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49
李期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研究成果丰硕，而且相关的资料整理、出版项目也不断取得进展。以笔者目力所见，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关注教会医疗对中国社会的功绩和以教会医疗为主的西医如何与中国社会互动。[1] 诚然，这些是中国基督教医疗史很重要的面向。不过笔者在检视相关文献时也看到，传教与医疗的关系、社会性别跨越也是其中重要的面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巴黎外方传道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进入粤东地区传播基督宗教。美北浸礼会医疗传教的依据来自《马太福音》：“诸疾病痛若患鬼、癫狂、疯瘫者来，而其（马太）医之······有大众随之。”[2] 不过美北浸礼会直到1894年底才派来第一位男医疗传教士卑利（Edward Bailey）。与此相对，美国浸礼会西部妇女分会（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却很支持医疗事业，1894年前来粤东服务的所有医疗传教士都由该组织派出。
本文将对晚清时期美北浸礼会华南差会全部6名医疗传教士的文献进行分析，在呈现该会华南差会医疗传教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而揭示医疗传教与直接传教方式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性别的跨越面向，旨在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
华南差会医疗事业概况
- 陈庆龄与医疗事业的开始
虽然进入潮汕后美北浸礼会传教士常常施药传教，[3] 但正式意义上的医疗传教则始于陈庆龄（Caroline H. Daniells）被派来华南差会。她的派出与目为霖（William McKibben）开辟潮州府城的计划有很大关系。目为霖看到英国长老会在潮州府城的医疗传教颇为有效，尤其是在开教初期，遂向总部请求派医疗传教士来协助自己。[4] 这个请求发生在1876年，不过当时总部既不理解这种开辟方式，也没有招募到医疗传教士。1878年，西部妇女分会招募到陈庆龄，总部遂将她派往华南差会。
陈庆龄毕业于长老会所办的伍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ooster）医学部，1878年12月抵达华南差会的总部——汕头对面的礐石。因目为霖潮州府城购地陷入僵局，陈庆龄遂留在礐石学习潮州话，问诊施药。陈庆龄在一休假男传教士的住房开设诊所，由一位单身女传教士充当翻译，每天一小时为中国女性看病。一般每天只有7人次病人，陈庆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潮州话。[5] 后来陈庆龄将医疗传教的范围分为礐石和乡间。礐石的工作是偶尔访问附近的居民，主要给浸礼会圈子提供医疗服务，对象是天道学校学生、明道妇学学生、男女学学生、传教士家中的仆人及他们的亲戚。礐石诊所每天上午营业一个小时，每季度的全体聚会时每天花去3~5个小时为信徒医病。[6] 经与耶士摩商量，陈庆龄还在礐石男女学各辟一间房间作为医疗室，为学生提供医疗服务。乡间医疗工作一般是跟乡巡的女传教士一块前往，主要是为了赢得信徒和医治已皈依者。1881年10月27日，陈庆龄与娜胡德结伴前往潮阳古溪传教。上午结束两小时的宗教学习后，陈庆龄给女信徒及其家人治疗各种疾病。突然冒出来很多人，其中有很多男性，陈庆龄忙了一个小时，午餐后又为男女老少拔牙43颗。[7] 这基本是乡间医疗传教的情景。其中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第一，需要宗教学习结束后，陈庆龄才能提供医疗服务。如果一开始就提供医疗服务，宗教训练将无法展开或者获得很少的注意力。第二，医疗传教在大量需求下容易失控。很多与教会无关的人前来看病求药，在传教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传教士视为浪费差会的传教资金。
1879年底，陈庆龄向西部妇女分会申请资金建设医院。此计划获得了国内女信徒，尤其是陈庆龄工作过的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居民的热烈回应。1882年12月，这所医院在礐石落成。[8] 有诊所、手术室、候诊室、护士室和厨房，另有可容纳20人住院的两个房间。陈庆龄训练有两名护士从旁协助，另雇有一名女传道向病人传教。[9]
1882年7月，一男孩将一瓶强氨水不慎撒到陈庆龄脸上和眼睛。虽然陈庆龄一年后基本痊愈，但还是在1884年夏结束在华南的医疗传教。[10]
在华期间，陈庆龄与语言教师合作将一本在厦门出版的医学词汇手册罗马字母化。在转译过程中，语言教师用潮州话念书中的汉字，陈庆龄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此外她还在语言教师的协助下阅读了《本草纲目》（Materia Medica）的一部分，认为书中有的药物很明智，有的则很荒唐。[11]
- 苏亚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
苏亚拿（Anna Kay Scott）原随丈夫在印度阿萨姆（Assam）传教，丈夫去世后返美。为了抚养小孩，苏亚拿返美后入读克利夫兰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眼见儿女长大，52岁的苏氏重拾传教工作，1889年来华南服务。
抵达汕头后，苏亚拿并没有急于重开医院，而是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开设一个每天开放两个小时的诊所。同时请男传教士将陈庆龄时期所建医院进行扩建，将男女候诊室分开并增加床位。[12] 1892年，医院妇孺楼扩建完成，开始接收住院病人。第二年另建男性楼一栋，合称益世医馆（Uah Si Ui Kuan）。[13] 从此就医者日益增加。至20世纪初，医院规模不敷使用，需要扩大。在总部没钱拨付的情况下，苏亚拿利用私人关系募得钱款，1903年将医院重建。[14]
不过益世医馆的名气始终没有超过长老会在汕头的福音医院，甚至不敌该会在揭阳开设的真理医馆。其中固然有医生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地理位置的原因。益世医馆地处偏僻，除了给占总人口极少的浸礼会徒提供医疗服务外，辐射范围集中于潮阳东部沿海地区。对比之下，长老会的福音医院医生医术全面，且处于人流量很大的汕头市区。医院传教方面，传教士除了雇用男女传道在医院空间内对病人进行传教，另外登记病人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转给各地的传道人，以便利用医患关系在病人离开后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传教。
除了医治一些常见的疾病外，苏亚拿在治疗鸦片烟瘾和控制麻风病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汕头成为通商口岸以前，鸦片就在粤东大量贩售。开埠以后，因为税率长期低于其他条约口岸，鸦片在晚清一直是汕头港的主要进口货物之一。虽然进口的鸦片大部分转运到其他区域销售，但是粤东仍然是鸦片重灾区。1890年，苏亚拿将戒烟所设在礐石男学房子的底层，并报告说治愈了几例鸦片吸食者。[15] 不过当时实际上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很好地医治吸食者的烟瘾，主要还是靠吸食者个人毅力辅以苏亚拿的戒烟要求进行治疗。为了平衡支出，戒烟所不久即收取入所费（entrance fee）1元。[16] 1896年，苏亚拿的戒烟事业声名鹊起，当年治愈60位吸食者，比前几年的治愈总数还多。[17] 此后有大量的吸食者前来戒烟。除了治疗鸦片烟瘾，苏亚拿建有传染病楼专门处理了一些麻风病例。[18] 由于麻风病的传染性，患者往往成为被社会遗弃者。虽然当时还没有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只能缓解患者的痛苦，但苏亚拿处理麻风病无疑提高了整个浸礼会的形象。
除了负责益世医馆，苏亚拿还整合了之前杂乱无章的乡间医疗传教，陆续在揭阳县城、古溪、炮台等外围站开设诊所。1890年10月，苏亚拿与同事何约翰夫妇巡访了揭阳大部分外围站，在避开长老会医疗机构的考虑下，决定在揭阳县城内礼拜堂开设诊所。第二年2月18日诊所正式营业。初期每两周开门两天，后来礐石和揭阳各半个月，夏季停诊。[19] 1893年，耶士摩在揭阳县城北门外购得土地建筑连屋一座，诊所遂移到该楼一楼。[20] 因不敷应用，1895年冬建成医院一间，可容纳100名病人，名为“真理医馆”。病人每天8:30在候诊室集合，学习圣经半个小时，9点才发放看诊票。[21]
医疗事业的开展离不开医学生和护士的培养。苏亚拿1892年7月在益世医馆开班培养医学生，聘药剂师、苏喜（Sokhi，音译）为助教，由其女苏马利亚协助管理。医学生主要来自礐石信徒圈，其中不少是传道人的儿子或礐石男学学生。1896年10月，徐国良、黄聪睿、黄傅声完成3年的课程，通过严格的考试后毕业，成为亚拿的助手。此三人都是传道人的子嗣。[22] 根据培养计划，学生需要修满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7个月，外加两年的实习兼药剂师的工作才能毕业，费用自理。[23] 教材为52卷由来华医疗传教士翻译过来的著作，类似美国的医学教育。只是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于身体的观念还无法进行解剖学教学，也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教学用尸体。[24] 笔者见到一份苏亚拿1911年发出的医照，能大概了解当时的教学内容：“凡全体部位功用、内外诸症药品医方、刀针补割诸学俱经讲习通晓。”[25] 这些类似于现在的生理学、内科学、病理学、药理学、小型外科手术。至1903年，医学班共毕业10人。除了第一届的3人，其余为陈文成、孙羡德、陈成章、张铭科、翁厚斋、黄廷宾。[26] 大部分毕业生留在益世医馆当助手或者负责诊所，有些到揭阳真理医馆工作，其他的自己开西药房执业。[27]
- 蜜思恩的眼科事业
蜜思恩（Josephine M. Bixby）毕业于芝加哥的护士训练学校与妇女医学院（Nurses’ Training School & Woman’s Medical College），擅长眼科，1894年11月抵达汕头。第一年蜜思恩在礐石学习语言，其他时间协助苏亚拿处理眼病。翌年12月1日，蜜思恩入住揭阳“马什楼”，从苏亚拿手中接管建成不久的真理医馆，聘章瑞典和黄聪睿为助手。由于不久后与来此传教的师雅各（Jacob Speicher）就“马什楼”的使用权闹到不可开交，蜜思恩将1896年开放了九个月的真理医馆降格为诊所，每十天开放一次，住在礐石照顾苏亚拿休假的益世医院。[28] 1900年，两人矛盾和解，蜜思恩重开真理医馆，不久发生义和团运动，真理医馆被迫再次关闭。1902年8月，回美的蜜思恩重返揭阳，不久兰医生（Margaret Grant）加入，从此真理医馆的发展正常化。
蜜思恩擅长眼科手术，尤其是沙眼。华南因为气候、卫生习惯等问题眼病非常普遍，她的专长刚好有了用武之地，一时看病者众。为了更好地医治男病人，1900年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蜜氏开办了一个招收男性学生的医学班，对4名基督徒进行医学教育，其中一位原来是传道人。1903年医学班已有5男2女7位学生。不过这两名已婚女学生，一位因能力不足、一位因家庭事务退学，蜜思恩只好让49岁的前真理医馆管理员梅（Plum）来接受护理女病人的训练。[29]
- 卑利与客家地区医疗事业
除了在潮汕传教，美北浸礼会在1880年代开始派出传教士往嘉应州（今梅州）等客家地区传教。因迟迟打不开局面，观察到巴色会医疗传教效果很好的浸礼会传教士在当地人不断表达需要医生的影响下，向总部要求派来男医疗传教士。[30] 1894年3月，总部将毕业于芝加哥鲁斯医学院（Russ Medical College）的卑利派到嘉应进行医疗传教。因应港英政府邀请处理鼠疫，卑利在客家地区的医疗工作到1895年才逐渐展开。
卑利曾向总部表明自己的医疗策略是将病人分为士绅和穷人，打算用富人的看病费为穷人免费治疗。实际情形却是，不学客家话的他被会英文的语言老师领着穿梭于嘉应官员和士绅府第，受知州召见、与何如璋宴会等，给穷人治病完全成为报告作秀。[31] 巴色会此时在嘉应州城并没有医疗传教士，这是卑利能够迅速进入角色的原因。1895年8月，即有一位退休官员、东山书院山长钟美书（Chong Mi-shuk，音译）将租赁的店铺转租给卑利居住和开设医院。尽管礐石同事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不过专门负责传教的甘武（George Campbell）从他的角度认为与地方上层建立关系有益于传教。[32] 卑利开设医院的实际情形直到第二年6月左右才暴露出来。卑氏在礐石避暑的时候与同事谈论自己的医疗传教，被他们发现卑利完全被当地士绅利用了。[33] 汕头的传教士立即向总部通讯秘书汇报，客家地区的传教士也很快得知谈话内容并打听到医院租约规定：除非在场的全部是外国人，否则不准在医院举行礼拜。[34] 12月，甘武找到刚从日本回来的卑利谈话，得知他从未加入教会，也不同情教会，想将医疗与传教分开，拒绝甘武去诊所传教。[35] 后来卑利主动辞职，第二年4月离开返美。美北浸礼会在客家地区的医疗传教遂暂告中断。
与直接传教方式的矛盾
差不多整个19世纪下半叶，美北浸礼会总部都指令传教士以直接传教为主要工作，不必在医疗、教育、文字等辅助传教手段上花费太多精力，并且以对传教士的个人拨款进行引导。华南差会的中心——男传教士大部分也认同这种观点，主要通过培养本土传道人发展信徒。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费用和人员基本都由美北浸礼会东、西部妇女分会提供。
美国浸礼会时期曾有医疗传教，但因造成很大麻烦而长期搁置这种传教方法。当目为霖1876年请求总部派来医疗传教士时，总部有两个疑问：第一，不知道医疗传教士能做什么？第二，会不会太费钱？[36] 第一个疑问显示总部不认为医疗事工能大大促进传教，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传教方法。其实19世纪的西方传教圈，在传教方法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主要采用直接传教，对其他教会事业不太关注；另一派认为直接传教与医疗、教育、文字等方式地位一样，只要能扩大教会即可。美北浸礼会属于前一派，并且是通过总结传教经验后选择的路径。华南差会的耶士摩（William Ashmore, Sr.）1882年曾评价林乐知(Young J. Allen)在中西书院推行的英语教育，是“差会最愚蠢行为”，连带批评了林乐知的传教工作和自负性格。[37] 从传教士的职业出发，这样的批评未尝没有其合理性，林乐知日后亦发现中西书院的学生只关心做生意。[38] 对于由妇女会派出的医学传教士来说，总部的这种态度就不是那么能接受了。蜜斯恩和苏亚拿曾对整个圈子对医疗传教的歧视常常在信件中表示不满，认为“没人尊重医疗事业”。 [39] 可见医疗传教在总部和华南差会的边缘地位。第二个疑问表明总部财务上并不宽裕。事实上，浸礼宗属于中下阶层的教会，反映到传教组织上就是美北浸礼会不时出现财务危机。相对于直接布道而言，医疗传教确实要消耗更多的资金，但在传教效果上又无法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最后总部并没有为目为霖招募到“协助自己”的医疗传教士。
虽然后来总部同意了妇女分会派出女医学传教士，但是她们受直接传教的男传教士领导。陈庆龄来潮汕进行医疗传教一年后（1880），华南差会的实际领导人耶士摩认为她的医疗事工已经偏离成慈善事业，而且开支会不断增加。除了向总部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与陈庆龄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流，要求她重视其中的传教功能。[40]虽然耶士摩在开辟潮阳和揭阳县城时利用了陈永泉的行医关系，但他并不看好医疗的传教效果。显然，非基督徒与具有女性、医生、传教士三重身份的女医疗传教士进行了大量互动，但这种互动并没有获得明显的传教成果。两年后，另一位男传教士向总部报告，陈庆龄没有医学计划，没地建医院，大部分传教士也不认为有必要开展医疗传教。[41] 说明，陈庆龄的医疗活动对传教活动帮助不明显。确实，其他传教士的施药传教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所需费用很低。
蜜思恩也遇到了男性传教士的“命令”。蜜思恩到揭阳负责真理医馆后不久，师雅各就病人早礼拜地点与其发生争执。蜜思恩希望按原来的方式在医院进行，师雅各则坚持要病人去揭阳堂做早礼拜。争论了几个月后，蜜思恩被迫屈服，改为每天9点传道人召集住院和非住院病人到教堂礼拜。[42]
她们不仅要接受男传教士的领导，甚至直接传教的单身女传教士都将她们视为自己传教工作的协助者。有位向潮汕女性传教的斐姑娘（Adele M. Fielde）先于陈庆龄来到，取得了不错的传教成绩。1877年，观察到中国女性医疗需求的斐姑娘给妇女分会写信请求派来女医疗传教士。为了更好地配合自己的传教工作，她计划在其开辟的外围站设置诊所，从而进一步拓展女性传教事业。[43] 她要求陈庆龄接受她的领导，此计划并未与其他传教士商量，而且会造成传教士间的不平等，容易打破传教圈的和谐。[44] 陈庆龄本为西部妇女分会派出，并非斐姑娘的下级。性格强势的斐姑娘看到陈庆龄不听自己指挥，也没有她想要的医学技能，两人发生了严重矛盾，甚至将战火延伸到国内。斐姑娘最后被迫放弃这个策略。[45]
卑利受到的待遇可能要好一些。因为那时候美北浸礼会总部开始考虑医疗传教了，他不仅由总部直接派出，而且与直接传教的男传教士享受相同的待遇，有自己专门的医疗拨款。当然，这与他是男性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他可以自己决定医院的种种事务，可以制定自己的医疗传教计划，可以安排自己的乡间医疗传教行程。不过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他的医疗事工有益于传教。当他的同事发现他的诊所不能进行布道活动后，他的医疗事工就不被认可，也失去了总部的支持。[46]
上述情况虽然部分是由于传教士的性别、个人能力等因素造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医疗传教在美北浸礼会的传教事业中处于边缘、辅助的位置。一旦与直接传教发生矛盾，医疗传教只能被牺牲。
社会性别的跨越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女性开始进入医学事业，造成了社会性别的跨越。对于这种“失范”现象，一方面，女医生会遇到各种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要么遵循，要么通过实践进行重塑；另一方面，男病人和社会大众的社会性别观念会受到冲击，初期往往怀疑女医生的治病能力，教会圈亦是如此。当这种跨越发生在潮汕时，其中的张力更加复杂。
陈庆龄开始在汕头行医时，只为中国女性看病。这明显是符合当地的社会性别规范的，甚至是提升了其纯净性，因为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女医生的。随着陈庆龄医术的展现，礐石信徒圈认为可以超越一般的男女分隔规范，于是她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扩大为天道学校学生、明道妇学学生、男女学学生、传教士家中的仆人及他们的亲戚。这时候，陈庆龄的医疗活动成为具有高价值的社会资源，因此社会性别规范可以有所松动，甚至改变。加上她的美国传教士身份，能够在发生社会性别越界时有更多的缓冲空间。由于当时浸会每个季度会在礐石举行全体潮汕信徒聚会，于是她的施诊对象再次扩大，但无法像现在这样病人不分男女一起候诊。她将聚会期间的工作时间分隔成上午和下午，上午向男性开放，下午为女性服务。[47] 这样的安排成功避免了挑战当地的性别规范。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在公共聚会场合，男女必须进行一定的区隔。当时陈庆龄的诊所空间有限，无法直接将病人进行区隔，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安排。这种尴尬在1882年医院建成时得到部分化解。新医院分别设置了男、女住院病房。[48]
苏亚拿来华时已经52岁，社会性别规范在她身上有更明显的印记。她接手医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男女候诊室分开。[49] 接下来的医院扩建更是遵循了当地的社会性别规范，分别建成妇孺楼和男性楼各一栋。[50] 随着男性病人的增加，开始遇到一些男性疾病和手术，她一般寻求海关医生亨利‧莱昂格（Henry Layng）和长老会莱爱力（Alexander Lyall）的帮助，甚至一度临时聘请前者负责医院手术。[51] 1902年医院重建时，苏亚拿请求总部招募男医生传教士，以应对因社会性别规范造成的问题。[52] 总体上说，因为尽量不挑战已有的社会性别规范，苏亚拿并没有因自己的“越界”造成什么问题。由于自己是女性，为方便工作苏亚拿曾试图培训礐石女学学生为护士性质的助手，遭到基督徒父母的反对。他们认为女孩子做好家务就可以了，不需要抛头露面，尤其是护理病人这种婢女做的事情。这种观念直到1907年仍是如此。[53]
蜜思恩在揭阳行医时同样遇到类似苏亚拿的困扰，她在扩建真理医馆时计划增加一些妇孺专用的房间，并请求总部招募男医生。[54] 男传教士普遍认为等派来男医生后再决定。因为他们认为蜜思恩在治疗男病人的时候遇到社会性别禁忌，让她一个女性管理男病人的医院不明智。尽管男传教士以这样与中国文明相冲突为反对理由，实际上当时他们自身也无法接受女医生治疗男性病人。[55]
伴随着这些女医生的社会性别跨越，同时还有职业的跨越。陈庆龄在华南差会服务期间，目为霖曾要求她做护士的工作。[56] 后来的苏亚拿医生虽然没有遭遇这样的过分要求，不过一位传教士的小孩生病虽然请她诊治，但主要还是信任英国长老会男医生或港口男医生的治疗。[57]
小结
作为近代中国教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事业因其世俗价值受到当代研究者的重视。各宗派的医疗事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也有很多值得深入分析的不同。对于美北浸礼会来说，医疗事业在19世纪下半叶基本不被认可，因为其耗费甚大但收效有限。只是在妇女分会的人员和经济支持下，才派出了几位女医学传教士到华南差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医疗事业为传教服务成为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当医疗事业与直接传教发生矛盾时，前者往往被舍弃。另外，由于女医生的存在，其中的社会性别跨越是敏感的。通过在时间或空间上将男女区隔，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性别跨越带来的问题。同时，这种跨越在遇到男性某些特有疾病时无法处理，只能靠男医生诊治。此时，不仅男性病人接受不了这种跨越，女医生也接受不了，而男传教士对此也是十分警惕。
[1]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陶飞亚、杨卫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第98~104页。
[2] 马太福音4: 24-24。高德译订：《圣经新遗诏全书》，宁波真神堂敬送，1853年，第3b页。
[3] 在传教士与总部的通信和总部给传教士的拨款能看到这类内容。
[4] William McKibben to John Murdock, April 25, 1876,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0-folder William McKibben, 1875-1877, collected in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ABHS hereafter).
[5]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60 (1880), pp. 253-258.
[6] C. H. Daniells, “To the Mission Circles and Bands and the Sabbath Schools of Michigan” (January 24th, 1882). Swatow: Kwai Fung Printer.
[7] “to friends, for Circle of Kalamazoo Michigan” (October 27th, 188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74A-folder Caroline H. Daniells, 1879-1900, ABHS.
[8] S. B. Partridge to John Murdock, Dec. 20, 188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0-folder S. B. Partridge, 1880-1882, ABHS.
[9] Twel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83, p. 79.
[10] Caroline H. Daniells to John Murdock, Sep. 12, 1882 and June 11, 1883,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74A-folder Caroline H. Daniells, 1879-1900, ABHS.
[11]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81, p. 83.
[12]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0 (1890), p. 287; Twen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91, p. 87.
[13] Anna Kay Scott, An Autobiography of Anna Kay Scott, M.D.. Chicago, 1917, p. 67; Anna K. Scott, “Swatow Medical Work”,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8 (1898), pp. 184-185，
[14] Anna Kay Scott to Committee, June 28, 1903,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156-folder Anna Kay Scott, 1901-1909, ABHS.
[15]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1 (1891), p. 298; Jan. 2, 1891, John Foster Journal (Manuscript), Foster Family Papers, 1851-1891, RG 1-box 8- folder 17, collected in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hereafter).
[16] March 26, 1891, John Foster Journal (Manuscript), Foster Family Papers, 1851-1891, RG 1-box 8-folder 18, Yale Divinity.
[17] Twenty-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Cameron, Amberg & Co., 1897, p. 96.
[18] 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92, p. 101; Twenty-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Cameron, Amberg & Co., 1897, p. 96.
[19] 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92，p. 103. Anna Kay Scott, An Autobiography of Anna Kay Scott, M.D.. Chicago, 1917, pp. 3, 5, 55, 150.
[20] May 20 and Nov. 25, 1893, John Foster Journal (Manuscript), Foster Family Papers, 1851-1891, RG 1-box 8/9- folder 28/31, Yale Divinity.
[21] Twen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Cameron, Amberg & Co., 1896, p. 97; Anna K. Scott, 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Chicago: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1904, p. 12.
[22] Anna K. Scott, 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Chicago: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1904. pp. 9-10;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7 (1897), p. 372.
[23] Anna Kay Scott to Thomas Barbour, Feb. 27, 1901,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1-folder Anna Kay Scott, 1889-1900, ABHS.
[24] Anna Kay Scott, “Swatow Medical Work”,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8 (1898), p. 184.
[25] 潮州府振生西药房月份牌（1912年），China Material Box-Box China #1-folder South China Chaochowfu General, ABHS。
[26] 《岭东浸会史略》，《真光》，第35卷第10号，1936年，第152页。
[27] Anna Kay Scott, “Medical Work and the Gospel”,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8 (1898), p. 180; Anna Kay Scott, An Autobiography of Anna Kay Scott, M.D.. Chicago, 1917, p. 169.
[28] Twenty-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Cameron, Amberg & Co., 1897, p. 99.
[29] Thir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1901, p. 117;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83 (1903), p. 452; Thir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1904, p. 137.
[30] “Rev. W. H. Bradt”,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3 (1893), p. 111; April 1, 1893, George Whitman to Samuel Duncan,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2-folder George Whitman, 1893-1896, ABHS.
[31] “Edward Bailey, M.D.”,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6 (1896), p. 455.
[32] “Edward Bailey, M.D.”,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5 (1895), pp. 559-560; George Campbell to Samuel Duncan, Oct. 14, 1895,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6-folder George Campbell, 1894-1896, ABHS.
[33] William Ashmore, Sr. to Samuel Duncan, June 27, 1896,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6-folder William Ashmore, Sr., 1894-1896, ABHS.
[34] George Whitman to Samuel Duncan, Oct. 12, 1896,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2-folder George Whitman, 1893-1896, ABHS.
[35] George Campbell to Samuel Duncan, Dec. 1, 1896,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6-folder George Campbell, 1894-1896, ABHS.
[36] William McKibben to John Murdock, April 25, 1876,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0-folder William McKibben, 1875-1877, ABHS; John Murdock to William McKibben, April 22, 1876, Overseas Letters (1876-1878), pp. 24-25, ABHS.
[37] William Ashmore, Sr. to John Murdock, Nov. 28, 188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5-folder William Ashmore, Sr., 188-1883, ABHS.
[38]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15.
[39] Josephine M. Bixby to Samuel Duncan, May 4, 1898,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6-folder Josephine M. Bixby, 1896-1900, ABHS; Anna Kay Scott to Executive Committee, Feb. 15, 190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156-folder Anna Kay Scott, 1901-1909, ABHS.
[40] William Ashmore, Sr. to John Murdock, Jan. 24, 1880,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6-folder William Ashmore, Sr. 1880-1883, ABHS.
[41] S. B. Partridge to John Murdock, Jan. 6, 188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0-folder S. B. Partridge, 1880-1882.
[42] Josephine M. Bixby to Mrs. Bacon, April 25, 1898,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5-folder Josephine M. Bixby 1896-1900.
[43]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Boston: G. J. Stiles, 1878, p. 37.
[44] S. B. Partridge to John Murdock, Jan. 7, 1884,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50-folder S. B. Partridge, 1883-1885.
[45] Leonard Warren, Adele Marion Field: feminist, social activist, scienti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95-97.
[46] Samuel Duncan to Edward Bailey, Jan. 2, 1897,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6-folder Edward Bailey, 1894-1897, ABHS.
[47] C. H. Daniells, “To the Mission Circles and Bands and the Sabbath Schools of Michigan” (January 24th, 1882). Swatow: Kwai Fung Printer.
[48] Twel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83, p. 79.
[49]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0 (1890), p. 287; Twen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Printer, 1891, p. 87.
[50] Anna Kay Scott, An Autobiography of Anna Kay Scott, M.D.. Chicago, 1917, p. 67. Anna K. Scott, “Swatow Medical Work”,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78 (1898), pp. 184-185. 该医院当时的照片显示当时是两栋楼。该照片藏于China Material Box-Box China #2 -folder Kakchieh, Old Mission Compund, ABHS。
[51] Mrs. Ashmore to Thomas Barbour, Dec. 16, 190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90-folder William Ashmore, Sr., 1902, ABHS.
[52] Anna Kay Scott to Committee, Feb. 15, 190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156-folder Anna Kay Scott, 1901-1909, ABHS.
[53] Anna Kay Scott, An Autobiography of Anna Kay Scott, M.D.. Chicago, 1917, pp. 52, 80.
[54] Josephine M. Bixby to Thomas Barbour, March 1, 1900,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5-folder Josephine M. Bixby 1896-1900.
[55] Jacob Speicher to Thomas Barbour, May 9, 1903,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159-folder Jacob Speicher, 1903-1904, ABHS.
[56] Caroline H. Daniells to Thomas Barbour, April 3, 1900,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74A-folder Caroline H. Daniells, 1879-1900, ABHS.
[57] John Foster to John Murdock, March 4, 1892,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box 47B-folder John Foster, 1891-1892, AB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