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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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丰盛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传布基督教信仰的同时，随之将西方先进的教育、医疗等理念与技术引到中国。在传教士来温州传教的同时，温州医药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基督教传入至今150年的历程中，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曾在温州建立第一间西医医院，尝试借医疗传教，循道公会[1]传教士则大力发展医疗，为温州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一、中国内地会与温州第一间西医医院
最早来温州传教士是中国内地会英籍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2]，于1867年11月到达温州，在温州建立教会、开办教会学校。为助基督教福音的传布，曹雅直在医疗传教士稻惟德[3]（Dr. 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1848－1899）的帮助下开展医疗事业。
1880年5月27日，稻惟德夫妇从衢州来到温州，专门从事医疗传教。曹雅直在1月给“亚伦”的信中就已经表明对稻惟德医生的期待。他说：“我们盼望稻惟德夫妇能尽快来这里一趟。他们和我们是一个差会，来中国已经六、七年了，一直在中国从事医疗事工。我相信，他们的事工一定很成功，愿神祝福他们。” [4]
稻惟德，1848年出生在英格兰雪菲尔郡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就读雪菲尔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期间，受到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宓道生的影响，决志前往中国传教。1873年12月，稻惟德虽未完成医学课程，但在与未婚妻订婚的同时，接受内地会面试，准备前往中国。[5] 1874年2月28日，稻惟德在办理休学后，辞别未婚妻，与宓道生夫妇一同前往中国。于5月1日抵达上海。他曾追忆自己学医及来中国传教的原委：“自读书以来，考古稽今，详细追求与人之大有关系者，莫过于医药。因此朝读夕思，专心致志，谒师访友，互相对证，数年之久，上奉天命，来至中国，习其语言，学其文字，读其书籍。”[6]1875年2月，稻惟德的未婚妻到达上海，于到达21天后举行婚礼。[7]4月，稻惟德夫妇到达浙江衢州，从事医疗传教。在其离开前，衢州所建教会人数达100多人。[8]
曹雅直在1880年5月29日的信中提到女子学校一名学生感染天花，两名学生胃痛以致昏迷，在稻惟德医生的治疗下得到痊愈。[9]10月，曹雅直在温州租屋开设一家小型医院，由稻惟德担任医生，聘请本地陈日铭先生为助理，实行免费医疗，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间西医医院。[10]苏虹在《旧温州轶事录》中记载：“当时温州民间吸毒之风甚烈，一些不自爱者，一旦上瘾，无力自拔。医院除收治病人外，也收戒烟市民。看病、拿药一概免费，但有一条规定：凡前来治病、戒烟者，在开诊前必须静听传教人员讲道。市民们均乐于接受。”[11]
稻惟德于1892年在《中西教会报》发表的文章〈戒烟论略附戒烟局章程〉中提到自己戒烟的方法：“余虔制戒烟药饼，内无鸦片，亦无么啡，更无与烟同性之料，故以之抵瘾，则不可以之戒烟，则至妙因。其功效令人生力，自能抵瘾。如法用之，则烟瘾自可绝，而药瘾究不生矣。特此药性甚烈，不可多服，多服则头脑疼痛、四肢发颤。余用此药已十有七年矣。日用烟过一两者，或已成瘾二十年者，多赖此戒之。未见有生病或死者。”[12]稻氏文中提到他自行研制的戒烟药已经用了17年，相信从他来中国传教之初，即在衢州，就已经开始使用，并且他在温州设立戒烟所时，也是使用这种方法。并且，在文中稻氏附上〈戒烟祷文〉一篇，供给戒烟者祷告之用。此处抄录如下：
戒烟祷文
恳求慈悲天父，大开恩典之门，看我救主功劳，怜悯有罪之人，
我有诸般罪恶，理合永受沉沦，所犯有一大罪，吸食鸦片成瘾，
终年似睡不醒，困于迷魂之阵，久被魔鬼捆绑，缧绁不能脱身，
四肢百体枯瘦，脏腑时受烟薰，眼看命在旦夕，何能负此罪任，
残命虽生犹死，那顾天道人伦，猛然回头一想，实系自怨自恨，
心愿逃出苦海，自己无路可寻，切求慈悲天父，差遣圣灵降临，
助我就此戒脱，向后不吸不吞，从今脱离魔网，多谢天父鸿恩，
又愿改恶从善，学道作你选民，所祷皆靠耶稣，心诚如此亚们。[13]
《China’s Millions》记载，医院得到当地“道台”的支持，[14]并指出是当时曹雅直最为乐观的工作，因为开办不久，就已经有70人入院治疗，并有2140人受诊痊愈。[15]
1882年夏天，因稻惟德调往山东烟台（芝罘）内地会教会医院，携16岁的刘世魁（刘星垣）同往。刘世魁于1881年随母亲入仁爱义塾，跟随稻惟德学医。他随稻惟德到山东后，在烟台英国医院学习医学，后来留学英国，在英国爱丁堡医校肄业，专修眼科开刀[16]。1897年出版的《中西眼科指南》一书，就是由稻惟德口译、刘星垣笔述。
稻惟德离开之后，温州内地会医院无人接班，即告停办。[17]医院虽仅存两年，但成绩斐然，共救治病人4075人。[18]稻氏夫妇的离去，令曹雅直夫妇措手不及，虽然11月Mr.&Mrs.Whiller夫妇来到，稻氏留下的医院也只能停办。[19]
二、循道公会与温州白累德医院
相较于中国内地会的医疗工作，后起的循道公会在温州开办的医疗事业其贡献更显突出，其功绩离不开该差会几代传教士的不懈努力。
- 戒烟所
偕我会英籍传教士苏慧廉[20]（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不精医术，但他在1883年初来到温州之时，却借着仅有的医学知识以及从英国带来的一批西药，以医疗打开温州传教之门。而最先受到温州百姓的欢迎的就是苏慧廉所开的戒烟所。苏慧廉于1906年回忆时说：“二十余载前。予寄迹此间。宣扬圣道。时有慕道者数人。有阿芙蓉癖。就予求治。予素未尝肄业医学。姑取数种西药戒之。颇得效。此后踵门者众。欲辞不得。” [21]
苏慧廉乐意用借医疗传教，但他自称“我们在温州的医疗工作是从我这个对医学非常无知的年轻人开始的。”他在离开英国之前，带了一箱自己精心挑选的药物，分别是酊剂、奎宁、硫黄、胆矾、硫酸锌等药物。在每次外出布道时，这些药物成为他每日的伴侣，在城镇和乡下都可以用得着。他说：“当我巡回布道时，这些药物当然能帮我吸引更多的听众；病人在接受一定量的药物之前先得听讲道，而且尽可能多听些讲道的内容；这种想法是可行的，如果不能一石二鸟，至少可用布道与治疗这两张网抓住一只。”[22]
然而，苏慧廉在温州传教的二十多年中，温州吸食鸦片的问题日趋严重，这也更趋使苏氏及其他传教士在本地开设戒烟所。苏慧廉说：“至于温州，在二十五年前鸦片烟馆还很少，它们羞答答地藏在狭窄的弄堂和小巷里。而今天一切都变了，没有哪条街没有烟馆。十四年前，有人要我调查烟馆的数目，我发现在城内共有七八百家烟馆。两年前得到的数字是拥有执照的烟馆超过一千两百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每百人中就有一个鸦片吸食者；换句话说，每三十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23]
在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所著的《乐往中国》一书中记载苏氏最初为一位吸食鸦片者戒毒的过程[24]。此事大约发生在1886年。戒毒成功之后，苏慧廉从而成为温州有名的神医，有许多人慕名来求医。不久之后，苏慧廉在城西嘉会里巷教堂里开设了一个戒烟所。该戒烟所开办仅两年，就有三、四百人从这里得治愈回家。
《教务杂志》第21卷中登载一封来自苏慧廉的信，其中提到永嘉桥下街一位秀才戚品三戒毒的过程，该信写于1889年12月9日：“受洗的信徒能够皈依基督教很多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源于我们所开展的戒烟工作。其中一位秀才，戚先生，十八个月前精神萎靡、衣冠不整地找到了我。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但一直听闻他虽是虔诚的慕道友，却因吸食鸦片而无法入教。他恳请我接纳并治愈他。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的经验，故而有点迟疑。不过当他坚定地表明自己会不惜任何代价戒烟时，我立刻接纳了他。……秀才戚先生，我们的第一位患者，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得力助手。在讲坛之下的他是内敛羞涩的，但是一旦他站上讲坛，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激情四射的演讲者，特别是对那些文人阶层而言。进行科举的时候，现在科举已经结束了，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推延了戒烟的工作，而是提前开放了为文人士子准备的场所，每日大约收取一点伙食费；大约十四名士子和六个秀才接受了我们的帮助，我们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度的那段时日没有虚度。”[25]
- 城西小诊所
苏慧廉于1906年回忆时说：“适新任会牧海君来瓯。海君较予稍明医理。于是命来戒者。寄宿予寓所旁之小舍中。后小舍不能容。乃于城西圣堂旁。添设数椽。为病者寄寓。并于彼施医焉。” [26]
苏慧廉所说的“海君”就是海和德牧师，于1867年，在英格兰普斯顿（Preston）出生，早年曾做过教师，从事过商业贸易，也曾为英国少年戒酒会（Band of Hope）干事。后来在曼彻斯特神学院进修后受偕我会派遣于1891年到中国传教。海和德“稍明医理”，因为他在来中国之前，在曼彻斯特医院读过六个月的医学课程。[27]在他来温之后，苏慧廉就派他在自己的寓所旁的“小舍”里主持医疗事工，后来因为“小舍”不能容纳，就在城西教堂边上设立诊所。
后来，霍厚福（Alfred Hogg）医生曾简单描述这个小诊所：“我们作为诊所的这座建筑物最初并非是为医用而建的，并且也绝非特别适合来做这项工作。它坐落在城市礼拜堂的后面，二者是在同一个院子里。原本这里打算用作庇难所，而且也确实作为避难所使用了若干年之久。八间本地造型的水泥地小房间排成一长排，没有天花板，一头连接着一个小的布道堂，看起来就好像拥挤的过道——这就是全部。其中一间房间有一个中国式炉子，成了居住在这里的人的厨房。相邻的两间屋子如今则被合并成一间，并摆入了一些橱柜和一个洗涤槽，布置了一两张桌子和椅子，并相当不错地储存了必备药品。这样门诊室与药房就合而为一了。另外五间房间用作了远途病人或重病患者的病房。”[28]
但在这个不大的小诊所里，却门庭若市，每天都有骆驿不绝的病人从这里进出。海和德在1893年向英国总部的汇报中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我接待了5624个病人。其中3736例为新病人，1888例为复诊。单天最高的新病人门诊量为106。”[29]由于工作量的增加，海和德难以应付，当时瓯海关的劳莱（J·H·Lowry）医生也来小诊所义务坐诊。为此，苏慧廉说：“作为一个传教团，我们非常感激他的热心与高超的医术。”[30]
苏慧廉说：“予第一次回国时。商诸总会。廷霍医士来温。总理其事。” [31]因此，霍厚福医士于1893年底从英国出发，于1894年1月来到温州，成为偕我会第一位来温的医疗传教士。他在学习了一年的语言之后，就接管了诊所。
1895年，霍厚福报道自己在温州一年医疗传教的简况：
诊所于1894年2月6日开张，正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诊所很快就有许多人来光顾。每逢周二、周五——常规的门诊日，日就诊的病人在八十到一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常规的门诊日，大量穷苦人、中途歇脚者、残疾人、盲人在午前陆续从周边的乡村和城市聚集过来，坐在小礼拜堂的位置上轮流等着看医生。我们的一两名当地的牧师便向他们宣扬唯一真神荣耀的福音，告诉他们救赎的道路。
……
有能力负担的病人每人都会付三十元现金并得到一支写了特定号码的竹签，然后依次序走进另一个房间。医生在学习了一上午的语言后，大约在下午一点钟来到诊所，先花点时间准备药物或处理掉手头上的外科手术。大约两点，门诊开始，一直到黄昏才结束。需要额外时间或特别注意的病例，或者手术，会另择日子进行，要么在诊所，要么在医生家里。
病人轮流进来，在医生对面坐下，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登记簿上，然后他们开始说明他们的病痛，医生必须尽力从他们模糊的、不完整的描述中确定他们的症状，并做出诊断。很多时候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那些来自或远或近地区的人们操着不同口音的方言，无法清除地说明自己的病情，更加困难的是，这些人有着一些奇怪的观点和意识，所以要理清他们的病因是难上加难。某个人的疾病是“风”，而另一个的则是“空气”，第三个则兼有“风和空气”，而这些词到最后却都是“风湿”的意思。另一个人说他胃里的某个部分得了“感冒”，其实是消化不良，而他却认为这是病因是七年前曾从楼梯上摔下去过；还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有哪里不舒服，但言之凿凿地说他需要奎宁才能康复。
这里的中国人坚信奎宁是一种几乎能治百病的万灵药，由于疟疾在这里相当流行，他们有这种观念也并非错得很离谱。他们还认为西药可以治愈任何麻烦的疾病，于是一个人会想要一点药去治疗白内障、严重骨质疾病，他甚至想为某个住得远的亲戚要一勺药剂，那个亲戚的身体里出了一点问题，但他却疏忽了具体有何症状。
通常，他们并不希望做手术，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外国治疗手段的怀疑，而非仅是怕疼。因为通常来说他们很能忍受疼痛，他们很容易陷入对手术前景的恐惧之中。
更加恼人的是，这里的病人一般都会忽视用药指导，他们也缺乏持续接受治疗的耐性。有一个患了某种慢性病很多年的病人被警告必须小心遵医嘱用药，但他却借口说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可能一次就吞下七天的药量，造成相当令人惊讶的后果，同时还会得出这些药并不合适的结论。有时又有已经到了最后疗程的慢性病人回来，悲伤地对我们说治疗毫无进展，哪怕他已经用了整整三天的药。作为工作中的助手，我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如今正接受医学生的训练，并且在我的监督下进行配药。他是一名聪明的同伴，在两年前信了教，如今已经受洗。这同样还有我的仆役，一个七十五岁时成为基督徒的老人，带着他的小男孩在这里看门并照看病人。……[32]
定理医院
在霍厚福医生来到温州之后，城西小诊所也不缚使用，苏慧廉就将原来作为救治吸食鸦片者的场所作为诊所的一部分，而这个地方，就成为偕我会医院最初院址。[33]因此，苏慧廉决定筹建医院，一方面作为收留住院病人，另一方面可接纳更多门诊病人。他得老朋友华克登牧师（A. J. Walkden）的推荐，英国雅茅斯的约翰·定理（John Dingley）答应出资建院。苏慧廉回忆说：“因求医者日众。狭隘不能容。乃致函英吉利总会。募捐设立新院。该处有定理君者。捐银二千余元。爰购郡城瓦市殿巷基地一片。建筑医院。霍君返国后。包医士乃来温接任其事。今已五载。其间来院求医者。三万三千零九人。宿院者。二千零五十六人。” [34]
该院于1897年建成，由定理先生出资建立，遂定名为“定理医院”。苏慧廉说：“土地被买了过来，能够收治十二个男病人十名女病人的病房，以及厕所、厨房、门房建起来了，因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门诊治疗，一个相当大的门诊所和一个小礼拜堂或候诊室也建成了。”[35]后来，定理医院也不缚所用。苏慧廉描述说：“在此期间，鲍莅茂（W.E.Plummer）医生接替霍厚福来温，在过去三年时间里，病房扩大了一倍，地下室也放满了床。女病人也不得不搬到我们的住处，以便给男病人腾出更多的空间。我们的房子还是不够用，我们的需要很紧迫。”[36]
很明显，定理医院作为白累德医院的前身，为近代温州医药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苏慧廉说：“每年门诊的病人超过一万人，去年总人数达到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人，再加上在我们药店开业的前九个月内买药的五千七百四十人，所以定理医院自开业以来门诊病人多达七万人次，他们当中的多数都是首次听到我们带来的上帝救赎的讯息。去年一年我们共收治七百四十名住院病人，自从定理医院建院以来，我们的住院病人超过四千人次。” [37]
白累德医院
在定理医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累德医院，在近代温州医药史上影响最为深远。
医院基建
白累德医院的名称，是因为该医院的最大捐款者名叫亨利·白累德（Henry Blyth）。在定理医院建立九年之后，该院拥挤不堪，苏慧廉就向英国总会要求建筑新院。苏慧廉详述该院建筑过程，其中特别描述白累德先生慷慨解囊的全过程：“癸卯岁予返国时。商诸总会以乏欵为辞。予乃请总会准予在该处各支会众签募捐。总会又不允。予乃致书某富翁。而彼覆函曰。未之能行。山穷水尽。不得已。草稿登伦敦某报。凉夜残灯。默求神助而已。不料此稿一列该报。即影随形至。翌日予于邮筒中得函。展阅之。则署名者乃白雷德君。七十老翁也。自谓愿捐银二千五百余元。并邀予过彼一晤。时予起程回华之期。即该礼拜四也。予于礼拜二搭火车至彼。至则告以建造医院。非此区区二千余元所能成。是晚该处有聚会。子乃赴会演说。略陈浙温布道情形。翌日早餐后。白君邀予散步海滨。皓日东升。海云飞舞。凉空澄远。层汉无阴。白君忽告余曰。此医院愿以一肩任之。乃出荷包中一纸示余曰。某处建造会堂。需助银若干。某处设立恤孤会。某处设立学堂。某处布道。某处建造医局。需助银若干。近日入项。几不敷出。若能准分数载以出此款。则甘尽力以负此任。子曰。今日造一段。明年筑一所。如之何其可。既而白君慨然曰。某处有器具等件。其典之。以所得之银建造医院。荀蒙主恩得保余年。不难珠还合浦。子是独捐金二千六百五十镑。合墨银一万六千九百余元。汽笛一声。重洋万里。予乃束装与慷慨捐施之白雷德君来瓯购地兴工。客腊始成。计费墨银二万余元。虽得白君之巨款终不敷焉。愿诸君慷慨解囊捐施。且代为祷祈。求主备应费之银。以济斯欵。此即予之厚望。亦即予今日述说本院之缘起。及历史之本意也。” [38]
落成典礼
白累德医院于1904年购置地基，1905年春兴工建造，年底竣工，1906年1月30日（正月初六）举行落成典礼。时年仅16岁的刘廷芳对此事在《通问报》作了详细的报道：“浙温偕我会于甲辰购置基地，客春兴工，腊月始成。会牧苏君暨医士包君折柬邀请各西牧、华牧暨教友等，于元月初六日早晨，会集该院行开院礼拜，复折柬邀请各当道友及名绅等，于是日下午到院行演说开院礼。初六早晨，各会友暨会牧等，约二百余名赴该院圣堂中。钟鸣十下，该院总理医士包涖茂君、暨该会会牧谢道培君、山迩漫君、内地会会牧衡君秉鑑，登台行开院礼拜。先由包君择圣诗，请该会总牧苏君慧廉鼓琴歌诗，其题为堂成献主歌。诗毕，该院英医士包君涖茂、华医士李君笑蟠，同祈祷。毕，包君请谢道培君读圣经哥林多书信三章第十节至末。读毕，歌诗题为此堂将有归荣归上主。于是，包君请苏会牧会登台演说，历时颇久。苏君演说毕，乃复歌诗，诗题为他日将有无数人民记念此地，为彼等得救之所。于是，包君请内地会华牧师蒋君宝仁、英牧师衡君秉鑑祈祷。祷毕，唱颂赞歌。山牧师祈祷，苏牧师祝福而散。下午二下钟，各当道应请而至者，文僚自道负贺观察以下二十余员，武僚自总镇萧军门以下二十余员，名绅自翰林余筱泉学士以下四十余名。既齐集，包君乃登台演说本院开设之宗旨、历史缘起等。演说毕，分赠本院募捐启。遂导众周视各处，后至客厅，款以西式茗点。钟鸣五下时，炮声四起，仪节纷纷，各员一一告别而散。”[39]
据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回忆：“白累德医院占地面积近十亩，其中有：楼房一座（门诊兼病房），计2100平方米；辅助用房，计400平方米。院内工作人员五十人左右。全院病床共118张，分设在三个大病房及十多个单房内。三楼有五间头等病房，三间二等病房；大楼底层一半作为门诊外，其余均作为病房及手术室、药局、X光室等医疗用房。大病房系普通病房，有病床三十四张。住院病人不以科别分，而是以性别分，男病房两个，女病房一个。不论老少病人，也不论患何疾病，均同住一个病房。” [40]
医院发展
医院建成之后，业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回忆：“白累德医院创办的第一年，计门诊病人11,630人次，住院病人700多人次，大小手术400次。随后，由于医院规模的日益扩大，病人也随之增多。”[41]他们还介绍了医院的基本情况：“早期的白累德医院，规模不大，人员不多，院内没有分科，每天上午门诊，下午安排手术。挂号分初诊、复诊、急诊及免费四种。免费主要是优待穷人。四种挂号分别以红、蓝、白、黑等色竹签为标志。门诊病历采用大本笔记簿，将病史处方记载在簿上，病史以罗马字母拼写的温州方言记载。医院无专职护士，病房护理工作由三十多名男女工友兼做。” [42]《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百年院史：1897～1997》中记载该院的日常工作：“白累德医院按教规实施诊治制度，每天早上7时开始挂号，病人以30枚铜钱换取一根号码竹签，然后走进礼拜堂。9时正，院长、医生和学生进来，把赞美诗和一本圣经、一篇祷文分发给病人，接着进行15分钟的礼拜仪式。看病先由学生、助手用拉丁文写病历，再由病人送交院长审定或复查。病房分两层，底层仅高6英尺，摆放着两排木板病床，没有床垫、床单和枕头，每层病房设一名男性看护。凡住院病人必须天天跪在上帝面前，做完祷告才能服药。”[43]
张棡[44]在其《张棡日记》1909年正月廿六日中记载，白累德医院包莅茂医生为一位吸鸦片者手术的过程：“李君萼甫来谈，云前日有吃鸦片烟者四人，上郡请外国包医生诊治，医士谓三人可以用药戒断，唯一人则因病食烟，其脏腑受毒不浅，必须解剖。初犹畏难，经包医士许以保险始允。即引此人入内室，用药膏贴其额，人即晕去如死，乃剥去衣服，先用药水抹腹皮，出利刃剖开胸腹，将肝肺脏腑一概取出洗涤，肺肝为烟汁所熏已成墨色，肝内有肉球一块，即割下弃去。然后将肝脏等一一纳入腹中位置完密，始用线纫合腹皮，再用药水抹上，命人抬此人出外，始将药膏揭去，而其人已蹶然醒矣。三人问之曰：尔有所苦否？彼应之曰：吾方得甘寝一响，何苦之有。噫！观于此而后之西医之术，洵可继中国华元化（佗）遗踪者，以视近日之仅读《汤头歌》《药性赋》，悬壶糊口者流，则更判若天渊矣。”[45]
1917年，英国圣道公会派英籍医生施德福（Dr.K.T.A.Stedeford）任圣道公会温州教区白累德医院院长。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等回忆：“英籍医生施德福在温州从医长达三十二年，给温州人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施德福医生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他到温州后，仍极勤奋，曾获热带病学博士学位。”[46]在施德福医生的带领下，白累德医院得到医务人员的引进与培养方面有极大的发展。1922年，英籍护士裴悟来温，1923年英籍护士薛美德、任若兰来温，接着华籍护士杨美德、陈舜华、施子哲等在医院的护理工作中贡献力量。[47]随着病人日益增多，急需增加医务人员，施德福院长招了一批有志从医的温州青年，先后进医院学西医，他们在施德福的亲自栽培下，边学边干，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培养了一批能独立担任诊疗工作的温籍医生。抗战胜利之后，医院又聘请汪起霞、周德民、胡旭庚、傅大钧、戚有为、郑志毓等医生协助诊疗工作。[48]
因五卅惨案的影响，艺文中学停办。白累德医院因产妇增多，将产科搬至艺文中学原址，设产床约20张，并配有助产士4－5人[49]。1929年，医院又利用艺文教学大楼和礼堂创办温州私立白累德高级护士学校。[50]1933年5月12日，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白累德医院所附设的护士学校第一期毕业。《循道公会月刊》刊载：“本教区所办之白累德医院内附设护士学校为薛护士长[51]所主持，闻第一期毕业生共计朱德音等四人，昨日（五月十二日）在分医院大礼堂，举行卒业式，并请教会领袖，到场观礼。”[52]
解放初期的白累德医院
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后，白累德医院照常工作了4－5个月之后，院长施德福医生提出要离院回国，就召集全院医护人员开会，会上选举汪起霞为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为副院长。9月，在温州市卫生局的领导下，白累德医院所办的护士学校、助产学校，改由联合瓯海医院（即省立温州医院）、董若望医院（天主教医院）及白累德医院合办，改名为温州医事高级职业学校，由三院院长合组校董会，首任董事长为张景飞医师，校长为葛琳琮医师。最后，该校单独设立，改名为“温州卫生学校”。12月，施德福院长例假离温，白累德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护士、助产两校礼堂举行欢送会，温州市医师公会又在内地会花园巷堂举行欢送会。[53]
1950年9月6日，温州基督教最后一批英国传教士离温赴沪，准备回国，分别是循道公会差会代表爱乐德（W. R. Aylott）、女教士汤克谐（L.Tucker）以及白累德医院护士长狄兰仙（N.Gedye）等。[54]这代表温州市基督教及温州医药事业完全从外国差会的掌控中转向温州人自治的阶段。1953年1月15日，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创办之白累德医院由政府接办，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指派林荣澄为医院的政府代表，任命汪起霞为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为副院长。[55]
1957年9月9日，在温州市第二医院任职的盛旭初医生在《天风》登载〈共产党把我们的医院领导得很好！〉一文，描述了政府接管原循道公会白累德医院后的情况。首先，他介绍了医院的基本情况：“解放后医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人民的医院，开始为全体人民服务，更欢迎为工人农民治病。病床增到200多张(连辅助床在内)。全院员工增到217人(连临时人员在内)。分科治病，还设立了中医科，扩大了检验室和药房。1956年的门诊人数是116，216人次，和解放初期1949年对比，增加了1倍多。”[56]
继而，他介绍在医疗技术水平上的进步：“短短的八年，我们的外科妇科医师，不但会做帝国主义分子会做的一般手术，也学会了做有些帝国主义分子不会做的大手术，如子宫截除、子宫外妊娠、肠胃截除、肾截除等，手术范围也不断的扩大，数量增加很快，治愈率也有显着提高。比如1949年解放初期外科与妇科手术一共是709次。1956年是2，228次，增加了三倍多。其中子宫外妊娠，1956年45次，1957年l至7月份40次，诊断的正确性达90%以上，治愈率l00%。全部手术的死亡率1953年是1.6%，1956年是1.4%，降低了0.2%。” [57]
最后，他介绍医院在设施方面的改善：“我们医院的院舍向来不够用的，解放前十多年来，帝国主义分子、院长施德福天天在叫要造新院舍，结果没有下文。解放后短短的七八年来，我们已经新造了厨房和膳厅，去年人民政府还拨了5万多元大修一次，今年又拨了十三万多元造大楼。” [58]
总结：温州基督教，从首位来温传教士曹雅直牧师开始，就借医药来打开宣道之门。继而，苏慧廉尽其所能拓展医疗事工，并在温州开设影响至今的白累德医院。著名温籍神学家刘廷芳博士早在1906年就已见证医疗工作对传教重要作用。他在《通问报》中说：“圣地布鸿恩。七十命受神力。美门施异迹。五千共庆更生。昔日圣徒。垂仪型于万世。望风兴起。是所望于同胞。”[59]
作者简介：陈丰盛，先后毕业于华东神学院（本科）、香港伯特利神学院（B.TH）、香港建道神学院（M.M），现就读建道神学院神学硕士（Th.M），主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2013年1月出版《诗化人生——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中国基督教两会），2017年9月出版《温州基督教编年史》（香港：方舟机构）。2012年开始参与《浙江通志·宗教卷》基督教部分撰写。现任杭州市基督教会思澄堂牧师，《天风》杂志特约撰稿人、特约编辑。
[1]循道公会前身为偕我会、圣道公会。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1907年偕我会与同宗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为“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国圣道公会又与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联合，称为“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U.K.）。文国伟著，《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第10-12，14-15，59-60页。
[2]曹雅直，苏格兰亚伯丁郡（Aberdeen）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岁时，曹在一次意外中，左脚的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两年之后，左脚被迫截肢。1865年（清同治四年）10月3日，曹雅直受中国内地会派遣前往中国，于1866年2月10日抵达宁波。1867年11月，曹雅直牧师与蔡文才（Josiah Jackson）来温州传教。先后于1871年将福音传至瑞安桐岭； 1874年传至平阳。1868年下半年，曹雅直创立了男童寄膳寄宿学校，称为仁爱义塾。1880年10月，为广开宣教道路，曹雅直在温州租屋开设一家小型医院，由英人稻维德（Dr. Douthwaite）担任医生，聘请本地陈日铭先生为助理，实行免费医疗，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间西医医院。1884年，甲申教案发生，内地会教堂被毁。1885年，被焚毁的花园巷内地会教堂得以重建。1889年4月21日，曹雅直在法国去世。
[3] Dr. 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的中译名有多种，其中用得较多的就是“稻惟德”和“稻维德”。在《格致汇编》、《中西教会报》及其个人著作《泰西眼科指南》中均用“稻惟德”。笔者在《温州基督教编年史》中引用支华欣、莫法有的译法为“稻维德”。由于“稻惟德”为他个人的著作及早期报刊中所用，遂改用“稻惟德”。
[4] 曹明道著，《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温州恩际翻译团契译，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15年10月，第90页。
[5] 冯浩鎏著，《长江杏林：来华八医师》，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7年6月，第30页。
[6] 稻惟德口译，王德言笔述，〈医药略论〉，载于《格致汇编》第7卷，1892年春，第20－22页。
[7] 冯浩鎏著，《长江杏林：来华八医师》，第30页。
[8] 冯浩鎏著，《长江杏林：来华八医师》，第32页。
[9] J. Hudson Taylor, M.R.C.S.，F.R.G.S.,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880, p132.
[10]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56页。
[11]苏虹编著，《旧温州轶事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12月，第3页。
[12] 稻惟德口译，袁惟彰笔述，〈戒烟论略附戒烟局章程〉，载于《中西教会报》第2卷第15期，1892年，第16页。
[13] 稻惟德口译，袁惟彰笔述，〈戒烟论略附戒烟局章程〉，第16－17页。
[14] J. Hudson Taylor, M.R.C.S.，F.R.G.S.,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881, p12.
[15] J. Hudson Taylor, M.R.C.S.，F.R.G.S.,China’s Millions, p97.
[16]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七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465页。
[17]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第56页。
[18] 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M.R.C.S.，F.R.G.S.，China’s Millions Vol.VII.，London: Morgan and Scott，1899，p170.
[19] 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M.R.C.S.，F.R.G.S.，China’s Millions，London: Morgan and Scott，1883，p110.
[20]苏慧廉出生在英国约克郡哈利法克城（Halifax，Yorkshire）。1882年至1907年任偕我会温州教区长。1907年至1911年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1914年起在欧洲任基督教青年会（YMCA）宗教工作主任干事。1920年至1935年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20]，其间于1926年至1927年被英国政府派为英中庚款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苏慧廉一生最黄金的年岁在温州传教，历时25年之久。在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苏氏对温州的宗教、文化、医疗等领域都有颇深的影响。
[21]《通问报》，第191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二月，第1页。
[22]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李新德、张永苏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115页。
[23]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27页。
[24] 《乐往中国》，，吴慧译，自印本，2007年，第187页。
[25] The Chinese Recorder，1890 ，21：34-37.
[26]《通问报》，第191回，第1页。
[27]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15页。
[28] Alfred Hogg： A Year Work in China，The Missionary Echo,1895，p134.
[29] The Missionary Echo,1894，p67.
[30]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16页。
[31]《通问报》，第191回，第1页。
[32] Alfred Hogg: A Year Work in China,The Missionary Echo,1895，p134.
[33]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17页。
[34]《通问报》，第191回，第1页。
[35]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17页。
[36]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17页。
[37]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118页。
[38]《通问报》，第191回，第1页。
[39]《通问报》，第191回，第1页。
[40]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142页。
[41]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142页。
[42]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142页。
[43]第二医“百年院史”编纂委员会编，《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百年院史：1897～1997》，第1-2页。
[44] 张棡（1860-1942），字震轩，瑞安汀川里人。光绪六年（1880）入邑庠，为县学诸生。终生以教书为业，光绪十七年（1891）受瑞安孙衣言、孙锵鸣之聘，任诒善祠塾主讲。
[45] 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40-141页。
[46]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2页。
[47]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142页。
[48]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142页。
[49]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142页。
[50]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9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5页。
[51]指薛美德护士长。
[52] 《循道公会月刊》，第3卷第9、10期，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湖北教区刊行，1933年6月（民国二十二年六月），第24页。
[53]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5-146页。施德福离温一事，汪起霞在1950年温州循道公会教区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例假回国，且在报告中提出要求差会在施德福例假期满之后再来温工作。
[54]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7页。
[55]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7页。
[56] 《天风》1957年第17期（总536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9月9日，第3-4页。
[57] 《天风》1957年第17期（总536号），第3-4页。
[58] 《天风》1957年第17期（总536号），第3-4页。
[59]《通问报》，第183回，上海：北京路18号，乙巳（1905年）十二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