策略与方法、年报制度、住院制度等进行了介绍。但有关何大化在福州教区传教情况之记述，内容则稍显薄弱，资料相对较少。明清时期，天主教会的发展都依赖于乡土社会之中，并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祭祖拜神、民俗民情等民间宗教的内容相融合。在此情况下，如何既能很好地与本土文化融合而获得认同及继续发展的动力，又能保留自身宗教特点而不被同化，对天主教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从此角度看，何大化之于福州天主教延续发展的作用似乎不甚明朗。除此之外，作者虽然已经考察出湖广开教史中的中国官员雅各伯的确切身份，但另一位官员玛弟亚的身份仍属未知。但是，董少新先生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填补了学界有关葡萄牙籍传教士研究的空白，也再一次证明了文献学是史学的基础这一观点。任何深入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夯实文献的基础之上方可进行，而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之中是十分必要的。
[1] 《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学者之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载陈村富主编:《宗教文化》，第三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