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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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璋瑢
摘要：文字事工是近代西方新教差会传教活动的五大领域之一，基督新教在广州这百余年的文字事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07～1842年，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艰难草创时期，其文字事工也开启了艰难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842～20世纪2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新教的文字事工在广州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文字事工与医疗、教育、慈善等事工一起成为传教士们整个传教事业的核心和重头戏，并取得不菲成绩。传教士们文字事工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要远远大于宗教影响，其对岭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门坎功不可没。
关键词：基督教、文字事工、传教士
从基督新教传入广州的19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的百多年时间内，基督教在粤传播开拓的宣教事业，实以文字事工为最早。文字事工是近代西方新教差会传教活动的五大领域（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布道、教育、医疗、慈善）之一，这儿的“文字”，可以解读为以纸张为载体的印有文字的读物与画册等，包括书报刊、小册子等的印刷、出版与发行等活动。重视文字事工是基督新教的一个特点，文字布道乃是一种“无声传教”，因而始终是教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在此我们探讨的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的百多年时间内基督新教在以广州为主的广东的文字事工，从一个侧面来了解近代史上新教是如何通过文字事工在粤开展其传教事业，并事实上成为华南地区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助推器”。
基督新教在广州这百余年的文字事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07～1842年，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艰难草创时期，其文字事工也开启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且30年代以前文字事工的主要基地是在南洋，30年代以后虽渐转至广州，但环境对其而言依然艰难险峻；第二阶段：1842～20世纪2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新教的文字事工在广州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随着这一阶段来粤传教的差会与人数的明显上升，文字事工与医疗、教育、慈善等事工一起成为传教士们整个传教事业的核心和重头戏，并取得不菲成绩。
一
第一阶段即1807～1842年，基督新教的文字事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圣经翻译
基督教的全部思想来自于圣经。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807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 接受伦敦传道会遣派来华传教。他是基督新教第一个进入广州的传教士，随着他的到来，圣经的翻译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急务，马礼逊对此极为重视，来华伊始就致力于此事。从1807年开始，马礼逊历时5年之久，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并在广州秘密排印2000部。1810年，马礼逊开刻由他修订的中文《使徒行传》，1814年完成《新约》的新译本。当然，马礼逊的翻译工作参考了他之前的天主教神父的一些中译手稿，也有中国助手们的帮忙和润色。同年，马礼逊又开始与伦敦传道会遣派来华的另一位传教士米伶(Rev. Wi11iam Mi1ne 1785～1822年)合作，用了5年的时间，将《旧约全书》译成中文，并于1819年共同翻译完成《旧约全书》，取名为《神天圣书》，于1823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新旧约全书》因而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了。与此同时，马礼逊还以非凡的毅力，着手编撰《英华字典》，并于1823年编纂出版了《英华字典》（或称《华英字典》），合计2卷6大本4594页，此字典成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嚆矢。
作为基督教经典《圣经》的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得中国人得以阅读《圣经》全貌，在当时中国严禁传教士布道的情况下，散发《圣经》译本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就成为在华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一个重要方式，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传教士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圣经》的翻译与出版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其的出版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二）福音单张和宣教小册子的撰写与散发。
散发福音单张和宣教小册子，是传教士最为广泛使用的传教方法之一。曾有传教士感叹，“在中国，没有一种传教方法比散发基督教单张更为有效，影响也更为广泛。”[1]其实，传教单张的撰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传教士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民众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对中文有一定的驾御能力，在文字体裁、书名选取、内容和文字应用等方面还需仔细斟酌与考量。传教士们在中文学习上付出的努力与艰辛不言而喻。前面提到的米怜在他的中国助手梁发帮助之下除印刷大量中文圣经外、还用中文出版了他自己撰写的大量有关布道、学道、解经、灵修、以及教会历史的小册子与福音单张，其中《张远两友相论》是一本最为脍炙人口的中文布道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以明清传统章回体通俗小说的题材写成，乃是首部新教传教士创作的小说，主要内容是一位年纪老迈的张姓基督徒和一位26岁的好友远在张家花园和远家就基督教救赎论的观念展开的11次对话，以问答体来揭示基督教思想的重点，就其开创性意义与影响力而言，此书开启了传教士文学小说出版的先河。1819年，英华书院[2]刊刻单行本，到1906年，《张远两友相论》再版不下数十次，据学者统计印量超过百万本，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传教士小说。1832年前，有传教士把米怜生前所编的小册子合刊，称为《劝世文》，广泛使用在传教中。除了米怜，另一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也常在马六甲印发用中文和马来文写作的传教册子。
值得一提的是马礼逊和米怜的中国助手梁发（1789年—1855年），他本是一个出身普通农户仅读过3年村塾的印刷工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刻，却成为基督新教的第一位中国牧师和第一个参加近代化中文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人。1811～1812年，他经手印刷马礼逊所译的“路加福音”与部分新约书信，由之开始了解基督信仰。他后来受马礼逊的派遣，于1815年随米伶前往马六甲的一家印刷所工作，翌年，由米伶主持受洗礼入基督教。1823年，马礼逊按立梁发为牧师，他是中国第一位华人基督新教牧师。梁发撰有《灵魂篇》、《真道寻源》、《劝世良言》与《救世之神谕》等。
（三）定期刊物的编撰、发行与出版
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和主持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份以华人为读者对象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号序文中说：“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名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辩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考察世俗人道， 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就是“察世俗”刊名的由来，该刊物公开声称办报宗旨“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到1821年停刊，这份刊物共出了7卷84期，均采用雕版印刷， 每期5至7页。创刊号的封面是精心设计的， 右上角印有孔子语录，中间竖排刊名， 左下角印的是“博爱者纂”。耶稣加孔子的宜传内容和形式如此清楚地凸显出来。为该月刊撰稿的有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等。最初该月刊每期印500本，后来增加到2000本，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还秘密运送到广州，分送给参加地方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月刊以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为主，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以及时事新闻等方面的内容。现在学术界公认此刊为中国近代报刊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源头，也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作文不用标点，全凭语感断句理解，往往因句读不同而引起歧义；而这份刊物首次引用西洋标点符号顿号和句号，这对文化素养不高的普通人阅读理解提供了方便。
此外，在南洋一带还有其他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如来东方前就懂印刷技术的麦都思来到马六甲后，先是帮助米怜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7年，他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印刷所， 并于1823 年在雅加达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的月刊，每期8页，封面印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署“尚德者纂”。英国传教士纪德（Rnd Samuel Kidd 1797～1843年）于182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等。这些刊物维持的时间长短不一，《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维持了三年，《天下新闻》只维持了一年，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鼎鼎大名的美国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1861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年）等，则对新教在广州的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卫三畏来华之前曾在印刷所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对排字、印刷、校对、装订等各个环节都很熟悉。1833年，他们在广州创办了美部会广州印刷所，并于同年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这是基督教在粤出版事业的开始。截止到1851年停刊，《中国丛报》共出版20卷。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刊物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这份刊物因发表了新教在华早期的许多重要文献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曾创办“福汉会”的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亦译郭实腊、郭实猎Gü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 1803—1851年）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了名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杂志，《东西洋考》为木刻印刷, 中国线装书本形式, 每期约十二三页。该杂志所登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新闻、宗教、历史、地理、哲学、时论、工艺、商贸等。还开设了新闻专栏，刊登来自外报和广州以及澳门的新闻。《东西洋考》有固定的栏目，首创中文报刊刊登内容目录、栏目划分和编者按部分，在编辑上，该报文字通俗，文风简短，尽可能与中国文化相吻合。
由上可见，如果说米怜创办和主持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要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的话，而在广州创刊和发行的《中国丛报》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渐渐转向世俗的内容，如《中国丛报》所刊载的文章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法律、历史、农业、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等方面，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如清朝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折，直至军事实力、海防现状等。如反鸦片的文章，前后刊载有48篇，其中15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焚烧鸦片，裨治文是应邀见证的目击者之一。《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更是如此，郭士立自述创办这一杂志的宗旨是为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偏见，便于中国人了解西方的艺术、科学和教义。《中国丛报》的语言是英语，《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语言则是中文，且杂志的内容既广泛又新颖，因而后者的读者对象更广泛，很多本地广州人成为该刊的固定读者，刊物还被寄往北京、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
这一阶段值得一提的还有马礼逊的长子、人称小马礼逊的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年），他生于澳门，幼习中文，曾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热心传教，遵其父遗命修改《圣经》汉译本，后与裨治文、郭士立等合作，完成《圣经》新译本。还著有《英华行名录》、《对华商务指南》《英华历书》等。
不难看出，第一阶段新教在华的文字事工最初是以南洋为基地展开的，30年代后才在广州渐渐开展起来，而且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如1837年时，中国政府开始打击鸦片贸易，中英关系陷于低谷，传教事业随之受到影响，散发福音小册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卫三畏不得不暂时将其印刷所由广州迁至澳门。郭士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也曾两度休刊，并于1838年停刊。
第二阶段：1842～20世纪20年代，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蓬勃发展时期。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广州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传教士获得了自由传教的官方认可，其传教环境因而出现较大改观。尤其在19世纪后四十年，来粤的新教各差会的传教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之进展，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广东各县，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成为新教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潮汕地区和东江—梅江流域的客家地区教会也比较多。新教的文字事工也因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圣经的继续翻译与出版
其实，自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后，陆续进来的外国差会一直重视圣经的汉语翻译，在整个19世纪，在广东或在中国其它地区的外国差会竞相出版自己的汉语文理圣经译本，如裨治文曾先后参与三部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1834年，在马礼逊逝世后不久，裨治文便开始与麦都思、郭士立和马儒汉三人合作，着手进行马礼逊译本《神天圣书》的修订工作。1837年，名为《新遗诏书》的新约圣经在巴达维亚出版。1847年以后，裨治文移居上海，继续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从原文逐句直译，而不在意文辞典雅，因此与伦敦会意见相左。他与克陛存（Micheal Simpson Culbertson 1819-1862年）、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91年）两位牧师另行重译，分别于1857与1862年译就《新旧约全书》。正是在各差会竞相译经的基础上，才有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与会者几乎一致肯定需要一个联合的官话译本。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 次年，共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即文理、浅文理与国语。来自广州的美南浸信会的纪好弼牧师（Rosewell H. Graves 1833-1912年）就参与了浅文理译本的工作。上述三种版本的翻译历时27年，其中以《国语和合译本》最受欢迎，和合本的问世刚好赶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若没有历代传教士及差会的坚持，就没有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教会采用的标准译本。圣经的翻译传教士与外国差会功不可没。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为了传教的方便，一些来华传教士开始注重《圣经》的方言翻译。如美南浸信会来华宣教先驱、在广东和广西宣教长达56年之久的纪好弼于1856年来到广州，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学习中文和粤语后，纪好弼于1869年开始着手将新约中的部分章节翻译成广州土白。他说：“在广州的传教士亟需广州白话圣经。我已经翻译完成了罗马书，现在正在翻译使徒书信，希望下周能将提摩太书完成。妇女和普通的百姓需要他们能明白的白话圣经，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帮助人们理解上帝的话语。”[3]此外，纪好弼还将圣经中的诗篇译成白话。显然，将圣经翻译成白话，有助于基督教在使用白话的广州普通民众当中的传播。
因岭南地区方言复杂，除了广州白话的方言圣经外，这一时期《圣经》陆续译出了潮州话的、客家话的、海南话的方言《新约》或《旧约》的一部分，美华浸会书局就曾陆续出版过文言、官话、以及上述几种方言的《圣经》有关部分和四福音单行本。汉译圣经的方言化对福音的传播有很大促进。可以说，“若没有适合某处方言的圣经，便没有能在某处持久的福音工作。”[4]《圣经》成为在岭南地区销行最广的基督教书籍。据《中华归主》统计，民国9 年（1920年）广州销售汉字版圣经达14万册。
（二）福音单张和宣教小册子的撰写与广泛散发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米怜是在马六甲撰写福音单张和宣教小册子并散发给当地华人的话，这些华人有可能携带单张和小册子回到广东，但携带是颇具风险的，数量也不会多。而1842年后，随着传教士大量的进入广东，他们则是在广东本地大量撰写福音单张和宣教小册子，且广为散发。如纪好弼牧师就经常在街头布道和乡村巡回传教的时候沿途散发自己编写的福音单张和宣教小册子，主要有：《醒世要言》、《真理问答》、《罗马人书注释》、《基督生平》、《救主之足迹》、《喻言之解释》，以及《保罗书信浅释》等。纪好弼还常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如妇女、儿童、文人士绅、士兵等编写宣教小册子。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纪好弼特别为革命军人所写的单张《圣经中军人之责任》（The Bible on The Duty of Army Men），据说印刷了约7000份，在广州城内广为散发。[5]
一般而言，传教单张及小册子大部分是免费散发的，小部分在城市中的书店中以微薄的利润出售。或许润物无声吧，经常会有一些人是因为阅读了福音单张的缘故而走进教堂，最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而成为信徒。福音单张的影响力无法统计也无法估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掀起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据说他在广州读到《劝世良言》[6]时顿有如获至宝之感。当人们提起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时，往往会提到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的名字，他是最先来香港传教的外国教士。在香港居住多年后，他于1844年来到广州，1846年他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设立教会与教堂。[7]罗孝全在广州传教期间，曾印刷福音单张191,285份，编写、印刷和发送福音单张的工作是其传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宗教圣诗的编译
众所周知，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上唱赞美诗是必不可少的。纪好弼牧师在圣乐和圣诗方面颇有恩赐，对于圣诗写作、谱曲，以及选译圣诗等均有成就。他选编的纪好弼圣诗集，共284首，曾风行两广教会多年。为了能使中国人有自己适合的赞美诗，纪好弼牧师在冯活泉[8]的帮助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进行翻译和改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赞美诗集。至今，我们在基督教会崇拜时所使用的赞美诗集中，仍能看见由冯活泉牧师翻译的大量的赞美诗。两广浸信会联会成立后在广州的第一个下设机构为小书会，该小书会持续运营十余年，1889年，小书会首次印刷了100本《福音圣诗》。
（四）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更深入地介绍西方文化和基督教
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于1880年与礼贤会脱离关系，独立传教—笔者注）花之安初以行医和办学等方式在香港、广东岭南一带地区传教，后因喉部患疾导致发音困难而不得不离开教会讲坛，专心通过文字著述继续传扬基督福音。他一方面研究翻译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用德文和英文写作，把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系统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其代表作有《儒学汇纂》、《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孟子思想》等；另一方面用中文撰写了若干福音书籍和介绍西方文化的着作，其中包括《自西徂东》、《泰西学校论略》、《教化议》、《人心论》、《性海渊源》等。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按英文直译应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这是一本至今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文化论著。花之安通过中西方文明的具体对比，指出了晚清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现状与西方相比落后的地方，并提出只有基督信仰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以福音作为改良中国文化的最佳方案。《自西徂东》就写于花之安在广东传教期间。
（五）由福音为主到福音、教育、医疗並重
新教在广州的文字事工经历了一个从以传播福音为主要目的到逐步与教育医疗并列成为基督教宣传教义、参与社会的重要手段。到19世纪下半叶，各种医学、科学的书籍的出版成为新教在广州的文字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1854年来广州的美国长老会牧师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年)任“博济医院”（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之一）院长达44年之久，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编写医学教材和书籍，介绍西医知识。1859年出版的《种痘书》虽只有6页，但对于推广种牛痘以及预防天花的流行起了普及知识的作用。1871年，嘉约翰所编的《西医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炎症》和《化学初阶》相继问世。此外，早在1868年，嘉约翰就在广州发行《广州新报》，介绍西医常识。1884年，该报更名为《西医新报》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份西医杂志。
另一位在广州介绍西方医学的著名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牧师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6年)，他曾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开设惠爱医馆，译著并出版了医学书籍三部，一是《全体新论》，此书详细介绍了人体骨骼主要部位、脏腑、脑、肌肉及五官的功用，特别介绍了哈维之血液循环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含人体解剖图的医学书。二是《博物新编》，这主要是一部集合地质、天文及鸟兽昆虫的博物学著作，也是中国的第一本科普读物。三是《妇婴新说》，此书与华人管茂才合撰而成。概要论述妇产科和儿科治疗学，对妇女妊娠记载尤详。合信还在上海译著并出版主要医书两部，这五部书又被称为《西医五种》或《合信五种》。[9]
（六）教会开设书楼（或称书局）与印刷所，出版书籍与刊物等
为了更好的进行传教工作，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教会书楼（或称书局），各教会团体和教堂先后不定期地出版宗教月刊。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已有七个基督新教差会先后进入广东，它们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及欧陆，代表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和浸信会五大宗派。鸦片战争后至清朝末年，七十多年间进入广州的差会共有15个，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北美长老会、美南浸信会、信义会（原名巴陵会，与巴色会、巴勉会统称“三巴教会”，属德国信义宗）、英国循道公会华南教区等。上述差会竞相在广东开设书局及印刷所，可以说，基督新教的文字布道，是任何一个在中国传教的差会都不会也不敢忽视的。
比较著名的书局有如长老会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办的圣教书楼(该书楼1905年时被卖给耶稣救世教会，改称救世书楼)，广东公理传道会在十八甫办星导书楼等。星导书楼于1897年由美国三藩市华侨基督徒斥资在宣道堂（今光孝堂的前身）开设，宣道堂改作星导书楼后，内置西方各种社会及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图书，供人浏览。据说康有为、梁启超曾经常光顾该书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南浸信会在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的文字事工。1885 年，美南浸信会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小书会，持续运营十余年，也出版了40多种书籍。但印刷技术比较落后。1899年，两广浸信会牧师湛罗弼（Robert E.Chamers 1870—1932年）在广州的东石角浸信会堂创立美华浸会书局。直到２０世纪2０年代以前，美华浸会书局一直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基督教出版机构 ,1902年，书局迁入广州沙面新建之房舍，同时创刊了《真光》[10]杂志，由湛罗弼任主编，陈禹廷[11]为副主编。《真光》杂志不但开基督教期刊之先河，其后也成为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刊物，享有“教会报明星”的美誉。1924年，当“非基运动”[12]甚嚣尘上之时，《真光》杂志挺身而出，站在护教立场上，有理、有力地驳斥反基督教的言论，令不少反对者也不得不叹服。许多人因读《真光》而读圣经，由反对基督教者转变成为信奉基督的人。除《真光》外，美华浸会书局还出版《主日学》、《新东方》、《恩喻周刊》等定期刊物，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
1915年，美华浸会书局在湛罗弼的擘划下，在广州市中心购地建楼，名曰“光楼”，其楼下设立南华基督教图书馆，开展出版工作，并代理全国基督教杂志，还设代客订购英文基督教书籍的服务。1927年，华人教会代表在广州仁济路议决成立华南圣书公会。美华浸会书局曾一度因厂房大、设备好、工人多(约百余人)而执广州印刷业的牛耳。20年代中期，广州时局不稳，美华浸会书局迁往上海。据统计，书局在广州时就已有出版物逾百种，销售书籍达十万册。其中有新旧约全书的分册及合册、四福音单行本与赞美诗，对内的解经丛书，对外布道的小册子，主日学课本，定期刊物等。有许多刊物再版了多次，如《表彰真道》、《辟邪归正》、《耶儒辨》、《耶墨辨》、《大光破暗集》、《要道五答》、《中国今日之所需》等。这些书籍不但风行华南，还远销到全世界各地华人教会。显然，美华浸会书局不仅属于浸信会，也属于为华南地区所有宣教团体服务的差会团体，对基督教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华南地区印刷术的改进和出版人才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改良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受美华浸会书局的影响，广州的许多新教教堂，大多办有以传播福音为宗旨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较大的教会出版的刊物较丰，其中以长老会、浸信会的刊物为多。这些刊物中，以长老会的《自理月刊》，浸信会的《东山浸信会月报》、《尽言周刊》、《朝曦》，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的《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月刊》、《锋声》等影响较大。这些月刊促进了教会图书事业的发展。
二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由于广州严禁出版传教书籍，新教早期的文字事工是以南洋为基地、通过创办中外文期刊、学校和印刷所来艰难进行的；30年代以后，文字事工逐渐由南洋转至广州，不过，其所面临的环境依然艰难险峻。这一时段，不管是在南洋、还是澳门、广州等地，所出版的中文书籍及小册子，以宗教性质的居多，也有少量介绍西方历史、文化、天文、地理之常识的出版物。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新教的文字事工之重心因而得以完全地从南洋迁回到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内地，且蓬蓬勃勃地全面铺展开来，教会的文字事工有了根本的改观。这一时期整个广东新教的文字事工是以省会城市广州为中心而逐渐向潮汕、客家等地区辐射开来。
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期，腐朽的满清王朝正在走向衰亡，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正在孕育诞生。传教士们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设与铺展起著书立说、印行书刊的文字事工，在传播基督教信仰、介绍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同时，多方协助中国社会开启民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移风易俗等，对岭南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事实表明，传教士们文字事工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要远远大于宗教影响，其对岭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门坎功不可没。他们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同道者、参与者与促进者。具体而言：
首先，传教士们通过文字事工把属于西方文化与宗教传统带到了岭南之地，促进了基督教在华南地区的传播，使基督教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其后基督教在华传教虽也经历了难以言表的无数艰辛，但基督信仰却代代传承下来。
其次，传教士们文字事工“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的介绍而在中国推广”。[13]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和天朝上国的影响，中国对外国人及其文化总有一种妄自尊大和漠视，而普及与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就与知识的文字事工，在宣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可以让国人更多更清楚地了解世界发展的态势，如裨治文认为中国人并非智慧低，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他用中文编写《美国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仅是一本地理书，更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历史、宗教、制度与文化等。花之安的《自西徂东》自1888年至1911年共发行了54000册， 1898年初，光绪皇帝订阅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该书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甚至认为《自西徂东》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书，花之安也因此被人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岭南文化具有重商务实、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特点，当初清政府最早向西方开放了广州十三行贸易及后来全市为通商口岸，基督新教较中国内地地区早了约40年进入广州，众所周知，岭南在近代得风气之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和重要津梁，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他的革命思想则直接源自基督教，在民国建立初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14]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不是偶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的文字事工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产物，其成就是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共同努力的结果。从马礼逊、米怜开始，他们的工作就有梁发等华人基督徒的参与；美华浸会书局的著述和刊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为了保证语言的达意，在出版印刷之前，都需要通过华人协理编辑的翻译或修改整理，如协助纪好弼牧师翻译其著作的陈梦南[15]，又如湛罗弼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都经过陈禹廷、张亦镜[16]等人加工润色。上述这些人可以视为广州本土基督徒文字事工的杰出代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向欧美世界介绍和宣传了中国的文化。这里不言赘述。
再次，中国新闻近代化和起源、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与来华传教士的文字事工密不可分，尽管其文字事工最初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为目的，但是这些文字出版物已经带有了西方报刊出版物的特征，客观上催生了中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的近代化。如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五期中发表了全长331字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前西方一些国家的报纸出版情形。而现代化的印刷设备与出版技术是伴随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文字事工引进的, 中国落后的手工印刷方式渐被淘汰，这些都推动了华南地区出版人才的培养和印刷术的改进。
[1] Southern Baptist Contributions, p.89.
[2] 1818年英华书院由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是近代来华传教士最早创办的学校之一，该书院对华人教育、传教及出版事业、中国西文化沟通贡献良多。1843年，书院从马六甲迁移到香港，不久改为神学院，专门培养传教人才。
[3] 1870 Annual Report of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4] 吴立乐：《浸会在华南布道百年史略》，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55页。
[5] 1912 Annual Report of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6] 《劝世良言》的作者是梁发，基本上是九本小册子合订一起。其中一部分是从圣经的旧约、新约的教训中选出来的，另外一部分讲述基督教的教义。据说洪秀全初期对基督教的了解来自《劝世良言》。
[7] 据说洪秀全和族弟洪秀仁于1847年3月从家乡前来广州罗孝全处学道。他们参加圣经班 学习，记忆和背诵圣经，每天听课两小时。在这里，洪秀全第一次读到新旧约全本。1853 年洪秀全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后，曾邀请罗孝全去那里帮助传播宗教。罗孝全到南京后，发现洪秀全的政权与基督教的差距实在太大，最后失望地离开。
[8] 冯活泉(?—1914年) 名泽源，号活泉，南海县人，浸会早期著名布道家。浸会书局出版的“福音圣诗”，是冯活泉业余翻译和编写的，为各地浸会信徒所使用和喜爱。
[9] 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0] 最初的名字是《真光月刊》，1906年改名为《真光报》， 1917 年改称“真光杂志”。该杂志的内容包括论说、故事、教会新闻、时事、新闻等。
[11] 陈禹廷，广东新会人，从湛罗弼在广州创立美华浸会书局之始，陈禹庭就出任他的文字助手，湛罗弼的一切中文著作，都经过他的整理和润饰，所以湛罗弼的作品阅读起来没有外国人的生硬语气，因此很受华人教会的欢迎——笔者注。
[12] 1922年4月，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开会，在基督教力量比较强大的上海，率先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北京、天津、唐山、太原、南昌、杭州、广州、厦门等大城市，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基督教运动。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在校大学生盲目地高举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等大旗，对基督教进行了来势汹涌的猛烈攻击。
[13] 王尔敏：《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言，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第3页。
[14] 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46—447页。
[15] 陈梦南（1841—1882年），名觉民，字梦南，于1873年在广州成立“华人宣道堂”，开创了华人自立教会的先河。在传道之余，协助纪好弼牧师翻译其著作。
[16] 张亦镜（1871—1931年），又名张文开，中国教会著名文字传道人，《真光杂志》的主笔，他 于1905年开始加 入该杂志的工作，在非基运动前夕，《真光杂志》已经由他来主事，全权负责了。他在该杂志工作有25年之久。张亦镜的文字在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就其题材而言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类阐释基督教信仰的书册；另一类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与当时反基督教的各种言论辩论的护教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