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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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利群
摘要：民国时期国家对于实业人才的需要，决定了中国青年会学校教育中实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方针，并直接导致了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的建立。学校通过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科目设置，以及对教师的高质量要求、学校管理上的完备措施和学生丰富的课余生活，吸引了大量学生就读，历经民国始终，从而为近代广东职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也证明了青年会从事教育事业的专业化能力。
关键词：广州基督教青年会 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
职业教育是指为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以传授某种特定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而设计的一类教育学校。[1]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民国时期华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民间组织，在智育方面实行的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大方面的服务，而职业教育属于其学校教育中的一种，以职业学校来体现。广州青年会通过所办的职业学校，为民国时期的广州社会培养了职业人才，取得了良好佳绩。
近年来学术界虽然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有所加强，但在职业教育方面尚属欠缺。有鉴于此，本文试从青年会关于职业教育的理念入手，探讨广州青年会开办职业学校的过程及特点，以期扩大我们对于青年会这一重要的宗教性团体在实施多面向智育服务方面的了解，并加深其对社会贡献的认识。
一、基督教青年会职业教育理念
民国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教育格局也开始发生改变，职业教育作为社会进化的需要开始出现，正是在这一总体背景下，基督教青年会提出了自己的职业教育理念。由于自己并非专业教育团体，如何才能做到既满足社会的需要，又可以发展自己，这成为青年会早期异常关注的问题。青年会通过在中国的探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以职业教育为主线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为教育格局的改变提出了迫切要求，职业教育开始成为教育的重要分支。辛亥革命的胜利，为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一方面政府采取了振兴民族实业的国策，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推动民族工商业的法规，使得民初社会在清末实业发展的基础上掀起了振兴实业的热潮。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于战略物资的急迫需求，从而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国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产生了对人才及教育的迫切需求。大批新式工业的创办，实业界迫切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产业结构的调整细化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教育内部不仅要增加职业教育，并要细化成不同类别的职业教育，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通讯业等领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社会新兴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对于人才需要的不同要求，这既是民初中国职业教育产生的总体背景，也是基督教青年会职业教育理念产生的社会根源。
民初百废待举的环境，促使青年会积极寻求一套有效的教育方针。民国初立，百业待兴，青年会也希望通过创办“森林、灌溉、冶金、农田、蓄殖、工程、航海、摄影、镌版、石印、建筑”等各种职业教育，来为中国培养专业人才。[2]当时国内新式教育极少，而以上海青年会为代表设立的商业学堂成效显著，颇受商界欢迎。故1912年第一届青年会干事大会的着眼点，即是成立专业委员会，商议青年会在中国教育发展的统一计划。为此，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学校科，为各地青年会教育提供研究与帮助。另外，全国协会要求各地市会在设立学校之前，必须对所在城市的需要做先行研究，强调所设学校应尽量不与当地其他学校有相抵触之处。
之所以青年会对所办教育事业的方针极端重视，在于其尚有另一番思虑：只有做到人无我有，提供社会所阙，并与地方教育不相冲突，方易使青年会事业收到美满之效。另外，教育本身在中国是最受欢迎的事业，若其成效显著，则不仅意味着“易得地方人士赞助，青年会也因此可与官校学生联络，……肄业学生就业既久，必将因本会之陶化而造就其品德，因以洞明青年会之旨趣。毕业之学生将以感情之厚，而为本会永久之赞助者。”[3]可见，青年会的教育方针不仅关联到中国的社会需求，同时也决定着青年会组织在中国的未来发展。
社会需求导致的教育方针，决定了青年会将职业教育作为其选择的重要方式。青年会认为民初之时中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如“国家浮慕教育之虚名而无实际；人心以求教育之虚荣而不注重实利；国是以教育为敷衍而未尝积极进行；教育家以教育为名誉铺张而未尝求适应于个人之生活能力。”[4]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职业教育因 “减少贫民、消弭盗贼、培养品格、维持社会、富强国家”，[5]而对个人和社会具有诸多益处。
具体来说，青年会的职业教育分为二大类：实业类与商业类。尽管实业教育[6]的发展为中国当务之急，但青年会因条件所限，全国协会建议各地最好以照相绘画打样等费用较少的科目作为实业教育的基本科目。商业教育也是青年会极为注重的一种教育方式。由于全国青年会所在地多在沿海通都大邑，为中国商业发达之地，故青年会对于商贸极为重视，认为其如人体之血管，运行得好，将为国家带来极大财富。尤其“企业之核算、实业之统系，商业道德之培育”， [7]对我国甚为重要。商业教育的开设，不仅可以对旧式商店的伙计有所帮助，尤能造就新式的商业领袖人才。
广州青年会所办职业学校就是在中国青年会关于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
二、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的建立
广州青年会开办的职业学校始建于1909年，早期称为职业选科夜学，为当时广州最早的实业学堂之一，[8]也是青年会创办学校教育的最初源头。其目的是根据社会需求，“为有志青年利用工作余闲，研求实用智识与技能，以增进谋生力量，救济职业恐慌”。[9]由于实行十几人的小班教学，并能应内外环境需要随时进行科目上的调整，而颇受当时普通人士的欢迎。早期以英文、商科为主，至三十年代有几次较大的改动。 1930年增加了簿记、打字、统计、三合土力学、建筑工程五种科目。1931年复增贩卖术科与中文快字科。1933年重新调整为英文、德文、簿记、统计、打字、英文速记六科，并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准备“凡为社会所需之学术一一开设，以增加社会青年求上进之机会。”[10]
1936年，广州青年会实行内部改革，职业选科夜学也成为其改革内容之一。青年会认为，广州作为国际贸易荟萃之地，华洋杂处，英文与商科实为最符合生产教育的要途。故此，将学校改名为“职业学校”，一方面拟另选科，以适应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扩充了原来的英文与商科。英文方面，增聘专业人才，并增加商业英文方向；商科方面，增加了商店经营法、商业理财、商业原理、实用簿记等四个方向。。科了面》，934的设立，呈当地的建设的需要，需要划的建设，广州青年会这一学科调整，为职业学校培养社会中高级实用人才铺平了道路。
抗战期间以及战后，职业学校凭借着丰富经验与信誉依然举办社会需要的课程。抗战期间，青年会转移至韶关，继续“利用青年工作余暇，补修有用学识，使能增加职业技能，以适应国家社会之需要。”[11]为此，职业学校分别设立了英文、计政、新闻和救护四班，以及在省教育厅饬令之下，与循道护士学校合办家事看护补习学校，以应战时后方人才缺乏之需。战后青年会迁回广州复办会务，职业学校成为其最早恢复的一项。不过因课室缺少关系，当时只有计政和英文两班。1947年会所重新修葺之后，又将计政班和英文班再度扩展，并增加了国语班以及流线型英语班。
民国时期广州青年会的学校教育主要有三类：青年会中学、职业学校与劳工义务学校。除了青年会中学因与普通教育相同而于1936年改制而与职业学校归并、劳工义务学校也因时局变幻抗战停办之外，只有职业学校与青年会的发展相始终，不仅从中见证了广州青年会的发展，也自始至终不断地为广州社会培育着人才。从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时刻与社会需求保持同步的特点，也说明了职业教育在青年会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
三、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特点
广州青年会所办职业学校虽然一周只有四晚开课时间，而且每次时间仅为7-9点的两个小时，但因此校“最切中社会所需求，青年会对于此种教育，又可作极伟大之贡献”，[12]所以办学极为认真严谨，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对教师水平的高质量要求。
广州青年会对教师资质的要求非常高。查查1929年时学校的所有教师全部皆为大学水平，其中二名学士，一名毕业，三名修业。当中留洋者有二人。[13]1930年时加聘两名教员，一名为黄炳芳，为美国加州大学，时任中山大学教授、香港英文时报记者；一名为梅振军，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科学士，时任广州市政厅经济股主任。[14]1936年青中因环境所迫取消，夜学改为“职业学校”后，青年会更是加大力度于此，以期以高水平的师资吸引更多学生。其年12位所有教职人员中，有硕士4人，学士4人，大学毕业1人，大学修业1人，其中留洋深造者有9人（包括2名外籍人士），同时有2人在大学任教，1人任中学教务长。[15]即使抗战期间，青年会教师水平也并未弱于当年。如当时的二名英文班教员，一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黄希文，一为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士伍崇厚。而计政班的二名教员，除了伍崇厚之外，另两位分别是广东省政府会计处会计股、上海光华大学商学士的石介中，以及国民大学法科政治经济系毕业的谭求禄。可以说，青年会职业学校教员的学历与留洋人数，不仅远远高于一般公立和私立中学，即使在教会中学中，其排位也是相当靠前的。[16]
其次，对学生的教学管理完备严格。
对学生入学的管理水平是学校管理的有效性表现之一，齐备的手续、秩序化的程序、对学生的知识程度进行测试、合理分类，并对其备案，都是之后教学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也是教育专业化的具体体现。青年会在这方面充分体现出专业化的特点。职业学校关于学生入校有详细而完备的一系列手续规定：“各新生须于未试验以前到本会事务所报名并缴挂号费。考验时须将收条呈验。考毕，编订班次，即由主任发给取录证。持证到事务所缴纳学费。缴费毕即可领取上班证上学。此证须于第一次上课时间交本班教员，以备登记。”[17]同时学校对学生入学资格也有一定要求，夜校早期关于入学学生曾有一定程度的资格规定：英文班学生须“品行端正，国文‘已有根底者为合格’”，商科班、绘画班的学生，“须曾在小学毕业，或与小学程度相当者为合格”。[18]后考虑到当时广州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选修夜校人文化程度的低下，[19]遂于1930年时改为：“凡在十五岁以上男子，如品性端正诚心向学，无论选读何科，均可入校肄业。”[20]资格虽然几乎没有限制，但是仍对学生有性别、[21]年龄[22]与学习意向[23]的基本要求。另外，为了保证学生最后的毕业质量与夜学声誉，青年会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如除了“修业期满，习毕所定习科，考试成绩合格”即可毕业的规定外，[24]还有“平时辍课四分之一者，不得与试”的要求。[25]总之，无论学生是入校还是出校，青年会职业学校都有一套完备的程序作为管理学生的保证。
再次，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生活。
青年会向以倡导德智体群四育发展为总的目标，这使得其在办学过程中也会将除了智育之外的其他教育融合于职业学校的管理当中。对于职校来说，其内容主要是各种演讲会，以及为学生组织体育班进行各种形式的身体锻炼活动。另外在适当的时机，也会为夜校学生与青年会开设的另一个义学性质的劳工学校学生提供联谊活动。由于劳工学校也是夜晚上课，二校同在会所之内，课室相邻，时间同步，学生本身就具有彼此相识的有利条件。青年会学校教育部为了联络两校学生的感情，特组织了几次两校间的联谊活动，取得了“快乐融融”的效果。[26]其实，单从职业办学角度来说，为夜校学生提供额外活动并非是必然行为，因为它明显增加了学校成本。青年会会务繁多，各种下属社团活动不断，又有很多不定期的大型活动要举办，而很多干事又身兼数职。[27]每周辟出一晚将会所部分设施提供给学生，并组织他们进行活动，这既有青年会本身宗旨所致，也有现实性的考虑。前文提到中国青年会为市会办学时提供的思路，即希望通过青年会对学生品德的陶冶，使学生洞明青年会之旨趣，并成为青年会未来永久的赞助者。因此拉近学生与夜校的感情，并通过夜校与青年会建立永久性的联系，这才是夜校组织学生活动的核心之所在。而青年会独特的资源背景，的确加强了学校对于学生的吸引力。
广州青年会作为以德智体群四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化服务团体，又有很多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新式人才，这使其所办的职业学校不仅教师水准非常高，而且管理严格，同时学生的日常活动丰富。可以说，这些特点无不体现出作为青年会团体的鲜明烙印。
四、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评价
广州青年会通过职业学校的设立，以及对学生的良好培训，为广东社会的职业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民国前期广东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很孱弱，直到1929年陈济棠主政，出现治粤八年的“黄金时代”，当地职业教育才得到了快速发展。30年代之前，广东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尤其广州作为革命发源地，更是战争频繁，军费浩大，它们直接影响到了当地教育的发展。在职业教育上的体现，就是民初至30年代前，广东省的职业学校非常少。据查，广东省1930年时共有职业学校14所，其中省立1所、县市立6所、私立7所，合计学生总数为2248名。[28]1929年陈济棠上台后，为适应其建设广东的人才要求，大力兴办职业教育。省教育厅成立了“职业教育设计委员会”，拨专款成立职业学校。1932年时，广东公私立职业学校总数为21所，私立15所，私立学校所占比例为71.4%；[29]至广东省教育整改后发展的1936年，全省职业学校已经增至27所，其间省立7所、县市立7所、私立13所，私立学校占比例降为48%，一年的学生人数即有4390人。[30]
抗战胜利后，随着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很多公私立职业学校也开始复办与兴办。至1947年，公私立学校已有35所。1949年，在校学生达3731人。不过总体上私立职业学校规模小，校舍设备简陋。[31]
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的设立，由于依托于青年会会所及其团体，民国期间一直能有持续性的发展。青年会会所兴建于1914年7月，1916年完工。由于曾得到来自于北美协会的物质和设施支持，不仅建筑结构宏大，设备也颇为现代。职业学校初期时的课室曾位于马礼逊会堂之中，之后随着新会所的建立，又搬至主体西班牙式建筑的的三层会所之中，1933年青年会在会所后面又专门兴建了一栋四层楼的校舍。因此总体上职业学校的环境和条件一直良好。同时，由于广州青年会一直是民国时期当地最大的民间团体之一，不仅服务对象广泛，而且社会活动极为丰富，参与人众多。如1936年青年会举办的活动中，仅智育集会一项，一年里就达71次之多。[32]而1928年青年会在与广州基督教团体共同举办儿童幸福团体运动时，光是第四次的七天展览，就共有3,6580人赴会观展。[33]这一切使得广州青年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时“城市里稀薄公民社会的中心”，[34]也让青年会职业学校的发展有了持续发展的可能，不论在设备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绝大部分私立学校。如1933年时，青年会职业学校就已经具有九科13班的规模，属于商业者有商业行政、会计、簿记和打字诸科；属于工程者有工业化学、英算诸科；属于国际语言者有英文、德文诸科。[35]
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的设立，成为广东省职业人才培养的一部分。作为广州青年会设立最早的学校，职业学校从立会之初的1909年就开始为当地培养职业人才，直至1949年前的40年间，除了抗战时期青年会迁移偶有停课之外，几乎从未间断过，成为广州办理职业学校最久、也是信誉最佳的私立学校之一。下面是民国部分年间学生入读青年会职业学校的人数统计表：[36]
| 年份 | 学生人数 | 年份 | 学生人数 |
| 1928 | 138 | 1934 | 326 |
| 1929 | 120 | 1936 | 252 |
| 1930 | 274 | 1944 | 260 |
| 1931 | 178 | 1946 | 432 |
| 1932 | 228 | 1947 | 638 |
| 1933 | 312 | 1948 | 820 |
如果比照前面提供的广东省职业学校人数来看，则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1930年的274人与1936年的252人分别占当年全省在校学生总数的12%和6%。虽然后者1949年的数字不明，不过从前几年人数逐年增长的趋势来看，可以确定此年后者的在学人数至少不会低于1000人，而这个数字居然已经占居全省在校人数的27%。这说明，一是1930年之前广州青年会职业学校的职业人才虽然不多，但应是当时全省职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广东省职业学校在30年代有了快速发展。三是战后青年会职业学校人数的急剧增长，既表明了社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也说明了青年会职业学校与普通的私立学校不同，其所具有的能力与信誉使得其成为解放前当地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五、结语
民国初降，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了国家对于实业人才有了迫切的需求，这不仅使得整体的教育格局发生了改变，也使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对于学校教育的考量中，因职业教育对社会与个人均有益处，而成为着力建设的重点。广州青年会就是在这样的方针下，于建会之初就设立了职业学校。学校长期以来以英文和商科为主，并据环境需要而随时增补相应科目。同时青年会对于学校一直实行严格管理的制度，包括教师资质上的高标准要求，在学校管理上制定完备的规范，以及学生生活上尽量提供丰富的课余生活等。可以说，广州青年会从创会伊始就开办了职业学校，历经民国始终而从未停辍，充分显示了其办学方式对于不断变化中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这不仅使其成为广东社会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证明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民间团体在智育服务方面所具备的专业化能力。
[1] 宋恩荣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2]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青年干事合会干事报告》，《青年会全国干事大会报告》，1912年：第17页。
[3] 同上。
[4] 陈安仁：《吾国教育之受病原因》，《青年进步》，1918年，第13册：第23-25页。
[5] 侯薪传：《吾国今日提倡职业教育之重要》，《青年进步》，1919年，第19册：第4-7页。
[6] 青年会“实业教育”属于清末“实业教育”总体理念的一部分，表述上在民初时仍然发挥着影响，但在后来青年会的总结中，已将其划归为“职业教育”的一部分。
[7]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对于今日中国商业教育的机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八次全国大会详编》，1920年，第92-98页。
[8] 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四·教育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9]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选科学校之部》，《广州青年号外》，1933年。
[10] 同上
[11] 《本会职校的设立》，广东省档案馆，92-1-346。
[12]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选科实用职业学校》，《百年树人》，1933年，第14页。
[13]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广州选科夜学招生简章》，《广州青年》，1929年，16（28）。
[14]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本会选科夜学招生》，《广州青年》，1930，17（4）。
[15]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本会职业学校招生》，《广州青年》，1936，23（35）。
[16]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廿三年度教育概况》，梁家鳞：《广东基督教教育：一八O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年，第103-136页。
[17]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本会职业选科夜学招生简章》，《广州青年》，1931，18（32）。
[18]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职业夜校招生简章》，《广东省档案馆》，92-1-346。
[19] 1932年广州市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4.61%，而1934年时失学儿童达200万，占学龄儿童的59.4%，见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廿三年度教育概况》，梁家鳞.《广东基督教教育：一八O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年，第103-136页；郭凡、陈伟民：《分化与整合——广州百年社会变迁聚焦》，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20]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职业夜校招生简章》，《广东省档案馆》，92-1-346
[21] 夜学倒不是有性别歧视，主要是考虑到民国时期多数谋生者为男性的缘故，这从青中和劳工义务学校对于男女无性别要求的条例中可以得到反证。见私立青年会中学校招生简章摄录［J］.广州青年，1929，16（25）；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本学期的劳工夜学开课消息》，《广州青年》，1929，16（6）。
[22] 关于年龄有两层含义，一是《壬戌学制》规定儿童6周岁入学，并初等小学4年，高小2年，初小可以单独设校。这一制度持续到1949年方改变。如此推算，并考虑到民国时期儿童入学年龄的宽泛，15岁应该是至少相当于高小毕业年龄段的下限。二是15岁的年龄已对自己的行为较有控制的能力，这在劳工义校中体现明显。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58页；另见劳工义校部分说明。
[23] 与学习意向的规定，在劳工义学部分有说明。
[24]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选科夜学招生简章》，《广州青年》，1929，16（28）。
[25]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本会选科夜学招生》，广州青年，1929，17（4）。
[26]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选科及劳工两夜学联合交际会》，《广州青年》，1930，17（16）。
[27] 如夜校唯一的行政人员主任谭日坡，他同时兼任青中教务主任和青年会智育部干事。
[28] 何国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29] 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
[30] 同上：193
[31] 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32]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一九三六年度事业报告》，广州：广州基督教青年会，1937年，第4页。
[33]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新社会的建设·百年树人》，广州：广州基督教青年会，1929年，第5页。
[34] Charles Andrew Keller.Making Model Citizens: The Chinese YMCA, Social A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17-1937.Thesis(Ph. D.)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6.
[35]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会务专刊·百年树人》，广州：广州基督教青年会，1933年，第4页。
[36] 文中所有数字来自于《广州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