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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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洋敏
摘要：近代来华传教士借鉴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三字经》，将布道手册与中国本土文化直接关联起来，创作出多种形式的基督教《三字经》，以三字一句的中文撰著形式来传播基督教，其中以麦都思《三字经》及其修订本、注释本流传最为广泛，还有参考麦都思《三字经》创造的方言版、白话本以及其他种类的基督教《三字经》，包括中国信徒编著的基督教《三字经》。本文通过梳理并探析其版本及流传的历程，挖掘聚集在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编印出版传播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化”问题，为中文基督教文字布道小册子的流传提供某些素材。
关键词：基督教《三字经》 麦都思 《真理三字经》 版本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蒙学读物，相传为宋代王应麟编。它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每三字一句，每四句一组，采用押韵式的文风，诵读起来朗朗上口。《三字经》自问世以来，历经元、明、清至近现代中国，被广泛翻印，成为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幼学启蒙教材。除去其不可避免时代性缺陷，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三字经》所保存的中华传统美德和文化思想，对今日的儿童和成人仍有教益和启迪作用。根据黄时鉴在《<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的研究，欧洲汉学家曾翻译介绍中国传统《三字经》。[1]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中国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后，便致力于借助这种三字一句的中文撰著形式来传播基督教。
1823年，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印行了以基督救世为中心内容的基督教《三字经》第一版，署名“尚德者”，以幼童启蒙教育的形式传播基督教。司佳认为，最初将布道手册与中国本土文化直接关联起来的是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2]自麦都思《三字经》问世后，以麦都思《三字经》为源头，基督教《三字经》不断被修订、出版，另有注释版、方言版。笔者新近还查找到一些比较珍稀的由清代中国天主教徒编印的《三字经》。据目前所知，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马六甲、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宁波、福州等地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及教堂，多种不同版本的基督教《三字经》都有出版。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其论文《教会事业中的幼儿教育》中列有一节做过专门讨论。她指出：新教传教士沿袭中国的固有传统，在自己所办的教会学校采用《三字经》来教授学生。如果从最早的1818年刻本算起到1933年还在出售的上海长老会印刷厂刊本，教会印本三字经流传的时间超过一个世纪。[3]
学界对基督教《三字经》已经有不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麦都思《三字经》及其修订本或某几种基督教《三字经》上，主要有：美国学者罗友枝《三字经》与教会学校基础教育的文章，日本学者吉田寅对新教《三字经》的考察。黄时鉴对在中两文化交流中多种版本的《三字经》的考察和辨析。郭红梳理了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多个版本的发展脉络，强调最初作为幼童启蒙课本的基督教《三字经》经不断修订逐渐成为面向普通民众的宣教小册子。邹颖文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麦都思耶教仿本及“欧适子”《解元三字经》。司佳的文章重点考察了麦都思《三字经》作为异质文化生长于本土社会的历史背景及基督教《三字经》文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肖朗 、王鸣的文章也对若干种基督教《三字经》做了论述。徐淑萍则关注《训女三字经》，从本土化的伦理教导、人本位的教义阐释及民俗化传播手法三方面分析《训女三字经》的特色。[4]
以上文章为我们认识基督教《三字经》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如对麦都思《三字经》产生的背景、文本、内容及其重要性和影响的分析，对某一历史时期基督教《三字经》的修订、再版及流传的脉络的清晰梳理，以及对面向女性受众的《训女三字经》的详细分析，使我们对近代以来中文基督教《三字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但为何三字经体的中文布道小册子在近代中国如此流传广泛？有如此多种类的基督教《三字经》不断出版印刷，它们各自的内容和形制的特点是什么？基督教《三字经》究竟有哪几种？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对基督教《三字经》在近代中国的编印、出版、传播的历史多的关注。因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整理研究”，笔者查阅并收集到国内及欧美图书馆收的藏多个版本的中文基督教类《三字经》，这几十种中文基督教《三字经》文本主要来自于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本文，笔者试图整理并考察从清代至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多种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全面探析其文本产生、版本及内容变迁，梳理这种以中国文本形式承载异质文化的小册子——基督教《三字经》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中编印流传的历程，也希望挖掘聚集在基督教《三字经》编印出版传播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化”问题，为中文基督教文字布道小册子的流传史提供某些素材。
一、多种基督教《三字经》概述
根据伟烈亚力的1867年出版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一书介绍，麦都思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印行《三字经》第一版，署名“尚德者”。1828年在巴达维亚印一版，共17 页。此版于1832年在马六甲重印，1839年又在新加坡印发了一个内容相同的小开本。稍加修订后，1843年麦都思的《三字经》于在在香港出版，封面注“英华书院藏版”，共16页。[5]这些版本不断出现，可以推测麦都思《三字经》当时在南洋教会学校的流传及普及。
上海开埠后，麦都思移居上海，在1845至1856年间《三字经》在上海、宁波、福州等、香港地还有几个相关的重版、修订版和注解版。1845年的《新增三字经》以及1852年福州亚比丝喜美总会所出版的《三字经》，作者亦皆为麦都思，内容和字数大致相同，只是个别用用词偶有区别。[6]1851年麦都思对该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订，由上海墨海图书馆付印，1852年又重印。这一版对整篇字句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很可能修订时受益于麦都思的中文助手朱德郎的帮助。[7]此版表达也更准确，富有文采。之前的基督教中文《三字经》都是以“化天地、造万有”开始，1851年版首句改为“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1855年，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修订的《醒世良规》也包含《三字经》，内容与麦都思《三字经》相同，共316句，也从颂神开始“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无不在，无不知。
麦都思之后，参考麦都思《三字经》，其他来华传教士也相继编写了内容不尽相同的基督教类《三字经》，包括：1860年、1863年在广州印发的，由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编订的《真理三字经》；1865年出版的善富（Chauncey Goodrich）的《三字经注解》；1870年夏查理（Charles Hartwell）在福州出版了《圣教三字经》。此外还有一些以方言土话本和白话本基督教《三字经》，如：1860年印发的娄理瑞（R. Lowrie）《上海土白三字经》；1863年天津美华书局出版白汉理(Henry Blodget)编，以上海土白《三字经》为底本的白话本《三字经》，1875年又在北京灯市口美华书院出版，内共1518字，基本内容未变但在具体文字表述上有出入，语言也更为典雅。[8] 福建方言版《三字经》见1875年、1878年福州美华书馆出版的夏察理(Charles Hartwell)榕腔版《真理三字经》。之后又有杨格非（John Griffith）编《耶稣圣教三字经》，此小册子在1880年汉口圣教书局有出版。1909年汉口圣教书局再版，改名为《真理便读三字经》，内容未变，此书在1919年巴中圣教书局也有发行。此外，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中国信徒编著的基督教类《三字经》，包括康熙年间钦天监天文历科候补博士李良编《天学训蒙三字经》及1933年 9月江西仁记石印局，安息日会书报房发行的《圣道三字经》。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 E. C. Bridgman) 在其主编的《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上发表文章从各种视角分析《 三字经》的内容，强调其对儿童启蒙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9]西方传教士在教会学校编撰刊印各种版本的基督教《三字经》，使用和推广，使其作为识字课本广泛流传。美国来华传教士卫三畏 (S. W. Williams) 在《中国总论》一书中有过明确的记载。在论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中国蒙学教材时特别重视《三字经》的教育作用，指出传教士编撰的各种基督教《三字经》曾广泛而有效地用作教会学校的教材，基督教《三字经》进而传入民间。[10]
总之，一直到20世纪初，各种版本的基督教类《三字经》的不断编印，在各地教会学校及信徒中流传，可见三字经体布道手册在新教来华传教过程中的影响及地位。
下面根据笔者目前收集掌握的多种基督教《三字经》，依其主要内容做分类分析。
二、麦都思《三字经》及其修订本
麦都思是近代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之一，笔名“尚德”和“尚德者”，自号墨海老人。麦都思1816年被派往马六甲参与印刷工作。1817年，麦都思从米怜手中接管印刷作，并协助其编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在槟榔屿和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从事传教活动。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停刊之后，接续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文字传教事业中崭露头角。1835年抵达广州，1843年上海开埠后，麦都思率先来到上海开展传教工作。在上海，主持并参与了委办本圣经的翻译工作，成为伦敦会在华传教士的领袖人物。麦都思将巴达维亚印刷厂的机器搬到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出版宗教和世俗读物，为中国的近代印刷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在1860年之前，墨海书馆在西学传播方面也占据重要地位。在麦都思的主持下，从1844年到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11]麦都思一生著述甚多。据伟烈亚力统计，麦都思除了编纂多种中文辞典、翻译圣经外，还用中文撰写印行了59种作品，堪称多产。[12]
为实现在华传播福音的目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认为编著印发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符合的基督教小册子是有益路径，布道手册成为连接“外来宗教”与“本土民众”的重要途径。直接布道之外，近代首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一般都会随身携带印刷出来的布道手册，走访广东南部沿海或南洋的华人团体。[13]
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是明清时期幼学教育的基础，在南洋地区华人移民后代的识字教育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孩童尚未识字之前，通过父母老师的口耳相授，幼童可能已经会诵读《三字经》。当地华人学校、米怜等在马六甲所办启蒙学堂、英华书院都曾以传统《三字经》为中文识字课本，多次出版，1818年还曾一次印刷了1000页用于教学。[14] 麦都思一直非常重视儿童宗教启蒙与知识启蒙，在进入中国之前，他已在东南亚传教多年，曾著有《地理便童略传》、《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小子读课》等册子，被马六甲等地的教会学校用作教材。在1817年8月至1818年2月米怜前往中国期间，马六甲的出版、学校等由麦都思来管理。[15] 1818年前后，麦都思注意到中文识字课本在南洋地区的使用情况，及从小培养孩童对基督教的兴趣以使其皈依的传教目的，使得麦都思开始思考模仿《三字经》文本写作方式在宗教启蒙上的意义。麦都思创作出一种包含基督教教义的小学识字课本。
1822年麦都思在爪哇巴达维亚传教，写出了第一部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全文模仿中国传统《三字经》的文本形式，三字一句，以基督教启蒙为目的，内容分为上帝、伊甸园及原罪、耶稣降世、基本的传教方法与宗教仪式、大审判、劝信六部分，奠定了后世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主旨、文本形式、内容基础的蓝本。[16]全文讲究韵律，文字直白，通俗易懂，一些文字可能受东南沿海地区方言的影响，具有口语化的特征，如“人始祖，男与女，慑福禧，乐园里”、“眼不开，不照你”、“至世末，只是坏”，容易为幼童理解。
1823年， 麦都思《三字经》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出版，封面左下角署名“尚德者纂”字样。全书正文16页，计948字，此书是之后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主要源起。以1823年的基督教《三字经》为蓝本，此后修订再版了多次。文字上虽有细微差异，但主要内容不变。麦都思的《三字经》以《圣经》的开篇《创世记》为范本，也是从神造万物讲起，接着赞美神的力量伟大。开头为：
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
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
至公义，至爱怜，至真实，及至圣。
神为灵，总无像，无可坏，无可量；
无何始，无何终。[17]
这里开篇头四句即说明神造万物无所不能。第一句“化天地”中，“天地”两字连用指代宇宙万物，符合中国文化体系中人们的理解习惯。麦都思以“神主”称呼基督，以“真神”凸显来自西方的宗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性。讲完神造人的事迹之后，是人被逐出伊甸园，人的原罪，人区别于神的本质等内容。随后一些基督教重要的概念如“灵魂”、“肉”、“身”等也被提出。最后几页描述世界末日及大审判，并叙述不同的人如何将升天得福或落苦受难。最后写到“尔小生，宜求神，神乃好，常施恩，每日早，当祈求，又每晚，不可休，先颂神、罪必认，求恤怜，后蒙恩，正其心，诚其意，止于敬，才成祈，口里话，心要通，此二反，有何用，有恒心，常畏神，至于死，福无尽”，劝诱儿童信仰基督教，成为虔诚的教徒。
1823年麦都思《三字经》出版后，不断修订再版，现将笔者目前收集到的以麦都思《三字经》为底本的基督教《三字经》分类如下：
（一）以“化天地，造万有”开头的麦氏《三字经》 [18]
（1）《三字经》，1823年，巴达维亚编印，16页。[19]
（2）《新增三字经》，1832？年，马六甲英华书院藏板，16页。封面有“我教子唯一经”。[20]
（3）《三字经》，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藏版。 [21]
（4）《新增三字经》，1845年，上海墨海书馆，新版本，内封面题名为“新增三字经”。[22]
（5）《三字经新增注解》，麦都思著，麦嘉蒂培端(Divie Bethune McCartee) 注，1846年，宁波出版。[23]
（6）《解元三字经》，1855年，福州亚比丝喜美总会（即A.B.C.F.M.美部会）镌。[24]
（7）《解元三字经》，封面有“顺德欧适子著《解元三字经》芥子园藏版”字样。共16页，316句。[25]
以上七个版本中，前六个确定著者为麦都思，内容均以“化天地，造万有”开头，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但一些会有些许字句的修订。其中马六甲英华书院藏板《三字经》共16页948字，内容、结构与1823年版相同，但在文字上有改动。最大的变化是将所有的“主”、“天”都改称为“神”，“天主”则改为“神主”，原来用“上主”的字句加上了主语，“求上主”就变成“我求神”。此版还修改了1823年初版中的文字偏颇，比如“人始祖，男与女，嗫福嘻，乐园里”、“至末世，只是坏”在1832年版中相应改成“我始祖，男与女，最快活，在园里”、“至世末，俱为歹”。改“无一人，靡罪想”为“无一人，总无愆”，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歧义。
1843年，麦都思《三字经》在香港英华书院修订重刻。184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了一个新版本，改动部分文字，相比之前的版本显得更加通畅、文雅，但整体的结构和内容没有发生大变化。如之前版本中“至可怜、至真实”被改为“至爱怜，至真实”，在讲到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的生活时，改为“主造人、照自像，性为善，心为良，人始祖，男与女，最有福、乐园里”[26] 。为方便学习与讲解，1846年在宁波出版《三字经新增批注》，由麦嘉缔注释，以1832年本为底本，首页题名“三字经注解”，在每句正文后有小字注释，后半部分省略了关于传教方法及宗教礼仪的一段，以直白的语言解释，浅显易懂，如“无不在，无不知”一句即注解为“言真神各处皆在，各处皆能照顾，言万物皆真神主所知”。据伟烈亚力介绍，该作品的修订版于1847年以《三字经注释》为题在宁波印刷，共16页。1848年上海墨海书馆再版了《三字经》铅印字，同年宁波的美华书馆用小开本重新出版了该书。[27]可惜笔者没有找到这两个版本，不过可以推测，其内容和此前出版的麦都思《三字经》没有大的变化。1855年，福州美部会出版的《三字经》被收录在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修订的《醒世良规》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28]
值得注意的是芥子园藏版顺德欧适子著《解元三字经》，此版每页5行，每行2句，全书共16页316句，但实质内容就是麦都思《三字经》，正文依然是“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口里话，心要通，此二反，有何用，有恒心，常畏神，至于死，福无尽”。但为何要在封面上标“顺德欧适子着芥子园藏版”字样呢？经查，南宋末期顺德人欧适子创作《解元三字经》，即中国传统《三字经》训蒙的普及读物。而芥子园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在南京营造的别墅。在芥子园，李渔开书铺印卖图书，经营芥子园书铺。书铺注重装帧设计，在与伪书、劣书的竞争中终于脱颖而出，因此“芥子园藏板”在清康熙以后有名于时。后来”芥子园“书铺屡经转手，但李渔奠定的良好传统一直保持，使芥子园成为清朝出版业的著名品牌，沿袭两百多年。当时的很多图书收藏者还以收藏到芥子园印行的图书为荣。由于中国传统《三字经》作为家传户晓、脍炙人口的童蒙读物，特别是“顺德欧适子”著“芥子园藏板”传统蒙学《解元三字经》很是流行。传教士在采用三言韵语撰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三字经》仿本时，以期用中国人熟悉的书籍版式宣扬教义、招徕信众。可以推测麦都思或书坊当时借用以《解元三字经》为名的蒙学版本宣传其基督教《三字经》，并以通行本封面、版式出版，招徕读者，借以传教。邹颖文的文章对此有详细考证。[29]
（二）以“自太初，有上帝”开头的麦氏《三字经》修订版
据伟烈亚力记载，1851年，麦都思对《三字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订，[30]内容以“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至仁义，至清洁，至诚实，至矜悯”开头。结束语为“尔小子，宜寅恭，赖上帝，德至隆，宜祈祷，朝而夕，恒若此，毋休息，先颂美，以任过，求矜恤，后蒙暇，心必正，意必诚，口而颂，心而维，若相反，非所宜，恒厥心，畏上帝。及老死，不可废”。这一版对通篇字句进行了精心的打磨修饰，很可能修订时受益于麦都思的中文助手朱德郎的的帮助。[31]此后，一些基督教《三字经》便以1851年修订版为底本，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再版，统计见以下几种：
（1）《三字经》，1851年，上海墨海书馆印发。[32]此版1852年又重印。
（2）《三字经》，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排印，17页。[33]
（3）《麦氏三字经》，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注，1856年，香港英华书院印，17页。无封面，内封题名为“麦氏三字经”。[34]
（4）《三字经注解》，罗存德注，1857年，香港英华书院印，16页。[35]
（5）《三字经注解》，罗存德注， 1863年，香港英华书院，16页。内封题名为“麦氏三字经”。[36]
（6）《三字经》，1864年，京都英国施医院，17页。[37]
（7）《三字经》，1869年，京都英国施医院，17页。[38]
（8）《圣教三字经》，署名夏查理( Charles.Hartwell)，1870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17页。[39]
（9）《麦氏三字经》,1900年，羊城小书会藏版本，广东真宝堂书局印，17页，共320句。[40]
（10）《三字经》，1913年，夏察理编著，福州启明印刷公司活版本，闽北圣书会印发，17页。[41]
1851年版《三字经》比之前的版本表达更准确，富有文采。之前的基督教中文《三字经》都是以“化天地、造万有”开始，1851年版首句改为“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使用“上帝”、“主”来称呼God。这里牵涉到“译名之争”，在华新教传教士最早的新约圣经汉译本是由马礼逊、米怜完成的。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受命修订译文，并请郭实腊、裨治文参与其事。麦都思对于译事有自己的主张，在一些用词方面，他力主修改原译，其中包括要将God原来的译字“神”改为“上帝”。[42]1851年上海墨海书馆《三字经》该“神”字为“上帝”，正是当时“译名”争论的影响的结果。此版对之后的诸多版本影响很大，之后绝大多数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及《三字经》注释大都以它为底本，在上海、宁波、香港、广州、北京等地出版，然后发行传播到全国各地。如1856年墨海书馆再印，香港英华书院1856年、1857年、1863年版《三字经》，京都英国施医院1864年、1869年版等，都是在1851年修订本基础上加出版发行的。列表中的最后两种内容板式完全一样，后者虽然署名为夏查理，应该是1900年《麦氏三字经》（羊城小书会藏板，真实堂书局印，光绪二十六年）版本的重刊本。
在这一类中，特殊的一个是1870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出版的《圣教三字经》，虽然其标出的题名和作者有变化，然而除了印刷出版方式的不同，这本《圣教三字经》实质内容仍然和1851年版麦都思《三字经》相同，也是以“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开头，结尾处写道 “尔小生，宜寅恭，赖上帝，德至隆。宜祈祷，朝而夕，恒若此，毋休息…… 心必正，意必诚。祈若此，事以成。口而诵，心而维。若相反,非所宜。恒厥心 ,畏上帝，及老死,不可废。”[43]计320 句，960 个汉字。
以上这几版在文字上的精心雕琢，使最初主要适用于幼童启蒙的《三字经》的色彩淡化，其潜在的阅读对象应是具有一定识字能力民众，遂成为广泛散发的宣教工具。基督教《三字经》的不断修订、出版说明这种三字经式的初级基督教宣传小册子得到了受众的肯定。
（三）以“造天地，山与海，及造人，神主宰”开头的《真理三字经》
1847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麦嘉蒂培端(Divie Bethune McCartee)注解的《绣像真理三字经注释》，以此为源头的《真理三字经》在文字上的改动较大，它们以“造天地，山与海，及造人，神主宰，无不在，无不知”开头，文中所有的上帝仍称为“神”。但除了开头文字重大改动及部分文字不同外，内容与1832年麦都思《三字经》基本相同。1860年、1863年、1872年《真理三字经》在广州出版了三次，虽然从1876年的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上看，这三版的责任人为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 ，但是其内容、文字显然出自《绣像真理三字经注释》。只不过1863年、1872年版的因省去了传教方法、大审判两段，全文字数减少。
为了便于理解，注释本《三字经》也多次出版。1866和1869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真理三字经注释》，正文后有小字解释每句的意思，如第一句注释为“这天地万物不能自生，必有一个全能神创造之始致使天地各运其化，人物俱得其所属”。[44]《真理三字经》主要在广州出版，可以估计其主要发行区域应该在岭南地区。在诸多版本《三字经》注释中，以1850年《绣像真理三字经注解》印刷最为精美，并配有多幅插图。笔者目前找到的《真理三字经》及注释本有：
（1）《绣像真理三字经注释》，麦嘉蒂培端注释，1847 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印发，有插图，17页。[45]
（2）《绣像真理三字经注解》，麦嘉蒂培端注释，1850 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印发，有插图。[46]
（3）《真理三字经》，邦尼编，1860年，广东出版，16页。[47]
（4）《真理三字经》，邦尼编 ，1863年，广东出版，12页。[48]
（5）《真理三字经注释》，麦嘉缔注释，1863年，上海美华书馆重刊铅印本，16页。[49]
（6）《真理三字经注释》，1866年，上海美华书馆印，11页。[50]正文后有小字解释每句的意思。
（7）《真理三字经注释》，1869年，上海美华书馆印。[51]
（8）《真理三字经》，邦尼编，1872年，广东出版，12页。[52]
（四） 方言版及白话改写本基督教《三字经》
方言类基督教《三字经》见上海话和福州话两种，目前搜集见以下三个版本：
（1）《三字经》，娄理瑞（Reuben Lowrie）编著，1860年版，10页。[53]
（2）《真理三字经》榕腔，夏察理(Charles Hartwell) 编订，1875年，福州美华书馆印发，26页。[54]
（3）《真理三字经》榕腔，夏察理编，1878年福州美华书局印。 [55]
1860年，娄理瑞编著的上海土白《三字经》出版。娄理瑞是传教士娄理华的弟弟，1854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到达上海。此书封面下注“上海土白”字样，上海土白《三字经》试图展现更详细的基督教历史，内容上与麦氏《三字经》、《真理三字经》差别较大。后两者不分章回，而上海土白《三字经》将基督教道理分为六个章节：神独一、人得罪、主耶稣、教门里、死朝后、劝化人，每一部分有一个完整主题，共1395字，但从整个架构仍可看出明显依循后者。[56]它的方言特质方便上海普通民众理解基督教历史和教义。
福州话《真理三字经》由夏察理编订，夏察理是美国公理会派往中国福州的传教士，1853 年到达福州，此后终生在此从事传教工作，其间只有三次短暂返回美国。夏察理会讲流利的福州话，提议使用福州话罗马字，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他还将部分新约和三字经翻译为福州话，编写各种书籍和小册子，为学校编写许多课本。榕腔《真理三卷》在内容上参考了麦都思《三字经》，以福州话写成，初版于1875年，1878年重印，正文开头为：
元早早，毛天地，凡人物，昧切备。
当彼时，务上帝，第一先，第一快。
毛生日，毛朝代，（第1页）
永生神，自然在。都毛形，都毛像，
共人乇，人一样。是神灵，一双主。
随处着，毛块躲。（第2页）……
童子死，也不少，自幼时，凭天道，
享永生，寿不老。（结束句）
《真理三字经》榕腔每半页5行，每行2句，全书共616句。其中第8页“论魂魄，活卖纯，魄六七，共三魂”页上注语为“宁波、上海北各处都将仆务三魂六魄，福州、广东南势各处讲仆务三魂七魄，话实同”，以福州话说明此《真理三字经》发行流传之地。
之前提到，娄理瑞曾用上海方言编撰《三字经》，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白汉理（Henry Blodget)为方便普通信徒理解，扩大《三字经》的影响，将上海土白本一一对应改写成官话白话文，1863年在天津东门内耶稣堂初版。1875年和1883年上海美华书馆和北京灯市口美华书院又有出版，仍以上海土白《三字经》为底本，基本内容不变，但在具体文字表述上有出入，语言也更为典雅。[57]笔者目前收集到的白话本基督教《三字经》有：
（1）《三字经》白话本，白汉理编，1863年，天津东门内耶稣堂印，共9页。[58]
（2）《三字经》白话本，白汉理编，1875年，上海美华书馆印，17页。[59]
（3）《三字经》白话本，白汉理编，1883年，北京灯市口美华书馆，15页。[60]
白话本《三字经》共 504 句，1512 个汉字 ,全书分为六章，分别为独一神、人犯罪、救世主、人归主、人死后、劝孩童。正文开头“起头时，一真神，造天地，又造人，六日后。神歇息，他祝福，安息日，真神主，是个灵，永远活、最聪明。神荣光，大明亮，并没有，形和像……真神主，是个灵。永远活。最聪明” 封底有广告告知：如有原问书中之道者可用到京都、天津、通州、张家口、保定、山东数处耶稣堂得到”，由此可见其印行发售区域。 这部 《 三字经》的内容的特点在于，它将儿童视为传教的主要对象，侧重以“父母”和 “子女”对应的形式来进行说教。如第五章中写道：人为善 ，升上天。永享福 ，神面前。人为恶 ，定罪名。地狱里，永受刑。儿女歹，父母好。受报应，无颠倒。爹娘恶 ，必受咒。儿女善 ，必得救。主审断，世界上。最公平，无两样。” 第六章以“劝孩童”为题，仿上述《三字经》的结尾形式并有所发展，内容为“尔小孩，嫩心肠，听主道,不可忘。当惧怕，当信爱。当恭敬,当求拜。当受恩,深且重。当感谢,当称颂。各样罪,当承认。心有恶，当怨恨……当终身 ,跟随主。当耐心,受劳苦。临死前,将灵魂。交耶稣 ,永收存。死以后,得完全。享永福 ,神面前。”
三、其他种类的基督教《三字经》简析
除了以上讨论的多个版本的麦都思《三字经》、《真理三字经》、方言版和白话本基督教《三字经》，还有其他一比较些特殊的三字经体布道小册子。这里简单讨论一下《真理便读三字经》、《训女三字经》及中国人编著的基督教三字经类宣教文本。
- 杨格非的《真理便读三字经》
伦敦会来华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于1855年到达上海，1861年迁居汉口，开办了一家传教站，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汉口杨格非编著印发了《真理便读三字经》，见以下版本。
（1）《耶稣圣教三字经》，1880年，汉口圣教书局印发，21页 。[61]
（2）《真理便读三字经》，1909年，汉口圣教书局印。[62]
（3）《真理便读三字经》，1919年，巴中圣教书局印。[63]
和麦都思《三字经》有较大差别，杨格非《真理便读三字经》内容更为丰富,含23章。1880年汉口圣教书局刊刻时名为《耶稣圣教三字经》，1909年再版改书名为《真理便读三字经》，1919年巴中圣教书局也有印发。这三个版本内容相同，分为二十三个部分，分别为：独一上帝、封神之谬、万有真原、圣贤敬帝、人之本原、神鬼之别、歌颂上主、救世真主、圣神感化、去假归真、详论祷告、审判善恶、圣教经典、略引圣经、警醒幼童、孩童唱歌、主祷告文、孩儿早祷、孩儿晚祷、食时祷告、上帝十诫。其另一特点在于，在阐释基督教教理前对偶像崇拜和中国民间信仰的批判，如在第二部分“封神之谬”中就批评了多神论和偶像崇拜，“千万神，人心想，人手出，非主宰，惟土木，彼偶像，尽虚空，敬拜之，毫无用”，“人该敬，乃上帝，无有二，是真理”。杨格非还善于利用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引经据典”，间接地批评儒学以及那些被传教士视为与儒学相关的习俗观念，以证明基督教的上帝是“万有真原”，如：
人多云，盘古氏，分天地，首御世。
此等话，毫无据，乃是人，捏造语。
昔孔子，删古书，其定断，自唐虞。
故四书，及五经，皆不载，盘古名。
因三皇，茫无稽，司马迁，概不题。
况盘古，三皇前，更虚幻，不须言。[64]
第十六、十七部分是孩儿唱歌两首，后面的祷文则是四字一句，最后以基督教十诫作为单独的一部分，没有采用三字结构。
（2）《训女三字经》
《训女三字经》 被认为是“基督徒女性用中文创作的第一本”[65]，也是由女传教士创作的用于华人女学教育的早期“三字经”，作者是马典(Sophia Martin Little)。在麦都思于19世纪 20 年代在东南亚地区传教的同时 ,其夫人的妹妹马典也在这一带开展传教活动 ,她起初与传教家庭住在巴达维亚 ,1829 年前往新加坡在那里协助管理华语学校。[66]由于教学的需要,她编撰了《 训女三字经》,并于1832 年刊印，计404 句，1212个汉字，它以女性为主要宣教对象，该书开宗明义地写道“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 ,就有用”表明其编撰的宗旨及目的之一是劝导女子入学受教，但是此书对后世三字经影响有限，此后类似名称与形式的中文基督教出版物很少。徐淑萍撰文对《训女三字经》的详细解析。[67]
（3）李良《天学训蒙三字经》
《天学训蒙三字经》是传播天主教思想的中文小册子，内融合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教义，出版信息不详。卷前有康熙四十三年（1704）李良序言( 序共5页)，序中言明此书主旨，但关于此书著者，我们知之甚少，序后署“钦天监天文历科候补博士儒林郎云间领报会后学李良超民氏撰序 ”，这里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此书著成远远早于麦都思《三字经》，早在康熙年间，中国天主教信徒已经将基督教与三字经形式结合在一起。
谈及此书编著目的，作者道“异端邪教谈天说地，一味荒唐，人兽轮回，皆属荒诞，眩惑斯世，何足信从。至于儒者，虽举与释道向别，而开天辟地，性命精微之理，犹能详明确实，即书云唯皇上帝，降衷下民，略知大意而已，故予着此书，书名天学训蒙三字经”， “略陈一二指点迷途，使茫茫者诞登有岸，不致陨越沦亡。”[68]由此可知，作者对儒家思想有限接受，猛烈评击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此书旨在阐明并扩散天主教教理。作者希望人们“及早回头惕然猛省，守诚遵规行善立功，庶不负造物主生存大德救赎洪恩。”即接受天主教，获得救赎。正文开头为 “凡训蒙，须端本，知大原，明正理。 辟邪说，绝异端，拒跛行，远匪类，讲道德。崇信义，上敬主，下爱人。孩提时，天性良，与世俗，亟慎防。为父者，以义方，教之要，勿纳邪。[69] 在书中作者还常常引用儒家的伦理观或思想，强调“忠君泽民”、“慎独”，如第7页“若嬉慢，便失足，欲向上，在慎独。日切磋，日琢磨，希为圣，希登天。计长久，别善恶，建功劳，成事业，幼而学，壮而行，存天理，灭人欲”。末尾句“我愿人，勿愔愔，乘梦醒，细推详，长久计，切莫忘，能自省，定吉昌，卞和璞，谁知玉，有识者，必警目，男与女，老与少，要升天，皆当读。”（第17页）可见《天学训蒙三字经》预设读者对象为普通民众而不单单是幼童。
（4）《圣道三字经》
1933年9月，江西仁记石印局，安息日会书报房发行《圣道三字经》，它以三字一句的形式记述基督教内容，为方便信徒识字、阅读圣经而编，共34页。[70]前有郑可农序，说明此书编著目的“专为本会一般失学的教学友容易明白圣经要道而得学读文字常识其目的，乃由浅入深俾失学的教学友们能阅读圣经” 内分为15课，分别为创造万物之真神，圣经，人之来源，罪恶进入世界，救赎人类之方法，上帝律法，安息日，洪水之灾，耶稣再来，重生，灵魂，人死后如何，审判，祷告，教会的礼仪。内有插图，正文“太初时，地混沌，创天地，是真神，先造光，次空气，并树木，日月星，水中鱼，空中鸟。一切物。皆主造，各从类，甚分明。物造毕，灾造人，人本为，万物灵，是真神，特产品，这宇宙，创造竣。”
以上所举并不是基督教类《三字经》的全部，一些存世的版本为笔者所未见。此外，就我们所知，至少还有美国浸礼会真神堂的传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模仿麦都思《三字经》在1848年也出版过《三字经》。美国南部监理会传教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根据上海附近地区的读音用罗马字母拼写的《三字经》，于1860年出版，逐字翻译，将译文插到每行汉字中印刷。[71]还有一个特殊的是1904年华北书会印发《三字经》，它用“上主”不用“上帝”，以“自太初，有上主，是真神。即天父，无不能，无不在，无不知，大主宰”开头，共 5页336字。[72]总之，基督教《三字经》出版次数之多、版本之多、流传时间及范围之广，充分说明其成普通民众宣教的有效工具了，在传教工作中有大量需要且产生了一定效果。
简析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调适过程中，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跨文化分析的样本。文字传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传播基督福音的一种选择，但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的影响，如何要让文字传教更富有成效一直是传教士们探讨的课题，分析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可以管窥一斑。在中国沿海贸易港口开埠之前，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争取到自己的信众，布道手册的撰写仍然是新教传教工作的重点，成为来自异地的传教士主动寻找契合本土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基督教在华传播面临的文化处境是：要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福音，这就需要传教士们不断强化基督教本色化的色彩，在传教方式和传教内容上都要更“中国化”，贴近中国人；但传教士的主要使命是传播福音，宣教小册子的主旨必然是基督教主题相关的，中国人对这种文本的接受仍受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基督教要在中国传播开来让中国人接受，必须要使用中国人熟悉的文化系统和符号来传播。
麦都思《三字经》移用中国传统《三字经》三字一句的结构，字数少，篇幅短，注意用韵，适合学校里的学生跟读，便于口授与记忆。虽然它容纳的信息有限，然而在布道时，传教士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阐述文本。麦都思的《三字经》在保持布道手册主旨的前提下，将蒙学三字读本的功能融入到传播宗教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它的社会功用。这样，基督教类《三字经》体现了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观察，对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变和尝试，显示了他们在沟通中西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同中国传统《三字经》带给中国幼童的蒙学教育的影响类似，基督教《三字经》成为一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宗教启蒙读物。一些版本的封面上还题上易于被中国人接受的中文笔名“尚德者”。在内容上，尊重中国的传统经典，而且推崇中国传统的忠孝等道德核心价值，把它们融合进去。
对比中国传统《三字经》及基督教《三字经》，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各自明显的特色。传教士将两者关联起来主要在于：它们共同作为启蒙读物的性质；文本形式和结构上的可借鉴之处。除此之外，两者并无多少相通的地方。内容上，中国传统《三字经》以教授读写基础知识和儒家论伦理道德为主，“上自天时之五行四序，下及人事之三纲五常，以至历朝之统序，经史之源流，与夫蒙养之方，上达之序，嘉言善行之可循，而可法者，罔不备载。其言简，其义该。其词近，其旨远，诚幼学之不可不读也。”[73]传统《三字经》 以中国古代历史知识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贯穿其中，旨在启蒙儿童和民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也因其文字及韵律的优美，宜于记忆，在学塾和民间广为流传。而基督教《三字经》模仿中国传统《三字经》，集识字课本和基督教布道小册子于一体，以基督教历史及较抽象的教理、教理教仪为主要内容。比较起来，基督教《三字经》虽然也采用以简明易懂的三字一句文字形式来表达，但因其宗教小册子的特质，对幼童来讲，理解起来还是有些抽象、困难。由于《三字经》在中国历史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来华传教士寄希望于基督教类《三字经》对传播基督教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影响。传教士编辑刊印了多种版本的基督教《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在教会学校作为教材使用，也作为下层普通信徒的识字课本及宗教入门读物，基督教《三字经》由此进入民间，广泛流传。
经过一次次的修订润饰，基督教中文《三字经》在文字上以训雅见长，这隐含了出版目的和读者群的变化，表明基督教《三字经》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检验及修订，其预设受众范围的扩大，即从最初针对幼童宗教启蒙转向普通民众。经精心雕琢的中文基督教《三字经》除了作为宗教启蒙读物外，也成为当时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工具之一。以麦都思《三字经》为源头，基督教类《三字经》的多次重版、修订再印，各种注释本、方言版、白话本基督教《三字经》满足了不同接受群体的具体需要，进一步扩大其影响。除此之外，另一个需要花费时间探索特例是中国信徒编写的基督教《三字经》，如请康熙年间天主教徒李良的《天学训蒙三字经》。总之，直到20世纪上半期仍有模仿麦都思《三字经》编著成的三字经式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传教士以“三字经”的形式简化宗教小册子，创作出独特的基督教《三字经》，是对中国文化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是中国文化环境对英、美传教运动的一个先驱人物的影响。表明基督教传教运动“本土化”探索，显示出中国文化对教会事业的重大影响。罗友枝谈到基督教《三字经》在中国的传播时说“中国人的观点和价值确定了教会初级学校课本的形式和内容。”[74]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参考费正清做出的评论：“一部基督教仿编的《三字经》并不能取代原本，尽管它显示了教会通过中国管道接近中国人的策略。”[75]的确，事实也证明基督教《三字经》代替不了中国传统《三字经》。如果将这一史事放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基督教三字经的散播，就犹如一阵阵雨点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河，它是难以使河水改变色调的。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雨点曾经融入过这大河里，这也正是本文努力要揭示的历史图景。
The anlysis on versions and spreading of Three Character Clssic on christianty in Chinese
QIAO Yangmin
Abstract:The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a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elementary book of ancient China.By linking religious tract with Chinese native culture,they created various Three Character on Chriatianity.It uses the format of three words for one sentence to spread christianity,among which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written by Medhust, the revised edition,annotated edition of it and other kinds of christian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including those written by Chinese Christian were widely spread.This article tries to carding and anlysis the version and the course of spread of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on christianity, then excavating the question of chinization on the Chinese-western culture exchange of the publishing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on christinity to providesome materials to the research of the reglious tract on chriatianity in chinese.
Keywords: Three character clssic on christianty in chinese. Medhust. Zhen Li San Zi Jing Version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2&ZD128）资助，为其阶段性成果。
[1] 黄时鉴：《＜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九州学林》，2005年第2期，第79-82页。
[2] 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13页。
[3] Evelyn S. Rawski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Mission Enterprise”，in S. W．Barnett＆J．K. Fairbank(eds)．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pp.135—151.
[4] Evelyn Rawski,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Mission Enterprise”，in Sus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p. 135-151；吉田寅《宣教师版 资料的考察》，《异文化交流》第13号，1993年5月；黄时鉴《＜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九州学林》2005年第2期，第79-82页；郭红《从幼徒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11月第6期，第51-58页； 邹颖文：晚清<三字经>英译本及耶教仿本<解元三字经>概述》，图书馆论坛，2009年4月第29卷第2期，第176-178页；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12-119页；肖朗 、王鸣《< 三字经>满 、蒙文本及仿制本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2008年1月第38卷，第1期，第156-166页；徐淑萍《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探索——传教士中文作品<训女三字经>文本初探》，金陵神学志，2014,2（99）。第170-181页。
[5]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Z].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27
[6] 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15页。
[7] 传教士的中文写作与其中文助手的作用及19世纪几位主要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写作过程的研究，参见Patrick Hanan,“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The Writing Process, in Patrick Hanan ed.,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pp. 261-283.
[8] 郭红：《从幼徒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11月第6期，第55页。
[9] E. C. 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Chinese Repository ,No. 4 (1835) .
[10] S. W. Williams , The Middle King dom :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 Government , Education ,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 etc. , of the Chinese Empi 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 1 , Taipei :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5.
[11]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12] 麦都思的生平及著作概况，参见[英]伟烈亚力着，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49页。
[13] 马礼逊、米怜等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南洋的印刷活动，参见William Milne ,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37-139/267-287.
[14] William Milne, The First Ten Years of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The Anglo一Chinese Press, 1820, pp.271.
[15]同上，pp. 196.
[16] 郭红：《从幼徒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11月第6期，第52页。
[17] 这里依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藏版的内容分析。此版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23；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也有藏 索书号： TA 1980.5 54 C-0147 A29 及及TA 1980.5 54 C-0147 A29；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 索书号：Sinica 1436、Sinica 2960、Sinica 322
[18] 下文中统计信息来源：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录数据库http://sd.bbtdb.com/Index.aspx；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英]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Mi Chu, Man Shun Yeung, ed.,Christianity in China: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19th Century Mission work in Chinese at the Asian division,The Library of Congress,U.S.A. 汉世纪数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郭红《从幼徒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11月第6期，第58页；邹颖文《晚清<三字经>英译本及耶教仿本<解元三字经>概述》，图书馆论坛，2009年4月第29卷第2期，第177页；以及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及南汇航头藏书楼查阅的材料。
[19] [美]麦都思：《三字经》，1823年，巴达维亚编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索书号Sinica 1381。在以下统计列表中的基督教《三字经》如无明确说明，不标明著者的即默认著者为麦都思。
[20] [美]麦都思《三字经》1832？年马六甲英华书院藏板。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藏，索书号Sinica 2972；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也有收藏，参见Mi Chu, Man Shun Yeung, ed.,Christianity in China: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19th Century Mission work in Chinese at the Asian division,The Library of Congress,U.S.A. 汉世纪数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页。
[21] [美]麦都思：《三字经》，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藏版，目前此版的收藏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23；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索书号TA 1980.5 54 C-0147 A29 、TA 1980.5 54 C-0147 A29；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索书号Sinica 1436、Sinica 2960、Sinica 322 .
[22] [美]麦都思：《新增三字经》，1845年，上海墨海书馆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索书号Sinica 1372.
[23] [美]麦都思著，[美]麦嘉蒂培端注：《三字经新增注解》，1846年，宁波出版。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有藏，索书号Sinica 1748.
[24] [美]麦都思：《三字经》，1855年福州亚比丝喜美总会出版。参见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索书号TA 1980.2 19.1 C-0173 A72；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 . 24 .
[25] 顺德欧适子著：《解元三字经》，芥子园藏版。参见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419页。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有藏，索书号TA 1980.5 54Bb、C-0147 A31；另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23、24.[美]麦都思：《三字经》，1855年福州亚比丝喜美总会出版。参见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索书号TA 1980.2 19.1 C-0173 A72；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 . 24 .
[26] 具体分析见郭红《从幼徒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11月第6期，第53页。
[27] [英]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33页。
[28] 参见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368页。
[29] 详细分析参见邹颖文《晚清<三字经>英译本及耶教仿本<解元三字经>概述》，图书馆论坛，2009年4月第29卷第2期，第178页。
[30] [英]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31] 传教士的中文写作与其中文助手的作用及19世纪几位主要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写作过程的研究，参见Patrick Hanan,“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The Writing Process, in Patrick Hanan ed.,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pp. 261-283.
[32] [美] 麦都思：《三字经》，1851年，上海墨海书馆。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索书号 Sinica 1879.
[33] [美]麦都思：《三字经》,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排印，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有藏，书目号1935673.也可以网络资源上获取http://nla.gov.au/nla.obj-46348331；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书目号Sinica 2990、Sinica 2994 .
[34] [美]麦都思著，罗存德注《麦氏三字经》，1856年，香港英华书院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书目号 Sinica 2962、Sinica 1467.
[35] [美] 麦都思着，罗存德注《麦氏三字经》，1857年，香港英华书院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书目号Sinica 1415 .
[36] [美]麦都思著，罗存德注：《麦氏三字经》，1863年，香港英华书院印。牛津大学图书馆有藏，书目号Sinica 1444 .
[37] [美]麦都思：《三字经》，1864年京都英国施医院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书目号 Sinica 1169.
[38] [美]麦都思：《三字经》，1869年京都英国施医院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书目号Sinica 1152.
[39] [美]夏查理( C. Hartwell)： 《圣教三字经》，1870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目号TA 1980.5 36.1 C-0147 A33；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书目号Asian Reading Room. J707/M461；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24.
[40] [美]麦都思《麦氏三字经》，1900年广东真宝堂书局印。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索书号TA 1980.5 36.1a C-0147 A34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 . 25.
[41] [美]夏察理编：《三字经》，1913年闽北圣书会印发，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索书号 TA 1980.5 36.1b、C-0147 A37；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胶卷:mic/f 497 no.26 .
[42] 参见Jost Oliver Zet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chapter 3，pp. 64—650此书中文译本为：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第3章，香港：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第54-55页。
[43] [美]夏查理：《圣教三字经》，1870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书目号TA 1980.5 36.1 C-0147 A33；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 Asian Reading Room. J707/M461；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24.
[44] [美]麦嘉蒂培端注：《真理三字经注释》，1866年，上海美华书馆，第1页。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有藏，索书号 00093949B.
[45] [美]麦嘉蒂培端注：《绣像真理三字经注释》，1847 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印发，美国国会图书馆姜别利文库收藏，参见张先清《姜别利及<姜别利文库>》，国际汉学第17辑，2007年12月，第260页。
[46] [美]麦嘉蒂培端注：《绣像真理三字经注解》，1850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书目号Sinica 3002.
[47] [美]邦尼：《真理三字经》，1860年，广州出版。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藏，书目号 Sinica 1111.
[48] [美]邦尼：《真理三字经》，1863年，广州出版。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藏，书目号 Sinica 1221.
[49] [美]麦嘉蒂培端注：《绣像真理三字经注释》，1863年，上海美华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姜别利文库有藏，参见张先清《姜别利及<姜别利文库>》，国际汉学第17辑，2007年12月，第260页。
[50] 《真理三字经注释》，1866年，上海美华书馆重刊，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藏，索书号 00093949B.
[51] 《真理三字经注释》，1869年，上海美华书馆印，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藏，索书号00094849B.
[52] [美]邦尼：《真理三字经》，1872年广州出版，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有藏，书目号Sinica 1253、Sinica 3057.
[53] [美]娄理瑞：上海土白《三字经》，1860年版。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书目号Sinica 2934.
[54] [美]夏察理：《真理三字经》榕腔，1875年，福州美华书馆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藏，书目号TA 1980.5 36、C-0148 A39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片:mic/f 497 no.27.
[55] [美]夏察理：《真理三字经》榕腔，1878年福州美华书局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有藏，参见Mi Chu, Man Shun Yeung, ed.,Christianity in China: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19th Century Mission work in Chinese at the Asian division,The Library of Congress,U.S.A. 汉世纪数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02页。
[56] 郭红：《从幼徒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11月第6期，第56页。
[57] 同上，第55页。
[58] [美]白汉理：《三字经》白话本，1863年天津东门内耶稣堂印。牛津大学伯德林图书馆藏，书目号Sinica 1460.
[59] [美]白汉理：《三字经》白话本，1875年京都美华书馆印。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索书号TA 1980.2 03 C-0147 A38.
[60] [美]白汉理：《三字经》白话本。1883年，北京灯市口美华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索书号TA 1980.5 08.1.
[61] [英]杨格非：《耶稣圣教三字经》，1880年，汉口圣教书局印发。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有藏，书目号1774941；另有网络资源http://nla.gov.au/nla.obj-44915822.
[62] [英]杨格非：《真理便读三字经》，1909年，汉口圣教书局印。见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长80363。
[63] [英]杨格非：《真理便读三字经》，1919年，巴中圣教书局印。见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562159。
[64] [英]杨格非：《真理便读三字经》，1909年，汉口圣教书局印。见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长80363。
[65]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1842, p 77. Vol.I June, 1832.
[66] [英]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50页。
[67] 具体分析见徐淑萍《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探索——传教士中文作品<训女三字经>文本初探》，金陵神学志，2014，2（99），第170-181页。
[68] 李良：《天学训蒙三字经》序，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有藏，索书号000948162B.
[69] 李良：《天学训蒙三字经》序，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有藏，索书号000948162B，第6页。
[70] 《圣道三字经》，1933年9月，江西仁记石印局，安息日会书报房发行。见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有阅览室电子版。
[71] [英]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
[72] 1904华北书会印《三字经》，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A 1980.5 34、C-0147 A35，见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第410页。
[73] 陶格：《满汉合璧三字经注》卷上，乾隆六十年京都二槐堂梓行，1795年.[Tao Ge,Annotations to Sanzijing in Manchu and Chinese Language(I)] ,Beijing: Erhuaitang,1795.]
[74] Evelyn S．Rawski，“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Mission Enterprise”, pp. 150一151 .
[75] S. W. Barentt ＆J. K. Fairbank: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eds)，“Introduction”，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Lond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p.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