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灵 :文化与图腾：质疑基督教“羊文化”一说（代前言）

2004年，《狼图腾》出版了。策划该书出版的安波舜在“编者荐言”的开头如此说；“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 ‘旷世奇书’。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溢美之言几近极致。确实，该小说的出版在当时的文学界可谓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著名蒙古歌唱家腾格尔说：“它让我读出：深沉、豪放、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与草原苍狼幽怨、孤独、固执于亲情呼唤的仰天哭嗥，都是悲壮的勇士面对长生天如歌的表达；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恋曲……”

评论家、作家周涛说：“这当然是一部奇书！一部因狼而起的关于游牧民族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大书。它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皇皇50万言，50 万只狼群汇合，显示了作家阅历、智慧和勇气，更显示了我们正视自身弱点的伟大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孟繁华写道：“《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2004年5月25日起，至9月上旬，连续一百天，每天中午1 2点和晚上10点的黄金时段，“小说连播”节目播出《狼图腾》。收听者达几十万人。现在各地广播电台都在安排播出。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的采访时说：“《狼图腾》是本好书，当然，做人还是一半是狼一半是羊好。”

《狼图腾》对社会影响可以从其销量也可见一斑。自2004年问世以来持续热销，截至2014年底发行量已经突破百万大关。外国出版集团也纷纷出高价买下《狼》书的英文及德文版权。

当然，评论中不会全是赞美之词。主要批评的声音认为该小说有悖蒙古的历史史实和文化信仰。特别是今年二月《狼图腾》终于被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搬上了电影银幕。新春票房的火爆如同七年前图书的热销。与此同时，当年小说在历史、民族等问题上引发的广泛争议，也再次上演。

诸路作家对电影《狼图腾》发起围剿，批评其各种史实和观点错误，尖锐程度甚于当年。在众多批评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蒙古族作家、北京作协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主任郭雪波的数封声明和公开信。

2月18日，郭雪波在微博上发表声明，指出“狼从来不是蒙古人的图腾”“宣扬狼精神是反人类的法西斯思想，我们保留诉诸法律捍卫祖先和民族文化的权利。”25日，郭雪波又向中宣部发表公开信，列举了《狼图腾》存在严重歪曲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侮辱蒙古族祖先、政治理念存在错误倾向等若干问题。

围绕该小说的褒贬之声至今不绝于耳，相信以后还会断断续续络绎不绝。原因是小说不仅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对“狼”的固定形象，对它的评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个文学作品所能涵盖的范围。诚如安波舜在“编者荐言”末了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本书由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一气呵成，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读者可以从书中每一篇章、每个细节中强烈的阅读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随时从书中呼啸而出：狼的每一次侦查、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狼队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缺不饶；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倔强可爱得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艰难的成长过程---无不使我们联想到人类，进而思考人类历史中那些迄今悬置未解的一个个疑问：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深层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于是，我们不能不追思遥想，不能不面对我们曾经辉煌也曾经破碎的山河和历史发出叩问：华夏民族的龙图腾是否将从此揭秘？”

这些问题既带着历史的沉重，又透着先是的敏锐；既勾起了心灵深处的伤痛，又激起了时代的使命。这也许就是这本《狼图腾》所带给现实社会的冲击，有无回声涉及到各自专长兴致，但是整个民族的胸口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这沉重的一击。

我要因着使命努力去回答以上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对“羊文化”表示质疑，希望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

试图以“羊文化”来反制“狼图腾”基本上是出自于教会内部的声音。这比较直观而又简单，有点“顺手牵羊”的味道。因为基督徒都“甘愿做主的小羊”。眼看社会上受到《狼图腾》的影响后大有崇尚“狼文化”的意味和趋势，如此一来，我们这些“小羊”岂不被置身狼群整日与狼共舞？创导“羊文化”确也不失为一反制举措。有人认为“羊文化”不仅有基督教信仰的依据，还有中国文化历史的传承。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从诞生时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最新考古发现，距今大约8000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以及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都已出现了陶羊……可以说，“羊的基因”几乎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龙”，中华人文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三皇”中的伏羲、神农最早都以“羊”为部落图腾。据考，伏羲曾受 “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 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 明代甚至将“羊之跪乳”编进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将羊塑造成懂得感恩的典范……

“羊的基因”除了对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民俗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外，从中国汉字的字源、语源等文字学的研究中，我们同样能捕捉到大量关于羊与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信息。最早可见的文字资料卜辞表明，殷商时期已经“六畜”俱全，而在《甲骨文字典》里，以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畜”为字根的汉字中，羊部字数最多：“羊大为美”、“羊鱼为鲜”、“羊食为养”、“羊言为善”、“羊我为義”……渗透着“羊文化”的很多汉字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咀嚼……如此等等。

可是，这里所提到的“羊”和《圣经》中国所讲的“羊”是一回事吗？就如老子讲的“道”和《圣经》中的“道”是一回事吗？如果说“狼文化”的核心是“狼图腾”的话，那么“羊文化”也是以“羊图腾”为核心吗？从旧约到新约数千年的历史中，不仅犹太人没有形成“羊文化”，就是新约时代主后两千年的历史也从未见有谁创导过“羊文化”，有哪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民族）形成了“羊文化”，特别是那些借助皈依基督教而摆脱了“蛮族”状态的民族也没有说是从“狼文化”进入到了“羊文化”，为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中曾经对“羊”的推崇是因为把“羊”作为“图腾”物。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一段“图腾”崇拜的历史。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

严复首次将“totem”一词译成“图腾”，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通用译名[1]。严复在按语中指出，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并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与澳大利亚人和印第安人相似的图腾现象。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那么，什么叫图腾？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2]难怪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图腾信仰必然与祖先崇拜密切相连。

我们可以对“图腾”的基本内容作如下归纳：1，人类原始信仰的表现方式；2，将“图腾”对象当做自身的祖先；3，必然包含祖先崇拜；4，作为族群的认同标志化。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时通过图腾标志，得到图腾的认同，受到图腾的保护。

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今天，除了那些还继续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民族（群体）之外，各民族无论在宗教上、社会文化上早已超越了“图腾”意识和方式。不过，作为文化标志和认同标志都“艺术性”地保存下来了。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图腾柱，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多立有图腾柱，我在加拿大、美国许多印第安人部落中看到他们依然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图腾柱。屹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华表其实就是我们汉民族的图腾柱。

人类文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变化的脉络（纵向），还是从各个文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横向）来观察研究，都可以从他们在各种器具（日常用品和饰品）上留下的花纹或雕刻识别。比如，中国彩陶上的图腾：彩陶纹是新石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艺术之一。里面的动物纹尤其丰富。常见的有鱼纹、鸟纹、壁虎纹、蛙纹、猪纹、羊纹等，在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平原、汾河流域和渭河流域的中原平原地区，在黄河上游、大夏河和渭河流域的西北地区，都留下了以动物纹作彩陶的器物。鱼纹是最常见的形象之一。中国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个很好的例证。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往往就可以从这些出土文物上的图腾图案和雕刻来划分文化类型及其发展的阶段性。

同时也说明，华夏历史也是一部多部落、多民族、多文化不断相融的历史，因而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过不同的“图腾”对象，以及在同一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图腾”文化。据较早较可靠的古代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黄河中下游，渭河流域的炎帝部落、黄帝部落，黄河下游的少昊部落，江淮流域的太昊部落。史称炎帝族首领“牛首人身”故有些学者认为炎帝部落以牛为图腾，但据炎帝的族姓是“姜”，可以认为，姓从母系，姜即为羌，故炎帝的母系图腾为羊。黄帝，意为黄土高原的统治者，其图腾应为黄土。炎帝族和黄帝族属于华夏族团；少昊部落和太昊部落则属于东夷族团。少昊部落以鸟为图腾，太昊部落则以龙为图腾。上古时期，太昊部落活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植被大部分保持着原始格局，毒蛇猛兽随处可见。七八千年以前，人们制造石器，用集体的力量捕杀猛兽，但对于既存在于草莽丛林，又能生存与沼泽湖滨的毒蛇，去束手无策。畏惧之心，将蛇敬为神明。

历时最久的当数对龙的崇拜，延绵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可是究竟从何时开始、又为什么单单是“龙”从众多的崇拜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华夏大地上共同敬畏的“图腾”物？这至今还是个迷。也许在华夏各族人的心目中，龙具有非凡的能力，他有鳞有角，有牙有爪，能钻土入水，能蛰伏冬眠；他有自然力，能兴云布雨，又能电闪雷鸣。关于龙的形象，无论古今，都没有给出确切形象。而如今人们所表述的龙的形象，都是龙形象完美之后的形态。龙的最初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我在西安参观博物馆时，看到许多出土的玉器上龙的雕塑其原始的形态都指向“蛇”形，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三方面的例证，一为古籍，二为史记资料，三为龙蛇并提的习惯。

可以肯定的是，“龙图腾”的文化已经历史地凝聚了华人所积淀的文化观。图腾文化的核心是图腾观念，图腾观念激发了原始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逐步滋生了图腾名称、图腾标志、图腾禁忌、图腾外婚、图腾仪式、图腾生育信仰、图腾化身信仰、图腾圣物、图腾圣地、图腾神话、图腾艺术等，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绚丽多彩的图腾文化。无论是曾经辉煌过的“羊图腾”，还是今天依然独占鳌头的“龙图腾”，所表明的只是我们华夏各族在逐渐融合成“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历史中的阶段标识，只是从“羊的传人”到“龙的传人”的演化而已，丝毫没有在“图腾文化”上实质性差别。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羊崇拜”（或者崇拜羊）是“羊图腾”文化，在这个文化价值认同下对“羊”的崇拜与我们在《圣经》中屡次提到的“我们是迷失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对彼得说：“你可以牧我的羊”，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羊”。前者是“图腾”，后者是“比喻”。仅以上例句就可以看到《圣经》中反复用出现的“羊”都是用来比喻的，绝对不是在宣扬“羊图腾”。恰恰相反，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直在清除残留在人类心灵中的“图腾”意识。在《出埃及记》第32章就记载了关于那些逃离埃及的有犹太人见摩西上山面见耶和华迟迟未归后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铸金牛犊的故事。[3]以色列人長期在埃及为奴，在遇到摩西領他們出埃及以前，事实上他們早已遺忘先祖所信仰的上帝，甚至根本就不认识祂。相對地，在信仰观上受到埃及信仰文化很大的影响，埃及的牛神阿必斯在傳說中是由天上降下之一道光芒成孕，行徑具有預言的能力，气息能使疾病痊癒，出現会給周遭的人們帶來生生不息的精力，於是在他們打造了理想中神的样式─金牛犊。耶和华对此事非常生气，“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4]摩西一方面向耶和华苦苦哀求，饶了这些无知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向这些百姓发出严厉的警告。最后，这些百姓还是没有逃脱耶和华的惩罚，“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5] 耶和华为什么对他们要下如此重手？因为他们人虽离开了埃及，但是心却留在了埃及---他们忘却了自己祖先的神、全盘接受了埃及人的“金牛犊图腾”，这是耶和华神最不能容忍的罪。《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也记载着希西家的故事：“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秋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6]上帝是在很多以色列人被火蛇咬死时命令摩西举起那条铜蛇的。这条铜蛇既不是上帝的像，也不是圣徒的像，因而不能由此证明上帝命令人制造过圣徒的像。那是一个圣礼——它永远只能是外在的象征而已——告诉人们：所有犯罪的人，所有因为魔鬼，就是那条古蛇而跌倒的人，如果他仰望并相信基督，就是那位将要打伤魔鬼之头的女人的后裔[7]，必将得救。上帝命人举蛇，并不是要荣耀蛇，因为当人们开始荣耀蛇时，蛇就被打碎了[8]。这里的“柱像”就是“图腾柱”。希西家用“废去”、“毁坏”、“砍下”、“打碎”等一连窜的举措就是要消灭所有“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所残留的一切标记和行为。

到了《新约》时代的情况如何呢？主耶稣多次用“羊”来做比喻：把一切悖离了神又陷在罪中不能自拔的无知的人们，称为“迷途的羔羊”；把我们这些需要主来看顾、带领、喂养的信徒称之为“羊群”；又希望我们在主面前像“羊”一样顺服；同时又把愿意担当我们的最、愿意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称之为“替罪羔羊”。但是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变成一只羊，也从来没有说羊使我们的祖先或我们与羊有血缘关系。“羊”绝对不是我们的“图腾崇拜”。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保罗也警惕有人将“十字架”当做“图腾”的圣物，故在其书信中强调：“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9]其实主耶稣早就教导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10]保罗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以及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而不是“十字架”本身有什么神奇；主耶稣要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实际上也是要门徒把自己身上那“世界的属性”治死，唯有这样才能从主哪里得到新生命。

从《旧约》到《新约》的教导和教训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杜绝“图腾崇拜”，也绝对防止有人借助各样机会使其死灰复燃。所以，犹太人是最早从“图腾”崇拜和文化中脱胎出来的民族。天主教的神学和体制中还有“圣物”崇拜的现象，但是凡皈依天主教的民族、国家或群体也都与自身原来的“图腾”崇拜和文化传统划清了界限。马丁路德改教后，新教内就不再有“圣物”崇拜现象了，对圣徒偶像化也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加尔文神学的预定论更加彻底铲除了“图腾”、“迷信”滋生的任何可能。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倡导“羊文化”的原因吧！

因着《狼图腾》一书的出版，中国教会内部就有人试图用“羊文化”来反制“狼文化”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华人教会的影响有关。中国文化至今还都还没有经历现代批判的洗礼。十九世纪初开始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国士大夫们在仇洋排外情绪中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对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一味地抵制对峙，还因此制造了许多文化冲突事件（教案）；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新一代的文人学士逐渐开放，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及其伦理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男女尊卑、保办婚姻、纳妾制度、甚至父权族权等许多不合理的传统规矩，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型转型。但是，对于隐含在这些道德伦理、传统规范背后的文化价值等基本上还是没有触及。中国近代进入二十世纪便是“革命的世纪”。先是忙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满清推翻了，可事情却没了。接着又是讨袁、又是护国。袁世凯死了，北伐战争又开始了。北伐还没有结束，国民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共产革命又开始了，还成立了瑞金苏维埃政府。接着便是一连几年的“剿共”。还没有完成“剿共”日本鬼子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公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国难当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年抗战总算赢得了胜利，可是共产党军队也已经做大了。抗战胜利的凯歌还没有唱完，国共拉开了生死内战。这一切对立的双方都是以“革命”（除了抗日战争）的名义进行的，而且整整折腾了半个世纪。

期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新等等问题都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强行“打到”，实际上是被“窒息”了，属于学术讨论研究的话题也都被搁置了。49年以后的中国“继续革命”没完没了，最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终结了近代中国的靠“革命”来“图腾”的梦魇。八十年代学术界刚刚准备对“传统”、对“国民”来一场“新启蒙运动”。中国需要反思“革命”、需要反思“传统”，89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六四”事件后，思想界刹那间又回复到了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92年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全国人民很快又开始了“发财”的梦魇。2000年后，财富急速增长，可精神严重错乱。处于纸醉金迷日趋无聊的人们又开始用黄金打造的金箍棒来搅动已经在时间中沉淀的“传统”，一时间沈寂多年的各样巫术邪说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包装后又粉目登场了，昔日的江湖骗子也因此成了人们追捧的“大师”。简而言之，中国的传统直到今天都没有好好梳理，更谈不上更新。

因为没有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经历近千年的基督教信仰洗礼，中国文化中的图腾崇拜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华人教会对于这样影响从来就缺乏辨识和抵挡的能力。随着八十年代后中国各地教会的汹涌而起，这种文化影响也一同涌入教会：把教堂当做教会、把十字架当做“圣物图腾”、追求的是人的理想和计划而不是异象，追求人医治的特异功能而不是仰望等候神的工作，把异梦当异象，把呓语当作神在说话，甚至把某些数字的巧合、时间的巧合、等等都赋予了属灵的意义。

没有经历基督教信仰洗礼的民族和群体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掌握了相当高精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但是传统的图腾意识依然会在他们的生活、工作、研究中起着相当的作用。我曾目睹一位哈佛EE专业博士在努力地将自己的办公室的摆设如何适合“风水”，我也曾听到不止一位科学博士对我说，传统巫术和图腾崇拜应该在现代化的环境下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把这些现象统称为现代迷信。受过教育的如此，那么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岂不更加糟糕？

传统宗教意识一些农村教会的信仰常表现为：将《圣经》当成护身符或压邪镇恶的法宝，得用红布包裹，平时放在枕边，出门随身带；耶稣被看成是最大的神，或者只是土地神、灶神、丰收神、华佗神等的另一种形式；信徒们像拜过去的神一样拜他；“哈利路亚”被认为是赶鬼驱魔时的咒语，等等。

此外，在遇天灾人祸时，农村教会也扮演着传统宗教的角色。例如，逢天旱或水涝时，教会便组织信徒聚集在一起，集体禁食祷告，求上帝降雨或放晴。这种强烈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无疑是传统（民间）宗教特性对基督教的影响。

应该说，广大农村信徒的信仰是真诚的，但由于没有合格的牧养人员，神学思想混乱，许多迷信成分便不知不觉参杂其中。例如有的牧师在讲道中强调得救就是自己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天堂里的“户口簿”，信徒应该争取“天籍”；有些还往信徒嘴里“吹灵气”、“吐灵水”、“摸灵”、“哭灵”（半夜便哭便祷告）等做法。有的甚至规定某一天为“禁食日”，在那一天不能杀鸡、妇女不能梳头；有的还规定妇女月经期间不能读《圣经》、不能进教堂、不能领圣餐。有的还规定不能用黄颜色的东西，因为不吉利；也不能在非信徒家吃饭，因为那是“不洁”，等等。[11]美国学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则已经看到：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或者民间信仰化是其能在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2]

时国庆和高师宁教授则认为“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也许是农村基督教发展中的必然过程”[13]汪维藩和萧志恬认为：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鬼神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14]孙善玲则干脆将农村教会称之为“中国民间基督教” [15]

有鉴于中国教会中相当一部分会众是带着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需求走进教会，甚至个别人的动机与走进庙宇和道观的心态并无二致，再加上一些传道人也没有经过良好的神学训练，不但没有对此加以引导，还因为种种原因千方百计去满足医治疾病、求财求偶，等各样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巫术魔法、图腾意识等便乘虚而入。

如何帮助中国教会提升辨别传统文化中残留的图腾意识、巫术魔法以及各种与基督教信仰相悖的文化习俗、严重妨碍中国人真正皈依基督的价值观念、有损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等等也就是当前文化宣教最主要的内容和使命。我们自然也应该对教会内有人提出一些是是而非的说法保持清醒的头脑，绝对不是说有人故意在传播异端邪说，我甚至相信这些弟兄的有些想法也不乏善意。但是，我们确实也不能从字面的意义做一些简单的比附就以为产生了一个“学说”，或倡导了某种理论。我们需要透过简单的字面了解理解其背后复杂的内涵。就拿“羊”来说，古代羌人崇拜“羊”，是“图腾崇拜”，与我们在基督里的“羊”绝对不是一回事。

当然，如果说到倡导“羊文化”实际上是为了批判“党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狼文化”），那就另当别论了。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行为失控、等等现象就如同当年霍布斯所描述的“人与人是狼”的社会关系，因而现在的文化就是“狼文化”。即便如此，姜戎的《狼图腾》就是在提倡狼文化？或者彼此因果？故此，就要用“羊文化”来反其道而行之？这到底是“文化”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我还是专注在传统文化、习俗、价值等等究竟以哪些方式，在哪些方面，等影响着基督教在我们华人群体中的正常传播？又以哪些方式，在哪些方面妨碍一个华人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等等问题。

以上对“羊文化”的质疑，也是由此而感、由此而发。片言只语，权当引玉之砖。

[1] [1] 严复于1903年在翻译甄克思（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诠》一书时将“Totem”译成“图腾”。参阅《社会通诠》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5月1日出版

[2] 参阅严复翻译《社会通诠》按语。

[3] 参见《出埃及记》第32章。

[4] 《出埃及记》32章9—10节

[5] 《出埃及记》32章35节。

[6]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2—4节。

[7] 《约翰福音》第三章14节。

[8]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4节。

[9]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节。

[10] 《路加福音》第九章23—24节。

[11]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226，418页。

[12] Daniel H.Bays,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Christian Before and After the 1949 Revolution: Aretrospective View"，In Fioes et Historia XXIII:I 76—77.

[13] 时国轻：《“中国味”的基督教信仰者，载《领导之友》2005年第5期。

[14] 萧志恬：《谈基督教的现状问题》，载《宗教》1991年第一期。

[15] 《中国民间基督教》，载《当代宗教研究》199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