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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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梓明
摘要：自1985年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接受了一個突而其來的挑戰後，他便開始了生命的另一個旅程- 致力開創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剛剛跨過了30個年頭。 今年10月，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與美國《中國基督教研究》聯合舉辦“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教育”學術研討會，筆者相信這亦是一個最好的時刻，檢視過去30年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及其對近代中國教育的影響和可有的關係。 本文將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作探究: (一) 章開沅教授的歷史教育; (二) 南京師範大學的道德教育; (三) 北京大學的宗教研究及博雅教育等。
一、引言
華中師範大學的榮休校長章開沅教授本是南京金陵大學的學生，他是中國近代史- 包括辛亥革命史、中國教會大學史、及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專家，他亦是積極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老前輩。 章教授是在1985年成為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校長，當年春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宋史專家劉子健教授返國訪問他，他們兩位都是1940年代中國教會大學的學生- 劉是燕京大學、章是金陵大學的學生。[1] 在談話間，劉教授突然提及研究中國教會大學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並且對章教授說 :“我看你就是帶頭研究的最適合的人選… 第一，你原來是教會大學的學生，現在的工作單位前身也是教會大學，對教會大學有較多親身的體驗。第二，你現在是大學校長，對學校有總體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於研究教會大學。第三，特別是作為歷史學者，你既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更有責任來填補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這塊空缺” [2]。 章教授於是接受了這個挑戰，開始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並且獻出了他餘下的人生，積極推動及參予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有關活動。 筆者有幸能參予其中的一些活動，也親身經歷了教會大學史研究發展及演變的過程，及其與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關係。 今年正好是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活動開展30周年 (1985-2015)，現謹以過來人的身份撰寫這篇文章，報導及反思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與近代中國教育的關係。
二、章開沅教授的歷史教育
章開沅教授接受這個挑戰後，便首先致力從湖北省檔案館找回華中大學的歷史檔案，將之搬返華中師範大學檔案史室內，並著手推動其他學者們關注及開始研究其他教會大學的歷史和檔案。 另一方面，劉子健教授返回美國後，亦積極鼓勵普林斯頓大學另一位較年青的教授林蔚(Arthur Waldron) [3] 教授來中國協助推動有關的研究。 1988年春天，林蔚教授更親身來到中國、在四川大學召開了一次預備會議，也是初步聯繫國內有興趣研究教會大學史的學者們，參加者除了章開沅教授外，亦包括有蘇州大學張夢白教授、杭州大學曾距生教授、北京大學張寄謙教授等。[4] 1989年5月，第一屆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行。 章開沅教授是華中師範大學的校長，他在籌備會議期間曾親筆致函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邀請學者們參加，當時擔任崇基學院院長的沈宣仁教授於是推薦筆者參加這個研討會。 我剛巧是在1985年從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修畢教育學哲學博士(Ph.D. in Education) 學位課程返港，亦開始從事有關教會辦學的研究，並在1988年完成了撰寫《香港教會辦學初探》[5] 一書。 因此，當章教授於1989年1月來函邀請我參加的時候，我便毅然應邀參加，誰知原來我是唯一的一位香港學者出席這個研討會、也成為了是最早參與國內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香港學人。[6]
在1985年至1995年的短短十年間，學者們已分別在中國武漢、南京、美國新港(New Haven)、台灣及香港等地先後舉行了超過10次的學術研討會。 譬如是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89年6月)、美國耶魯大學(1990年2月)、美國耶魯大學(1991年2月)、台灣中原大學(1991年5月)、南京師範大學(1991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3年12月)、台灣中原大學(1994年3月)、成都四川大學(1994年3月)、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5年10月)及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大學麥肯納學院（1996年5月）等。 歷次研討會中參加的學者均有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不同地區，如北京、山東、四川、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福建、武漢等。也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台灣和香港等不同大學的教授及學者們，數目超過120位。在研討會中宣讀的論文共250多篇，討論的氣氛亦十分熱烈。研討會後獲出版的論文集亦有4本。[7] 亦是自1990年代開始，許多前身爲教會大學的國內高等院校也紛紛組織校史編輯委員會，整理及出版個別院校的校史和檔案資料集等。 譬如是：金陵大學南京校友會編：《金陵大學建校100週年紀念冊1888-1988》（1988）；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金陵大學史料集》（1989）；金陵女子大學校友會編：《金陵女子大學大事記1913-1951》（1990）；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京師範大學大事記1902-1990》（1992）；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北京師範大學校史1902-1982》（1984）；燕京大學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共10輯（1988-1997）；復旦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復旦大學誌1905-1949》（1985）；杭州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杭州大學校史1897-1988》（1989）；華西校史編委會編：《華西醫科大學校史1910-1985》（1990）；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京師範大學大事記1902-1990》（1992）；汪文漢主編：《華中師範大學校史1903-1993》（1993）等。這些校史工作的編撰，大體上反映出國內學者均是願意用較開放、較客觀的態度看個別院校的歷史，並是將教會大學的歷史放回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範疇內作研究。另一本屬於專論的著述是高時良教授主編之《中國教會學校史》，該書在內地的當代教育史研究中也是極具創意的。[8]
為幫助學者進一步了解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及相關資料在國內外地區分佈與收藏的實際情況，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籌辦了一個題為『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於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舉行，獲邀出席的學者們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區的中外學者共60多人，其中宣讀論文者有40多位。 在會上，學者們深深體會到要透徹瞭解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就必須要翻查有關的檔案及歷史文獻，因此對中國教會大學檔案及文獻的分佈及儲藏情況的認識便是十分重要的了。[9] 及後，筆者與剛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的梁元生教授合作，連繫國內學者及相關檔案館人員、編輯出版《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共５輯，為日後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學者們提供基礎性的資料及指引。[10]
1994年 3月在成都四川聯合大學舉行了另一個 『教會大學與中國現代化研討會』上，一群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學者，相聚間談及中國大陸有關基督教教育研究的專論著述不多，尤以叢書形式出版的專書研究有關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的課題方面的學術研究更少。有見及此，學者們建議彼此合作，共同撰寫一套《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叢書》，先後出版了七輯的叢書，分別是：
- 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
- 史靜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知識份子》
- 黃新憲：《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變遷》
- 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
- 吳梓明編：《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研究》
- 朱峰：《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
- 劉家峰、劉天路：《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11]
這項叢書出版計劃對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教育的研究尤為重要，因為它是標誌著一個新的開始，是大陸、香港兩地學者首次攜手合作，共同撰寫有關《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課題的專論；也是第一次由香港一個宗教機構贊助、由大陸一間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教育叢書。叢書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挑選了一些重要的專題作研究，是有關『國學研究』、『神學教育』、『華人校長研究』、『女子高等教育』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等研究。 現在回頭看，會覺得這些論著的學術水平仍有不足之處，但相對於1990年代初大陸的學術標準來說已算是不錯的，並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可以引發更多的學者們能夠再作進深的探究。 這確實是推動中國學者進深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香港與內地學者緊密合作的重要成果，對『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教育』的研究來說，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12]
至於歷史教育方面，章開沅教授在1989年武漢會議上提出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一個新路向，他說：『過去人們曾經將中國教會大學單純看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我們已有可能並且應該… 更為客觀地、全面地、科學地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從各個側面與不同層次探索其發展流變與社會效應。』 [13] 章教授這個建議確是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可以從文化史的角度、或是將教會大學史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範疇內進行探究。 自此亦有不少學者開始從中西文化交流史或現代化的角度作研究，譬如是: 王奇生之《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14]、史静寰之《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的教育活动》[15]、也有何曉夏與史靜寰合撰的《教會教育與中國教育近代化》[16]、和王立新之《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17] 等。 明顯地，他們嘗試了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檢視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是更加客觀、科學化地看教會大學在促進近代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2003年，華中師範大學慶祝創校百周年校慶期間，筆者有幸獲邀參加其中的活動，並獲校長- 馬敏教授在他的宿舍中接見，在暢談中，馬教授十分興奮地告訴我他對華中師大的辦學理想，特別是有關『國際交流學院』的發展計劃。 馬教授是章開沅教授的學生，一方面是受到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緣際遇的關係，讓他開始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他曾回顧自己從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心得，這樣說: 『涉足這一領域，一方面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接觸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許多新課題，使我在學術研究上受到更多的鍛鍊，得到相應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 結識了一大批心地善良、學養深厚、具有獻身精神的中外學人… 我認為這才是步入教會大學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這一領域的最大的收穫』[18]。 他也曾在1993年的一個研討會上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目就是：《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 華中大學個案分析》[19]。 在文章中，馬教授是以韋卓民及華中大學作案例，說明中國教會大學很早以前已經是具有一種國際化的視野；想不到現在他正是要延續這個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領導華中師範大學努力朝著同樣的『國際化』教育理想而邁進，確也是一種具前瞻性的改革。 這正是馬敏教授的親身經歷，原來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也可以讓他發現了中國教會大學的國際化視野，幫助了他尋覓到今日中國大學教育也當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新路向。[20]
章開沅教授在過去的30多年來，不單是推動有關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他亦在歷史教育上提倡了“參與的史學和史學的參與”的觀點- 即是說: 『歷史學家要有強烈的參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不僅要書寫歷史，還要參與創造歷史、融入歷史、為人類正義事業和社會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21]。 章教授亦親自投放不少心力、從事與教會大學史相關的研究- 尤其是『貝德士文獻研究』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研究』。 2015年12月，章教授雖已是89歲高齡，他仍應邀在華中師範大學主持一個專題演講，題目是: 『貝德士– 為歷史取證』[22]。 為甚麼仍提到貝德士教授(M.S. Bates) ? 其實自從1991年章教授在耶魯大學研究有關貝德士的檔案文獻後，幾乎每年他都介紹這位南京金陵大學的教授- 也就是他的恩師 [23]。 原來貝德士不僅是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他更也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人，在抗日戰爭期間，貝德士留守南京校園，亦負起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工作，他開放了金陵大學作為安全區、進行救濟難民的工作。後來，他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擔當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人、指正日本軍兵所犯的罪行、為中國人作見證。 章教授在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找到很多貝德士的手稿後，便決心為老師寫歷史。 他撰寫了幾本書，譬如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等 [24]，他還與耶鲁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研究員瑪莎、斯苿莉(Martha Smalley)合作，編輯出版《美國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見證(1937- 1938)》[25]。 另外，南京大學出版社也於 1999 年 9 月特為章教授出版由他負責編譯的《“天理難容”- 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 - 1938)》[26]。 章教授因此也成為了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專家，同樣地，章教授也證實了他所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是可以幫助學者們重新詮釋近代中國的歷史、有助確立他在中國從事『貝德士文獻研究』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研究』的地位，也為他開拓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領域。 更重要的是: 在國家上下共同關注南京大屠殺的同時，章教授實現了他的“參與史學”、把握了這個契機為中國教會大學、也為自己的恩師作歷史見証。
三、南京師範大學的道德教育
另一個個案是南京師範大學的道德教育研究。 在2011年10月，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主辦了的一個有關道德教育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2011年剛巧是英國《道德教育學術期刊》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創刊40周年、也是國際道德教育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 舉辦第37周年的學術研討會，它們的編輯委員們聯同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的教授共同商討主辦這個研討會，藉此亦可提升南師大在國際道德教育研究的地位。 參加該研討會的共有300多位學者專家、分別來自33個不同的國家，也可算是中國道德教育界一個具歷史性的創舉。 這個世界性的盛會肯定了南京師範大學已經不單是中國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更也為中國道德教育研究建立了一個國際性的網絡、是世界級學者們所嚮往來從事道德教育研究的地方。 為何南京師範大學能夠成為中國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 原來是由於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學，道德教育也是金陵女子大學十分著重的教育理想，當然也是由於吳貽芳、陶行知、和魯潔等教授們努力的推動下，使南京師範大學能夠成為發展中國道德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基地。[27] 吳貽芳校長自1980年代初便開始推動金陵女子學院復校的工作。她雖然是在1985年離世，但她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1987年3月，江蘇省政府正式批准南京師範大學成立『金陵女子學院』，並且可以在校園內設立『金陵女子大學紀念館』和『貽芳園』。[28]
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研究大樓前面豎立了一個陶行知的肖像，還有一幅對聯，寫上:“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走”。[29]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深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敬佩，尊崇他為『近代中國人民教育家』。 原來陶行知是金陵大學的學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後，返國在南京師範學院任教，他所推崇的教育理想就是“愛的教育”與“平民教育”、主張“愛滿天下”，因此而被尊崇為『中國人民教育家』。 他所提倡的愛的教育、平民教育其實就是教會大學教育的一個中國化的表達。[30]
至於魯潔教授，她是吳貽芳的學生、也是在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的，她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及鑽研也肯定是金陵女子大學教育的一種延續。 自從魯潔教授在1980年開始擔任了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以來，她致力推動道德教育研究，並在1984年成立了南師大的道德教育研究所。 在道德教育理論中，她較為突出的思想是 “以人為本”及 “超越的教育”。一方面她是終極關注是人以及人的生活，所以主張教育必須要 “回歸生活”、“回歸人本”[31] ; 另一方面，她亦確信人不單是“一種關係的存在”，人也是“一種超越性的存在”、“自我超越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特徵”。[32] 魯教授雖然已過退休之年，仍是努力不懈地指導學生們、為國家編寫中、小學的道德教育課程。 2009年，《道德教育評論》編輯們特意地為祝賀魯潔教授80歲大壽，出版一本《魯潔教授學術思想研究專輯》，以表揚她在中國道德教育界上的貢獻及影響。[33]
剛才提及南京師範大學重視道德教育的傳統是來自金陵女子大學，除了吳貽芳校長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金陵女子大學教育系的系主任- 華群女士 (Minnie Vautrin，明妮·魏特琳，1886-1941)。 華群女士是美國傳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1912年，她來到中國安徽，見到中國女子多不識字，便決志推動中國女子教育，她曾幫助創辦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學。 後來她返回美國進修教育，1917年在伊利諾州大學師範畢業，1919年應聘來中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在教育系奠定金女大的教育理念基礎，提倡“厚生精神”和“愛的教育”。 華群女士不僅是提倡愛的教育、她更是在中國活現出愛的教育來。 在南京大屠殺歷史博物館內，我們可以見到華群女士的肖像，因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她為了保護南京的婦孺，她願意留守校園、並開放校園、收留了過萬名的難民 (像母雞照顧小雞一樣地照顧南京市民)，保護他們的生命不被日本軍兵殺戮。 後來，南京市民尊稱她為‘活菩薩’，不單是在南師大校園內、更也在南京大屠殺歷史博物館內為她立像以為紀念。[34] 事實上，在南京大屠殺歷史博物館內所保留的華群女士的歷史印證，已經證實了教會大學師生們在抗戰期間所表達的服務和犧牲精神是被中國人民與政府所肯定的。
四、北京大學的宗教研究及博雅教育
1995-1996年間，有一件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有關的重要大事發生了，就是北京大學創新設立的宗教學系，標誌著國內的大學及相關單位開始重視宗教研究、包括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35]
北京大學率先在1995年9月由原有的哲學系宗教學專業中擴展成為宗教學系，這是首個恢復前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在國內所設立的宗教研究學系，亦是承繼了前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趙紫宸等教授所確立的宗教研究傳統。[36] 燕京大學宗教研究傳統的特色在: (一) 側重教育性及學術性的研究; (二) 擴闊的課程- 包括不同的宗教傳統，如: 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儒教等; (三) 也是跨學科的- 包括宗教哲學、宗教文學、世界宗教史、宗教比較研究、宗教心理學等; 及 (四) 兼具現代性的- 如: 基督教與現代文明、當今社會問題與基督教倫理等。[37] 這些研究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方法及傳統不單是在課程上表現出來，也可活現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如趙紫宸、許地山、陳垣等教授們的研究寫作上。 北京大學除了是承繼這種宗教研究的傳統外，更是在宗教學系下增設一個基督教研究中心，計劃與國內、外及香港、台灣等地區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自此國內的著名大學亦紛紛成立宗教學系或基督教研究中心等，一方面是開放有關宗教方面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亦是打開與國內外學術聯繫和交流。[38]
香港方面，為了配合國內的學術發展，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亦於1996年11月成立了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剛巧北京大學成立了宗教系時，系主任趙敦華教授也於1996年初親來香港訪問、於是我們共同商討及策劃一些聯合的學術活動，譬如是每兩年一次輪流在香港或北京舉行學術研討會等。[39] 第一次的會議是於199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主題是關於『宗教研究與大學教育』。第二次的會議則在1999年12月15至17日於北京大學舉行，主題是『宗教經驗與文化價值』。第三次會議是在2001年12月又在香港舉行等。[40]
北京大學成立宗教系的同時，趙紫宸的女兒趙蘿蕤教授仍在北大西語系擔任系主任，她倡議應該把“趙紫宸研究”列入研究課題內，因為趙紫宸一生致力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是中國基督教史上一位傑出的神學家，從他的著述中亦可以窺見基督教在中國現代社會運動中發展變化的軌跡。[41] 終於在燕京研究院及多位燕京大學校友們的努力研究及整理相關資料後，出版了共五卷《趙紫宸文集》。[42] 2006年4月，湖州師範大學又專為趙紫宸及其女兒建設『趙紫宸、趙蘿蕤父女紀念館』，更在2009年10月舉辦了『趙紫宸與中西思想交流學術研討會』，教會大學史研究之老前輩章開沅教授亦應邀參加，研討會及後也出版了一本論文集。[43] 這亦帶來了另一股關注及研究基督教神學- 包括趙紫宸神學思想和燕京大學歷史的熱潮。[44]
北京大學還在2008年新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聘請了哈佛大學著名的華人學者杜維明教授擔任院長。 杜教授早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他曾在美國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達18年之久，他的聘任必定能夠幫助恢復及加強北京(燕京)大學與哈佛大學之間的學術聯繫。 在2014年，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更成立燕京中心、並與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聯合舉辦一個題為『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的博雅教育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獲得邀請出席研討會開幕典禮者除了是來自美國、德國、星加坡、香港、上海及北京等地共20多位學者外，還有數百位來自海內外各地的燕京大學 (包括附中、附小) 的校友及校友後人，均是期望能夠以燕京大學研究為中心、形成一個關注現代中國博雅教育傳統的學術共同體。[45] 筆者有幸獲邀出席、並與伍德榮教授共同發表一篇論文，題目是: 《我們所認識燕京大學的博雅教育》。[46] 燕京大學的博雅教育傳統“既是國際化、亦是中國化的”-“它一方面能夠與全球化的大學教育接軌、另一方面卻也是地域化的，因它亦是能夠適切中國本土地域化的轉變”。[47] 這個學術研討會的重點就是要借助燕京大學 (即中國教會大學) 的博雅教育傳統、將之放回中國的現代化教育傳統中，一方面能夠重新發現教會大學對中國大學教育的現代化博雅教育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因此能夠幫助現代化的中國大學教育與當今世界教育潮流接軌，這也是十分重要的。[48]
五、未來的展望
上海復旦大學徐以驊教授在回顧20世紀80及90年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演變時實事求是地說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教會史研究在學術界首先恢復…，實現了從全面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觀念上的轉變… 目前… 更已進入‘重新詮釋’的階段”[49]。 對於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而言，它不僅是進入了‘重新詮釋’的階段，更也是尋覓新的思維及探索它與近代中國教育可有的正常關係。
在本篇文章中，筆者嘗試從三方面探索教會大學與近代中國教育的關係，包括: 章開沅教授的歷史教育; 南京師範大學的道德教育; 及 北京大學的宗教研究及博雅教育。 在探索教會大學與近代中國教育可有的正常關係時，筆者發覺: 我們必須要為中國教會大學重新定位。 過往學者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時常將教會大學定位為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西方教育體系，卻忽略了教會大學本身也是有許多屬於中國的元素。 現在我們必須確認中國教會大學並不完全是屬於西方的東西，它更是附有許多很重要的、屬於中國的元素，並且是愈來愈中國化的。 在研究教會大學的歷史時，我們會發現不少華人信徒亦曾為中國大學教育作出貢獻，譬如是: 教會大學的華人校長- 如吳貽芳、陳裕光、鍾榮光等，也有華人學者、教授如陶行知、趙紫宸等，他們所致力將教會大學的教育轉化成為中國化的教育，也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寶貴的教育經驗。[50] 展望將來，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的學者們必須協力將教會大學史的研究重新定位為屬於中國的教會大學教育研究才是。
2016年1月，筆者獲福建省教育廳《海峽教育研究》主編的邀請、撰寫論文題目是:《對中國教會大學的再審視》。 在文章中，筆者建議教會大學史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意義，就是『幫助延續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能更全面地開放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交流、了解和對話』[51]。 教會大學史研究亦將有助學者認識海峽兩岸的教育傳統、促進兩岸的學術交流，包括已經是相當中國化的教會大學傳統。 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不單是有助重新發現過去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歷程、重新詮釋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更是有助重新發現教會大學可在海峽兩岸大學教育中提供的資產和優勢，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52]
21世紀中國已經是重返世界的舞台，它不能不與世界的歷史文化潮流重新接軌，它更將會是在世界潮流的演變中扮演著主導性或是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中國的學術研究當然是不能夠落後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學術研究，歷史研究亦必然如此。 在教育方面也是這樣，中國的大學教育也必須是與世界、與歷史的潮流接軌，它也必須要在現代化教育傳統中尋回教會大學可為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及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上所能產生的積極作用。 唯有這樣，才能顯示出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時代意義，不單只有助中國高等教育能夠與世界潮流接軌，更能有助發揚中國文化中的『容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傳統精神。[53]
[1] 章教授曾在南京金陵大學修讀歷史(1946-49)、是貝德士 (M. Searle Bates) 教授的學生; 劉教授則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就讀於燕京大學、是洪煨蓮 (William Hung洪業) 教授的學生。
[2] 有關他們的對話，可參章開沅: <章序>，載於吳梓明、梁元生主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編印，1998年5月，頁xiii。
[3] 林蔚教授現為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歷史系之國際關係講座教授。
[4] 在此之前，曾鉅生教授亦率先為美國學者撰寫一本有關中國教會大學的書 (魯珍晞教授的博士論文) 翻譯成中文，原文是: Lutz, Jessie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參杰西、盧茨 (正確譯名應是: 魯珍晞) 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5] 參吳梓明著：《香港教會辦學初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1988年。
[6] 參章開沅：<章序>，載於吳梓明著：《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1。
[7] 已出版之論文集譬如是: 章開沅、林蔚合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台灣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顧學稼等編:《中國教會大學史論叢》，四川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及吳梓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8] 参高時良主編：《中國教會學校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高教授是福建師範大學有名的中國教育史專家，剛於2015年12年27日離世，享年104歲，本文的撰寫亦是特別為紀念他對中國教會學校史研究所付出的努力，我們將會是永遠懷念他的。
[9] 有關報告可參閱吳梓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
[10] 參吳梓明、梁元生主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共五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1996-98。該五輯分別是: (一)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 (二)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資料》; (三) 《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 (四) 《華西醫科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 (五)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資料》。
[11] 該套叢書文稿已交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在1996-2003年間陸續出版之。
[12] 還更重要的是這些作者當年只是年青學者，現在均已是國內著名大學的教授們了。
[13] 參章開沅：《序言》，章開沅、林蔚合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頁。
[14] 参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奇生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15] 参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史静寰現為清華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
[16] 參何曉夏、史靜寰合著：《教會教育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何曉夏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17] 參王立新著：《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18] 參見馬敏: <曲徑通幽: 我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及<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略談章開沅老師對我治學道路的影響>，載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 詮釋與思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15及416- 421。
[19] 該論文見刊於章開沅主編：《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74-110。
[20] 筆者後來在2003年12月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基督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研討會上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全球地域化的大學教育與基督宗教- 以華中大學及韋卓民博士教育思想作為個案研究〉。載於卓新平、許志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七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365-385。
[21] 讀者可參見馬敏: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略談章開沅老師對我治學道路的影響>，載於馬敏：《拓寬歷史的視野: 詮釋與思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20。
[22] 參http://www.ccnu.com.cn/xueshu/jiangzuoxinwen/2015/1219/14716.html
[23] 章教授說自己的教會大學史研究亦是從貝德士文獻研究開始的，參章開沅：〈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 以貝德士文獻為實証〉。載於章開沅主編：《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 27。
[24] 參章開沅: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出版; 及《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湯美如主編、章開沅編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25] 參Martha Smalley: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aper, no. 9), New Haven: Yale Divinity School, 1997.
[26] 參 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 - 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 - 1938)》，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27] 讀者亦可參閱光明日報2012年9月9日一篇有關南師大與金陵女子大學的文章，題目是：〈厚生- 是她的靈魂〉。 文章報導說: “南京師大的前身——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博士教給學生“厚生”的含義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豐滿。” “ 翻開百年師大的青青校史，這裡名家輩出、俊彥雲集。有“視教育若性命、學校若家庭、學生若子弟”的兩江師范學堂監督李瑞清﹔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有“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造福社會”的著名教育家吳貽芳﹔還有幼兒教育家陳鶴琴…”。並說: “厚生”，是110年南京師大發展歷程的見証﹔“厚生”，也將見証南京師大未來的輝煌。
[28] 筆者還可記得在1991年南京師範大學主辦的『教會大學與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中，參加者亦有不少是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友們。 可以說: 南京師範大學的道德教育研究不單是中國大學教育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明確的方向、它也同時是確認及延續金陵女子大學辦學及教育理想的最好方法。。
[29] 讀者可參閱《光明日報》2012年9月9日一篇有關南師大與金女大的文章，題目是:<厚生- 是她的靈魂>。文章也報導說: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是陶行知的教育的理念造就了南京師大人潛心學術、追求真理的精神氣質”。南高師時期，陶行知主張 “愛滿天下”、“生活即教育”、“社會即教育”、“教學做合一”，強調教育與生活相結合，創辦鄉村試驗師範學校，推廣平民教育，從實踐層面豐富了師範教育的內涵”。
[30] 陶行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曾寫過一篇論文:《宗教教育與中國道德教育》，成為了他返國後推行愛的教育與平民教育的理論基礎。可參閱何榮漢:“陶行知- 一個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2年; 及何榮漢：《留美青年陶行知》，陶飛亞、劉義合編：《宗教、教育、社會– 吳梓明教授榮休紀念文集》。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3月，頁114-139。
[31] 參 魯潔: <做成一個人- 道德教育的根本指向>，載於《教育研究》，2007年，第11期。
[32] 參 魯潔: <道德教育的期待- 人之自我超越>，載於《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9期。
[33] 參《靜水流深見氣象- 魯潔先生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情懷》，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2010年4月。 作者全是中國教育界中著名的教授、均是她的學生，如: 戚萬學、朱小蔓、郝京華、馮建軍、劉曉東、檀傳寶、張應強、高德勝、汪鳳炎等。
[34] 最近我在網上也看到一篇見證分享是這樣說的: “我媽媽原先也不認識華小姐，1937年12月她懷孕即將分娩，行動不便，所以全家就沒有像其他許多南京市民逃難到後方去，決定全家留在南京。南京淪陷的前四天，我哥哥出生了。當時南京炮聲隆隆，日軍飛機狂轟濫炸，到處是屍體。 我們一家老小匆匆離開三牌樓的家，逃往設在金陵女子大學的安全區。當時安全區已擠滿了四面八方逃來得難民，大家只能睡在教室的水泥地上。當時是寒冬12月，天又冷又濕，我媽媽剛生完孩子，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非常虛弱。華小姐巡視看到這一現象後，想方法找來了一床稻草墊子，給我媽媽墊上。我媽媽後來說，幸虧這床草墊，否則會得重病沒命的，是她救了我。華小姐還救助了我爸爸和哥哥，以及其他家庭的男同胞。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日軍士兵在南京到處燒殺姦淫，無惡不作。我媽媽在安全區見過華小姐三次。她說華小姐為人和氣，個子很高，盡心保護難民。她對凶狠的日本兵毫不畏懼，多次擋住日本兵來抓婦女。難民們都敬重她，愛戴她，稱她是「活菩薩」，「觀音菩薩」。 參http://www.worldjournal.com/3381885/article-《新視界》感恩華小姐/)。
[35] 參《北京大學宗教系發展計劃簡介（1996-2001）》。北京：北京大學，1996。
[36] 參《北京大學宗教系發展計劃簡介（1996-2001）》。北京：北京大學，1996，頁1-2。
[37] 參吳梓明: <從神學教育到宗教研究- 燕京大學宗教教育的考察>，刊於《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1999年10月。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頁49- 66。
[38] 其中比較活躍的有: 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宗教學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福建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及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及基督教研究中心、山東大學宗教(及基督教)研究所、中山大學文學院宗教文化研究所、及上海大學文學院宗教及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等。
[39] 參《北京大學宗教系發展計劃簡介（1996-2001）》。北京：北京大學，1996。
[40] 參《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通訊》，第2期（2/1988），頁2; 及 <研究中心簡介>，刊於《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成立十週年紀念特刊1996-200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6年11月，頁26-27。
[41] 參 《編者的話》，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 (第一卷)》，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2。
[42] 包括4卷中文及1本英文的著作集，參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 (第一卷至第四卷)》,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 2010年; 及王曉朝主編、燕京研究院與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 The Collected English Writings of T.C. Chao.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43] 參唐曉峰、熊曉紅編:《夜鷹之志- 趙紫宸與中西思想交流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趙的後人更獲湖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楓樹嶺陵園建『紫宸園』，並將並公佈為湖州市文物保護單位、以激勵來者。參湖州市博物館、湖州市楓樹嶺陵園編印:《紫宸園》，2013年。
[44] 譬如參Daniel Hoi Ming Hui. “A Study of T.C. Chao’s Christology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China 1920-1949”. PhD Thesi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08; 及 陳遠:《燕京大學 1919- 1952》,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
[45] 參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舉辦 ‘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博雅教育傳統’ 國際學術研討會》，載於《燕大校友通訊》, 北京: 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印, 2014年6月 (第70期), 頁48。
[46] 參 吳梓明、伍德榮: 《我們所認識燕京大學的博雅教育》，載於《燕大校友通訊》, 北京: 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印, 2014年6月 (第70期), 頁49-58。
[47] 參同上註引文，頁49。
[48] 譬如: 在2015年12月北京大學啟動“通識教育大講堂”系列講座, 林建華校長在講堂上與師生交流，坦言說: 『北大的教育是一種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结合的教育模式。… 燕京大学採用西方博雅教育模式、兼收中西方文化精髓… 它的辦學理念“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至今依然流傳人間，啟迪世人。』
[49] 參徐以驊: <教會史學家王治心與他的《中國基督教史綱》>, 該文見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修訂重版之王治心著:《中國基督教史綱》。後亦再補充刊登於徐以驊著:《中國基督教教育史論》,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年, 頁68。
[50] 我的學生中也有些是專門研究教會大學的華人教授和學者的，譬如是: 何榮漢：<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2；陳偉強(贊一)：<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相遇——許地山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2；吳昶興：<劉廷芳宗教教育理念的實踐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2；劉賢：<陳垣之宗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5；及 梁冠霆：<留美青年與上帝國度的追尋: 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個案研究（1909-1951）>，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8；及 伍德榮：<韋卓民博士的對等文化研究>，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崇基分院)神學博士論文，2008等。 這些研究均是集中以華人信徒為主體的中國基督教研究。
[51] 參吳梓明: <對中國教會大學的再審視》>，刊於《海峽教育研究》，福州: 福建省教育廳，2016年第1期，頁64-71。
[52] 參同上註引文。
[53] 筆者在此亦想借用汪維藩教授神學思想中的一句名言:『容納百川、有容乃大』。參汪維藩:“有容乃大- 羅竹風先生逝世七周年祭”，載於《當代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頁3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