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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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立东（独立学者）
摘要：本文从救赎史视角，探讨1840至1950年代，英美宣教士在华医疗宣教的成败及对当今医疗业的后遗影响，寻找医患矛盾和医德倒退之根，理出疏导途径，解决根本问题。本文值得学术界、宗教界、政经学界学者及决策者阅读，对同一历史阶段，同一事件，发现不同之解读与亮光，有助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关键词：新教（更正教），宣教士，医疗，本土化，生命更新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lvation, this topic reviews the impact of the loss of the 1840s-to-1950s medical ministries delivered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n the healthcare sector in China so as to find the root of doctor-patient conflicts and the decaying medical ethic in order to find the way of solving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he scholarly value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inspiration that helps the decision-making officials and relevant scholars to observe the same history event from different visions and to seek the second explanation in the light. Understanding the root of conflicts among human beings is the key to form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peaceful world.
Key words: Protestantism, Missionary, Healthcare, Indigeneity, Life Transformation
前言
2017年10月31日，距德国神学家、作曲家、教士、改革宗（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开创者马丁·路德 ( Martin Luther, 10 November 1483–18 February 1546)，（1）因抗议天主教卖赎罪券（The sale of indulgences）等许多不合圣经的谬误，把写有《九十五条论纲》（The Ninety-five Theses 或Disputation of Martin Luther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的纸钉在威登堡（Wittenberg）城堡教堂(the Castle Church)之门,启动宗教改革，新教诞生，恰500周年。
距今390年前，基督教新教首位到中国台湾（1624至1662年间称Dutch Formosa，荷兰福尔摩沙）的宣教士，是荷兰改革宗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的乔治·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亦为George Candidius，1597-30 April 1647)（2）。1627 年到台湾后，他拒绝住荷兰城堡Fort Zeelandia (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而是住在当地的村子新港社(Sinckan)（3），在台湾宣教八年(1627-1631年，1633-1637年)。 1662年（南明又称后明永历十六年；清顺治十九年）2月1日，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生于日本，母为日本人田川松（1602年-1647年）；1662年6月23日病逝台湾）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OC）当地代表，台湾最后一任荷兰福尔摩沙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1615-17 October 1687）在Zeelandia城堡签署和平条约（4）。此后，新教宣教士暂时中止赴台。
今年距基督教新教第一位落脚中国大陆并做开创性奠基业绩的宣教士是英国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5 January 1782–1 August 1834）牧师1807年足迹落到广州宣教整210年，在英国上层新教福音派平信徒、促成英国圣公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建立、使中国人及许多国民深得益处的英国圣经协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创建人之一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24 August 1759–29 July 1833)）等基督徒在英国发起废奴呼声，导致1807年3月25日英国国会通过废除奴隶贩卖法案(The Slave Trade Act 1807 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ct 1807)。
1807年，中国身处贫弱被动；2017年，中国走向富强主导。最近《中国浪潮来了》（5）一文提到，越来越多世界级未来学家、科技作家造访中国，他们与早年来华西方记者、作家不同，如今的他们，试图以中国为标杆，定义世界新未来，虽有分歧，但共识是中国正在浪潮之巅，成为全球新浪潮引领者。
2017年9月底，中国实践六十多年的药品加成，全部取消，医疗改革推出重大举措：取消“以药补医。” 此外，中国正在构建核心价值灵魂工程，引导公民追求精神充实与满足，因人的幸福感，来自灵魂深处。人非动物，吃饱即足。人内心需要超越物质以外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实现，生命意义在完成人生使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兴盛时期，慎思明辨，学史为鉴，尤为关键。历史上许多王朝，比如以色列没在困苦贫乏中陨落，而在正鼎盛富裕时败亡。历史常重复，因自我中心人性自古以来从未改变。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对当今及未来中国，也对世界有深远影响力。
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ugust 6, 1884–December 26, 1968)被认为是中国教会史研究的奠基人，他是耶鲁大学汉学家卫斐列(Frederic Wells Williams，1857-1928美国汉学家之父卫三畏[1]之子，生于澳门)的弟子，当过耶鲁大学宗教学院主席和神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堪称基督教史、中国史、日本史、东亚史专家的赖德烈，曾在在美国长老会长沙雅礼会（Yale-in China）作宣教士不久，因病返美(6)。他在其1929年出版的巨著《基督教中国宣教史》（7）中说，作为西方人的他，无法完全了解中国人的宗教经验，希望将来有中国人从事这方面研究。
中国发展，令人欣慰，近十几年，中国学者对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和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已由“险学”进入“显学”，取得相当进展与成果。然而因种种原因，中国学者多从世俗视角和本国立场研究基督教在华事工，进深层面，宽度广度，客观高度等未免受限，从无神论立场角度，去研究以信仰三位一体、独一真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与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基督教，根本无法把握真实历史走向与趋势，只能观察到特定时段社会现象，而无法发现导致现象的根源，用“世俗小学”方法研究神学及救赎史，用属世眼光研究属灵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欧美最古老正规大学都起源于基督教背景。（22），英美几所最古老大学都起源于神学院，在基督教三位一体独一真神创造论前提下，相信宇宙是由一位智慧远超人类想象的设计师God(神)创造的， 并通过启示给人留下圣经，赐下救主耶稣及圣灵，引导人认识这位神和神所造的有始、有序、有终、有道遵循的宇宙，才有可能发现自然与人类社会规律。
如果宇宙发端于偶然大爆炸，或者无目的自然出现，则无研究意义，也无规律可寻。且不谈浩渺有序的银河系，仅从人体关节构造、止血机制、自我修复等许多细节也能捕捉到造物主的仁慈与智慧。
古代医学多与宗教连在一起，但形成现代医学与护理学科学体系，始于英国两位基督徒，一位是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 帕茨瓦尔(Thomas Percival，1740–1804)，他是从英国国教中分离者（Dissenter），他1803年写成《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 or a Code of Institutes and Precepts, Adapted to the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他也是公共卫生运动和设立英国曼切斯特工厂规章制度的先驱。（23）（24）（25）
另一位是英国社会改革者、统计学家、作家、现代护士职业及护理体系开创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2 May 1820 – 13 August 1910），国际护士节以她的生日为纪念，英国圣公会遵循尊荣有重大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传统，把她的离世日写入圣徒日历（Calendar of saints）以认可她基督般关爱的一生（The life of Christ-like care）。（26）她本人在1900年5月28日给护理学员的信中说：“Christ was the author of our profession. We honor Christ when we are good Nurses. We dishonor Him when we are bad or careless nurses. We dishonor Him when we do not do our best to relieve suffering -even in the meanest creature. Kindness to sick man, woman & child came in with Christ. ”（27）她17岁时，得到从圣灵而来的使命呼召，让她服侍关顾贫病者。（28）
本人因兴趣而业余研究基督教新教在中国近代医疗事业及多领域拓展事工历史，因在国内两省医药卫生系统工作多年，又在加拿大读管理学研究生（医疗卫生方向），并在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大城市的医疗中心以病人身份住过院，故对中西医疗体系及医护伦理准绳之差距感触颇深，追根求源，这差距与西方来华宣教士的宣教事工失败有关。笔者以为，医生与教师这两个职业是白领专业技术人员中应特别对待的（兽医不在此序列），从高校录取考生，到政府发放执照，都应当严格筛选，有使命呼召和美善爱心者，才能完成这两个职业的重负，同时，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如高薪、高福利、高地位、高保险，使医生和教师受被服务者与社会的尊重。医生救助的是人而不是动物；教师培养的是人而不是植物。依据基督教圣经，人不是高级动物，人反应出神的形像，因为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人，造男造女并让人管理世界及其上的各样生物（创世记1:27），人与动物，各类生物，各从其类（创世记1:11-12,21，24-25）。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万物只有人有语言、文字、思想、意志、情感、灵、魂、体，这是基督价值观的根本点之一，这根本点在医疗领域尤为关键，因为无论技术硬件如何先进，医护工作由医疗人员完成，医者是人，患者是人，无论医生，还是患者，人之尊严必须受到尊重，人与人的互动，受内在生命即信仰价值体系左右，尤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早期中国教会医院，都有专职或兼职传道者，向病人讲解圣经，让病人认罪悔改信耶稣，让病人知道灵魂得救有永远的生命，比身体得医治暂时延长生命更重要，同时传道人为病人祷告，给予病人心灵的安慰与疏导。我去过的几个美国和加拿大医疗中心与社区医院都有Chapel（小礼拜堂）和 Social Worker Office（社会工作者办公室），定期在医院服务的牧师和社工，毕业于相应高校并得到按立或专业资格认证。目前，中国医院基本只有身体治疗，极少提供心灵安稳与疏导而使病人得到身心灵的医治与释放。中国医患矛盾的原因重重层层，这个缺陷是其中之一。信仰信念理念及伦理道德人格等无形力量，长远影响医疗与教育果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7:22）“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箴言18:14）
文中提到不少宣教士，一篇研讨会论文难一一叙述周祥，因为仅对其中一位宣教士与其事工有关的生平深入研究，足以写成部专著。撰写过程，深感个人之限，难以承担跨度百年宣教史与现实传承及对未来发展有启示借鉴价值的课题。此文也只能算小结，内容远配不上标题，尚需经年耕耘不止。
我深信，中国将出现有全备圣经知识与神学素养，亦有文史医疗背景及基督美好生命的学者从事这类课题的研究，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下去的领域。
1 课题概览
1.1 相关术语
因近代新教宣教事工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以下概述相关历史及术语，有助研究医疗体系诞生及发展的脉络，发现医疗机构的问题及改进方向。
1.1.1 基督教新教或更正教（Protestantism）：
新教起源于马丁·路德直接引发的宗教改革（请见本文前言），属于基督教三个主要分支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东正教（Orthodoxy）。Protestantism一词，来自1529年德国路德宗领袖的抗议信（The Letter of Protestation），抗议1529年神圣罗马帝国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定罪马丁·路德的教导为邪教。 更正罗马天主教偏离圣经教义之误的基督徒，支持马丁路德学说者被称为“抗议罗马天主教者”即Protestant（8）（9）。新教信徒，拒绝接受教皇至上（The notion of papal supremacy），强调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圣经 彼得前书2:9），，认定五个唯独（Five solae）为圣经教义之根基，即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by Scripture alone），唯独信心（Sola fide ，"by faith alone），唯独恩典（Sola gratia，by grace alone），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 or Solo Christo ，Christ alone or through Christ alone），唯独神的荣耀（Soli Deo gloria，glory to God alone）。（10）（11）（12） 遵循《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新教信徒，信三位一体（the Trinity）三个位格（three persons (God the Father, Jesus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的独一真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13）
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路德宗（Lutheranism）从德国传到丹麦、挪威、瑞典、芬兰、波罗的海诸国（the Baltic states）及冰岛。（14） 马丁·路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改革者法国神学家、牧师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0 July 1509–27 May 1564），瑞士牧师胡尔德莱斯·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 或Ulrich Zwingli，1 January 1484 – 11 October 1531），苏格兰牧师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24 November 1572)等 相继在德国、匈牙利、荷兰、苏格兰、瑞士、法国开辟脱离天主教的新教教会。（15）宗教改革不仅改变欧洲宗教生活，也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宗教改革以产生四个最重要的新教教会告终。这四个教会是路德宗（Lutheranism，主要在德国和北欧），改革宗（the Reformed，亦称加尔文派Calvinist 或长老会Presbyterian，主要在瑞士、匈牙利、荷兰、苏格兰），圣公会（Anglicanism）及重洗派（Anabaptists），路德宗与改革宗规模最大。（36）（37）
1.1.2 清教徒与清教徒精神
Puritan和Pilgrim都是持守纯正圣经教导的清教徒。Puritan（清教徒）原指十七世纪因认同基督教改革宗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对圣经的诠释《基督教要义》，导致与英国国教冲突的耶稣基督的信徒。清教徒中主张从英国国教（The Anglican Church，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state church of England）完全分离的人（被称为English Dissenters 或English Separatists），1620年乘The Mayflower（五月花）号英国商船，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到新大陆（the New World），这些清教徒被称为Pilgrim（朝圣者）。（16） 英国清教徒传道人（Puritan Preacher）约翰·班扬（John Bunyan，baptised 30 November 1628 – 31 August 1688)）所著1678年面世，被认为是第一部英文小说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from This World, to That Which Is to Come），译成200多种文字并至今从未中止出版（17）（18），（19）（20）（21），该书书名第一个名词和主人公所用的英文词就是Pilgrim。
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船在麻萨诸塞州南部Cape Cod（鳕鱼角；今名Provincetown Harbor）靠岸时，船上101名乘客中的41名成年男性签署普利茅斯联合协议，后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开创美国公约之首。清教徒们在祷告中得到异象，要在新大陆建“山上之城”（马太福音5：14），他们的后人被称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WASP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传承清教徒精神（The Pilgrim Spirit）的。清教徒概念已演化为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对持守基督信仰真谛和圣经原则的信徒统称，清教徒持守简约质朴生活，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清教徒时代出现calling（天职）概念，即神呼召你从事的工作就是你的职业，即天职。敬业完成各自的天职是清教徒的使命。
前面提到的苏格兰牧师约翰·诺克斯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苏格兰清教徒从苏格兰长老会走到世界各地传扬新教。当英国国教迫害清教徒时，他们移民到荷兰，继而到新大陆，即今日美国，美国许多有世界影响力的属灵前辈是在约翰·诺克斯的影响力中得以造就。英美长老会来华宣教士在台湾、福建、内地为建立医院及学校体系建立了开创性事工，长老会第一位到北部台湾（当时称Formosa）的宣教士是加拿大的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March 21, 1844–June 2, 1901），他是台湾家喻户晓的西方人，台湾最大医疗中心之一马偕纪念医院（Mackay Memorial Hospital）以他命名。（51）（52）（53）（54）马偕在台湾的事奉实现了其愿：Burn out rather than rust out（宁愿烧尽，不愿锈坏。）
在所有来华差会中，打下最广泛最兴盛事工基础的是英国长老会布道家宾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 April 1815–4 April 1868)，他被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CIM；1964年后更名为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OMF）创始人、英国宣教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21 May 1832–3 June 1905)称为属灵的导师（55）（56）。
美国南北战争（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之前，来华宣教士由同一长老会差派。1861年南长老会从北长老会（PCUSA）分裂，美国内战期间，宣教事工主要限于美国国内，战后两个长老会差会差派来华宣教士，美北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PCUSA，在华时间 1844-1952) 与美南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PCUS，在华时间1867－1952)。 美国长老会医疗教育宣教士、后来成为美国驻华驻日外交官及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的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1844年在宁波开始长老会在内地的第一个宣教站，宁波一个小诊所的开始成为长老会百年医疗宣教的起点（57）。麦嘉缔夫妇爱心收养长老会中国牧师金定元（Rev. Kying Ling-yiu，Chin Ding-yu）的两岁孤女金雅妹，又音译金韵梅（Kin Yamei，1864–1934，亲生父母双双死于传染病)。金雅妹懂中、日、英、法文，以优等生身份毕业于纽约女子医科大学（the 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New York），又到费城和华盛顿特区深造，她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西医学位的中国女子，曾任担任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在日本开设妇幼医院，本文稍后谈及中国医生时会再提到她。（58）（59）（60）（61）（62）
1.1.3 外邦与教会
外邦、外邦人（Gentile, pagan）指不信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是救赎主的人。英文NIV版圣经中，Gentile出现97次，都是首字母大写，pagan出现18次，都是首字母小写。中文和合本圣经“外邦”出现276次，“外邦人”出现204次，“外邦的”17次，“在外邦”30次，“外邦中”9次，“外邦女子”11次，“外邦神”9次。Gentile,原指非以色列人；pagan,原指多神论者，二词在圣经中的属灵含义皆指不信耶稣为救赎主弥赛亚（Messiah，即受膏者，Christ基督）的人。
耶稣首次使用教会(马太福音Matthew 16:18）一词。英文NIV版圣经里“church”出现109次，中文和合本圣经“教会”出现123次，都在新约。希腊语教会ekklesia ，来自两个希腊词ek（含义：出来并且去，out from and to）和kaléō(含义：呼召，to call)，即呼召出来之人的聚会。Ekklesia衍生出Ecclesiology（教会学，教会论，教堂建筑学，教堂艺术学）。教会，指基督信徒聚会，信徒是被神从外邦世界呼召出来分别为圣，按神的旨意顺服耶稣基督权柄的人(以弗所书Ephesians 1:22-23)。
英文Church，指教会或教堂。但教会与教堂，概念很不同，教堂指建筑物，教会指信徒共同体。耶稣是教会的头，信徒是教会的肢体(哥林多前书1 Corinthians 1:2; 哥林多后书2 Corinthians 1:1; 加拉太书Galatians 1:1-2；)。教会可以是当地信徒的团体(哥林多前书1 Corinthians 15:9; 加拉太书Galatians 1:13)，教会也是普天下属基督的信徒团体（马太福音Matthew 16:18；以弗所书Ephesians 5:23-32)。
1.1.4宣教事工与宣教士
英文Ministry（事工）在英文NIV版圣经里“church”出现22次,只有两次在旧约历代志上（25:1,6），20次都在新约，新约中首次出现在路加福音3:23，“Now Jesus himself was about thirty years old when he began his ministry.”（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
宣教来自耶稣留给门徒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及马可福音16:19-20的记载：“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几处经文，激励门徒到世界各地传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
基督教宣教士（Christian missionary）被定义为“one who is to witness across cultures”（跨文化作见证的人），宣教士被派往各地传道或开展教育、文学、社会、公义、医疗、经济发展等各样服侍事工（ministries of service）（43）1598年耶稣会（the Jesuits）差派成员到国外时，从拉丁文“missionem (nom. missio)”演绎出mission,含义为“act of sending”“to send”。
美国政治学评论季刊（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2年针对新教宣教士的研究发现，新教宣教士常在他们工作过的地区留下相当正面的社会影响力。跨国统计分析发现，新教宣教显著且强有力的与印刷出版、教育、经济发展、架构有序的文明社会、私有财产保护、法治及低水准腐败等现象高度相关。（44）
另有研究发现，宣教士为语言学及许多语言的文献编辑及描述做出非凡贡献，许多语言现今只存在于宣教士的记录中。没有宣教士令人难忘的贡献，语言学历史无法令人满意的写成。（45）（46）新教来华宣教士留下的照片、影片、书信、文献，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饮食、文化、方言、文学、教育、民俗、农学、园艺、医药、宗教、交通、运输、工商业、金融、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清末及民初中国士绅，忙于考功名与稻粮谋，无心无力无暇研究与个人“仕途经济”无关的学问，宣教士的研究恰弥补此空白，国内学者已在这方面作许多研究，本文不赘述，只举一例，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 到福州的宣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June 23, 1824-June 15, 1880），1876年写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福州（但不限于福州）宗教，政府，教育，商业习俗与舆论》具体细节描述民间及官僚生活习俗。（47）
1.1.5 医院起源、现代医院及红十字会
中国隋唐有太医署，宋有太医局，金代（1115年－1234年）始有太医院。元、明、清各代均设太医院，专为皇室及宗亲贵族大臣等上流社会服务。中国医疗卫生理念及制度的建立，面向普罗大众平民具有现代意义上医院，由西方宣教士建立。（29）
考古学家发现，古罗马（The Ancient Rome，753 BC–476 AD）在大约公元前100年左右建起一些建筑群，被称为Valetudinaria（医院），用来照看生病的奴隶，角斗士（gladiators）和士兵。（30）医疗关顾对象从穷人扩展到大众，始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27 BC–395 AD，西395–480，东395–1453）得到官方认可。第一次尼西亚会议（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325年）之后，在每个有Cathedral（大教堂）的镇，开设一所Basilias（医院），麻风病人与其他患者分别在不同区域。医院命名为Basilias以纪念圣巴西勒(St. Basil of Caesarea, Saint Basil the Great，329 or 330-January 1 or 2, 379),他是Caesarea Mazaca和Asia Minor（今土耳其）地区希腊主教，不仅是支持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的有影响力的神学家，更以关顾穷人与弱势群体而闻名， 369年他在卡帕多西亚地区的凯撒里亚（Caesarea in Cappadocia）建立第一家教会医院，东与西罗马基督教会均认可他为圣徒。（34）（35）
生在罗马显赫家庭的医生，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公民，被东罗马教会尊为圣徒的汤普森（Sampson the Hospitable，?-530）释放自家奴隶，为穷人开放家庭作为诊所，一生致力于服侍穷人，不仅以医术和钱财帮助贫病者，更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与恩典，他因治愈东罗马帝国（Byzantine 拜占庭）皇帝（任期527年－565年）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Saint Justinian the Great，Justinian I，482–14 November 565),而得皇帝答谢，汤普森求其为穷人建一所医院，得到允准，这所医院成为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免费诊所。
英文hospital,借自古法文hospital，源于拉丁文hospitālis(即hospitable)，hospes(host, guest)。Hospice (善终服务，旅社)一词，亦源于hospes。法语hôtel-Dieu（hostel of God，神的旅店)在说法语的国家，创建之初就是为了照顾穷人和有需要者，由天主教教会管理运作，欧美最早的医院，皆由教会运作，隶属宗教机构。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新法兰西（New France，圣劳伦斯河弯流域，1534–1763）的第一位护士，珍妮·曼斯（Jeanne Mance，November 12, 1606 – June 18, 1673)）1645年10月8.（31）在今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Montreal）创建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第一所医院The Hôtel-Dieu de Montréal，（32）（33）这家医院1996年与另外两所医院（The Hôpital Notre-Dame du CHUM圣母医院；The Hôpital Saint-Luc du CHUM 圣路加医院）组成蒙特利尔大学医疗中心（the Centre hospitalier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CHUM），我造访过这三家医院。
近代欧洲（Early modern Europe，15世纪末-18世纪末，有历史学家认为始于1517宗教改革）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由基督徒看顾病人的理念向世俗化演变。（38）从在欧洲及全球范围来说，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立，始于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前面提到英国医生托马斯· 帕茨瓦尔1803年写成《医学伦理学》为许多教科书设立标准。（39）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1854–1856），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土耳其的斯库台瑞（Scutari）英军战地医院（barrack hospital）设计并管理第一所现代医院，使英军伤员死亡率大大下降，她的贡献不仅在建立现代护理制度，使护士成为受尊重的专业人士，更在创建现代医院管理模式，医院建筑设计，感染性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政策，医院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医院设计与管理，医院财务管理，病人为中心的医疗，积极正面文化（杜绝医护人员以负面情绪对待病人），分诊（Medical triage），医疗记录，病人图书馆及教育，病患营养餐，病人关顾，善终关怀（hospice care）等医学多领域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至今还在产生影响力。（40）她设立医院管理楷模，即护理病人要带着同情、承诺、勤勉及体贴。（41）她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有效倡议为军人和退伍军人争取医疗卫生权利的人。她使医疗及医院体系不仅改头换面，更是脱胎换骨。（42）
英国从1948年开始，公立体制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医疗服务制度) 成为主要医疗服务提供者，几乎控制了所有医院。（48）美国1910年有4400家医院，由城市、州、联邦机构、教会、非盈利机构院，1915年天主教管理的医院有541家，医院人员主要是不拿工资的修女（nun）或教会女执事（deaconess）。（49）（50）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场救护伤病建立现代医院体制三年后的1859年，瑞士加尔文派新教信徒、商人及社会活动价亨利·杜南（Henry Dunant ，出生时名Jean-Henri Dunant，8 May 1828–30 October 1910）商务旅行途经意大利，目睹索尔弗利诺战役（The Battle of Solferino, 24 June 1859）后躺在地上，无人医治照看的伤病员惨状，写下所见所历，成书《索尔弗利诺回忆录》（A Memory of Solferino），该书促成红十字会的建立。1864年为战争人道主义设立的日内瓦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s）也是基于他的构想得以实现。
从公元四世纪圣徒巴西勒在凯撒里亚建立第一家教会医院照顾贫病者，到公元十九世纪英国圣徒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建立影响至今的现代医院管理及护理制度，以及散尽家财帮助贫病者及伤兵、创立红十字会、第一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瑞士圣徒亨利·杜南，还有许多与他们一起同工的同道者，研究医院史就会发现，现代医疗伦理规范及现代医院模式的建立，出于一批有不仅有新教基督信仰，更是活出基督之爱与慈仁恩典怜悯的人，因为他们所信仰，所效仿，所追随的救赎主，拿撒勒人基督耶稣在世时，就是一边让瞎子看见，瘫子站起来，治愈血漏者，喂饱挨饿的，医治生病的，一边传让人悔改的福音，灵魂与身体都得医治。
1.1.6 复兴大觉醒运动
研究新教差派宣教士来华宣教，绕不开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强调个人悔改己罪、建立与救赎主耶稣基督个人灵命关系的两次新教教会复兴大觉醒运动。复兴大觉醒，并非由某个人或某些人或某组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欧美多个地方的新教教会兴起为灵命复兴祷告几乎同时进行，大家并未事先策划协商，而是圣灵的工作。大觉醒前，新大陆信徒灵命低落，信仰丢失，导致民众道德走向沦丧，假如没有圣灵在十八世纪从欧洲作工（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和浇灌（Outpourings of the Holy Spirit）同时在北美新教牧者及信徒中兴起复兴运动（Revivalism，史称第一次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 or 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1755）以及十九世纪在美国和英国引发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1790–1840），带动新大陆与欧洲新教牧师与平信徒为自身与他人的罪悔改（Confess & Repent）和复兴祷告（Pray for the repentance and the revival），尤其1792年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期间，圣灵作工带动祷告，导致英国三个传道会（或称差会）创立，即英国浸信会传道会（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792），英国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和英国圣公会传道会（The Church Mission Society，CMS，1799），导致1806年美国信徒得到启示创立海外传道机构，经祷告预备终于在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新近毕业生的努力下，1810年（英国马礼逊来华三年后）在美国建立第一个海外传道会，即十九世纪最大最重要的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美国公理会差会，美部会）（该会是由长老会、公理会、德国改革宗教会等新教教会联合组成是海外传道会），（69）（70）（71）（72） 就没有马礼逊、伯驾、裨治文、戴德生等宣教士来华，那么，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化进程将是别样，中国现代化医院、医学院、医疗体系及其他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出版、法律、外交、慈善、废除缠脚、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历史都是别样版本。
第一次大觉醒主要发生在教会内已听过福音，常去教会礼拜的信徒中。第二次大觉醒从教会内扩展到教会外那些还没归信的人。第一次与第二次大觉醒之间，新大陆第一代清教徒的后代，生活趋于富足，灵性开始倒退，远离起初带领他们先祖逃避宗教迫害的救主耶稣，酗酒者与妓女大增，又受法国大革命（法文：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英文：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年7月14日-1794年）血腥暴力运动影响，民众藐视现存教会与社会权柄架构，社会道德沦丧，甚至捣毁牧师住宅。（94）（95）（96）（97）（98）
欧洲第一次大觉醒从圣灵引领德国新教领袖，社会改革者，摩拉维亚教会主教（bishop of the Moravian Church），亲岑多夫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26 May 1700–9 May 1760) 伯爵，是摩拉维亚教会创立者，The Moravian Church正式拉丁文名称为 the Unitas Fratrum，含义是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德语广为人知的名称是 the Herrnhuter Brüdergemeine，含义：Brethren's Congregation from Herrnhut。Herrnhut是18世纪该教会更新复兴地。（99）（100）（101）（102）（103） 摩拉维亚教会来自15世纪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教士、哲学家、大师、校长，比马丁·路德早一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先驱约翰·胡斯(Jan Hus，英文John Hus or John Huss，1369–6 July 1415[2])所启发的胡斯运动（The Hussite movement），有历史学家因此认为摩拉维亚教会是全球最早新教教会（the first Protestant church）（104）（105）。圣灵在英国引领圣公会领袖、神学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 June 1703–2 March 1791)和他的胞弟、英国卫理公会领袖、六千多首赞美诗作者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18 December 1707–29 March 1788) ，（106）（107）（108）以及同工、卫理公会和福音运动创始人之一、英国圣公会领袖乔治·怀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27 December or 16 December 1714–30 September 1770),（109） 圣灵在美国引领复兴领袖、哲学家、公理会新教神学家、清教徒牧师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October 5, 1703–March 22, 1758），在欧洲与新大陆兴起第一次大觉醒。约翰·卫斯理为首的大复兴导致海外传道会的创建。（110）（111）
约拿单·爱德华兹在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中起关键作用，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高屋建瓴先首先看到1733至1735年第一波复兴的浪潮，当时他有一篇题为《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证道，在1740年乔治·怀特菲德从英国来北美新英格兰十三个殖民地作巡回复兴布道后，于1741年兴起另一波复兴浪潮，这篇证道已成美国早期经典文献，他写了许多书，早已成名著，比如《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ions）今日仍在世界各地印刷出版。有两本书激励19世纪数千宣教士，一本是《神所造世界之结局》（The End For Which God Created the World），另一本是《大卫·布瑞那德的一生》（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大卫·布瑞那德（David Brainerd，April 20, 1718–October 9, 1747）) 是美国国内宣教士，他在艰难险阻中在新泽西州对特拉华的印第安土著人的宣教事工结出许多好果子， 使18至19世纪在美国本土及远赴海外宣教的宣教士得到许多鼓励与帮助，这本传记著作1749年出版时书名为《已故大卫·布瑞那德牧师的生平》，是约拿单·爱德华兹作品再版最多的书。（112）（113）（114）（115）
圣灵通过感动美国长老会牧师查尔斯·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August 29, 1792–August 16, 1875)主导第二次大觉醒，他被成为现代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116）他与几位福音派领袖（evangelical leaders）一起倡导社会改革，比如废奴，女性与非洲美国人平等享受美国白种男人同样的教育，1851至1866年担任俄亥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of Ohio）院长，该学院成为美国第一所黑人、妇女、白种男人得到平等教育的学校，也是自由精神和民主主义先锋。
圣灵感动另一位领导第二次复兴运动者，美国与圣洁运动（the Holiness Movement）相关的福音布道家、出版商、慕迪教会创始人、慕迪圣经学院（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等几所学校的创办人慕迪（Dwight Lyman Moody，February 5, 1837–December 22, 1899), 他对跨文化宣教有巨大影响力。英美宣教士在中国福音布道时用的无字只含颜色的无字书（The Wordless Book），也有他的贡献。无字书由英国也是世界最卓越布道家、传道家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9 June 1834–31 January 1892)牧师1866年发明，用红（耶稣的血）、白（因信称义）、黑（人的罪性）三种颜色表达罪人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为义人的基督福音要素，向没有受过教育或老少听众讲解。1875年，慕迪在无字书加第四种颜色：金色，代表天国。无字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福音事工和儿童主日学课程中使用。（117）（118）（119）
慕迪的跨文化宣教倡导，极大影响1854年来华的英国新教宣教士、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创始人、在中国生活51年、其后人五代服侍中国福音事工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21 May 1832–3 June 1905)。慕迪主动支持中国内地会，并鼓励其教会会众加入海外事奉志愿者。（120）
第二次大觉醒不同于第一次之处在于主导社会改革，预示发生在19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爆发伴随第三次大觉醒的的社会福音（The Social Gospel）运动，（121） 试图应用基督教伦理来解决不公、不义、贫困、战争等各类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及在美国、欧洲等地国内教会复兴及海外宣教运动，可以清晰看出救赎史的脉络。耶稣基督的救恩（The Grace of Salvation & Redemption）不只临到欧美白种人，不只临白种新教牧师家的黑奴，耶稣的救恩也在预定时间空间，藉先蒙恩的白人宣教士临到亚洲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缅甸人等。
挟带社会福音运动的第三次大觉醒运动（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1855–1900)及二十世纪所谓的第四次大觉醒（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1960–1980，学界对此称呼有争议)带来的社会改革，看似步步走向“成功”，宣教事工却步步折衷，催生出成功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the prosperity gospel, 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the gospel of success），使基督救赎的福音失去“信靠耶稣，联于基督，悔改己罪”的内核，以“信耶稣，能发达”勾引人到教会，人数上扩大会众规模与教堂面积，但是罪人依旧是罪人，教会里坐满信部分宗教教义，却与耶稣基督没有生命关系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像早期清教徒和宣教士那样跟随效法耶稣的门徒--基督徒。
生活水准与社会“进步”似乎实现了，但人不愿真正因信靠救主耶稣而悔改自己的罪，得以在圣灵里重生，有永恒的生命，而是只看重今生世界功名利禄，甚至教会事工本身的业绩，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来衡量信徒的所谓成功，而不是更新个人生命。按照社会福音与成功福音所言，许多早期来华殉道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宣教士，都是loser。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和科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July 1, 1926–June 11,2013），2000年出版巨著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从美国两个多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发展史，提出今日美国难题：政治危机，道德危机。经济技术与物质分配方面的平等不再是难题。难题是如何解决精神层面的不平等。福格尔把精神资产分为15类，本文因篇幅所限，只探讨最根本的两类：一是生存目的，贫富族群对目的感都一片茫然；二是认识机会的能力，缺乏该能力，人难以通过有目的付出来把握机会，即便有认识能力，人若没有比自己更高之生活目的，也难实现。
笔者以为，社会福音不能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之根，在于人的罪性（Sinful Nature），人若不各自对付自己的罪，单单依靠外在法律，永远处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仗”的恶性螺旋式上升循环中，社会福音与成功福音，终必把人引入拜金，导致道德败坏，天伦失丧。
二十世纪初，美国自由神学随着社会福音派宣教士进入中国，中国医疗宣教失败由此而起，社会福音运动与成功神学的发展，也是美国医院从清教徒时期医生和医院单纯为基督之爱而医治病人的身体，延长其生命以有悔改的时间使灵魂得救赎，走向今日医生收红包医院为盈利的腐败与道德沦丧之重要原因。
1972年，美国实施《反回扣法》（ Federal Anti-kickback Law)，2013年，实施《医师酬劳阳光法案》（Physician Payments Sunshine Act）。美国有《反欺骗政府法》（False Claims Act )，鼓励社会参与监督,允许与政府无关者，向政府举报违法法人。但今日美国医生还有多少起初清教徒祖先办医院的初心？一百多年前的医生与商人，医院与公司之从业目的有天壤之别，如今呢？
1．2选题缘由
天主教自1724年清朝雍正年正式被禁八十多年后，新教第一位宣教士，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5 January 1782–1 August 1834）1807年先到澳门，再到广州，从此开始新教在中国的宣教之旅。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奠定美国汉学基础与中西学者文化交流先驱，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公理会差会，美部会）差派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pril 22, 1801–November 2, 1861)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1830 年2月19日到达广东，到1950年代所有西方宣教士被中国政府驱逐，在华宣教跨度一个半世纪。
近代来华外国人族群构成主要是宣教士、商人、军政人员及家属，人数最多便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教宣教士。曾在上海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的美国宣教士鲍引登(Charles Luther Boynton,1881-1967)统计，1807-1941年间来华各国新教宣教士总数超过2万人。（63）宣教士在华事工，直接导致教育、医疗、慈善、体育、外交、印刷、出版、新闻、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新生领域的开创。
中国第一家医院眼科医局（the Ophthalmic Hospital）由美国医疗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June 18, 1804–January 10, 1888)牧师 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开办。次年，他租下毗邻丰泰行七号为新址，挂牌博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又称The Guangzhou Boji Hospital，The Canton Hospital）。（64）伯驾把最新西方医疗技术带入中国，被认为是新教第一位全职医疗宣教士。1866年，博济医院设立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博济医学校。
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医学院,夏葛医学院 (Hackee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由基督教美国宣教士富玛丽医生（Mary Hannah Fulton，31 May 1854-May 1927)1899年在广州西关宝华路存善大街创办，学校初名为广东女医学堂，为纪念捐款人美国新闻出版商夏葛（Edward A. K. Hackett，Jun. 29, 1851- Aug. 28, 1916）1902年12月更改校名。（65） 玛莎（Martha Hackett，March 9,1884–December 20, 1964)1915至1933年担任夏葛医学院院长。（66）（67）
西方宣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脱离封闭落后，进入并影响国际舞台意义深远，研究医疗宣教的成败，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对今后中国社会发展，国际关系与共促和平有较高借鉴价值。英国和美国差派宣教士最早，最多，影响力最大，因本人精力有限，没有详述为中国宣教做出不可磨灭生命贡献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比如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大洋洲国等。因英国历史因素，本文研究对象包括加拿大和北爱尔兰，1867年加拿大《不列颠北美法案》（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of 1867）刚确定为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即派宣教士到中国，加拿大差派宣教士人数及开展的事工仅次于英美两国。（82）1801年，爱尔兰并入英国,由于爱尔兰天主教与新教信徒的纷争，1920年英国政府颁布爱尔兰仲裁法，将阿尔斯特省新教徒为优势的6郡组成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其余3郡，与另外3省合并成南爱尔兰；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束，根据英爱条约，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北部阿尔斯特省6郡为北爱尔兰，北爱尔兰议会退出爱尔兰自由邦，为联合王国（The U.K.）成员。
本文沿着圣灵介入救赎史的脉络，关联三次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 or 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1755；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1790–1840；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1855–1900）及宣教士个人来华动机与使命驱动，探究英美宣教士在华医疗领域拓展事工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失败的根源。这样角度的研究分析，有助于从属天眼光，看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道德、伦理发展趋势，理解中西文化异同点及全球化趋势下，地球村走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同化互融),探讨找出人与人，国与国以对话代替对峙，沟通代替沟壑，共存代替排他，饶恕代替怀怨，仁爱代替仇恨，和谐代替纠纷，和平代替战争的解决途径与共存模式。
1.3 历史背景
1.3.1.基督教与天主教来华宣教状况：
西方教会第一位来华宣教士（Missionary），最后一位离开的宣教士，最后一位在中国大地离世的宣教士，都是由欧美天主教会差派的天主教教士（Priest）,或译为神父。天主教信徒（Catholic）和新教信徒(Protestant)都是信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门徒(Disciple)，即基督徒（Christian）。基督徒一词，最早出现在圣经使徒行传11章26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The disciples were called Christians first at Antioch. NIV版）。
由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0 November 1483–18 February 1546)引导，法国神学家、牧师John Calvin (10 July 1509–27 May 1564)传承的宗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ism），新教从罗马天主教（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至今仍是最大基督教会，全世界会众超过12.9亿（The Pontifical Yearbook 2017 and the “Annuarium Statisticum Ecclesiae” 2015, 06.04.2017）分离，有别于天主教。本文研究对象是基督教新教宣教士（Protestant Missionary）。
1.3.2西方来华宣教历程
1519年至 1522年，西班牙航海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 27 April 1521)成功航行到东印度，人类首次开始环球航海。
环球航海三十年后，天主教耶稣会S.J.(the Society of Jesus)创立者之一，西班牙的耶稣会士（Jesuit）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 出生时名Francisco de Jasso y Azpilicueta，7 April 1506–3 December 1552) ，乘西班牙商船到印度和日本宣教，意欲打开中国福音之门。1552年，沙勿略抵达广州上川岛，不久即感染疟疾，因明朝政府严控外国人入境，被困在缺乏医药的小岛，四个月后病逝。
157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1 May 1607)到澳门，成为天主教第一位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和第一位编纂《葡汉字典》的学者。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October 6, 1552–May 11, 1610)到澳门。
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落脚，启动后来被史学者称为“西学东渐”的著述、译书、新学中西文化互动系统工程。
因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导致1721年康熙皇帝禁止在中国传教，1724年雍正皇帝正式颁布禁教令，中国天主教徒从此遭受迫害。
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莱芒十一世(Clement XI，1649-r.1700-1721)批准了反对中国礼仪的法令《至善的天主》(Cure Deus optimus)，法令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天主”，同时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孔或祭祖的活动。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31 October 1705–22 September 1774）下令解散耶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中国，耶稣会正式解散，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自此告一段落。1939年12月8日，禁令废除，取消了1742年7月11日《从特殊处》(Ex quo Singulari，)教皇诏书要求的传教士必须做反对礼仪宣誓。（George Minamiki,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Chicago:Loyola Univ.Press,1985).
天主教在中国被禁八十多年后，新教第一位宣教士，英国伦敦会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5 January 1782–1 August 1834），1807年先到澳门，再到广州，从此开始新教在中国的宣教之旅，直到1950年代被中国共产党政府驱逐，1951-1953年，绝大部分外国宣教士从中国撤离，国外教会差会津贴全部中止，基督教会创办的大中小学被拆分合并调整为公立国有。
1.3.3 西方基督教宣教士来华背景：
前文已经提过，此处简要重述。 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之后，圣灵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兴起亲岑多夫（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为首的摩拉维亚（Moravian Revival）大复兴， 约翰·卫斯理（John Wedley, 1703-1791）为首的英国大复兴，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与乔治·怀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为首的美国大复兴；十九世纪以查尔斯·芬尼（Charles G.Finney, 1792-1895）慕迪（Dwright L.Moody, 1873-1899）为首的福音派（Evangelism）复兴。几波复兴运动中，通过约翰卫斯理引发的复兴，引领全球范围的宣教运动（Missionary Movement）,使复兴之光照亮各国各地。
1.3.4 英美（包括加拿大，爱尔兰）医疗宣教士在华事工
1830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其传教活动中，根据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和中国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态度，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色的传教方法，即“医务传道”方法。传教士试图通过为一般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来扩大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基础。1838年成立的“中国医务传道会”，是具体推行这种传教方法的机构。从1830到1850年间。在它的组织和支持下，一些传教医生在各通商口岸分别开办了医疗机构，医治病人数十万。“ 医务传道”活动使基督教新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1.4 时段选择
研究时段选在起始1840年，终止1950年代，乃因1840年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The First Opium War,英国称第一次英中战争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打开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公开宣教之门。1950年代，中国关闭宣教之门。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打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日军拘押在华盟国公民包括宣教士，1945-1949年中国处于内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19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造全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宗教领域，抗美援朝更促使中国驱逐西方宣教士，彻底切断中国教会医院、学校、机构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据统计, 1950年中国有外籍基督教传教士1700余人,外籍天主教传教士5500人。（123） 1953年底,留在中国的天主教外籍传教士265人,基督教外籍传教士1人，文革前，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外籍人员几乎全部离开，只有个别天主教神父收监或隐居乡间，比如，天主教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神父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1891年4月30日－1981年7月29日)，他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20年徒刑，1970年7月10日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被提前释放，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西方宣教士，他所属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又名美国天主教传教会（Manyknoll Fathers 或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会，该会1918年派第一批宣教士到广东。法国天主教神父丁鸣盛（Ting Ming-Cheng，3 January 1873-28 January 1961）在河北献县张庄去世，应是最后一位死在中国的西方宣教士。
1.5 研究角度
国内学者一般把西方宣教士来华宣教，放在中国社会变迁大背景下考量、考察与考证，比如《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医疗1866-1931》一书，借鉴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把基督教放在近代东北社会变迁背景下考察基督教在东北传播对东北地区教育、医疗、慈善等领域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124）在笔者看来正相反，既研究基督教宣教史，就当从基督教正典—圣经着手，从圣经启示的宣教起源探究圣灵怎样推动耶路撒冷教会的诞生和外邦传道摇篮—教会历史上最先差派宣教士的宣教地安提阿教会的兴起，从初代教会第一批宣教士保罗与巴拿巴的宣教事工及教会复兴规律，研究中国教会史及宣教带来的对社会领域的变革。
由于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海外宣教士（以往中文文献常用传教士一词）的共同使命宣言来自圣经，即耶稣复活后亲自对门徒所说的话，这便是圣经记载的，耶稣留给门徒的大使命，耶稣复活当日，在加利利的山上，对十一位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20）。耶稣复活后，选择在加利利，而非耶路撒冷面对面，亲自给十一位门徒口授留下大使命，意义深刻，引领代代宣教士，到福音未得之地，效法耶稣当年亲自在加利利呼召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告诉人们，天国近了，当悔改自己的罪，信靠耶稣，得到永生，同时医病赶鬼，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慈善助弱（见四福音书）。
宣教士来华初衷，本是遵行耶稣的宣教使命，传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领中国人脱离罪的捆绑，走出死亡幽谷，进入永生应许之地。因此，笔者以为，研究与宣教士来华有关的课题，不仅从世界地理历史学宽度，更应从神学和救赎史的眼光，从属天的视角，探究缘由始终。故此，本文将从欧美新教复兴大背景，尤其是英美大复兴带来的海外宣教洪流着笔探讨基督教英美宣教士1840至1950年代在中国医疗宣教的成败，由于英国与加拿大和爱尔兰的历史渊源之故，本文研究对象亦包括加拿大和爱尔兰教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士。
从圣经中救赎史看，在不同时期，圣灵常常呼召特定的人，担负特别使命和工作，比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埃及，约书亚接替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有名字记载的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等众先知和许多无名先知，新约时代十二门徒和保罗等使徒，施洗约翰，及耶稣肉身之母玛利亚等人。
圣灵通过具体的人，来成就祂的旨意。在中国医疗宣教中开创医学临床和教学事工的医疗宣教士，就是承担特别使命的人，神藉着担负医疗宣教事工的西方人，兴起中国本土事工，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的同时，建立教会，宣教布道。
1.5 研究状况
国外对来华医疗宣教士在华宣教失败的教训爱尔兰长老会奥斯汀 富尔顿（Reverend Austin Fulton）1930-1940s年代在东北传道，《穿越地震与风火》（1967）(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分析了几个宣教失败的原因，
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和学界对新教医疗宣教士群体的评述和研究，走过两个主要阶段：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1990年代至，即2017年由“险学”到“显学”,语境与视角亦有很大不同。
近十几年，西方宣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诸多领域的影响，引起学界兴趣，研究领域涉及宣教士对近代中国医疗、教育、拼音、文字、文学、诗歌、字典、翻译、印刷、出版、报业、建筑、工商、金融、城市规划、公共图书馆、女子放足、饮食习惯等多方面影响力。
国内外出版有关宣教士的研究文献，多出自非基督徒文史学者或硕博研究生，研究深度难以触及神学和救赎史角度从宣教士属灵生命及神学背景及宣教士之间的互动，差会的影响，宣教士与中国本土信徒同工的互动及两次世界大战对宣教事工的影响等教会复兴规律，来探讨医疗宣教事工对中国医疗临床与教学及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远期影响，少有从圣经救赎史角度看中国宣教事工和教会发展的正负面影响的文献。
信仰与生活，信仰与工作，信仰与理想，本是密不可分。西方宣教士来华，目的不是办医院和医学院，而是培养有基督信仰，能像西方医疗宣教士那样，活出基督仁爱喜乐的生命，在生活和工作中见证基督，帮助在黑暗中无望无助的人，活在信、望、爱中，脱离罪的辖制，得到基督里的自由，消除私欲罪恶，使社会和谐，人心思悔，追求属天的福分，脱离属地的自私狭隘偏执。
道，其价值远高于器。福音是道，耶稣是道，圣经价值观是道，医院和医学院是器。宣教之目的，乃是救人脱离罪恶，不被私欲捆绑的人，脱离罪恶的人，自然成为有创造力的好医生，好教师，好公民。
1.7 研究意义
如单为找故事或写论文而研究历史，则没有长远价值，更谈不上永恒价值。
史学研究价值，在于从中得智慧、经验、教训，引领今天和未来的人不重蹈覆辙走错路，并且知道，正路如何走。中国对基督教来华宣教史和教会史的研究，将对未来中国发展与走向及对世界的影响力有深远意义。
当代中国进行的与近代西方基督教来华有关的研究，可靠研究数据渠道基本来自西方差会档案资料和外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情况与此相似。由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化史的开端与中国社会开创性革新，皆与西方宣教士来华进行的系列事工同步并行，史料可靠数据基本来自外文资料，主要是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日文、韩文等外国语。
如今对基督教来华宣教史和教会史的汉语研究文献，将成为未来汉学家及中外学者研究的重要数据。随着中国崛起和教会复兴，海外孔子学院办学，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未来将会出现与中国有关的史料不再是外文统领的局面，研究中国的人必须懂中文，中国故事用中文表达最合适，避免了翻译偏差与误解。
也许中国将派大批宣教士到西方及列国宣教，那时的史料多用中文。
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成败与天主教有相似之处，因为人性相同，一切工作，包括圣工，都是通过人这个器皿去具体操作实施完成，故此，本文提及天主教在中国的成败。人性不变，罪恶重复，历史必定重复。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皆由相似的人性促成。
基督教传道先驱，道成肉身的耶稣，三十岁出来公开布道，被钉死十字架前三年半传道、教育、医疗、慈善事工，不仅为耶稣亲自带领的门徒和使徒留下生命事奉的榜样，也藉着他们传承追随者效法耶稣。可以说，耶稣是有史以来，牧师、宣教士、教师和医生的标杆，宣教士工作的成败，除环境因素外，很大程度取决于差会负责人的宣教理念，不同差会是否在基督里合一，差会人员个人与基督联合重生的生命，舍弃老我，顺服基督的程度，柔和谦卑事奉的态度。
1807年至1950年143年间，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在中国经受战火天灾人祸考验，两次鸦片战争，历次教案，庚子拳乱，清朝覆没，民国成立，军阀混战，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波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宣教士与其他盟国公民被囚在日军集中营到二战结束，国共内战。1950年代始，西方宣教士被陆续驱逐出境。
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留下的，不仅是教会、医院、学校、孤儿院，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是他们留下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1.8 文本说明：
1.8.1 历史人物一般注目出生年月日，除非未查到具体日期。
1.8.2中文圣经引用版本是和合本
1.8.3 外国人名一般用约定俗成译音姓名，或用西方宣教士或牧师广为人知的中文名（比如：戴德生）或仅用姓（比如：司布真）。
2 医疗宣教之功
英美医院、教育、慈善机构，起源于耶稣基督救赎福音的传播与教会事工。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所作的医疗宣教更是承受华夏本土文化的抵触与儒家士绅的反对等重压，在中国创“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从无到有的奠基性医疗事工。本文先从宣教士有关的中国晚晴、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医疗机构及学校的创建入手，然后详细探讨宣教士在华建立的教会体系医疗机构。
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今日河北医科大学之前身北洋医学堂（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民间亦称天津医学堂，1893年12月19日（清光绪十九年）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医学堂前身是英国伦敦会医疗宣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25 August 1850–1 April 1888) 1881年12月在李鸿章资助下创办的北洋施医馆（Viceroy's Hospital，即总督医院）医学馆，马根济因治好李鸿章夫人被中医视为无救的病症而使李鸿章重视西医，奏报朝廷建立培养医官的西医学堂。（73）（74）（75）（76）
中央红军第一个正规医院,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今日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自1908年10月伦敦传道会医疗宣教士创办的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长汀福音医院原名亚盛顿医馆，以英国捐款人，贵格会（Quakers，或Friends，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教友派)家庭环境长大，后转为新教信徒的亚盛顿（Robert Arthington，20 May 1823–7 October 1900)之姓命名。因着亚盛顿对英国浸信会传道会和伦敦会的大笔捐款，海外差传事工得以顺利展开。亚盛顿终身未婚，生活节俭，家财奉献宣教事工，因为他希望耶稣再来审判世界之前，能有更多人听到福音而得救赎。（77）（78）（79）
傅连暲（1894—1968）随在长汀教会事奉的父母到长汀，毕业于长汀福音医院亚盛顿医馆，由英国宣教士医生培养其成才，1925年出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路过长汀，他收留陈赓（1903年2月27日-1961年3月16日）、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等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治疗。1932年1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同年秋，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建议将福音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位于福建长汀县关东后巷的福音医院当时是闽西最好的医院，药品器材均由英国进口。1933年，在毛泽东、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带领下，傅连璋放弃4000大洋高薪职位，领全院医护人员参加红军，雇150多名挑夫，花7天时间，将全部医疗设备药品家具由长汀搬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将医院迁往瑞金，改为"中央红色医院"，成为中央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80）
加拿大长老会牧师马尔科姆·尼克尔森·白求恩（Malcolm Nicholson Bethune，1857－1932年）与英国长老会宣教士伊丽莎白·安·古德温（Elizabeth Anne Goodwin，1852－1948）之子，加拿大医生，医疗创新者，共产党员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是中国大陆最广为人知、口碑极佳的西方人，许多地方都有他的纪念碑和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医疗机构或学校。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见到白求恩的纪念碑，但是他在他祖国的知名度远不及在他的牺牲地中国。他来自加拿大一个有名望的苏格兰家族，曾曾祖父（great-great-grandfather）约翰·白求恩John Bethune (1751–September 23, 1815))牧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建立第一个长老会聚会（the first Presbyterian congregation），建立安大略省前五个长老会教会，并且一个加拿大长老会教会的开辟者之一。白求恩的母亲十岁就在故乡伦敦发福音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宣教时，结识白求恩的父亲，两人相爱结婚。
白求恩于1938年9月15日在晋察冀军区山西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建立的八路军模范医院，对八路军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制度、理念、管理、医德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力。白求恩在八路军驻地，不仅救治伤病，也医治救助许多平民。（81）
1938年1月，白求恩与在山东做过四年宣教护理工作的加拿大护士简·尤恩（Jean Ewen 1911-1987，1933年护士学校毕业，由加拿大天主教方济会派到中国山东教会诊所从事传教和护理工作，1937年6月返加）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带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及大量医疗器材奔赴中国支援抗战。当月20日，白求恩一行到达香港。三天以后，飞往汉口，2月22日，白求恩等坐火车离开汉口到晋察冀八路军根据地。白求恩经在中国事奉多年，加拿大圣公会差派在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St. Paul's Hospital，今商丘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持英国护照的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生卒年未查到）引领来到八路军根据地。白求恩在八路军驻地建立的医疗队最初就由这三位加拿人组成，借助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的理查德·布朗医生及护士手和翻译。理查德·布朗生在英国，11岁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定居。1928年毕业于白求恩的母校-多伦多大学。1928年受加拿大圣公会差派到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做医疗宣教士，主理医院外科和眼科医疗工作。圣保罗医院是河南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来自1912年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河南教区在当时省会开封南关创办的圣公会医院。圣保罗医院受加拿大圣公会圣保罗教会资助。1919年医院迁到商丘。1938年初，商丘沦陷前夕，理查德·布朗到汉口会见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表示愿为八路军服务。同年4月，理查德·布朗、白求恩、简·尤恩同往晋察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在聂荣臻将军司令部松岩口后方医院工作。1945年2月，理查德·布朗回加拿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为争取八路军医药援助发表广播讲话。（82）（83）（84）（85）（86）（87）（88）（89）
值得提及一位与白求恩同工帮过八路军，为中国抗战军民医疗卫生事业出资出力的新西兰宣教士凯瑟琳·霍尔女士（Kathleen Anne Baird Hall，4 October 1896–3 April 1970，中文名：何明清)。何明清1923年新西兰基督教圣公会差派，先到北平（今北京）协和医院（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临床工作几年并学习汉语，期间多次到河北农村地区无偿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1927年，她被派到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中国第一家在华北农村地区建的西医院）担任护士长并培训六十多位护士。1937年，她得到中华圣公会准许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诊疗所并任负责人。凯瑟琳30余次到北平为八路军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用尽自己平生积蓄帮助救治八路军伤员。她动员安国圣公会医院院长杜场曾参加白求恩医疗队，在杜场曾院长的带领下，圣公会医院的王景和、张立新等12名医护人员参加了八路军白求恩医疗队。1937年10月23日，时任人民自卫军司令的吕正操率部进驻安国，成立安国县抗日救国自卫队，何明清日军轰炸废墟中找幸存者时与吕正操（（1904年1月4日-2009年10月13日），）将军相识，在安国圣公会医院接收许多受伤中国军民。1939年，日本人发现了她的活动，烧毁教堂，袭击宋家庄，烧毁她的诊所，并向英国使馆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将她驱逐出境。何明清于1970年逝世于新西兰，终生未婚。（90）（91）（92）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晚年指示：“要设法找到曾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耶稣教会医院护士何明清的下落。”（93）
英美（包括加拿大，爱尔兰）医疗宣教的成功业绩不仅在西医领域，基督教的生死智慧与临终关怀理念，也影响中医传承从师徒模式走到正规学院。中国各地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和医学院史院志，未在战火和城市改造中消失的最古老的医院和医学院建筑，中国近代医疗护理医学检验学会及体系制度的建立，都在用看得见的实体，诉说西方宣教士的功绩，这方面本文不占篇幅赘述，因为近年来，已有官方和个人汪洋大海般的文本涌现。本文依然从救赎史角度，从每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宣教士与中国医生标杆人物来探讨，以出生日期为顺序，女性医生群体在先。
以下按领域探讨英美宣教士在华建立教会医疗体系之功。
2.1 引入西医，开创西医医院与医学教育体系
中华文化崇尚“报恩”，然而，孝道善行多施于家族亲友，对于无力回报者和陌生者，很多人尚缺“恩典”之心，即白给出去，完全不指望从受恩者回报。基督教圣经价值观，提倡“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 20:35），活着就要行善，且行善不求从人而来的回报与报恩。
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6:1-4）
宣教士是有来自圣灵呼召的基督的门徒（不排除个别假冒为善者，名义基督教徒，内在生命未重生，活在罪中的老我态）。驱动宣教士来华的主要因素是圣灵的呼召及宣教运动，他们因此而有从基督而来的无私舍己之爱。来自中国内部的某些因素（比如，不平等条约后，宣教士享有特权）并非推动力，站在没有基督信仰的中国人角度，去研究被圣灵呼召的基督徒西方宣教士，如何能探究透彻？历次教案及庚子拳乱中殉道的宣教士所在中国遭遇的危险、苦难、凌辱、痛苦，足以抵消在中国得到的比家乡待遇较好的吸引力。
3 医疗宣教之败
医疗宣教的成功与失败密不可分，原因则密切相关。西方医学在西方的建立者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建立者，乃是同一批人，即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牧者，基督信仰的实践者，他们在英美的宣教失败，也引发中国的宣教失败。
从宣教初心初衷来说，宣教士来华，本为顺服耶稣教导，效法耶稣对人不仅救赎灵魂也医治人的肉体并让人吃饱满有怜悯慈仁与施恩，传承宣教先驱保罗的生命与使命，把耶稣基督救赎罪人得永生的好消息与神与人立的圣约--圣经带给中国人，鲜活有生命的一个个独立的男人女人儿童，而非抽象的“爱全人类”，因此，他们一边建立教会，一边创办医院、学校包括医学院及慈善机构，像耶稣那样，不仅救赎灵魂也无偿医治人的肉体并让人吃饱满有怜悯慈仁与施恩，医治肉体，为了减轻人的痛苦，延长人的生命，好多有机会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得到永恒美好的生命。
然而，美国第三次大复兴伴随的“社会福音运动”不仅影响美国人悔改自己的罪，让灵魂得到洁净，从生命深处对付自己的私欲与罪孽，只注重美国社会表面改良改革，追求建立地上“民众”与“文明”之乐园，也随着来华自由派神学思想宣教士的影响，影响中国人悔改自己的罪，对付灵魂深处的私欲与罪孽，培养出如美国本土一样的“文化基督徒”，只记字面圣经经文，甚至成为饱读教会史与神学经典名著著书立说的神学家，但他们的生命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仍活在罪性老我中，成了有“基督徒”标签的利己精英，按圣经耶稣出口的话，他们不是从基督里结出的果子，当然也结不出基督生命的果子。
从社会改良来说，由于“社会福音运动”不关注一个个人认罪悔改，只看重所谓的社会进步、文明、民主与人人平等看似冠冕堂皇的美物，结果造成起初清教徒建立的一片可以按圣经与耶稣教导过信仰生活的新国度-美国物质文明相对当初清教徒先祖的物质生活水准如升高楼，道德伦理却一泻千里，一直泻到今日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恋不仅不羞耻，反而要求尊严与维权。神要属神的子民“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世记1:28,9:1，7），同性婚姻如何生养众多？同性婚姻如何养育敬虔子孙，同性婚姻家庭如何在社会释放正能量？
耶稣在世传道三年半，正值罗马帝国统治，耶稣及其门徒生活的社会，有不公平、不公义、不平等事吗？有；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奴隶制度，耶稣并没有带领门徒发起废奴运动。耶稣有没有号召门徒，拿起武器，揭竿而起，发动暴力流血大革命，抵抗罗马殖民者，一举推翻罗马政府，烧毁官僚富豪家业？没有；不仅如此，耶稣让门徒按当时国家法律，尽纳税人义务，“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路加福音20:25）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13:1）“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提多书2:9-10）“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拿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前书2:18）
耶稣要门徒完成的大使命是使万邦万族，各国各民，人人悔改自己的罪，归向耶稣，按神的诫命生活，等候耶稣再来，接门徒到永远的天家，神所建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在现今地上世界重建伊甸园。
圣经并未说哪个社会体制是好的，神已告诉人何为善，神向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倘若人心不悔改，仅依靠外在律法，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或党派治国，人的罪性都会时时发作，罪如酵母扩散蔓延，看今日欧美就知道，没有悔改的罪人，无论构建任何社会制度，无论让谁作领袖，最终都走向败坏，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
医生与教师这两个职业，医疗与教育这两个领域，如果走向产业化，把“病人”与“学生”当带来利润的产品，都不可避免走向腐败与败坏。应当呼吁学子们，如果为了赚钱，请选择医生与教师以外的其他职业。有使命呼召与舍己为人之心的人，才能从事医疗与教育工作。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非洲等国医疗教育等领域作出奠基性开创事工并收获生命好果子的西方宣教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活出了基督耶稣舍己大爱的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只有好果子舍己，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发苗结出更多好果子。
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耶稣在世开始出来传道，开篇所传讲的相同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人心若不悔改，生命未被更新，纵有最新医疗设备，最完美的体系，亦难以传承当初宣教士的基督神性舍己之爱，神性之爱与无私真道是医者的立身之本，医学知识、技术、设施，仅仅是器，而不是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日占区盟国在华资产,教会医院、学校及人员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中国1950年开始驱逐宣教士，1952年分解改造教会大中小学和医院等机构，西方宣教士在华经营一个半世纪的可见事业被归零，唯有用基督生命造就的生命，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当初落在好土里的种子，结出了美好的果子。
教会，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新耶路撒冷圣城模型。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本应是光和盐。光照亮黑暗，盐防腐调味。
西方宣教士培养许多医院和医学院人才，建立了医疗和医学教育体系，却未能造就许多传承宣教士生命，传承宣教士舍己奉献精神的中国医护和教师，不会出现收红包之类的现象。
人为因素是宣教失败之本，导致基督福音与精神对中国人生命更新受阻，直接影响医疗质量的根本性提升和医患沟通平台的建立。
中西文化礼仪冲突可以用柔和方式，假以时日，逐渐化解，因“祭祖”“磕头”等外在礼仪问题而发生巨大冲突，导致耶稣基督真道传播受阻，实为莫大损失。耶稣在世三年半亲自传道时，从未让门徒翻转当时罗马统治时期的文化习俗，亦未让门徒拿去武器以暴力手法与罗马统治者作对，而是教导门徒“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路加福音20:25），使徒保罗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心灵或作圣灵）。”（罗马书7：6）
英美新教宣教士失败原因与先于他们两世纪到台湾的荷兰新教宣教士有共同之处，都是急于用人的办法去办神的事，想借助人间法律，来促成宣教成功，
耶稣从未让他的门徒通过改变政府规章与变革社会制度来传扬基督救赎的福音，从圣经使徒行传，可以发现，宣教先驱、最伟大的跨文化宣教士保罗，每到一处，都寻求圣灵的引领，用旧约经文和摩西律法来证道。
伯驾等英美宣教士，参与或支持签订不平等条约，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损害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圣经救赎史与教会史来看，人总想为神大发热心， 以自己出于血气的激情，代替圣灵的感动与引领，用人的办法，取代神的办法，不愿顺服、等候神，不能完全活出神给人定的善行方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弥迦书6:8）。耶稣在世，从未让门徒诉诸武力开宣教之门，路加福音九章记载，当耶稣带门徒出去传道，走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路加福音9:52-56）面对这个拒绝他的村庄，耶稣没有施行惩罚，也没有强行进入，而是往别处去了。神给人自由意志，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不勉强人信耶稣，但宣教士是人，正如普通人一样，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与人，“假传圣旨”把自己的意思，说成神的旨意。圣经中，没有民主（democratic）一词，不少中国人误解为西方民主出于基督教。
耶稣并未让门徒依靠不平等条约来保护自己与宣教过程，而是依靠耶稣基督升天后赐给门徒圣灵的大能。不平等条约下，治外法权等特权，吸引一些为“吃饼得饱”（约翰福音6:26）而非认罪悔改、灵魂得救赎而参加教堂活动的中国人，仰仗西方宣教士的保护，飞扬跋扈，导致教案频发，因教会用地等事务，与当地士绅矛盾激化。（125）
各国在华教会差会门派繁多，甚至同一国不同差会虽时有合作，亦彼此相争，因自由派神学的影响而向世俗妥协，有些宣教士自身并没有重生而难以用基督的生命去造就在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爱尔兰长老会奥斯汀 富尔顿（Reverend Austin Fulton）1930-1940s年代在东北传道，《穿越地震与风火》（1967）(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分析了几个失败原因，宣教失败导致不能造就传承基督生命的医疗护理人才，没有代代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好果子。
4 结语:
在地上走过五十载，愈发感到生命有限，知识有限，智慧有限，尤在写此文时，本文仍在完善中，望2017年底基本完成。深感不配写这篇论文，谁能把握历史？谁能识透历史？各国真实历史，远超资料所示，探明历史背后之真实（Truth），唯靠从上而来启示（Revelation）[2]，方能明辨因果。
研究千年古树为何枝叶繁茂参天，当从根着手，探根源何处，究深至哪里，才能得到真实数据。本文只是起头，从救赎史角度与宣教初衷角度探究中国医疗宣教成败对当今与未来中国医疗领域的启示，令后人从中得到启发。
作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与信徒，想说句与本学术论文无关的话。二十年来，我经历耶稣十架自我牺牲，舍己救赎罪人长阔高深的爱与圣灵的引领和眷顾，写这篇论文过程中，更看到己之渺小、狭隘、短见、无用，看到耶稣何等爱我的同胞-中国人，不分党派族群，中国共产党号称无神论，但耶稣的爱依然直接或间接通过基督的门徒-医疗宣教士的自我牺牲，舍身救治红军和八路军。耶稣恨罪恶，却深爱罪人，祂愿人人都能因信而得救赎。
[1]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22 September 1812-16 February 1884)，美国新教来华宣教士，美国汉学研究先驱，美国首位汉学教授，外交官，语言学家。他的父亲是出版商和美国第一长老会教会（The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的长老。八岁那年，他大为感动与其父有印刷业务关系James Garrett将去锡兰（Ceylon）作宣教士。1833年6月15日，二十一岁时，他携带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印刷设备起航到中国，当年10月25日抵达广东。次年，马礼逊离世后，他与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中国仅有的两位宣教士。1855年开始涉足美国驻华外交工作，1860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代办（chargé d'affaires）。1876年10月25日辞职回美时，恰巧距他来华之日43年整。返美后，1877年成为耶鲁大学首位汉语语言文学教授。1881年2月3日被任命为美国圣经协会主席（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晚年在美，心系中国，反对美国1878年限制中国移民的不公正法案，为1878年华北特大旱灾饥荒（光绪丁戊奇荒）呼吁美国民众捐助。（Lane, G; Sanford, P P (1834).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 Methodist Church.）
[2] Revelation (n.): c. 1300,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man by a divine or supernatural agency," from Old French revelacion and directly from Latin revelationem (nominative revelatio), noun of action from past participle stem of revelare "unveil, uncover, lay bare" (see reveal). General meaning "disclosure of facts" is attested from late 14c.; meaning "striking disclosure" is from 1862. As the name of the last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of St. John), it is first attested late 14c. (see apocalypse); as simply Revelations, it is first recorded 1690s.
(http://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reve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