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飞 ：基督教大学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方针的顺应机制研究 ——以金陵大学为考察中心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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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飞飞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各级学校推行党化教育，这使得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中国创办的基督教大学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一般基督教大学都程度不同地顺应了这一方针，取得了新形势下的合法性，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从政治文化机制角度考察，它们之间不乏可以沟通和协调的地方，这是基督教大学能够适应民国政治变迁的原因。本文以金陵大学为例，具体考察当时宗教教育界对党化教育方针的认知和调适，并且接受党化教育方针的过程，以使我们对基督教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的转型，有一个新的认识。

关键字：党化教育   宗教教育   三民主义  金陵大学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基督教大学在经历了非基督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双重打击后，又要面临党化教育的挑战。为实现以党治国，控制教育权，初掌政权的国民党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党化教育。礼拜总理遗像、去宗教化给基督教大学带来很大的冲击。而实施宗教教育是基督教大学的本质属性，面对挑战，基督教大学如何调适党化教育与宗教教育？又该如何保持“基督化”的教育宗旨？以往学者大多注意到党化教育宗旨的排他性与基督教大学的基督化宗旨的冲突之处，但如果从政治文化机制的角度考察，“党化教育”和“宗教教育”具有很多共通性，这也是基督教大学能较顺利实行党化教育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拟以金陵大学为考察中心，对此作一研究的尝试。

一、国民党党化教育方针的形成及其内容

“党化教育”方针最初起源于国民党“一大”的有关决议案，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叶楚伧在口头报告该案要义时说：

现在本党无中学和大学，将来即有了，也应用党内编定教科书，至少也要三分之一以上。不仅党内的学校如此，还应该将本党编定的教科书扩充于其他学校，则将来其他学校皆变成本党的学校。还有教员介绍也很重要，因为把本党党员介绍入于他校，则本党在该校即有一份潜势力。^[1]

这是较早出现的讨论党化教育问题，国民党已有意图扩大在普通学校的影响，使学校事实上变为国民党控制的学校。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这个“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的精神，后来被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拟订的《教育方针草案》所贯彻，该草案提出了教育方针十四条纲领^[2]，强调的重心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要与国民革命一般政策相一致，并为国民革命服务。他认为：“第一个紧急问题，应该就是产业教育问题，……必定要革命的实际政策，现行经济秩序里面展开了新经济秩序的诸要素，学校教育同时又与这些进步的要素相协动，然后总能成功”，“其次，就是政治教育问题，……要将从来的政治组织化为一个纯粹的社会统制，使民众得在社会里面自由发挥其统制力，以期获收政治上美满的效果，所以今后的政治教育，必定要是长养这个社会统制力，方足以副革命的要求”，“又次，就是军事训练问题，……中国处在如今的形势底下，为谋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什么时候要起军事上的斗争，亦是未可逆料……在这样时势有了这个民族的动机，军事训练在教育上的价值，当比平时更大”。^[3]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系统的教育方针，要以此义为始，亦可谓为党化教育一种内涵”，“他论产业教育问题……是以民生主义为出发点。论政治教育问题……是以民权主义为根据”，同时主张“学校实施军事训练，以谋与世界帝国主义反抗” ^[4]。许崇清提出的《教育方针草案》实际上是后来国民党统一国家后实行党化教育的蓝本。

1927年7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韦悫草拟了《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对“党化教育”作了修订补充，内容包括12条：

民众教育与民众运动并行；应以最短时间实行义务教育；教育应增进生活的效能；应指导学校毕业生到民间去；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各学校应注重体育训练；学生运动应统一在党的指导之下；科学教育应特别注意；应努力收回教育权；教育权与宗教分离；教育经费应早日确定；政府应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及农业地点开设特别学校。^[5]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更是借助执政资源，将党化教育推向了全国，也成了国民党对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关于党化教育作如下解释：“实施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就是将教育方针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而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就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6]

“党化教育”方针的提出，引起过一些争论，胡适明确表示不能附和，他撰文呼吁国民党“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7]。吴稚晖则主张：“依予之意，最好改为‘三民主义’乃能妥切明显，而不致为人所假借利用。”^[8]

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说明书》指出：“以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义的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9]。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会上提出了《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该案提出：“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惟真正的三民主义之教育，非仅标三民主义所能收功，亦非仅令各级学校讲习主义之文字即为毕事，必须使一切教育上之设施，全部皆贯之以三民主义之精神，无处不具备三民主义之功用，而后方可达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之目的”。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规定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10]

党义教育的具体内容，是1931年9月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11]确定下来的，该决议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蒙藏教育、华侨教育、留学教育等各类教育的教育目标、实施纲要、课程设置、训育制度和教学设备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关于高等教育它规定：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具有实用科学的智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等。除了上述目标之外，它还规定了必须建立一套党义课程，包括：（一）应以阐扬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依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关于训育：应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的训导，以确立三民主义的革命人生观；由军事教育竞技运动等严格的训练，以锻炼强健的体魄及坚忍奋斗之精神；使一律参加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国民党以党义课程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校思想灌输与政治训育。

二、宗教教育界对党化教育方针的认知

党化教育的实施，无论对公立学校、普通私立学校或是基督教学校，都造成很大的挑战和困扰，尤其是基督教学校。蔡元培1922年就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教会的影响。”^[12]蔡元培认为，教育以人为本，而政党以事业为本；教育求远效，而政党求近功，二者在方向上就有矛盾，再加上执政党的更换与党内政策的变幻不定，教育经常跟着变来变去，无法办好有成效的教育，所以教育应当摆脱政党的控制，而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无疑妨害了教育的独立性。而对于基督教学校来说，“党化教育”还意味着去宗教性，在国民党看来，“只有党化教育，没有基督化教育，党化教育是必须实行的，基督化是必须取缔的”^[13]。

有的地方甚至将是否实行党化教育作为接受基督教学校立案的必备条件，如湖北省教育厅即规定请求立案的基督教学校，除遵照前大学院颁私立学校各种条例外，须遵照下列各条办理：

（一）须设总理纪念堂，并遵章郑重举行纪念周，（二）圣经应作选修科，不能作必修科，遇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三）教授党义功课，须随时由本厅考察监督，（四）教授党义教员，及训育主任，须以党义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并经核准者充任之。^[14]

而有的地方在《取缔私立学校条例》中明确规定，凡教育宗旨“违背国民党党义者”应予取缔^[15]，坚持基督化宗旨的基督教学校自然也在取缔之列。特别是党化教育规定的每周一总理纪念周须在总理遗像下举行仪式，宣读总理遗嘱，这种带有某种偶像崇拜性质的形式主义做法，令传教士们很难接受。在苏州，美国南浸会所属的晏城中学及慧灵女中，在举行联合毕业时悬挂了国民党旗及国旗，并且还唱了国民党党歌，仅仅因为宗教信仰没有悬挂总理遗像，即被县党部检举，咨请行政机关查封。^[16]尽管此事后查明是吴县县党部赵启震欲到晏成中学担任党义教师，实施党化教育遭到拒绝后，因而怀恨在心，借端生事。^[17]不过此事也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党员欲借党化教育控制基督教学校的意图。而沪江大学，由于在三民主义教育方面“尚无显著成绩”，竟由教育部直接下达训令，命令上海特别市教育局让沪江大学“切实改良”^[18]。

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基督教大学只能顺势而为，希望在党化教育与基督化教育宗旨之间作一调和，找到一个契合点。但二者如何调和？契合点是什么？实际上，党化教育和基督化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党化教育是偏于政治的，革命的；基督化教育，是偏于宗教的，道德的；党化教育是重主义的信仰，人的崇拜；基督化教育除崇拜耶稣，信仰耶稣主义外，还有上帝的信仰，神的崇拜。基督化教育在宗教上尚有来世的观念，如什么天国。党化教育惟要改造现时的社会，不曾谈到来生。有这许多异点，必至互相抵触，如水火之不相容”^[19]。而对教会学校不能容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原因，中国基督教人士其实看的很明白，如程湘帆曾道出内里缘由，“一、仍以教会学校为外国人的教育机关。二、仍以教会学校为专门施行宗教的机关。”^[20]为弥合差异，中国基督教界人士主要从政治文化机制的角度进行调和。

上海青年协会编辑部干事谢扶雅认为，基督化教育不是洋化教育，也不等于教会教育和基督教化教育。真正的基督化教育，“在养成基督化人格。基督化人格，是大仁大勇的结晶体”。在他看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正需要这种人格，如果每一位国民党党员都具备这种人格，中华民族马上就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基督化教育确实大大有造于党化教育”，并且应当在党化教育中占据“极优越极重要的地位”。他用两个同心圆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党化教育包括了基督化教育，基督化教育则居于党化教育之中心。^[21]上海青年协会学生部干事徐庆誉，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基督徒，关于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的论述极为深刻，他指出“基督教的原理与国民党的主义，原为一致，基督教与教会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教会有腐化的可能，教义则万世不朽。党义与党员也是两回事，亦不可混为一谈，党员有腐化的危险，党义则千古不磨。因此教育当基督化而不当教会化，同时应党义化而不当党员化，基督化的人格教育，与党化的革命教育，既殊途同归，就该同时并进，毋庸入主出奴，以免为识者笑。”^[22]谢扶雅和徐庆誉都点出了基督教学校的人格教育和党化教育的革命教育有共通的地方。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有极深渊源的岭南大学，其校长钟荣光就曾说过：“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吾人苟有牺牲服务之精神，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23]

沪江大学教授钟鲁斋认为：“真正的基督化教育，是把基督主义养成基督人格和精神。真正的党化教育，是把党的主义，养成孙中山先生的人格和党的精神。前者的目的就是建设世界上的天国，后者的目的就是要救中国。”^[24]他还指出，“要党化人民或基督化人民，都要先从教育做起。……现在党化教育使人民信仰三民主义，基督化教育使人民信仰基督主义，在学校里面各有宣传的方法，”并说国民党和教会的宣传方法，真是“两两相对”，他列举了党化教育和基督化教育很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一）学校设备方面，在国民党多贴标语：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以刺激学生耳目，使之不要忘记。在教会则多贴天国降临，爱人如己，上帝以独生之子赐世，使俾信之者，免沉沦而得永生，其爱世如此等标语，使人人警悟，服从圣道。前者是偏于政治的，后者是偏于宗教的。

（二）党化学校多置党的书籍报纸，且定三民主义为学生的必修或选修科，且有人主张设训育部，施行政治训育。在基督化学校，多置教会书报，且定圣经为必修科（现在多数教会学校改为选修），且有青年会之宗教部，或学校之牧师，施行宗教宣传。

（三）党化学校，开会要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唱革命歌等等。基督化学校，开会要祈祷，念祈祷文，（有时照圣经中祈祷文，但多数是由个人自由）唱赞美诗等等。惟前者无什么上帝真神等字样，后者则有之。

（四）党化学校举行纪念周，每周一次，有演讲或政治报告，高悬孙总理遗像。基督化学校，每星期日有主日礼拜，讲道德，说仁义，或有教会重要报告。惟悬耶稣像则未尝多见。

（五）党化学校，钱选青提议学生须穿中山装，有时表演中山故事，纪念中山先生诞辰，读中山先生遗著，教会学校到了耶稣诞，也有极大纪念，有时表演基督故事。

（六）党化学校鼓吹人入党，教会学校鼓吹人入教。入党的手续，要填表，要领党证。惟教会则须领洗礼，教会证则未尝有。

从中可以看到，党化教育的方法和基督化教育的方法，虽然目的不同，但形式并无大异，现在党化教育要求实施的一些方法，在基督教学校看来，与之前实施宗教教育的方法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只要稍加改造，在基督教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并没有什么困难。

关于党化教育，一些基督教大学也采取了积极顺应的态度，如福建协和大学就向国民政府报告了实施党义教育的情况，称“自民国十五年冬国民革命军开始来闽，即注重三民主义教育，在课程中列入三民主义。一二年级学生用总理的三民主义十六讲为课本，分三十二次研究。……三四年级学生则于经济学内研究实业发展、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问题。于政治学系内研究五权宪法，直接民权行使，和党政实施等问题”，还称“本校是最早按照党部规定，举行总理纪念周，每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全体学生与教员共同参加，缺席者作缺课论。”^[25]

从上面中国基督教界人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为沟通、调和基督化教育和党化教育所做的努力，这种认知上的突破，正是基督教大学能够积极备案并接受党化教育方针的思想基础。

三、金陵大学对党化教育的调适

金陵大学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遭遇挫折最为严重的基督教大学之一，在“南京事件”中，金大有五幢住宅被完全烧毁，教学大楼和教师住宅大面积遭劫，特别是副校长文怀恩竟遭乱兵枪杀，“南京事件”直接导致在华大批传教士撤离中国，金大的外籍教师也全部撤离了学校。而随后国民党建立起全国性政权，以南京作为首府，经历过激烈震荡的金陵大学又置于首都之地，不能不强烈感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在保持自身基督化属性和应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之间如何取舍？金陵大学对党化教育的调适无疑更具代表性。

“南京事件”发生后，当时南京市党政府由激进派所掌控，反对宗教，反对外国人在中国开办教育机构，金陵大学面临的处境非常危险，有被接收的可能。金陵大学能较平稳渡过政治动荡期的关键在于，学校领导层在人事安排方面的未雨绸缪。早在“南京事件”发生前，1926年3月18日金陵大学召开了第22次理事会，校长包文在会上指出学校的经济问题很严重，但“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人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很迫切，无论是中国还是差会董事会都强烈感到在这方面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现在时间已经到来”^[26]。包文还在会议上公布了金大各外籍行政管理层的辞职报告，尽管在有能力管理大学的中国人产生之前，这个辞职报告未被采纳，但校长包文去意已决。由于局势逐渐混乱，包文给理事会写信，表达了他辞职的决定，“选举中国人担任校长，或至少置大学于五到七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the administration of a committee）的管理之下,只需一到二人为美国人即可”^[27]。包文还给陈裕光、过探先、刘靖夫和刘国钧写信，告诉他们只要成立管理委员会，他们至少，应为委员会成员，这便是最初的“四人委员会”，这既是包文出于对中国政局变动的考虑，也是为了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紧急事情做准备。当局势变得更加危急时，在“四人委员会”基础上又补充了五人，形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以过探先为主席，当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时，教职员中的美国人被迫离开，正是这个管理委员会，在过探先的领导下，负起管理大学、开展工作的责任。

金大第22次理事会还有两个重要举措，一个是成立了立案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大学立案的整个问题；另一个是成立了宗教教育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大学宗教教育的整个问题。在考虑大学立案的同时，成立宗教教育委员会，目的很明显，金大在考虑如何既能完成向政府的立案，同时还无损于进行宗教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见，保持基督教属性是金大重要的坚守。

1927年4月19日金陵大学在上海传教大楼召开第23次理事会^[28]，校长包文报告了外国教职员的情况，很多人打算回美国，包文也打算4月23日离开，回美国休假。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七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包括：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陈嵘、李汉生、李德毅和陈中凡，这个七人委员会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大学管理委员会”（the Colleg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可见此时金大并没有中国人校长，这个“大学管理委员会”一直工作到陈裕光1927年11月9日被选举为校长为止。在金大有被接管危险的时候，正是管理委员会的过探先和李德毅，因与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关系密切，并进行了积极的沟通，才使得金大校务在短暂中断后，于4月10日又重新恢复。

但金大的危机只是暂时解除，最关键的问题是尽快争取向政府立案，当时有谣言称，如果金大不能在九月一日前立案，秋季开学就会很困难。金大为避免学校被士兵所占，开办了暑期学校，但“学校教堂在暑假经常被其他团体使用开会”^[29]，当时《申报》就有报道说：“南京市党部二十日假金陵大学开本市全体党员大会，请吴稚晖、戴季陶、丁惟芬演讲，陈果夫作党务报告，并有中央各要人报告军事及政治近况。”^[30]其实当时南京市党部经常借金大教堂开党务会议，作为金大基督教精神象征的教堂，却被用来开国民党的党务会议，这也体现出基督化与党化在金大的紧张对峙。

1927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24次理事会上，立案问题被正式纳入议程，任命成立了一个大学改组和立案委员会，专事负责大学改组和立案问题。根据1926年10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31]，金陵大学申请立案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改组校董会，重新划定美国的托事部与校董会间的权责问题；二是选举中国人校长问题。校长问题是在1927年11月初召开的第26次理事会会议^[32]上得到解决，其实早在1927年7月21日就召开了金大提名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校长提名问题，会议提名陈裕光为大学校长^[33]，作为此次会议的秘书，葛德基指出陈裕光当选的原因，在于他获得了中国不同的教会团体，西方差会，校友会和教职员所有团体的完全信任，同时陈裕光还是大学管理者，学者和基督徒。^[34]的确，综合各方面条件考虑，陈裕光的确是校长的不二人选。他是金大早年毕业生，是大学校友，熟悉金大的情况，又是基督徒，还是北长老会的代表^[35]，这使他容易获得中国教会、西方差会和校友会的支持。他还留学过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学界享有威望。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出任过理化系主任，兼任教务长，校务会议主席及代理校长，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陈裕光被提名是众望所归。在金大第26次理事会上正式公布了陈裕光被提名为金大校长，最后经会议表决，同意陈裕光当选金大校长。这里有个问题，此时金陵大学并没有完成改组，符合《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的新的校董会并没有产生，理事会实际上没有权利选举任何人担任校长，这里只是代行新校董会的职责，但由于陈裕光获得了教职员的全面支持（full backing），无论中国的、外国的，还是来自校友、差会和其他团体的支持，实际上已具有校长职位之实，缺少的只是一个正式认可的程序。

1927年11月29日召开了金大理事会最后一次会议和校董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之前与美国托事部达成的协议，托事部在1927年9月14日会议上决议：一、赞成和同意理事会的请求：（1）理事会改名为校董会（2）校董会有权选举中国人校长（3）托事部租借大学的财产以五年期给校董会（4）托事部将所有内部事务管理权交给校董会。二、已经接受包文校长的辞职，选举校长的问题交给校董会，并给予它完全的权利解决立案的问题和内部行政与经济的所有问题。三、保证让大学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维持大学的基督性。^[36]前两条内容是托事部让渡给校董会的权利，第三条是让渡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托事部的底线。校董会的成立标志着金大完成了改组，并正式选举陈裕光为金陵大学校长。之后在校长陈裕光主持之下，根据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大学条例》申请立案，最终于1928年9月20日成功立案，成为立案最早的基督教大学。

当然金陵大学能成为第一个立案的基督教大学，也有地处首都南京的压力，农科科长芮思娄就说过：“很明显金陵比其他远离南京的机构更能强烈的感受到教育部的态度。金陵大学差不多在教育部的脚下，这也是很自然的教育部试图执行这个政策，能如他们所期望的看到在我们的大学得到贯彻。”^[37]尽早完成立案，对金大来说可免除在政治压力下被接管的危险，对中国政府来说，金大积极立案的态度，对其他基督教大学又是很好的示范，加速了基督教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的进程，也有助于新政权统治权力的伸张。

金陵大学完成立案是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步骤，这样也被纳入了国家的教育体制之下，也必然面临着国家意识的植入。面对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推行的党化教育，金陵大学在不放弃“基督化教育”宗旨的同时，也努力实现与“党化教育”的调适。

为应对党化教育政策，金陵大学对办学方针和课程结构进行了调整。将办学宗旨由“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即培养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改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38]，调整后的办学方针已看不出基督教的性质。

课程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课程由立案前的必修改为选修，如《金陵大学1931年章程》^[39]，关于宗教课程明确说明：宗教学不作为主修或辅修课程，所有的课程都是选修的。1931年共开设了20门宗教选修课程，共计38学分，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而且金大立案后30年代开设的宗教课程内容与早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从着重向学生灌输有关圣经或神学的教义，转向从较广阔的层面研究基督教，侧重于教育性及学术性的研究。开始尝试应用不同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宗教，帮助学生从跨学科角度去分析及研究人类的宗教活动，如开设了“心理学与宗教生活”、“宗教哲学概论”、“宗教教育概论”、“宗教心理学”等课程。最为难得的是随着中国社会问题不同涌现，金大宗教课程结合青年学生非常关心的现代社会问题，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做出回答，如开设的“学生问题之解决”、“宗教与现代文明之趋势”、“基督与国家和国际问题研究”等课程，把宗教置于当今社会环境当中来考察，这样把宗教思想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对学生来说，宗教研究便更富时代感和具有时代意义，也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从以神学为主导的宗教教育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宗教教育，这个转变过程，吴梓明教授称其为“宗教教育现代化的历程”^[40]。

二是增设了党义课程。根据《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党义课程体系包括党义课、军事训练课和体育课，下面通过图表介绍金大党义课程^[41]：

金大规定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也要求考党义，为加强训导工作，金大还成立了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军事教育委员会和体育委员会。体育和军事训练在金陵大学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汇文书院时期就特别重视，认为“体育运动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精神上的活力”^[42]，金大体育协会（Athletic Association）1909年12月10日就已经成立，教职员和学生都有资格参加，希望以此改善学生的身体素质。^[43]金陵大学经常举行校际间的足球比赛，后来还成立了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增进体育交流，可见金大在早期就有重视体育的传统。金大刚成立时已开设必修的军事训练课，军训主要出于几个方面考虑：“有助身体锻炼和提供工作的动力，为国家造就士兵以及培养愿为国牺牲之士，有助养成守纪律和服从的精神”^[44]，并聘请曾在菲律宾美国军队服役多年的Steel先生担任军事训练教官^[4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也看到了军事训练和体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当然此时军训和体育是建立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基础之上。

金陵大学根据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法令，遵从大学院命令，于1928年开始实施军训，聘请朱世明为军事教官，并核定军训学分。金大教职员对军训的态度，也是“极重视，并协助推进”，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金大一部分教职员更是“自动编队训练，并筹资聘中央军校教官指挥军训。”^[46]到1936年1月2日，教育部颁布《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其规定，“为养成学生整洁、敏捷、勤朴、耐劳、团结、互助、振作精神、遵守纪律诸美德起见，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分年级，均实施军事管理。”^[47]金大将全校宿舍划为两个管理区，二年级以上住校本部，为第一区，一年级新生住东宿舍，为第二区，此外规定，全校学生一律着制服，并规定不着制服之处分规则；分全校学生为若干队；每日分别检查内务一次并登记；受军训管理学生每日应参加升降典礼。^[48]1936年4月28日，教育部又颁发了《专科以上学校特种教育纲要的训令》，关于实施特殊教学与研究，金陵大学教育委员会决定三院以特定课程，代替每星期特种演讲，即：1.文学院a.国防经济，b.民族英雄传略；2．理学院a.无线电，b.国防化学；3．农学院a.战时粮食管理，b.非常时期农业生产知识，c.非常时期乡村教育问题。关于教育部要求增进军事训练，金陵大学建议，“二、三年级每月一次之增进军事训练，集中在一学期内举行完毕，并拟定改为二年级上学期学生必修。”^[49]综上可看出，金陵大学对教育部要求的军事训练持支持的态度，但同时也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执行起来没有很大的困难。

关于总理纪念周，金大还是很认真对待的，每周一上午十时四十分都会如期举行，纪念周仪式除了有唱党歌、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外，还邀请党政人物或学者来校演讲，以1936年为例，参加总理纪念周演讲的有^[50]：

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题目《礼义廉耻之社会科学的认识》

陈宗一：金大森林系主任，题目《救国之根本问题》

龚浩：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题目《谍报与宣传勤务之纲要》

刘振东：中央政校教务主任，题目《中国所得税问题》

鲁佩章：财政部首席秘书，题目《农村疾苦症结》

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演讲内容保密

翁文灏：行政院秘书长，题目《青年责任与事业》

张默君：民主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题目《劳教死教与中国今日教育应有之精神》

参加金大总理纪念周演讲的远不止以上八人，只是以此为代表，从中可看到演讲者的身份有党政军高官，有学者，也有女界领袖，题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方面，并不拘泥于党义的宣传，目的是让学生们藉此了解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增强爱国观念，金大总理纪念周整体实施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除了周一的总理纪念周，金大平日每天都有朝会，周二、三、四为宗教朝会，周五为金大例定朝会，由校内各教授轮流出席报告，如三院院长，理学院院长魏学仁讲过《现代大学生的品质》，文学院院长刘国钧讲过《五年来！》（九一八朝会演讲），农学院院长章之汶讲过《我国大学农业教育之新趋势》^[51]，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周日的主日礼拜更是金大隆重的宗教集会，也会邀请基督教界知名人士前来主持。

可见，尽管有党化教育色彩的总理纪念周，但金大各种形式的朝会，冲淡了总理纪念周的政治色彩，各种宗教集会也很好的保证了宗教教育的实施，这也是金大寻求党化教育与基督化教育平衡的一种调适。当然各种性质、各种类型的集会、讲座，也开阔了学生视野，不仅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养成容纳各种观点的宽阔胸襟。

毕业典礼是金陵大学最为隆重的节日，校方和毕业生都极为看重。从毕业典礼的程序安排上我们从中也能看到折衷基督化教育和党化教育的痕迹。金大的毕业礼式主要包括五部分，其先后进行顺序如下：毕业班植树纪念、毕业游艺会、毕业训词会、毕业典礼和同学会聚餐会。金陵大学每一级毕业生都会在毕业时栽种“级树”，以示“教育树人”之意，毕业游艺会主要是展示毕业生风采，最后环节的同学会聚餐会，表示大学同学毕业后，就自然成为金大的校友，正式加入同学会的行列。

这里最有意味的是毕业训词会和毕业典礼，毕业训词会可以说是金陵大学独有的仪式，同是金大毕业生的陶行知就说过：“关于训词会，其他学校也有，但没有特开训词会，既往已沐春风，将来复多薰育，此为本校特殊之教育精神。”^[52]毕业训词会是全宗教式的，对毕业生进行训词的大都是基督教界人士，训词会的程序具有基督教特性。而毕业典礼则是普世式的，所请的人士主要是党政方面的要人，这个分别，实际上就是宗教教育在典礼上与世俗教育的接轨。

我们以立案前1926年的毕业典礼和立案后1929年的毕业典礼作一比较。下面是1926年毕业训词会和毕业典礼的程序单^[53]：

（该表根据《金陵大学第16次毕业程序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536制作。）

从上表可知，1926年的毕业训词会有牧师主领读经、祈祷和唱赞美诗，毕业训词由诚静怡^[54]牧师进行。而毕业典礼则有军政、教育方面的人士出席，毕业典礼的训词由教育厅长江问渔主持，但也仍然有金陵神学院李汉铎牧师主领的祈祷，毕业典礼还存有很多的宗教成份，宗教氛围浓重。这是金陵大学在立案之前毕业训词会和毕业典礼的情形。

1929年6月24日，金陵大学隆重举行了第19届毕业典礼暨四十周年纪念，以及补行新校长正式就职礼，此次毕业典礼是金陵大学成功立案后举行的第一个毕业典礼，意义非凡，原定于1928年举行的四十周年校庆因为局势动荡，也改在1929年与毕业典礼同时举行，可谓举校欢庆。毕业典礼程序单包括^[55]：

开会奏乐、全体肃立、唱党歌、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主席报告、训词（中央委员胡展堂先生、戴季陶先生）、报告校史——（一）创办期，前校长福开森、同学会代表许钦飒先生；（二）合并期，前校长包文先生、同学会代表高秉坊先生；（三）改组期，董事会会长吴东初先生、校长陈裕光先生。报告已故校长科长劳绩（同学会代表陈钟声先生）、毕业训词（教育部长蒋梦麟先生）、授予学位及发给证书、毕业生代表答词、唱校歌、奏乐散会。

从典礼秩序中可以看到，与1926年的毕业礼相比，此次毕业礼政治氛围很浓，典礼开始部分有全体肃立、唱党歌、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等一系列有党化意味的程序，由中央委员胡汉民、戴季陶进行训词，毕业训词由教育部长蒋梦麟（朱经农代）主讲，党政人物出席训词既代表对金大“合法性”的认可，也说明金大对政治当局的主动示好，对党化的顺应。

当时《申报》对金陵大学的此次毕业典礼进行了长篇的报道，“南京金陵大学开创已四十年，于本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四十周年纪念，同时并举行第十九届毕业典礼，是日各机关代表参与典礼者，有中委胡汉民、教育部部长代表朱经农、铁道部代表梁寒操、内政部代表陈达三、工商部代表张凤舞等数十人”，“胡汉民、朱经农、孔祥熙训词，历任校长福开森、包文、陈裕光报告创校经过，现任校长陈裕光补行就职礼”。关于前一日举行的毕业训词会，报道称：“并闻该校昨日上午十時曾举行毕业训词会，由工商部孔部长及该校校董禁烟委员会委员罗运炎到会训詞，来宾亦甚多”。^[56]毕业训词会之所以邀请孔祥熙和罗运炎训词，是因为此二人都是基督徒。

邀请社会名流参加毕业典礼是金陵大学很早就有的传统，这也是金大寻求社会认可的重要方式，也是在典礼仪式上寻求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接轨，而实行党化教育后，它的毕业典礼和之前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不同的是，党化的意味更加浓厚，金大毕业训词会的设置，可以充分体现出金陵大学调和“基督化教育”和“党化教育”的良苦用心。

四、基督教大学接受党化教育方针的政治文化机制

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狂飙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基督教大学再也无法在原来独立系统内封闭发展，使基督教教育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成为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共识。而国民党是个强调“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党，随着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不仅政治格局改变，也给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带来重要变化，国民党在“以党治国”的原则下，民国教育也呈现出党化教育的色彩。

党化教育尽管因违背教育独立精神，饱受诟病，但也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化教育其实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代表国家教育主权。1928年5月中华民国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规定教育宗旨为三民主义教育，而三民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主义，故在教育行政上，要努力收回教育权，在课程上，要注重本国语言、文化及公民学。拟定的教育实施原则第一条就是发扬民族的精神^[57]。而且因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所以实施党化教育，也代表了实施国家教育主权，并且有通过这种教育进行国家教育的目的，这是建设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国民党统一全国后，要求包括基督教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取得国家认可，并且接受三民主义国家教育的内容，这是基督教学校无法反对的。

二是党化教育中也包含公民教育的内容。所谓“公民教育”，舒新城称:“公民教育，大概均以养成奉公守法爱国爱人的德性为目的”。^[58]姜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解释党化教育时指出：“倘学校里面，仅仅举行总理纪念周，或在课程上，仅仅设一三民主义学程，还不能算是党化教育，我们要实行党化教育，必须随时确实崇仰总理的人格之伟大，发挥三民主义的精神，期造成一完全独立，并且有贡献于全世界人类之中华民国”，他认为党化教育，范围甚广泛，意义甚丰富，其精神包括：革命化、科学化、人格化、社会化、民众化、正义化、人道化、艺术化和劳动化等，可将党化教育定义为“依照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规定教育与手段，使全国人民，都形成中华民国之健全的公民。”^[59]可见，公民教育是党化教育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在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鉴于党义课意识形态宣讲功能过于突出，就有人提议将“党义课”改为“公民课”即是证明。

三是党化教育具有灌输国民党意识形态，实行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为了使教育服务于统治，不可避免的在国家教育宗旨中夹带私货，进行灌输国民党意识形态，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姜琦称：“中国国民党，是中国之唯一的党，……党便是国，国便是党，党与国，是不可分离的，……党化教育便是国化教育，国化教育，便是三民主义教育。”^[60]中国国民党主张以党治国，以本党的三民主义作为实施中国教育政策，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亦属当然，这也是政治和教育互为因果的关系，教育必须适应政治的需要，政治也依靠教育进行传播。但教育毕竟不是政治，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教育崇尚理性、思想自由，“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61]，党化教育内容的空洞与现实社会的恶劣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也是招致人们对其怀疑、批评的主要原因。

以上党化教育的三个属性，前两种具有合理性，基督教大学为了适应党化教育，积极的进行革新运动，移交学校行政与财产管理权于中国人，改组校董会，任中国人为校长，积极请求注册立案，宗教课程和礼拜改为学生自由选择，即便如此，仍然被看作是外国的、宗教的机构，尽管有隔阂，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并不是不可调和，实际上仔细进行分析，基督化教育同样也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神学教育、知识教育和人格教育。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基督福音是基督化教育的中心目的，那福音究竟是什么？程湘帆解释说：“基督教会存在是为那些贫穷苦恼的人，所有学校、医院、教堂等事业，无非使那软弱痛苦的人，变为强健，受压制不能自由的人，得着解放，瞎眼无知的人，得以看见，被欺侮压迫的人，得以自由。最重要就是提高人的生活，增加人的价值，使得人人明白人生之可贵，这就是‘上帝悦纳人的禧年’的意思，这就是基督教所宣传的福音。”^[62]可见基督福音本身含有扶助社会革命化的一面，国民党很多党员同时也是基督徒，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便是基督徒，即是明证。

基督教学校若仅进行神学教育，完全以宣传宗教为目标，不但违背教育原则，与党化教育也是不相适宜的，基督化教育也含有知识教育的内容，教授近代自然科学，开通民智，沟通中西文化，这也是基督教学校能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进入30年代后，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学校越来越注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金陵大学在1930年秋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事研究中国文化，名家云集，使金陵大学在三四十年代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重镇。而且金陵大学的职业教育也获得迅速发展，特别是农科的成就享誉国内外，以金陵大学为代表的基督教大学在立案后所进行的教育更接近于普通国民教育，增加了世俗教育的内容，而这与党化教育科学化、社会化的精神是相契合的，金陵大学也成功实现了转型，从而对社会贡献更大。

注重人格教育是基督教大学一个重要内容，基督化教育，即是教育的基督化，就是要把基督的精神人格和理想为施教的原则，基督化教育，并不是强迫学生信基督教，不过是以基督的精神人格和理想为教育的标准而已。^[63]这种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与党化教育中的公民教育具有一致性，成为基督化教育和党化教育调适的重要基础。

通过对党化教育和宗教教育的文化机制分析，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的契合点，这也是金陵大学和其他基督教大学能够成功转型的内在机理。通过向中国政府立案，承认国民党的国家权力，基督教大学也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并且保持了基督教学校的基本特色，在更大意义上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机构。而国民党政权由于政局的纷乱，特别是财政的支绌，此时收回基督教学校自办也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基督教大学在党化教育方针下进行宗教教育的因应调整，可谓实现了“双赢”，这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督教大学对中国教育的杰出贡献可得证明。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页。

[2] 许崇清：《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10月，第67-68页。

[3] 许崇清：《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10月，第65-67页。

[4]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7页。

[5]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8页。

[6] 《教育界消息》，《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1927年8月20日。

[7]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

[8]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9]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10]  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一）》，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1]  《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5-1037页。

[12]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新教育》1922年3月，第4卷第3期。

[13]  程湘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2期，1929年6月，第9页。

[14]  刘进光：《华中基督教教育会近讯四则》，《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1期，1929年3月，第139页。

[15] 《上海市教育局取缔私立学校条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3卷第3期，1927年9月。

[16] 《慧灵晏成被党部检举》，《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2期，1929年6月。

[17] 《苏州晏成中学慧灵中学与吴县县党部发生纠纷之实在情形始末记》，《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4期，1929年12月。

[18] 《沪大与三民主义教学》，《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1929年9月。

[19]  钟鲁斋：《我的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1期，1928年3月。

[20] 程湘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2期，1929年6月。

[21] 谢扶雅：《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冲突吗？》，《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1期，1928年3月。

[22] 徐庆誉：《我对于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的管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1期，1928年3月。

[23]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载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页。

[24] 钟鲁斋：《我的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1期，1928年3月。

[25] 王治心：《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实施党义教育报告》，《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2期，1929年6月，第79-80页。

[26] 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18,1926,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以下简称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38.

[27]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Board of founders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ugust 3, 1935,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5, Folder 3373.

[28] Twenty-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19,20, 1927,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39.

[29]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anager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Sept.13,1927,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41.

[30]《中央党政要讯》，《申报》，1927年6月20日，第1张第4版。

[31]  详细内容见《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载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5页。

[32]  Twenty-six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9-11, 1927,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41.

[33]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July 21, 1927,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40.

[34]  Secretary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Dr. Y.G.Chen, July 22, 1927,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40.

[35]  从历次金大理事会出席人员名单可见，陈裕光是以北长老会的代表身份出席的。

[36]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29, 1927,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2, Folder 3343.

[37] Summary of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Christian Character of Staff and Student Body, and to Ratio of the Staff to the Students,1930,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202, Folder 3453.

[38]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5页。

[39]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lletin: Catalog( December 1931), UBCHEA College Files, RG 11, Box 197, Folder 3389.

[40] 吴梓明：《从神学教育到宗教研究——燕京大学宗教教育的考察》，《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41] 本表根据《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2-1933）》整理而成，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1085），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307页。

[42] Editorial: Athletles, Nanking University Magazine, December, 1909, Vol.1, No.1, p.2.

[43] Athletic Associ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 January, 1910, Vol.1, No.2, p.38.

[44] Editorial: The University Compulsory Military Drill,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 April, 1910, Vol.1, No.4, p.2.

[45] Current Items,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 April, 1910, Vol.1, No.4, p.28.

[46] 《私立金陵大学学生军训概况（1935年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1493。

[47] 《教育部订定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3页。

[48] 《金陵大学军事训练实施步骤（二十五年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1493。

[49] 《金陵大学特种训练计划（1936年10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0页。

[50] 金大总理纪念周演讲人物和题目，根据《金陵大学校刊》第195、196、197、201、203、204、207等期整理而成。《金陵大学校刊》第204期关于冯玉祥的演讲，因内容有保密性，特强调道：冯先生本日所讲有关各节，同学不得以口头或文字向他人转述。

[51] 三院院长演讲的例定朝会内容分别见《金陵大学校刊》第199、200、201期。

[52] 《毕业之训词会》，《金陵光》，1918年10月，第10卷第1期。

[53] 《金陵大学第16次毕业程序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536。

[54] 诚静怡是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人物，主张中国教会本色化，1924年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也是中国唯一参加过1910年以来三次世界宣教大会的代表。

[55] 《私立金陵大学第十九届毕业典礼暨四十周年纪念典礼秩序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535。

[56] 《金大昨举行毕业礼》，《申报》1935年6月18日，第4张第13版。

[57]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58]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59]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4-38页。

[60]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2-33页。

[61]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

[62] 程湘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2期，1929年6月，第15页。

[63] 徐庆誉：《我对于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的管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1期，192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