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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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瑜（内蒙古大学）
摘要：近代以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了长达80多年的传教活动，期间积极兴办医疗、慈善、教育等社会事业。本文介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建立的归绥公教医院概况及其医疗活动，分析总结了该医院对内蒙古近代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肯定了其对内蒙古现代医疗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归绥；公教医院；影响
一、公教医院的建立
归绥公教医院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于1923年创办的医院。它“曾是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中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医疗技术先进、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一所医院”。[1]
对于公教医院的建立《绥远通志稿》有如下记载：“民国以来。绥远天主教利用比国退还庚子赔款。乃要求拨给开办费三十万元。在归绥新、旧两城间姑子板村后。清代八旗大校场之西北部。购地数顷。创办一公教医院。并于院址之东。另建分堂一处。自此院及分堂成立后。遂移总堂之医院并入之。” [2]
1921年春，归绥旧城天主教堂，请归绥大盛魁经理段履庄说合，由新城“旗民生计处”处长李春秀之手，买到前清满营操练的“大教场”的80亩土地，作为建筑医院的地基。医院的所在地即位于现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1922年开始建筑，1924年建成并开始收治病人。医院建立的资金据王学明主教考证，主要来自司若翰（司福音）司铎所捐巨款，此外还有比利时教友的捐款。最初没有用庚子赔款，建院之后用庚子赔款作过医院的资助金。1937年王守礼任公教医院院长时，其舅父陶福音主教给医院很大资助。[3]
据王学明主教《归绥公教医院》记述：1949年9月 19日绥远和平解放后，1951年春，归绥市卫生局接管了公教医院，并于当年12月7日，将会计那广义和外国修女院院长唐守礼驱逐出境。1952年12月26日，正式接管了公教医院，并定名为“归绥市立医院”。因此，它是今天呼和浩特市医院的前身。
二、建立公教医院的原因
首先，开办医院行医施诊是天主教所办的重要社会事业。
1865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接管内蒙古的教务后，就在传教区内进行了一些医疗活动。“西湾子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就设立了门诊所”。[4]
第二，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因患“斑疹伤寒”致死的数目很大。
从光绪三十年（1906）到民国十九年（1930）的25年内，塞外传教士因患伤寒而去世的，计有78人，死者的年龄还都不到45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建立医院，从医疗方面着手。在察哈尔西湾子传教多年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吕登岸神父，深感内蒙地区缺少象样的医院，但当时他还没有能力组建大型医院。1920年，他当选为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总会长，1921年他就决定在内蒙适中的地方绥远教区归绥市，建立一座新式的规模较大的医院。[5]
第三，建立医院对发展教务有利。
在归绥这样的大城市开办医院，能多方面接触社会，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及其它各界人士。这样就能扩大天主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和教务的发展极为有利。
第四，在绥远这样的大城市建立医院是传教战略转移的需要。
当时传教士在农村传教受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教士们调整了传教战略，将传教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在绥远建立医院是传教战略转移的重要举措。
三、医院的概况
公教医院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以西，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医院。贝文典（Leo Van den Berg）神父所著的《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中对于公教医院有如下记述：“绥远建有一所大型的医院，是总会长吕登岸神父所创办，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传教修女会修女负责照管有一百五十个床位的医院，后来这所医院因医疗设备良好，专治各种疾病而声名远播。实际上这是华北独一无二的一家医院。”[6]
医院建于140亩的地基之上，总的造型象一个罗马字母“Ⅱ”，房舍分为南北两排，中间两条走廊连通，东走廊以东为女病室；西走廊以西为男病室。前排是一、二等病房，后排是三等病房。大院的东南角是比利时“奥斯定会”修女楼，东北角有坟地一块。西南有院长办公楼一座；再往西，前后有三座大夫宿舍楼。男病室正西有女护士宿舍和护士学校教室一幢。西北角是工友集体宿舍，修配工作车间，总计有平房150余间，楼房5座，都是二层砖木结构。病房前面是花园树木，病房后面是菜地。由于公教医院是天主教的教会医院，所以在女病房的东边修建了南北方向的“圣堂”一座；在男女病房前边两端，分别竖立了“耶稣圣心”和圣女“小德肋撒”塑像各一座。医院大门设在南墙正中。医院分男女病房两大部，共有床位130多张。医院有X光诊察室、眼科室、电疗室、紫外线、红内光灯、电流机、通电按摩机、射热器、电光照浴器、回光灭影手术、眼底诊察仪、视力范围诊察器等贵重仪器。消毒、诊疗、化验、接生、隔离、门诊、药房等都完全具备。[7]
关于公教医院的情况，雷洁琼在其《平绥沿线的天主教会》中有过记载。在圣母圣心会传教的区域内，“共有大小医院十四所，最大的为绥远公医院。”医院“内有菜园，花园，小湖，并畜有白鸭，草羊，及花鹿。”医院的环境也非常好，“园内树木青翠，大胜于普通都市医院”。谈到医院的规模时，雷洁琼做了这样的记载“医院规模颇大，有男女病房数十间，电气医疗器械及X光等设备”。[8]
医生的医术也是衡量医院医疗水平的关键。公教医院从开办之初就请了有声望的大夫。1924年医院从欧洲请来了那大夫和甘大夫，给医院的医疗打基础。一年以后，这两位大夫回国。1925年到1929年请来张汉民、宋元凯二位中国大夫。他们都是从法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张大夫精通眼科，宋大夫擅长治疗神经病。1927年到1929年，请了匈牙利大夫施道拉，专治眼科；请到一位波兰女大夫专治内科；奥地利邹大夫专治外科。1930到1952年先后请过如下中外名医：法国留学博士天津人陈少波大夫、上海震旦大学医学博士孙橘权大夫、震旦大学医学博士张汉宏大夫、浙江人黄鸣谷大夫、湖北徐家桥人陈家宾大夫、美国人安德森大夫、德国人韩大夫、比利时眼科大夫司福音；震旦医科博士张圣才、袁锡康、王聘臣、蔡福祥、舒兆勋；美国的毛利斯大夫、太原大学医科毕业的崔寿山大夫、北京大学医科毕业的续吴山大夫、比利时眼科大夫兰衡思等。总计先后请过24位大夫，其中比利时人4人，美国人2人，匈牙利人1人，波兰1人，奥地利一人，德国1人，中国14人。[9]
医院的药品也是致关重要的。公教医院自开办以来所用都是买好的，特别是有许多药品是从德国进口的。医院有专人负责药品的购买，他们常去天津、北京、上海，通过那里的天主教堂购买一切医疗器械和药品。[10]
对于医院来说护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医院从1924年开始就设立了培养护士的机构即“医学校”。学校从1924——1935年每年招收一班，分男女两部。1935年到1943年学校改叫“归绥仁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而且改为专收女生不收男生的学校，学生边学习边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医院的护理任务。另外，学校还给各大教堂门诊培养医务人员。入学的条件是：只收天主教徒，不收教外学生。在第一阶段即附属医学校时，不收膳宿费，学生是半工半读，衣服书籍自备；在“仁和学校”时期，每年收膳宿费40元，其它一切自备。学习期限都是三年。学校要求极其严格，每月有月考，月考不及格者，当天可以到家的人，当天开除；离家两天以上路程的人，两次月考不及格者，即日开除学籍。第三班初来时有十几个学生，毕业时只剩下九个了。1937年毕业的班级，入学时有四十人，毕业时只有十五六人。医学校的课程有拉丁文、生理解剖学、内科总论、外科总论、传染病学、药物学等。学校的教员由中国大夫和外国修女担任。学生是来自内蒙古西部及山西大同教区的高小毕业生。“医学校”时期，学校共收护士五班；“仁和学校”时期，共收三班。前后总收八班学生，毕业二百三十余人。这些培养出的医务人员后来都在内蒙各地的医疗卫生部门工作，好多都成了领导干部或主任医师。[11]
四、医院的管理
公教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其管理与一般医院不同。全院事务分三级管理：第一级是院长，由院长总管一切事务；第二级是副院长、参事和助理，他们分管教务和药务等；第三级是修女，她们负责管理病房、护士、工人等。
院长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担任。首任临时院长是桑世希，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原名Leyssen Jaak，1889年12月18日生于比利时，1909年9月8日发愿，1915年6月20日晋铎，1921年10月11日被派到绥远传教。[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随营司铎，做过救护工作。以后调到托县永盛域天主堂作本堂，后又调到大同大修道院任教员。[13]
首任正式院长是费怀永，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原名Verstraeten Ange，1870年1月8日生于比利时，1891年9月8日发愿，1896年7月19日晋铎，1896年9月21日到西南蒙古传教。[14] 他于1924年—1937年任公教医院院长，历时13年，是担任院长时间最长的传教士。[15]
第二任院长是王守礼，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原名Van Melckebeke Carlo，1898年6月19日生于比利时，1917年9月8日发愿，1922年9月24日晋铎，1923年8月21日来宁夏传教。[16] 1937年以前是宁夏教区的神父，曾在陕北小桥畔等地传教。[17]
1943年3月21日—1945年12月30日，日本人将医院的一切外国人都集中到山东潍县，医院院长由中国人代理。1943年3月21日至7月14日，院长为张升文；1943年7月14日—1945年10月15日院长为王学明；1945年10月15日——12月30日，院长为白祥、傅建中、宋连明、许昌等。1945年12月30日——1946年5月30日，王守礼由北平回任院长。[18]
1946年5月30日——1947年7月，院长是徐正鹄。原名De Schutter Cornelis，他也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1887年2月3日生于比利时，1905年9月8日发愿，1910年7月17日晋铎，1910年9月10日被派遣来西南传教。[19] 他曾在廿四顷地任小修道院院长，后任绥远教区“圣母圣心会”会长。[20]
最后一任院长为裴德思，1947年7月——1952年12月26日在任。他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曾任小把拉盖培英中学教员。[21] 裴德思，原名Peeters Frans，1911年8月23日生于比利时，1931年9月8日发愿，1936年8月4日晋铎，1938年8月16日被派遣到绥远传教。 [22]
第二级管理人员主要包括副院长、参事、会计、药房管理员等。他们主要负责医院的教务和药务。建院之初没有副院长和其它管理员，王守礼任院长时，增设副院长一人（范安良），参事一人（葛忠良），这两人都是比利时神父。1946年，王守礼又增设X光管理员一人（艾士兰，荷兰人），药剂师一人（韩启明，荷兰人）。1947年裴德思任院长时又增设会计一人（那广义，比利时人）。[23]
第三级管理人员主要是修女。修女们主要管理病房、护士和工人。她们大多为外国修女，是医院的当家人。[24]
五、医院的医疗活动
医院1924年落成后开始收治病人。医院既有住院部，也有门诊为病人治疗。病房分为男女两部分，有头等、二等、三等的分别。头等每日五元，二等二元，三等五角，特别注射费在内。贫穷病人可免收费。“除留医部外，每日有门诊，每年来求医者平均六七百人。主要病症以肺痨及花柳为最多，肠热症瘟热症亦颇流行，赤痢及其它的传染病，则因季节而不同”。医院有妇科部，妇女来院就产的多为逆产，须用手术者。[25]
医院还附设了两个施诊所，一处在归绥旧城，由修女负责免费诊疗；一处则在医院近旁。这两处诊所每日医疗的病人平均为一百名。此外，修女们还按规定的日期，前往患病人数特多的难民救济会诊病，地方当局并请修女们到绥远监狱去，替三四百囚犯看病，每星期三次，每次总有八十名至一百名的伤患者，完全免费治疗。 [26]
除了日常的医疗活动外，医院还进行了一些医疗科研活动。如1930年吕登岸总会长请了一位匈牙利大夫和张汉民大夫在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专门研究在虱子体内注射“斑疹伤寒”菌液，制成了一种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经过注射这种防疫疫苗，彻底解决了比利时传教士在内蒙因患斑疹伤寒而死的大问题。[27]
医院主要的医疗活动是为普通百姓治病。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公教医院还为绥远抗战服务，即在百灵庙战役时，曾收治傅作义部队的伤病员百余人。[28]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开始，伤员有千余人，公教医院和绥远省立医院一同收治了千余伤病员。[29]
六、公教医院的影响
本文从归绥医院的建立、概况、管理、医疗活动等方面，运用新的史料进行了考证，以辨证的、历史的态度，重新梳理了这段历史。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公教医院这所天主教医院对内蒙古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对内蒙古医疗事业的贡献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1、治疗疾病减轻人民的痛苦
公教医院“乃是收容贫病的医院，是一种慈善的机构”。[30] 因此，从建立时起就开始收治病人。每年来公教求医者平均六七百人。医院附设的两个由修女负责免费诊疗的施诊所，一处在归绥旧城，一处则在医院近旁。这两处诊所每日医疗的病人平均为一百名。此外，修女们还按规定的日期，前往患病人数特多的难民救济会诊病。地方当局并请修女们到绥远监狱去，替三四百囚犯看病，每星期三次，每次总有八十名至一百名的伤患者，完全免费治疗。[31] 可见，在当时医疗条件极端缺乏的内蒙古地区，传教士们积极为人们防病、治病，解除、减轻人们的痛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2、传播现代文明、普及卫生知识
传教士们在进行医疗活动的过程中，还经常向人们传播一些卫生常识及有关防止疫病流行的办法。特别是向许多无知的农民传播了当时内蒙古地区极为流行的小儿科等疾病的多种预防方法。另外，对于治病的方法上，传教士还力求使一般的民众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选择；同时他们也并不一概抹杀中医的治疗方法，对当时的著名的国医也表示钦佩。但他们却竭力反对那些江湖庸医给病人开的不符合医学科学的，或者简直是荒谬的药方。无疑，传教士们通过医疗活动给内蒙古的人民传播了大量卫生防疫知识，起到了在边疆落后地区传播现代文明、普及卫生知识的良好作用。
3、为遏止疫病做出重要贡献
当时内蒙古地区的人民常常遭受一些恶性传染病的摧残，如伤寒、鼠疫等传染病曾经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当疫病流行时，一般的民众往往惊慌失措，对于这类疫病毫无办法，只有束手待毙。传教士们面对疫病，首先使人民与染疫的病人分地隔离，并亲自为广大民众注射防疫针。事后还积极参与埋葬死者、焚烧死者的遗物的工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土默特流行疫病虎列拉[32]，染疫死者无数，公教医院收容的患者为数极多，这些患者得到公教医院的积极救治和看护，而得以保全性命。[33] 传教士吕登岸主持研制成功治疗斑疹伤寒的疫苗，不但彻底解决了比利时传教士在内蒙因患斑疹伤寒而死的大问题，而且，也使中国南方来北方在军政界服务或经商的人注射后不会感染斑疹伤寒。
传教士们还竭力推行防天花的种痘工作。在每年天花发作的时候，传教士们总要使种痘的工作普及到最偏僻的农村地区。[34]
通过传教士们的努力，有效地遏止了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传教士对遏止疫病所做的贡献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4、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扩大天主教的影响
公教医院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以西，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设备最好、医术最高、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医院，因此，社会各界人士均常到公教医院看病。从1924——1937年任公教医院院长的费永怀，在其任职期间，广泛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他跟绥远的历任都统、主席都有亲近的交处。1930年，傅作义当了绥远省主席，他特将医院的西楼让傅作义作了公馆，长达7年之久。1935年，蒋介石、宋美龄来绥远，1937年春汪精卫等来绥远祭奠百灵庙战役阵亡将士时，费永怀都接待他们到医院住宿。费永怀还与绥远建设厅长冯曦、归绥县长郝熙源相好。绥远的席力图召和内蒙古其它几个召庙的活佛，曾来医院向他献过“哈达”。他还联络地方绅士张钦、卜兆瑞、阎肃等，并结交了蒙旗王公阿王和四子王。此外，归绥工商界“大盛魁”的掌柜段履庄和归绥电灯、面粉公司的经理武荩卿，也都是费永怀的朋友。绥远教育厅长阎伟跟费永怀是莫逆之交。公教医院经常免费为这些人及其家属治病，这些人介绍来的贫苦患者，医院也给予医疗救济。[35]
由此可见，公教医院通过医疗活动与当时的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天主教，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社会上的影响。
5、培养医护人员
公教医院附设的培养护士的“医学校”，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培养出毕业生230余人。这些毕业生后来都在内蒙各地的医疗卫生部门工作，好多都成了解放后内蒙古医疗界的业务骨干和主任医师。[36] 公教医院为内蒙古培养医护人才功不可没。
6、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内蒙古医疗事业
前文已经述及，公教医院有X光诊察室、眼科室、电疗室、紫外线、红内光灯、电流机、通电按摩机、射热器、电光照浴器、回光灭影手术、眼底诊察仪、视力范围诊察器等贵重仪器；而且还具备消毒、诊疗、化验、接生、隔离、门诊、药房等设施。医院聘请的医生中有多位医学博士，医疗水平都比较高超。医院所用的药品也都是最好的，有些是从德国进口的。可见，公教医院是内蒙古地区第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医院，公教医院的建立，标志着内蒙古地区近代意义上的医疗事业从此起步。
[1]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5页。
[2] 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五十七，宗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530页。
[3]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6、289页。
[4]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89页。
[5]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5页。
[6] 贝文典：《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第305页。
[7]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8页。
[8] 雷洁琼：《平绥沿线的天主教会》，平绥铁路管理局，1935年初版，第7页，第16页，17页。
[9]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1—282页。
[10]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2页。
[11]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2——284页。
71《圣母圣心会塞外传教来华神父名册》，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第400页。
[13]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9页。
[14] 《圣母圣心会塞外传教来华神父名册》，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第375页。
[15]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9—280页。
[16] 《圣母圣心会塞外传教来华神父名册》，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第403页。
[17]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9页。
[18]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9页。
[19] 《圣母圣心会塞外传教来华神父名册》，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第392页。
[20]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0页。
[21]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79页。
[22] 《圣母圣心会塞外传教来华神父名册》，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第420页。
[23]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0页。
[24]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0页。
[25] 雷洁琼：《平绥沿线的天主教会》，平绥铁路管理局，1935年初版，第17页。
[26]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87页。
[27]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1页。
[28] 杜勤书：《我所知道的傅作义部医务工作情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辑，第194页。
[29] 杜勤书：《我所知道的傅作义部医务工作情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辑，第204页。
[30]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87页。
[31]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87页。
[32] 虎列拉(cholera) 病名，急性传染病霍乱的旧称，亦简称虎疫。
[33]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94页。
[34]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90页。
[35]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6页。
[36] 王学明：《归绥公教医院》，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1983年11月，第282—2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