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健 ：艰难的开端：李朝末期朝鲜半岛的医疗传教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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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健

摘要：在朝鲜李朝晚期，基督教进入朝鲜半岛传教，为了展开传教，基督教采取了多种形式。本文主要考察了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医疗传教事业的开端。首先，最初进入朝鲜半岛的传教士并没有主动选择传教，而是通过与上层的交往获得信任，然后铺展开始医疗传教事业，而历史也为传教士提供了机遇，一次政变、一场战争为医疗传教提供了舞台。在展开医疗传教之后，大量的医疗传教士涌入了美国，其中女性医疗传教士在医疗传教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很好了打破了东方社会中男女隔阂的界限。但是在传教的过程中，这些来自异国的传教士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短暂的生命。这些艰苦卓绝的付出，取得了朝鲜人民的信任，终于为基督教在近代朝鲜的顺利传教打来了局面。

关键词：基督教  医疗传教 朝鲜

1895年2月，在中国出版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刊登了一则讣告，在朝鲜北方工作了三年的传教士William James Hall医生于1894年11月24日因病去世的消息，对他的评价谓“无比忠诚、无限大爱、极度仁慈”，并称Hall医生是“医疗传教士打开朝鲜北部地区的先驱者，希望上帝能够派遣更多像Hall这样的传教士。”[1]事实上《教务杂志》自从Hall医生进入朝鲜半岛之后，始终都关注他的活动，在1892—1894年间，5次在《教务杂志》中报道了Hall医生的医疗活动，为什么在中国的《教务杂志》对在朝鲜的一个医生如此关注呢？这背后涉及到了近代以来基督教在朝鲜半岛传教的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即医疗传教事业在朝鲜近代的发展。[2]

基督教进入朝鲜半岛有着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长期奉行锁国政策，使得朝鲜与中国的交往几乎为其异质文化输入唯一渠道。在天主教进入朝鲜半岛后，发生过系列教案，尤其以“辛亥教难”较为出名，天主教的传播则显得举步维艰，[3]因此西方外来宗教在传统的朝鲜民众尤其是士人阶层来看，无异于洪水猛兽，所以初期的入朝基督教传教士抵朝后没有立即开展传教活动，而是首先从朝鲜社会急需的医疗事业和教育事业入手，[4]通过从事此方面的工作，来赢得朝鲜官方和社会对基督教的认同，从而为直接的基督教传教事业铺平道路。尤其是医疗事业由于效果的明显，更为传教之需的首要之举。初期的教育相对医疗而言最初的效果明显不足，“初期的教会学校很难说对教育做出多少有益的贡献，它存的意义也主要在于：通过创办学校，传教上可以接触韩人，了解韩人，消除人们内心深处因台的排外和敌视情绪，为公开传教铺平道路。”[5]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将放在传教士的医疗事业上，另外近年来医学史的研究逐渐彰显，美国学者约翰·伯纳姆认为：“医学史中所发生的事情果然影响深远，无论是从社会政策、从经济还是从深受医疗保健影响的个人生活来说。”[6] 由此看来，就不难理解《教务杂志》对Hall医生持续不断的关注。

一、高宗的态度：医疗传教的契机

William James Hall医生并不是第一个进入朝鲜半岛的医疗传教士，第一位进入朝鲜半岛的医疗传教士是安连(Horace H. Allen)。由于借鉴了天主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遭遇，西方基督教向朝鲜派遣传教士时，在方法上和技巧上要灵活得多。首先他们没有直接派遣传教士，而是赴汉城征求朝鲜高宗的意见，在1884年6月下旬，在日本的美国北监理会传教士麦克莱到汉城向国王递交信函，请求允许派遣传教士，但高宗未置可否。所以在1884年9月，在上海、南京工作一年之久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安连受差会派遣来到朝鲜，其身份是美国使馆的医生，并没有公开他传教士身份。

在安连进入朝鲜之前，西方对朝鲜半岛的医疗事业事实上并不认可，虽然“其实直到19世纪中期，在世界各国的西方西学传教士并非如想象中那样蔑视其他医药体系。医药传教士要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建立医疗基地的原因除了为传教及展示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外，同时也是为了向不同的医药体系学习。”[7]但与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而言，似乎在韩国并不存在一个“平视等之”的过程。[8]《纽约时报》在1883年1月14日的报道时对韩医的态度比较明确，虽有韩医曾医治过法国传教士费奥雷(M.Ferreol)的治病，但是韩医对西方人而言还是不可理解的“用各种虫子、多种动物的身体部分搀和着许多矿物以及蔬菜在一起”开出各种古怪保密的方子，“欧洲人对食物、习惯和禀性的广泛差异的科学分类对他们影响甚少”，是很困难来理解这些古老的方子，因此“西方医生对此评价很低。”[9]一种专业上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根据西方人的观察，对东亚三国的卫生比较状况而言，朝鲜无疑是三国中最差的。[10]安连刚到朝鲜的时候，就对朝鲜百姓将垃圾堆在门的右边，导致垃圾发酵的做法很是厌恶。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还这样提及：

“这个国家的民众很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但我还是很吃惊，在离他们卧室只有不到八英尺的地方，他们能够忍受和呼吸这种有毒的气体，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可能会有六至八人挤在里面，睡在加热了的地板上面。”[11]

根据其后进入朝鲜的Oliver R. Avison医生推断，在朝鲜的疾病主要来源于民众们污秽的生活习惯、清洁的缺乏、劣质的食物以及狭小拥挤的居住房间。

安连的最初工作并没有什么进展。在此阶段，基督教传教士的医疗活动的展开受到了两件政治事件的影响，一是朝鲜的“甲申政变”，[12]二是中日爆发的甲午战争。“甲申政变”后为闵泳翊的治疗工作为了西方医疗传教士的立足打开了窗口；而甲午战争无疑给朝鲜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破坏，战后导致霍乱瘟疫流行，这为医疗传教士活动大范围铺陈起来奠定了基础。

安连(Horace H. Allen)抵达朝鲜三个月后，他的事业遇到了转机。朝鲜开化派发动了甲申政变，他被引荐救治了受伤的闵妃侄子闵泳翊及其他官员和士兵，其高超的西医技术赢得了朝野的称赞，不久被国王任命为宫廷医生。第二年春天，为了方便差会工作，也为了方便救治病人，他向高宗提出建立西式医院的请求，得到了高宗的允可。此际由于朝鲜本国医疗体制的落后，在李朝末期胜任的本土医生的数量已经严重不足，这事实上也给了安连开办医院的一个机会。[13]1885年2月29日，由高宗命名的“广惠院”(后来又改名为“济众院”)正式开放，医院的设备、建筑、费用由官方赞助，安连负责主持工作。

由于人手的严重不足，1885年5月，美国北监理会传教士施兰敦(William B. Scranton)到朝鲜，受安连的邀请，到济众院工作。1885年6月21日，美北长老会医生蕙论(John W. Heron)到来后，施兰敦退出医院转为自己的差会开展工作，9月，施兰敦在自己的住房内诊治病人，第二年6月将其改造成西式医院，这所医院名为施病院（Si Pyǒngywǒn）。鉴于东方传统的“男女有别”， 1886年，北长老会派艾勒斯(Annie J. Ellers)小姐到汉城，艾勒斯是一位护士，负责医院的妇科工作，该医院为Chejung Hospital（或Universal Helpfulness Hospital），最初附属于广惠院，艾勒斯在广惠院中建立了最初的妇科。在1887年，医治好超过10000名妇女。1888年，霍顿(Lillias S. Horton)医生接替她负责妇科工作，她与王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成为闵妃的御医。

新教传教士的态度也赢得了高宗的完全信任。初期传教士非常认真说明基督教并非反民族的、反国家的、反社会的势力。传教士为了说明基督教的立场，很努力接近于国王与王室贵族以及高官。如甲申政变发生当时，安连治疗好了闵泳翊；日本毒死闵妃之时，为了保护高宗的安全，传教士轮流担任检查饮食下毒是否。这些传教士的态度获得王室以及高宗的肯定，也证明他们的立场，和之前的天主教是不同的，他们是不会内外勾结的。在高宗被日本强制退位之后，高宗于1908-1919年间生活于贞洞俄国公使管附近的寿昌宫。高宗拆了附近的法、俄公馆，“对感觉亲近传教士元杜尤给予皇室财产，让其居于此处。”附近的唯一民居也是“供监理教女性馆的修女居住。”[14]朝鲜高宗的态度无疑为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打来了方便之门。韩国学者Choi Myung Keun认为在近代韩国的传教士的医疗传教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医疗传教士的治病过程，此有助于朝鲜社会环境的净化，同时有利于在朝鲜传教。”[15]

二、女传教士的加入：蓬勃的发展

在安连等传教士打开医疗传教的局面之后，女医疗传教士们则不断进入了朝鲜半岛，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东方社会的性别禁忌则为女传教士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世纪之交时，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前往海外传教，追随她们更为勇敢的前辈，成为美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新一代女性。”[16]此时就中国而言“早在1890年，女传教士已占来华传教士的60%，成为美国影响中国宗教传播运动的突出力量。” [17]这些不仅仅来自美国的女医疗传教士们开拓出了新的局面。

1887年10月监理会女传教部派遣的霍华德(Meta Howard)女医生到汉城建立了女子医院，名为保救女馆（Poku Yokwan），^[18]另一个名字为“保护救助妇女之家”（House for Protecting and Saving Women）。在霍华德医生因为身体原因归国后，Rosetta Sherwood接替了霍华德小姐的位置，她们在三年内一共治疗了5500贫穷的妇女。与此同时，监理会将他们的医疗工作扩展到仁川、平壤、元山和全州等城市。在1889年至1893年间，William McGill医生、W.J. Hall、J.B. Busteed和Mary Cutler，以及负责护士培训的Mill E.A. Lewis都加入了监理会的医疗团队。[19]

美北长老会则于1891年12月由布朗(Hugh M. Brown)夫妇在釜山建立了第一个诊所，此后艾林(C.H. Irvin)夫妇接替他们的工作，并建立了名为Mary Collins Whiting Dispensary的诊所做医疗工作。1895年，禹越时(James H. Wells)到平壤，一年时间为4000人看病，第二年建立了一个小诊所。[20]作为最先到朝鲜的两个不同差会，它们的工作重点也有所不同，“长老会的济众院主要在医院内工作,同时培养朝鲜学生；而监理会医院主要面向下层群体，并在医院外施诊”。[21]

作为一名长老会传教士Martha Huntley女士这样详尽的描述到：

“在1893年的汉城，Chang-Dong有施兰敦医生的医院；McGil的医院在Sang Dong;圣公会的I. Wiles医生1892年修建的国立医院Hospital of Saint Matthew则在Maktong, 地处汉城的南面。1891年至1894年长老会的Hugh和Fanny Brown医生在釜山，接替他们的是艾林(C.H. Irvin)医生。在1890年代监理会和长老会在平壤开了一些小型的医院。北监理会有医生在元山，南监理会于1899年在松岛开设了诊疗所。北长老会的W.O. Johnson医生于1897年在大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南长老会的Damer Drew医生在群山、Mattle Ingold在全州、C.C. Owen医生在光州也开始了各自的工作。”[22]

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早期，是基督教在朝鲜半岛医疗效果最明显的时代，长老会、监理会以及后来加入的英国圣公会的医疗项目遍及了整个朝鲜半岛。“不论如何，透过教会医院这个纽带，基督教不仅与本地的广大乡村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本地区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官员开始进行交往。”[23]在朝鲜的医疗传教士无疑也是符合此论断。

通过与西医的对比之后，朝鲜民众意识到了朝鲜传统医术的局限性，他们开始转向外国的医生。以致在1895年监理教的Busteed医生断言到：“本土的医药将被限制在一些药店的时刻快要到来了。朝鲜民众越受启蒙，就越会意识到国外医学的优越性，他们将会比我们已经做了的或者甚至将来要做的更好的运用到他们的国家中。”[24]

这些进入朝鲜半岛的女传教士们为医疗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上由于受传统儒家的影响，在朝鲜西方传教士想要接触妇女并对她们传教比男性而言明显要困难很多。像施兰敦女士（Mrs. Scranton）原本抱有了向朝鲜人民传播福音的强烈意图，但是她却发现接触接触朝鲜妇女比较困难，无论何时，只要她上街，朝鲜妇女见到她立刻关上门，孩子们则是在竭力尖叫。此外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双方交流困难，施兰敦（Scranton）女士想学韩语，但韩语又是相当困难，传教士难以和妇女们面对面的进行讲道。“看起来通过医疗服务的方法似乎更加有效。况且相对男性而言，传教士的妇女传教活动必须依靠朝鲜的女性传教员，但是她们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几乎不能理解教义。这种传教方式使得妇女的信仰与男性的信仰则有所区别。”[25] 这使得通过医疗在朝鲜妇女打开传教的大门显得有为重要。在发现开办妇幼医院的必要性后，施兰敦则立即写信给监理会要求派遣一名女医生来朝鲜，监理会答应了此要求。

前文提及的艾勒斯(Annie J. Ellers)小姐，作为一名护士，她把朝鲜的几名孤女带回了她自己的家中，并抚育她们。通过治病，而那些女病人们也会去拜访蕙论的夫人，表达她们对基督教的兴趣。在1888年的时候，第一批的几名朝鲜妇女被长老会传教士受洗。霍顿(Lillias S. Horton)女医生在1889年嫁给了元杜尤，同年他们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旅行，他们一直北上至鸭绿江，沿途他们给朝鲜妇女们散发医药和基督教小册子。

根据1896年元杜尤夫人递交给美北长老会关于妇女传教士的报告中显示，至1896年，被北长老会派来的单身或者结婚的女传教士共计有16名，其中大部分是女医生或者护士。从1889年起，澳大利亚长老会派到朝鲜的有四名未结婚的女士，元杜尤妇人列出了她们的名字，分别是Davis小姐、Perry小姐、Moore小姐和Menzies小姐。美南长老会也从1891年起的5年间也派出了6名女传教士赴朝鲜。在这期间，根据美监理会的报告，至1895年，共有15名监理会的女传教士在朝鲜，其中8人结婚，7人单身。[26]除了上述的教派外，在1890年代，加拿大差会、英国圣公会、澳大利亚长老会也都展开了在朝鲜的传教活动，并派出了各自的女传教士，这些女传教士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朝鲜妇女的教育和医疗上。其中美监理会尤其重视对朝鲜妇女的工作，使得有学者认为正是对妇女工作的过分重视，使得监理会的传教效果不如美北长老会。

至1884年到1910年，西方新教差会累计往朝鲜半岛派遣的医疗传教士有82人，护士33人，药剂师2人，各差会派遣人数详见表1：[27]

欧美各差会遣医疗传教士一览表（1884-1910）

在此期间传教士们在朝鲜半岛建立医院遍及朝鲜的主要城市，主要医院如下（不包括家庭诊所）：

汉城1885年，广惠院(济众院)；第一病院(南大门 尚洞病院)；1887年，保救女 馆(东大门 人病院)；1891年，圣마태오病院；1892年，圣베드루病院； 1894年，私立济众院(세브란스病院)。

仁 川（济物浦）： 1890年，圣누가病院；

平 壤：1892年，监理敎病院(联合基督病院)；1895年，记笏纪念病院(联合基督病院)； 广惠女院；1896年，Ladd 纪念病院(联合基督病院)；

釜 山： 1892年，Jukin纪念病院；1897年，癞患者收容所；1910年，癞患者收容所(相爱园)；

元 山： 1896年，救世病院；

全 州：1897年，妇人患者診疗所(예수病院)；

大 邱： 1899年，济众院(东山基督病院)；

开 城： 1901年，南星病院

宣 川： 1901年，美东病院

城 津： 1902年， 济东病院

晋 州：1904年;，배돈纪念病院

清 州： 1905年，苏民病院

光 州：1906年，济众院(基督病院)

载 宁：1906年，广济院

咸 兴：1908年，广惠病院

顺 安：1908年，安息敎顺安病院

安 东：1909年，圣苏病院

江 界：1909年，桂礼智病院

丽 水：1909年，光州癞病院(丽水爱养院, 丽水爱养再活医院)

海 州：1910年，救世病院。[28]

福柯（Michel Foucault）以他对18和19世纪欧洲人关于疾病、精神病、犯罪、性欲放面的大量研究。福柯不认为启蒙运动的合理性巩固了现代科学的新发现，相反，他看到了产生“真理的游戏”的认识论的突破口，根据这一概念人性得以重新定义。“福柯没有把19世纪的生物学、心理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看作是产生自由解放和进步的知识体系，相反他认为这些科学带来了产生自由解放和进步的知识体系，带来了根植于法律、教育和政治的社会学科的新形式——这些学科的强大力量在于它不仅能够监督社会，而且能够塑造个人心灵的主动能动性。” [29]

胡卫清教授在评价教会医院的传教效果时说“作为基督教的福音辅助机构，教会医院凭借其技术和体制的优势，很快扎根于本土，在一片广大的地域之内，迅速地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福音传播网络。这既表明基督教对本土社会有着很强的适应性，也说明本土社会尤其是相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对外来事物有着极强的容纳能力。”[30]新教传教士医疗事业的进展为传教活动奠定了有力了基石，同时通过西方医学知识的展示，也使得朝鲜民众开始破除了对西方科学的偏见。

三、沉痛的代价与巨大的成效：以Hall医生一家为例

由于此阶段朝鲜境内恶劣的卫生状况和动态的时局，使得这些传教士的工作异常繁忙，工作压力较大，一些传教士们本人就面临了严重健康问题，尤其是美北监理会的传教士由于面对最普通的朝鲜大众，情况尤为明显。“很大比例的医疗传教士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离开朝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返回美国之后很快就去世了。”[31]如William James Hall、Busteed和Harry Sherman都在盛年去世。也是因为健康问题，施兰顿从差会辞职；McGill在休假之后也未返回朝鲜。而被派遣到朝鲜的女医生状况更为严峻，期间共有5名女医生来到朝鲜，他们分别是霍华德(Meta Howard)、Rosetta Sherwood、Mary Cutler、Lillian Harris和Emma Ernsberger，其中三人在尚未结婚就已经去世，如保救女馆的创见者霍华德(Meta Howard)小姐和Lillian Harris在任命来朝鲜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像朝鲜的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的女医生Esther Kim Park，在返回朝鲜工作仅是十年时间也就去世了。

在这些为传教事业以及朝鲜医疗救助而匆匆去世的传教士中有一个必须提及，即在本文开端初提及的William James Hall医生以及他的妻子Hall夫人。William James Hall于1860年生于加拿大，1874年加入监理会。他于1889年在纽约的Bellevue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获得医学学位，在纽约的Rossevelt Street Medical Mission工作了两年之后。1891年9月，他被监理会派往了朝鲜，12月达到朝鲜。次年3月他和G. H. Jones展开了他对朝鲜北部地区第一次行程之旅。回去之后，他们向监理会表明了在平壤开教的必要性。这一年的6月William James Hall和前文提及到了Rosetta Sherwood小姐结为伉俪，Rosetta Sherwood毕业于费城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in Philadelphia），她作为负责妇女工作的医疗传教士比Hall医生先一年多达到朝鲜，在嫁给Hall医生后，她也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朝鲜北部，尤其是平壤。

1892年夏天Hall医生被委派到平壤，离开了刚新婚不久之后的妻子，Hall写到：“我有幸成为第一位被任命到（朝鲜）内地从事特定的工作。我赞美主，把福音带给那些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人们的优先权赋予了我。”[32] 由于前文提及发生过崔兰轩被杀事件，在新教传教士心中一向对平壤心怀戒心，认为此地为“撒旦之地”，所以打开朝鲜北部重镇平壤的传教任务可堪艰巨。在平壤的最初的日子里，Hall医生过得比较艰辛。平壤地处大同江畔，风光旖旎，但又几乎与世隔绝，对闯进来的西方人并不欢迎，同时也不熟悉这些外国医生的慈善工作。5 年前，亚扁雪罗和元杜尤来到平壤之后，当地人立即告官，当地官员旋即上报高宗，最后亚扁雪罗和元杜尤被美国公使迅速召回汉城。Hall达到平壤之后遇到的首要困难就是住房问题，在通过当地一些人士的帮助，他在平壤的西大门购地居住，开始了为期超过两年的平壤传教生涯。但事实上，平壤地界的官员反对外国人以及外国的宗教的进入，他们强迫要求卖土地人必须收回合约，同时把向Hall提供帮助的本地人投入狱中。即便面临种种困难，Hall医生并没有放弃，在他的小房间里面，他不断向本地人提供热心的医疗救助，逐步取得当地的人信任。在他的日记中，他记载到：

“就这间泥墙土地的小房子，是我的问诊室、餐厅兼卧室。在这里我看了我所有的病人，分发医药，出售书籍（有关宗教方面）。每天在诊所固定开门的时间之前，街道上就已经挤满的病人，使得街道看起来像一间候诊室，我在我的小房子里一个接一个的看病人。”[33]

那些被Hall治疗好的病人则开始口耳相传，称赞他的医术精湛，具有起死回生之术，这使得平壤民众慢慢转变了对他的看法，当地官府也开始将他的所作所为当成一种慈善行为。Hall给他的妻子写信告知他每天都要诊治50到60人。Hall夫人也写信鼓励他的工作，并让他不要惧怕当地官员，随后不久，Hall夫人也加入了丈夫的工作行列中。在平壤的第一年，Hall医生共医治了3831名病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平壤成为朝鲜境内主要战场，中日两国在平壤鏖战。在战争期间，Hall医生被美国公使馆勒令回到汉城。不过在平壤的战争结束三周之后，Hall医生和另一名马不悦三（Moffett）医生立刻从汉城返回到平壤，“发现到处都是快要腐烂的尸体、死马和其他牲畜。”[34]他们的回归受到了平壤人民的热烈欢迎，曾经即使当初对Hall不甚友好的民众都为之深深动容。回到平壤之后，Hall医生立即投入对战争的伤兵和受伤百姓的救助。突如其来的工作量给Hall医生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在繁重的工作期间，他得了斑疹伤寒症，虽然被送回汉城，但是仍于1894年11月24日去世，[35]年仅34岁。任命Hall医生去平壤工作的Mallalieu主教在回忆到他时，伤感地写到：“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没有人能拽回他……他是英雄，是殉道者，因为他真正的献出了生命，为了救助那些在平壤卷入中日战争的伤病者，他失去了自己的性命。”[36]此外在中国的《教务杂志》专门也报道了关于Hall医生去世的消息。

在Hall医生去世之后，在平壤曾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没有人在接替他的位置，直至1896年4月，E. Douglas医生被任命到平壤接任。达到平壤之后，E. Douglas医生开始修建Hall Memorial Dispensary，该医院于1897年2月1日建成，采用了传统朝鲜建筑风格，该医院运行一直延续至朝鲜战争爆发。在Hall医生去世之后，Hall夫人带着7月的身孕和儿子Sherwood返回到了美国纽约，一直呆到了1897年返回朝鲜，该年11月10日抵达济物浦，两个孩子Sherwood和Edith Margaret也随着母亲又回到朝鲜，Hall夫人与次年3月1日回到平壤展开自己的理疗救助工作，命运多舛，没过多久，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1898年3月23日Edith Margaret不幸夭折。短短的四年内，在朝鲜Hall夫人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难以名状的伤痛笼罩了Hall夫人，在日记里面她写到：

“另一个巨大的悲伤侵袭了我们……在我们沉浸在第一个巨大伤痛的时刻之际，主给我们送来了珍贵的‘小安慰者’，在我们刚刚在平壤安顿好自己的新家，她从我们的手中被夺走了。Sherwood（Hall四岁的儿子）说他听见了主说要带走她，他想那是因为‘爸爸太思念她了’……”[37]

尽管每夜几乎都被噩梦惊扰，但是Hall夫人以巨大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她的工作不仅仅只是针对平壤的妇女儿童以及传教，L.G.Paik认为Hall夫人“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对盲人和聋哑人的救助工作。她也是朝鲜慈善事业的先驱者。”[38]她一直在朝鲜服务，直到1935年才返回美国，在朝鲜半岛的50年之间，Hall夫人相继建立了一些医院。Hall夫人于1951年4月5日去世，被誉为“平壤之母”。上述的这些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很多人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朝鲜半岛。他们赢得了朝鲜人民的信任，同时也使得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结果。

四、结语

基督教传到韩国初期，有诸多因素妨碍传教。传统儒学者们具有正统与异端的思考模型，他们根据“斥邪卫正”的原则，排斥属于“邪”的基督教。不过，朝鲜巩固的传统社会构造在19世纪下半叶遇到强烈的挑战，开始慢慢崩溃。从外部因素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带来近代的武器装设的军舰以后，威胁亚洲诸国。内部因素则从农民开始，奴婢、矿山劳动者、流民、募军等基本阶层势力要求社会改革，再加之以商人为主成长的市民阶级也参与改革运动的行列。这些内外的因素之影响招致传统儒家价值世界的崩溃，趁着韩国社会混乱之时基督教教终于找到发展的机会。医疗传教事业的展开无疑是一个突破口，“疾病对于历史还有更直接的作用。其后果分为两类：影响一般性事件例如战役胜负的，以及影响重要历史人物的特定生物学事件。”[39]

韩国学者Choi Myung Keun认为“从1884-1910年间的第一批新教差会在强烈了影响了新教差会的态度，通过教育、医疗、翻译圣经、发展教会的自立和复兴活动，使得受封建影响的朝鲜社会逐步瓦解，随着传教士们的这些工作的展开，朝鲜社会能够发展出民主、近代化和社会道德。”[40]“从广义上说，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不仅仅局限在职业的传教活动上，还包括了基督世界对非基督世界间接的宗教和道德的影响。”[41]这些传教士主要来自于美国的传教士们为获得一般老百姓的好感，展开了很多活动。传教士的教育、医疗事业不但能够帮助韩国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民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美国虽然属于世界列强，但对韩国的并吞野心不像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那么强烈。传教初期，韩国已渐渐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人们看不到传教士与殖民地支配地一致的现象，即“倭洋异体”[42]。这样的现象对韩 国人而言，美国并不视为威胁的势力，故没理由排斥从美国派来的传教士。传教母国不是殖民地化威胁的因素，往后成为韩国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结合的最重要的条件。

Rocky start: medical missionary in the later Yi Dynasty of Korean Peninsula 

SHU Jian

Abstract: In the late Yi Dynasty Korean Protestantism missionary to enter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order to expand the missionary Christianity has taken many for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testantism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bega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First, the first missionaries to enter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not actively choose to preach, but through contacts with the upper gain trust, then start spreading the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and history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missionaries, a coup, a war for the medical missionary provided the stage. After deploying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 large influx of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where female medical missionary in the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has played a huge role, very good men and women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Oriental society boundaries. But in the course of missionary work, these missionaries are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has paid a heavy price, and some even put their short life. These arduous pay, earned the trust of the Korean people, and finally as a Christian missionary in the modern successfully called the situation in modern Korea.

Keywords: Protestantism  medical missionary  Korea

本文为2013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太极旗与十字架:基督教在近代韩国的传播》(13YS009)阶段性成果之一，受上海市教委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大学世界史项目的资助，谨此致谢！

[1]  “Pioneer Work in Korea. Dr Hall’s Work Comple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以下简称CR）, Vol. XXVI (Feb. 1895), p.85.

[2] 为了便于行文，本文基督教皆指狭义的基督教，即新教（Protestant）；朝鲜并不是今日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是李氏朝鲜；另1897年朝鲜高宗将国号改成“大韩帝国”，本文中之韩国，即指此意（也是李氏朝鲜），而非今日之“大韩民国”。

[3] 参见周萍萍《十八世纪天主教开教朝鲜半岛之曲折》一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 关于新教传教士在近代朝鲜半岛教育研究，国内学界关于最初来朝鲜传教士进行教育活动的研究王春来所著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一书的第七章《传统与现实的矛盾：韩末教会的兴盛》，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因此本文在此不做重复的研究。

[5] 王春来著：《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33页。

[6] [美]约翰·伯纳姆（John Burnham）着：《什么是医学史》（What is Medical History），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7] 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于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三联书店，2009年，第24页。

[8] 关于此过程参见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载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883.

[10] Dennis, J.S.  Chrisitian Mission and Social Progres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97, p223.

[11] Allen, Horace N. Things Kore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8, p.110.

[12]1884年11月，金玉均、朴泳孝等和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商谈朝鲜改革，得到竹添进一郎的支持。12月4日，洪英植的京城典洞邮政局举行开业典礼，晚间开设宴会，朝鲜大臣纷纷出席，金玉均令人在王宫内放火多次后成功，闵妃外戚闵泳翊外出查看火灾时遭开化党人砍伤，引起大乱，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趁机进入王宫，称清军作乱，要求日军支持王宫。日军借此机会占领朝鲜王宫，开化党人开始杀害守旧势力，李祖渊、韩圭稷、赵宁夏、闵泳穆、闵台镐等被杀。开化党宣布改革，内容有朝鲜独立，废除向清朝进贡，改革内政、改革税制，废除门阀制度，庶民平等；以才择人，以人择官等。12月6日在守旧势力要求下，袁世凯率领清军闯进朝鲜王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甲申政变结束。洪英植被百姓所诛，其余开化党人均逃亡海外。这次事件使日本使馆被烧，中日签定《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日本虽然撤走了驻朝军队，但却获得了随时可派兵到朝鲜的特权，清兵撤出朝鲜。

[13] Grant S.Lee, The Growth of Medicine and Protestantism under Persecution: The Korean Experience, Korea January 1989.

[14] （韩）金胜一：《大韩帝国皇室独立意志探讨》，《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5] Choi, Myung Keun,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society between 1884 and 1910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2007，pp1-2.

[16] 简••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7] 简••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传教士》，，第9页。

[18] （韩）奇昌德：《西洋医学教育의 嚆矢》，（韩）《医学史》第1卷第1号，1992。

[19] Grant S.Lee, The Growth of Medicine and Protestantism under Persecution: The Korean Experience, Korea January 1989.pp..40-41.

[20] 吝建平：《西医与近代中朝基督教的初传》，《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1]　L.G.Paik.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1970.pp120-121.

[22] Grant S.Lee, The Growth of Medicine and Protestantism under Persecution: The Korean Experience, Korea January 1989.pp.41.

[23]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载于《文史哲》2010年第5期。

[24] Choi, Myung Keun,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society between 1884 and 1910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p.195.

[25] Lee Hyo-chae,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 and Enlightenment of Korean Women,  Korea Journal, November 1977.

[26] Lee Hyo-chae,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 and Enlightenment of Korean Women,  Korea Journal, November 1977.

[27] Choi, Myung Keun,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society between 1884 and 1910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p.264.

[28]황상익 기창덕:《朝鮮末과 日帝强占期 동안 來韓한 西洋宣敎醫療人의 활동 분석》,（韩）《医学史》，1994  Jun。

[29]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载于《文史哲》2010年第5期。

[30] [美]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甄橙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1] Gunshik Shim: Healing Body, Mind, and Soul: A History of Methodist Medical Missions in Korea,1885-1940. Drew University, A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162.

[32] Gunshik Shim: Healing Body, Mind, and Soul: A History of Methodist Medical Missions in Korea,1885-1940. Drew University, A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93.

[33] Gunshik Shim: Healing Body, Mind, and Soul: A History of Methodist Medical Missions in Korea,1885-1940. Drew University, A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94.

[34] L.G.Paik.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1970 , p183.

[35] L.G.Paik. 在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作Hall医生去世为1895年11月24日，有误。

[36] Gunshik Shim: Healing Body, Mind, and Soul: A History of Methodist Medical Missions in Korea,1885-1940. Drew University, A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46.

[37] Gunshik Shim: Healing Body, Mind, and Soul: A History of Methodist Medical Missions in Korea,1885-1940. Drew University, A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83.

[38] L.G.Paik.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1970 , pp184.

[39] [美]约翰·伯纳姆（John Burnham）著：《什么是医学史》（What is Medical History），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40] Choi, Myung Keun,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society between 1884 and 1910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pp.1-2.

[41] L.G.Paik.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Kore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1970 , p61.

[42] （韩）金希教：《1905年以前韩中反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6-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