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威 :影像媒介与信仰认知——《耶稣受难记》在S堂口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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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5年第4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336/493

熊威

 

  要:本研究以天主教宜昌教区S堂口为田野调查点,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媒介人类学视域切入,通过《耶稣受难记》放映前后教徒信仰状况对比,探讨影像媒介在当地传播状况及产生的影响,对教徒信仰认知的结构与重塑,以及影像媒介与信仰认知在当地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关系呈现。

关键词:影像媒介;信仰认知;《耶稣受难记》;S堂口;媒介人类学

 

2014年8月,宜昌教区在S堂口举行了第三期暑期培训班(主要针对教区青少年教徒),教区希望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牧灵方式加强年轻一代的宗教信仰,培育教区的后备力量。前两期培训班,教区委派资格较深的神父、修女主持,由于身份地位及生活环境的差异,这些神父、修女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培训手段,他们中规中矩地给学生讲授神学课程,按部就班地推进学习计划,但是这些努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宜昌教区教区长LXG神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将此次培训班交给教区三位年轻的修士(MYS、SHY、LYF)负责,另外找来幼师YWM和大学生GSL协助,明确要求教区其他人员配合培训班,并给予三位修士在授课内容与形式方面极大的自主权。

汲取前两期培训班的教训和经验,三位修士决定采用学唱歌、看电影、玩游戏、演话剧等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开展培训活动。正是在此背景下,《耶稣受难记》作为培训辅助手段,由他们带入S堂口[1]。其实,早在传教士时代,他们就认识到现代媒介手段对于信仰传播的巨大作用,他们用民族语文制作的唱片、收音机、留声机、幻灯和电影等传媒工具,甚至会放映战争影片,“说是收天兵,谁不听话,就放天兵来整他”,“谁不信耶稣,上帝就派天兵来打谁”[2]。现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利用影片来进行宣道活动,“2001年12月15日晚上,在巴村参加圣诞节活动的信徒在麻必底教堂里看了一场‘录像’。内容是‘耶稣生平’,碟片是一个信徒刚从贡山县城带回来的。放映设备是从附近学校里借来的一台老式的National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3]《梵二文献》对影像媒介与现代天主教的发展即有预见,“教会的子女当全体一致,协心同力,视环境之需要,以最大的努力迅速而有效的将大众传播工具用在各种传教事业上去,以期防患未然,捷足先登,尤其在那些宗教事业的进展更迫切需要努力的地方。”[4]笔者通过追踪《耶稣受难记》放映前后,当地天主教信徒对影片的认识及产生的影响,试图从影像媒介和信仰认识两个维度入手,探讨在乡村天主教社区中二者的关系及其呈现方式。

一、田野调查点情况简介

S堂口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区纵深处,地形以山地和盆地为主,教堂修建在盆地中,周边村庄以教堂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在周围的山间或山腰平地上。此地传统上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由于缺水,主要种植玉米、土豆等耐旱作物,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羊、养猪。此地属于国家重点扶贫区域,近些年来,随着扶贫开发工程引进和地区经济发展,林业和采石业也在逐步发展中。总体而言,此地经济发展较为落后,GXF神父不止一次跟笔者感慨道:“当年传教士看中这个地方,就是看重能温饱,吃喝不愁,但是也发不了财。”[5]

1 S教堂正面                     2 S教堂背面

 

S堂口历史悠久,天主教在清初即传入此地并扎根发展,形成著名的“教友谷”,直到今天,仍为湖北省农村天主教三大聚居区之一。据本地老教友介绍,原来此地属于李姓,后来龚、王二家从公安县横堤市迁移过来,根据离天主教堂8公里陈家冲王朱氏、龚王氏两座古墓碑,可断定此地1700-1724年就有教徒[6]。关于龚姓迁移到S堂口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推测:一是为了躲避教难而来,由于“礼仪之争”和译名之争,清中期开始厉行禁教,公安县教友为了保持信仰而迁居至此;二是公安地区位于长江南岸,紧邻洞庭湖,地势以平原为主,因此水患严重,公安人在逃荒期间,发现S堂口荒地较多,而且人烟稀少,因此以家族为单位逐渐迁徙到S堂口所在地区。由于史料阙如,我们并不能还原当时龚姓迁入石磙淌的历史场景,但是根据笔者在鄂西地区的调查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S堂口的形成与清政府的禁教有密切的关系[7],当然也不排除天灾造成的人口迁移。

由于S堂口所在地区地势险要,与外界交通不便,在清政府禁教期间,此地曾保护了大量的神父、教友,因此一直是天主教发展的重点区域。1894年,比利时传教士黄赞臣神父在此设计并主持修建天主教堂,历时三年竣工。建国后历次运动对教堂有一定冲击,圣像被毁、炮楼被拆、遣散传教士,整个堂口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文革中一度打算将教堂拆掉,后来当地人跟政府反映,把教堂上的十字架拆了就好,教堂可以用来做学校,这样才将教堂主体建筑保存下来。80年代初,随着宗教政策落实,S堂口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经过三任神父(GZY、GZK、GXF)的不懈努力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不仅筹资修缮教堂破损部分,而且修建了钟塔、三层综合楼等。

目前,S堂口由GXF神父主持,ZGL、LKX两位修女协助牧灵工作,三人均为本地人;另有神父和当地教友6人组成堂管小组。由于SY县只有这一座堂口(S堂口下面的ZJS地区较远,教友过来参加宗教活动不方便,教区于2009年买下ZJS地区一座废弃的小学,将其改建为教堂,已登记为宗教活动处所,其宗教活动也是由GXF神父主持,一般星期六举行弥撒),又很有名,所以S堂口辐射范围很广,不仅SY县教友来此地参加宗教活动,而且临近的YD市部分教友也是来此过宗教生活。据2007年时任本堂GZK神父统计,此地共有教友2310人;近些年来,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此地再也没有进行教友数量统计工作。在调查中,笔者向现任GXF神父核实相关数据,他说自2011年担任本堂神父以来,大概有80多人受洗,但是也有80多人过世,教友数量基本没太大变化。有一次和GXF神父去教友家送圣体,他感慨此地牧灵工作的困难,“以前我们号称8000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现在宜昌鸦鹊岭、枝江、太湖那边都是从这里迁出去的,现在只有2000多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我们现在看到可能也就1000多人,都是老人、孩子。”[8]

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成为可能,当地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于是有些人选择搬到宜昌、荆州等地;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所以经常在教堂出现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虽然S堂口在信仰情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相比于宜昌教区其他地方,目前还算情况比较好的,这点在宜昌教区内部达成共识。

由于S堂口天主教历史悠久,已经成为宜昌教区很多教友心中的圣地;而且此地教友信仰较为虔诚,奉献精神也较好,因此教区很多大型活动选择在此举行,例如布道会、儿童培训班、修女培训班、避静活动。自2011年开始举办暑期培训班开始,教区就一直将活动地点选在S堂口。

 

二、《耶稣受难记》的传播与影响

《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Shrist)于2004年2月上映,赢得巨大票房收入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具有浓厚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将“耶稣受难”这样一个主题搬上荧屏,颇为不易。作为一部剧情片,导演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以影视的手段,再现了耶稣最后12个小时的生命。2014年7月到8月,笔者进入S堂口做田野调查,此期间S堂口恰好承担了宜昌教区暑期培训班的任务,同时也赶上了天主教四大瞻礼之一——圣母升天节。从负责培训班的修士将《耶稣受难记》带入S堂口开始,在接下来一个月里,此影片的放映成为当地一件十分热闹的事情,直到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达到高潮。

  • 《耶稣受难记》的传播

S堂口教友家普遍都有电视机,少部分家庭还有电脑,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观看关于基督教题材的影片,因此,精神需求构成了《耶稣受难记》传播的前提。《梵二文献》对电影的巨大魅力给予肯定,“因为电影尤其为青年制作的电影,可供给人正当的消遣,又可促进人类文化及艺术的进步”[9]。在暑期培训班期间,教堂放映了剧情片《耶稣受难记》和纪录片《伯多禄故事》等影片,每一次都能吸引周边很多人过来。特别是看剧情片的时候,很多教友看着看着就不自觉泪流满面了。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经常让笔者给他们介绍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影片,有些教友还要求把影片名字写下来,这样可以让在外打工的儿子、女儿带回来,有些教友直接要求笔者下次再去的时候帮他们带一些相关的影片。正在这种巨大的“精神饥渴”,使得教友迫切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教会的影片。《耶稣受难记》能在当地引起如此大反响,也是切合了教友的实际需要。

《耶稣受难记》为何能在S堂口产生爆炸性影响?建立于信仰基础之上的精神需求自然是其能传播开来的内在动因,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所编织的传播网络的重要性。

S堂口教友大多是龚姓和李姓,传统上以二姓通婚为主,所以当地人基本上都能攀得上亲戚关系,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熟人社会”。教堂放映《耶稣受难记》的消息,在这样一个以血缘和姻缘为基础的熟人社区,很快通过口耳相传和现代资讯方式为更多的人知道,并且这种自发的、跨越地域藩篱的传播方式容易产生“滚雪球效应”,扩大了《耶稣受难记》的知名度,这也是《耶稣受难记》不断被要求重新播放的重要因素。

S堂口是一个较为传统的教友村,神父在当地具有极高的威望,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在意识到《耶稣受难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每次神父讲道的时候,都会反复提到这部影片,“我们传教局面为什么打不开?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做好,没活出耶稣要求的样子,你看那天的电影,耶稣为了我们被打得不成人样子,他为了我们的罪过受惩罚,要我们坚定信仰,要像耶稣一样活着。”[10]有几次神父带着我去送圣体,他在公开场合都会讲:“你们都看过那电影,就是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今天来就是代表耶稣给你们送圣体,所以你们要想着耶稣哦,他可是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哦。”[11]神父代表着一种权威力量,他在当地传播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连他都如此重视此影片,更何况那些普通的教友呢?

综上所述,教友们的信仰热情、精神需要与所能看到的教会影片较少的落差,构成了《耶稣受难记》传播的前提。从传播方式来看,一方面是公开反映,透过当地的传播网络让教友知道这一消息,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扩大此影片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作为教会权威的神父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此影片,使得教友意识到此影片的重要性,极大促进了影片的传播效果。

  • 《耶稣受难记》的影响

《耶稣受难记》只是修士们带入堂口的培训资料之一,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熟悉网络世界,他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此类影片;但是对于S堂口这样一个以老人和小孩为主体的社区来说,《耶稣受难记》却是一件新鲜事物,从其受热捧的程度即可知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从平信徒角度来看,《耶稣受难记》是绝大多数人观赏的第一部关于天主教题材影片。S堂口和中国其他很多地区一样,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社区呈现出空心化趋势,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平时很少有接触电影的机会,更不要说是天主教题材的电影。在培训班活动期间,每次教堂放映《耶稣受难记》的时候,无论是特地赶过来观看的教友,还是在教堂帮忙或接送孩子的教友,大家都很自觉聚集在教堂观看,并在观看结束后静默祈祷;后来有些没来得及观看影片的教友,还跟神父、修女反映,希望多放几遍《耶稣受难记》,71岁的GXK爷爷说:“我这个年纪的人没看过这些,前几天来堂里,看到放这个(指《耶稣受难记》),我就跟着那些孩子一起看,看着啊,就哭了,这个电影太好了。”[12]

从神父、修女角度来看,《耶稣受难记》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培训班期间,LKX修女负责带小学孩子外,GZF神父和ZGY修女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培训班活动。他们并不清楚从宜昌过来的修士会放映这部影片,但是后来逐渐感觉这部片子很受教友喜欢,“以前我跟他们讲,他们就是听着,也不知道听懂没,但是这个片子一放,都不用说,全明白耶稣受难了。”[13]后来LKX修女也觉得这部片子很好,于是从修士那边拷贝过来,在准备8月15日圣母升天节瞻礼的时候,神父让我帮LKX修女在电脑上输入读经部分、找一些开场内容,因为修士们带过来的是《耶稣受难记》是7分钟剪辑版,我们觉得时间太短,于是另找了一些国外圣母显灵的视频资源,但是神父觉得这些和教友们的生活隔得太远,后来他们达成一致的意见:循环播放7分钟版的《耶稣受难记》。在8月15日早上9点弥撒开始之前,一共播放了10遍,很多人看得都泣不成声了,“以前做弥撒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一些自己的事,一时电话响了,一时要出去,看着那种态度就不对。你看昨天,他们都很规矩啊,都跪在那里祈祷。”[14]

从教会角度来看,《耶稣受难记》的传播,为教会内部沟通搭建了平台。一方面,《耶稣受难记》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成为他们对话与交流的一个关注点,神父在讲道的时候可以以此为例,以影片为媒介来进行灵性交流,即使在平信徒相互交谈中,也会经常提起这部影片,比如笔者有一次去商店买东西,里面坐着几位年过70的老爷爷,他们就在讨论影片内容,而且拉上笔者一块交流。另一方面,《耶稣受难记》的放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S堂口大型活动的一个固定仪式环节。从世俗层面讲,通过影片放映消耗时间,等晚到的教友一块参与弥撒;从信仰层面讲,影片的放映过程也是增强灵性的过程,让他们在信仰的氛围中体验宗教精神,从而更好参与教会活动。

《耶稣受难记》在S堂口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主要是针对平信徒而言,他们常年生活在农村,对于信仰的理解不深,但是信仰热情很高,《耶稣受难记》正好点燃了他们信仰的火焰;神父、修女对于神学很了解,他们经常外出培训,接触了很多外面新的传教手段(电影是其中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如何用《耶稣受难记》来引导教友认知信仰、加强信仰才是重点;从客观效果而言,《耶稣受难记》为S堂口内部交流和教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媒介工具。

 

三、《耶稣受难记》与信仰认知

(一)信仰认知的工具

由于S堂口所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教育水平较低,当地教友对于《圣经》及其内容并不是很熟悉,他们对于教会的了解更多是依靠神父的公开讲道、神父与教友之间的日常交流、教友之间的相互传授,由于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制,这种得来的知识并不完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圣经》的曲解,因此更谈不上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了解。

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是如何认知信仰的呢?在最初进行访谈时候,教友经常会说“耶稣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事件的发展脉络及神学品格并不清楚,他们从信仰角度出发,认为耶稣是为了救赎全人类而牺牲,这既是他们认识教会的起点,也是他们服膺信仰的终点。他们充满信仰热情,对于信仰的虔诚无需置疑,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基督教的教义作深入的探讨”[15]

《耶稣受难记》的放映,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成为他们认知信仰的工具。每次得知教堂里面要放映这部片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到教堂里面,甚至有人丢下家里的事,专程到教堂来看,“听修道说放,所以今日就过来看一下。电视(里)耶稣太……(按:此处哽咽),天主会保佑他的。”[16]《耶稣受难记》里面耶稣受难的暴力、血腥场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很多人当场落泪。8月13日,在暑期培训班临近结束的时候,教堂办了一个特别的晚间祈祷活动,担任授课的三位修士和学员一块自排自演了耶稣受难故事,当时话剧演出结束后,几乎所有人当场跪在十字架面前,嚎啕大哭。扮演圣母玛利亚的LKX修女说:“以前我们总是跟教友说耶稣受难的故事,说他钉在十字架上啊,教友也很感动,但是通过影片和话剧的形式,你看那些教友都看明白了耶稣受难,那么悲惨的场景。”[17]

S堂口教友基本是受家庭影响受洗,在宗教的氛围下长大,对于他们来说,信仰是自然而然的事,已经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个星期日到教堂参加弥撒、停工参加四大瞻礼,在教会里面完成各项人生礼仪……至于信仰是什么?他们似乎并不大重视,也没有思考过此问题。《耶稣受难记》以直观的方式呈现了教会的核心精神——耶稣受难,这种视觉体验不同于以往口述故事的传播,《耶稣受难记》直接将血淋淋的场面呈现出来,“这比我们传道中说一千道一万更有用”,很多教友借此重新认识自己信仰,“重新认识主耶稣的精神”[18]。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信仰再认识只是基于信仰热情之上的浅显理解,与神学精神相差甚远,这也是农村教会的基本特点。

(二)信仰认知的模塑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耶稣受难记》放映前后,教友对于耶稣受难故事的讲述方式和内容发生了明显改变,《耶稣受难记》凭借其直观的视觉展现形式极大改变了他们对耶稣受难的想象,很快接受影片中的叙事情节和表述方式,认为影片真实再现了耶稣受难的场景。

S堂口教友家庭都挂有圣像、瞻礼单、十字架等,在笔者调查之初,每次他们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时候,都会望着十字架或者圣像上的耶稣,自己脸上的表情也很凝重,仿佛感受到耶稣的痛苦一样。他们对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人类赎罪等核心义理较为清楚,但是也仅限于此,如果让他们接着往下说,他们都会一脸茫然,“感觉没什么可以再说的了”。

在暑期培训班和圣母升天节放映了《耶稣受难记》之后,笔者再跟教友做访谈的时候,很多教友都会主动提起耶稣受难的故事,此时从他们口中讲述的故事,基本就是《耶稣受难记》里面的场景,他们甚至对电影里的刑具都记得十分清楚,“那些人太坏了,该刀杀,用鞭子打,还用铁丝钩,耶稣都走不动了,还打他,这些人肯定会遭报应的。”[19]通过电影的残酷画面,教友对于信仰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把耶稣打的都是血,这些人不是亲娘养的啊,怎么下手这么狠,耶稣为了救我们,吃了这么多苦。”[20]

耶稣受难作为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教友自然很熟悉,但是他们也仅仅是知道有这件事,对于具体的内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细究。但是随着《耶稣受难记》的放映,当地人才知道原来耶稣是受了如此多刑法,吃了如此多苦头,“我们都是蒙受耶稣的恩典,他替我们受罪了。”[21]

从笔者前后的调查可以看出,《耶稣受难记》极大改变了当地人对于耶稣受难故事的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模塑了当地人的信仰认知惯习。当地教友知道耶稣受难的故事,大多是通过神父讲道,耶稣受难的场景谁也没见过,即使神父讲述地天花乱坠,也缺乏现场感和真实感,顶多激发教友一些浪漫想象。但是,《耶稣受难记》通过视觉表达形式,将血淋淋的场面直接搬上荧幕,这种建构的“现场真实”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官体验,仿佛我们能“看”到耶稣受难的真实场景,因而也更容易被教友所接受和理解,并且依据影片的内容重新建构出一套耶稣受难的话语表述系统,这与之前的模糊说辞形成鲜明对比。

(三)信仰认知的实践

乡村天主教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教友文化水平的限制,极大影响了教会的发展。很多乡村天主教徒都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但是他们有自己一套理解教义、教理、教规的方式,他们身体力行“做宗教”(do religion)[22],在乡村天主教研究中,教徒对于天主教的理解固然重要,但是其如何践行信仰,则涉及到其对于信仰认知的实践。

《耶稣受难记》给S堂口教友带来巨大震撼,他们将这种新的信仰认知方式带入到自己的宗教实践活动中。在活动结束后,笔者再去跟教友做访谈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告诉笔者,现在他们做祈祷之前都会默想一下耶稣受难的场景,也就是《耶稣受难记》里面的画面,“这样我们才能离天主更近”[23]。很多教友在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耶稣受难的场景,或许是影片的影响,或许是信仰的需要,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天主教的一项宗教实践活动即为传福音,《耶稣受难记》成为当地教友传播福音的工具。S堂口的福传局面很难打开,神父也经常在讲道的时候抱怨:“你们自己都做不好,还想让外教人信?”在调查期间,当地人也经常向笔者传教,“你是博士,懂得比我们这些人多,你看耶稣受难,也比我们晓得多,你也晓得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过钉死的。”[24]“既然你做教会的研究,你应该看一下这部片子,拍得太好了,真实反映了耶稣受难的历程,我看了无数遍,每次看都会掉眼泪,感谢耶稣拯救了我们。”[25]

《耶稣受难记》极大刺激了教友们的信仰热情,他们不仅将其带入到自己的宗教生活中,而且也用作传播福音的工具。从信仰层面的接受到宗教活动的实践,《耶稣受难记》很快就征服了S堂口,笔者于2014年圣诞节再去调查的时候,当地很多教友在访谈中无意间就会提起影片里面的情节,在平安夜烤火的时候,一位老大爷再次深情地给笔者复述了电影里面的场景,足见《耶稣受难记》在当地的影响力。

 

四、影像媒介与信仰认知的关系

影像媒介作为现代化背景下的技术手段,以其快速、便捷的方式满足了现代人的视觉审美需求;而信仰认知作为一项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精神活动,是人与自然、世界互动的产物。关于影像媒介与信仰认知关系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传播与受众关系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在传统受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编码/解码”范式,探究信息交流的复杂结构背后凸出受众的能动性,并区分了解码得以建构的三种方式——主导—霸权地位、协调的符码以及对抗的符码。[26]霍尔基于传播的视角,从受众出发探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这种研究取向也得到媒介人类学的亲睐,“人类学对研究媒体消费近来的主要所得在于:观众积极地解释他们读到、看到和听到的材料。”[27]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却忽略了信息传播源头对于受众的制约性。在笔者的研究中,试图在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呈现出“解码”环节中的多样性呈现,也就是影像媒介与信仰认知如何在天主教徒思维模式和行为举止中相互作用,进而揭示二者的实践逻辑和文化内涵。

(一)影像媒介促进信仰认知

影像媒介作为现代社会一项重要传播工具,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较为保守的天主教,也开始积极面对这一技术革命和现代传播方式的挑战,梵二会议即制定了《大众传播工具法令》,以更好利用影像媒介进行福传工作。

《耶稣受难记》的放映在S堂口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对于教友信仰认知、教会之间的沟通交流都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有过讨论;在此,笔者希望用LSQ的个案进行具体阐述,看《耶稣受难记》对她个人信仰认知的促进作用。

LSQ今年14岁,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住在离教堂不远的QSY村,目前读初一,是一个聪慧活泼的小姑娘。她母亲是教友,父亲是外教人,她从小跟着母亲参加教会活动,但是由于家庭原因,她直到去年才领洗。后来母亲去北京打工,几乎没有人再对她进行灵性培养。现在山区上学都得到镇上,每10天放一次假,周日早上就要赶车去学校,因此她在主日也不能去教堂参加弥撒。由于长时间没有参加宗教活动,信仰也不那么坚定,但是通过短短7天的培训班学习,她又“重新回到主的路上”[28],笔者问她此次培训班最大的收获的时候,她认真地说道:“其实他们讲的那些我要么知道一些,要么很快就忘了,反正我又不做修女,知道那么多干嘛?但是《耶稣受难记》给我印象太深了,耶稣是为我们而受难的,他们那天晚上又演了一遍话剧,我当时也感动得哭了。”[29]

LSQ对于教会的了解基本来自母亲,领洗也是受母亲影响,她对于教会感情并不是特别深,但是《耶稣受难记》给她的感触特别深,激发了她的信仰热情。在结束调查回到学校后,她多次通过网络联系笔者,希望帮她介绍一些教会题材的影片;2014年12月23日,笔者到S堂口做圣诞节短期调查,听LKX修女提起LSQ后来又到教堂电脑上看了几次《耶稣受难记》。从LSQ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受难记》不仅极大促进了她的信仰热情,而且也给了她一个重新认识信仰的途径。

(二)影像媒介限制信仰认知

《耶稣受难记》以视觉的方式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将受难场景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在教友眼前。在传道过程中,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往往比神父的口干舌燥讲述更加有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耶稣受难记》这部影片吸引人眼球的是宏大的场面、动人的情节和残酷的画面,和我们大多数人观影感受一样,教友更多关注的是耶稣被鞭打和背十字架的血腥场景,这种追求感官刺激的“暴力审美”显然不符合教会对信仰的理解要求。有一次和负责培训班授课的SHY修士聊到这个问题,他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其实我们是想让他们通过看电影这种轻松的方式了解信仰,但是我们教友也是人啊,看电影肯定还是喜欢看那些有情节性的内容,对耶稣受难的外在形式过于关注,而对受难背后真正的意义却不了解,这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30]

在市场化浪潮下,影片的制作是讲求经济效益,它必须以观众需求为导向,注重能抓住观众感官刺激的情节和画面,我们在“消费”影片的时候,更多的是欣赏那些设定情节和制作技艺,缺乏对影片内涵的深入探讨。教会不断放映《耶稣受难记》,其首要目的不是娱乐教友,而是为了增强其信仰,加强其灵性,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耶稣受难记》的放映并未达到其希望的目的。

当然,也有部分年龄较大的教友不赞同在教堂里面放映《耶稣受难记》,他们认为这样显得不够庄重,甚至妨碍了他们祈祷。以前进教堂,教友跪拜之后很快入座,接着就是唱圣歌、念《天主经》《圣母经》,在祈祷中迎接弥撒的到来,他们觉得这才是教堂应该有的样子。现在进入教堂,祭台前面一块大银幕,放着《耶稣受难记》的影片,把圣母像都挡住了,全场的人都安静坐在那里观看,也不念经了,放完之后就开始进行弥撒,“都没有时间和天主说说话”[31]。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代际之间文化差异、接受影视媒介的态度、对于信仰及信仰方式的理解等问题。

影像媒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快餐消费”,它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感官消费的需要,将其引入到信仰层面,必然面临着磨合问题。信仰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是对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思考与实践,是从终极意义上思考人的存在;影像媒介却大多是追求短平快的展现方式,缺乏继续追问思考的动力。虽然影像媒介可以成为信仰认知的工具和诱发性因素,但是毕竟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影响人们的信仰认知,难免存在一些隔阂。《耶稣受难记》虽然在S堂口获得很好的反响,但是其仅仅使教友停留在感性层面,不能促发其进一步思考信仰背后的意义,这也没能达到教会预期的目的。

(三)信仰认知促进影像媒介

因为和信仰直接相关,所以《耶稣受难记》在S堂口大获成功。很多教友认为电影里面的场景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受难故事的真实再现,在调查中,他们经常告诉笔者,“看了电影后,才晓得耶稣是这样被害死的”。教友在观影过程中,直接将电影场景与其信仰结合起来,那么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会怎么看呢?

S堂口是一个很著名的老堂口,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参观。在笔者调查期间,有几批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教堂,正好赶上放映《耶稣受难记》,他们往往没有耐心看完,觉得这些都是假的。当时笔者背着照相机在教堂里面给培训班活动拍照,很多游客对笔者的身份感到好奇,后来得知笔者是来做调查的时候,他们感到很不理解,“这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你看放的这些片子都太假了,你是博士,你肯定知道啊,那些人还看哭了,真是搞不懂。”

其实,笔者也必须反思自己作为非基督徒的研究身份,由于直接参与了培训班期间的活动,笔者多次跟神父、修女以及直接负责培训活动的修士建议,希望在培训活动期间少放映《耶稣受难记》,担心这种血腥的影片对孩子们的成长不好。作为一个非信徒,笔者更多是从孩子的成长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后来MYS修士解释道:“其实你说的问题,我们也考虑过,我们举办培训班的初衷是希望加强这些孩子对于天主的认识,有些时候做的确实不恰当,这也是我们要总结的。”[32]

因为信仰的原因,《耶稣受难记》很容易被教友们所接受,在观影感受上,教徒与非教徒有明显的区别。即使像笔者这样的研究者(SHY修士将笔者界定为“文化基督徒”),由于不是天主教信徒,也会与他们在《耶稣受难记》放映上产生一些隔阂。

(四)信仰认知限制影像媒介

虽然自“梵二会议”以来,天主教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在教会内部做出了很多调适工作,但是总体而言,天主教在教义、教礼、教规上仍较为保守。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对于借助影像媒介的手段来传播信仰,这一点很多老教友难以接受,这一点已在上面有过论述。笔者在此特别强调的是信仰认知在影像媒介选择上的可接受性,换句话说,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影像媒介,如何诠释他们看到的影像媒介?

《耶稣受难记》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是他们对于耶稣受难的情节很了解,平时教会里面讲述最多的就是耶稣为了给我们赎罪而牺牲,这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教友来说,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困难;另一方面耶稣受难的故事也能与他们的日常宗教体验结合起来,特别是耶稣受难的情节更是激发了他们的信仰热情。《耶稣受难记》之所以能在S堂口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是与教友掌握的教会知识相契合的。

几乎同时在教堂播放的BBS纪录片却反响平平,放映了两次就没放了,归根究底还是教友对伯多禄及其故事的陌生,伯多禄在教会发展史上很重要,但是对于教友们来说,教会历史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只是信仰天主而已。虽然很多人的圣名及主保圣人是伯多禄,但是教友也仅仅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听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耶稣的大弟子,也是教会主保圣人之一,甚至对其在罗马受难的故事并不知晓,这也不能怪教友们对其“冷落”了,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也不排除与《伯多禄故事》的纪录片性质有关。

从两部影片在S堂口的放映效果来看,显然是信仰情况主导了影片选择。当地教友对于伯多禄并不熟悉,对其个人品行及在教会发展史上地位并不了解;但是作为信仰中心的耶稣,自然是他们灵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们往往选择自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综上所述,影像媒介与信仰认知关系复杂,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不同的人群中都会产生不同的面向。笔者将其放在S堂口这样一个具体的场域中,通过对影片《耶稣受难记》的放映与教友们的信仰认知关系进行解读,试图呈现出其多元化、多层次的关系。笔者深知,这种解读是不完整的,因为S堂口的生活远比文章呈现出的内容丰富多彩,本文仅仅是截取其中的一个片段进行“深描”,试图管窥其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信仰世界。

 

Abstract: In this study, I was doing fieldwork in S parishes which belongs to the Roman Catholic Diocese of Yichang .I used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ther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sight of the media anthropology, through the show of "Passion of the Christ" , explored the film how impact on local propagation conditions and cognitive structures ,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mage media and faith in the presentation of lo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Keywords: video media; cognitive beliefs; "Passion of the Christ"; S parishes; media anthropology

 

[1] 特别说明的是,由修士带入S堂口的《耶稣受难记》是网上广为流传的7分钟剪辑版,并非电影完整版。

[2]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3] 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4]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河北信德社出版发行,2012年,第447页。

[5] 访谈人:GXF神父,时间:2014年8月1日,地点:S堂口。

[6] 中共长阳县委统战部《天主教在S的传教史》(手稿本),长阳县档案馆藏,1964年,第3页。中共长阳县委统战部《天主教宜昌教区S天主堂史志》(手稿本),长阳县档案馆藏,1965年,第5-6页。笔者在S堂口调查,当地人也是如此讲述。

[7] 与S堂口类似的磨盘山社区即是在禁教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著名教友聚居区,参见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康志杰《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香港:原道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8] 访谈人:GXF神父,时间:2014年8月2日,地点:S堂口附近小路。

[9]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河北信德社出版发行,2012年,第448页。

[10] 节录于GXF神父2014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弥撒讲道内容。

[11] 节录于GXF神父2014年8月16日于LZF家讲道内容。

[12] 访谈人:GXK,时间:2014年8月15日,地点:S教堂。

[13] 访谈人:GZF神父,时间:2014年8月15日,地点:S教堂。

[14] 访谈人:GZF神父,时间:2014年8月16日,地点:S教堂。

[15]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第428页。

[16] 访谈人:GZS,时间:2014年8月13日,地点:S教堂。

[17] 访谈人:LKX修女,时间:2014年8月14日,地点:S教堂。

[18] 访谈人:GXF,时间:2014年8月16日,地点:S教堂。

[19] 访谈人:GZS,时间:2014年8月13日,地点:S教堂。

[20] 访谈人:LYQ,时间:2014年8月13日,地点:S教堂。

[21] 访谈人:GDQ,时间:2014年8月11日,地点:S教堂。

[22]周越:《做宗教”的模式:形式的重要性》,王霄冰、邱国珍主编:《传统的复兴与发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122-132页。

[23] 访谈人:GDQ,时间:2014年8月11日,地点:S教堂。

[24] 访谈人:LZF,时间:2014年8月15日,地点:LZF家。

[25] 访谈人:LZF,时间:2014年8月15日,地点:LZF家。

[26] 霍尔:《编码, 解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5-358页。

[27] 萨拉·迪基:《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28] LKX修女对LSQ参加培训班的评价。

[29] 访谈人:LSQ,时间:2014年8月16日,地点:S教堂。

[30] 访谈人:SHY修士,时间:2014年8月11日,地点:S教堂。

[31] 访谈人:GZS,时间:2014年8月12日,地点:S教堂。

[32] 访谈人:MYS修士,时间:2014年8月14日,地点:S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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