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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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摘要：广义上讲，基督教进入中国，前后共经历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清末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四个阶段。清末期间，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事工达到了鼎盛。多数对基督教发展史的研究，主要放在了对天主教的研究上。所以，本文重点对基督教新教的发展及各项传教事业进行整理、研究。让人们在全面了解基督教新教发展的同时，对基督教也有个进一步的认识。本文主要是对外国传教士在绥远地区的工作情况为研究对象，并从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客观地反映基督教在绥远地区的发展，及基督教在绥远地区所做的贡献。
关键字：基督教新教 传教方式 传教事业
医疗与教育是在华传教事业的两大支柱，但从数量及普及程度上比较，医疗工作远不及教育。谈到传教士在绥远地区的传教方法，我们有必要对基督教新教的传教系统进行一下了解。
传教系统的基本单位就是差会。一个差会初抵中国时，通常是先在他们入境的城市，建立起传教总部（Mission，又可称为传教区），包括办公室、传教士住宅和训练中心、教堂等。这些地方一般交通通讯较为便利，成为他们与母国差会联系及补充资源的所在地，也是整个传教区的指挥中心。此外，有些差会在内陆某地开辟了一个理想的传教工作场后，为方便就近指挥的缘故，而将总部迁入内陆。所以，大致上，一个差会将其传教的地区作如下的划分：最低层的是根据点，即一个乡镇的福音堂或布道所；其上是传教基地，多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如县城），以统筹数个根据点的工作；基地以上是传教总部，称为传教区（Mission）、或主教区（Diocese）、或长老区会（Presbytery），按不同宗派而有不同的名称。
毫无疑问，地理与交通，以及语系区的范围，是一个差会在某地区扩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天然屏障和界限是传教士无法突破的，只能结合实际相应调整。所以，差会在一个地区所设立的传教总部统辖的传教范围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任意扩大。这个差会可以在中国不同省份建立多个传教区（如华南教区（South China Mission）、华中教区（Central China Mission）、华北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等）。绥远地区就是属于华北教区的范围。
总部---基地---根据点，这样一个三级制的模式构成了传教事业的主要架构，一切工作都是按着这个架构来布置的。如在教育方面，在根据点内附设的学校，要不是早期的[一人主理学校]，便是后来简陋的走读学校（day---school），由受过传教中等教育的本地老师负责，程度仅为初小。基地内由于有传教士留驻，故所办学校便能仿照西洋近代教育的模式，有历史、地理、数学等学科，学校程度大概是高小至初中不等。至于传教总部内，通常不止一位传教士驻守，人力物力皆较充裕，故高等中学、神学院乃至第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大学皆汇聚于此。医疗服务方面的情况也很相似，大规模的传教医院仅设在总部之内，基地或许会办有门诊所，根据点则不可能有任何服务提供。
下面从这个三级模式再分析绥远地区的传教系统。
华北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就是传教总部。
一、萨拉齐、丰镇
瑞典国内地协同会在绥远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城市的教堂。其中有萨拉齐（土右旗）、丰镇、归化城、包头四座城市，这四个城市就是传教基地。
萨拉齐教堂作为传教基地，在乡村中设立传教点有沟门教堂、苏波罗盖教堂、沙尔沁教堂、竹乐沁教堂，这此教堂都有传道员、长老，常驻在教堂进行传道，传道员的工资与其它经费都由萨拉齐教堂担负。
1905年，瑞典协同会创办了“萨拉齐三妙救婴院”，专门“收接因生活贫困或因重男轻女遗弃之女婴，收后逐人编号登记，统一起名，一律姓鄂。”[1]这是绥远地区第一所育婴院。育婴院按其婴儿的年龄制定了救养方式，规定婴儿在5岁以前由救婴院出钱，将孩子送在奶妈家喂养，五岁以后接回救婴院，到上学年龄时，就在教会办的“三妙女校”读书。1915年，萨拉齐基督教三妙女校成立。学校主要招收育婴堂的婴孩上学，校长是瑞典人达理白。学生使用的课本有当时通用的《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等。办学共同35年，毕业学生1000多名。
1934年，萨拉齐教会在沙尔沁创办“育英小学”，学校开始设在候记院内，后迁到教会院内，共分甲、乙、丙、丁四个年级，学生共有50人左右，学生常是满班满室，教员三人。学校开设课程除一般课程外，每星期讲一节圣经课。 经费除收一部分学费外，皆由教堂补贴，教学质量与县立小学并驾齐驱。1948年停办，共毕业学生3000余名。1950年冬天，育英小学与沙尔沁的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县立小学。
同时，1939年，教会租赁永泉巷2号一处房子，即聚德成后院建成了“八福工厂”（八福即《圣经》中《马太福音》的教导人遵行圣经的话语），厂内共有工人40多人，有技师教技术，男学徒织布带、毛布等物品，女学徒织地毯、花边并刺绣。
此外，1905年，萨拉齐教会还建立了一个孤儿院，即三妙救婴院，专收民间不养育的婴孩与弃掉的婴孩。孤儿院中另设立学校，有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及师范班，有的孤儿送往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山西等地学习医学、神学，有少数培养成为高级医师者。到1945年，孤儿院共收孤儿1029人，其中男婴仅有13人。每一个婴儿在瑞典国都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他们的抚养费就由这些外国基督徒提供。当时，凡是往救婴院送婴儿的人，每送一婴儿得赏200文。解放前夕停止接收婴儿。为了孤儿院婴孩食品的需要，教会还在 “还在东门外设有农场，占地530余公顷。”[2]供应蔬菜；在西牛犋设立了米面加工厂，供应米面，并开设米面加工厂，名为仁妙米行，对外也出售米面。萨拉齐东门外还建立医院一所，其中有主体大楼一座，内包括医护人员宿舍，“有床位近100张，医院科室俱全”[3]，配备锅炉暖气、门诊住院均甚方便。
1928年，萨拉齐基督教办起了“华洋义赈会”，地址设在教会院内小礼堂。华洋义赈会的负责人是瑞典牧师毕德顺和鄂仁义，华洋义赈会将粮食定量配购给穷人，并在城镇设了四个救济区，每区设一个粥厂。每天到粥厂吃饭的穷人约数千人。
日军占领萨拉齐县前后，萨拉齐基督教会成立了基督教会戒烟所。当时，萨拉齐县吸大烟的人很多，教会就先后两次成立戒烟所。进戒烟所的戒烟者每批40人左右，以一月为限，目的就是帮助染有大烟瘾的人戒掉烟瘾。
萨拉齐教堂总负责人是瑞典牧师鄂北格（Pastor Gusduv Oberg）牧师夫妇。他们全部的精力都投在了内蒙古这块土地上。据记载，武昌起义后，山西革命军司令阎锡山率领大军进入内蒙古西部，当攻打萨拉齐时，县太爷闭城固守。双方交战数日，最后清军不支，城内混乱，当时由鄂北格高举红十字旗出城讲和。双过双方协商，清军必须开城投降，革命军对县官不加杀害。之后县官携带家属十余人避入教堂，革命军完全占领县城，双方所有伤兵都移入教堂由医疗室医生给以治疗，县官宣布退位。这件事也是传教士参与社会活动，为当地社会的稳定所做的一份贡献。
丰镇教堂是又一个传教基地，并在县城以外的隆盛庄、得胜堡、天成村、园子沟、麦忽图等地设立传教点，并有传道员长期住在此地进行传教事工。丰镇教堂主要由瑞典传教士（Pastor John）夫妇负责。教堂设在大西街，其内设计了大礼拜堂和牧师宿舍、办公室，外院还修造了传道员及工人宿舍。教堂内设立了孤儿院，专门收养民间弃婴，他们长大后有的习艺，有的姑娘则出嫁。Pastor John夫妇还在教堂内设立诊疗所，免费给人治疗，县城中群众多去就诊。
二、归绥及周边
归绥城教堂传教基地分别在白塔、讨不气、朝岱、五路、脑包、公喇嘛、毕克齐、铁帽、三两、武川县城、六合营、水泉、乌兰花、和林县城、清水河县城、兰家房、凉城县、托克托县设立传教点并建教堂。归绥城教堂主要负责人瑞典牧师麦理直（Pastor Malich）牧师夫妇。教堂设在大县府街临近西河沿儿，后出大价在通顺街购买一所粮店大院，扩大修建，建成一座大礼拜堂，院内共有四十间大的范围。在通顺街教堂内设立医务室，瑞典女牧师瑞惠荪为人看病，特别是为妇女接产，日夜不分，并训练中国女信徒学习产科技术。教堂内设立培真高小学校一所，校长是中国信徒王保，办学特别认真，教学水平很高，当时在归绥相当有声望。学校教员都是由师范学校毕业生中聘请而来的，由外国女教师教授英文。学校中备有军乐队，盛极一时。
当时，绥远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国民军中有基督教协进部，负责牧师为中国牧师陈崇贵、专负军中传道之责。国民军又称为西北军，麦理直与西北军的关系很好，时常邀请西北军领导人带领军队来教堂参加礼拜。同时，西北军的弘道学校是培养传道员毕业后给军队讲道的。西北军最高领导人冯玉祥加入了基督教，国内称他为“基督将军”。西北军中还有张之江，也很热心于基督教。张之江曾拿出一大笔钱，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他印了几十万本精装圣经，圣经表面上印有“此乃天下之大经也”，并刻有张之江赠的金字。他将这些圣经送给西北军中凡识字的尉级以上军官每人一本，又送给教会的信徒许多本。如果能找到此《圣经》的版本，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29年至于1930年，绥远省遭遇大旱，粮食不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当时，美国、英国等基督教界人士合作成立“华洋义赈会”，从山东、河北买了大批粮食运来绥远，给灾区人民发放。义赈会对城市居民低价出售米面，每日在许多地点熬粥给贫民就食。他们还带领中国传道员到各县散发粮食，以赈灾民。他们先后给武川、卓资山、和林、托县、包头、固阳、安北、五原、清水河等地运去大批粮食，或者开票令灾民来归绥领取粮食。
三、包头及周边
包头教堂传教基地在古城湾、鄂尔克逊、沙尔沁、固阳县、哈尔忽洞等地都设立支堂，也就是传教点，并设有传道员传道。包头教堂地址设在包头城内西梁上，规模不小，还设有初级小学。后又在包头县城内圪料街造了一座教堂和住宅院，规模宏大堂皇，还开建了两个讲道外堂，一个在圪料街，一个在草市街。负责教会的中国长老执事们大多为包头有名商人，他们经常请宋尚节、杨绍棠、王明道等国内外基督教有名的传道家来包头讲道。如宋尚节（1901-1943），在福建省兴化府的蒲田县出生，父亲宋学建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他是一位牧师。他有十一个兄弟姊妹，排行第六。当时兴化一带教会大复兴，有二、三千人信主，因此他父亲的工作十分繁忙，十三、四岁的宋尚节已开始代父讲道，当时有“小牧师”之称。十八岁那年，他去了美国念化学，并且考获第一名。但他后来放弃了深造和留美工作的机会，去了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毕业后，他就一心想着回国，当船抵达中国海岸时，他把奖状、博士证书等全部抛下海去，表明他轻看世界名利，立志作个传福音的使者。宋尚节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开始时，他在家乡一带布道，三年后往全国各地布道。1935年，开始到南洋一带布道，他所到之处，教会复兴。正是这样的布道家努力地为传教事业而工作，当时包头教会很兴隆，教友人数大量增加，达到800人左右。
教会还在吕祖庙西堂外院建立“恩育小学”，最初十几个学生，后人数增加，学校教授国文、算术等课，学生免费入学，教学质量优良，在包头声誉甚高，受到家长的赞扬和社会的好评，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随之还在可可以力更镇南大街购民房一处，作为正式教堂，并“对教堂进行修葺，建筑面积约270平方米。”[4] 1948年，因瑞典协同会总会停止拨发经费，当地传道员就自谋生路，有些教会靠信徒捐款继续工作。有些教会则合并缩减开支。教会学校因受经费拮据的影响也相互合并。沙尔沁“育英小学”与另一所学校合并成立了沙尔沁完全小学，改为公办学校。同样，包头“恩育小学”迁到文十字街粉房巷，改为完小，后与牛街第二小学合并，包头市十三初小（现为牛桥街第二小学）。改为第二小学。只有萨拉齐“三妙女校”、“育英小学”因为有萨拉齐工厂的支持，没有间断培养学生，萨拉齐教会学校“三妙女校”共“毕业学生1000多人。”[5]“育英小学”共毕业学生“3000余名。”[6]
四、扒子补隆、卓资山、集宁
美国国内协同会在扒子补隆、卓资山、集宁设立传教基地。
扒子补隆（原安北县）和五原县教堂，教堂内建造了住宅，后购置土地二十余顷种植粮食。美国国内协同会与瑞典国内协同会不同的是，他们的传教对象是广大蒙汉群众，主要是蒙古人。特别是礼拜日聚会讲道时，蒙古人前来听道，教会预备饭食招待，并送给第一个人现洋一元。1905年，美国协同会在扒子补隆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圣经》。1914年，正式命名为“育英小学”，并按蒙、汉族学童分校授课。汉校男女生分班学习，“当时有学生160多人，最多时达500人。”[7]学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教会负担，成绩优秀者还保送北京、西安、张家口等地深造。随着教会事业的发展，扒子补隆教会又创建育婴院，费安河妻子詹尼．玛丽亚负责此项工作，所有进院的婴儿统姓费。育婴院虽救助婴孩不多，但社会影响较好。与此同时，美国人认真学习蒙语，学好后，就用蒙语讲道，也外出到蒙旗许多地方传道，他们与蒙古人同住蒙古包、吃蒙古人的饭食。而且，教堂中还设立医疗室为蒙古人和汉人治疗。在当地，蒙古王爷上层与美国人也有交往，他们赠送牲畜礼物给美国人。当时，教堂信徒人数多至数百人。另外，居住在包头、萨拉齐、归化城的瑞典牧师常去五原、扒子补隆避暑游玩。
美国国内协同会在绥远地区设立了三个传道会。一个是美国蒙古传道会（USA Mongulia Mission）。这个传道会的负责人是耿赛尔（Gancir），1933年前后，来内蒙古传教。他们居住在武川以北的召河的一座召庙中，专门给蒙古人传教。他们首先学习蒙语，后与当地蒙古人来往。同时，耿赛尔擅长医学，他还为蒙古人治病，而听道的人渐渐多起来。直到日本入侵内蒙古后，这里的传教工作便受到了影响。同时期，绥远地区的传教事业也进入了停滞状态。
另一个是美国福音会（USA Gospel Mission）。1921年这个传道会来到中国，他们先在福建省传教，1925年前后，分派出一批美国人来到卓资山。卓资山福音会总会设立在卓资山县城，还在土木尔召、旗下营、乌兰花、陶林县、白音查干、豪堑等地设立传道点，并在分会设了传教员。创办人梗直夫妇，随同的女传教士是克美恩。他们在当地购买土地十八亩，建起围墙，大兴土木，建礼拜堂一座，高大钟楼一座，及外国人住房五十余间。教会中设立小学一所，聘请教员，广收教会信徒子弟及教外儿童入学。教会内设立了医务所，免费给县城人民及农村人民治病。第三个是集宁美国信乐会（USA Fieth Happy Mission）。1923年，传道会在集宁南门外建立教堂。并购买了约十五亩多土地，建造礼拜堂一座、宿舍楼一座及小学教室多间。教会内设立小学一所，吸收教内外儿童入学学习。没有设立支会和乡办教会。
特别是，这些教会每年夏季都会在归绥、萨拉齐或包头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夏令聚会，召集各地教会的牧师、传道员、及信徒等，人数可达五六百多人，并准备食宿。会期聘请国内外基督教界名我来讲道，如宋尚节、陈崇桂、计志文等，有的是神学院院长，有的是留学英、美、瑞典等国的有名牧师。因此，举行这样一次大型聚会，影响很大。另外，这些教会派往国内外神学院的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前后共有百余人。学院有山东华北神学院、天津圣经神学院、山西洪洞神道学校、上海江湾女子神学院、湖南长沙圣经学校、内蒙的归绥神道学校、萨拉齐神道学校等。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县城或乡镇中任传道员，终身之职，他们的子女教会设法培养，从事各种职业。
综上所述，基督教新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教事业仍有相当的基础，在传教事业发展的同时，传教士们在绥远地区的教育、医疗、慈善工作等都为当地的群众带来了益处。
五、总结
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的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里仅十九世纪的传教士为例。如晚清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对象是社会上的低下阶层。这除了导致整个传教策略都带着慈惠性质外，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基层中间，接触到的绝大部分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黑暗面：愚昧迷信的风俗（庙宇林立，满街偶像）、残忍荒谬的行为（缠足、杀婴、畜婢）、环境污秽、卫生恶劣、盲目无知、故步自封，还有政治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正、教育泯灭个性等等。这些现象构成了传教士笔记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的主要素描。那么，无疑的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亦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笔下也有类似的主记述。但是这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注意。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时，还全面研读传统儒家的典籍，并积极与一些士大夫交往，他们有机会发现中国理性和理想的一面，因此他们对中国有较平衡公允的评价。而更正教的传教士接触的既全是黑暗的一面，兼且又以[异教主义]来一笔抹煞传统中国的道德伦理价值，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当然是一面倒的予以否定了。古伯察神父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所见所闻，亦是许多负面的感受。蒙古地区的落后，表现在交通，生活，教育，环境等各方面。
中西文化的相互融会。大部分传教士，都认定西洋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西洋社会和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中国若要西化（Westernized，即近代化），就必须首先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但也有部分传教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种种困难，主要是因为整个文化的环境都是被异教所笼罩。因此，西化中国是基督教化中国的先决条件，传教士们就投身于协助中国西化改革的运动中。传教士们不论是把教育视为传教的手段还是视为传教使命的一个表达形式，教育与传教同时成为他们办学的目的，这时的教育已在若干程度上摆脱了传教的桎梏，而取得了自足性的意义。教育的意义和地位愈来愈重要，甚至已凌驾于传教以上。与此相类似的是，传教教育只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典型，在其他传教事业的部门里，不管是医疗还是各项的服务，服务本身都逐渐取得自足性的意义。那么，传教士在绥远地区的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也是取得了自足性，发挥了自身的优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蒙古地处祖国边疆，是蒙、汉、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相对于沿海开放城市，各种咨询较封闭，传教士们在这里办学客观上也会有许多困难，但是传教士们却扎根在内蒙古办学，当地贫苦大众才有机会学习。正如法国汉学家沙百里博士所言：“在大清帝国礼法使基督徒们参加者科举的行动变得很困难时，关心学习和为他们国家服务的许多信徒，都学习了外语并初步学会了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且教会教育注重整个青年的陶冶，宗教、道德、伦理、物理、社会等那一样都不能偏废。因此，宗教教育就是养成一个人做人的人格，使他能勇敢趋向做人的目的。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都是受过教会正统培养的人员，他们从入选至参加传教事工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的绥远地区教会教育开创了文化教育的先河，培养了当地的人才。来内蒙古的传教士，他们一方面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带到了这里，同时，传教士们也学习蒙古语与蒙古人一同生活，他们也将蒙古文化带回了本国。
从教会教育方面而言，这里的教育已超越了传教本身，由于传教士们大多精通天文，地理，语言等，他们才可以留在传教点，他们先透过科学知识来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事实上，十九世纪来华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差不多每个传教士都能讲流利的汉语和写通顺的中文，在绥远地区甚至还学会了蒙语，他们能从事翻译圣经和字典的工作，这里当然也包括蒙语。特别是当内地会来到内陆城市，来到内蒙古后，他们所接触的对象就是贫苦大众，这也是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在传教策略上的差异，但对我们来说，结果就是上层人士与大群众都接触到了基督教的教育。
目前，我有机会认识了两位当时在育婴院长大，并受教会学校培养的老人，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知道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培养了他们，他们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明显得就是文化人，可惜得是，当时他们使用过的课本都不存在了，否则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教育内容进一步研究教会教育。但在可能的基础上，通过老人们的口述来恢复当时的教科书，对教会资料也是一个完善。
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有着无穷的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传教士来到这里。但是，国外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并进入到边疆艰苦的地区也是需要很大的挑战，对传教士而言，他们留在本国，相对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们选择来到中国；当来到中国，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沿海城市，这些传教士带着许多未知，只想将基督教的福音的带给没有听到的人，所以，凡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传教士们就要去，一代一代的传教士牺牲在这块土地上，像戴德生一样，五代都留在了中国，并始终遵照《圣经》的话语，为中国福音的复兴而努力，他们的行动足以证明，他们深深地爱着中国，我们有理由给传教士们一个公平的评价。
[1] 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包头民族宗教志稿》，第216页，1996年。
[2] 邢野、宿梓枢主编：《内蒙古十通．内蒙古民俗风情通志》，第58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邢野、宿梓枢主编：《内蒙古十通．内蒙古民俗风情通志》，第58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总第11期），第408页，2008年。
[5] 包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包头市志》卷五，第526页，远方出版社，2000年。
[6] 包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包头市志》卷五，第526页，远方出版社，2000年。
[7] 呼和浩特新城基督教教会整理：“自治区基督教年代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