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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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露
摘要：文章首先对汉语神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同时介绍了巴特神学的基本内容，最后论述了在汉语神学中巴特神学研究的基本情况。结合汉语神学和巴特神学各自的特点回答了为什么汉语神学对巴特神学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同时也指出汉语神学在未来加强对巴特神学的关注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需求，更加是一种现实的关怀，这对于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语神学、人文性、巴特、教会
一、导言
不管是汉语神学还是巴特研究，都是当代基督教神学不可回避的话题。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使其成为一个“主流”的亚文化，说其为主流，因为其迅猛的增长速度，若长此以往，那么势必成为主流，说其为亚文化，因为虽然席卷全国，但其信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依然有限。另外，人们开始反思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应如何植根于中国，而在理解西方的过程中，基督教思想就成了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也正是在这种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考虑之下，一批人文学者开始涉足基督教研究，从哲学、历史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但汉语神学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存在于大陆人文学界的思潮，它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认识，而鉴于知识分子，即“士”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传统和现实中的地位，教会也不得不重视起源于大学建制之内的汉语神学，单单是以忽视或者否认的态度对待汉语神学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大陆，正是这一批活跃于汉语神学运动中的学者们掌握着基督教研究的话语权，相反建制教会虽然有一定的信众，但他们只局限于教内，而对于大多数非信众来说，来自于建制大学内的学者对于他们来说更具权威，因为近代中国所形成的“科学”与“理性”崇拜已经根深蒂固，这就决定了大陆的基督教研究只能是由汉语神学来引导一场思想革新，在这场思想革新中，基督教需要褪去曾经被意识形态染黑的外衣，转而从哲学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等层面重新定位。
谈到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没有人可以回避卡尔·巴特，作为改革宗的神学家，除了被当作“新正统神学家”之外，巴特对重新理解路德宗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他对罗马天主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66年9月22日到29日，对天主教改革运动深感兴趣的巴特，受教皇保罗六世的要求到罗马教廷参加了梵蒂冈第二次公会。[1]由于巴特终身都以反对自然神学和现代自由神学为己任，而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基督教的理解恰恰始于与人的理性相容的自然神学，以及与现代生活密不可分的自由神学。因此，这就导致了在汉语神学界对巴特的研究，相较于蒂里希、麦奎利、莫尔特曼等神学家来说，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但如果汉语神学想要走出大学，走进教会，走进信仰，巴特神学就是一项必须攀越的高峰，离开它，我们就很难理解何谓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明，离开它，我们就很难理解基督教思想在现代世界的处境，离开它我们就很难理解神学与信仰者的关系。汉语神学对巴特的关注就是学界对信仰群体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弥合学术的基督教研究和现实的基督教生活之间的缝隙，这也是汉语神学一直以来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汉语神学
关于汉语神学的讨论由来已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刘小枫、何光沪为旗手，在学术界掀起了延续至今的持久讨论。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简要梳理几个代表人物的观点。汉语神学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汉语神学：不分种族地域，任何以汉语撰写的神学篇章皆属于汉语神学。狭义的汉语神学：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内地学者自发性地提出基督教研究的诉求。[2]文章是在狭义的层面上讨论汉语神学，从定义来看，汉语神学不过30多年的历史，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在大陆学界，基督教研究以人文学科为背景在大学建制内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发展出良好态势，部分高校甚至设有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基地。这与香港台湾地区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建制教会这一现象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大陆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导致对基督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体制之内，而教界对基督教的研究或者论述在公共领域几乎没有影响力，也就是大陆教界没有掌握在公共领域言说基督教的话语权，并且短期来看，这种现象将会持续存在。因此，造成的这一真空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被具有哲学、历史背景的当代内地学者，比如刘小枫、何光沪、李秋零等填补。考虑到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与五四之后的现代传统之间的兼容性，在翻译和吸纳基督教思想的过程中，学者们做出了相应的选择。哲理神学的思想家，比如蒂里希，他的著作得到了系统的翻译，这项工作主要由何光沪主持；而教义学的思想家，比如巴特，在人文学界至今依然没有多少追随者。[3]
此外，汉语神学是建立在对基督教的普适性的承认上，对于信仰者而言，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因为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上帝创造了一切人，所有人都因着亚当犯罪而堕落，耶稣基督十字架受难，并于三天后死里复活，更新了上帝与人的关系，所有人都借着耶稣基督而称义。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甚至可以用蓬勃发展来形容，让基督教的西方色彩慢慢褪去，中国的基督徒们不再寻求一种希腊神学或者拉丁神学，而是回到上帝那里，聆听“上帝之道”，用自己的母语接受 上帝的启示，从早期的赵紫宸、谢扶雅到后来的章力生、李景雄和杨牧谷，汉语神学在两岸三地生根发芽。而在学术界，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环境慢慢自由，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化处境中的文化处境，共产主义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植根于西方传统，当我们在引入这一文明的时候不得不对产生这一思想的西方土壤进行反思。而在西方文明中离开基督教传统，我们就很难理解启蒙之后的现代世界，所以这也是汉语学界许多哲学、历史背景的学者转向基督教研究的重要原因。
最后，简单引用何光沪的观点表明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吸纳，当然也必然是“以汉语发生的”，即使是那些主要依靠直接阅读西方语言写就的神学哲学书籍来了解和吸纳基督教思想的中国人（他们在总人口甚至在知识分子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肯定如沧海一粟），也离不开他们的汉语生存环境和汉语思维方式。[4]这是我们理解汉语神学对巴特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也是《圣经》中的教导，在《使徒行传》中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开始用众人的乡谈，说起别国的话来，耶稣让门徒把福音传道万邦，并且让他们用外邦人的话传道，放在全球化的今天开来，不得不佩服耶稣基督的智慧。所以在写给东南亚的基督徒的信中，巴特也表达了这样的普世关怀。
是的，应当要这么做，为着上帝的缘故，你们要负责任并且具体地使用你们的语言、思想、概念和方式去说出身为基督徒所应当说的话。愈负责任、愈具体愈好，愈像基督徒！你们当然不必成为“欧洲的”、“西方的”人，更别说成为“巴特派”也能够成为好基督徒或是好神学家。你们应当放心地去当东南亚的基督徒。这就对了！当你们面对环绕在四周的宗教，以及当地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诸实在”（realities）时，切勿傲慢或胆怯。应当用开放的心去面对你们区域所发生的问题和你们那些特殊的同胞们；但无论如何总要以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来做，因为那是——根据《哥林多后书》三章17节所说——“主的灵之所在”。[5]
三、汉语神学与巴特神学
巴特是20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他没有博士学位，却被称为“圣经博士”，煌煌九千页的《教会教义学》堪比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扭转了19世纪自施莱尔马赫以来自由神学的基本范式，重新回到“上帝是上帝，人是人”这一基本的命题之上，重新回归三位一体的上帝，正视上帝的奥秘，回归《圣经》传统和改革宗传统，因此也有人称他为“新正统主义”神学家。相较于朋霍费尔、莫尔特曼等同时代的神学家而言，巴特似乎并没有引起汉语学界太多的关注。即便是在英语世界，由于自由神学和自然神学的核心影响力，巴特看似激进的“上帝之道”也未能引起太多共鸣，要么被抛弃，要么被阉割，这几乎是巴特神学在当代英语世界的基本处境。关于这一点除了可以从巴特看似激进的神学立场加以理解，还可以从其神学诞生的历史语境中寻求答案。虽然巴特是一个瑞士神学家，但他的神学发展主要是在德国完成的，包括早年在求学阶段师从赫尔曼、哈纳克等自由神学家，以及德国宗教社会主义者拉德，直到最后巴特神学以《罗马书释义》在德国神学界引起的轰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自由神学在面对纳粹时背叛了上帝之道。并且长久以来，巴特一直认为施莱尔马赫是现代自由神学的鼻祖，他将宗教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之上，颠倒了原始福音的基本信息，虽然是为了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宗教，但实际上是用宗教替换了上帝，从此之后神学彻底沦为了人类学。
巴特作为一个受德国神学界影响的瑞士神学家，他的问题主要植根于当时的欧洲世界，那么跟处在亚洲汉语世界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关联呢？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很难说自己可以不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先不提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需要追溯到欧洲启蒙思想所提供的精神武器，单单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基督教的复兴运动就不得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基督教的复兴只是说明了中国人对宗教的需求，这跟为什么选择巴特作为研究对象有什么关联呢？首先，巴特最重要的身份不是一个神学院里面的教授，而是讲道中的牧师，作为一个牧师他的职责就是聆听“上帝之道”，宣讲“上帝之道”，并向上帝祈祷。在《福音神学导论》（Evangelical Theology Introduction）一书中，巴特很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神学的基本态度，神学的任务以及神学的局限，作为一个神学家应如何去应对这一份奇迹般的使命，并且神学离不开教会，离开了教会也就不存在神学了，因为“上帝之道”正是通过先知和使徒们的见证得以传承并走向世界。
在汉语学术语境中讨论对建制教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神学家巴特是对汉语神学的一大挑战，因为汉语神学从一开始就因其本身过强的人文倾向而招致教界人士的非议，许多人都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基督教研究离开大学建制中的汉语神学很难说还有多少成果。那么我们就需要面对这一挑战，在汉语神学中为巴特神学找到安身之所。当我们想要谈论或者评判某种基督教神学的时候，首先应该熟悉并认识这种神学本身的语言游戏，就是走进神学叙事之中，只有先走进去了才能谈如何出来，这就是笔者选择巴特作为自己基督教神学研究之对象的原因。巴特始终将自己的神学定位为一种服务教会的神学。神学是在用人言宣讲上帝之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教会的工作就是通过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方式作见证，也就是在布道、讲道和属灵关怀中通过语言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正是在这里，神学在教会中开始了自己特殊的服务与功能。[6]神学还是信仰寻求理解最好的表达方式：神学的任务就是自由地讨论在思考教会见证遗产时所出现的东西中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扬弃。[7]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巴特的神学从一来是就立足于教会，在上帝之道与人言之间的距离中产生，帮助信徒更好地聆听上帝之道，但仅仅局限于教会之内，离开了教会，神学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既然如此，作为一个非信徒的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巴特的神学呢，笔者认为弗莱的类型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按照弗莱的类型学思考，一个先立足于信仰的教义论述而愿意与外在符号系统对话的进路似乎是最恰当的。[8]这也是笔者希望为汉语神学做出的一点贡献，虽然这可能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因为我们并没有处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强语境之中，所以要从教义学的立场理解基督教，同时保持一种学术的理性，这无疑是对研究者最大的考验。也正因为如此，这项研究才更具有意义。
四、巴特神学的汉语研究成果
最后，简单梳理一下汉语神学对巴特研究的基本成果。首先来看大陆，虽然1939年赵紫宸就写了一本《巴德的宗教研究》，但直到大陆学者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9]一书中以《上帝就是上帝》一文重新将神学家巴特推上了汉语学术界的舞台，1990年何光沪写下的《20世纪的神学泰斗——卡尔巴特》[10]也对巴特的生平和思想做了将要介绍。此后比较重要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所作的导论性著作《卡尔·巴特神学研究》[11]。同年，魏育青翻译的《罗马书释义》[12]也于2005年出版。在香港神学界，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引领的巴特研究也初具雏形。从1998年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出版汉译版《罗马书释义》，同年在香港道风山信义宗神学院以“巴特神学”为题举办了第一届神学会议，论文收录在《巴特与汉语神学》中，并于2000年出版。2008年为纪念巴特离世40周年，《巴特与汉语神学Ⅱ》[13]集结出版。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在校研究生、博士生以巴特神学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毕业论文，比如2003年复旦大学的张婴完成了硕士论文《历史VS启示——哈纳克与巴特在基督论上的针锋相对》，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的魏红亮完成了硕士论文《试析卡尔·巴特的虚无论》，2010年黑龙江大学的赵璇完成了硕士论文《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中的上帝论》。虽然总体看来作品并不算太多，但也表明汉语神学对巴特的关注总是在不断增加。文章在此简要梳理并评述刘小枫的《上帝就是上帝》，张旭所著的《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以及2008年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出版的《巴特与汉语神学Ⅱ》三部作品，让读者对汉语神学界的巴特研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在《上帝就是上帝》一文中，刘小枫首先介绍了巴特神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即纳粹时期的德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将人的话当作是神的话的时代里，巴特大声疾呼“Welt ist Welt. Aber Gott ist Gott ”（世界就是世界，上帝就是上帝）。而之所以巴特敢于在这样一个病态的世界中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自然神学和自由神学，就在于自由神学在对待纳粹政权的时候彻底交出了自己的权柄，将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德国民族宗教，人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坛，那么神坛也就不再成为神坛。在《罗马书释义》中，巴特推倒自由神学，重新回答《圣经》，回到宗教改革，建立关于上帝之道的神学。上帝与人之间存在无限质的区别，人不能谈论上帝，人不能认识上帝，人也无法寻求上帝，只有上帝自己才能谈论上帝，才能认识上帝，才能寻求上帝，只有耶稣基督才以奇迹的方式让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另外，刘小枫概述了两版《罗马书释义》的区别，以及巴特与布鲁纳的关于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的争论，最后，介绍了采用云格尔的划分，介绍了辩证时期巴特神学中的“辩证”二字的含义 和《教会教义学》的伟大贡献以及《上帝的人性》一文中巴特最后对自己早期辩证神学时期所忽视的上帝对人的爱这一主题的强调，耶稣基督十字架受难就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是”，也是我们最不能理解的“不”。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对巴特辩证神学的介绍非常到位，但对在巴特神学生涯中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安瑟伦书》并没有论及，甚至对于煌煌九千页的《教会教义学》也未多着笔墨，这可能跟当时汉语世界中盛行的“替天行道”有很大关系，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重新为汉语神学界的巴特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卡尔巴特神学研究》是大陆第一本全面深入研究巴特的导论性著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巴特神学概论；第二部分是审判的上帝：巴特的危机神学；第三部分是启示的上帝：上帝之道和三位一体论；第四部分是恩典的上帝：拣选论、创始论和和解论；第五部分是上帝、耶稣基督和教会：神学与政治。最后附录中海油巴特年谱、巴特研究文献综述以及《教会教义学》的结构与内容。书中对巴特思想的各个时期都做了一定的概述，并从哲学和 历史学的立场对巴特思想的具体语境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巴特一直想要撇清自己思想中的哲学残余，作为一个非西方神学背景的学者，张旭一直尝试着从基督教神学内部出发诠释巴特，理解巴特，但其中的哲学意味依然很浓。除了巴特神学思想自身的哲学处境之外，研究者本身所受的哲学训练也是重要的来源，这就是汉语神学的特殊语境。当然，在汉语学界能够在大学中把神学做到这一步的人并不多。不得不说作为一部导论性的著作，张旭的这本书是相当成功的，丰富的一手文献为整个研究打下了坚持的基础，这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更体现出其严谨的学术态度。这本简明的百科全书式的巴特研究著作，为想要从事巴特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张非常宝贵的蓝图。并且，在书中，作者对巴特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对巴特的一种过分吹捧，因为在对巴特缺乏浓厚兴趣的汉语学界，只有凭借着这样的热情与真诚才能完成这样一部优秀的导论性著作。
《巴特与汉语神学Ⅱ》收集了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学者关于巴特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巴特神学总论，共有三篇论文，其中赖品超和陈家富在《汉语神学对巴特神学的接受》一文中表明巴特的思想在汉语语境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并且一直以来受到英语学界、特别是苏格兰，而非德语学界的决定性影响。[14]第二部分是历史与文化，共有四篇论文，分别从知识论、启示与历史、文化的自由、观念论四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巴特神学。第三部分是教义学发微，共有六篇论文，包括巴特的三一论、神人关系、圣灵论、主祷文以及教会论。第四部分是比较研究，共有七篇论文，其中基督教内思想家的比较，比如巴特与蒂里希的比较，巴特与朋霍费尔的比较，云格尔对巴特的诠释，巴特与托伦斯的比较；除此之外，还包括宗教间的对话，比如禅宗与巴特的语言文字观，天台佛学与巴特的基督论，佛教与巴特的罪观及人性论。这本书最大的有点就在于既保证了全书主题的统一性，同时也保持了论文的多样性，因为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各异的学术环境，所以在关注巴特神学的过程中就存在不同的侧重点，比如香港学者郑顺佳的《唐君毅与巴特：一个伦理学的比较》一书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与新儒家的关系以及真切的现实关怀；台湾学者欧力仁的《信仰的类比：巴特神学与诠释学中的修正与颠覆》一书中倾向于探究巴特神学与当代哲学思潮的关系；而内地学者张旭的《卡尔·巴特神学研究》因其作为大陆首部关于巴特的导论性研究著作，更多地是一种开拓者的姿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吸收巴特思想的过程中，汉语神学更倾向于采取比较的研究路径，相反从巴特思想内部着手的研究并不太多，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巴特神学需要努力的方向。
五、结语
汉语神学一直走在巴特研究的路上，只不过这条道路似乎比想象中漫长。由于汉语神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并发展于掌握公共理性的大学体制之中，因此在对待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时候必然有所侧重，“教会博士”巴特能够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汉语神学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同时还关注对教界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因为离开教会语境就很难理解巴特这位牧师的关怀，他的神学就诞生于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饱含着对信仰深切的现实关怀。随着汉语神学越来越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巴特神学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至于这种影响将会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那就得看后继者们以怎样的方式推进巴特神学研究，使其扎根于汉语神学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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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Barth，《神学绝不无聊！一封来自巴特的信》（No Boring Theology! A letter from Karl·Barth）,《东南亚神学期刊》（The South East Asian Journal of Theology; 1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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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卡尔· 巴特神学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Karl Barth in Sino-Christian Theology
ZHENG Jialu
Abstract: the essay firstly focused on the concept—“Sino-Christian”, when it began and how it came from, then described the main ideas of theologian Karl Barth. Finally, a summary about the recently research output of Karl Barth in Sino-Christian theology was made to show the outline and the future of the Karl Barth studying. To deal with the great “church doctor” Karl Barth is a necessary approach for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o get rid of the critics from the church in China. Since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basically stands on the land of church dogmatic, and has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church life,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church and Christians in China, it is better to accept and understand the way how the church talks, rather than change the Christian with philosophy or culture. Moreover it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consideration, but an actual concern.
Keywords: Sino-Christian, Academic，Karl Barth, Church
[1]张旭.卡尔· 巴特神学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第22页。
[2]林子淳. 多元性漢語神學詮釋: 對 [漢語神學] 的詮釋及漢語的 [神學詮釋][M]. 道風書社, 2006.杨熙楠序。
[3]何光沪. 关于基督教神学哲学在中国的翻译和吸纳问题[J]. 世界宗教研究, 2003, 1: 006. 何光沪在这篇文章中结合中国特殊的思想语境做出了详细的回答，并介绍了汉语神学在传播基督教思想中的历史考虑与现实处境，以及所作出的基本选择。
[4] 何光沪. 关于基督教神学哲学在中国的翻译和吸纳问题[J]. 世界宗教研究, 2003, 1: 006.
[5] Karl·Barth，《神学绝不无聊！一封来自巴特的信》（No Boring Theology! A letter from Karl·Barth）,载《东南亚神学期刊》（The South East Asian Journal of Theology; 11[1969],3-5页。
[6] Barth K. Evangel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M].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79.p38.
[7] Barth K. Evangel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M].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79.p43.
[8]林子淳. 多元性漢語神學詮釋: 對 [漢語神學] 的詮釋及漢語的 [神學詮釋][M]. 道風書社, 2006.第101页。
[9]刘小枫.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20 世紀基督教神学引论[M].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4.
[10]何光沪. 何光沪自选集[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第128-143页。
[11]张旭.卡尔· 巴特神学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2] Barth K, 巴特, 育青. 罗马书释义: Der Romerbrief[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3]鄧紹光, 歐力仁. 巴特與漢語神學[M]. 漢語基督敎文化硏究所, 2008.
[14]鄧紹光, 歐力仁. 巴特與漢語神學[M]. 漢語基督敎文化硏究所, 2008.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