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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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俊铭

摘要：教会学校教育原属西方宗教与教育的结合，基督宗教成为西方宗教的主流後，跨足西方的教育与神学思潮，教会学校在西方和殖民区域皆可见其踪迹；本文专以廿世纪前的教会学校现象为探究，分析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蒙和发展，首先，论述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包括外语课程、科学教育、教会大学林立、性别平等教育和宗教教育等；其次，探讨基督宗教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体制影响，如大学体制的思维转换、综合科目的增设与制度引进等。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借着教育制度的传播与更新，翻转当时清朝的传统学制和固有思维，大学因教会学校体制而逐渐林立，学科分工日益精进，脱离传统的单一学门学习，多元化发展的大学教育，为华人凝聚出可与世界匹敌的本土知识分子，基督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于近代大学体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

关键词：基督教 中国近代教育 教会学校

一、前言

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使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后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教育，随着政治、社会、经济变化而产生剧烈变动。其间，有太平天国政权下进行的教育改革，有「洋务运动」中的「新教育」措施，有「改良主义」在维新运动中新式学制的拟定…传教士引进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以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育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响，促进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使近代中国教育新陈代谢^[1]。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实际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承载中国教育近代化任务的洋务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沉重滞缓和指导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这既给在华教会学校留下插足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障碍。基督教教会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策略调整，抓住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过渡的这一转机，从年代到世纪末的近年时间里，实现了教会学校数量的扩张，完成了从早期的零星自发状态向专业化和制度化转变。^[2]

中国传统教育受到朝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举等结构的牵制，教育改革无多变化，更遑论与国外教育竞争，即使在国学、儒墨大家的专精下，亦难以与当时国外的大学教育相抗衡，严重表现在体制、规模、外语、师资等不足；

中国近代教育的启动是因应清末洋务活动中，对于西学、枪炮等科技的急切需求而兴办，如洋务学堂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虽是针对专门机构的需要而教育人才，但亦缺乏培养通用人才的思维。

西方传教士在当时的中国，一面传播基督宗教，另一面也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其体制多仿西方教育，藉由传教士的设立与经营，一面使中国近代教育汇集东、西两方的教育体制融合，另一面也为日后大学本土化的建立，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过程中借着教会学校为管道，接触知识分子并传教，而为中国产生优秀人才、带进外语教育、两性平等受教、科学教育设立等，在当时清朝时期是前所未见的教育改革景象

二、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多以「义理、词章、考据」为教本，偏重科举制度，《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等为共通且唯一课程，教法惟有背诵、口读，主要目的为应付乡试和八股文章，学不到现代化的科学知识，能挤入朝廷为官者也尽是凤毛麟角；能受教而入官场者，多为官宦、地主、富庶家庭之后，平民能入私塾并为官的机会很少，大多是文盲传家，在农村、内陆区域的景况更甚；清廷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对教育文盲现象仍难以撼动，虽有少数开明者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延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有进一步改革。^[3]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在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中，传教士藉由传教而引进的教会学校，引起中国社会的注意，在中国传统教育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4]，类似中国的私塾制度，却有着私塾制度所没有的教育国际化风格：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3年来华…在数十年的布道过程中，只赢取了不多的皈依者，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冲击，狄考文在华的经历促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和方法…由传教到从事教育工作成为狄考文在思想上转变的必然。^[5]

传教士以传教立基的理念下，面对传教果效不彰、文化冲击等缘由下，以兴学做为传教的前身，一面可以藉兴学之路广泛接触当时华人，另一面可以提升本土基督信徒的知识水平；教会学校在传教理念和教育提升等考虑下兴立，传教理念、科目多元化等也相对冲击着当时清朝传统教育体制：

1.外语课程

训练本土学生的中、外文造诣，为日后的《圣经》翻译、西人深入中国古学、儒家思想等储备翻译人才，也相对为西学东进、东学西进的途径铺路，外语教学是传教士培养自身宗教翻译人才的契机，也为日后提供教育国际化的管道。

2.科学教育

教会学校的课程，除了基督教常识和传统的四书读本以外，开创了西方新型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测绘学、生物学等，也就是后来简称的“数理化、天地生”，源自希腊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得的科学系统。从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可以鲜明地看出：它充分体现了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宗教信仰的融会贯通，构成了西方现代教育的两大支柱。希腊精神注重理性、智力，表现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斯多德逻辑（“七艺”即文艺学科教育：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原理、达尔文进化论等等，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儒家学说最欠缺的实证科学知识；希伯来精神注重信仰活力和良知伦理，表现为中世纪以来修道的宣讲、诵福音、唱圣诗、做礼拜（讲课即来自基督教会的布道仪式）“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等等，是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6]

教会学校间接成为传教士宣教的工具，其科学教育内容与中国私塾教育大有不同的讲究和特色：

• 学习科学以破除传统迷信和无知；
• 注重科学可使教会学校成名，有别于私塾教育的守旧教法；
• 开设科学可使教会学校毕业生更有能力，朝西方社会的方向同步发展；^[7]教会学校的教育方针与理念，不以在清朝的「入官拜相」作为首要，科学教育的传输，相对培育出本土科学人才或出国深造，为日后的建设奠定根基。

3.教会大学

教会学校的兴建除了稍稍减少中国文盲的普遍现象，教会学校多寄附在教会，由传教士担任教职、课务等工作，为求宣教工作合法化、培育本土高等人才，各国传教士多以兴建高等教育学校为目标，兹以培育高等人才，兹以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的教会大学为较：

表2-1：美国宣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的教会大学表^[8]

十九世纪时期，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于设置教会大学的看法如下：

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9]

传教士设立教会大学的立意，为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曙光，既达到传教的目的，也获得高阶人才，逐渐拔高本土基督教徒的质与量，藉由教会大学的设立，在当时清廷统治下，可有宗教、教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考虑。

4.性别平等教育

教会学校在华创立之初，目的是传播福音，培养本土基督信徒，随着传教的深入，以科学和教育为目的而出发的传教，逐渐与精神信仰的传教模式相匹，教会学校的隐含价值功不可没，客观上也为当时的教育领域， 特别是对女性教育做出以往未见的贡献：

教会学校最突出的是从社会底层开始，招收教徒子女或贫苦人家子弟，学生免纳束修，每逢季会及圣诞节还赠送礼物，这与以王公贵族、富绅商贾为主的官学、私学有天壤之别。教会学校附设于教堂附近人口居住密集区，开办教会女子学校，比其他学校更能深入社会底层。女子学校教育于当时世界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这一崭新事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对刚刚开启国门的中国人而言，是一次震撼并波及到社会的最底层、最偏僻的角落。这种震撼带来的结果是对中国女性的思想启蒙，对社会经济、国家政治、文化教育的冲击。教会教育改变了女性在传统价值、伦理道德、家庭婚姻、父母子女关系等等方面的观念^[10]。教会兴办女子学校，从初期以免费饭食招收下层女孩，不多久便克服重重阻力持续发展，更出现了中西、圣玛利亚、贝满等面向“中国有力者”的女子贵族学堂。19世纪70年代，中国由南到北都设有教会女校。据187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报告，1876年教会女校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到1902年，教会女学的学生有4373人，占教会学生总数的43%；至1907年，天主教会仅在江南地区就设立教会女校697所，在校女生超过1万多名。这对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有力的促进…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女学兴起热潮，随之出现了我国第一批赴美学医的女留学生，对后来的女子教育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11]

在传统思维下，女性地位多不受重视，更遑论受教育的机会，西方对于性别平等受教之风，随着教会学校的煊染而走进中国传统社会，甚至亦深入边荒、农村和内陆区域，相对于中国阳刚为主的私塾教育，教会学校模式强化女性性格、丰富女性视野、培养开拓能力等，特别在近代孕育出不少本土出名女子，从而改变华人对于女性教育的重视。

5.宗教教育

在十九世纪入华传教时…中国方面对西学的需要，西学（包括基督教）所显示出影响中国的前景，这种需要提供了基督教机会，使得他们的教育活动成为与中国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历史潮流…1877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当会中讨论办文化教育事业与传教的关系时，狄考文大谈办教育之重大意义…「它是与中国高阶层人物接触的最好手段」。^[12]

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对于宗教学、哲学、神学、生命教育等课程规划无不建功，特别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宗教教育是名不见经传，即使在中国已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宗教林立，有类似之专门学术机构的培育与传承，但对于宗教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在教会学校另有一番落实的面貌，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对于日后的生命省思、生死学、终极关怀等提供莫大帮助。

三、基督宗教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体制影响

1.大学体制的思维转换

近代西学在中国传播，主要通过基督教士（天主教耶稣会士和新教徒等）的文化活动，也就是希腊—希伯来精神的实践。途径共有三种：一是兴办新式学校（教授西学）；二是发行报纸刊物（宣传西学）；三是译述西方书籍（介绍西学）。华夏教育历史比希腊罗马及欧洲早，如各朝代的官学、私塾、国子监等，在两千年前就萌生了。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到1922年全中国共有现代化的大学二十四所，其中教会大学多达十六所，比重竟达三分之二…五口通商后，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创立的、招收华人学生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萌发。著名的有上海租界的徐汇公学（1849年）、裨文女塾（1850年）、文纪女塾（1851年）、清心学校（1860年）、圣芳济学堂（1874年）等。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八百所，学生两万人，初级阶段主要是小学堂。基督教（新教）开办了三百五十所，学生六千人；其余属罗马天主教。1875-1900年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大约两千所，学生四万人，中学堂数量增多，还产生了现代化大学。 ^[13]

基督宗教在华传教事工，可归纳成布道、文字、教育、医药、社会等五方面^[14]，一般性而言，传教士至华夏一般多以传播福音、领人归主为传教工作的重心和主力，西方教会在清末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目的乃是要将福音尽快传给华人^[15]；当时西方教会的主要资源都放在开荒布道工作上，包括办学及医疗工作，限于当时中国文盲现象普遍，传教士对于教会学校的启思，多仅限于开化、与华人沟通等事宜。

传教士训练在华同工的方式主要是采用师徒制，教会一般多在省府建立布道所或传教站，作为支持该省各城乡的聚会点^[16]；当时在培育信徒事工上最大的困难是，大部分信徒都是文盲^[17]，因此，渴望建立教牧训练学院的思维，在教会学校的构思上如火如荼展开，一面可以提高自身教会信众的素质，另一面可以自我栽培在华教会的下一代，大学高等教育的思潮藉由展开。

2.综合科目的增设与制度引进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初级阶段是私塾，高级阶段官办的是府学县学，私立的是书院。千百年来传授内容为老一套“四书五经”、全部学问为“经史子集”，学习目的为科举取士，晋升功名为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文人理想为读书做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建设、厂矿技术、生产管理、实业财贸，都受到士大夫阶层漠视藐视，不屑一顾且一窍不通。欧洲15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业革命…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置若罔闻^[18]…1896年，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做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他将课程列为六种：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19]

与中国私塾教育相比，教会学校的教学科目多元且多角，科举制度以经史子集作为单科的教育读本和单一的教育风格，教会学校在西方吸取多面经验，从基督宗教开始至欧美的教会学校、教会大学成立，经过多年的琢磨、淬炼和实验，在西方教育下，欧美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当时几乎臻至完善，欧美传教士在本地也多受大学教育的熏陶后而赴华夏传教；传教士至华夏之后，只要引进、模仿、复制、设立、传授在欧美的教育经验，幻化成欧美在中国的大学分院，科目设立逐渐多元并以西方教育为雏型，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综合科目等无不产生震撼。

四、结论

欧洲文明的两大支柱—希腊文化和希伯来信仰，在四千年华夏文明的土壤上，其传播、嫁接的生命力，注定是艰难曲折的。百年租界文化尽管地区不够广，但影响深远，在现代中国文教事业上的开拓性和示范性，不可抹杀。近现代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教育大约处于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以前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知识为主；到20世纪初，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一飞跃同教会大学是分不开的。^[20]

基督宗教在十九世纪为中国提供现代化教育的观念、师资、学校、科目、体制等，二十世纪之后，教会大学依旧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多数，与其他世界级大学的学术水平虽仍有差距，却多位居中国高教的领导地位；廿世纪初，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华共开办约12,000多所学校，约250,000人经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官立学校学生比例约为1：6^[21]。其中培育出的人才，对于中国日后发展有极大贡献，传教士藉由开办学校，在思维开启、人才培育等方面，不能不否定其突出成效，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开发与全民教育的普及，亦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若从传统本土主义分析，传教士与传教意味着，西方宗教的渗透、传播和侵略，对于固有的儒墨传统、佛道宗教而言，在当时都是挑战和威胁，特别是藉由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教育移植到华人教育的化身，西方教育的课程、校风、文化和管理，在教会学校显露无遗，教会学校间接成为西方文化入侵华人民间最底层文化的工具，藉由农民社会至高阶的菁英份子，改造当时清廷的社会架构。

从多面来看传教士、传教和教会学校，可有褒贬之议，就迈进现代化而言，文化的入侵、相遇、交流、对话与融合是必经过程，教会学校在教育、科技、医学、人文、理工等诸多方面，投入不可计数的人力及财力，也为当时的进步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六届中国近代学术研讨会，桃园，2000年，第1页。

[2] 王伦信：《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与基督教教育策略的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海)1999年第4期，第75页。

[3] 顾长声：《第八章 传教士开办洋学堂》，《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5页。

[4] 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5] 崔华杰：《狄考文研究》，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10-12页。

[6]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社会科学论坛》(北京)，2013年第8期，第24-25页。

[7]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10-11页。

[8] 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4页。

[9] 人民教育出版社：《187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57-459页。

[10] 赵容：《近代教会学校对福建女性启蒙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02年第3期，第67-71页。

[11]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第28-40页。

[1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34-236页。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9-10页。

[13]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页23-25。

[1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2-319页。

[15]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第9页。

[16] lbid，第152-154，158，173-174页。

[17] Frank Houghton, China Calling, London: Inter-Varsity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Unions, 1936, pp.143-144.

[18]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第28-35页。

[19]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11页。

[20]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第22页。

[21] 王忠欣：《传教与教育─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温伟耀、陈荣毅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6年，第188、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