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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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亮（上海政法学院）
任何人翻看日历都会看到，我国在年月日的排列上除了有世界通用的“公历”外，同时还有我国的“农历”或称“夏历”、“阴历”的排列，“农历”是我国的传统历法、源远流长、沿用至今。现在，我国沿用的农历实际上是300多年前清朝定鼎北京后所颁行的《时宪历》，这是一部应用西方天文学理论和计算体系保留我国旧历法结构的中西合璧的历法，它的修订颁行直接与德国来华传教士汤若望相关联。汤若望在明末清初来到中国，因为帮助中国朝廷修历有功，备受恩宠，当上了清朝皇帝御座前的“通宣教师”，也因此招来横祸，差点被凌迟处死。汤若望究竟是何许人？为何来中国传教修历呢？为何会蒙受冤狱呢？
一、沐浴宗教教育，前往中国传教
1．接受宗教教育、立志到华传教。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在1592年5月1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汤若望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到达中国后出于入境随俗的缘故另的汉名。亚当·沙尔在科隆城的三王冕中学读书，1608年5月毕业，由于他成绩出众，被保送到罗马的日耳曼学院。设于意大利罗马城的日耳曼学院，当时是欧洲一个有名气的学府，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忠于教会，学业上又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期望他们日后成长为各教会组织、各修道院的中坚。因此选收学员十分严格，需几个神甫共同推荐，然后由教区的主要负责人签字保送，并寄去被荐人的成绩、考卷及内容庞杂的申请表格，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入学。对年龄的要求同样十分严格，因为学院旨在招收各方面比较成熟的学员，经7年全面培养训练，毕业后即可以祝圣，故规定入学年龄必须是年满20岁，而亚当·沙尔刚刚17岁，足见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意志坚强。
经过日耳曼学院的培养，毕业时他已成为一个学业优秀、体魄健壮而又朝气勃勃的青年，他在信仰上日益坚定，精神境界也日趋成熟。1611年10月21日，他正式加耶稣会，这是亚当·沙尔生活旅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他开始了见习修士的生活。在这期间，他经受了许多磨炼，同其他修士一道，到社会上募集零钱，积少成多，拿去赈济穷苦人，到医院去为病人作护理，到监狱中为犯人作神事、帮他们忏悔罪过和树立改过自新的决心。他还曾和几个年轻修士结伴去朝圣旅行，他们身无分文，完全以“化缘”方式四方游历，这使他们的忍耐性、刻苦性受到实实在在的磨炼。结束日耳曼学院的学业之后，亚当·沙尔又进入了罗马学院。这两所大学都是耶稣会创立人圣伊格纳提乌斯·罗耀拉所建，旨在为教会培养对外传教的神职人员。正因为汤若望接受这种学府的教育，身为耶稣会成员，所以必须终生信守其矢志，这也是他到达中国后一系列表现的根本原因。
在1616年新年伊始正，汤若望把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正式递交给耶稣会总会长。这一愿望的萌发与他在罗马这几年的生活密不可分。当时的罗马，除了掌握东方传教的各种信息之外，也自然成为东方文化信息的荟萃之处，这使年轻的学子们获悉了欧洲以外世界的魅力。而且，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所取得的成绩，也在这里很快得到广泛的传颂。这一切使罗马的年轻神职人员心驰神往，愿去继承利玛窦的事业，矢志到新开拓的传教领域，去奉献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与才智。这也是汤若望写出申请的初衷，他的愿望得到了刚从中国返回欧洲的金尼阁神甫的鼓励和支持。1616年底，他高兴地获得了准许。
2．惊涛骇浪考验、千辛万难抵澳。“中国之行”已列入他的生活日程，他已整装待命了。1618年4月16日，亲友们纷纷前来送别，为耶稣会士们举行的告辞仪式则更加庄重：送客的人为远行者行吻足礼，表示对他们由衷的尊敬和崇拜。众人高唱着圣经中的赞美涛句：“传布和平的使者们，他们的双足是多么可敬可亲啊!”这时，启锚的炮声响了，22名神甫一起登上了“善心耶稣”号远航船。这艘船上连同驾驶人员及水手共有630人之多，金尼阁神甫带领汤若望等年轻会士们，一同启程了。就这样汤若望与数以百计的乘客从里斯本大港码头乘船出发了，踏上了离开欧洲去往中国的路途。
在船上金尼阁神甫每周给会友们上一堂汉语启蒙课，汤若望曾写过的“家信”有两封尚保存至今，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回忆起在罗马书院的生活，他请求转告对院长和努斯鲍姆神甫的问候。航船行驶的路途是漫长的，从里斯本向西南方向，沿着西非海岸缓缓行进，与对面的巴西大陆遥遥相望。它经过加那利群岛，接着就航抵有名的佛得角。从这里又沿着几内亚海岸继续前进。之后越过赤道，绕到好望角。它顺着非洲拐弯，从科摩罗群岛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穿行而过，一直向着印度半岛行进。这海船离欧洲越远，份量也越减轻：船上的食物、用品、燃料一天天消耗掉了，连人的总重量都在减少——不断有人在船上死亡，不管同伴是否情愿，都只能将他们的身躯投葬鱼腹了。在驶近非洲几内亚海岸时，船上人的生命受到可怕的瘟疫袭击，这瘟疫相互传染，很快就蔓延开来。大约一半人都卧于病床上，发着高烧，与死亡搏斗着。这种病就是恶劣的非洲疟疾，夺去了四十多人的生命。金尼阁、汤若望等人，尽管自己也先后受到病魔的威胁，但还是挣扎着起来救护其他病友。死去的人中有5人是传教士，同会的兄弟们对此深感遗憾，因为他们的同志还没有去实践其东方传教的宏愿，就在远征途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远航船的行进是艰难的，有时受到无情海风的阻逆前，有时险些被巨大的海浪吞没，这种全船覆没的危险几次出现，人们几乎天天在祈求神灵的保佑……然而，困难毕竟一一印度大陆已出现在地平线上。1618年10月4日，经过了五个半月的苦难历程，航船抵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的几个月调整生活很快就过去之后，1619年5月，赴中国的教士们重新启程了，汤若望搭乘另一条船，先后向中国南海方向驶去，两个月后他们分别在澳门登陆。就这样，汤若望的欧亚之行终于结束了，就此告别了欧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
二、为明廷修历法、造火炮
1．“教案”阻碍传教、潜心学习汉语。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教友们终于结束了东方之旅，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罗学院里。前来迎接他们的教士是被明朝政府驱逐到澳门的王丰肃、鲁德昭和熊三拔，传教会虽然为他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但仍驱散不了他们心中的忧愁，早在他们到达印度果阿的时候就听到了明朝这两年排斥基督教的坏消息，由于他们通往内地的路被封堵了，他们不知道要在澳门待多久。传教士的传教发生了什么呢？原来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明朝发生了“南京教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政治权力反对天主教的运动。
当时任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的沈(?～1624)，以维护中国正统文化、排斥异端为理由，勾结宦官魏忠贤，在1616年五月、八月及十二月向神宗皇帝上了三道《参远夷疏》，指控耶稣会士散处中国各地行迹可疑、图谋不轨。传教士以“大西”对抗“大明”，以“天主”凌驾“天子”，有以夷变夏的图谋。其最大罪状是，以“邪说”引人人教，劝人但奉天主，不可祭祀祖宗，“是教人不孝也”，任凭下去势必导致天下无父子、无君臣，违反中国最根本的伦理大宗。最不能容忍的是让传教士参与修改历法，用“荒妄不经”的西方天算破坏我国尚书尧典以来的传统历法，有违大明律例，“暗伤王化”。最可怕的是他们的宗教活动奇特，好像有什么咒术似的，使信教人不约而至，男女聚于一堂：不但伤风败俗，还有聚众谋反之嫌。南京的王丰肃居然敢在大明皇帝的陵寝前盖起无梁殿和花园，简直是犯上作乱，如此等等。要求皇帝“申严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
沈的发难立即得到各地反教会势力的响应，大江南北连声，朝野上下串通，掀起了反教会浪潮，要求将基督教以“邪教”处之，将以庞迪我为首的所有在华西士驱逐出境，取缔基督教组织。万历皇帝终于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态度，1617年2月1 4日传出谕旨“照沈淮所请办”，将误导民众，参与谋反的王丰肃、鲁德昭“督令西归”，将庞迪我、熊三拔“亦还归本国”。各地奉旨行事，王丰肃和鲁德昭被带上刑具、押送到澳门，王丰肃还挨了一顿痛打以至于一个月都站立不起来。庞迪我与熊三拔也被赶出了钦天监，随行去澳门。不久庞迪我病故，终年47岁，教堂被充了公，20多个教民也被处以刑律。其他没有被点名的教士，也先后被逐出境。就这样，利玛窦一手开拓的中华传教事业几乎断送殆尽。
在教案初期，庞迪我神父写了一篇6000字题为《具揭》的文章，极其诚恳地解释天主教教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的一致性，争取中国各方面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同情和谅解，并借此对反教势力起些抑制作用，相信中国皇帝和有识之士们会弄清事实真相，会改变不信任的态度。当然，对于“教案”明朝大臣中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人为传教士进行辩解，徐光启向皇帝上了《辩学章疏》，为耶稣会在华的所做所为进行有力的辩护，从而为以后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接触打下了伏笔。汤若望坚信，只要明朝还要修改历法，就一定会再请传教士回去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格雷高利历》先进，差不多都在欧洲各国通行了。汤若望等传教士利用滞留澳门的时间，学习中文，以会讲、会写、会读中国书为目标，做一个像利玛窦那样的中国通，由王丰肃担任教授中国言语文字。滞留在澳门的三年时间里，传教士们边学习中文，边关注明朝的风云变化，等待时机进入内地。
汤若望抵达中国之时正值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之际，从1619年起徐光启就打算直接购募西洋大炮、聘请炮师佐助练兵以扭转战局，所派门生张涛、孙学诗于1620年到澳门。二人在澳门见到了金尼阁和汤若望等传教士，他们真没有想到能相遇在明朝急需西洋大炮的特殊时刻，这真是上帝安排给传教士在进入内地的机会。1622年，按照徐光启的建议，金尼阁、汤若望以洋炮手的顾问和向导的身分前往内地。汤若望换上了明朝人的服装，把他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与传教组的伙伴们一起乘船北上，1623年元月25日到了北京，住在城西南宣武门附近的天主教堂，这是利玛窦生前所营造的，教案中被一位有地位的官员买下才免遭厄运得以保存下来。
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不久，吏部尚书张问达就成了他来中国后的第一位朋友，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即1623年10月8日的月食和1624年9月的月食，这成为他送给明廷的见面礼。汤若望的智慧、高雅气质和天算才华，深得徐光启的器重。鉴于传教会给汤若望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儒家学说、附带任务是传授树立天文学和传教，汤若望的中文还欠缺，徐光启就主动当了他的中文教习，给他指定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作业、派人教练书法，就这样他在北京教习了四年。
1627年他被教会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准确预测了1628年的日食，1629年他刊印了用中文写的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书《远镜说》，第一个把欧洲最新发明介绍到中国，在以后的立法改革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他首先把该书送给徐光启，徐光启看到此书后非常高兴决定吸收他参加修改明朝大统历的工作。因而，在西安传教三年后，他被吏部调回北京参加历局的修历工作，从此汤若望传播西学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
2．明朝的历法危机。在中国古代，制定和颁行历法是皇权的象征，列为朝廷要政。祖制规定，改朝换代一定要“易服色、改正朔”以区别前朝，表示“天运已新”，合法地位得到上天确认，“正朔”代表权力，历法颁行的范围就代表权力所及的范围。由于中国自古受“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支配，相信天与人之间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有某种神秘色彩的交感关系。天子受命于天，同上天沟通是天子的神圣特权，而能预测各种天象的历书在一定意义上就被视为沟通天意的工具和桥梁。因此历法在中国的功能除了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授时服务外，更要为王朝沟通天意、趋吉避凶。因此自古以来，天文历算总是被少数专家所掌握，而披上神秘的外衣。日、月食和各种异常天象的出现，常被看做是上天出示的警告。所谓“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特别是日食的出现，常使君臣上下恐惧万状。天子要“素服、避位、下罪己诏”，要带领臣属举行“救护”仪式和祈禳活动。对日月食预报不准，常要引起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因此对日月食和行星运动的推算研究，特别列为重点。
天文历法作为“秘学”一向被官方垄断，在明朝的法律里明确规定不准私习天文，因为统治者唯恐民众掌握了测窥天意的本领后对统治者不利。历代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司天的天文机构，称为太史局、司天监、司天局、钦天监等，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具有专门知识的学者进行天文研究和历书编算。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动乱，但天文历算始终延续不断，一脉相承。明朝所用历法《大统历》实际上是元朝《授时历》的沿用。因为明朝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过修改，渐渐出现与天象不合的问题，在明代的200多年中出现过多次日、月食推算上的误差。
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月初一，按历法推步这天应有日食，当朝廷和老百姓们都做好“救护”准备时，晴朗的天空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当食不食，本来是天文官预报不灵，却被解释为是上天对皇帝的眷顾，是皇帝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不以日食向皇帝示警了。大臣百官还要向皇帝上表祝贺。在景泰元年(1450)正月辛卯发生了月食，因为把有食报了无食以致没有举行“救护”仪式，天文官被差点下狱治罪。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初一，钦天监预报有日食，却没有发生。这完全是预报错误，可嘉靖以为是前皇帝遇到过的“当食不食”，大喜上天的眷顾，美滋滋地接受百官朝贺，还给推步错误的钦天监奖赏。
1629年6月21日（崇祯二年五月初一）发生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率领钦天监官员依照西法推步准确无误，而大统历、回回历的预测又与实际天象不符。龙颜大怒的新皇帝崇祯认为大统历推算不准是他执政的不祥之兆，在徐光启建议修历的几道奏疏进言下，便欣然应允以西法改历，令他从速筹办。明朝的历法危机，是中西天文学接触的焦点，也是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学、建功立业的切入点。历法属于观测天文学，是天文学中最古老的部分，它的测算和推步要尽量与实际天象符合。然而人的智慧和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各种天象都有其客观上的复杂性，其变化永无止境，如果不符或不准确就要修改。
3．为明廷修历法。1630年6月26日，徐光启上疏皇帝“汤若望┅┅堪以效用”。三天后，崇祯皇帝批示“历法方在修改，汤若望等即可访用，着地方官资给前来”。1630年深秋，汤若望在地方官和传教组的盛情送别下，奉旨回京，乘坐官轿，沿途迎送。1631年2月，汤若望到了北京，加入了徐光启的修历团队。他负责恒星与交食部分和制造仪器；此外，还负责培养人才，给历局的具体工作人员上课讲授历法知识，指导他们测算数据、使用仪器、绘制天文表格等。汤若望恪尽职守，翻译西书，制造仪器，指导历局官生昼测日、夜测星，遇有交食则会通礼部和监管同赴观象台观测。
1634年12月14日，共计46种137卷、内容分“五目”和“六次”的《崇祯历书》纂修完毕。《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这部历书从1629年9月正式开局修撰，至1634年12月完成，历时5年多。由于传统势力的阻挠，一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三月乙丑朔发生日食，用西法测验，密合无差，而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方法失败。崇祯皇帝才下决心“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是，明朝末日已经将致，颁行历法的诏令无法实行了。
《崇祯历书》是历局中许多中外知历人共同的心血结晶。汤若望虽是以后备力量半道参加修历的外籍成员，但是数他在历局工作时间最长，最后只剩下汤若望一位传教士孤身支撑，始终没有离开过历局。可以说，由徐光启开始的《崇祯历书》，最后是在汤若望手中完成的，在介绍西学、沟通中西天文学上，汤若望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像李天经在上疏中所称“译书撰表，殚其夙学，制缮仪器摅以心法。融通度分时刻于数万里外，讲解躔交食于四五载中，可谓劳苦功高矣!”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1638年底曾亲赐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保天学”由礼部官员骑御马、著红袍在仪仗队的鼓乐声中送至耶稣会所，礼部亦赐“功堪羲和”匾额送到澳门悬于耶稣会教堂内。
《崇祯历书》总数在一百三十七卷，汤若望在这项工程浩大的著作所起的作用，史亦早有评述：“西人汤若望，与徐光启共译新法者也，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疏，畴人子弟翕然信之……”[1]根据徐光启先后五次向朝廷进呈的历书，在这部历书中汤若望亲自撰写、翻译的篇目共八种：《交食历指》四卷、《交食历表》二卷、《交食历指》三卷、《交食诸表用法》二卷、《交食蒙求》一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恒星出没表》二卷、《交食表》四卷。以上罗列的汤若望著作，多属译著，这同样是中西士们配合默契、靠共同智慧完成的。
除上述书籍之外，经汤若望造译编著的有关书籍还有二十六种：《测天约说》二卷、《测日略》二卷、《学历小辨》一卷、《浑天仪说》五卷、《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黄赤正球》一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四卷、《五纬历指》九卷、《五纬表说》一卷、《五纬表》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表》二卷、《恒星经纬图说》一卷、《交食》九卷、《八线表》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二卷、《新法表异》二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新历晓惑》一卷、《赤道南北两动星图》、《恒星屏障》、《民历铺注解惑》一卷、《民历铺注》一卷等书与图。
在社会科学、宗教方面，汤若望的著述只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真福训诠》和《崇一堂日记随笔》(合作)等几种。相比较而言，汤若望在历算天文方面著述汗牛充栋，而在宗教方面却凤毛麟角。就是在他有限的神学著作中，也常常谈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传播了一些当时对中国人说来很新鲜的知识。例如，《主制群徵》是一本从哲学角度论证天主确实存在的教理书，既阐述了宗教理论，又阐述了自然界的许多重要现象与原理。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从崇祯年间起，汤若望开始向朝廷进呈他与同事在中国制造的或从欧洲带来的仪器。据历史记载，1634年(崇祯七年)2月2日，“汤若望和罗雅谷向中国朝廷进呈由欧洲带来之望远镜一架，以黄绸封裹，连带镀金镜架与铜制之附件。这一年8月，教±们贡呈了特别精制的天体仪、半面球形图及水平日晷”。汤、罗二人还“为中国朝廷制造了许多其他仪器，譬如象牙制小日晷、望远镜、圆规、小号天体仪、星高机等物。汤若望也曾画了两张地球二半圆形图。”[2]
4．化妆入狱作圣事、为明廷造火炮。汤若望在历局修历的那几年，正是明朝处于兵荒马乱，烽烟四起的年代。对付后金的强悍进攻，明朝把希望寄托在西洋大炮上。崇祯即位后，对西洋大炮与各类新式武器的防守作用非常重视，采纳了徐光启重申训练兵士、制造火器的建议。徐光启奔忙于修历、造炮之间，呕心沥血，冬不炉，夏不扇，无片刻暇。徐光启将不能进入北京的葡兵炮手和巨炮转赴登州，使登州成为全国装备最精良的军事前沿。因山东登莱是明朝钳制后金的重要海防前哨，徐光启推荐孙元化出任山东登莱巡抚，辖制旅顺东江等地，推荐王征、张焘先后往登莱任职。万万没有料到，崇祯四年八月(1631)发生了一起军队叛变事件。当时因后金军队进攻关外大凌河，孙元化派孔有德率军增援。这支军队半途哗变、反戈倒击，一路打回登州，孙元化、王征、张焘都被扣作人质，城中西洋大炮等火器皆落入叛军手中，12名葡兵战死。叛军要求孙元化叛变朝廷、宣布独立，但孙元化坚辞不允。虽然他做了大量抚平叛乱的工作，却得不到朝廷的宽容。崇祯五年七月，他被革职，和张焘、王征一起被召回北京下了诏狱，王征处以充军流放，孙张二人处以死刑。徐光启多方营救皆告失败。
当时汤若望正在历局参加修历，知道这件事后深为三位基督徒的不幸遭遇抱不平。他和孙元化在嘉定认识，孙元化向他请教过造炮技术，孙元化是徐光启最得意的门生，倡导西学、尤为热衷，曾著有《几何算法》、《泰西算要》等书，又熟谙西方火器，就任登州巡抚期间，还致函向他请教过瞄准器的制作方法。汤若望认识王征，在他派往西安传教之前当时王征到京师应试，听说金尼阁带来了许多欧洲的奇书，大为兴奋。王征从小就富好奇心，喜欢读奇文，交奇人，研究奇器，很快就和来京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交上了朋友。天启六年(162 6)，他协助金尼阁完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研究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书，后来竞成了中国音韵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天启七年(1627)，他跟随邓玉函学习西方的物理学。由邓玉函口授，他译绘而撰成《远西奇器图说》，将西方机械力学中的静力学引入了中国。崇祯四年二月(1631)他受徐光启推荐和教友孙元化的邀请，出任山东按察司佥事，本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的事业，却没想到当了拼命为之效忠的皇帝的阶下囚。还有那位热情洋溢的张焘，他不顾艰难险阻，聪明机智地绕过教禁的暗礁，到澳门购募大炮，汤若望在澳门公学认识他后，就被他那种爱国热情深深打动。如今他和孙元化两人竟要被斩首处死，他不敢相信中国皇帝对这些难得的人才、国家的忠良为何这么不爱惜，这样狠心无情，他们的罪过就那么不可饶恕吗？
汤若望越想心里越难过，他决定去监狱为孙元化、张焘两位恪尽臣职的英雄，送圣餐做临终圣事。他认为，人间的昏君可以冤屈他们，但公正的上帝会怜悯他们，欢迎他们无辜而善良的灵魂进入天国。这天，汤若望拿剪刀剪去了自己金黄色的长卷发，剃掉了蜷曲的大胡子，抓了一大把煤灰搅和在墨汁里，一个劲儿地往脸上、往刚换上的那件短褐上涂抹，以装扮成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煤贩子，背着煤篓混进臭不可闻的刑部监狱。他先去看了被判处遣戍的王征，王征交给他一块白绢，请孙元化留下最后遗言。然后，他来到死囚牢房，攀着栅栏呼叫着孙元化和张焘的教名时，他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二位教友的惨状惊呆了。他以极温和的声音对他们说：“天主保佑，登州事变的始末，由于你们在诏狱的辩词传遍朝野，几乎无人不知了。我和我的朋友徐光启为了营救你们而竭尽全力，然而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你们无愧于我们基督教兄弟姐妹对一位英雄之死的期望!美丽的天使将迎接你们的灵魂进入天堂!”两位临刑者很感宽慰，因为有机会向一位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来最后一顿圣餐的神父做临终忏悔，孙元化为王征在白绢上题的字是“道义相许”。
在后金节节南下的形势逼迫下，崇祯皇帝为了维持统治残局在危急中想用西洋大炮守城。一天，皇帝派兵部尚书来到耶稣会士的住所，请汤若望等人帮助视察北京城墙的防御工程并提改进建议。此时历书编撰已经结束，汤若望随来人登城，发现城墙上的工事都是四方形的，便指出其缺陷。汤若望说：“如果我是敌军，我从这里三天之内便可把全城夺取过来。”他说应该改用三角形的堡垒，为此还拟了一个计划并且制作了一个木模进呈皇帝。这位兵部尚书乘机提出请汤若望造西式大炮以挽救明朝的局势。汤若望一听此言，便想起了徐光启壮志成灰、孙元化含冤而死，心中颇为不快。他感到明朝的统治者们根本没有振兴国力、加强军备的长远打算，只是临渴崛井，局势紧张时用几门大炮应急，一旦局势稍缓便弃之不理、甚至不择手段摧残人才。于是，便推说制造杀人武器与教规相违背，制造兵器也不是他的职业，他只有一点书本上的知识，造炮的经验一点也没有。
而兵部尚书说：“你为朝廷制造了那么多的天文仪器，也一定会造炮的。何况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澳门时就经历过葡萄牙人反击荷兰人进攻的炮战，你对这种大炮是很熟悉的，就请不要再推辞了。如果你实在不答应，我们只好去向荷兰人买大炮了。”汤若望心里一怔，荷兰人是信奉新教的，而且早想从葡萄牙手里夺去传教权。那么为了天主教的利益，是否应该答应下来呢?尚书见他有些被说动了，便又进一步说：现在中国天天有人死于战火，为了拯救千千万万生灵免受涂炭，上帝一定会允许你们为我国造炮的吧。汤若望说，此事关系重大，须要找传教团的负责人商量。兵部尚书严肃地从袖内掏出一份皇帝的谕旨说：“我是奉命来转达谕旨的，你不答应也得答应!”教会负责人权衡了利弊，劝汤若望答应下来。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造炮是一种军事防御行为，是保护文化的必要措施，也是为了拯救生灵，与福音不矛盾。其实是怕得罪了朝廷，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也真的怕荷兰人插进来，与明朝做起军火生意，夺了传教权。
为何汤若望被崇祯帝委任造炮呢？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与应用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此后中国也继而成为制造火器较早的国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在9世纪就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化学炸药，火药用于战争可以追溯到公元919年，当时中国首次使用火药作为喷火器的引信。公元1000年，中国制成了炸弹和炮弹，不过那时的炮弹不是通过大炮发射，而是由石弩或弩炮弹出，速度徐缓。此后，火箭、火器等等相继在中国诞生。”“我们认为火炮也是“中国人的发明。火炮是一个惊人的发明。”[3]早在南宋军事家陈规发明的火器被视为是最早的火炮。到了元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制成了“铜火铳”。以后，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这些火器才逐步传入欧洲，大炮发挥了相当的威力，同时也获得了改造与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在其故乡，它的发明地，火器的发展反而缓慢了、落后了。到了明代，人们才又重新开始认识火器的重要性，并在欧洲人的帮助下重新制造火炮。明熹宗在位时，徐光启曾上疏：“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4]后来，熹宗命陆若汉带了二十多个西人铸大炮，称为“红衣”或“佛郎机”。汤若望造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据明朝实录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若槁举西洋人汤若望演习火器。……”[5]在汤若望直接主持下，总共造出了20门40磅重的大炮、500门小炮，成绩显而易见，但在造炮过程中误解、嫉妒、恶语中伤也始终伴随着汤若望。汤若望不仅直接主持实际造炮工作而且进行理论著述，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完成了《火攻挈要》又称《则克录》意指攻必克，极言火炮的威力。然而，这些火炮也没能挽救明朝的覆灭。
三、清初御座前通玄教师、历法案中蒙受冤屈
1．御座前通玄教师。1644年，一个多月中汤若望目击了惊心动魄的三个朝代更迭。清军入城下令迁出内城的汉人，汤若望上疏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及已刻的《崇祯历书》书版，获得批准。1644年9月2日出现日食，给汤若望提供了展现西洋历法的机会，结果西洋历法分秒纤忽不差，大统历、回回历均预测不准。于是，清廷决定采用汤若望依新法编制的新历，由摄政王多尔衮定名《时宪历》，并在册面上印上“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一部在明朝20年未及行之的新法，大清朝以数日间行之，使汤若望决心不遗余力地为清朝效命终身。
1644年10月30日(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年仅六岁的顺治帝福临，在汤若望为之选择的“吉日”，举行定鼎登基大典，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位于大内武英殿。12月23日皇帝下旨，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钦天监的负责人有“王者之师”的重要身份，能朝夕接近皇帝，参与重大决策过程。任命一个外夷担任如此要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别说那些守旧派惊诧得大气出不来，就是汤若望本人也始料未及。他八次上书皇帝，要求不要对他加官进爵。不管他怎么申明理由，皇帝就是不答应。汤若望很感激清廷对他的礼遇和器重，1645年下了很大功夫整理修改《崇祯历书》，删繁去芜、增补内容。将原来的137卷压缩成70卷，另增补30卷，合成30种100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呈送朝廷刊刻印行，作为每年推算时宪历书的根据，直到今天也是我国编制农历的基础。1646年清廷加授他太常寺少卿衔，官阶为正四品中国传教。
汤若望在制定历法上的成绩，使清朝政府对天算怀有极崇高的敬意，因此也把这一科学的代表学者汤若望视为一位优越杰出的人物。因为他能这样熟知天空现象，所以他也必定能知尘世上一切事体的，所以王公大臣都愿与他交往。许多问题都来找他咨询，这使汤若望颇感为难。他利用中国人的这个心理，从事以天主教义规劝、告诫和谏正活动，达到扩大天主教影响的作用，这样竞使得汤若望在清初的政治生活中充当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钦天监监正这个特殊的官职，汤若望广泛结交宫内外宗室权贵，而且利用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变异与统治吉凶联系在一起，用“上天示警”的预兆，进谏统治者不要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例如，指出英亲王阿济格的军队在山西抢民女的劫掠不合天意，劝阻多尔衮为自己建立豪华王府“有违天意”。
当时除汤若望外无人敢对持功自傲、骄奢淫逸的多尔衮敢说一个不字。汤若望敏锐观察到多尔衮有觊觎帝位的野心。他十分警惕地超然于宫廷斗争之外，同情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曾提醒过幼小的皇帝多尔衮擅权专政。多尔衮病逝后，英亲王阿济格欲步多尔衮后尘，以摄政王名义掌握政权。值此危急时刻，汤若望不失时机地为顺治帝选择了亲政日期，顺治帝宣布亲政有效地遏制了争夺帝位者的企图，巩固了清初的政权，因此他得到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1651年5月的一天，教堂里来了三位满族贵妇，声称某亲王之郡主生病，特来向神父求医问药。汤若望听来者陈诉病情后，知道患者的病不过是一般的感冒，无须医药，便将一块圣牌交付来者，嘱她将此物挂在患者胸前，即可除病消灾，事后果然应验。原来这三位妇女是孝庄太后遣来的，患者不是别人而是顺治帝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为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很感激，认他为“义父”，随后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在顺治帝的眼里，汤若望是一个十分受尊敬的老人。汤若望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历算，身怀绝技。所制定的历法，顺天应时，是大清朝顺天而治的象征。他又会制造各种天文仪器，还能铸造大炮，设计要塞图样，构造起重机械。并且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中国文化。显然，在中国，汤若望是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宗教的代表。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多才多艺的科学力量，又贯穿了神秘色彩的宗教精神，对处于求知欲最旺盛的少年皇帝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汤若望在生活上安贫守贞，也令顺治帝十分崇敬，也十分费解，他多次派人对汤若望的私生活进行侦察。证实汤若望每天晚上都是在祷告、看书和写作，过着“毫无可非难的贞洁生涯”时，对汤若望的高尚品德深信无疑，因而不仅把他当做上宾，更把他当做师长看待。
为了表示对汤若望的好感，1651年9月，一天之内加付汤若望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头衔，使他从原来的正四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又加封他的父亲、祖父为通奉大夫，母亲、祖母为二品夫人，还将诰命封书邮寄到汤若望的家乡。此后，顺治帝惯以“玛法”称呼汤若望，这个称谓包含着晚辈对长辈、子弟对老师的双重感情。顺治帝经常请“玛法”到宫中叙谈，无须太监们的传唤，也免除谨见时的叩跪之礼。有时在就寝时，还让“玛法”坐在自己床前，回答他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顺治帝还打破尊卑上下的惯例，或轻车简从，或大摆仪仗，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仅1656年到1657年两年间，皇帝亲临汤若望住所叙谈求教，就有24次之多。1653年4月，顺治帝赐给他“通玄教师”的称号，并发布圣旨大加赞赏。同年，汤若望又被授为通政使司通政史。次年正月初一，被晋封为光禄大夫，列正一品，为朝廷的极品官员。
至此，汤若望在中国的荣誉和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他以一个“西夷人”的身份，竞能迭受恩赏，恩及三代，实为中国王朝历史上所罕见，即在外国也不多闻。然而，汤若望再也没有想到，极峰的下面乃是万丈深渊，辉煌的成功竟是衰败的开始，一场严重的灾难在等待着他。
2．历法案蒙受冤屈，大地震无罪释放。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夜还处于青春年龄的顺治皇帝晏驾了，临终前听取了汤若望提出选择一位庶出还不到七岁但已出过天花的皇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的建议。这是汤若望没有想到的，他更没有想到在中国的隆遇竟随着顺治的去世在辅政大臣手里演变成一场灾难。四位辅臣对洋人都不感兴趣，他们都信奉萨满教，故对日益流行起来的基督教很反感；特别是鳌拜，很担心基督教和汉人中的反清势力串通起来，对清政权不利，所以有仇教心理。而对顺治帝信任重用的汤若望，由于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们则将他看成是既会施用魔法又善蛊惑人心的妖人，他们甚至怀疑他有炼金术。总之是不能信任的。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影响中外的历法大案，即杨光先控告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案。杨光先(1595——1669)，江南徽州府歙县人，原是明朝新安正的荫袭副千户，生性“禀不中和，气质粗暴”，嗜好与人斗争，专以攻讦为业，常以构陷罪名、发人阴私之类的手段向人进行敲诈，据说被他诬告致死的有成百人。
杨光先不能容忍汤若望的隆宠，堂堂中国为什么专显天主教？为什么把洋人举得这么高？他开始注意搜集材料，1659年(顺治十五年)见到了汤若望进呈给清廷的64幅耶稣画像，其中有三幅是耶稣蒙难像。他认为原来天主耶稣是彼国一个大罪犯，因谋反而正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耶稣教也必是邪教无疑，邪教昌行中国，必遗祸无穷。再看时宪历书，封面上竟端端正正印着“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他愈加确信，汤若望居心叵测，竞用这个方法明白告诉天下人，大清已经奉了西洋正朔，何其阴险也!于是，他盘算弹劾汤若望。他精心策划，找到被革了职的钦天监秋官正吴明煊作搭档。原来从清廷颁行汤若望依西法制定的时宪历后，便不准原来的天文科和回回科再奏报天象，并且令钦天监的成员都学习西洋新法，由汤若望进行考试，择优录用。由此钦天监的许多守旧官员受到冷遇或砸了饭碗，他们把这笔账记到了汤若望的头上，对汤若望获宠满怀忌恨。1657年(顺治十四年)吴明煊就弹劾过汤若望几处测算错误，皇帝派大臣登观象台测验后，证明吴所告不实，结果他以诬告罪下狱，差点掉了脑袋，后被宽赦，从此对汤若望更加怀恨。他出狱之后就和杨光先联起手来。杨光先将吴明煊与汤若望争论过的问题，先后写出一批文章，开始对汤若望进行攻讦。
1659 (顺治十六年五月)，他在西洋新法中挑了10个错误，写《摘谬十论》指控汤若望西法之谬，后来又写《选择仪》指控汤若望选择和硕荣亲王葬期用洪范五行之谬，亲赴礼部呈告。呈文被退以后，他继而又写了《辟邪论》上中下三章，批驳天主教之谬。内容大意说，中国自古以来认为天乃阴阳二气结撰而成并非天主所造，耶稣是彼国聚众谋反之罪魁，因事露而被正法，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以中国的刑具考证，实为凌迟处死的刑器木驴子，这样的重犯绝非造天的圣人；耶稣既是罪犯，其教必为彼国所禁，以所禁之教而推行到中国，是推行耶稣所犯的谋反之罪。同年，又作《中星说》指责汤若望私自更改中国二十八宿的恒星轨道。后又作《正国体呈》控告汤若望在《时宪历书》封面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是“借大清历法以张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正朔”等。当时顺治尚在位，杨光先的多次投诉均被驳回，只将时宪书上“依西洋新法”五字改为“礼部准奏”，证明依西法制定历书是朝廷认可的，就了结了此事。1661年1月3日，他再次投疏，仍未见效。这是因为顺治去世后，鳌拜集团忙着自己内部的权力调整和政策调整，对汤若望暂时还能以礼相待。
此时，汤若望已到古稀之年，麻烦事也接踵而至。杨光先的攻击，他没有太当回事，可是传教士内部的聚讼攻讦，却使他感到伤心。汤若望自就任钦天监监正以来，身不由己地要参加各种应酬，整日与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打交道，难以顾及教务工作。由于官阶不断升高，他的馆舍变得不像教堂而更像官邸，一天到晚人来客往，络绎不绝，而且随时都有皇帝派人来召他人宫。从而打乱了教堂内的宗教日程和修道生活的规律，引起了传教士们的非难和怀疑。加上，他的仆人潘尽孝(也是基督徒)狐假虎威，给汤若望招来不少麻烦。潘尽孝有个很懂规矩的小孩，早为顺治帝所注意，多次劝汤若望将他收为“义孙”，晚年好有个倚靠，汤若望不能拂了皇帝的一番美意，便收了这个“义孙”，改名汤士宏。结果又引起了传教士们的非议，认为不婚不官是耶稣会土的誓约，汤若望竟然贪慕红尘，需要后代了，收“义孙”有损教士形象和教会名誉。如此推想汤若望的私德可能也有问题。于是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两人首先向汤若望发难，竞联合在京教士多人，从1649年起便不断向中国教区和总会控告汤若望。汤若望不得不起而抗辩，经过反复辩难，多方调查，证明汤若望在私德方面无可指责。
但比私德更严重的指控内容是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与所编历书，监正之职与基督教信仰不能相合，历书与向皇帝所上的呈报含有许多迷信与占卜言词。汤若望有被弹劾于宗教裁判所的危险，如果他不辞职则教会必将他革除于教会大门。事态闹得很严重，几乎在华的各修会传教士都参加了争论，汤若望自然也要为自己辩护，他写了一大篇《辩驳书》专呈耶稣会总会长，官司一直打到罗马教廷。为此，教廷组织了“审查中国历书委员会”，经过逐条分析，反复核实，最后裁决为中国历书上确有迷信成分，但属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习俗和经验推断，汤若望不能负全部责任。至于向皇帝所做的呈报，是奉皇帝特别准许，对大自然变故的意义做出自己的解释。目的只在藉此向皇帝谏正与警告，而且天主用异常天象向人类示警是圣经所允许的，因此汤若望仍可以担任钦天监监正之职。耶稣会士的誓约对他不适用，因为他担任监正职，能给教会带来好处，不担任此职会使教会受到损失。罗马教廷的这份裁决，于1659年才由教务视察员带到中国宣布，并通令各传教士遵从这个判决，不许再多事纷争，同时还代表耶稣会总会对汤若望在中国从事的历法改革予以感谢和褒扬。
就在此时，杨光先抛出《辟邪论》、《正国体呈》，要求将基督教定为邪教予以取缔。利类思、安文思这才如梦初醒，他们共同的威胁原来是来自杨光先。针对《辟邪论》攻击天主教，两个人写出一本关于天主和人类，天主教由来和历史的小册子，由李祖自负责修改润笔，并以李祖白的名义发表，请大学士许之渐作序、潘之孝和许保禄负责印刷发行，于1664年(康熙三年)春这本取名《天学传概》出版了。没想到，《天学传概》给杨光先提供了反对汤若望和横扫天主教的有力把柄。《天学传概》说，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即犹太国)，其后止齿日繁，散走四方；在中国为伏羲氏，乃中国有人之始，实为如德亚之苗裔。这本书把中国人的祖先伏羲氏和所有的中国人都说成版后，议论纷纭，引起了轩然大波。杨光先指斥《天学传概》是一本妖书，批评许之渐不应为该书立言作序，扩大此书影响，使中国人真相信起自己就是天主教的苗裔，敦促许之渐揭发幕后指使他写序的人，要从许的嘴里直接获取汤若望的罪证。但是许之渐不承认妖书之说，也拒不举揭。
当年七月他再赴礼部，具投《请诛邪教状》，控告汤若望、李祖白、许之渐、利类思、安文思、潘尽孝、许保禄、南怀仁八人，要求以“谋反”、“妖书”两条将汤若望等人“依律正法”。随这份状子同时呈上的物证有《天学传概》一书，《天主图说》三本，《与许之渐书》稿一本，顺治十八年汉字黄历一本，还有教徒们常用的物品十字架、绣袋、宗教小册子、教徒身份证等，杨光先认为这些都是谋反联络的暗号和标记。礼部当天就上报给辅政大臣，辅政大臣很快就断定这是一件国家最重大的要案，以谕旨形式宣布受理状诉，令吏部、礼部会同审理，吸引了京师各个阶层人的关注。
1665年9月2 6日(康熙三年八月初六)审判开庭，坐在审判席上的是吏、礼二部官员和几十名大臣。被传讯的被告有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四名传教士，还有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四名与《天学传概》有关的中国人；他们分成两组，立于大厅当中。每人身后有一名监夫看管。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从列队中走出来，跪在审判官前，汤若望被点的次数最多。此时，他已患中风，肢体偏瘫，起跪不便，不得不由两个仆人扶着。礼部有一官员心生不忍，令人送来一张小桌子，一块地毯，让他坐着回答。第一轮会审，根据杨光先所告，汤若望有“大逆谋反、宣传邪教、制造昝误历书”三大罪，每罪要过十二堂。由主审官宣读状子要点，录取被告口供，每一个要点都先写在纸上，递给被告，令其朗读，自行答辩，由陪审书记录在纸上，呈递给会审官员。汤若望因口舌结塞，讲话不清，委托南怀仁代自己答辩，他们二人彼此以拉丁文或德文交换意见。初审进行了12天，虎头蛇尾结束后，便交给礼部续办。礼部根据被告的三大罪状，逐一详细审问，各被告每天都要到庭候审。又经过12天的审问，还是不能确定教士们犯了什么罪。于是，会审团决定休庭三周。这期间，清廷派人到广东就澳门是否屯聚三万兵马进行了调查，结果纯属子虚乌有。这期间，杨光先又在用金钱进行幕后交易，散发白银有40万两。社会上各种仇教的派别团体、人士都向他捐献财物，单回教徒赠的宝珠就有18颗。这期间，汤若望等人被询问后，仍可回到原来的住处。
11月12日，重新开庭，气氛大变。礼部依据“圣上谕旨”，逮捕汤若望等八人；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许保禄四人皆被戴上刑具，成为囚徒；汤若望、李祖白、许之渐、潘尽孝分别监禁于礼部监牢，每人都有五个狱卒看管。此次审讯进行了六个星期之久，集中审讯汤若望选择荣亲王的殡葬日期和地点，不用正五行而用洪范五行。宣布革除汤若望一切职务头御，移交刑部议处，案子移到刑部后，汤若望与“同案犯”八名被告都戴上了九条锁链的刑枷刑具被送入刑部大狱。这里关押的多是死囚重犯，各种刑具、各种刑罚骇人听闻，被折磨至死的人不计其数，狱卒“吃”犯人的事情司空见惯。只要犯人家中或亲朋好友有力出资，那么犯人就可以少受许多罪。汤若望初入监狱时，还身为一品大官、有俸禄，他尽可以把钱拿出来让家中仆人做好饭菜送入监狱中，还可以给狱卒们分食；这之外，再给他们些小恩小惠，加上教友们常送些实用东西，狱卒们被堵住了嘴，手下也就自然留情多了。可后来，汤若望的官职被革除，一无所有，作为大案要犯从礼部监狱押入刑部大牢，他的囹圄生活，急转直下，每况愈下，九链加身，只待行刑。汤若望在这里也吃尽了苦头，狱中哪里还有人对他加以怜悯。他食不果腹，夜不能寐，瘫痪的肢体难以支撑自己。
1665年1月15日，刑部宣判，汤若望处绞刑。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李祖白各杖一百、驱逐出朝廷，许保禄杖一百后戍边，许之渐削职、黜为平民。但该判决须经三法司复审。就在开始复审的那天，1665年1月1 6日(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按历法推算有日食。辅政大臣事前已谕令钦天监各科做出推算，至期齐赴观象台进行测验。时宪科由南怀仁代表，他是在牢房里进行推算的。日食初亏应在初一下午三点二十六分，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的历法竞赛，无论对汤若望还是对杨光先都至关重要，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这天日方过午，观象台热闹非凡，几乎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聚集到这里，一睹胜负。汤若望被人抬到观象台上，南怀仁紧握着他的手，喃喃对他说：“沙尔，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营救。”汤若望槁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而此刻杨光先的心里则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埋怨老天爷干嘛在这个时候出来凑热闹，便冒然确定了一个与南怀仁略有差别的时间，企图混水摸鱼。这样，回回历的推算较南怀仁早半小时，大统历较之早一刻钟。当日食时刻渐渐临近时，记时仪器晷刻漏壶前的报时官呼报“大统历时刻到!”天空未见痕迹。一刻钟过去，又报“回回历推算时刻到!”依然不见动静。当报到“西洋历法时刻到”时，瞬间太阳便开始昏暗，天空立时呈现出一片夜色，还有闪烁的星星，四面八方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和叫嚷声“天狗吃太阳啦!”当人们惊叹这次日全食的奇景时．又不能不佩服西洋历法的精确。
这个事实给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们出了些难题，既然西洋历法如此精确，为什么制定这个历法的人要被判处死刑？基督是先皇顺治帝屡次褒扬过的，怎么能把它视为危害国家的邪教?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系秉承皇帝旨意，教会中的一切重要事情他确曾一一奏明朝廷，获皇上允准的，怎么又判他犯了大逆谋反之罪呢？他们这样对待一个对国家有功，受先皇恩宠的人，将来康熙皇帝亲政后会不会找他们算账。要知道这位幼主是汤若望一言所定的，从小受着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呵护和影响，而太后又曾以汤若望为“义父"的。他们越想越觉得这个案子办得有点荒唐。但是，办到这个程度，能退回去吗?那不等于在全国百姓面前丢了面子？以后还怎么发号施令？何况，把洋人赶出朝廷，不准基督教流行中国是他们的既定方针。鳌拜心一横，就是错也错到底，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因此，案子得重新开始，因为还有杨光先控告的第三项罪名，即传播舛谬虚妄的天文学这个罪状尚未深究。
1665年2月，这场官司又从头开始了。这次是由威严隆重的御前大会审查西洋天算问题，参加会审的有20名满汉王公，14名满汉大学士，12名满汉尚书，8位八旗都统，以及各内大臣和其他官员，总数不下200人，声势浩大，满汉会萃，举世嘱目。汤若望和南怀仁二人带着锁链，被带至太和殿大殿中，跪于会审团前，杨光先跪于大殿的左面。苏克萨哈宣布会审开始后，礼部尚书走下坐位跪于大殿正中，宣读礼部审讯的记录，宣读完后进行发问辩答。在争辩中，南怀仁总是鼓足精神，借助随身带来的简单仪器，像讲课似地给在座的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们讲解欧洲天算的基本道理；汤若望因为中风，讲话费力，多次疲惫得卧地不起。大多数听众则感到莫明其妙，茫然不知其所云。会审团的成员们没有几个懂科学懂天算的，听不懂，也没法判断是非曲直。首席审判官不多时便离座而去，跟着也有几个代表开了小差，许多人虽端坐在那里，也只当闭目养神，昏昏然几乎进入梦乡。会审进行到此，鳌拜和苏克萨哈认为，必须结束冗长繁杂、谁也听不懂的天算辩论。
第10次御前大审气氛肃杀。汤若望、南怀仁等被告皆身系锁链，手铐脚镣，推跪在殿中。审判官们一个个铁青着脸、眦牙怒目。但是，审判所依据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强权和顽固派的偏见。既查不出传教士武力谋反的确凿证据，更谈不上在理论上驳倒西方的天文历算。然而，杨光先的控告投合了鳌拜等议政王的心理，因而审讯的结果在审讯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终审的结果是，西洋新法有错，“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判决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上述官员之子及汤若望之义子潘尽孝，俱立斩；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及各省传教士，皆廷杖拘禁或流充。废除西洋新法，复用大统历，宣布禁止天主教。宣判后，南怀仁失声痛哭，高呼“冤枉!”他认为这样的审判太不公平了。瘫痪在地、极度虚弱的汤若望却显得十分平静，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对南怀仁说：“我今能在刀刃下殉教，步我主后尘，我感到无上的荣幸。”历时七个月的历法大案就这样结束了，但会审做出的判决还有待皇帝和太皇太后的定夺。
就在判决做出后的第二天，即1665年4月16日(康熙四年三月初二日)上午十一时，京师发生了大地震。当时四辅臣正在慈宁宫向孝庄太后呈递汤若望一案的判决书，忽然一阵地动摇撼起宫殿，由地里发出一阵雷鸣般的隆隆声，陡然刮起强劲大风，沙尘飞扬，遮天蔽日，刹那间，整个皇宫，整个北京都陷入黑暗之中。宫灯摇晃，门窗巨响，劈里啪啦的杯盏器物落地声，直吓得四辅臣面无人色，皇帝、太后、宫女、太监及所有在皇宫的人皆纷纷逃至屋外。京城房屋倒塌无数，古老的城墙也有上百处倒塌，多处地面皆裂成隙口，百姓哭喊着，慌乱外逃。京城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可怕的大地震，仿佛是上天在为这场冤案鸣不平。人们都在议论，此案判决前一天，就有彗星出现在天空；刚判决完，就来了大地震，这是上天用灾变示警了。四辅臣心里不由感到惶悚，预定的宣判取消了。孝庄太后批评鳌拜等人做事不留余地，这样对待先皇的老臣，连上天也震怒了，令他们再做议论。三月初五，因星变地震，皇帝下大赦诏，“冀答天心，爰布宽仁之典”。第二天，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以及许保禄，皆被免罪释放出狱。
关于汤若望及其干连人等应得何罪，下旨御前会议再加详核，分别确议具奏。三月初九日，御前第11次大会审。南怀仁以自由人身份，跟随汤若望，继续做他的代言人，为他辩护。这次会审为汤若望的罪名做了一个解释，宣称他对皇子殡葬时刻地点之事件并未与闻，情有可原，免死罪。但辅政大臣却迟迟不批复。此时地震虽然停止，三月十五日，皇宫又闹起火灾，焚毁房屋40余间。这次太皇太后不得不起来干预汤若望的案子了，她严厉指责辅臣们违反先帝旨意，迫害先皇优礼的大臣，致使上天震怒降灾，要求完全赦免汤若望。四月初三日(5月1 7日)，第12次议政王臣大会审讯拟决。本日得旨，因汤若望致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但念看定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曾经效力，故皆免罪释放。伊等既免，其汤若望义子潘尽孝及杜如预，杨宏量之关连族人也俱免。唯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即斩首；其子孙免死，杖责流徙。
1665年5月18日，汤若望终于无罪释放了，但他担任的钦天监职务被免除了，由杨光先取而代之。而散居在全国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从此不准传教，都被遣送澳门居住。出狱后的汤若望，已是一个74岁的病情日趋严重的老人。1666年8月15日，这位在中国抛洒心血45载的传教士，在他的寓所里溘然长逝了，送殡者500人以上，灵枢葬于利玛窦墓旁，那一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母升天节。
最后，几经周折，在南怀仁等传教士的不断申冤下，康熙皇帝命六部九卿重议汤若望一案，终于在1669年平反昭雪了汤若望冤案。烟汤若望冤案直接导致了清王朝建立后使用了20年的新法《时宪历》被弃而不用，复用《大统历》、《回回历》旧历。这起案件名义上是新旧历法之争，但实质上折射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暗流涌动，攻讦汤若望的杨光先曾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值得当今的人们深思。
[1] 《清史稿》志7，历1。
[2] 魏特《汤若望传》，第一册，第154—155页。
[3] 约翰·默逊编著、庄锡昌等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4] 《明史》卷251“徐光启传修”。
[5] 《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第十五卷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