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潇：浅析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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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潇（广西师范大学）

摘要：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近代基督教传教事业的重要部分，它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变迁的过程。基督教入华后，在中国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医院，这些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医疗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就是这样的一所近代教会医院，它于1916年成立，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反教风波的冲击，又遭受抗战炮火的打击和毁坏，还迎来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重组与合并，历经多次更名，成为今天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尽管该院创建和发展历经波折，但在教会医院期间，其“医疗传教服务”的根本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与其他教会医院一样，具有文化侵略的这一属性，但在几十年间，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参与医疗救助和地方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桂林医疗服务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就像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历经变幻莫测的社会风雨，在战乱中坚忍和守望，几度遭毁，再度重建，浓缩桂林几十年的发展变化。通过对其历史的追溯，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人道主义善举，认识桂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促进桂林教会史的研究，增进对桂林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发展历程来看，近代教会医院是一种特殊的传教事业。医疗传教士开展医药事业的初衷是传教，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医药传教只是传教的工具，但是医生和护士这两份特殊的职业更加使得这些医疗传教士在进行医学活动时更加侧重对病人的治疗。这一种职业操守，使其相比于传教士而言，更似医生和护士。尤其是医疗传教士在治疗病人过程中的心灵安抚，更是一种把疗身和疗心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即使在治疗过程中提到了基督信仰，也不会因为病人是否信仰基督教而改变治疗病人的意愿。近代教会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所表现出的行为是一种仁心仁术的体现。中国近代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更多的是传教，但是那些来到中国的医生和护士们传教的主观意愿大都没有传教士那样热情高涨。首先他们是医生和护士，最高使命是用自己的力量救助病痛中的人们。而他们所属于的国家只是一个身份定位，因为国家所交托传教任务，所以在救助病人时必须要具备一些传道环节。因为只有这样，医院才能够在经济和组织上获得基督教会的支持之下正常运转。一部分基督教会医院是免费或者极少治疗费用的，但是治疗对象是否是教徒并不重要，治疗对象在康复之后是否受到洗礼成为基督徒不在医生的考虑范围之中。尤其是19世纪以来大量来到中国的医疗传教士大多出自于平民和中产阶级，通过他们的救助，病人康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医疗救助带给了更加广阔的地区。论文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搜集、整理出来的文献档案资料，对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与论述，以探究近代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文章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述选题目的、依据和意义，以及对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创建背景，认为20世纪初桂林地方社会环境、教会进入桂林及其医药布道是其主要的内外因素。第三部分概述了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发展历程，涉及初建时期、焚毁时期、重建和发展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第四部分是有关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行政架构及其运行机制。第五部分重点厘清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主要活动，包括教务、医务、慈善和公益性活动等。第六部分客观总结和分析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第七部分是结语，简明扼要指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医疗和传教双重性质。

关键词：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医疗救助

一、绪论

（一）目的依据

1.研究兴趣

本人通过读史对基督教会医疗史产生了好奇，对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这所建院时间长、经久社会风雨和变迁的基督教会医院的历史及发展产生了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和探究它的过去，以及它与近代桂林社会发展的关系，从中获得一些历史感悟。

2.社会热点的关注

医疗服务成为长期人们关注和关心的热点与焦点。当前国人对医院的关注，尤其是社会上出现一些医疗问题而导致的医闹事件，导致人们对医生的职业操守等医德和医院的管理问题重新审视；再加上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发展态势，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研究基督教会医院可以一窥基督教会史的概貌；桂林作为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离不开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人在桂林创办的一所重要医院，在近现代时期发挥救死扶伤的作用，对其展开研究可以更加进一步丰富桂林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这样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医院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在危难事情上救助伤民和伤兵，这很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学界对教会医院研究的关注

近些年学术界对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研究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这些都属于基督教会史和慈善史范畴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另外，学术界的一些对教会医院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研究有重要的参考借鉴。

（二）选题意义

1.学术意义

以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作为个案研究，理清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发展历史，对桂林近现代基督教会史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并有助于推动桂林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活动对桂林近现代社会产生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客观上促进桂林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现实意义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在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背景下成立、运作和发展，并在社会上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对于现在人民政府积极鼓励医院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当前地方基督教会开展的义诊和疗养院等活动有一些借鉴作用。此外，政府要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离不开对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而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曾是20世纪初美国人在桂林创办的一所重要医院，在桂林近现代史上发挥了救死扶伤的作用。而不断挖掘桂林近代教会医院的历史，必然进一步丰富桂林历史文化的底蕴，促进桂林历史文化城的建设。

（三）文献综述

1.关于近代桂林教会医院的研究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近代教会史的研究，其中教会医院是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时期，一些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提到近代桂林教会医院。如广西统计局的《广西年鉴》（广西统计局，1934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中国基督教会年鉴》（广学会，1934年），易熙吾的《桂林市年鉴》（桂林市政府，1949年），张力、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河南省人民医院史》（1987年），刘国柱的《中国就医指南》（北京日报出版社，1988年），兰芳馨的《中国医院大全 福建 广东 广西分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桂林市鉴编纂委员会的《桂林市鉴》（漓江出版社，1993年），曾有云、许正平的《桂林旅游大典》（漓江出版社，1993年），袁凤兰的《桂林经济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何信泉的《培正校史 1889——1994》（《培正校史》编委会出版社，1994年），陈康颐的《应用法医学总论》（群众出版社，1995年），北京青年报读物编辑部的《透视激荡的年代——北京青年报精华文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刘粤声的《广州基督教概况》（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高榕的《桂林革命史迹》（漓江出版社，1997年），黄家城的《桂林旅游史略》（漓江出版社，1998年），钟文典的《广西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贤、汤杰的《桂林历史文化名城》（漓江出版社，1999年），经书威的《郑州大辞典》（郑州中籍出版社，2002年），徐永志的《融溶与冲突——清末民国间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广西医学会、广西放射学分会的《广西放射学分会专业人员、大型设备、放射科年鉴手册》（2003年），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陈康颐的《现代法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林英海、葛纪谦的《河南当代人物辞典》（河南当代人物辞典编纂委员会，2006年），高雄、张秀隆的《桂林辉煌五十年——中共桂林地方史大事记（1949——199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梁超然的《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钟文典的《桂林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国坚的《广西卫生5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池子华、曹金国、薛丽蓉、薛智海的《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黄彩莲的《福音在南陲》（浸信会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李忠杰的《广西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和颜小华的《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年鉴和通史著作等，内在章节都涉及到中国及广西和桂林近代教会医院的历史，它们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学术论文方面，黄家理的《桂林地区基督教历史问题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谢铭的《论广西基督教的医疗事业》（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滕兰花和梁刚毅的《近代广西西方宗教的慈善事业评述》（《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钟霞和甘庆华的《近代广西慈善事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唐凌和付广华的《论抗战时期桂林人口伤亡》（《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5第4期），方连英的《近代广西城乡关系变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东和徐永志的《清末民国西方教会在边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活动述略》（《经纪人学报》，2006年第3期），巫文生和唐咸明的《论抗战时期广西两次沦陷期间的医药损失》（《柳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吴宁的《美南浸信会在华南传教活动研究（1836——1912）》（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吴宁和汤开建的《清末民初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朱凤林的《试论近代广西教会医院》（《沧桑》，2008年第4期），朱凤林和梁红玉的《传教士与广西近代卫生事业》（《传承》，2008年第4期），郭艳红的《近代广西的慈善事业》（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董纯金的《近代广西教会慈善事业》（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龙建军的《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林凤等的《抗战时期基督宗教在广西的救亡运动》（《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任佩的《民国时期广西旅游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官千翔的《风雨中的守望：桂林道生医院发展史略（1911——1950）》（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都涉及到近代桂林教会医院的历史。

这些成果，从中可以窥视到20余年对于中国及广西和桂林近代教会医院史的研究情况。从成果的研究内容来看，一开始认为西方传教士凭借帝国主义列强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设立教会医院，根本目的是传教，宗旨是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而服务的。从1951年到1990年这39年间教会医院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后来的论文则通过史实，在证明基督教传教士及教会的初衷是为传教这一本质目的外，客观上对当地医疗救助和社会慈善事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关于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方面的研究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作为一所地方性教会医院，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有些零星的介绍性文字，主要是简要地提到该院的历史发展概貌，还称不上研究性成果。2016年，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为筹备建院100周年庆典，对其前身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并且编写出《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百年纪念画册》和《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无论历史材料，还是具体内容，都不详实，难以令人满意。

  （四）资料来源

本论文的研究以文献资料为主，包括亲历者的手笔、历史时期的教会杂志、医院报告、报纸及医院院志和地方文史资料。如《广西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梧州文史资料选辑》、《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桂林市宗教志》、《广西通志 宗教志》、《桂林文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李任仁诗文选》、《桂林市志》、《资源县志》、《桂林漓江志》、《广西大百科全书》、《桂林市基督教堂百年纪念画册》、《桂林市叠彩区志》、《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百年纪念画册》、《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真光》、《宣道声》、《真光杂志》、《浸会通讯》、《两广浸信会联会第六十三届年会年会日刊》、《广西日报》、《桂林日报》、《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报》、《健康报》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厘清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发展历程，阐述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影响。

二、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成立背景

桂林局面、教会西来和医药布道是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成立背景。其中，桂林局面是内部条件，教会西来及其医药布道是外部条件，两者相互结合，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力地促成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成立。

（一）桂林局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各个省份纷纷响应。广西省在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的带领下，响应改旗易帜，拥护民主共和。在这种革命浪潮的直接影响下，广西省的省会从桂林迁入南宁。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随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教育、科技和卫生等事业，正如传教士所言，原来有外国人援助的现代科技与教育才有发挥作用的环境，这些新事物的到来和新政体的建立彻底摧毁古老的体制和传统的信仰以及地方风俗。其中，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信教的自由。此时，国内基督徒的社会地位明显改善。

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至1916年，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是广西省的实际领导者，此时广西省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虽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很快窃取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权，但是军阀专制独裁的波浪没有迅速波及到广西省。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落户提供契机。

 （二）教会西来

1.民教关系

1840年6月28日，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美国派遣军舰到中国为英军声援，在1842年8月上旬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代表清王朝政府被迫在南京英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同璞鼎查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王朝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后，美国派遣专使顾盛到中国恐吓，声称美国必须先让中国人民再受到战争的灾难。1844年7月3日，清王朝经不起恐吓，派出耆英和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基督教堂和医院等。1844年8月14日，法国政府派遣的专使拉萼尼率领八艘兵船抵达澳门，进行讹诈，10月24日耆英被迫签订中法《黄埔条约》。《黄埔条约》规定给清王朝政府强加保护基督教堂的义务，为以后外国侵略者利用权利派遣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等活动埋下伏笔。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批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过渡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桂林亦受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1852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1]神甫马赖在主教李播的指示下，从香港出发，在东江遇劫后返回。1853年12月26日，又从广州出发，经湖南而非法潜入贵阳，并在此地滞留，学习语言。1855年冬，他受贵州天主教会派遣，穿上彝族服装，打扮成少数民族模样，和助手中国男信徒白满、卢家两兄弟、巫老六、女信徒曹贵英等混入人群中，潜赴到广西泗城府西林县白家寨传教。到达西林县后，广收无赖加入基督教，把传教点扩大到县边的安定、常井、渭洛、板坡和那满等乡村。清朝晚期，西林县成为广西民族地区最早接受天主教的地方，当地入教的人中大多都是彝族和汉族，其次是壮族。他利用传教等名义，个人行为不检，欺压人民，作恶多端，并且纵容包庇基督教民横行乡里胡作非为，激起人民的愤怒。1856年夏，马赖准备前往省城桂林发展基督教务时，西林县乡民把马赖告上县衙，西林县知县黄德明带马赖到县署，劝他离开。马赖离开西林县，回到贵州。然而几个月后（12月14日）他又进入西林县板坡村，当时西林县知县已经是张鸣凤，他一改前知县黄德明迁就的做法，对不法基督徒严加惩处，又根据朝廷法令，命令马赖离开此地。但是，马赖没有理睬，他及其25名中国基督徒同时被捕。西林县当局审讯后，处死马赖、白满和曹贵英。这是震惊中外的“马神甫事件”，又被称为西林教案。这本是清朝地方政府合法的正义之举，却成为窥探中国垂涎已久的法国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屈辱地投降。1858年6月18日，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卫廉逼迫清王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当月26日和27日，桂良等代表清政府分别和英法代表在天津相继签订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人员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和自由传教等条款，给予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合法传教的地位。《天津条约》签订后，清王朝被迫实行宽容传教的政策。1860年9月24日和25日，奕䜣在英法的无理威胁和俄国大使的恫吓逼降下分别和英国侵略者额尔金、法国侵略者葛罗交换《天津条约》，并且签订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各自包含十条内容，又被称为《续增条约》，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这就大大有利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导致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1868年6月，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讲中兴奋地宣称，中国已经准备邀请传教士在每个山头和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19世纪后半期，广西省社会经济的落后和文教事业的因循守旧互为联系，使广西省走向近代化的步履特别艰难。广西省尚且如此，远离海洋、相对封闭的桂林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

桂林的近代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久远，在旧学和新学方面都取得很多成就。近代社会急剧变革，桂林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的许多领域明显变化。

在近代除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外，桂林居民信仰基督教的情况，是西方传教士进入桂林后产生的。就宗教文化本身而言，体现了海洋和内陆文化之间的冲突。海洋文化开放，生成和发展空间以海洋为主。从价值取向而言具有慕利性，从历史的形态而言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而内陆文化相对保守，生成空间主要以大陆为主，固有的地理特征使内陆文化具有一种封闭、保守、墨守成规、求稳太平和害怕社会变化的文化特质。这两种文化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所以，当基督教文化以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进入相对保守的广西省后，在与内陆文化的相互接触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文化之间的碰撞，如果处理不当，人民群众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会产生。

最先试图进入桂林的西方传教士是美国南方浸信会^[2]的纪好弼和璧摩两个人。1860年他们两个人从广东出发，雇佣船只，经过梧州，沿着抚河，到达桂林，并准备传教。他们是最早到达桂林的西方传教士。桂林人民极其反对纪好弼和璧摩的来临，于是将他们雇佣的船只“付诸焚如，驱逐出境，显警告不得重返该地”^[3]。即使这样，他们也并不甘心。1865年再次从梧州出发，前往桂林，在沿途与人交谈，发放福音书籍，“既达，全城民众，群起反抗，限令纪牧立即离境，永不许再至。”^[4]他们在船上待几个月，最后只好离开。1878年，纪好弼担任广西天主教区正监牧主教，到达桂林后，试图建立传教基地，但是仍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个在桂林建立传教机构的基督教会是美国宣道会^[5]。1898年，美国宣道会传教士孔道宏坐船到达桂林，和之前的纪好弼、璧摩所遭遇的一样，桂林人民亦十分反对其到来。所以，他无法上岸租房，只能在船上住宿。他想想方法，仿照三百年前明朝时候的利玛窦的做法，穿上中国服装，弄假辫子，在街上用药物给人民治病，掩护其传教活动，这样持续几个月。人们对他的行为有一定的认可后，他要挟临桂县府保护，在南门租赁一栋房屋，作为住宅和礼拜堂。他用恩惠引诱人民，使基督徒愈加增多，两次扩建南门教堂。1907年在桂林中山中路建立宣道会教堂，“孔道宏牧师是来桂林传福音并在桂林创建教堂的第一人。”^[6]他先后在附近县城及乡镇建立多个教堂，“在恭城县城、平乐县沙子镇、六塘、罗锦、会仙、塘头、油麻、海大、高尚田、董家巷、矮岭、秧塘、黄冕等十四处建立了宣道会礼拜堂和创立了宣道会华南教区桂林区会，共发展信徒三百多人”^[7]，这些基督教堂构成教会在桂林地区最初的布道网。

第二个在桂林建立传教机构的基督教会是英国圣公会^[8]。1899年，英国圣公会香港教区传教士斐乐义夫妇坐船从香港出发，经梧州，到达桂林，并和之前的纪好弼、璧摩、孔道宏的遭遇一样，人们同样反对其到达桂林。因此，斐乐义夫妇不敢上岸，而是持续几个月在船上住着。斐乐义无奈地仿照利玛窦和孔道宏，穿上中国服装，弄假辫子。“斐乐义得宋崇真协助，工作日益活跃，经常出外传道、治病，因此听道者亦日众，斐遂乘机租得文昌门李淑端房屋，作传道之用”^[9]。1900年，斐乐义因为义和团事件，惊慌失措地避离桂林，回到英国。“1901年斐乐义谐同两名英国传教士雷济民和蔡仁和一道重返桂林，通过赠医施药在桂林发展了第一个信徒宋崇真”^[10]，在八角塘建立圣公会。1905年又在十字街建立圣公会圣约翰礼拜堂，包含一座前外堂楼房和后礼堂平房，“建筑面积共约四百平方米。”^[11]1909年，圣公会建立桂湘教区，“作为中华圣公会第九个教区”^[12]，以南到桂林和北到湘潭的桂北湘南地区作为传教基地。1913年，在灵川和兴安界首王排街建立圣公会，1914年在兴安北区东桂村建立圣公会。英国圣公会在桂林附近逐渐发展壮大。

第三个在桂林建立传教机构的基督教会是美国南方浸信会。由于宣道会和圣公会的势力在桂林发展，所以浸信会能够顺利进入桂林。1910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决定在桂林开基，卢信恩牧师从梧州出发，乘船到达桂林，经过之前纪好弼、璧摩、孔道宏和斐乐义夫妇的传教铺垫，桂林人比以前认同外国传教士，所以这次卢信恩比较顺利地到达桂林。从1912年到1916年是桂林浸信会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在这个时期内成立。1912年5月，卢信恩到达桂林后，在右营街租赁一间居民房屋作为住处，并举家搬迁至此，又在十字街租赁房屋建立礼拜堂，以此作为传教基地，每个星期天基督教友参加活动。在传教士包厚德和沈多龄等到达桂林后，卢信恩“花银6万两低价强买桂林高井街周家寡妇的李子园”^[13]，将其作为传教大本营，“建筑住宅、学校和可容1200个人的大型礼拜堂”^[14]，“桂林开基成为广西第二个传教中心。”^[15]

2.书楼讲道

卢信恩为扩大影响力，在桂林的北门、西门和水东门外建立基督教会福音分堂，为门外的人们传教；在河上设立福音船，向漓江一带的人们传教；还在野外设立福音幕，端履宾和余崇才带福音幕到处布道，向人们宣讲基督教义；在基督教会对面书店的集中地下十字街“开办真光书楼”^[16]等。真光书楼用书报做文字宣传，工作范围很大，分为阅书部、借书部和卖书部。书楼主任历来都是中国人，包括传道人刘焕廷、刘晤愚、秦善崇、翁泽芬、邓毅候、谢东友、冯子东、王土祥、张扬胜、李增艳、张达光、冯柱臣、殷普仁、尹又伊和何瑞珍等。书楼的负责人除负责管理书楼外，还要在基督教会的晚上聚会上讲道。卢信恩认为除这些人工工作外，书楼发挥传福音的重要功能，他们每年安排数次聚会，在基督教会的门口组成欢迎队，邀请路人听喜乐的消息，听道后邀请他们穿过街道，进入书楼，向他们推荐《圣经》等，最后欢迎他们继续去书楼看书。书楼的书以美丽的外观吸引人们，而书楼的开放时间是早晨七点至晚上九点或十点。书楼主任礼貌地欢迎读者，当书楼里的人较少时，主任会用留声机吸引更多的人。书楼售的书以《圣经》为主，同时还有科学和哲学等一些书籍和报刊杂志，主要的销售对象是学生。书楼不仅是售书传道的地方，使一些知识分子受洗，并且是知识界阅读书报的地方，使知识界获得新知识、开阔眼界。“1913年3月20日，教会正式成立。荔浦、平乐、永福等处基址，相继附入。”^[17]桂林浸信会成为广西省官话区传教中心，卢信恩是牧师，覃世椿和黄作楹是男传道，陈益姑是女传道，刘焕廷是会役。基督教会除原来的寺村和同安教会外，还把修仁的六寨、荔浦的宝村、富川的大田寨、贺县的沙田和元头龚的传教点归入传教区统一管理。

当西方国家基督教会势力试图进入桂林时，遭到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一些传教士给桂林人民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其中天主堂主教赖保利最横行霸道，孔道宏粗暴，品质恶劣，甚至包庇土匪恶霸，欺压官厅。每次遭到民教诉讼案件，教会总会干预诉讼，偏袒教民，欺凌百姓，临桂县知事奉命，不敢拒绝教会的无理要求。由于教会横行，而官府惧怕教会，光绪末年曾发生过反对外国教会的全县教案。

3.女校福（音）传（播）

西方国家基督教会势力的到来却给桂林带来新的文化知识，拓展人们的新视野。比如，1907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办法中文学堂；1914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创办培真女校和增贤女学，其中培真女校在平乐和同安均有分校；1889年在广州开办培正中学，后来在永福、罗锦、平乐和同安等地方设立分校等。美国传教士深深觉察到向妇女传教的不易，于是把办女校作为有效的手段，用以联络他人。卢信恩及其妻子多次向上帝衷心祈祷，1914年开办三层楼的培真女校，初办时在太史巷租赁民房，将其作为女校宿舍，张小白担任教员，但是学生并不多。

4.医院助医兴道

开办医院和药局等的慈善事业，主要有英国圣公会开办的道生医院。桂林基督教会成立后，斐乐义欲开展医务工作，“故要求英国差会派一医生前来协助，第一个来桂林的医师”^[18]是英国女教士柏德贞，当时西医极少，女医师更少，而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一般妇女都喜欢女医师看病，于是柏德贞立即利用这有利机会，在北门开设诊所，并逐渐购买地皮，建造房屋，1911年6月在桂林中山中路179号正式成立道生医院。随后，陈锡恩和金指真到桂林协助医务工作，医院的治疗范围扩大，并以妇科为主。为加强医药活动，柏德恩和金指真招收一批中国妇女学习助产术，训练一批中国护士和药剂师。“柏得贞第一次休假回国时”^[19]，积极为医院号召募捐，用以增加传教资本、扩大医院规模，增设男病室、聘用男医生。后来，英国女护士韦华英在兴安成立道生医生分院，起初只设妇科门诊。这些都是基督教会在桂林医药布道的开始。基督教会学校的开办亦是为培养护士以协助医院工作的开展，其在学制、课程、教材和教法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式教育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开创开设女子学校和推动女子教育的新风尚，并为桂林带来新的医疗知识。

虽然西方文化进入桂林及其周边地区的时间比较晚，但在桂林近代文化中的中西交融的时代特征相当明显。桂林作为近代广西省文化中心，常常主导着广西省的文化嬗变过程。就现实意义而言，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助于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城市的建设。

 （三）医药布道

医药传道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根据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具体来说是根据沿海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一种传教方法，是由基督教会派遣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医生到其它地区开办医院及医疗教育机构，以协助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目的，向当地居民提供义务性的医疗服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传教士的行医送药、布道、发放宣传品和举行仪式等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医药布道不仅有利于人们信仰基督教，并且符合耶稣基督的济世救人的精神。因此当时，治病救人在中国既可以很好地体现基督教思想，又能更好地使民众接纳外来事物。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个部分，是一部文字优美的作品，其中有丰富的基督教医药布道思想。《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讲到，耶稣洁净1个麻风病人，治好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加大拉被鬼附的人、瘫痪病人、睚鲁的女儿、血漏妇女、被鬼附的哑巴、伯赛大的盲人、盲人巴底买、有萎缩的手的人、革尼撒勒的病人、聋哑人、被污鬼附身的孩子、患水臌病的人、10个麻风病人、大臣的儿子和天生失明的人等，在毕士大池边治病，医治1个驼背的女人，耶稣的门徒彼得治好1个瘸腿的人，耶稣和他的门徒治好许多病人。基督信仰认为，疾病是罪带来的结果，耶稣基督传道从治病开始，但是治病并非其核心目的，只是为显示耶稣是人身体和灵魂的主宰，有治愈人的身体和救拔人的灵魂的权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拯救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他让他的门徒到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并透过圣灵赐给他们力量，使其能将罪人带到自己面前以治愈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得到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所以，基督徒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办医院不仅是一种慈善手段，还是一种传福音手段，核心是宣扬耶稣基督。基督信仰认为，人是灵、魂和体的结合，其中灵是人和上帝相交通联合的部分；魂是人的意志、理性和情感；体是指人的身体。一个灵魂和肉体都健康的人，应该是灵辖制魂和魂辖制体，如果人的灵和上帝之间有完全的交通，是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人，他的意志、理性和情感完全被神主宰，意志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理性被上帝的真理充满，情感完全是上帝爱的情感，身体会成为上帝的工具，整个灵、魂、体完全和上帝相连，他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的健康。而当人犯罪以后，灵就死，和上帝完全隔绝联系，灵不能辖制魂，意志完全脱离神的意志，而以自己为中心，理性脱离神的正道，情感脱离神的爱，接下来败坏的意志、理性和情感会毒害身体，进而损害健康，疾病是这样来的。所以，要治愈人身体的疾病，恢复身体的健康，就要归正人的意志、情感和理性，而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信仰耶稣基督，重新与神和好，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关系，就可以得到重生的生命，人的灵活过来。而透过和基督的联合，管理和归正人的意志、理性、情感和身体健康。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医药布道思想的本源，而基督教的医药布道思想是教会医院成立的思想来源。

在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建立前，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医院如火如荼。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创建时，中国基督教会已经在主要的城市建立起医院，比如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创建的博济医院和英国循道会在佛山创建的循道医院。广西境内有英国圣公会在北海创建的普仁医院，英国循道会在梧州创建的梧州西医院和美国浸信会在梧州创建的思达医院等。这些医院和中国传统医局不一样，它们常年的经费基本来源于基督教会所在国社会的捐助。医院以西医为主，对普通百姓实行免费诊治或者少收诊疗费，行医传教。

20世纪后，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各个差会组织越发意识到，医疗和教育是打开中国传教的主要路径。 桂林作为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的广西省省会，在各个方面上都曾引领全省对外开放风气之先。比如说医院，当时广西省的医疗条件总体上比较落后。20世纪后，沿海一带已经建立西医院，但是广西省的百姓有病主要找中医看诊或者硬撑着过去。

三、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发展历程

1916年10月5日，桂林浸信会医院正式开诊。1925年，医院在反教风波中受到了强大冲击。1940年7月24日到1944年，医院屡次遭受日军轰炸，最终毁于战火。1946年，医院在教会和地方的支持下得以开始重建，两年后恢复医务工作。1948年2月中旬，该院与河南郑州浸信会华美医院合并，改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1951年10月31日又更名为桂林市工人医院。从1916年到1951年间，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存在了35年，可谓风雨摇荡，历经社会沧桑，但其救死扶伤，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医疗救助活动，为其赢得了社会的赞许，也缓解了地方的社会救济压力。新中国成立后，桂林浸信会医院也最终由西方人主导转为投入到人民政府的怀抱，继续发挥其医疗服务社会的功能。

（一）初建时期

1.对外开诊

1916年秋，美国医生穆夏应桂林浸信会和两广浸信会联会的邀请，乘坐船逆江而上由广州到达桂林，中国医生区振声^[20]随后也到达桂林，在卢信恩的协助下，他们在日升巷（今中山中路）南端租赁一间居民房屋作为临时诊所，当年10月5日对外开诊。从桂林西医历史的发展来看，其创建“只用了一百五十美元建院，成为差会在广西的第二间医院。”^[21]1903年美国医生麦惠来为纪念他的亲属思达牧师 “捐资2500元美金在梧州兴建一所医院”^[22]，取名思达医院，成为浸信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所新教教会医院，1951年改名梧州市工人医院。

初期医院开办后，遵循西方在华教会医院的惯例，穆夏担任院长和责任医生，主持日常院务工作。医院实行院长兼管制，院长负责处理院内外事务及医疗业务。华人医生区振声担任副院长。“医院创办之初仅有医生2人，护士1人”^[23]，没有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仅有驻院传道人在医院宣讲福音。当时，医院只设有一个门诊，并且只有内儿科，均由穆夏和区振声负责，没有病房，穆夏和区振声的医学技术水平都很好，短时间内在桂林市民中传开了，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其中，区振声擅长内儿科业务，本人医德高尚，实心实意为病人着想，获得人们的敬重。

当时，凡是就诊的病人都实行免费挂号，就诊前坐在候诊室听传道人讲道。传道人宣讲福音时，不可避免地要唱基督教的圣乐。基督教的神职人员用柔和与美妙的音乐打动人们的内心，希望以此潜移默化影响人们。作为基督教会的慈善性机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凡遇贫穷者都可免除药费。每天共有约50人看病，并以医务推动基督教务的发展。医院虽然只有一些简单的器械，但是都具有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

1918年，经过一年多的医疗服务，这家诊所在高井脚（今乐群路东段）购置一间居民房屋，并乔迁至此重新开诊，并从基督教会里聘请丘琪祥过来候诊和传道。“每日就诊六、七十人。”^[24]当时，医院隶属于桂林浸信会和两广浸信会联会^[25]，两广浸信会联会向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部和西差会申请拨付医院的大宗款项。美国南方浸信会通过两广浸信会联会，控制医院大权。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处于贫苦劳疾中的人民群众逐渐增多起来。1919年，医院为救治更多的病人，在浸信会的帮助下新增10余名医生和护士，改善为广大受难群众提供的医疗救助服务。至此，医院的医务活动逐渐发展。

由于到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在1920年“医院筹集到4万余银元”^[26]购地，“在平章庙街（今桂林市乐群路）兴建1座3层楼房”^[27]，“每层有20——30间房。”^[28]1920年，医院大楼使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这座大楼是桂林最高大的建筑物之一。其时，“院分三层”^[29]，大楼一楼有讲道候诊室、药库、检查室、厨房、食堂、洗衣房和食品贮藏室等，没有专职的药剂工作人员，穆夏负责管理后勤。二楼有图书室、特别候诊室、检查室、护士室、医师办公室和留医病房等，背面正中有通楼下的骑楼。三楼有化验室、手术科室、麻醉室和留医留产病室等，化验室里一共有两台显微镜，能够做一些常规的化验，麻醉室主要用乙醚开放、静脉复合和局部麻醉，手术医生负责工作。医院四周有几亩空地，并被当做鱼池花园，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很适合病人康复，因此许多人慕名前往诊治。“至1920年增至4名医生，6名护士，其他职工8名。”^[30]医院设立有内儿科、外（五官）科、妇产科门诊、外科处置室和相关科室，穆夏和区振声兼任内科主任。

扩建后的医院，华人医生彭瑞萍负责妇产科门诊，以治疗常见的妇科炎症和功能性妇科疾病为主，产科以分娩为主。“病床共50张，常住院病人约20人，日均门诊量约50人次”^[31]。医院的服务对象来自各个阶层，此期穷人仍然可以免费看病。内科主要是看呼吸和消化等常见病。手术科室由于没有血源，只能做砂眼、倒睫、赘肉和鼻息肉切除等常见的一些普通外科小手术。随后，医院从美国招来一些医术比较好的医生主诊，每天慕名看病的人增加很多。1921年，桂林浸信会派来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史密斯到医院主持院务，并担任外科主任。

这时医院共有19名员工，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1人，占57.9%，行政管理人员8人，占42.1%。1922年2月22日，美国南方浸信会总干事到达桂林，新医院按照基督教会的惯例，举行盛大的奉献典礼，“病床数目超过一百张。”^[32]

1921年，孙中山到达桂林，宣扬北伐战争的革命思想，桂林民众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达到顶峰。陆荣廷绿林出身，为人义气，落草为寇时不抢中国人，有新式思想。所以在义气千秋的年代里，陆荣廷能够有效地控制匪患的恶化。随后，陆荣廷发行纸币，平抑物价。并建立发电厂、公路建设、纺纱厂和丝厂，成立广西师范学校和桂林女子师范学校，并往海外派遣留学生，广西省呈现出一派开放祥和的气象。对于社会秩序，陆荣廷坚持禁烟和鸦片等措施，初显成效，对于广西省近代动荡的社会，是一股清流，但是后期效果大打折扣。

“旧桂系时期，兵匪作恶，军阀混战，祸害严重。”^[33]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一方面依靠英美列强，另一方面大肆扩充军队，为支付庞大的军费，除举借外债和增发内债外，无止境地增加捐税，使桂林人民群众在战争和赋税等袭击下，苦难不堪言状，身心俱残。有意思的是，军阀混战把不相干的基督教会牵连到其中。1920年和1921年，两次粤桂战争相继爆发时，各路军阀基本交替控制桂林，各个基督教会深受其影响。入桂粤军从梧州沿河直达龙州和百色，对各个乡镇恣意骚扰、劫掠、屠杀和焚烧。1922年，桂林牧区的基督教会遭遇云南和桂林军队的厮杀，教堂被洗劫5次。

1924年，陆荣廷接受广西省善后督办的任命，到达桂林。“1924年桂林因军阀内战被围了七十七天”^[34]，爆发两个多月的厮杀，因为“历时77天”^[35]，所以被称为七十七天围城，史称围城事件。沈陆决战^[36]中死于炮弹下的有几百人，居民都搬到山里躲避。

当时，城外有军阀，城内有匪徒。在这几十天中，死难者人数众多，却毫无办法将其抬出城外进行埋葬，所以尸体随处可见。饥荒是桂林面临最紧急的问题，所有库存的粮食都已经耗尽。因为无人留有存粮，穷苦受难者无法从他人手中得到任何救济。大量的棺柩被堆放在阴暗的角落里，犬类消失，甚至花草树木被烧光。这是一座丑陋的城，传染病在全市散播开来，社会秩序愈加混乱，大量的人冲入店铺尽可能地抢夺各种商品。8月24日，沈鸿英的部队终于攻克桂林，陆荣廷部队败走全州。沈鸿英将陆荣廷赶出桂林后，开始暴行逆施，勾结土匪，无恶不作，桂林百姓的生活依旧苦不堪言。在随后的李宗仁和黄绍竑联军的倒陆战争、讨沈战争中，兵匪趁火打劫，新桂系军阀崛起，李宗仁和白崇禧带着军队击退沈鸿英，从而奠定新桂系军阀的地位。但是，沈鸿英并未轻言放弃，撤离桂林时，把军火留在山洞中，以待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或引爆炸弹，妄想玉石俱焚。沈鸿英的军队退出桂林后，桂林爆发传染病。战争造成广西省各个乡镇破败，医疗机构少，人民群众颠沛流离，当时处于缺医少药的困境是普遍现象，这就造成当时桂林人民多伤病。

1924年，桂林全城笼罩在军阀混战的巨大压力下，战争造成了民众和官兵的重大伤亡，而且战争所导致的传染病在全市散播开来，此时桂林浸信会医院更多的医疗工作投入到了因战时受伤的群众和官兵中，同时还要防止疫病的发生和救治受疫病感染的百姓。

2.反教风波

反教风波指20世纪20年代中国非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思想源于五四革新运动。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外国各个基督教会控制在中国的传道事业。所以，爱国人士提出基督教会本色化，即中国人建立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会。对于自立而言，经济独立是关键，从客观的时代背景来看，尽管随后河北省的赵紫宸^[37]等基督教领袖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中国本色化教会，但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社会里，尤其是教会，还要担负起救济等社会责任，完全的经济自立具有很大难度。

1919年5月4日，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在京兆地方（今北京市）爆发的反帝反封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中国革命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快速发展的势头并没有保持，而是随着1922年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而遭遇挫折。这种呼吁基督教会自立的浪潮第一次小高潮是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内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参加者来自三十多个国家”^[38]，“计外国146人，我国各省区出席代表有400余人”^[39]。清华学校的非基督徒学生听说4月有这样的聚会，便起先在3月联合反对，9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这宣言以社会主义为立场，认为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资本主义支配经济的会议，宗教非科学，阻碍进化，基督教是文化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先锋，并且号召学生共同抵制此同盟，爱国学生纷纷响应。这些言论被集结成书，四处分发，对社会舆论造成很大的影响。“随后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5位学者发表宣言提出中立立场”^[40]，呼吁在法律下应当自由信仰宗教。这场论战从学术界逐渐蔓延到社会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基本都支持学生的观点。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支持非基督教运动。中国国民党的朱执信曾著有《耶稣是什么东西》，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曾著有《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对学生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并未引起大规模的反洋运动，一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不久之后，清华学校的学生在学校的支持下，把《清华周刊》的第33期改成《铲除基督教专刊》。接着，全国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尤以广州市最为激烈，《国民日报》创办《反基周刊》。上海市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又有77人签名的名单。”^[41]很多学校的学生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和分队演讲，形成巨大的声势，这是知识界进行的大规模和平反对基督教的斗争，1924年8月重新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基督教，并且出版《非基督教特刊》，联络中国其它各个地方的运动。南京市、苏州市、广东省、湖南省、湖北省、青岛市、重庆市和太原市等地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发展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同收回教育权运动汇合在一起。1924年，在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组织的推动下，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教育和宗教分离、取缔外国人在中国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决议案，基督教会学校的发展受到阻遏。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何应钦、胡汉民、张静江、古应芬和蔡元培等人在江苏省前议会门外举行定都典礼，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场运动渐渐消歇。

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并不偶然，而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科学、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等思想在中国传播并且深入人心的结果，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是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率先运用自然科学常识，驳斥鬼神迷信，揭露复古派用鬼神迷信的畏惧愚弄人民的阴谋，提出用科学代替宗教的口号，认为宗教中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合理的信仰都是偶像，都应该被破坏。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积极意义不容被抹杀，但是对于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而言是一场灾难。到1928年，在中国的传教士从1922年的8300人减少到3150人，即使没有离开的传教士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从内陆迁到沿岸的大城市里，内地的传教活动深受影响。各地基督教会学校学潮迭起，集体罢课和退学现象十分普遍，教会中学的学生人数从1922年的11000人减少至5500人。一些基督教会学校为避免冲突而自行关闭，一部分学校的校产甚至被地方政府没收。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派发传单为抗议无良日本资本家欺压工人”^[42]，并且发表演讲号召收回租界，使中国共产党大受鼓舞。学生的演讲激起市民的反对斗争情绪，租界工部局出动一大批英国武装巡捕镇压学生，于是二者发生冲突，“一百余人被捕。下午万余群众聚集英租界要求释放学生”^[43]，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国武装巡捕对徒手的示威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44]，这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这场历经近10年遍及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对桂林亦产生一定的影响。1925年6月15日，桂林市发生反对基督教文化侵略的风波，各界举行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示威大游行运动，人们破坏浸信会教堂，1个中国基督徒的脸上被贴外国人奴隶和走狗的字样，游街3天。学生因为愤怒，发出颤抖的声音。反对基督教的骚乱导致医院的传道工作暂停了，穆夏和史密斯因为有事离开桂林，回到美国，区振声担任代理院长。

1927年，区振声在《真光》杂志上发表《论痧症》、《论疳积》和《个人卫生谭》，促进医学的发展。1927年，“桂林浸会医院医生区作之来函称，三月廿二日，桂垣因扩大反英运动，内议决一条，收回英国教堂以作宣传之用，竟有地痞乘机打毁英美所有教堂及西人住宅，弟闻信，即往见一桂林县党部党员派人来院制止，幸获保全，储才男校、培真女校、培贤妇校及圣经学校，亦幸无事，闻所毁教堂及住宅，地方各团体有擬赔偿之意，现在每日夜都有学生在街上演说反英之事，并有下乡演讲者，其热心诚可嘉也，同时接家乡讯，桂省各校已不拒信教教员，且有恐聘之不就者前期隨感基督徒与国民资格一条已成陈迹矣，合附认于此，以告关心桂省教会事者。”^[45]这说明的是反英运动声中桂林浸信会医院及学校的情况。

1927年，赵鹍业在《真光》杂志上发表《颂桂林浸会医院区作之医士》一诗，诗云：

“                  颂桂林浸会医院区作之医士 赵鹍业

区医士为记者妹丈，口在桂为真光二十五周纪念特刊广征诗文，故赵君作此赠之，笺注。

天地灵气钟于人，人所贵者七尺身。康强逢吉皆寿民，何以疾病来无困。瘠首烂肠吟以呻，嗜欲乖节摧芳春。我闻和缓俱出泰，生死肉骨乃如神。周礼口师重博询，处方慎重如书绅。望闻问切术本仁，何以斯道今沉沦。吮伤䑛痔为救贫，麦麸芎口多敷陈。儿戏人命实可瞋，礼央求野在西郊。回家神仙罗殊珍，绍跗华佗步后尘。解颅理脑涤脏频，扁鹊换心真绝伦。闻者心服舌为伸，文化轮入潮流新。寿世之木经陶甄。惟我区公作之得传薪，去病如去万斛尘，我邑之人食德而饮醇，今值真光杂志二十五周之良辰，特赋芜词以效口，愿体上天好生之德，毋分中西而畦畛。

赵鹍业初稿”^[46]

从赵鹍业的这份《颂桂林浸会医院区作之医士》来看，区振声的医学技术水平很好，赢得了社会的赞誉。本人医德高尚，实心实意为病人着想，获得人们的敬重。

在非基督教运动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进程开启，在地方上出现一大批本色基督教会。教育的自主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有效发展，学校必须在政府备案，必须增加中国人在学校领导层的比例。反观医学发展，有关医院的规章制度完善。尤其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力度，设立卫生部，在卫生部和后来的卫生署的规划下南京国民政府更加关注地方的卫生行政建设，先后颁布《助产士条例》（1928年）、《医师暂行条例》（1929年）、《西医条例》（1930年）和《外籍医师领证办法》（1931年）等法规。同时，教育部成立医学和助产教育委员会等医疗教育社会团体。其中《医师暂行条例》明确提出，凡是具有医师资格证由卫生部审查后给予医师资质证书，其没有经过核准给证者不能执行医师的业务。而对于在中国的外国医师，条例则规定外国人要在中国行医，必须要有在所属国的医师证书，并且能够在外交部证明。同时，《药师暂行条例》指出药师除配发医师的药方外不能制造贩卖和管理药品。从此，中国医药从业人员有比较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可循。相比于教育领域来说，医疗卫生事业直接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在这次非基督教运动中受到比较小的冲击。医疗事工对于传教事业有更多优势，同时反映出在近代化的历程中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1928年5月至7月两个月，南京国民政府接连针对外国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地产，颁布《取缔外人籍教会医院名义在内地购置产业案》（1928年5月21日）、《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草案》（1928年7月20日）和《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产案》（1928年7月28日），这点对于基督教会医院而言具有一定的冲击。

1928年，反对基督教的风波停止，局势渐渐平稳。基督教会派梧州教会医院的贝雅各医生从梧州出发，到达桂林担任院长和外科主任，主持院务。医院增聘医生，扩充业务。相比于梧州思达医院，桂林浸信会医院的规模比较小。

1929年，区振声离开桂林浸信会医院，开办私人诊所。据1932年统计，“该年门诊量达27218人次。”^[47]当年桂林人口仅为67688人，医院门诊量占桂林人口数的40.1%，平均每天共有大约50人到院就诊。当时，女医生陈文超和林碧凤，男医生田文斌、洪医生都是医院工作者。陈文超任劳任怨，深受广大病人的喜欢，但是1933年10月20日不幸逝世。医院“参与了1935年4月流行性脑膜炎和1938年8月霍乱流行的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到了市民的好评。”^[48]

（二）焚毁时期

1.医院遭遇日军轰炸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据中国的东北三省，使中华民族进入到严重危机的关头，中国抗日战争开始。1935年，中国的华北地区沦陷于日本的军队下。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侵略军向北平（今北京市）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在随后的8年里，中外反对法西斯的人民一起，为反抗外国侵略者而努力奋斗。日本侵略的速度十分迅猛。至1938年底，武汉市和南京市已经相继沦陷。但是由于桂林在西南，日本军队暂时没有攻打过来。所以在全面抗日战争的前几年里，东部大量难民涌入桂林等后方之地。根据统计在涌入桂林的难民中，广西省的流离人民数目已经达到2562400人，占据全广西省人口总数的20.37%。尤其是武汉会战^[49]后，沦陷区人民不断地涌入桂林。根据初步统计，1936年广西省的省会从南宁迁回到桂林时，“桂林只有7万人。”^[50]1937年桂林的人口数是80916人，1938年是91622人，1939年是98157人。1940年11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后的形势需要，桂林县被改为省直辖的桂林市，“当时有人口近20万人。”^[51]1941年桂林的人口数是236226人，1942年是236329人，1943年是306036人。1944年，广西省政府统计当时桂林市区的人口，“拥有正式户口的居民是309，460人”^[52]，不包括流动人口。1945年因为1944年底桂林沦陷，人口快速减少为64374人。这些难民有田汉、郭沫若和梁漱溟等各界文化进步人士，大量文化工作者在桂林齐聚，“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53]，这使得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与当时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重庆市齐名。

抗日战争爆发前，“桂林只是一个仅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城”^[54]，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之后，随着中国大片国土的丧失，一大批人口内迁到桂林，导致桂林人口急剧增加，“最多时达到60万。”^[55]文化人好像候鸟一样，大部分聚集到当时政治气候适宜的桂林。内迁的文化界人士在桂林继续从事文化活动，迅速改变桂林的文化落后面貌。胡愈之曾说，风景秀丽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在几个月内竟然变成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文化城的起止时间是从1938年10月武汉市沦陷后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一共有6年。

此外，沦陷区的一些基督徒随着难民转迁进入桂林，他们继续传道修行。当汉口大学搬到桂林后，桂林的基督徒大幅度地增加，70%的学生都是基督徒，并且积极参加教堂活动。当时，桂林是西南重镇，沿海一带的人在这里集中的有很多，很多基督徒精通圣经。讲道不能马虎，没有真品实货不行。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曾三次来到桂林”^[56]，开展许多抗日救亡活动，其中之一是广泛地接触在桂林包括基督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爱国民主和进步文化人士。1939年5月4日“周恩来第二次到达桂林时，在桂林参议会会议室召开了第三方面人士座谈会”^[57]，邀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当中有杨东淳、胡愈之、千家驹等100多人”^[58]，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代表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全民动员、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和反对倒退的主张，明确抗日战争的斗争方向，坚定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在中国的传教团体负责人召开传教士会议，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战争。1937年10月15日，日本内阁公布《临时内阁参议官制》,任命一些军界、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为内阁参议，参与策划有关中国事变的重要国务，参议官以内阁大臣的资格参加会议，体现举国一致的体制。1938年，日本军队进犯广西省，对桂林和梧州等地发动空袭，这些地方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死伤的平民有700余人。当时，刺耳的敌机完全打乱人民群众的生活节奏。抗战期间，桂林浸信会医院的职工也有一些变动，其中，1939年贝雅各辞职，离开桂林，回到美国。

1940年，医院由包厚德担任院长职务，永福传道人韦恕生担任副院长。1940年桂林空战时，51架日军飞机侵入桂林上空，投放几十枚弹，狂轰滥炸桂林。不幸已经成立24年的设备完善的“桂林浸会医院于七月二十四日被日机轰炸。当场炸死二人，炸伤数人，医院病房多被炸毁。总计药品及院舍建筑费，损失在十万元左右云。”^[59]这说明的是桂林浸信会医院被炸的情况，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见到的。

尽管医院被炸，但是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并没有停止救护工作。“医院借用桂林浸信会办的培真女校（今四会路桂林市防疫站所在处）的部分校舍继续开展门诊工作”^[60]，留下的医生和护士继续救治受伤的人民。期间，医院还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将医院30%的经费用作贫民免费金”^[61]，救治穷苦的病人。这案例充分地显示国难当头时，广西省教会医院与全国一道开展救死扶伤的精神。

1942年3月1日，蒋孝严和蒋孝慈出生于医院。1943年，已经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穆夏再次来到桂林，可惜的是看到医院已经遭日机轰炸。他痛心不已，再次离开桂林，回到美国，专事于募集资金，决定设法重建桂林浸信会医院。

2.医院彻底被毁

然而从1944年10月底开始，日军对桂林发动进攻。至11月8日，桂林彻底沦入日军手里，这是桂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日寇开始了261天对桂林残暴、野蛮的统治”^[62]，侵略者无所不为。美丽的山城很快化为一片焦土，生灵涂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而桂林人民坚持抵抗日军侵略。到1945年7月28日，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愈加好转，盘踞在桂林的日军终被打败，桂林光复。这200多天对于桂林人民而言，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就在日军攻占桂林时，曾在遭受轰炸的原址上重新修建但是还没有迁入的医院大楼，又在日军的再次猛烈炮火中全部焚烧毁坏，医院员工不得不疏散，医务活动全部被迫停止。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又受到严重挑战，这也是美国政府不愿意见到的。

（三)重建时期

1.恢复医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国传教士、医生和护士相继从其它地方回到桂林，当时极为兴奋。根据统计桂林在沦陷前的最盛时期，房屋有大约6万栋。抗日战争焚毁后，只剩下残破不全但是能够住人的房屋有487栋，可谓一片断垣焦土。抗日战争后，桂林是一片极度萧条的景象，都被大火烧毁。田野荒芜，无人打理。妇女负着腕子，拉着简单的旧式犁头。建筑物基本上受到战火的毁灭，每处都要重建。所以当时，建筑材料是缺少的，很难被寻找。1946年7月，“上级教会派遣理力善、陆得理、吴树华等3名美国牧师主持桂林教会、医院、学校的战后复兴工作”^[63]，动工修复医院，但是面对残垣断壁的城市，举步维艰。

而且，1946年和1947年，对于广西人民来说是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社会上有重大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人员伤亡严重。例如，1946年10月桂林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不到半个月时间1000余人生病；1947年1月至5月，广西省的21个县市传播天花病毒，75个县传播痢疾，15个县市传播脑膜炎，18个县市陷于伤寒的恐怖境地里，全省94%的县市都被疟疾所侵袭，死亡总数不下10万人；1947年6月和7月广西省全境遭遇洪涝灾害，一共有63个县受到影响，受灾人民达到1859791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生病，有2万人已经因此丧命，受灾的水田达到4367019亩。严重的传染病和洪涝灾害需要大量相应的社会福利提供，根据统计当时桂林全市仅有36名医师，2名药剂师，33名护士，13位助产士。

1947年至1949年，桂林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因为受到解放战争的影响，货币的变化非常快，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例如黄金一项，上午交易每两黄金可以兑换法币800元，中午涨到1000元或者1200元，甚至于乙向甲购买每两为法币800元的黄金，转到乙手，黄金价值就迅速涨到每两1000元或者1200元，乙获得200元或者400元，再比如第1天上午借款100元，第2天上午还款时，就要连本带利归还130元。

1947年夏，两广浸信会联会为应对如此严重的困境，邀请区振声回到桂林浸信会医院，并且邀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工作的张秋涛医师到医院协助医务，“区、张2人均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并从事医务工作多年的医生，2人均是基督徒”^[64]。区振声担任院长，主持医务工作。1947年秋，桂林方面提请两广浸信会联会考虑改建或者重建医院。两广浸信会联会医务部组成桂林医务工作委办会到桂林实地调查，摒弃改建，同意重建医院，建议在乐群路西前浸信会学校储方中学旧址上新建医院，并且组成桂林医务工作委员会管理医院。“两广联会医务部选举产生了7名理事”^[65]，陆得理、区振声、张秋涛、桂林浸信会执事莫甘霖、广州两广医院院长叶培初、两广浸信会联会医务部董事张新基和美国南方浸信会华南教会主席祝希虔为理事，组成桂林医务工作委员会。1947年12月26日，“两广联会请西差会从救济资金中支付国币3000万元作为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开办费。”^[66]当年，医院做出决定，“以30%的经费用作贫民免费金。”^[67]1948年2月中旬，河南省郑州浸信会华美医院院长艾义梅^[68]带领25名医务人员、职员、工友和家属等一共50余人为躲避解放战争，乘坐飞机到达武汉，再乘坐火车到达桂林，他们带一箱外科手术器械、一张手术床、一台带床德制Sanitas150毫安单焦点自整流X光机、显微镜、药品和被服等东西，和桂林浸信会医院合并，X光机由于医疗场地不够而闲置。

经过重新整合和组织的医院，“全院职工70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17人，占24.3%；工勤人员26人，占37.1%；卫生技术人员27人，占38.6%。”^[69]1948年3月15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诊4年半的桂林浸信会医院在乐群路25号医院原址上恢复开诊。艾义梅担任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区振声担任副院长和内科主任。医院“设50张病床，有7名医生，20名护士，17名职员，26名工友。每日门诊量约百余人，住院者30——40人”^[70]，有外科、妇产科、内科、儿科、五官科诊室、手术室、挂号室和收费处，诊室一共有5个，每个诊室各有1名护士。内科主要是呼吸和消化等常见病，手术科室因为没有血源，只能做膀胱取石、肠梗阻、胃大切和阑尾炎等一些常见手术。妇产科做剖腹产和附件手术，化验室只有一两人，设备简陋，一共有两台美国产的Spench显微镜，有三大常规、尿糖、醋酮、三胆、潜血、康氏反应、肥达氏反应、凡登白定性试验、外裴氏反应、血块收缩和血沉等检验项目，康氏抗原是自己用牛心制作的，“每天病人20——30人”^[71]，X光室有透视和拍片检查。医院建有洗衣房，消毒方法是人工清洗和锅煮，水电维修由工人刘福生负责。

关于医院这段历史，艾义梅在《桂林浸信会医院报告》中有详细记载：

“本会医院自本年三月十五日正式的开始了门诊及流医的工作，以前一个半月，因本院之诸项设备未曾购置妥善，再因医院内之房屋，均为临时职员宿舍之用，然而在此情形之下，亦有相当数目流医的工作进行着，经过了一个半月，以后院内诸项设备，稍较布置就绪。本院已收容普通病者，以及大量流医的工作，下面列出一个本院病人统计表，藉供诸位明瞭本院近半年来之病人数目，及经济收支情形。

同时美南浸信会差会，发给本院四千美元，以供本院修理旧有原址，及职员宿舍设备之用，亦发给本院五千美元，为本年度本院之开办经常费。本院拟于本年底将缮具医院经济进支表数份，送达各处有关机构。藉资明瞭院之详情云。

前接美南浸会差会来函已允本院委办会之要求，决定发十八万美元，在桂林建筑一幢规模宏大的医院，现在一部分业经建筑完竣，其他建筑正在继续计划进行中。兹将现在医院建筑的情形分类于下：

（一)现已建筑完成的：

1.理力善牧师以前未曾修理完工的旧院址，经本院如期继续修理完竣。

2.修理完成一座两层楼房，为本院职员宿舍。

3.修理完成一座住宅，为本院职员之用。

4.在二层楼职工的后面，又重建一座厨房，洗衣房，工人住宅等计七间。

（二）现正继续进行建筑的：

1.医院设备。

2.医院门房及传达室。

3.修理医院前面道路。（按市府原定尺寸）

4.建筑职员厕所。

（三）本年预备计划建筑的：

1.本院门诊部。

2.井和水塔。

3.医院洗衣局。

4.医生宿舍。

5.汽车房。

6.工友住宅。

（四）明年计划建筑的（或本年底可能性动工）

1.留医三层楼房。

2.机器房。

3.护士宿舍。

据说医院前途难处重重，然桂林医院建筑机会，虽能多得，盼望各位同道多为此事代祷，望主施恩早日实现，俾益当地各界，并请两广联会顺利通过下列两项，以便如期进行。

1.关于建筑医院程序及大纲。

2.请求美南差会拨发六千美元为本院一九四九年开办经常费。

附桂林医院病人统计总报表

三七年三月十五至六月十五日

门诊部：

（a）特别门诊人数：

初诊人数 二四三

复诊人数 一四一

共计 三八四

（d）普通门诊人数：

初诊人数 一三〇九

复诊人数 一三〇一

共计 二六一〇

（c）急症人数 四五

（b）外诊 一一

（e）平均每次门诊人数 三九

门诊部共计治疗人数 三〇五〇

住院部：

住院病人 二九六

出院病人 二六八

六月十五日住院人数 二八

共计住院天数 一六二八

每日平均住院人数 一七九

平均每人住院天数 六七

三个月共计治疗人数（门诊加医院天数） 四六七八

免费治疗人数：

门诊人数

新病人 一九八

复病人 一二一

共计免费人数 三一九

门诊共计免费治疗费项 二四六六九四〇〇

住院共计免费治疗费项 七四八五〇〇〇

共计免费治疗费项 三二一五四〇〇〇

自病人收入经济情形：

门诊收入 二二四〇八五五〇〇

住院收入 七三二五一五〇〇〇

共计自病人收入 九五六六〇〇五〇〇”^[72]

从艾义梅的这份《桂林浸信会医院报告》来看，医院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尽管遭受了重创，随后也是重建困难重重，但医院的后续发展和建设还是日见曙光。

2.医院的更名

1948年6月7日，“西差会拨款18万美元用于浸信会医院的建设及购买医疗器械设备”^[73]，新院舍选在乐群路西段97号（今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

“桂林浸会医院战前着落乐群路中，战后已修葺就绪，开始施诊。现有自郑州迁桂林之医生护士多人，一切渐复旧观。但该处噪维非常，不宜静养，故现在该路西端，另建院舍，已完成宿舍一座，其余门诊部不久即可动工。至旧有院舍，预备让出开办浸会中小学云。”^[74]这说明的是桂林浸信会医院兴建新院舍的情况。

当年，医院仍做出同样的决定，“将30%的经费用作贫民免费金。”^[75]1949年2月，桂林浸信会医院新院舍初建完成，搬迁至此，用于维修旧医院和兴建新医院一共花费3万美元。当月8日，新医院开诊，设有一间门诊手术室。当时，没有临床供血，只能做阑尾炎、腹部疝、肠梗阻、膀胱结石和剖腹产等一些中小型手术。目前保存的楼房还有两座，即5号和19号楼，分别为医生办公楼和艾义梅住宅楼，锡安医院旧址是中华民国时期美国浸信会在桂林开展医疗卫生活动的历史见证。

两栋建筑是坐西朝东，是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5号楼的占地面积318平方米，19号楼的占地面积498平方米。旧址两栋建筑周围5米之内为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基线外延10米以内不允许随意建设。就在新医院开诊时期，医院经过两广浸信会联会同意和批准，改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76]医院。此时，区振声是医务部主任，“全院共有职工81人，其中医师7人，护士18人，助产士1人，检验3人，药剂3人，病床增至70张。”^[77]

1949年一年内，有29000人前来医院就诊，平均每天有几十人。1949年3月18日，艾义梅因妻子患病，离开桂林，回到美国。这时美国医生白日安接任院长，蔺秉仁担任外科主任。1949年5月10日，白日安辞职回美，区振声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院务。1949年5月31日，李任仁在医院西楼作有《六十二初度》一诗。1949年6月，美国南方浸信会远东总干事高赐恩乘飞机离开上海，并特意到达桂林，布置国共战争最后时期医院所要面临的应变事宜。当时，在桂林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有关树华、芮客德、任珍宝和班爱琳。高赐恩到桂林后，立即向各方联系，在桂林举行的欢迎会上表示：美国南方浸信会一直关心桂林浸信会，一旦中国共产党接收桂林时，基督教会必定受苦，传教士愿意跟中国基督徒一起受苦。“若桂林教会同意的话，他还可以派二人前来协助，一个是山东的柯少培，另外一个是杨州医院的海克理云”^[78]。高赐恩离开后，桂林浸信会传教士立即按照他的计划开展活动。不久，关树华离开桂林回国。随后，柯少培和海克理先后来到桂林，柯少培负责处理基督教会的工作，曾在菲律宾学习过汉语的海克理于1949年7月担任医院院长，负责医院的所有事务，班爱琳担任内科、外科和妇产科护士长。作为万全之策，美国差会给桂林浸信会及其医院留下一批黄金，作为日常和急需经费使用。医院许诺继续在经济上援助和接济百姓，解放后不停办。有经费和医务人员的保障，此时医院加强施医赠药的救济工作，并渐渐扩大社会影响。一直到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前，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作为慈善医院，一共救济各种贫困流难人员达到10000余人，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

桂林解放前的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进一步打消百姓和基督徒对新政权建设的疑虑。新人民政府尊重宗教团体的信仰自由，愿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和宗教界合作，形成统一战线，要求教会必须开展民族自觉运动，隔断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教会里面的力量和影响，要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建立自治、自养和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79]基督教会，使教会真正地成为一个中国的教会。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中国基督教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走向何处。对于基督教在新中国的处境，在不同的基督徒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虽然一部分基督徒认为教会前途堪忧，但是很多人相信基督教在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11月22日，林彪和罗荣桓在毛泽东的亲笔拟电指示下解放桂林。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桂林时，社会上存在各种猜疑，部分群众因缺乏了解和认识，一时处于慌乱之中。然而，人民解放军的言行举止都展现了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方面，对老百姓没有进行丝毫的骚扰，他们非常正规得体，军人用钱购置食物，借东西也会还回去，很快百姓中的恐慌情绪就消散了。与旧社会有所不同的是，满街悬挂着令人欢欣鼓舞的横幅标语，比如劳动创造世界。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之后人民政府慎重对待宗教，对宗教实行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对宗教徒采取大力争取开展团结教育工作的方针，明确地宣布人民群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各个宗教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教徒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宗教政策的贯彻实行用事实揭穿了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国民政府散布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的谣传。广大基督徒通过在教会内部开展的反帝三自爱国运动，在政治和经济上摆脱西方国家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使基督教团体变成信徒自己管理的宗教团体。广西省的各个宗教逐步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发生根本的变化。桂林市委和政府在宗教领域里推进民主化改革，宗教民主化的核心是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废除宗教领域存在的陋习，推行宗教自治、自养和自传的三自活动，摆脱外国基督教势力的影响。基督教会医院和教堂，仍然被允许继续活动。

1950年2月9日，海克理辞去医院职务，由区振声主持院务。1950年2月22日，院管会举行全院员工大会，改院长制为院务委员会制，选举区振声为主任委员委员，蔺秉仁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还设有几名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报请两广浸信会联会批准。1950年3月，从郑州来到桂林的员工撤离桂林，回到郑州。1950年5月6日，两广浸信会联会医务部董事会批准区振声担任院长，“并聘请张新基、叶培初、芮克德、张秋涛、吴才异、余和善、丁宝玺等7人担任院管委委员。”^[80]1950年9月23日，西方国家传教士纷纷撤离中国后《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篇文章，简称为《基督教宣言》或者《三自宣言》，这是由以中国三自运动教会爱国领袖吴耀宗^[81]为首的40位教会领袖按照人民政府的指示，经过多次讨论、酝酿和最终发起草拟的三自教会改造革新宣言，号召全国信徒认清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基督教的历史事实，尽快地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和自传，表达和人民政府密切合作的意愿，还特地发表一篇题目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这篇宣言。宣言发表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得到全国基督徒的广泛响应，各个地方纷纷掀起支持宣言的签名运动，1个月内签名的基督徒超过1500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教会权力更替运动展开。桂林的爱国基督徒积极签名拥护，并且举行声势浩大的三自革新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响应三自革新的号召，在教会的内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1950年9月27日，“在医院工作的最后一名美国医务人员、护士长班爱琳辞职离桂返美国。”^[82]10月，曹玉珊担任内科护士长，蒋志清担任外科护士长，张秀莲担任妇产科护士长。1950年冬，桂林市基督教界团体响应中国基督教界的爱国革新宣言，筹备桂林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1950年11月，桂林市发现1例天花病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为配合市府卫生科防止天花流行，从12月1日到30日免费为人民接种牛痘。1950年12月，医院成立院务委员会和员工委员会（分为医务和总务办事小组），实行院务委员会制，院长是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般事务由院务委员会处理，后勤由院务委员会总务办事小组管理，重大院务由员工委员会处理，区振声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1月4日，医院全体员工大会开会，决议坚决和美国南方浸信会断绝关系，实行自治和自养，拒绝接受其津贴，并请求桂林市人民政府接管。2月17日，桂林市人民政府成立处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处。1951年3月8日，桂林基督教界团体联合组织正式成立桂林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联合会借助中山中路圣公会原礼拜堂办公，“当时有666人入会”^[83]，组成的单位包括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沈明燧^[84]牧师担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丁宝玺和张学恭担任副主席，章宝罗担任政治时事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少山担任副主任委员，金约瀚担任革新委员会主任委员，丘琪祥担任副主任委员，接管基督教务。

1951年3月，区振声代表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去武汉市，出席中南区卫生部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协商会议。1951年6月，医院正式呈请桂林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且接受其津贴。1951年7月，桂林市人民政府派出接办小组，正式接办医院。从此，医院在行政上受桂林市人民政府卫生科的领导，在业务上受广西省立医学院的指导，并且扩建院舍。1951年9月，浸信会锡安医院不再作为基督教所属单位而退出桂林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1951年10月31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将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更名为桂林市工人医院。”^[85]

四、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行政架构

西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有着其固定的标准，首先医院必须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指导各项工作的实施，其中包括每月的工作报表和所有医护人员定期的工作报告。

有《浸信会医院简明章程》，如下：

“本医院宗旨以医病救灵两者兼重，除诊症外，仍讲福音真经，惟信教与否均诉自由，概不勉强。

本医院专为施治贫寒起见，除礼拜日外，每日赠医施药一次，如同持别药品者，略减

药费少许。赠医时间，每日上午十点钟起挂号，十一点问诊至十二点钟止，过期不候，风雨不停！凡病者初诊挂号收铜元四枚，复诊挂号收铜元二枚，挂号必须在候诊室静候，均依号就诊，不得由院内挽入，恐该争先以致挤拥而乱秩序。

本院特备一等男女诊症室，以便特诊者随到随诊，每日由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五点钟

止，头次诊金共一元，复诊每次六毛，早晚加倍，药费多寡按价另计。凡欲将诊者，请向进庶务处挂号，以便接洽。

凡入本院留医者，先交挂号费共一元，夜间加倍，杂费共一元，每十日外（单居室、普通室）加杂费一元二毛。留医先交上期十天，期满则自缴至出院时，如有剩余照算退回（特等厅房每天十元）、（超等病房每天共二元四角）、（优等厅房每天共二元一角）、（单居室每天口元）、（普通房每天共六角），随来口口每名每日收回膳宿费共四角。入院在上午十一时以前算作一日，十二点后做二日算；出院上午七时算作半日，八时以下作一日算，以上价目均括医药膳宿等费在内，惟须用特别药品时口口另议，但无论何病必先至本院医生诊视、许可始得留医。

凡欲聘请本院医生在本市内出诊者，外国医生每次诊金四元，本国医生每次诊金三元，夜间加倍，轿脚药费另计。

凡到本院留产着，产费起码五元；在本市内出门接生者，产费起码十元，临盆时添女医士随带看护，到门料理；产前诊症照单收诊金，如遇逆产及须用特别药者，手术费另议；凡欲委托理产者须先行到院挂号预缴佛金一元，取回收条为据。

本院床帐毯席台椅具备，留医者除衣服、面巾、面盆外，不用多带别物。

本院统理男妇老幼内外全科，刀针剖割接生等凡来本院就医必当尽法诊治。

凡花柳及戒烟典及须用刀针割治等症之例收回手术费，药费按症面议。

就诊诸君所有各项费用均须亲交到本院庶务处，取回收条为据，兑致有误，另有评细，留医规则披露院内及留医病房。

本院新到检验各种病菌并验血中有无梅毒机。

桂林公平街浸信会医院门牌第六号”

从这份《浸信会医院简明章程》来看，桂林浸信会医院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指导各项工作的实施。

其次对于病人的管理有详备的医务档案汇总，包括病人的个人信息、诊断记录和疾病分类，以便于医生更好地因病治症。最后是临床和看护工作，定期查房，观察病人治疗的进度，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同时综合分析探讨疾病规律，找出传染源头，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在规模上虽然不如国内一些大的基督教会医院，但在管理模式上完全是西式管理模式，这就为医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医院从一开始在经营上就采取自立的原则，以自养为目标。医院对病人根据他们的经济支付能力收取不同的费用，同时开展一些免费的医疗活动，比如，对于穷人免费治疗，对有钱病人收取比较多的费用来补贴对减免穷人的费用后出现的亏空，产生良好的社会声誉。医院刚刚建院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内外科疾病，作为浸信会的慈善性机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有病的人凡是贫穷的都可以免除药费，每天有大约50人去看病，用医务来推动基督教务的发展。1950年11月桂林市发现1例天花病人，医院为配合市政府卫生科的工作，防止天花疾病的流行传播，从12月1日到30日免费为人民接种牛痘。

其次，医院不断加强和外界之间的联系，和知名的基督教会医院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8年2月中旬，“河南郑州华美医院院长、医学博士艾义梅带领20多名医、护、工人及家属共50余人抵桂”^[86]，他们带一箱外科手术器械、一张手术床、一台带床德制Sanitas150毫安单焦点自整流X光机、显微镜、药品和被服等东西，和桂林浸信会医院合并，X光机由于医疗场地不够而闲置起来。

1916年桂林浸信会医院建院初期至1950年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时期，实行的是院长兼管制，院长负责处理医院内外事务兼医务业务工作。1950年12月，医院成立院务委员会和员工委员会（分成医务和总务办事小组），院务委员会处理一般事务，员工委员会处理重大事务。1951年10月31日，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改名为桂林市工人医院。

（一）院长情况

1916年10月5日，穆夏和区振声在卢信恩的协助下创办桂林浸信会医院，穆夏担任医院院长，主持院务。1925年，各地发生反基督教风潮，多数教会机构遭受到冲击并被捣毁，穆夏离开桂林，回到美国，区振声主持医院院务。1928年至1939年，由贝雅各担任医院院长。1940年至1944年，由包厚德担任医院院长。1944年11月8日，医院大楼又遭焚烧毁掉，员工疏散，医务全部停顿。1947年夏，两广联会聘请区振声担任医院院长，主持医务工作。1948年2月，河南省郑州华美医院的部分员工迁到桂林，并入桂林浸信会医院，艾义梅担任桂林浸信会医院院长，区振声担任副院长。1949年2月，医院改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仍由艾义梅担任正院长，区振声担任副院长。至1951年10月，白日安、区振声和海克里先后担任医院院长。1951年10月31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把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改名成桂林市工人医院。医院院长职务逐渐由美国人转换为中国人担任，反映了整个医院由美国办理逐渐转换为中国自办。

（二）职工情况

“1916年建院之初医院仅有职工3人，两名医生，一名护士”^[87]，没有专职行政管理人员。“1920年医院有职工18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8人，占44.4%；卫生技术人员10人，占55.6%。”^[88]

1948年桂林浸信会医院与河南郑州华美医院合并后，“全院职工70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17人，占24.3%；工勤人员26人，占37.1%；卫生技术人员27人，占38.6%。”^[89]

而从职工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医院工作人员逐年增加，也就是说医院人员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整个医院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三）行政科室

1.院部工作室

桂林浸信会医院和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时期，医院没有专门设立办公室。从1916年至1921年间，院务工作由穆夏院长负责。从1925年至1944年间，院务工作先后由中国医生区振声、美国医生贝雅各和包厚德兼任。1949年5月，白日安院长（美国人）辞职，回到美国。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成立院务委员会，区振声担任主任委员，主持院务工作。医院院部工作室制度化，也反映了整个医院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2.医务部

医务部是在院长和业务副院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全院医疗管理工作为核心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1951年前由院长和秘书负责全院行政和业务工作。医院医务部由院长和秘书负责，反映了医院医务部制度稳定。

3、护理部人员

“医院创办之初仅有护士1人。至1920年增至6名护士。”^[90]1948年3月，停诊4年的桂林浸信会医院恢复开诊，“有护士20人。”^[91]1949年医院易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美国医务人员班爱琳任护士长，“有护士18人。”^[92]医院护理部的护士数量在增加，也反映了整个医院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4.总务科

1920年桂林浸信会医院大楼竣工时，设立厨房、食堂、洗衣房和食品储藏室等，后勤事务由担任院长的美国医生穆夏管理。1948年，医院建有洗衣房，对被服消毒使用人工清洗和锅煮。“1948年医院的水、电维修由工人刘福生1人负责”^[93]。1950年12月，后勤工作由院务委员会总务办事小组负责。医院总务科在完善，也反映了整个医院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5.门诊部

（1）科室设置

1920年，桂林浸信会医院门诊开设内儿科、外科、妇产科和外科处置室。1948年3月，桂林浸信会医院在门诊增设五官科诊室和手术室，“共有诊室5个。各诊室有1名护士”^[94]，另外设立挂号室和收费处。医院科室在增多，也反映了整个医院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2）工作量

“1916年桂林浸信会医院成立时每日门诊量约50人次。

1932年日门诊量约70人次。”^[95]1940年，医院遭受日军焚烧毁掉，借用基督教会培真女校一部分宿舍开诊，1944年重新修建的医院楼再次遭受日军的焚烧毁掉，门诊工作停顿。1948年，桂林浸信会医院恢复开诊，“每日门诊量约百余人。”^[96]医院的工作量在呈增长趋势，也反映了整个医院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五、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主要活动

从1853年传教势力渗入广西开始，1860年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从广东去桂林传教，1898年美国宣道会在桂林落稳脚跟，后英美教会的一些分支才逐渐在桂林构建一套布道网。基督教会西来不仅有西来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外部冲击迫动因素，并且有中国传统文化变易思想对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在催发因素。1910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在桂林开基，在其活动最频繁的时期（1912——1917年间）成立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作为近代中国的教会主要机构，其它教会一样，担负着两种使命：一种使命是通过治疗人的身体疾病，减轻病患者来自肉体的痛苦；另一种使命是通过与患者及家属的亲密接触，将基督福音传播或影响给信众，从精神上减轻人的痛楚，从而达到教会传播基督福音乃至信徒皈依基督的目的。

（一）传教活动

基督教会把先进的西医技术引入到中国，在中国起到比较好的救死扶伤的效果，但是教会的最初目的是以医药布道的口号进行传教活动，所以来到中国的教会医院开展必要的传教活动是医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根据1915年的中国传教情况调查统计显示，当时基督教会医院采用的布道方式有14种之多，最常见的有候诊室宣道、早礼拜、病房布道和与病人交谈4种方式，此外还有以下10种方式：散发宗教读物，具体方式有散发宗教小册子、提供有关信息或着医药的读物（都附带有《圣经》的章节）和给私人病房里的文化人提供宗教著作；放映关于基督生平的幻灯片；教授病人读书，并把《圣经》发给会读书的病人带走；通过医院布道者为病人做善事（比如为不认识字的人写信等）把病人引向基督教；每个星期天下午举行询问活动；每个星期一早晨让病人重复每个星期所学习到的宗教知识；为病人开办主日学校；建立病房图书馆；通过医院中的每个人的工作感化病人，比如精心照顾病人等；为医院里的中国职员开设读经班等。

其中，最直接的行为是救治病患，使病人及其家属内心想上帝，祈祷上帝保佑病患康复。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病人由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认为上帝对病人疾病的康复起到重要的作用，病人及其家属很有可能因此而信仰基督教，有些人通过洗礼成为基督徒。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精通传统医术的巫医，从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给予病人双重鼓励，从而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去医院就诊的小孩经常会得到医生和护士的特别关照，他们经常给孩子讲《圣经》故事，有时会让孩子读《圣经》故事，影响孩子的成长及其家长的信仰。所以，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是很讲方法的，不像念经简单。宗教本身很抽象，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关怀落在老百姓身上，这里面大有讲究。例如，传教士在贫困地区除唱诗和做弥撒，通常还会施粥和治病，在救治肉体的同时传播福音。

伴随着近代广西省医疗卫生事业的逐步完善，一些地方兴办国有医院和卫生所，教会医院巡诊次数逐渐减少。1934年，广西省政府施政准则规定各县设立医院，后设立省立医院，受到各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这些医院主要专业人才呈省政府核委，治疗以西医为主，从1934年设医院西医门诊部和分科门诊。如此一来，教会医院的传教功能更加得以弱化。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对教会医院的传教活动产生极大的冲击，加之社会对于西医治疗需求的广泛增加，医生和护士都将精力更多地从传教中转移到日常的医疗工作中去。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教会医院的职工进行一项调查提问，其中问到关于觉得“宣教工作和正常地照顾病人中哪一个更加重要”这问题时，有69%的医生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虽然通过医药传教，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理解甚至接纳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内涵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此文化是将人放到支配一切的核心地位的，而基督教则认为是神，这决定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性。

 （二）医疗活动

教会医院在近代中国利用西医技术，在普通外科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而在一些传统中医看来的疑难杂症上也有其一定的方法。针对疟疾等流行病，医院中的西药抗生素的数量比较少，所以在医药治疗上常常采用大蒜液灌肠治疗急性肠炎和痢疾，用链霉素气管滴入治疗肺脓肿和结核，开放睡眠机治疗失眠和头晕等神经衰弱病症。

教会医院建立后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它们在当地社会文化网络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和有多大的影响。教会医院就功能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治病人，另一方面是传播福音。从医务传教士自身来说，由于其受过规范的西医教育，所以他们在和本地医生比较时很自然地表现出专业上的一种优越感。

（三）慈惠活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经常称瘟疫为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广西省处于亚热带地区，适宜传染病媒介动物生存，再加上不注重公共卫生等原因，所以广西省是传染病多发区。此外这段时间，霍乱和天花病人很多。其中，霍乱和痢疾主要因为病人吃入不干净的食物，被病原菌感染所致，天花和疟疾主要通过携带病菌的蚊虫叮咬所致。

而对于传染病的治疗，通常西医比中医更迅速有效，所以有西医长于外科和中医长于内科的说法。每当疾病流行时，政府对于疾病的防治通常都会联合公办，与教会医院一起采取行动，共同组织防疫委员会，购办各种防疫药苗，分区实行防疫注射，举行灭蝇运动，以及对因疫症而死亡者进行消毒等。从1934年开始，广西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制定完善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要求疫情必须及时上报，有大量的中西医医生参与活动。其中，西医医生和护士基本上都隶属于基督教会医院。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自从1916年创立以来，一直把慈善及公益性事业放在重要地位。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作为基督教会的慈善性机构，其服务对象大多都是社会各个阶层，病人可以免费挂号，当然此做法包含吸引病者并且乘机向病人传教的动机，贫苦病人可以获得免费的诊治。1919年，“医院新增了10余名医务工作人员”^[97]，提供的医疗服务救助有一些改善。1947年12月，医院把两广浸信会联会拨付的3000万元国币开办费中的30%作为贫民免费金。1948年，医院做出决定，把30%的经费作为贫民免费金。从最初建院一直到解放初期，作为慈善医院，“共救济各种贫困流难人员达万余人”^[98]。在公益性活动方面，在医院存在的35年间，广西省流行的急性传染病防治都有参与，其中代表性的活动有：参与桂林市1935年4月流行性脑膜炎和1938年8月霍乱流行的防治工作，取得一定的疗效，受到广大的桂林市民的好评。“1950年11月桂林市发现1例天花病人”^[99]，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为配合桂林市人民政府卫生科，防止天花疾病在桂林市的流行，从12月1日开始一直至30日，免费给桂林市民接种牛痘等。

六、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特点及作用

（一）主要特点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和当时中国国内的中式医院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1.医疗和传教服务并行

美国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意识到纯粹的福音传道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1835年底，美国传教士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题目为《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商榷书》的文章，从中国民族性的角度上论述开展医疗传教的基本理由，首次提出以医务活动作为在中国传教手段。1838年底，他又在费城演讲时强调，西医技术有助于达到传教士希望在中国实现传教的目标，认为通过送药治病，可以消除部分中国人的藐视态度和排外心理，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敬，打破偏见，从而能够很顺利地传播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会医院在中国扎根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医疗和传教两大功能。

从根本上而言，基督教会医院开展医药事业只是把医药当成传教的工具。但是，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医生和护士传教的主观意愿大都没有传教士那样热情高涨。一者因医生和护士这两份特殊职业使得他们在进行医学活动时更加侧重对病人的治疗；二者因医院面向所有民众开放，治疗对象是否为基督徒，是否在康复后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并不在他们的重点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更多的关注在于确保传教环节，以期医院能够在经济和组织上获得基督教会的支持，正常运转；三者因20世纪以来中国的医学传教士多来自于平民和中产阶级，他们更多地将自身使命定位于用自己的力量来救助病痛中的民众。

医院从建立时，把治病救人和拯救人类的心灵作为医生应该尽到的职责，医生在治病的时候把福音带给了病人。一些病人的身体恢复后，皈依基督。

医院抱着全人医治和荣神益人的宗旨，用慈爱的心去服务有需要的人。医院尤其注重病人的身、心和灵的需要，致力于实践全人医治的理念，院牧团队为员工、病人及其家属提供良好的心灵关注。医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透过医学和灵性的配合，为社会大众提供全人医疗的服务，让病人的身、心和灵都得到妥善的照顾。

医院刚建起时，“有医生2人，护士1人”^[100]，没有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并且有驻院传道人在医院宣讲福音。凡是就诊的人都免费挂号，就诊前坐在候诊室听布道人员讲道。这些人宣讲福音时，不可避免地要唱基督教的圣乐。基督教的神职人员用柔和和美妙的音乐打动人们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吸引人们受到基督福音的影响。

2.医院成为战乱时期的重要避难所

医院不仅给病人治病，还成为乱世的避难所。无论是在军阀混战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医院都是重要庇护所。1924年，桂林全城笼罩在军阀混战的巨大压力下，战争造成民众和官兵的重大伤亡，而且战争所导致的传染病在全市散播开来，此时桂林浸信会医院更多的工作投入到因战时受伤的群众和官兵中，同时还要防止疫病的发生和救治受疫病感染的百姓。1940年7月，医院借用浸信会圣经学校培真女校的一部分学校宿舍开始继续开诊，救治受伤的人民。医院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以医院30%的经费用作贫民免费金，救治穷的病人，这一个个案例充分地显示国难当头时，教会医院积极参与到救死扶伤的过程中，教会医院成为受难民众的重要庇护所。

（二）历史作用

近代西医在中国普及，医学传教士功不可没。他们身上凝聚的传教使命感使这场西医传播活动在医学和基督教的双重内容中进行，承担超越实际上所能承受的义务。然而，对于基督教会而言，传教是最终的目的，而派出懂得医学的传教士是为更加方便和中国百姓近距离地接近。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使得其价值观发生或多或少的偏移变化，不过他们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尽管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创办有向人民传播福音的初衷，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影响作用实际上超出传播基督教的范围，甚至与之相背离，如果撇开传播基督教的层面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医院的存在对于减轻人民的疾病痛苦、推动广西省的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和多元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不断地更新先进的医疗器械、技术和制度，缓解缺医少药等方面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解除病人的痛苦，培养西医，促进医学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

1.解除病人身体疾病的痛苦

医院对近代社会动荡的广西而言，减轻劳苦大众的身体疾苦。医院低价或者免费给贫困的病人治病，结果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就诊的人多，并且病房有限，所以医院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早期的桂林浸信会医院担任医药拓荒者的角色，将医疗服务带给更多的民众。在国共内战通货膨胀时期，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免费接待很多无钱医治的穷苦百姓，桂林人民在心铭记这种救济精神。1947年，“桂林浸信会医院以‘30%之经费作为贫民免费金’”^[101]。

当时，医院用西医治病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但看的病人的数量多，而且病人的来源范围广。当穷的病人无法负担看病的费用，并且中医无法治疗一些病症时，这些病症倒能够被西医治疗，医院更加突出其人道主义精神，多年从事医务活动的传教医生在一定的程度上带人道主义目的工作。

从一些数据来看：1916年医院就诊病人平均每天有大约50人；1918年“每日门诊量约六、七十人”^[102]；1920年就诊病人平均每天有大约50人；“据1932年统计共有二万七千二百一十八人到院就诊”^[103]，“当年桂林人口仅为67688人，医院年门诊量占当年桂林人口数的40.1%”^[104]，平均每天有大约50人看病。医院参与1935年4月的流行性脑膜炎和1938年8月的霍乱流行的防止工作，取得很好的疗效，深受广大人民的赞赏和好评。1948年医院就诊病人平均每天有100余人，1949年2月8日医院经过两广浸信会联会同意和批准改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区振声是医务部主任，“全院职工81人，其中医师7人，护士18人，助产士1人，检验3人，药剂3人，病床增至70张。”^[105]1949年有29000人看过病，平均每天一共有100余人看病。一直到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前，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作为慈善医院，一共救济各种贫困流难人员达到10000余人，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就诊人数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就接诊人数而言，从1932年开始基本年接诊量占桂林市总人口的40%左右。这是相当大的占比，说明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医疗服务在桂林市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2.促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从1916年至1951年35年间，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培养了很多的华人助手，为华南地区近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储备一定的专业人才。医学传教士成为中国近代及专业医学教育发展的先导，也成为西方在华教务与慈善活动的先驱。”^[106]医院培养出来的西医大多活跃在桂林，在医院里发挥骨干的作用，对桂林近现代的医疗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医院引进西方近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奠定桂林近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基础，对桂林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医院采用最先进的医疗机械设备，确立分科明确的现代化医疗机构，实施分工明确的管理体制。

医院占地大，环境好，病房宽敞，科室完整，有内科、外科、妇产科、X光室、割症室、病房、产房、诊疗室、手术室和药房等，还有主任医生、药剂员、护士长、护士、接生员和挂号员等。医院自从创立开始，朝自立的目标发展，不断地扩大规模，完备设施，逐渐地发展成为标准化的现代医院。

医院推动近代桂林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缓解地方救助的压力。随着医院的开办，西医的药品、医疗器械设备、技术和管理体制在桂林传播，打破原来的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人民群众增加看病的渠道，并且西医的效率高，效果快。传教士通过口头宣传、实例示范、编译西医书籍和编辑医学刊物等方式加速西医在桂林的普及，桂林开始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局面。人民选择治病的方式逐渐多起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来。

医院不仅对于桂林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桂林的社会里出现新的气象，近现代文化的新思潮席卷桂林，人民从思想观念到行为规范上一改过去保守落后，被现代的意识所取代，进一步加快桂林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总之，医院的发展虽然始终都没有脱离传教的初衷，但是在客观效果方面上来说推动了桂林医疗事业近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对西医学的兴起有重要的价值。医院对于先进的近现代西医在桂林的发展、普及医药卫生科学知识和推进桂林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结语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曾三次来到中国传播。由于政局变革和文化差异，传教士纷纷离开中国这片土地。而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带着理想追求再次飘洋过海游历传教，一批批近代教会医院和学校在中国出现。广西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是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和中法战争等战事的影响，传教活动并未在广西大范围展开。1886年，英国的柯达医生在北海创建普仁医院，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第1所近代西式医院。随后，一批批教会医院在西南边疆地区拔地而起，包括本文讨论的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与此同时，中国官办医院在教会医院的启发下先后建立。

医药传教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拓展教务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其精湛的西医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极大地促进推动我国医学现代化发展。但是传教医生和护士来中国都带有传教使命，在诊治病患过程中，传教性始终存在。最代表的莫过于桂林的第1位华人牧师宋崇真，原因是传教士裴乐义医治好他父亲的疾病。不过在文献的整理中，大量传教医生和护士诊治当地病患，越来越融于到中国社会中，能充分发挥医生救死扶伤的精神。以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发展历程为例，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桂林，医院始终坚守为民医病，发挥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这些医疗工作者在面对困境时，化身为基督子民的形象，将自己的生命安危和百姓的艰难处境放置在一起，医院存在和百姓生存共进退，在这方面一定程度上推动桂林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抱着传教使命来到中国的这些西来喇嘛对医护的奉献敬业精神，仍值得我们称颂。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只是中国近代教会医院的1个缩影，是桂林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对其展开研究，能够进一步地挖掘桂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地方史的研究。同时给予那些在中国跋山涉水参与过救死扶伤的传教医生和护士公正客观的评价，而不用过多地考虑他们的身份，单从他们做什么和内心的感受评价，这是1名中国近现代文化与社会研究生最起码的学术准则。

从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认识到，教会医院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同时也应该看到，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因其本身所被赋予的医疗和传教双重职能，医疗活动始终徘徊在科学和宗教之间，但是与基督教会将传教视为最终目的有所不同，教会医院的医疗职能最终使得医疗传教士承担超越他们实际上所能承受的宗教义务，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导致其价值观发生偏移变化，从而推动近代西医在桂林的普及。

总之，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带有医疗和传教双重性质，对于前者而言，客观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后者则要有些持否定的态度，在当时的背景下，传教具有文化侵略的目的，成为近代西方殖民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

附录一: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大事记

1916年10月5日  医院成立，租赁民房1间

1918年           购置高井脚街民屋1间，迁至新址

1919年           在浸信会的帮助下新增10余名医生和护士

1920年           新建3层大楼使用

1921年           桂林浸信会派医学博士史密斯外科医生主持院务

1922年2月22日  新医院按照教会惯例举行奉献典礼

1925年           区振声担任代理院长

1928年           西差会派梧州教会医院贝雅各医生担任院长

1929年           区振声离开医院自办门诊

1932年           有27218人就诊

1933年10月20日 女医生陈文超不幸逝世

1935年4月       医院参与流行性脑膜炎防治工作

1938年8月       医院参与霍乱流行防治工作

1940年7月24日  医院大楼被日军飞机炸毁

1942年3月1日   蒋孝严和蒋孝慈出生于医院

1943年           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穆夏在美国募集款项，重建医院

1944年11月8日  尚未迁入但已经重新修建好的医院大楼被日军全部焚烧

1946年7月       美国基督教会派遣牧师理力善、陆得理和吴树华主持医院的战后重建

1947年夏         区振声担任院长

1947年12月26日 两广浸信会联会请西差会从救济金中拨出3000万元国币，作为医院开办费

1948年2月中旬   河南郑州浸信会华美医院院长艾义梅携医院职工及其家属50余人到达桂林，与桂林浸信会医院合并

1948年3月15日  艾义梅担任院长

1948年6月7日   美国南方浸信会拨款18万美元，在乐群路西段97号建造的新医院落

成

1949年2月8日   经过两广浸信会联会同意和批准，改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

1949年3月18日  美国医生白日安担任院长

1949年5月10日  区振声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5月31日  李任仁在医院西楼作有《六十二初度》一诗

1949年7月       海克理担任院长

1950年2月9日   区振声主持院务

1950年2月22日  区振声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0年3月       原郑州浸信会华美医院医务人员返回郑州

1950年5月6日   区振声担任院长

1950年9月27日  医院最后1名美国员工班爱琳辞职

1950年12月      区振声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1年1月4日   全体员工大会请求桂林市人民政府接管医院

1951年3月       区振声代表医院出席中南区卫生部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协商会议

1951年6月       开始接受桂林市人民政府津贴

1951年7月       桂林市人民政府派出接办小组正式接办医院

1951年9月       浸信会锡安医院不再作为基督教所属单位而退出桂林市基督教团体联

合会

1951年10月31日 经桂林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改名为桂林市工人医院

附录二: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历任院长

附录三: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历任副院长

附录四: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历年职工人数

附录五:

   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历年医疗工作量

1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天主教的男性使徒生活团，1659年成立。

1 美国南方浸信会，美国最大的一个基督教派，1814年成立。

2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99页。

3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94页。

4 美国宣道会，在美国成立的基督教会，1887年成立。

1 桂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桂林市基督教堂百年纪念画册》，2012年，第3页。

2 桂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桂林市基督教堂百年纪念画册》，2012年，第3页。

3 英国圣公会，英国的国家教会和安立甘宗的母教会。

4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29页。

5 桂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桂林市基督教堂百年纪念画册》，2012年，第3页。

6 桂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桂林市基督教堂百年纪念画册》，2012年，第4页。

7 钟文典：《桂林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8 钟文典：《桂林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9 钟文典：《桂林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10 黄彩莲：《福音在南陲》，香港：浸信会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第189页。

11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46页。

1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49页。

2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29页。

3 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30页。

1 区振声（1890——1965），桂林平乐县人，基督徒，清朝期间接受西方的新文化思想，1911年1月考入著名的北京基督教会协和医学堂（今北京协和医学院），1916年获得博士学位。

2 黄彩莲：《福音在南陲》，香港：浸信会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第189页。

3颜小华：《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4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1 马达学：《桂林市宗教志》，桂林：桂林市宗教志编纂小组，1992年，第112页。

2 两广浸信会联会，会址在广东省广州市，由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华人自立会和美国南方浸信会教会组成，两广浸信会堂及其下属机构人员都是由两广浸信会联会选出。

3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编纂委员会：《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4页。

4 李忠杰：《广西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5 颜邦英：《桂林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16页。

6 刘粤声：《广州基督教概况》，香港：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第381页。

7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8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1 黄彩莲：《福音在南陲》，香港：浸信会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第84页。

1 梁超然：《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23页。

3 钟文典：《桂林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9页。

4 沈陆决战，1924年5月至8月在桂林发生的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之间的内战。

5 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新教神学家和宗教教育家，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

1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657页。

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3官千翔：《风雨中的守望：桂林道生医院发展史略（1911——195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5官千翔：《风雨中的守望：桂林道生医院发展史略（1911——195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6官千翔：《风雨中的守望：桂林道生医院发展史略（1911——195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7官千翔：《风雨中的守望：桂林道生医院发展史略（1911——195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1《真光》，1927年第26卷第4期，第70页。

2《真光》，1927年第26卷第6期，第6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2页。

1武汉会战（1938年6月11日——10月27日），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重要会战，虽然日军取得胜利，但是减缓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抗日战争从中国防御阶段转变成相持阶段。

2黄家城：《桂林旅游史略》，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3黄家城：《桂林旅游史略》，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4黄家城：《桂林旅游史略》，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5钟文典：《广西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6钟文典：《广西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7钟文典：《广西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8颜小华：《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9颜小华：《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10 颜小华：《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1《会闻》，《真光杂志》，1940年第39卷第10期，第58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5页。

1 李林凤、颜小华、谢东艳：《抗战时期基督宗教在广西的救亡运动》，《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 钟文典：《广西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5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5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5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5页。

3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5页。

4 朱明遂：《广西通志 宗教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5 艾义梅，医学博士毕业，曾担任过美国海军军医。

6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9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221页。

1 《两广浸信会联会第六十三届年会年会日刊》，1948年第2期，第5——6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2《浸会通讯》，1948年第2卷第7期，第6页。

3滕兰花、梁刚毅：《近代广西西方宗教的慈善事业评述》，《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0年第3期。

1 锡安，古代希伯来语，意思是避难所和圣殿，在《圣经》中是上帝耶和华居住的地方。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7页。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236页。

1 三自爱国运动，自治、自养和自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督徒为摆脱教会的半殖民地洋教形象，自治、自养和自传，团结全国教徒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国家建设的爱国爱教运动。自此，中国基督教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在普世教会中，获得普遍的尊重。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3 吴耀宗(1893年11月4日——1979年9月17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爱国爱教的典范。1950年9月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要求自治、自养和自传，断绝与海外教会之间的一切联系，建设新中国下的基督教。1954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

1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页。

2 桂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桂林市基督教堂百年纪念画册》，2012年，第17页。

3沈明燧（1907——1997），华中神学院毕业，中华圣公会牧师，1948年从会吏晋升到牧师后担任桂林圣公会主任牧师和中华圣公会桂湘教区桂林牧区长，在桂林基督教会侍奉10余年，解放后曾担任过广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20世纪70年代搬到南宁市后在广西基督教两会侍奉。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7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5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9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9页。

3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9页。

4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5页。

5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5页。

6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5页。

7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65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80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81页。

3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81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2页。

2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2页。

3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2页。

1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4页。

1 颜小华：《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

2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4页。

3 任佩：《民国时期广西旅游业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4 颜丽萍、何毅：《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2016年，第305页。

5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院报》，2016年第6期。.

6颜小华：《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