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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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亦师（清华大学）
摘要：本文回溯西方医院建筑设计思想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传入中国后的应用和调整，着重研究1910年代建成的湘雅医院和雅礼大学，考察其建筑设计方案的演替与建造的过程。
关键词：分离病楼布局 雅礼会 湘雅医院 雅礼大学 墨菲 中国样式
一、西方医疗建筑设计思想演变及其东传
在西方，医院与宗教一直密切相关。医院建筑最初是附属于教堂或教会社区的一部分，其设计并无独特之处，惟求空间敞阔以容纳病人并为其提供粥食[1]。能提供各种医疗服务、在设计方法和管理方式上独立于教会的医院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逐步从附属或借用民房成为一种单独的建筑类型。通过实践，这时医院的布局已形成简单的“隔离病区”，将传染病人的病房与主体建筑分隔开，但多数科室和病房区仍集中甚至混杂在一起。此外，此时的医院随其规模日渐扩大，已有单纯的诊治医疗向医药研究和培训医护人员方面转型[2]，成为之后结合医院与医学院的建筑群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医院建筑设计思想的重要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开创了现代护理业的英国护士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在实践中提出病人的护理和休养在医院建筑中占有重要位置，且病房必须有充足阳光并保证空气流通，同时在内部流线上为护理人员有效照护病人提供便利。根据这些要求，英国建筑师格尔顿（Sir Douglas Strutt Galton, 1822-1899）在南丁格尔的协助下，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处现代医院，即位于伦敦的赫伯特医院（Royal Herbert Hospital）。（图1）
图1 赫伯特医院鸟瞰，1865年
赫伯特医院在建筑设计中引入了“卫生”“洁净”“高效”等概念，并由建筑师在设计上实行了彻底的洁（手术室等）污（医护废物及尸体等）分流等设计手法，病房空间设计得高大轩敞，“隔离”的概念进一步得到彰显。为了尽量取得良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条件，在建筑布局上采取了“独立病楼式”（pavilion ward style）的形式，即将不同科室的病房集中布置在一幢建筑中，每幢这样的建筑在水平方向舒展延伸，以取得光照和通风效果。不同的病楼间再以较短的连廊相互衔接，并与门诊大楼连通。这种布局形式早已见用于西方教育建筑中，如杰斐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核心区——学术村（academical village）即为最早的例子之一，时在1810年代。（图2）但在医院建筑中，这种布局形式和建筑设计方法不啻为“跃进式”和“革命式”的突破[3]，也成为之后医院设计的范例。在此“H”形（或工字型）构图基础上，又发展出“U”型和放射型等多种形式。
图2 弗吉尼亚学术村平面
我国历史上并未出现类似西方的“医院”建筑类型，近代时期最早的医院是清末医务传道、西学东渐产物之一。1835年大陆首家医院（博济医院）创设于广东，1854年后美国医师择址新建博济医院，采用的是西式建筑风格（图3）。《南京条约》以后西式医院遂得“不必再被局限于帝国的一角，医院也不用再被限定在一个地点，被那里专制而无能的政府所疑忌，受到其约束和监视系统的保卫，只能跟有限的、不确定的人群打交道”[4]。
图3 博济医院外观，1890年代
来源: 琼斯·嘉惠霖. 博济医院百年.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医院史研究专家Michelle Renshaw认为1910年代之前在华设立的医院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5]，其建筑布局的确定与样式的原则系出传教士或医院主事者（均为西方人）之手，他们或为利于布道而建筑西方样式的外廊建筑，或不愿采取与当地风俗习惯差别过大而采取中国式大屋顶建筑，建筑策略各不相同。如1880年代建成的芜湖弋矶山医院采用了与博济医院类似的外廊式风格[6]（图4），而公理会在华北的医院，如太谷仁术医院（图5）、临清华美医院等（图6），都采用的大屋顶形式。但不论外观如何，其平面均严格按照功能需求，对男女、洁污进行隔离划分，如弋矶山医院病房区底层为南区，二层为女区，平面布局且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独立病楼式”。
图4 弋矶山医院，1890年代
图5 太谷仁术医院，2015年摄
图6 临清华美医院鸟瞰，2012年摄
191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在华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采用“医务传道”的西式医院的数量不但增加，且由建筑师设计的大型综合医院（general hospital）逐渐替代了此前由“业余人士”建设的小医院。此外，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学院，培养医学人才，建立课程体系，西医教育逐渐地被中国人所接受，并被纳入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之中。
二、雅礼会在湖南的各项事业与基本建设方针的确定
义和团运动之后，受“学生志愿者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激发，美国多所著名的大学内掀起了一股来华传教的热潮。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间，美国来华从事教育传教的人大幅增加。耶鲁海外传教会（Yale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亦称Yale Mission）即后来所称的“雅礼会”(Yale-in-China)[7]就在这一大背景下诞生。其成员皆为耶鲁毕业生，由耶鲁校友捐款维持其在海外传教的开销，致力于医疗和文化教育，成为独立于新教任一差会之外但与之密切合作的新型传教团体。
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惨烈，其主要成员在建立之初一致认为雅礼会“虽不属任何教派，但在精神和教学中必须体现强烈的基督教特性，同时深切认同中国的所有优秀传统和儒学思想”[8]。决定在长沙开办学校和医院后，雅礼会于1906年首先在城内租用民房开设一所预科中学，即“雅礼学堂”（后改雅礼学校），旋又由已在印度行医经年的著名传教士胡美（Edward H. Hume）开办雅礼医院。由于胡美的医术超群，雅礼医院声誉渐著，湖南督军谭延闿等本地士绅也积极支持雅礼会在长沙扩大医疗活动并举办医学教育。后长沙当局与雅礼会于1914年签署了《湘雅合作协定》（Hsiang-ya Agreement），约定由雅礼会兴修医院、湖南政府则提供土地并划拨运营资金，俾使湖南的医疗和近代医学教育昌盛发展[9]。因此，由胡美募款兴建的医院和省政府筹建的医学院，还包括此后建立的男女护校，均以“湘雅”命名，而雅礼会此前兴办的中学和由之发展而来的大学仍用旧名，即“雅礼学校”和“雅礼大学”。综上，雅礼会抵达长沙后10数年间，陆续创建了中学、大学、医学院和护校共5个机构。（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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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雅礼会在长沙实际建成的建筑一览, 1938年。湘雅医院、医学院和护校位于马路南侧，雅礼中学和大学位于北侧。左侧浅红色部分产权不属雅礼会。
来源：Reuben Holden. Yale in 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 New Haven: 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Inc. 1964.
三、 湘雅医院之创出
胡美于1913年返回美国休假并为雅礼会在华的各项事业筹集资金，专程拜望了他当年在耶鲁的同班好友、石油大亨之子哈克尼斯（Edward Stephen Harkness, 1874-1940），鼓动其为雅礼会捐资。哈克尼斯当时的兴趣主要在教育建筑上，曾投资兴建过耶鲁、哈佛等大学的诸多建筑，其“御用”建筑师是他的同班同学、以哥特复兴风格见长的罗杰斯（James Gamble Rogers, 1867-1947）。
与胡美的会谈，促成了此后哈克尼斯将兴趣转向医院和医疗事业，并此后数十年间在纽约等地投资兴建了一系列至今闻名遐迩的医院。雅礼会在长沙的医院建设方案是哈克尼斯投资的“第一处小医院”——湘雅医院。哈克尼斯赞助雅礼会273,414美金作为建设基金[10]，但要求医院建成后必须另建医学院，使该医院最终服务于医学院的教学[11]。
哈克尼斯同样聘用此前毫无医院设计经验罗杰斯为湘雅医院的建筑师。罗杰斯的设计参考了当时美国医院的布局形制，采用了经典的“分离病楼式”格局，即门诊主楼一字排开，四幢病房楼与之垂直的联并“∏”字型构图。因经费限制，最终仅完成两幢病房楼。（图8、9）
图8 湘雅医院平面图
来源：Aaron Betsky. James Gamble Roger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Pragmatism. New York: the MIT Press, 1994: 213.
图9 湘雅医院立面图
来源：同上
与后来设计雅礼大学的墨菲一样，罗杰斯此前从未到过中国，但由于受雅礼会的影响（详下文），他没有采用他所熟悉的哥特复兴式风格，而是参考了雅礼会传教士带回美国的各种中国建筑的照片，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四层大楼上加盖了突出主体建筑的阁楼，饰以“当地常见的屋顶装饰”。雅礼会最早建成的建筑——湘雅医院，其设计人罗杰斯（James Gamble Rogers）就是在对中国知之不多的情形下，根据雅礼会的要求和指导做出的设计[12]，也是我国20世纪最早的大屋顶建筑之一。（图10）由于长沙当地尚无与西方建筑师对接的建材供应商和施工监督，罗杰斯的设计在实际建造中可能被当地工
匠加以改动。这些缺欠在墨菲后来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有意加以补正。
图10 湘雅医院外观， 1916年建成
来源：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54.
四、雅礼大学的校园规划与早期建筑
雅礼大学不但是墨菲在华的第一处设计项目，他更藉此得到美国公理会等新教差会及至中国政府的赏识，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设计委托，可见雅礼大学之于墨菲之重要性。但目前有关雅礼大学建筑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除将“雅礼”“湘雅”混为一谈外，常误以尚存的湘雅医院为雅礼大学的一部分；又多依据墨菲等最终修订的鸟瞰图，未将远景规划与实际情形区分开；尤其因未论及雅礼大学的建造过程、建成后的发展与毁坏，对读者造成了种种困扰。
1． 校园规划及建设方针之确定
雅礼会建成湘雅医院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城内租用的房屋不敷使用，雅礼会在老城以北购置了土地，开始了新园区（雅礼村）的建设，力图通过规划方案，使教师和学生获得宽敞卫生的环境，更使上述5个在日常事务中关联密切的不同机构，在空间上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更好地连为一体。为此，位于纽黑文的雅礼会执委会（Executive Committee）[13]下专门成立了一个建设委员会（Building Committee），由执委会主席威廉斯(Fredrick Wells Williams)[14]兼任，负责筹措资金、制定建设方针及与建筑师协商联系。
建设委员会讨论最多的是建筑样式的选择。早在1911年8月，即已决定在新购土地的东部建设大学，“主要建筑应为二层，附带阁楼或气窗”，包括一座容纳100名学生的宿舍、一座行政楼、四座教授住宅，建筑样式和功能则应“遵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最好的先例，同时与当前教学建筑的各项需求相一致”[15]。在各种信函、通告和宣传物中，建设委员会表示“除教育、医疗和宗教外，建筑本身也是传教的内容和目标，通过这些建筑，向中国人展现在应用最先进的美国式的规划和建设的同时，如何将中国建筑的精华保存下来”[16]，并明确宣称建筑样式“不仅仅是模仿中国建筑样式，也不会牺牲实用性或卫生去迎合那种样式，而是努力使我们的建筑尽量不体现出‘外来性’(foreign)”[17]。
建设委员会采用这种中西融合样式的方针在传教士团体中引起了颇大争议。胡美一开始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应采用西方样式，使之象征其科学性和近代性。反对最力者是当时在雅礼中学任教、后来成为著名教会史家的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tourette），他认为一方面当地的传统建筑装饰造价过高且维护不易，另方面中西杂糅的美学效果不佳，圣约翰大学即为失败之例。他认为应效法之江大学新建校舍的做法，即遵从西方建筑的建造方式和美学原则，仅需因应当地气候做局部调整如附加外廊[18]。
与之不同的，时任雅礼学校校长的盖葆耐（Brownell Gage）虽承认当时尚无令人满意的先例，但极力主张应大胆尝试创新。他援引启蒙主义思想家帕蒲（Alexander Pope）的名言“开创新物，莫落人后”[19]。盖葆耐并敏锐地指出，“中国现在被卷入近代化的潮流中，对他们的历史视若罔顾，弃其精华如敝帚。而我们的任务则应教会他们如何在他们悠长的历史和过往之上建设未来……这一举措将来必能真正赢得中国人的由衷敬佩”[20]。正是由于雅礼会传教士的这种远见卓识，才从客观上促成了“大屋顶”建筑的兴建，推动了中国建筑近代化的进程。
同样，建设委员会主席威廉斯曾给墨菲和丹纳提供了他自己在中国各地的照片作为设计依据。墨菲事后回顾说，“我和丹纳在1912年接受设计任务时，因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多少感到迷茫，但我们由衷支持执委会确定的采用中国样式的方针。……威廉斯教授帮了我们大忙，在他的建议下，我们决定不采用仅局部做成中国样式的西方近代建筑，而是直接从中国传统建筑的坛庙和门楼汲取灵感。他的私藏照片对我们帮助极大。”[21]
为了缓和针对“中国式”建筑不经济等反对意见，雅礼会鼓励建筑师采取北京附近敦厚且“更有节制”的大屋顶式建筑作为解决方案，与南方常见的华丽装饰和浮夸的卷角区分开[22]。在威廉斯的建议下，墨菲专程前往北京故宫和天坛等地访查[23]，在他之后的建筑设计中都采用北方宫殿式为基本原型，其渊源则早在雅礼大学设计时已形成。
2.甄选建筑师及雅礼校园方案的形成与演进
墨菲因雅礼大学的成功而闻名，但最先进入雅礼会视野的却是墨菲的合伙人——丹纳(Richard Henry Dana)，雅礼校园的重要建筑物如教堂、图书馆等也均由丹纳设计。
雅礼会在1910年底购置了长沙城墙以北的土地，委托在汉口开业的英国建筑事务所景明洋行对之测绘，并开始挑选建筑师规划新校园。雅礼会早年的重要人物托克斯于1911年9月就致信丹纳[24]，提到长沙将兴建的新校园会使“东方建筑适应现代需求”，如其愿意仅收取设计成本(actual cost)，则雅礼会“很愿意为你提供这一设计机会。”[25]丹纳则在次日回信，按照雅礼会的提议接受了这一设计邀请[26]。事实上，茂旦洋行确实是按照成本收费，将盈利部分“捐给”雅礼会[27]。
雅礼校园的规划由丹纳和墨菲两人合力设计，后又经历了2次大的修改。根据景明洋行提供的测绘图，雅礼校园用地坡度不大，因此茂旦洋行最初制于1912年初的规划图将校园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分别用建筑形成院落（图11）。校园中部用土方填平，拟放置全校最重要建筑即图书馆。校园的入口置于东南角。第一轮规划方案仅排布了教学建筑，未涉及雅礼方面关心的教工住宅，同时八角形的图书馆虽“与中国建筑很像”，但没考虑建造方面的困难。
图11 雅礼大学的第一轮规划方案, 1912年, 与卢弥斯学校规划方案基本相同
来源：Henry Murphy Papers. Box4
在汇总了纽黑文和长沙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茂旦洋行于1913年10月形成了第二轮方案。虽然仍沿用了前次方案的上、下院落布局及，校门位置亦维持原样，但调整了教堂的位置，校园中心的图书馆改为5开间的宫殿式样。（图12）这一方案考虑了带眷属和单身教工的住宅（茂旦洋行、建设委员会和长沙的雅礼会成员间往来对此讨论颇多，但未在总平面图上表达），是全校“最先动工建设的部分”。
图12 第二轮规划方案鸟瞰图, 1913年
来源：Henry Murphy Papers. Box4.
墨菲在1914年5月初次来华，到长沙视察雅礼校园建设的进展（图13）。他在现场发现用地的坡度较原先由景明洋行提供的测绘图平缓，因此将上、下两部分合而为一，且将校门改设在西南使流线从低处向高处延伸，形成“更加令人打动人心的轴线景观”。根据现场踏勘，墨菲于1914年7月返回美国后制定了第三轮规划方案。（图14）新方案中主轴线纵贯用地，空间序列的高潮是位于轴线端部居中的图书馆，而同时添设了南北向的次轴线，将正在兴建的医院和规划建设的科学馆安排在这条轴线的两端，“使湘雅(的各项事业)与雅礼校园产生紧密的联系”[28]。这一最终规划方案成为雅礼建设的基本依据，这幅表达了建设愿景的透视图也被当作雅礼会的象征。
图13 墨菲在长沙绘制图纸, 左起第3人为盖葆耐,第4人为墨菲,右起第2人为胡美，1913年
来源：Henry Murphy Papers. Box4.
图14 第三轮规划方案鸟瞰图, 1914年7月
来源：同上
雅礼校园的礼拜堂是较早修建的建筑之一，它是由斯托克斯的姑母捐资、斯托克斯亲自委托丹纳设计的。丹纳非常重视这一委托，“虽然总被其他事情延阻，但我更愿享受做这一设计带来的乐趣，因此没有将之交给事务所的其他任何人”[29]，为此亲自勾画透视草图，室内采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平棊吊顶和圆柱。建设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方案，但取消了教堂外的中国式门楼，并要求加上一座小尖塔并在纵向另加一开间[30]。这些意见都反映在建成后的礼拜堂上（图15），它被用作信教师生礼拜和全校集会的场所，是雅礼大学及至整个雅礼会最广为人知的建筑之一。
图15 丹纳设计的礼拜堂外景，1913年
来源：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54.
另一处重要但未建成的建筑是图书馆。丹纳在1913年底曾着手图书馆的平面设计并绘制了立面图（图16）和透视草图，“底层作为办公室，二层藏书采用开架方式对学生开放”，这一方案获得建设委员会的首肯。在雅礼校园透视图上所见的图书馆即为丹纳所做的方案。但由于资金短绌而被一再迁延，最终只在图书馆的位置上建了一座二层的临时饭堂。
除此以外，雅礼校园的各幢建筑，如学生宿舍和教工住宅，都是由茂旦洋行先画成透视图，再寄给在现场负责监造的斯坦利·威尔逊(Stanley Wilson)[31]，由他根据现场和材料供给情况加以修改，绘成供施工用的平、立面图。教工宿舍的样式根据建设委员会的意见，要求尽量多样化、个性化，也体现在实际的建成效果中。
图16 丹纳设计的图书馆立面图，1914年
来源：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54.
3.校园建设及其余绪
雅礼会在长沙城北购买的土地原为坟丘和洼地，又被分成许多小块，产权分散，因此雅礼会当局一直希望完整地将周边土地购入，进行全面建设。茂旦洋行制定规划时，雅礼大学的校园已占地20英亩[32]，但因价格等问题，其周边尚有大量土地未卖与雅礼会，甚至还有几块“飞地”包裹在雅礼校园中，产权一直不属于雅礼（图7）。可见，规划中的宿舍楼等就位于尚未购得的地块上。土地产权问题也成为雅礼校园后来并未完全按照茂旦洋行的方案进行的原因之一。
在资金不足、内部分歧和图纸供应滞后等情形下，1916年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有二层楼的寝室一栋，礼堂一栋，教室一栋；有级别高的中外教员住宅七、八栋”，此外“有了一个很大的足球场和一个椭园形跑道”[33]。（图17）雅礼大学开始逐步迁往新址。1920年，雅礼会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款，建成了韦尔奇科学馆(Welch Science Laboratory)，但所在位置及建筑平面形制均不同于茂旦洋行的规划方案。此时的雅礼大学包括4年制中学、2年制大学预科和3年制大学三个部分，大学与预科合称雅礼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由盖葆耐和胡美相继任校长。“雅礼的建筑全
都建在一起，在当时的华中地区是最摩登的”[34]。
图16 雅礼大学校舍及运动场，远景为教授别墅，1923年
来源：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54.
1926年由于北伐战事和民族主义思潮及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雅礼会一度暂停了在长沙的全部活动。由于种种原因，雅礼大学已难恢复，只能并入2年前在武昌成立的华中大学。中学则交由在湖南的新教差会（雅礼会亦为其中之一）合作办理，定校名为长沙私立雅礼中学校，沿用原有的校舍和设备办学，直至1938年因抗战军兴而迁往沅陵。
1942年元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轰炸长沙，致使雅礼校园和湘雅医院均遭毁坏。湘雅医院大楼受损相对较轻，战后经过修复一直使用至今。雅礼校园则损失尤巨，重要建筑如宿舍、教堂、科学馆等被大火烧得仅余残垣断壁，后又被夷为平地。至此，雅礼大学从名义到实体均消失不存。惟改革开放后雅礼中学恢复原名，但早已迁往新址，不复旧观。
[1] Barbara S. Bowers. The Medieval Hospital and Medical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 Grace Goldin. Hospital: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3] Lindsay Granshaw. The Hospital in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4] 嘉惠霖,琼斯. 2009. 博济医院百年（一八三五~一九三五）.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94-95
[5] Michelle Campbell Renshaw. Accommodating the Chinese: the American Hospital in China, 1880-1920.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6] 刘亦师. 中国外廊式建筑的分类与分布. 南方建筑. 2011/2:42-49.
[7] 1909年耶鲁海外传教会正式更名雅礼会，取儒家经典《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因其更体现了儒家色彩而一度招致湖南其他差会的批评，但耶鲁海外传教会于1913年最终决定将其正式名称改为雅礼会。
[8] Nancy Chapman.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9] 吴梓明. 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教会学校. 文史哲. 2001/6: 93-98.
[10] 212.
[11] Michelle Campbell Renshaw. Accommodating the Chinese: the American Hospital in China, 1880-1920.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80.
[12] 罗杰斯由湘雅医院的捐资人、胡美的同学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指定担任建筑师。当时罗杰斯已设计了诸多校园建筑如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塔楼等，但当时他从未接触过医疗建筑也未到过中国。Aaron Betsky. James Gamble Roger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Pragmati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 211-214.
[13] 雅礼会最初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委员会。随传教任务逐渐淡化，1924年托事会（Board of Trustees）取代执委会负责政策制定与募款，同时在长沙成立监管会（Governing Board），负责各部门日常管理。Nancy Chapman.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8.
[14] 威廉斯父子两代人皆在耶鲁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中文。小威廉斯为耶鲁大学1879级毕业生，于1902-1929年担任雅礼会执委会主席，兼任建设委员会主席。他对墨菲早年在中国开拓设计市场起到关键作用。Reuben Holden. Yale in 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 New Haven: 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Inc. 1964: 292.
[15] Mission Building Memorandum. 1911-8-24
[16] "Yale-in-China" Western University Movements in the Republic. Far Eastern Review. July 1914: 86-88.
[17] F.W.Williams. Yale Mission, Seventh Annual Report (1913), p.14.
[18] K. S. Lattourette to F.W.Williams.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 语出帕蒲《批评论》，原句为"Be not the first by whom the new are tried; Nor yet the last to lay the old aside."盖葆耐为雅礼会的3位创办成员之一，担任雅礼学校和雅礼大学校长直至1924年回美，其妹盖仪贞（Nina D. Gage）为湘雅护校校长。盖葆耐自始即主张中西融合式样，并说服胡美等人接受此观点。
[20] B.Gage to F.W.Williams.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2-8-29.
[21] H.K.Murphy. The Architecture of Yale-in-China. Murphy Papers. Year unknown.
[22] From the September 1914 Number of the Chinese Recorder Published in Shanghai. Murphy Papers. 1914-10-26.
[23] H.K.Murphy to F.W.Williams.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4-4-5.
[24] 雅礼会创办之初得到过耶鲁大学主任秘书斯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大力协助。经斯托克引荐，雅礼会的几位创办人在1901年2月10日与美国长老会教会的负责人见面会商在中国传教事宜，后以在斯托克家壁炉前的这次会谈作为雅礼会正式成立的标志。Nancy Chapman.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25] Stokes to Dana.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1-9-15.
[26] Dana to Stokes.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1-9-16.丹纳为哈佛大学毕业生并非耶鲁校友，他如何与雅礼会上层交识尚未见诸文献。但丹纳是虔诚的基督徒，1911年结婚，其妻为纽约圣约翰教堂（圣公会宗）主教的女儿；斯托克斯本人则曾在1900-1918年间兼任纽黑文的圣公会教堂牧师。推测二人或最初通过教会关系相识。
[27] Murphy to Williams.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3-11-18.
[28] Memorandum of Revisions in General Plan for "Yale-in-China" group resulting from Mr. Murphy's visit to Changsha in June, 1914.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4-8-5.
[29] R.H.Dana to A.P.Stokes.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3-1-15.
[30] Conference between Prof. Williams and R.H.D, Jr. Yale-in-China Papers. RU232, Box130. 1914-8-5. 1913-3-5.
[31] 威尔逊是由墨菲挑选出派驻长沙的监造建筑师(supervising architect)，在长沙工作了3年多(1913-1916)，负责监造湘雅医院及雅礼大学的各幢建筑，由雅礼会支付其薪酬。另由雅礼的两名毕业生协助其制图和监造。Brownell Gage. The Alumni and Non-graduates of Yale in China. Yale in China: "Ya-li". Year unknown. Murphy Papers.
[32] Reuben Holden. Yale in 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 New Haven: 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Inc. 1964: 292: 61, 87-88.
[33]应开识. 西牌楼的“雅礼大学堂”. 雅礼校友会主编. 雅礼中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册.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7.
[34]吴梓明、梁元生主编，马敏、方燕编:《中国教会人学文献目录第二辑:华中师范人学档案馆馆藏资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19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