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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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萌（中国国家博物馆）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第一所医疗机构，自其创建开始，陆续引进大量当时较为先进的医疗设备、药物和技术，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华人医务工作者。20世纪20年代，“非基运动”的爆发使在华差会组织受到严重冲击，也使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身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本色化”成为广泛认可的应对方式。博济医院也在此期间由广州医学传道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转入私立岭南大学旗下，开始了自身的本色化进程。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广州博济医院的研究较多，但其中围绕本色化议题展开的讨论并不多见[1]。本文根据博济医院年报等原始档案，对1930年前后博济医院转入岭南大学的历史进行梳理，深入研究其时代背景，并对此事件前后医院的病患规模、医护队伍、资金来源、宗教活动等方面进行对比，还原其本色化进程。
一、近代中国的“本色化运动”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的146名代表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与中国各省区的400余名代表一同召开大会，探讨基督教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国际与种族问题；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学校生活之基督化；学生在教会中之责任；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世界中成一更强有力之团体等[2]。就在此届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一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于3月9日被发布出来。一时间，在中国各大城市骤然掀起一股反对基督教的浪潮。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一份《非宗教者宣言》在《晨报》上刊发，署名者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而在大会闭幕之日，上千人在北京举行反宗教集会，蔡元培等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演讲，号召将教育与宗教分离开来[3]。自此开始，一场历时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展开。
近年来有研究显示，“非基运动”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发起并领导的政治斗争，国民党等其他党派组织成员也多有参与[4]。共产国际一直将在华传教的基督教组织视为西方侵略的媒介，这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中已经表露无遗：
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5]
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利金于1922年5月20日呈交的长篇报告中，他明确地承认其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上海的中央局组建了专门委员会，制定一系列详细的运动计划，主要有：组建合法的反教青年同盟；召开反教组织代表大会；在基督教代表大会和基督教同盟内部安插人手并伺机“破坏”等。各城市的共产主义小组均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及利金的指示开展行动[6]。
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非基运动”得以在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给中国的基督教徒和传教士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们急于与“侵略势力”撇清关系，试图扭转舆论导向，并期望尽力消除民众的误会和敌视。在1922年5月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大会上，以诚静怡为代表的中国教徒提出“自养”的概念，认为“所有的地方教会迟早都会渐渐萌生自养和自传的想法，中国也不例外。过去的条件使得中国教会无意识地走上在精神和物质上依靠外国差会的道路。由于传教士的工作一般是从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阶层起步的，这就似乎不可避免，也不能苛责什么。但是当教会认识到这不是一条自然和健康的道路，自养就变成最亟待解决的问题。”[7]此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牵头展开了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正如诚静怡总结的：“当今举国皆闻的‘本色教会’四字，……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8]
“本色化”的思想迅速得到基督教人士的广泛接受。1925年，北京传教士协会（Peking Missionary Association）对在京各个差会和男女青年会的74名外国传教士以及6名中国基督徒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中国教会与外国差会的关系。在调查中，88.75%的被调查者认为“所有针对差会与教会关系的政策都应该排除差会的干扰而保持客观性”；75%的被调查者赞成“即便资金来源于国外，中国教会也应尽快全面自立”；70%的被调查者同意“如果把用于支持外国传教士的钱用来留住有才华的中国人，北京的差会和教会工作将有更好的结果”；高达92.5%的被调查者认为“我所属的基督教组织应该在未来几年内任命中国人为主要负责人，例如部门负责人、校长、委员会主席等”。然而，这些宗教人士对于人事、资金等核心问题的态度则相对保守。51.25%的被调查者赞同“给予中国教会决定怎样派遣来华传教士的权力是不明智的”；53.75%的被调查者反对“将财权从外国人的监管下完全转给中国人的时机已经到来”；仅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外资助的财产应交由中国人占优势的委员会分配”；对“中外教会人员应同工同酬”的支持率更低至31.25%[9]。
在“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也发出变革之声。1925年，岭南大学学生致函其校的纽约董事局，要求由中国学生参与校务，董事局讨论决定同意在校内设立“同学顾问部”。次年4月，时任岭南大学监督的钟荣光在纽约列席校董会年会，提议向国民政府立案并获通过。11月，经纽约董事局派出代表与学生顾问部商议，决定在广州组织校董会，作为岭南大学最高监督机关，原纽约董事局改为美国基金委员会，只负责向学校输送外籍教师。1927年1月11日，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正式成立，宣布未来的岭南大学将是“私立的、中国人主权的、国际的、基督教的”。当年3月11日，校董会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申请立案，又于8月1日与纽约董事局完成交接，由钟荣光担任校长。至此，岭南大学“复开一新纪元，是即国人完全接收自办也。”[10]
二、广州博济医院的前期发展及并入岭南大学
1834年10月，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抵达新加坡学习汉语，次年来到广州开设眼科医局，被视为博济医院之始。1836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枢( Thomas Colledge )和伯驾共同在广州发起医学传道会，至1938年正式成立，目的在于“鼓励外国习医者来华服务，传播医术，同时宣传基督真理。收集捐款，而用之于正当之途。”具体而言，传道会也负责管理医院和维持经费等事务[11]。
1855年，伯驾将医院交予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医务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后者主持医院工作44年，于1899年离开时，跟随嘉约翰多年的关约翰（John Myers Swan）成为医院院长，直至1914年[12]。此后，博济医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再设立院长一职，各项事务在广州医学传道会及随后成立的广州医学传道协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的统筹管理下，由院执行委员会负责开展。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广州、香港等地工人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罢工和游行的浪潮，“非基运动”也由此被推向高潮。“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博济医院的非医务人员陆续响应罢工离开医院，使医院的运行陷入困境。1926年3月11日，因示威队伍封锁了博济医院并断绝了水和食物的供应，医院被迫关闭，病人和中方雇员全部撤离[13]。
1929年9月5日，关闭了三年半的广州博济医院重新开放。为谋求适应中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积极追求广州医学布道会“治疗伤痛疾病、普及医学教育、传播基督福音”的目标，1930年7月23日，广州博济医院转入私立岭南大学旗下[14]。事实上，早在1906年时，广州医学布道会就曾议决将资产移交岭南大学纽约董事局，但因岭南大学自身经济问题而未能实现[15]。布道会于20多年后再次提出动议并最终实行，与此前“非基运动”的冲击和“本色化运动”带来的思潮不无关系。此后，博济医院的全称更改为“私立岭南大学附属中山纪念博济医院”（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受广州卫生局领导，主要目标为“在主的关怀下救死扶伤，在中国推行现代医学”。医院的财政是半独立的，院校双方达成共识，医院的资金仅可以被用作医务工作和医学教育[16]。
转入岭南大学后的博济医院稳步发展，仅经过1年即达到关停前的经营规模（表1、表2），唯住院病人及手术的数量至战前仍未达到从前的水平（表3至表6），这可能是由于治疗方法的改变、新病房容量的变化及其他医院的分流造成的。
表1 广州博济医院门诊病人数量（1921-1923年）
| 年度 | 1921[17] | 1922[18] | 1923[19] |
| 初诊 | 6465 | 5573 | 9499 |
| 复诊 | 5360 | 4553 | 5685 |
| 总计 | 11825 | 10126 | 15184 |
表2 广州博济医院门诊病人数量（1930-1936年）
| 年度 | 1930-1931[20] | 1931-1932[21] | 1932-1933[22] | 1933-1934[23] | 1934-1935[24] | 1935-1936[25] |
| 初诊 | 2534 | 4270 | 5672 | 4877 | 4544 | 5574 |
| 复诊 | 2361 | 6147 | 13689 | 13815 | 12016 | 16422 |
| 总计 | 4895 | 12426 | 19384 | 18739 | 16605 | 22022 |
表3 广州博济医院住院病人数量（1920-1925年）
| 年度 | 1920 | 1921 | 1922[26] | 1923[27] | 1924 | 1925[28] |
| 人数 | 2339 | 2659 | 2565 | 3528 | 2759 | 1992 |
表4 广州博济医院住院病人数量（1930-1936年）
| 年度 | 1930-1931[29] | 1931-1932[30] | 1932-1933[31] | 1933-1934[32] | 1934-1935[33] | 1935-1936[34] |
| 人数 | 1019 | 1526 | 1433 | 1136 | 1043 | 1205 |
表5 广州博济医院手术数量（1920-1925年）
| 年度 | 1920[35] | 1921[36] | 1922[37] | 1923[38] | 1924 | 1925[39] |
| 台数 | 731 | 1100 | 942 | 2226 | 900 | 612 |
表6 广州博济医院手术数量（1930-1935年）
| 年度 | 1930-1931[40] | 1931-1932[41] | 1932-1933[42] | 1933-1934[43] | 1934-1935[44] |
| 台数 | 286 | 285 | 374 | 397 | 393 |
三、广州博济医院的本色化与专业化
博济医院的本色化进程是在并入岭南大学后的几年时间里渐进展开的，其专业化程度也在此期间同步提升。
从隶属关系和主要人员方面看，博济医院华人医生人数比例增加，且逐渐走上重要岗位。
转入岭南大学以前的十余年间，博济医院隶属于广州医学布道协会。该协会的建立方案于1916年12月经广州医学布道会讨论通过，并于次年付诸实施[45]。协会成员几经变动，至1926年博济医院关停前，主要成员包括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基督教协基会海外传道部（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和广州医学传道会，美国改革宗长老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 Board）及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亦有贡献。其中，医院的设备和房屋等资产属于广州医学传道会所有。协会的领导委员会包括4名华人和4名外籍人士，广州医学传道会的李诺思（R. G. Reynolds）担任主席[46]。
员工中，外籍医生与华人医生的人数比例约为1:1（表7），但各科负责人及护士长均为外籍，华人医护人员几乎不担任领导职务。
表7 广州博济医院医护人员国籍（1920-1923年）
| 年度 | 1920[47] | 1921[48] | 1922[49] | 1923[50] | |
| 医生 | 外籍 | 7 | 8 | 7 | 5 |
| 华人[51] | 6 | 7 | 6 | 7 | |
| 护士 | 外籍 | 3 | 2 | 2 | 2 |
| 华人[52] | 7 | 8 | 8 | 11 | |
1930年博济医院复开且转入私立岭南大学后，医院直接由校董事会管理。此时的岭南大学已经完成本色化，其校董会共有华人董事17名，外籍董事6名，会长唐绍仪、副会长金曾澄、书记钟荣光、司库林护等担任职务者均为华人[53]。
在医院的员工中，关停期间留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几乎都是兼具虔诚信徒和专业医生两种身份的医务传教士，如谭约瑟（J. Oscar Thomson）、老恩赐（Frank Oldt）等。由于他们在医院工作多年，医院也需要专业人士带领以重新步入正轨，这些人在医院复开后仍被委以重任。另外，嘉惠霖（William W. Cadbury）原就是岭南大学雇员，此前系自愿为博济医院服务，因此在合并初期担任院长，更有助于校、院之间的联络和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医护工作者在博济医院中不仅人数比例上涨，而且逐渐开始担任科室主任等要职（表8）。例如，1930年医院复开时，许刚良被任命为儿科主任[54]；1931年，李腾彪被任命为耳鼻喉科主任[55]；1935年，毕业于祢有恒到医院志愿服务，担任X光部主任[56]。至此，博济医院6个主要科室中有3个由华人任主任。
表8 广州博济医院医护人员国籍（1929-1936年）
| 年度 | 1930 -1931[57] | 1931 -1932[58] | 1932 -1933[59] | 1933 -1934[60] | 1934 -1935[61] | 1935 -1936[62] | |
| 医生 | 外籍 | 5 | 5 | 5 | 5 | 5 | 4 |
| 华人 | 10 | 10 | 10 | 10 | 11 | 8 | |
| 护士 | 外籍 | - | - | - | - | - | - |
| 华人 | 7 | 8 | 8 | 8 | 8 | 7 | |
1935年12月，黄雯被任命为博济医院院长，成为该院历史上首个华人院长，博济医院也自此真正由中国人管理[63]。1938年10月，日军兵临广州城下，博济医院的医生、护士、患者及护士学校的师生陆续撤至韶关，队伍由老恩赐带领，黄雯亲自殿后。与此同时，岭南大学的师生被转移到香港。到达韶关后，以博济医院的医护力量为班底，广州国际红十字会建立起来，黄雯被任命为广东省卫生委员，嘉惠霖重新主持医院工作[64]。
从资金收入来源方面来看，博济医院逐渐趋于“自养”。
经过19世纪中下旬至20世纪初期的发展，运营收入在博济医院的经费来源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占比逐年增加，但仍需依靠海内外机构和组织的捐助方能周转得当。1920年，当年医院收入总计83488.16元[65]，外国人共捐献22813.39，中国人捐献18275.06，合计41088.45。一些外国机构也对医院给予帮助，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务部（China Medical Board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捐金价值约4500元，用于经营管理和一般花销；美国米尔顿斯特伍德福音基金（Milton Stewart Evangelistic Fund）捐金价值约1500元，用于布道工作[66]。1922年，运营收入已占总收入的64%，但其他部分全部来自捐赠。在剩余部分中，华人捐赠占13%，在华外国人捐赠占3%，海外外国人捐赠占6%，各项基金捐赠占3%，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务部捐赠则独占11%[67]。
在博济医院关停期间，运用收入彻底断绝，海内外组织和个人也无从资助，中外医护人员不得不暂返家乡或另谋出路。并入岭南大学后，仅经过一年调整，博济医院的收入就恢复到关停之前的水平（表9、表10）。
表9 广州博济医院收入总额（1920-1925年）
| 年度 | 1920[68] | 1921[69] | 1922[70] | 1923[71] | 1924 | 1925[72] |
| 总额（银元） | 83488.16 | 100030.76 | 79957.55 | 130727.64 | 124023.71 | 103674.78 |
表10 广州博济医院收入总额（1930-1936年）
| 年度 | 1930 -1931[73] | 1931 -1932[74] | 1932 -1933[75] | 1933 -1934[76] | 1934 -1935[77] | 1935 -1936[78] |
| 总额（银元） | 67940.12 | 106143.27 | 106133.07 | 107398.12 | 94086.49 | 107777.31 |
在初入岭南大学的1930-1931年度，博济医院的运营收入为64131.4元，占总收入的94.4%，各界捐赠收入为3436.74元，仅占总收入的5.1%[79]。到1935-1936年度，博济医院的各项经营收入已达到102062.73元，占总收入的94.7%；各界捐款仅有3168.72，占总收入的2.9%。此外，岭南大学分拨了一定金额的补助，隶属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的谭约瑟和协基会的老恩赐由所属差会负担工资[80]。可见，此时的博济医院已经可以依靠经营收入进行运转，基本达到“自养”。
宗教生活方面，博济医院的传教使命为医疗工作让位。
自伯驾时期开始，医务传教士的使命就是“传教与医疗并重”，甚至将广传福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在博济医院，宗教事务一贯由一名德高望重的外籍医生兼职负责，1926年关停前的负责人即为耳鼻喉科主任夏查理（Charles A. Hayes）[81]。
在这一时期，博济医院既是诊疗机构，也是传教场所。每一位来到医院挂号的病人都被引入专门的办公室，随后由布道人与之交谈，为每个病人建立“信仰档案”。住院病人的病床前被放置有不同颜色的卡片，医生、护士或专门的传道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病人的信仰。根据颜色的不同，病人的信仰状况分为：入院前就是基督徒、入院前接受过布道但尚不是基督徒、接受过布道且有一定兴趣等。这些卡片为布道人选择更准确的交流方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病人住院期间，一系列宗教活动也广泛开展，包括：每天早上查房后的晨祷会，平均约100人参加；每周两次的查经班，平均约60余人参加。病人出院前，病房护士会向宗教事务主管报告，以对病人再做交谈，并赠送其一本圣经和一封介绍信。信是写给病人所在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或牧师的，另外还将直接向这些传教士和牧师寄送一封内容相似的信[82]。
如此热情的传教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以1920年为例，该年度博济医院的布道人共面谈1260名患者，其中首次接受布道的有542名，成功转化了151人的信仰，其中9人已经受洗。另外，共有129封信被寄到患者所在教区，收到30封回信[83]。
博济医院并入岭南大学后，医生不再兼管院内的宗教事务，开展的一切宗教活动由中国人何美贤负责，由她到各诊室与患者交谈、布道。医院的教堂每天仅安排一场为员工组织的祷告会[84]。此后，医院的宗教事务负责人总有变化，但具体内容基本不变，宗教不再是博济医院的重点工作。在1932年，有2名患者受洗成为基督徒，每周主日礼拜的参加人数约50-100人[85]。
综上所述，广州博济医院在并入岭南大学后。医院中的华人医生总人数上升、所占比例增加，并开始担任各科室主任，这证明华人医护工作者的业务水平达到一定水准，且人才的输送量足够多；医院的财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运营，说明医院能够凭借自身的高水平达到诚静怡提出的“自养”，同时也说明博济医院乃至现代医学得到了中国群众的接受和认可；医院内宗教色彩较此前的淡化，表明医疗与传教不再被捆绑在一起，有利于打开受众面、增强影响力，吸引医生就业和患者就医，进而促进医院整体业务水平的提升。总之，广州博济医院在开启本色化进程的同时，更走上了一条专业化的道路。
[1] 关于广州博济医院院史的研究主要有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Kelly & Walsh, 1935（中译本《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宋之琪：《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3期等。关于博济医院专业建设的研究主要有郭强、李计筹：《近代来粤医学传教士对结石病的研究——以广州博济医院为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崔军锋、叶丹丹：《民国早期广州博济医院的专业化发展（1914-1926年）》，《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等。关于博济医院重要人物的研究主要有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群言出版社，2010年；梁碧莹：《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刘泽生：《晚清广州博济医院的杰出学生（1855~1900）》，《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3期；陈小卡：《嘉惠霖与他在中国的医学事业》，《岭南文史》2013年第2期等。
[2]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3]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4] 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冲突的解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5]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28-229页。
[6] 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冲突的解释》，第62-63页。
[7] C. Y. Cheng, “Chairman’s Opening Address”, i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Tuesday, May 2, to Thursday, May 11, 1922,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22, pp.31-32.
[8] 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1927年“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9] Rowland M. Cross, “The Problem of Mission-Church Relationship in Pek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56, no.2, (February 1925), pp.107-108.
[10] 《私立岭南大学一览》，广州：私立岭南大学，1933年，第10页。
[11] 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第4页。
[12] 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第7-8页。
[13]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Canton: The Shameen Printing Press, Ltd., 1930, p.4.
[14]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p.4.
[15] 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第25页。
[16]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Canton: The Shameen Printing Press, Ltd., 1931, p.11.
[17] Report for the Year 1921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21, p.4.
[18] 8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22, p.4.
[19]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23, p.9.
[20]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4.
[21]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1-1932, Canton: The Shameen Printing Press, Ltd., 1932, p.5.本年度初诊、复诊两项仅为坐堂义诊数据。
[22] Annual Report for the 98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2-1933, 1933, p.5. 本年度总计数量另含外诊数据。
[23] Annual Report for the 99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3-1934, 1934, p.6. 本年度总计数量另含外诊数据。
[24]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0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4-1935, 1935, p.5. 本年度总计数量另含外诊数据。
[25]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Canton: The Too Leung Printing Press, 1936, p.11. 本年度总计数量另含外诊数据。
[26] 1920-1922年数据均引自8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88.
[27]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9.
[28] 1924年及1925年数据均引自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p.36.
[29]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4.
[30]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1-1932, p.5.
[31] Annual Report for the 98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2-1933, p.5.
[32] Annual Report for the 99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3-1934, p.6.
[33]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0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4-1935, p.5.
[34]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p.11.
[35] Report for the Year 1920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20, p.24.
[36] Report for the Year 1921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4.
[37] 8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3.
[38]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9.
[39] 1924年及1925年数据均引自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p.36.
[40]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4.
[41]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1-1932, p.5.
[42] Annual Report for the 98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2-1933, p.5.
[43] Annual Report for the 99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3-1934, p.6.
[44]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0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4-1935, p.5.
[45]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16, Eightieth Anniversary with Historical Summary, Canton: Press of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16, p.1.
[46]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p.5-6.
[47] Report for the Year 1920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66.
[48] Report for the Year 1921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85.
[49] 8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88.
[50]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p.9-7.
[51] 实习医生均为华人，不统计在内。
[52] 实习护士均为华人，不统计在内。
[53]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p.3.
[54]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p.3.
[55]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2.
[56]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p.2.
[57]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p.2-3.
[58]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1-1932, p.3.
[59] Annual Report for the 98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2-1933, p.3.
[60] Annual Report for the 99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3-1934, p.4.
[61]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0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4-1935, p.3.
[62]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p.3.
[63]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p.7.
[64]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4th Year, Canton Hospital,1938-1939, Canton: Lai Che Cheong, 1939, p.8.
[65] 据博济医院相关档案记录习惯，货币种类应为银元，下同不赘。
[66] Report for the Year 1920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62.
[67] 8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86.
[68] Report for the Year 1920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68.
[69] Report for the Year 1921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82.
[70] 8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86.
[71]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11.
[72] 1924年及1925年数据均引自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24 to 1930, p.38.
[73]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8.
[74]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1-1932, p.12.
[75] Annual Report for the 98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2-1933, p.15.
[76] Annual Report for the 99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3-1934, p.15.
[77]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0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4-1935, p.15.
[78]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p.59.
[79]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8.
[80]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1st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5-1936, p.59.
[81] 8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p.7-8.
[82] 所引数据均为1920年统计。Report for the Year 1920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59-61.
[83] Report for the Year 1920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anto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 p.60.
[84]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30-1931, p.6.
[85] Annual Report for the 98th Year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Lingnan University, 1932-1933, 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