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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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依霖
本书[1]可以说是研究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的最新成果，内容详实，条理清晰。所研究的是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100年间留下的上海方言文献，而这100年正好是上海走向全球化上海方言在城区发生最大变化的100年，所以这个研究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在这个100年中，城区里的老上海话快速变成了新上海方言，四周的人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大致说着艾约瑟所记的老上海话，甚至说新上海话的城区青年走到乡下去，语言隔膜到居然听不懂乡下老年妇女说话的地步。新的上海城区方言由于上海城市的地位，被中外都称为上海话，并且一跃成为全国三大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之一。而城区上海话没有到达的说老上海方言的广大地区，后来被民间称为说的是“上海本地话”，或分别以乡镇命名方言，如三林塘话、江湾话、梅陇话等。城区的上海方言从老上海话过渡到新上海话最快的时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正好西方传教士在这时期留下了不少上海话著作，如蒲君南1939年、1941年所记的上海方言词语、句子表达方式、语法，就与1910年戴维斯所记的上海方言有较大的差别，与艾约瑟1853年所记更有很大差别。
一
本书的作者钱乃荣，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钱乃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致力于吴语研究和方言保护，走访过40多个吴语方言点，出版上百份吴语研究书刊和论文。曾开发“上海话输入法”。作者的学术观点很多，主要有：体助词“着”不表示“进行”意义；现代汉语动词重叠表示反复体，有短时反复和长时反复两种；吴语有时、体结合的复合形态，如现在进行时态，现在完成时态；上海方言的分区；吴语连读变调的多样性，共分四种类行；吴语“来”字结构的语法化；汉语句法结构的“向心多分析句法”。在本书中，多方的涉及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者的第二、三个观点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八章。
本书共十五章，今年7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历经多年研究完成的一个“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书共约499000字。主要介绍传教士眼中的上海方言区的一系列方言。上海方言区以阳平22声调为标志,与西部松江方言区和北部嘉定方言区相区别,包括北至淞南、西至纪王、南至梅陇、东至浦东的广大地区。因为章节比较多，分类零散，所以我就主要内容做了一个重新的分类，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章是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评述，共有22本，大多是手抄本，其中重点的介绍了艾约瑟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第二章是一个过渡的章节，主要介绍了上海方言的语音。重点章节在三到十三章，视角放在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构拟上，简单地说，就是一些用法上，涉及语序、前后置词、时态、助词、虚拟词和句式。
二
（一）音调的划分
关于音调，集中在第一章，其中重点反应在艾约瑟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艾约瑟（1523一1905)，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于1868年作《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48年，伦敦会派遣他到上海的墨海书馆任管理助手。经过香港到卜海，他在卜海住了10年。在上海的时侯，出版了两本语法书。这两本书到现在仍有很多语言学者、音韵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跟国学者一起把很多科学入门译成中文。他认为所有的语言从一个语言分化，所以他为了阐明这些事实，试图对比研究多种语言的语音、语法。他是著名的语言学者、编译者、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写了关于西洋利科学的书、翻译圣经、中国语言和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关于佛教的书。本书描写了20种以上的自然声调，各种方言从中选择4到8个组成自己的声调。共三章，第一章语音，第二章词类，第三章句法，连贯使用从1至429节段叙述，有两个附录。作者首次发现并准确的记录了上海话中的两个入声韵尾h[?]、k[k]，还认识到汉语中有舌尖元音，以及首次以8个区别性的特征区分了上海话的8个音调，他对吴语语法学的贡献甚多，这里只是简单的列举其中的几种。
（二）语序的变化
语序，也就是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简单地说，就是一些用法上，涉及语序、前后置词、时态、助词、虚拟词和句式。其中的第四章，题为上海方言的语序，有SOV和STV的对比，前者从Greenberg和Dryer两种文来看上海方言的语序，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前，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谁”前置而名词宾语“天”后置。二是否定句的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如《诗经?硕鼠》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肯定句“汝”后置而否定句“我”前置。再看《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虽然否定句代词宾语“己”前置，但名词宾语“人”仍后置。此例还说明这种规则在嵌入句中同样有效，因为后面两个小句都是“不患”的宾语从句。后者在STV结构中，北方人跟人借东西，很可能会问“你有剪刀吗？”，而上海人最可能的问法是“侬剪刀有口伐”。北方人说“我不爱吃鱼”，而上海人更可能说“我鱼勿欢喜吃”。这就是语序的不同，也反映了中国语言的特色和魅力。
（三）时态的差异
关于上海方言的时态，因为在汉语中，我们几乎很少谈论时态这个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时态问题也渐渐地退出了大家的视野。但是传教士所用的英语中最初涉及的就是时态问题，以至于当他们接触上海方言时，也会将其分出时态来。其中第八章，介绍了各种时态，它们的历时流变以及非时态局中所见的各种“体”形态。关于时态的问题，想必接触过英语的都有所了解，这里就不过多的赘述，只是这些传教士会用自己独特的习惯或者方式来记述。关于历时流变，由于汉语不断地在向“孤立语”推进，上海方言的时态在渐渐的消退。主要表现为1、“体”形态渐为时间副词所替代；2、“时”形态渐为时间名词所取代；3、时间名词强势支配着“时”形态，使其表示“该时时间”；4、北方传来的“完成时态”和吴语的“完成时态”交叉。而谈到非时态局中，那就是各种“体”形态，包括存续体、经历体、进行体、反复体、尝试体、重行体和结果体。其中反复体又细分为长时反复和短时反复两种，区分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时间的长短，比如看一看就是短时的，做做生意就是长时的。对于本章，我觉得可以深入的研究，因为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点或者说切入点就在这里。从汉语中并不太重视的时态入手，来解读西方传教士如何理解上海话，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本书中最能体现上海话的一章就是第十章，上海方言的指代词、量词、助动词、时间词、副词。在我们的印象中，最熟悉的上海话就是“吾伲塞是上海拧”，阿拉是后来宁波话传入上海以后才流行的，即“阿来塞似桑海宁”，这里面就涉及了指代词里的人称代词。这是最熟悉和最好理解的一点，那么除了这点，还有指别词和疑问代词两种：“指别”表示指示，如“第个”、“伊个”，表示“近指”、“远指”；疑问代词就是普通的问句，只是上海话和普通话有区别，所以书面有所不同。其它的一系列虚词都基本上遵守汉语语法，这里就不再过多地介绍。
三
上海话是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自宋代上海港形成以后至少有700多年历史。上海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移民大都市，占80％以上的外来人口陆续带来了各地方言和外国语言，使上海话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快的变化，变速为其他方言所无。不过上海话的快速发展主要不是外来方言的影响，而是自身的创新和繁衍，它得益于商业社会繁荣后滋生的巨大活力，得益于社会的多元和文化民俗的多样化，现代化的城市生活。首先随着上海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新生事物出现，本书主要描述西方传教士对上海方言的记录，这样看来，方言对西方的语言也许有过一定的影响；反之，传教士在学习研究上海方言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词汇。这样一来，上海话里产生了大量的新造词、外来词，比如“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沙发、麦克风、课程”等，这些词后来都传到江浙，还被在上海集聚的文人写入文章中，实现了与书面语的交融，进入普通话，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上海多元化的社会里，市民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群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大量生动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如“牵头皮、收骨头、出风头、吃空心汤团”在市民口头产生传播开来。其实这一点也是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的，并且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探讨的。
作者钱乃荣先生一向推崇海派文化，说它既有江南文化（吴越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区别于中国其他文化，具有开放而又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那何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开埠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大批的文化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同创造的，底蕴是江南文化，主要的特点是海纳百川、中西交融。海派文化的基础是大众文化，有全民性的特点，同时也孕育了最优秀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它们是在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形成的。
全书的重点是对这些文献里的语法现象的描写分析。跟作者以前的著作《上海话语法》（1997）和《上海语言发展史》（2003）相比，细致、翔实多了。承接上文中所说，语言总是要表达句子“时”和“体”范畴的意义。汉语在表达的时候有两个特点：一是汉语的句子存在一般的“陈述句”、“描写句”和“时态句”的区别，但是我们平时所用的很少表现出来，这就恰恰表现了汉语作为孤立语的节省方便；二是由于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和音节之间音渡是开的，所以，经语法化的“时”“体”形态标记往往以轻声的单音节“语助词”形式，附着在实词的后面。在上海方言中，时态意义与英语、法语同类时态意义相似。作者可以将二者作一对比，比较中西方在时态方面的不同以及传教士如何用西方的时态来记述汉语中的时态，并且对各种标记的理解。
读完本书，初步的印象是作者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他掌握的文献资料，一共22种。我们知道，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外国人研究、记录方言的著作相当丰富，在吴语地区，上海话的文献最多。22种就略显单薄。作者还列举了50多种文献的清单，说也是本书所用资料，作为作者使用的基本资料，这些文献不能算少。本书内容丰富、详实，观点也特别清晰，是了解和研究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必不可少的一本参考书。
[1] 钱乃荣：《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1847——1950年的上海话》，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