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军锋：战火燃烧下的阿斯克莱庇斯：抗战期间广州博济医院的医疗救护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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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军锋（河北大学）

摘要：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第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有不少欧美人士和类似于广州博济医院这样的原由外人在华所创办的机构团体参与其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期间，广州博济医院组织广州万国红十字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从事战场救护活动；医院在抗战期间辗转迁徙，艰难维持生存，并创办岭大难民营救助难民和开展附近村庄的医疗卫生工作，从事战伤救护，完美阐释了医神阿斯克莱庇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以医术救人于水火的大爱形象。揭示广州博济医院在抗战期间的遭遇与表现，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也可借此考察见证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过程中所结下的血与火的战争友谊。

关键词：抗日战争；广州博济医院；医疗救护；医神阿斯克莱庇斯

目前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异常丰富。[1]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战争是近代中国第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而且也关乎到我们现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深痛历史记忆和厚重历史基点。但细思下来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抗战史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可以挖掘，尤其是近代在华西人对于这场中日战争的观察和看法，包括那些由近代外人（主要是欧美人士）在华所创办的各类机构团体在抗战期间的遭遇和表现，非常值得关注。这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也可借此考察见证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所结下的血与火的战争友谊。基于此，本文拟从其时中日整个战局的视角出发，由小见大，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家西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在抗战期间的遭遇与表现，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阐释，以体现和表彰战火燃烧下的医神阿斯克莱庇斯——广大的医护工作者对饱受战争蹂躏之苦的民众的大爱救护活动。

广州博济医院（现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作为近代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家西医院，是在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创办的“新豆栏眼科医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它是近代由西方来华医学传教士所创办医院的典型代表。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1928年至1937年间，博济医院迎来了它的快速发展期，医院并入岭南大学，成为其附属医院；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气派的医院大楼得以建成；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成立，博济医院的医学教育在中断25年之后，终于在1936年得以复办；医院建制进一步完善，医院进一步向专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2]然而博济医院这一快速发展态势，却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被强行中断。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华东等地区相继沦陷，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机构及其设施，或遭日军炮火野蛮摧残，或遭日寇蹂躏践踏。1937年8月31日，日机开始轰炸广东。1938年，日军加紧进攻华南，从夏季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广州城进行猛烈轰炸。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城中居民将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寻找避难场所。为减少日机空袭造成的不必要牺牲，广东省政府特令广州市政府、建设厅、警察局等机关协助疏散妇孺。^[3]随后，政府、学校等陆续撤离广州。至广州城陷前几日，大批民众举家迁移，城中人口数日之内迅速减少。是年10月13日，博济医院内尚有169名留医病人，至18日，留医病人全数离开医院。^[4]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后，大部分公私立医院或停办或内迁，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这种情况下，博济医院迫于日军威胁，四处辗转迁移，生存艰难，但医院新老职工坚持救死扶伤，为广大民众提供医疗救护服务。

阿斯克莱庇斯(Aesculapi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灵，据说他是阿波罗和科罗尼斯之子，曾跟随客戎学医，后成为其时最著名的医生，甚至能起死回生，人们将其奉为医神。他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主要的医神。[5]因博济医院本身也是西医院，本文借此喻指抗战期间对饱受战争蹂躏之苦的民众施行大爱救护活动的广大西医医护工作者。

一、广州沦陷前后岭大对博济医院的战略部署

1937年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完全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战火所及，不仅广大中国民众被殃，大量在华外人及其机构也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包括1920年代经历“非基督教运动”而已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的西人在华所办的大量教育医疗机构。在此情况下，这些机构一方面支援中国抗战；一方面利用其时英美对日中立、尚未与日宣战敌对的状态，寻求应变之策。

（一）黄雯率部分医务人员参加抗战服务团

1937年8月31日日机开始空袭广州后，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院长兼博济医院院长黄雯迅速组织救援，集中全市救护机构及中西医护人员，于是年11月5日，在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成立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由黄雯担任服务团团长，博济医院儿科主任许刚良任秘书，公共卫生科主任老恩赐（Frank Oldt）任医院委员会主席，内科主任嘉惠霖（William Warder Cadbury）则任难民委员会委员。^[6]在广州沦陷前，黄雯曾倡议全市的医院配合广东政府后撤，但未获广州医界人士采纳。^[7]

1938年10月14日，香港英国公理会医院（English Methodist Hospital）对广州万国红十字服务团施以援手，抽调部分护理人员参与到服务团当中。10月17日，嘉惠霖接替黄雯任博济医院院长，黄雯得以专任广州万国红十字服务团团长。准备就绪后，黄雯率领140名成员的服务团前往广东北部的韶关开设后方医院，为抗战伤病员服务，这些服务团成员中，包括博济医院的绝大部分职工。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协助，将医学院及医院有价值的设备装入美军集装箱进行藏匿，以防日军对医疗、实验设备的搜刮。^[8]

黄雯率领的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在抗战期间，奔赴粤、湘两地坚持战地服务和农村卫生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服务团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中门诊人数有60多万人次，留医者1万余人次，接生婴儿800多名，预防接种6万余，手术2万余人次，其他保健2.8万余人次。^[9]

（二）医院产权暂交广州医务传道会

1938年10月，日军兵临广州城下，广州形势愈来愈严峻，岭南大学于同月12日被迫迁至香港继续办学；同时，由于斯时日美尚未宣战，岭大校董会决议将校产归还给美国纽约基金会，防止其被日军侵占。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次日，校董会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仿照把校产权交还美国纽约基金会的作法，采取应变措施将博济医院的产权及管理权暂时移交给由在广州的英美人士组成的广州医务传道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为了保护和维持医院正常运转，免受日机轰炸和日军骚扰，博济医院同仁们在医院显眼位置悬挂美国国旗，昭示其产权归属。此时医院主要由嘉惠霖（院长兼内科主任）、小谭约瑟（J.Oscar Thomson，外科主任）、老恩赐（公共卫生科主任）等医务人员组成，其中老恩赐主要留在康乐村岭南大学本部负责难民营的医疗卫生工作。医院于10月31日艰难恢复正常运营。^[10]博济医院的美籍医护人员以爱心和善举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前后，各种国际及地方机构都在博济医院内的医学院大楼设立办事处，如国际联盟的鼠疫预防局（The League of Nations Plague Preventive Bureau）和广东省、广州市的卫生部门；另外，广州红十字会亦驻扎于此。此时博济医院作为各级卫生机构的活动中心，异常繁忙。^[11]

二、太平洋战争前美中人士的勉力维持

日军发动对广州的战争后，广州城中战火弥漫，街上人烟罕至。因院长黄雯带走了博济医院的大部分医护人员，医院内仅留下嘉惠霖、谭约瑟、老恩赐三位美籍医生。因此，医院新招募了一批医护人员及职工，包括聘用蔡梁瑞瑶女士为舍监，另聘20名普通雇工；聘请夏葛女子医学院毕业的林桂英负责医院门诊部，增聘陈慕贞为护士，以及从夏葛女子医学院借调刘世强医生，以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营。^[12]

（一）嘉惠霖坚守博济医院

抗战爆发后，日机持续轰炸广州城，城中硝烟四起，满目断壁残垣。博济医院位处当时广州最繁华的长堤一带，时受威胁。自1938年5月28日开始，日机对广州进行了持续9天的轰炸，广州到处都是爆炸声与呼喊声，大量的房屋被炸毁，市民被炸伤。博济医院亦受到严重威胁，在距离医院500码（约457米）处有炸弹爆炸；距离医院200码（约183米）处发生因爆炸引发的大面积火灾。此时医院四周筑起防御工事，以沙袋筑成防护墙，防止战火蔓延波及医院。^[13]1938年6月8日上午10时50分，有日机32架空袭广州，西村电厂遭受重创，被8枚炸弹炸毁，造成全市停电，以致医生无法手术，伤患惨不堪言。^[14]在博济医院内一片漆黑的情况下，医护人员极力克服种种艰难景况，救治伤者。此外，战争期间，博济医院大多以慈善行医，嘉惠霖竭力以极少的经费维持医院的继续开业。如此困境中，在院长嘉惠霖的管理下，除被日军占领及勒令搬迁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医院坚持正常运营。

广州沦陷前，美国领事馆要求美籍侨民，尤其是妇女和小孩，尽快撤离广州返回美国，许多供职于广州各文化机构的美籍职员提前休假，纷纷返美，包括岭南大学的很多美籍教职员工。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嘉惠霖作为一名美籍医生，完全可以躲避战火回到安全的美国。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硝烟中的广州，坚守在博济医院。他和医院同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了大量救死扶伤的工作。

嘉惠霖（William Warder Cadbury,1877-1959），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98年毕业于哈佛福德学院，获学士学位；1902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于1909年作为美北长老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North)传教士来到广州，任职于岭南学堂医预科，1914年博济医院实行专业分科时，嘉惠霖被聘为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在华服务期间，他除了在1941年4月至11月曾请假回国和1943年被迫离开中国及休年假外，一直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医生岗位上。1938年10月26日，在岭南大学校园内，嘉惠霖等为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民众建起临时难民营，他不仅要监理博济医院院务，还兼任岭大难民营主席，负责收容流离失所的难民；同时作为难民营的顾问医生，协同老恩赐负责其医疗卫生工作。^[15]嘉惠霖每日往返于康乐村岭南大学与长堤博济医院之间，为了顺利通过日军岗哨，他的汽车也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挂上一面小的美国国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嘉惠霖于1943年2月被日军关进集中营，8个月后才因日美交换战俘得以返回美国。抗战胜利后，嘉惠霖再度来华，直至1949年72岁退休，于是年2月2日经香港乘机返回美国。^[16]近40年的广州行医授徒生涯中，嘉惠霖历任格致书院和岭南大学医学部教师兼校医，博济医院内科主任，数度出任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内科教授，以出色的医学成就蜚声中外。在医学日益昌明的20世纪，嘉惠霖还利用休年假之便，到英美国家进修，甚至到英国进修与岭南地域特点密切相关的热带病学，不断学习新知识。嘉惠霖著述丰富，除发表过为数甚多的医学文章外，还总结博济医院的百年历史，与其内侄女琼斯（Catharine J. Cadbury）合撰了《柳叶刀尖——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At The Point of a Lancet,100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1835-1935）一书，于1935年博济医院建院100周年之际出版。^[17]嘉惠霖是民国时期西医内科学的知名医生与教授，对华南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岭大难民营及附近村庄的卫生医疗工作

政府、学校迁走了，但市内相当部分的平民百姓没有条件离穗避难，他们缺衣少药、挨饿受冻加上疾病侵袭，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尤其是贫苦人家，更无能力离开。抗战爆发后，广州城内公、私立医院包括教会医院，均拨出部分床位作为伤难民免费收容治疗之用。^[18]面对残酷的现实，战时广州各大医院与“广东省救护委员会”和“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之间有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各医院救治伤者，收容难民。一些慈善性质的机构则通过募捐为医院筹措善款。“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将筹措到的1万善款分配如下：“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医院2500元、博济医院2000元、柔济医院2000元。” ^[19]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批无家可归的难民涌入广州避难。一些美国在穗侨民包括传教士不顾个人安危，配合国民政府做了大量保护难民的工作。1938年10月24日，广州难民区委员会成立，由岭南大学董事香雅各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得到美国红十字会的支持，在广州四周开设5个难民营，康乐村岭南大学便是其中之一，由嘉惠霖任该处难民营主席。岭南大学难民营于1938年10月26日开营，1940年1月31日闭营，历时15个月，为难民提供免费食宿及医疗服务。^[20]自难民营开办后，很快靡聚了难民。难民营为了帮助真正需要之人，只接纳老弱妇孺。到1938年11月，岭大校园里收容了6000名难民，挤满了学校的所有宿舍，难民人数最高时达8000人之多。^[21]

岭大难民营的医疗工作主要由博济医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老恩赐负责，并组建医疗卫生队。当时的医疗卫生队的其他成员主要有：来自夏葛医学院的梁毅文、李香英两位医生，后由裴瑞平、李美贞医生接替；Mrs. C. N. Laird、何悦赐两名护士及几位夏葛医学院的毕业护士；一名药剂师和牙科士（间或来营提供诊疗服务）。难民营里开设有诊所（限于门诊），不仅为难民进行免费诊治，同时兼顾岭大附近农村村民的卫生医疗。^[22]岭南难民营开办时正值秋尽冬初，广州肠炎症肆虐，余威未减。而难民营中，因收容人数众多，卫生条件有限，传染病的流行在所难免。老恩赐虑及于此，在难民营内每天进行三次肠热预防针注射，受注射者达五千余人。实施一段时间后，难民区的肠热症绝迹。紧接着，开始为难民施种牛痘。1939年春，又在难民营内注射霍乱预防针。^[23]1938年10月26日至1940年1月31日，门诊部为难民营里4940名难民提供医疗服务，门诊量为39934人次，每位难民平均造访门诊部8.08次。^[24]期间，老恩赐等医护人员为难民营的难民母亲接生了200多名婴儿。^[25]

由于经费所限和医护人员的缺乏，博济医院于1938年中断了河南岛上从化及敦和两间乡村卫生诊所的医疗卫生工作。在此期间，博济医院岭南分院曾在夜间被日军一块砖一块砖、一条梁一条梁地拆走，以致整座分院消失。^[26]尽管医院停止办理乡村门诊业务，但岭南大学的难民营门诊部在乡村医疗卫生工作上起到了替代作用。从1938年10月26日至1940年1月31日，岭大诊所为周围各村7703名村民提供21462次门诊，平均每位村民造访门诊部2.78次。村民主要患有疟疾、皮肤病、呼吸道疾病、麻疹等疾病，其中皮肤病的病发率为98.5%，呼吸道疾病病发率为86%。^[27]难民营虽于1940年1月31日关闭，但岭大诊所继续开办，为岭大附近各村村民持续提供诊疗服务。1940年至1941年，为更好服务于河南各村，于每天下午6点至9点，诊所的护士对各村进行家庭访问，主要对村民进行检查，通过检查判定是否需要及时的医疗服务，如严重者送入医院治疗。另外，家庭访问的另一项工作是对村民进行卫生教育，帮助村民进行疾病预防。

（三）以救治空袭受伤者为主的医疗工作

广州是抗战期间受日机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机轰炸广东，始于1937年8月31日，直到1938年10月。在持续14个月的大轰炸中，工厂、学校、民房、商店、集市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都是日机的轰炸目标。日机对这些地方狂轰滥炸，给平民造成的损伤至为惨烈。而每次轰炸后，均有死伤，灾情之惨重，往往令人不忍目睹。因此每次空袭后，都有大量伤者被送至博济医院救治。此外，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间，上海和南京的难民纷纷南下涌入广州避难。1937年6月，“广东省救护委员会”成立。自1938年7月始，该会每月“拨款2万余元，补助各医院，免费收容被炸负伤市民留医”，并在各医院贴出免费治疗通告。^[28]博济医院亦接受该会的经费补助。医院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救护伤者、收容难民的工作。博济医院彻夜照明，医护人员亦通宵达旦地工作，为这些南下的难民及因空袭致伤的广州难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在日军轰炸广州的14个月中，以1938年春的轰炸最为频繁，博济医院收治的伤者也因此不断增加。如1938年4月10日，4架日机进袭市区，轰炸了广州的一家纺织厂，大量妇女儿童受伤，造成102人死亡，199人受伤；部分受伤者被送到博济医院治疗，其中留医者有58人。^[29]据《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简史》记载：“广州市自1938年5月28日起，迭遭敌机大轰炸，市民伤亡惨重；因之学院附属博济医院，救护受伤者颇多；同时医学院教职员生，均能够不顾危险，各尽其责，从事救护……1938年5月28日至6月30日，治疗被炸伤者293人，伤者留医日数1577日，施手术数88次，X光线检查53人次，注射治疗466次，入院122人，出院76人，死亡24人。”^[30]

轮番轰炸下，广州城一片狼藉，断壁残垣中哭喊声不绝于耳。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与其他慈善团体联手，开办难民收容所，施行救助。随着伤病员的增加，博济医院不得不寻找新的留医病区安顿持续增加的受伤者。1938年1月22日，医院大楼另外辟出一个病人收容区，用来收治来自河南岛上的受伤难民。^[31]在留医人数上，1937至1938年度与1936至1937年度相比增长了12%（见表1）。1937年至1939年间，从表1中看以看出1938年这一年中有4个月医院的留医人数居高不下，分别为：6月份留医284人，7月份留医296人，8月份留医319人；9月份留医297人。这些留医人数频创新高，多数因空袭而受伤的伤患入院治疗。^[32]

表1       1937-1939年留医人数分月统计表

（资料来源：此表根据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之1936-1937, P.15；1937-1938,P.9；1938-1939,P.4等数据制成。）

据《申报》报道：仅1938年6月6日这一天，因空袭造成伤亡的平民就有2000人左右。^[33]博济医院的一名医生曾对这一天的经历作了详细记述：当日这位医生从岭南大学到博济医院上班工作，途经珠江大桥时遭到排查，直至确认身份后才予以放行。当这位医生到达医院附近的某商店时，遇到日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地面街道的危急状况，街道上的男女老幼慌乱中寻找庇护之处。是日上午8点拉响了第一声防空警报，9点日机开始投放炸弹，大量的普通民众被炸伤或因房屋倒塌而压伤。广州红十字会立即展开救援。为数甚多的受伤者被送到博济医院救治，一位女医生负责给每位入院的受伤者进行皮下吗啡注射和抗破伤风血清注射。这些被送入院的受伤者中有60%～70%的人需立即进行截肢手术，且多数伤者伴有腹部与胸部同时受伤的情况。为此医院紧急连开六台手术床，由多名外科手术医师同时进行手术，直至次日凌晨方才手术完毕。仅6月6日，博济医院救治的伤患即达156人。^[34]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机轰炸广州期间，在市区内投弹2630枚，炸死1453人，炸伤2926人，炸毁房屋2004间。”^[35]大量的伤病员使得广州亟需战时救护，而当时的广州教会医院如博济医院、柔济医院都积极参与其中进行救治，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的苦撑待变

（一）医院美籍人士受到控制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后，日军认为向南进军、夺取南洋及南太平洋的“天赐良机”已到，决心不惜与英美一战，在做了充分准备后，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对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的突袭行动，史称“珍珠港事件”。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政府坚持绥靖立场的任何理由，“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可能性”^[36]。为此美英等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就考虑到战争爆发后如何处置在华美国侨民及其财产问题。1941年11月22日，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提出《国际形势骤变时在支敌国人及敌国财产处理要纲（草案）》，指出：如果国际形势骤变，对于在华的敌国人及敌国财产的处理，“应以相互主义为指导，国际法为准则，并致力减轻我方负担，善加利用，避免无益的破坏和散逸”。文件还提出：对于在华的敌国人，“应置于帝国军队的监视之下，其居住及旅行应受到限制”。^[37]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军侵占了美国在广州的机构，加大对美国侨民的控制。据当时一位在华美国传教士回忆说：以前遇到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向他们吆喝时，如果听到是美国人就会放行，而现在自己的医院上即使挂上美国星条旗，也不能再幸免于日机的空袭。^[38]

珍珠港事变当日，日军占领博济医院，直至次日晚才撤兵，医院院务被迫停滞。^[39]同日，日军占领岭南大学校园，包括香雅各、嘉惠霖夫妇在内的14名岭大留守美藉职员及家属成为俘虏。所有岭大美籍人员先是被卡车送往沙面，当晚又被送返岭大怀士堂监禁，于次日才获准回家。此后，岭大所有美籍人员被软禁在岭大寓所，如要进城须先向驻扎在岭大怀士堂的日军总督领取入城通行证，且仅限一周一次。而嘉惠霖作为博济医院的医生特许可以每日前往医院诊视病人，但晚上必须回岭大报到。这是日军参照在上海市外国人虹口隔离区的监控方法，市内有工作的外国人可以昼出夜归。某日，嘉惠霖照例驱车前往博济医院上班，途中突然被日军拦下，毫无缘由地被蛮横的日兵掌掴。^[40]1942年10月，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对在华敌国人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分成“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两类，凡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者，特别是可能对军方造成危害者实施拘押，而对其余人实施集团生活管理。^[41]日军对嘉惠霖等人的特别对待只持续到1943年1月底。1943年2月，嘉惠霖等美籍岭大职员全数被押往基督教华南远东宣教会总会所在的宝岗礼拜堂拘禁。仅有他的司机能定期带生活用品前往探视，其余人等一律不准接近。^[42]1943年9月30日，嘉惠霖等岭大职员及家属因美国与日本交换战俘得以返回美国。^[43]嘉惠霖与中国人民一道经受了日军侵华战争的磨难。

此外，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已无法得知博济医院具体在物质方面被日军征用多少。但战前的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拨给该院建筑及开办费国币50万元，另每年补助经常费10万元，使得医院规模得以益形扩展，内容更臻充实。但因抗战的爆发，此项经费被迫中断，直

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方才恢复。[44]另据1946年4月估计，抗战八年博济医院共损失了115.36万美元。[45]

（二）医院辗转迁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很多教会医院和学校被日军侵占和征用。因日军所属的文德路博爱医院（原为广州留法同学会所在地，被日军霸占改为军医院）地方狭小，而博济医院面积宽阔，地理位置理想，日军遂想加以侵占。1942年2月的一天，日军通告院长嘉惠霖，限令医院全体人员于24小时内全数迁出，否则全部设备物品立即没收。在如此紧急情况下，嘉惠霖急忙召集医院医务人员开会讨论，决议请求日军准予将医院迁移至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办事所大楼（简称广协楼，位于博济医院对面，仁济路2号），所幸得到日军准许。为了抢搬医院的各项物资，医院后门的仁济路堆满病床、医疗设备等各项物品。博济医院迁入广协楼后，虽广协楼比较狭小，不利于医院开展医疗工作，但医院的日常工作仍比较繁忙。^[46]之后又有谣言，日军要占用广协楼。嘉惠霖虑及医院安全，遂与西关长寿西路的保生医院商议，将医院的部分设备与人员转移至该院。与此同时，博济医院在该院开设门诊部，派驻部分医务人员。1942年底，日军又要求借用广协楼及仁济堂，着令博济医院迁入文德路博爱医院原址，而该处此时已破败不堪。时任博济医院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梁锡光等不得已于是年12月迁入该处，并想办法募集捐款对屋舍进行修缮。^[47]自此，博济医院业务分为保生医院与文德路博济分院两处，人员统一调配。此时保生医院还是博济医院的职工宿舍。

广州沦陷后，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打击日军，盟军飞机也时常空袭广州。1943年5月8日，文德路博济分院被盟军美国飞机误炸，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一间病房旁边的老树附近，导致一名女病人和两名工人当场死亡。在日军投降之前数周，盟军军机对广州进行了频繁的轰炸，文德路的博济分院全体人员不得已再迁至西关长寿西路保生医院。^[48]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节节胜利，1945年7月盟军飞机轰炸广州日军机场、据点、重要设施越来越频繁。文德路博济分院彻底关闭，全部撤回保生医院。

（三）华人医护人员艰难维持院务

1943年初，院长嘉惠霖风闻日军要将所有英美人士关进集中营，便紧急召集会议，对博济医院做出部署：选聘梁锡光、刘世强、王怀清组成医院执行委员会，以梁锡光为主席兼外科主任，刘世强为内科主任，王怀清为妇科、儿科主任，继续维持院务。又请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外科教授兼柔济医院院长王怀乐、柔济医院妇科医生梁毅文对博济医院加以照拂。^[49]

在文德路期间，曾发生了伪广东政府省长陈耀祖遇刺案。1944年4月4日，陈耀祖在途经广州文德路时遇刺，立即被送入就近的文德路博济分院治疗。因博济分院设备简陋旋即由日军转送至东山陆军医院救治，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4月9日傍晚时分，文德路博济分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梁锡光及内科主任刘世强被日军急召到急诊室，要求他们在陈的死亡证明书上再加签名，然后由日本人处理。^[50]不能肯定在陈耀祖遇刺案中博济医院人员是否参与，但遭到日军及伪军、汉奸蹂躏的博济人对于陈耀祖的被刺身亡，内心肯定是万分欣喜的。

余 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绥靖公署结束，广州光复。是年8月16日，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派遣黎寿彬等人返回广州做接收校产及博济医院的准备。因国民政府军队尚未进入广州城，黎寿彬等人在代管美国权益之瑞士领事及陈寿硕、李福林两军事特派员的协助下，于9月5日接收为伪广东大学所占用的康乐园校舍；又于9日接收被日军博爱医院占用的博济医院。^[51]文德路博济分院的财产运回长堤博济医院；随即，在保生医院的留医病人也悉数迁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重新复院。抗战时期，广州局势动荡，博济医院历经颠沛流离艰难生存。据1946年4月估计，抗战八年博济医院共损失了115.36万美元。而博济医院在战后重建过程中虽历经第二次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但在岭南大学李应林、陈序经两位校长的运筹帷幄，以及李廷安、汤泽光等几位院长的共同努力下，博济医院的医疗事业又迎来了一段辉煌期，成为华南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医学重镇。博济医院医护人员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完美阐释了医神阿斯克莱庇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以医术救人于水火的大爱形象。

长期以来，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自身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对于外部支援，除了强调太平洋战争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对抗战造成的有利形势，除了对如白求恩、柯迪华等少数援华人物的研究和宣传外，对于其他援华人物，包括大量抗战爆发时本身即在华的西人因应时局、对于中国抗战所作出的贡献，我们知之甚少。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让我们知晓了抗战时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部队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流亡中国的朝鲜志士参与其中，^[52]也知晓了一些犹太人及基督教传教士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53]包括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铭记历史，铭记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所结下的血与火的战争友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不仅在大陆、港台等华人地区是研究热点，在日本、欧美地区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大陆地区代表性论著有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步平、荣维木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大陆地区还出版有较高规格的专门性长期刊物《抗日战争史研究》以刊发相关研究。港台地区代表性论著有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台北“国史馆”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国史馆，2015年版）。日本代表性论著有池田诚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译部译校，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古层哲夫的《日中战争史研究》。

[2]关于1928-1937年间博济医院的发展情况，参见崔军锋、叶丹丹负责撰写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王景峰、沈慧勇主编，吴义雄编审，即将出版）之第三章“制度革新与博济医院的新纪元（1901-1952）”之相关内容。

^[3]广州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4]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8-1939, P.9.

[5]鲁刚、郑述谱编译：《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感谢孙艳萍教授和郭云艳教授指教！

^[6]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7-1938, P.12.

^[7]黄雯：《在两个世界之间》，香港，学生书店，1956年版。

^[8]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8-1939, P.8.

^[9]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十五），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

^[10]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02页。

^[11]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8-1939,P.7.

^[12]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8-1939, P.9.

^[13]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7-1938, P.13.

^[14]关捷主编：《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三·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60页。

^[15]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40-1941, P.23.

^[16]《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92期，1949年2月10日，第2版。

[17]该书详述了美国医学传教士在博济医院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先驱者伯驾、嘉约翰的贡献，再现博济医院与博济医塾（Medical Class，1866-1899）、博济医学堂（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1904-1911）的兴衰沉浮，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国西医院及西医教育的起源、发展及至定型的全过程。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近代中国西医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175页。

^[19]李永宸：《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羊城晚报》（博闻周刊•羊城沧桑），2013年7月20日，第B10版。

^[20]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8-1939，P.23.

^[21]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02页。

^[22]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8-1939, P.23-24.

^[23]英伟才、杨逸梅：《本校广州难民区概况》，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6页。

^[24]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40-1941,P.25.

^[25]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03页。

^[26]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03页。

^[27]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40-1941, P.25-28.

^[28]通告如下：“凡因被日机轰炸受伤之市民，自本年7月1日以后入院留医者，其医药膳各费，均由本会支给，留医人等无用另行纳费，为此通告受伤市民，一体知照，此布。”参见广州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29]李永宸：《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羊城晚报》（博闻周刊•羊城沧桑），2013年7月20日，第B10版。

^[30]彭建平主编：《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简史》（未刊稿），中山大学档案馆2006年，第29页。

^[31]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7-1938, P.14.

^[32]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7-1938, P.14.

^[33]《广州灾场纪实》，《申报》，1938年6月7日。

^[34]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37-1938, P.13.

^[35]广东全省防空司令部：《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转引自曾庆榴、官丽珍：《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36]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 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30页。

^[37]何天义编：《日军侵华战俘营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

^[38]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39]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Annual Report of the Sun Yat Sen Memorial Canton Hospital,

1940-1941.

^[40]何世光、嘉惠霖：《广州留守经过》，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55页。

^[41]何天义编：《日军侵华战俘营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42]何世光、嘉惠霖：《广州留守经过》，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55页。

^[43]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06页。

[44]“私立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关于本院办理概况及受领补助费经过情形的呈”，1949年3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038-002-12-052~054。

[45] 《本校抗战损失约计》，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94页。

^[46]何世光、嘉惠霖：《广州留守经过》，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54页。

^[47]何世光、嘉惠霖：《广州留守经过》，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55页。

^[48]何世光、嘉惠霖：《广州留守经过》，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55页。

^[49]何世光、嘉惠霖：《广州留守经过》，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54-55页。

^[50]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等：《广州文史资料·第48辑：广州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1995年版，第310页。

[51]李应林：《复员之回顾与前瞻》，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私立岭南大学1946年出版，第60-61页。

[52]如甘露：《抗战时期重庆的韩侨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未刊硕士学位论文；任吉东、张浩：《朝鲜义勇军华北抗日事迹考》，《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黄晓琳等：《朝鲜义勇队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

[53]如（以）沃尔夫岗·卡佛岗著、（美）董经绚：《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献忠：《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及其救国思想》，《民国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