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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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清海
摘要：基督新教的“天职观”要求信徒以神圣感和使命感来履行上帝所赋予的职责。这一点在“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这个特殊群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先生一生有三大功绩：收回教育权、施行实业教育、海外募捐。但这其中交织着他如何处理自主办学与海外募捐、宗教教育与实业教育、爱国热情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我们理解他的“天职观”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岭南大学，华人校长，天职观，钟荣光
“天职”（calling）一词，源于基督新教教义中的“呼召”或“呼唤”，指的是上帝授予信徒的职分。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这样解释到：“在‘天职’的概念里表达出了所有基督新教教派的中心教义，那就是….经营为神所喜悦的生活的唯一手段….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 。[1]换句话说，在信徒眼中，他们在尘世所从事的职业实际上就是上帝颁发的如何在尘世上生存的命令，是要信徒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拥有的与其角色和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故此，天职观让信徒可以带着神圣感、使命感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从而把自己的职业视为上帝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神圣天职。应该说，天职观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上帝所赋予的，故要尽心尽意去做。但对于“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他们的“天职观”又多了几重含义：一方面他们具有“大学校长”这个公职身份，所以他们要做好大学管理、学科建设、师资引进、校舍扩建以及资金筹款等这些校务、科研和行政的工作，这是最基本的“天职”；另一方面，他们所管理的学校是“基督教大学”，或称“教会大学”，其办学主旨就是要传播基督教福音，培养教会人才，故此宗教教育是第一要务；此外还要兼顾其它实用科目的教育，于是如何处理宗教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这就关系到了一个大学校长在履行“天职”时候如何秉承教会大学的宗旨；最后，作为“基督教大学校长”，有很多人是自身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最大的“天职”就是承担其主耶稣所交托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太28：:19），即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或称宣教）。本文拟以岭南大学首任华人基督徒校长钟荣光先生（1866-1942）为例，探讨其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兴办实业教育以及海外筹款这人生三大功绩中，如何正确处理自主办学与海外筹款，实业教育与宗教教育、爱国主义情感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满地践行自己的“天职观”。
- 一. 钟荣光与基督教
钟荣光（1866-1942）年，原名惺可，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后被誉为 “岭南之父”。1866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与孙中山同龄且同乡，故与孙中山一生交情笃厚。同时他也是我们著名的教育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齐名，享有“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的赞誉。钟荣光自小就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7岁即中秀才，师从于当时的岭南国学名家吴道镕举人，24岁中副榜，在广州开设“大馆”授徒。28岁（1894年）中举人。当时已经在文坛颇有文气，擅长做八股文章，时常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刊物《课艺日新》、《文坛帜》上发表文章。然而，不久，甲午中日海战爆发，中方战败。钟有感于国家内外之忧患，不满时局，且自己报国无门，于是意志消沉。他的老友胡继贤在《我记忆中的钟荣光先生》中说，钟荣光中举后终日花天酒地、放浪形骸，嫖、赌、饮、吹，无所不会，做枪手、收赌规是他的生涯。[2]但1896年，加入孙中山所创立的“兴中会”却的确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从此洗心革面，浪子回头，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履历。有史料描绘他前后期的变化：“鼓吹反清，提倡剪发易 服，解放妇婢，破除迷信，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希图改革风俗，以致改革国家、社会、改革家庭、个人，言论激烈。”[3]还有资料说，他当时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但归信基督后，在教会的帮助下戒除了鸦片。[4]
这是一个典型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常常会让人想起西方基督教的巨擎奥古斯丁的年轻时代，此时的钟荣光似乎就是青年奥古斯丁的翻版。虽然钟荣光并没有奥氏“花园光照”的属灵经历，我们也没有更多资料去了解此时的钟荣光的心理或信仰状况，但是有两个史实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第一，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其成员有一部分人是基督徒，比如孙中山、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区凤墀等，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组织活动中处于领导和骨干的地位。[5]特别是，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会在成立之时，“凡入会者，……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6]，其中的神明就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因为这次香港兴中会最初参加的人，基督徒占大多数，较檀香山的更高。依照这样的说法，钟荣光在不久之后即加入兴中会，而后又跟孙中山等基督徒建立起了一生伟大的“革命友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此时的钟荣光显然已经接触到了基督教，或者开始受基督教的影响。第二，1899年，钟荣光受洗归信基督，深信“耶稣基督乃世之光”，于是，改名荣光，是为世界之光以荣耀基督之意。一个人改名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个名字会伴随他一生，而“荣光”这个名字显然具有特殊的基督教意味，也表明钟荣光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尘世上的目的，也就是他的“天职”，就是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职业：办好教会大学。于是受洗不久，他就入职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习，从此就与岭南大学结缘。
二.钟荣光的三大功绩
从1899年到1942年，钟荣光的下半生都奉献给了岭南大学。纵观他对岭南大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其最大功绩有三点：第一，从美国教会手里收回岭大的教育权，第二全面扩展岭大的学科建设；第三，为岭大全球募捐。
- 收回教育权，淡化学校宗教色彩
首先，我们来看“收回教育自主权”发生的背景。岭南大学是本着基督精神立校的，以宣教为自己的使命。这在建校之初的外国传教士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本来由于教会学校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学权，完全独立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故与中国教育界关系较为疏远，且隐含着某种竞争和对立。然而，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面临不公正待遇，于是国内的局势也开始风云突变。“五四运动”更是民族积怨的大爆发。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与外国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教会学校。民族主义情绪，加上教育主权，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办学校，教育的对象是中国的青年人，但是教育主权却不归属于政府，而且教会学校开展的是宗教教育，蔑视国文教育，培养国人媚外的习性，而且其教育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发展极为迅速，这不简直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吗？就岭南大学的实际情况而言，它在1888年开办前，便先在纽约州注册；及至1917年该校正式升格为大学时，再向纽约大学评议会(Regents)提出申请批准颁授学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学校取得国际上被认可的地位，以方便学生将来出洋升学。但问题是，传教学校的校董会在外国、校长是外国人、学制是外国的，连学校也在外国注册，那它不仅是外国人在华开设的学校，从法理上看简直就是在华的外国学校了。于是，教会大学的最严重的“罪名”就集中在了这三点之上：教育权归属外国势力、宗教教育对青年人的洗脑，灌输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思想。这使得国人普遍深信“基督教由教会而学校，而医院，而青年会，而社会服务团，而童子军，而平民教育，日益遮掩其布教面目，日益深入社会，迷惑无量青年。”[7]而解决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第一条：收回教育权即可。1922年爆发的“非基运动”最终成为了“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形势的发展使得教会学校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收回教育权”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钟荣光有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性。第一，外国捐款会随时中断。自从他刚被聘入岭南大学监督（1917），即在 “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国家忙于战争，使得靠外国捐款才能得以运转的岭南大学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故此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并不发达，不能不借助国外力量办学，但一味依赖，终非长久之计，应把握时机收回自办。”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他能直接体会到国人“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实质，而且也深深感受到这种情绪对教会学校的冲击和压力。故他提出教育有收回自办的必要，并认为，与其说是“收归中国人自办”，到不如说是“承担教育的责任”。[8]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意识到，收回教育权乃是大势所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顺应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且，他的这一主张也成为他海外募捐之所以成功的一大“法宝”。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海外筹款时，为什么反复提到“兴办学校，实为现在救乡救国之事”，“岭南为中西合办，但靠人终非久计，应当尽量发达，以得将来接收华人自办。”以及，“中国教育何以免外人管辖？外国政府及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如与国际条约无背，不容易收归吾人自办，吾政府但按教育部章取缔之足矣”。[9]他的这些主张顺应了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了其爱国热情。而且，他对于收回教育权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路，认为，应该分三个阶段进行：“其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国人参与校务；第二期，国人应担负一定管理职责，筹措一部分经费；第三期，主权收归国人。”[10]而且，对收回岭南学校的具体步骤，他认为，收回岭南之第一步，即今岭南农科大学，再进而收回岭南之教育科、商科，更进而收回岭南全校。功夫不负有心人。1926年，岭南大学终于从美国纽约董事局手中收回中国人自办，也是第一个从外国教会中“收回教育权”的教会大学。1927年，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岭南大学校董会正式成立，选举钟荣光为校长。3月，校董会遵照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呈请广东省教育厅转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核实，随后成功立案。[11]
然而，岭南大学虽然收回了教育权，但是钟荣光却要面对诸多的问题：其一，是教会接下来的办学宗旨是不是要改变。钟荣光是基督徒，他改名字为“荣光”也显示出了他的信仰的虔诚度，有资料表明他经常读经，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向基督祈祷”[12]。然而，岭南大学建校之初就是要传播基督福音，培养教会人才。但现在收回了教育权，自己当了校长，这个宗旨是不是就要改变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美国传教士香雅各的“矛盾”正反映出了这一点。香雅各是美国传教士兼岭南第二任校董香便文（Benjamin Henry）的儿子，先后在广东培英学校和广州协和神学院教书近10年，精通汉语和广东话，善于国人交往。后来与1919年进入岭南大学，先任执行秘书，不久就升任副校长。在收回教育权之前，学校的管理实权，其实一直操纵在美国人香雅各手里。[13]所以，钟荣光与香雅各之间素有摩擦。根据黄素莲女士的回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扩办农学院、聘请教授等诸多方面，“总之，他是处处作梗，使钟荣光的主张不能实现。钟荣光本来已尽最大容忍，但遭受香的阻挠太多，有时回到家里，也流露出做岭大校长徒有其名而无实权的感慨。”[14] 而根据后来岭大校长陈序经的说法，“钟荣光和美国人之间早就有矛盾，有磨擦，一九二六年收回教育权以后，钟荣光当了岭南的校长，磨擦进一步表面化了。最尖锐的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而且，“钟荣光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矛盾是：香雅各性格粗暴，他是在广州出生的，广州话说得很好，他背着钟荣光讲到钟夫人钟芬庭，甚至用广州俚语骂她。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间，我在耶鲁大学时，那段期间和香雅各见过几次面，谈过岭南的事情。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香雅各根本不懂得办教育，他甚至连美国教育也并不了解。如果说他脑子里有什么办大学的计划，是一个教育家，这是对他估计过高了。”[15] 钟荣光和香雅各之间的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学校管理实权，但更深层次说，是二人的办学理念的冲突。香作为美国传教士，秉承其父亲的遗愿，仍然要坚持传教为宗旨，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钟则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学校的办学方向应该转向实用为主，故他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最终现实战胜理想，在1927年收回教育权之后，香雅各明确表示他支持岭大由国人自办。“他说: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是中国决定对自己境内的学校加以管理。他表示将尽力使岭南向中国政府注册，而且随时准备辞去校长职务以便使中国人能担任此职。”[16]虽然，我们没有资料表明香雅各是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主动或被迫说的这些话，但此时钟荣光当上了校长，具有学校管理实权，于是他可以直接了当地说：我是校长，我说了算。于是，在钟的倡导下，岭大的宗教色彩逐步淡化，而转向了实业教育。
- 兴办实业教育，兼顾宗教教育
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个背景，那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私立学校校规》。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要求“私立学校须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或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那么，作为一个宗教色彩鲜明的学校，如果仍然旗帜鲜明地说自己的办学宗旨就是为了宣扬基督精神，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钟荣光作为教育家和管理者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了：他一方面积极宣传岭大办学要学以致用，以实用为主，尽量淡化人们对岭大“宗教”精神的排斥感，另一方面是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尽可能地保存岭大所秉承的宗教精神。于是他的办学目的自然就是实用为主、宗教为辅了：“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17]而他在就任新校董会兼校长时候讲到“接收后之方针：（一）最低限度要维持现在之成绩；（二）保存基督教牺牲服务精神；（三）一切科学注重实用；（四）实行学生工读制度；（五）施行农村教育，以加慧农民。”钟做出这样讲话，应该说是应对当时时局最佳的方案，正如他在同样的讲稿中所指出的“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本国政府教育法令；（二）顺应中国民族运动潮流” [18]
在当时的时局之下，钟荣光审时度势，坚持推行实业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学以致用，服务于社会。故此他先后开设了农学院、工学院和医院学，的确为岭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是根本，民以食为天。但是，中国农业技术却远远落后，人才奇缺。加上战争、内乱等各种因素，粮食尚不够国人自食其用。故他决心设立岭南农科大学，以培养农业人才。早在1916年，他当副校长期间，他就力主开设农业部，后来又购地开设农牧科，随后1920年又正式成立了农学院。1921年，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成立岭南农科大学。这是中国南方第一所培养高级农业科技专门人才的学校。其次，他创立了工学院。钟荣光在这件事上走了“上层”路线。凭着跟孙中山的良好关系，他直接找到了时任铁道部长的孙科，并通过其搞到了一大笔款筹办工学院。[19]工学院最初仅有一个土木系，学生仅有几个人，但后来逐步发展起来，并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校，由宋庆龄担任上海岭南分校校董。工学院所聘师资均为当时交通界名宿，所设科目也以电工、热力、桥梁等实用科目为主。学生虽不多，但毕业后即被重用。[20]之后，钟荣光又创办了医学院。1930年，岭南大学接收了长堤外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院，为纪念孙中山，他积极筹办了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1935年，这个计划终于实现，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批准建院。从此，这样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岭南大学终于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但是，钟荣光毕竟还是一个基督徒。根据基督教教义，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神益人。如果说，办实业教育是为了“益人”的话，那么，如何才能“荣神”呢？这就涉及到他对岭南大学宗教教育的定位了。他深知宗教教育是岭大的灵魂。而且，他也明白，基督教之所以会造成国人的排斥，不是基督教的错，而是对不平等条约条约造成的。他在1926年6月刚从国外回来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来：“实非因基督教，而因西人夹不平等条约而来。”
有资料记载，钟荣光曾经教育学生说：“正是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是注重精神灵魂的生长，苟失此种精神，便不单是灵魂不得救，不能做大事，就算是个人的生活，也不能解决，尚还说到救国，救世界去吗？” [21]但当时国民政府禁止在私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的政策出台后，于是他采取了“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的办学措施。一方面，他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事实上，在他当岭大监察（副校长）时，他就做出这一主张，学校里既有基督徒牧师，也有天主教神父。不强求教师、学生入基督教，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也是不信教的，与一般的教会学校不同。他还采取了类似于“天下大同”的政策。比如，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他曾经说过：“凡所有宗教大旨，不外爱与真而已。”“凡是圆颅方趾，都是天父儿女，亦即天下一家的大同主义。”他曾撰写对联说：“孔佛耶回，有教无类；亚欧非美，天下一家。”他提出的岭南校训：“今之学者为人。”亦与基督教的“非以役人，乃役与人”相类通。[22] 而且对于教职员工的聘任，他也坚持“兼容并包”的政策。他说“本大学是基督教的、国际的，已如上述，故乐意接受外国教育与学术团体之热诚扶助，英之伦敦会，循道会，美之长老会，同寅会，现均资送有教授或医师为其代表，长年驻校，担任义务。日本去年曾一度派茂雄博士来校演讲数星期，此外，无论何国人士，凡抱世界学才之宏愿，认本大学可与合作者均所欢迎。”[23] 另一方面，他又尽可能地在自己的能力和权限（包括晚年声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做一些基督徒应尽的责任。这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他在进入岭南大学不久，（即1902年）创立了基督教“谈道会”，1905年改名为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并且担任会长。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分支，其主要宗旨是在学生中传播基督教福音。第二，他在主政岭大之后，曾经力主与广州协和神学校的合并工作。广东基督教高等协和神道学院（即现在的广州协和神学院），成立于1913年。其最初规模很小，发展很受障碍。由于岭南大学和协和神学校都与美国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岭大的监督香雅各曾经任教与协和，而协和校长龚约翰夫妇也曾经是岭大教授。故此，1918年两校曾经签订了合作协议，互认课程和成绩，学生可以互选课程。后来到1929年，协和神学迁出原校址白鹤洞，并入岭南大学校园内，作为“岭南大学之一院”，但保留其独立的组织、财政和行政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之后。）1926年国民政府立案禁止学校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协和神学院实际上已经没有权利在教育部登记注册，而1929年以低调的姿态并入岭大之后，却可以得以继续进行其神学教育。可以说，岭大为其撑起了一个“保护伞”，而这其中显然钟荣光功不可没。第三，在钟荣光晚年，曾经力主把把梁发墓迁回到岭南校园里面，而且生前曾有遗愿，要求死后葬于梁发坟墓之旁，与之结伴为邻。陈序经校长在《有关钟荣光校长的几点回忆》曾经说到：“他对宗教很重视则是事实，他主张和神学院合作，甚至把梁发墓迁到岭南校园里面，想使岭南变成“基督教圣地”，以岭南来号召基督教人士。他这些做法，是否想使岭南成为宣传基督教的大本营，这一点还难作出判断。” [24] 钟为何如此尊重梁发？很显然与梁发的身份有关：他是近代新教第一位牧师。敬重这样一位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巨擎”，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钟荣光内心深处的宗教情结。
- 海外筹款：爱国与自律
然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扩展校舍，还是开展教务活动，没有资金，寸步难行。钟荣光之所以被称为“岭大之父”，并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性的称呼，而是实实在在为岭大在各个时期的筹款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1888年到1904年，岭大建校之初，哈巴、香便文和尹士嘉等传教士主要从美国母会那里筹款，虽然数额并不是太大，但那时候学校规模小，学生少等，而教职员工的薪资也较少，甚至有义务性的教师，故花费开支并不是太大，“入大于出”。所以，“学校早期的筹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仍能以最初筹集的款项应付学校初创时期各项常费支出。”[25] 但1904——1927年，这时候是学校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校舍、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实验设备等都需要巨额资金。而这段时期正是一战前后，加上五四运动、非基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等社会活动的影响，外国的资助常常入不敷出，学校多次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时势造英雄，这时候就显示出钟荣光卓越的交际和劝捐能力。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岭大如果要脱离与外国教会的联系，走国人自办的道路，那么，在经济上就不能受制于他人。故此，他在1909年，1914年，1917年，1924-1926年等多次赴海外募捐筹款，足迹遍布全球。但他主要的筹款对象不是外国教会或宗教机构，而是华侨聚居的地方。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措施是极为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根据当时国弱受欺的时局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钟荣光打出了“爱国主义”这张王牌，极大地迎合了海外华侨心系中国的情感；第二，他在各地成立的“岭南共进会”（包括前身“岭南学校共进会”），作为常设的募捐机构，采取灵活多变的募捐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第三，岭南大学开办华侨子弟学校，动员华侨遣送子弟回国升学，同时鼓励侨生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也为学校赢得了捐款。第四，更为打动华侨人心的是，他采取了认捐留名的纪念制度，也就是说，只要捐出一定数额的资金，那么，将来建起来的教学楼或实验楼宿舍楼就可以以捐款人命名、或者镶玉照，立铜像等。这也完全迎合了海外华侨叶落归根、“青史留名”的情感。
钟荣光一生虽然募捐数额过千万，但他自身却牢记《圣经》“人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玛门（钱财）”的原则，所以，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生活简朴，从多位好友的回忆录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他们对钟荣光个人魅力的敬仰： “钟先生才智过人，资格最深，办学成绩斐然！但只名闻于乡，不闻于国，殆亦只求集中，不事他骛之故。”[26]（孙科，孙中山之子）“钟师为人师表，事事以身作则，大的不用说了，就算邮票纸张文具等，也从不挪作私用，为岭南大学办公人员作出廉洁自爱，公私分明的好榜样。”[27]（廖奉灵）“钟荣光对于岭南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岭南的声誉、影响，在“岭南人”中，不是任何人能取而代之的。”[28]（陈序经） 这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为基督做光做盐的品格。
三、评价
钟荣光有多重身份，首先他是一个基督徒，任教于一所基督教大学，故他深明白教会大学的最高宗旨就是要传播基督福音；其次他是一个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校的教务、行政和校务的管理，而这一切需要不断地海外劝捐；第三他是一个中国人，深谙社会时局和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第四，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深深明白中国历史的变革期中国民族实际上的需求。故他的“天职观”就是在中国风起云涌，民族情绪持续高涨，各种革命、运动频发的时期，如何以敏锐的眼光，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好作为校长的个人公职身份与作为基督徒的个人信仰身份之间的关系，在自己的职责、权限和能力的范围内，既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民心所向，又能坚持自己的宗教立场。故在他一生的三大功绩中，他能较好地处理好自主办学与海外募捐、宗教教育与实业教育、爱国热情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作为一个教会大学校长的身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身份和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公民身份三者的统一。
钟荣光有过很多日记和书稿，但由于战争年月不幸遗失。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一副自勉联：“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错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众徒，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我们认为，这幅对联既是钟荣光先生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和总结，也是我们这些后人对其敬佩和爱戴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56合辑，24,30,52辑等，广州人民出版社。
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钟荣光：《以基督教精神应对社会环境》[J]，《岭大青年》，第八十卷，第二十七期。
钟荣光，《在美芝城青年会演说词》[J]，《南大与华侨》第二卷，第一号。《致少年报主笔书》，《南大与华侨》第二卷，第三号。
钟荣光，《信道自述》[J]，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华续行委办会，1921.11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J]，岭南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27年。
蒋超，《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暨南大学，2010。
徐天舒，《岭南大学经费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5。
岭南大学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第四版）[M]，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印行，2003年11月。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M]，载于《革命逸史》第四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 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The Chinese Principal’s View of Call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Christianity
——A Case Study of Lingnan University and its Principal ZHONG Rongguang
SUN Qinghai
Abstract: The View of Calling in Christian protestant requires its disciples to fulfill his job with sense of holiness and mission. This is deeply reflected in a particular group—— Chinese principal of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ZHONG Rongguang, the first Chinese Principal of Lingnan University, boasts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is whole life: namely, taking over the rights of education, carrying out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raising funds aboard. These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were interwoven with how he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nning school independently and raising funds aboard,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education , patriotism and individual faith. And all these relationships is the key for us to understand his view of calling .
Key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Chinese principal； view of calling；ZHONG Rongguang
[1]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54页。
[2] 李志光，《爱国教育家——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见周肇基，倪根金主编，《农业历史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433页。
[3] 韦景星，《钟荣光校长简史》，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2000-2001. 参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网站http://www.lingnan.net/lnrj/lnsh/lrxz/zhong2.htm。
[4] 郑翰君，张惠萍，《钟荣光与岭南大学的华侨募捐活动》，载于《兰台世界》，2012年12月。
[5] 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载于《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220页。
[6]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载于《革命逸史》第四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第9页。
[7] 〈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三十年来基督教思潮》，广东省档案馆，档号：92/1/238。
[8] 曾昭森，《岭南大学钟荣光先生行传》，岭南大学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第四版），2003年11月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印行。
[9] 钟荣光，《在美芝城青年会演说词》，《南大与华侨》第二卷，第一号。《致少年报主笔书》，《南大与华侨》第二卷，第三号。
[10]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岭南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27年，第7页。
[11] 对于这一部分历史的梳理，可以参见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2]黄素莲，《钟荣光在岭大的点滴》，载于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7辑·文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13] 同上。
[14] 同上。
[15]陈序经，《有关钟荣光校长的几点回忆》，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珠江艺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6]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岭南大学校长·香雅各博士》， 2000-2001. 参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网站http://www.lingnan.net/lnrj/lnsh/lrxz/xiang.htm
[17]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计划》，广州岭南大学出版委员会1928年版，第23页。
[18] 《在岭南大学新旧校董交接典礼上的演说词》，《南大与华侨》第六卷，第一号。
[19] 冯秉铨，《关于岭南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回忆》，载于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 1963.
[20] 蒋超，《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暨南大学，2010.
[21]钟荣光：《以基督教精神应对社会环境》，《岭大青年》，第八十卷，第二十七期。1930.5.26.
[22]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第52辑，羊城杏坛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00页。
[23]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四五六辑合刊》，广东省中山市政协文史组，1984.第328页。
[24]陈序经，《有关钟荣光校长的几点回忆》，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珠江艺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25] 徐天舒，《岭南大学经费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5。
[26] 岭南大学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第四版），2003年11月，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印行。
[27]廖奉灵 ，《回忆钟荣光校长》，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1.12.
[28]陈序经，《有关钟荣光校长的几点回忆》，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珠江艺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