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闫涛 ：近代基督徒与非教会学校研究：以南开学校为中心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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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闫涛

摘要：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学校，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也有一些基督徒在非教会学校中从事各项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一系列教育理念，与教会学校相得益彰，共同推动近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近代天津，以张伯苓、张彭春为代表的基督徒在南开学校的教育实践中，与基督教青年会中外干事、中国基督徒密切合作，多重互动，努力培养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青年学生，取得一定得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讨。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南开学校为中心，集中探究近代基督徒与非教会学校的相关问题，希望有助于基督教与近代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张伯苓 张彭春 基督徒 非教会学校 南开学校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学校，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也有一些基督徒在非教会学校中从事各项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一系列教育理念，与教会学校相得益彰，共同推动近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近代天津，以张伯苓、张彭春为代表的基督徒在南开学校的教育实践中，与基督教青年会中外干事、中国基督徒密切合作，多重互动，努力培养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青年学生，取得一定得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讨。他们把基督教的教义视为办学的力量源泉，并按照自己所领悟的基督精神，推进实际的教育工作。为了完整呈现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这段值得浓墨重彩认真书写的历史，笔者以“近代基督徒与非教会学校研究——以南开学校为中心”为题，试图考究基督徒张伯苓、张彭春张氏兄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活动在以南开学校为代表的非教会学校创建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诸多面向。

• 张氏兄弟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1.青年会之国民教育理念

1844年，英国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s)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青年会，以“忠事耶稣，敦品立行，更本己立立人之旨，服务同胞，改良社会”[1]为宗旨，向城市中精神苦闷和空虚的青年人传教，并提供一些娱乐活动。在向世界各地拓展的过程中，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组成的青年会北美协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会组织。它对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青年会有着经济上和人员上的支持，成为青年会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895年，受北美协会派遣的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在天津的北洋医学堂、北洋大学堂、海军学堂等五所官立学校建立的学校青年会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民国成立后，青年会迅速发展。1912年，青年会不仅获得北京政府批准立案，而且在同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会议上，正式将青年会总部的名称确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22年，青年会在中国有市会40处，校会200处，会员达77，000余人。[2]

青年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协会的大力推动。青年会秉承“发扬基督教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的宗旨及“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教育，使国民养成完美的人格，并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张伯苓走近青年会绝非偶然，是历史的契合。他在1920年4月1日基督教青年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欢迎词中提到：“聚首一堂，共策将来进行事宜，甚望以青年会宗旨创造理想之新中国。今日到会诸君，可代表各处‘动力’。人家以为青年会好多事，但好处就在好事，足见青年会会员热心较他人不同。人家以为青年会外行，要知民国人物，无一不外行，即如黎总统，民国以前，却非总统也。凡事法子在活动，极希望我等能创造一理想的国家。”[3]

2.张氏兄弟走近基督教，支持基督事业发展

张伯苓，名寿春，1876年出生于天津，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创建人。1904年，在严修家馆成立私立中学堂，后迁至新校舍，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中。1932年和1934年又分别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使南开学校形成了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是一位爱国教育家，他开创的公能教育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胡适），他积累多年爱国教育之实践，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公”是为公育才，育为公之才；“能”是培养能动做事成事之能力，针对“愚弱贫散私”之弊，提出体育、科学、团体、道德和爱国的理念（与基督教提倡的‘德智体群’四育相一致）；“日新月异”要求每位南开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前列，这是南开精神”（张伯苓与重庆南开中学同学谈话，载于《四三通讯》第11期1942年4月）。他虽投身教育事业，但社会活动不限于教育领域，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体育、宗教等诸多面向；交友广泛，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严范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陶行知、罗常培、熊十力、张元济、老舍等军政及社会名流有交往。爱国是张伯苓的人生主线，他提倡爱国就要立为公之志，爱国就要有“救国之力”，爱国就要强健体魄，爱国就要“知中国，服务中国”，爱国就要团结抗敌，爱国就要刚毅坚卓。[4]

张彭春，又名蓬春，字仲述，张伯苓胞弟， 1892年4月22日出生于天津。1908年，张彭春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同年，他考入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即清华学堂前身），成为第二届庚款留美生，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1915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在美国担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至1918年，张彭春在南开学校担任专门部主任兼代理校长。1922年7月——12月，张彭春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赴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丹麦等国家考察教育制度。1922年，他以《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其间，他还一度担任中国欧美教育考察团秘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会会长。1923—1926年，他任清华学校教务长。其后任南开中学主任、南开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张彭春从事外交活动。他为中国的教育、戏剧、外交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毋庸讳言，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思想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张伯苓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亦并非易事。他曾经产生了不少疑惑，也有过很多内心挣扎，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诚如张伯苓在自述中所言：“某少负不羁，父老见之者，辄目为聪颖，以此自恃，每与人谈论，必多方辩驳。举一切神道佛仙，皆不折服，遂渐成一玩世之人，此二十岁以前之事。而放肆可知。然据一己之思想，人之生必非偶然而来，故未免自用。”对于从西方传来的基督宗教，张伯苓起初不仅不相信，而且还多予驳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谈及基督宗教新旧二约。窃以为浅薄无味（视华文圣经笔意太劣）。其他宗教家，向余谈道。余亦不信，更以各种言语诘之，多方问难。方寸中有一无神之见存，妄揣如果有神，何不灭绝魔鬼，免其扰世害人。古时奇迹，何不有于今日。使我见而信之，即读英文圣经，亦不得其意旨。”[5]在1910年12月15日张伯苓出席基督教青年会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召开联谊会发表演说时提到：“今调查各国大城亦须有六项新事，以为文明新象之点缀，即学校、咨议局、点灯、铁路、公园、青年会所，缺一不可也。何幸天津业已有此会之基础，将来之发达正未可限量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志学会社编《星期报》）。可见张伯苓对青年会评价之高。

随着张伯苓与基督徒特别是天津青年会外籍干事的交往日深，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也逐渐增加，由钦佩某个人的学问开始醒悟个人与群体的缺失，进而产生宗教感情上的变化。张伯苓发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始终保持锲而不舍，乐善不倦的态度，做事勤恳认真，“因见青年会诸君，孽孽矻矻，乐善不倦。遂叩其为善之目的，彼云为求上帝喜悦，余则曰：此犹有邀福之意也。孰若无所为而为善者之光明正大，不较宗教尤高一层乎？”[6]后来，张伯苓还把自己的宗教体验加以系统归纳，并用亲身经历阐释信奉基督教的五大好处：“某今者每日早晚祈祷两次，所得效验，可举五要征之：一心中之平安如操左券；二能知己过，毫无遁情；三读天道圣经，渐觉有味；四如获重生，觉有神力之助，能胜物欲，曩者有志未逮者，今竟改良自新矣；五信有永生，所谓永生者，关于属灵之世界，其幸福无穷不在世界饮食之乐，居处之安也。令我信依盼望最有价值者即永生。”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使得张伯苓的心灵得到了依托，精神得到了慰藉。因此，他彻底地摆脱了原有的厌世、玩世思想，“实缘在上有全能全知之主宰，以宗教普渡斯人。故不敢徘徊于玩世派中，且深信重生之奥义，及将来永生之希望，亦不敢流连于厌世派中”。因此，张伯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盖玩世之张伯苓，一变而为厌世之张伯苓，再变而为乐天之张伯苓矣”。他切身感到只有在上帝的面前，自己才有存在的价值。“对于家庭、州里、蛮貊，安往而非乐境，一心向道，谓之有我可，谓之无我亦可。惟期以身心全献之上帝，待上帝复赐以新灵，则我始见真我也。”[7]

1909年，张伯苓赴美考察归来正式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他参加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首任会长为埃德穆德·卡森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为美国人白雅各。以后该会一直为外国人所把持，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秋天改选董事会，董事全部由华人充任，张伯苓、王厚斋等9人接理会务。从此，张伯苓一直任该会董事至抗战前夕，并长期担任智育部董事职， 1911年和1920年还两度担任会正。不仅如此，他更坚决主张中国人自办教会。他认为“若是入了基督教，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学外国人，说外国话，穿外国衣服，甚至于还信仰外国神仙，若是用外国宗教，而爱吾们中国，这岂不是‘南辕北辙？”[8]

3.青年会与南开学校互通有无、相互扶持

张伯苓还在南开学校组建基督教青年会。南开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是天津非官立学校中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曾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文化活动。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自治能力，同时也增强了会员们服务公众和团体协同的意识。1916年7月12日，张伯苓在北京西山夏令会第四日晚上青年会学生举办的择业会上演讲说：“今人对于世界，多抱种种悲观，惟教育家恒抱乐观，以为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前途之希望，实未可限量。教育之大方针约有三：一、须培养少年人之习惯；二、一国中立若干大学出其风尚，以感化社会；三、教育与宗教相辅而行。三者虽相提并论，要以末项尤为当务之急。……诸君无论择何事业，须具有二种观念：一曰对于上帝之观念，一曰对于国家之观念。由此二种观念，方能择业，方能期其事之有成。吾作此言，非敢定诸君之志，不过引诸君之思索而已”，张校长引导学生爱国爱教，不可偏废。尽管张伯苓和基督教特别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密切，也鼓励基督教青年会在南开学校中发展壮大，但是他却一直坚持南开学校独立办学的发展方向，而没有将南开变为教会学校。即便经费筹措十分困难，他仍轻易不接受教会的资助和馈赠。1917年，蔡元培在访问南开学校时，曾赞扬张伯苓和严范孙：“贵校董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贵，而校长张先生又属基督教徒，但二先生中不因己之信仰强诸君以为从。校中各会会章不一，入者纯属自由，择选无丝毫信仰之束缚。此种自由足为未来之道德开一新径。”[9]身为校长，张伯苓对学生的思想、信仰追求并不过多干预，只是给予适时适度的引导。在张伯苓看来：“吾人生活于世，苟无确定之信仰，确定之人生观，则一切经营造诣必毫无根据，挫折一来，初志即可变易。故青年人对于自己之信仰，亦殊为一亟需解决之问题。”尽管张伯苓充分认识到信仰的重要，但是并没有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学生们，“吾作此言，非敢定诸君之志，不过引诸君之思索而已”[10]。可见，张伯苓是主张信仰自由的。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于大学校园里要做到既尊重青年思想之自由，满足其民族感情之表达，又秉持自己身为基督徒的信仰和责任，应该是所有服务于非教会学校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既敏感而又现实的重要问题。

张伯苓在从事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与基督教，特别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极为密切，相互扶持。基督教青年会长期为南开学校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为南开增强实力、扩大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开学校建立之初，张伯苓即聘请格林、饶伯森、郝瑞满等人来南开学校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指导学生开展文艺、体育、讲演等课余活动。南开学校的体育活动，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张伯苓到美国进修并多次赴美国各地开展募款活动，皆得益于基督教青年会，特别是格林的介绍和联系。南开的校歌也是由张伯苓作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赫西作曲编配的。由于校歌是赫西根据一首教堂乐曲编配而成，因此，曲调既庄严肃穆，又引人奋发向上。1917年3月，张伯苓与天津青年会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出版发行期刊《青年进步》撰写祝词，刊登在《青年进步》第一册，祝词气势磅礴、鼓舞人心。[11]

在兄长张伯苓和其他基督徒的影响下，张彭春也逐渐成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成员。张彭春认为基督教青年会于德、智、体、群四育方面皆能起到培养青年完全人格的作用，遂在南开学校参与组建了基督教青年会。该会始建于1909年，最初由张彭春在中学堂约集同学六七人于每星期日聚萃其室论道读经，名为“读圣经会”，次年更名为“耶教研究会”。到1911年，该研究会的会员发展到11人，遂改名为“青年敬业乐群会”。1912年4月6日，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试验期初定为3个月，会下设立了查经班、祈祷会、晨更团、布道团、尚友团等七部会，会员达到56人之多。1915年4月19日，南开学校正式成立了“南开学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该会以“研究基督教之要道，发达德智体育、造成完全人格，预备将来服务社会为宗旨”[12]。该会成立后，会员们多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自治能力，同时也增强了会员们服务社会的能力和团体精神，对南开学校学生的成长影响深远。实事求是地说，这与张彭春的努力密不可分。他心系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成长，不仅活跃在南开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中，还经常去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做学术讲演，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只要翻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事工报告，就能看见张彭春活跃的身影。1933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举办“公民教育运动周”，张彭春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为题，发表报告，赢得人们的喝彩。当时到会者有350人之多。[13]1935年1月9日，他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赵太爷，贵姓》为题作了精彩的演讲，听者多达340人。[14]可见，张彭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受欢迎的程度。

• 基督信仰与张氏兄弟的教育理念及实践之融合

1.张伯苓发现青年会之“四育理念”对症“愚弱贫散私”之痹

基督教青年会继承了近代流行于美国新教中的“社会福音”思想，认为单纯关注个人灵魂得救是不够的，还需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传播改造社会的福音，把《圣经》所倡导的“爱”和“公义”的道理贯穿于社会之中。通过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和改革，改善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社会秩序“基督教化”。面对矛盾丛生、民生凋敝的近代中国社会，青年会秉承 “发扬基督教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的宗旨及“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青年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教育，使青年养成完美的人格，并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服务社会。

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更加紧密。通过参加甚至倡导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各项活动，他逐渐为重建中国人心灵的浩大工程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教育理念上的契合之处也越来越多。为了培育救国济世的人才，消除愚、弱、贫、散、私的弊病，张伯苓十分推崇基督教青年会所倡导的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教育理念，并将其融入南开学校的建设之中，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实现身、心、灵的均衡发展。不仅如此，张伯苓也派南开学校教职员参与、协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各项活动，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的发展壮大输送了众多人才，如南开大学的著名学者何廉、方显廷、张彭春、黄钰生等人都曾在东马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表过学术讲演。章辑五、伉乃如、梅贻琦、王治平、杨肖彭等南开师生都曾在青年会任职[15]，而且张伯苓亦数度担任青年会会正等重要职务，经常参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重要活动，并应其他地区青年会邀请，发表演讲。他在沈阳青年会的演讲就曾影响了张学良，并藉此结为忘年之交；而这位东北少帅一生都以张伯苓的学生自居，并给予南开学校的发展以诸多支持。[16]1916年10月23日，张伯苓在辽宁沈阳基督教礼拜堂的演说主题是《中国学生今日之机会及责任》。他从因果角度要求青年学生，欲得善果，必造善因，提醒学生造善因必须做到：（一）当知中国此时有机会可乘；（二）不可因一时抛弃永久；（三）从自己做起。三者的根本是从自己做起，这样做法有三个目的：（甲）宜有哲学的脑筋，追究其所以然之故，是为理想时代；（乙）宜有科学的知识，考求其真伪之所在，作实行之预备；（丙）宜有宗教的精神，抱躬践主义，遇事不作成不止。[17]可见他将宗教观念融入其教育理念中至深。

2.支持青年会事业发展，宣传爱国爱教理念

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中同时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据不完全统计，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张伯苓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1906年11月22日）晚“以学生义务为题，现身说法，谆谆告诫，洵推阅历之谈其果效可卜之于将来也。”[18]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在租界会所开特别茶会上，“张君伯苓、本社副董仲子凤相继演说，尽欢而散。[19]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布的其他各式演讲预告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张伯苓的名字。宣统元年二月（1909年3月）《预布下两月星期四智育演说秩序》中，就有“闰二月初四日，私立第一中学堂监督张君伯苓演说”的字样。[20]尤其需要提到的，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宣统元年四月十八日（1909年6月5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第13次纪念大会，英租界工部局内之戈登堂聚集了冒雨赶来的中西男女贵宾三百五六十人。在格林、英敛之等人发表精彩演说之后，“复请私立第一中学监督张君伯苓演说”。他在演讲中说：“弟自客秋因公历游欧美各大名埠，到处皆有青年会所，即寄宿其中，借以调查事件，深知此会于青年交友之道裨益良多。缘青年易受诱惑，若无良师益友，彼此观摩，实属可危。本埠自庚子乱后，景象日新而繁华靡丽之场亦因之扩充，不有青年会所以抵制之，前途之流弊伊于胡底？倘能得泰西宗教诸邦为善之勇力奋勉策励，与之齐驱，以求人格之优胜，程度之高尚，斯为急务。至流俗所固有者，自不必取法泰西矣。”他的演说既突出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化特质，又表明对欧美宗教、文明择善而从的态度，赢得听者的赞许，“众皆鼓掌称善”。[21]

不仅如此，张伯苓还在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9月）举办的《第九次阐明圣经大会》上，就圣经与国家之关系发表演讲，与其他讲者一起阐明圣经与开民智、正民德、改良风俗、修明政教的关系，强调圣经为立宪之本，是兴国之确据。[22]同年十一月五日（1909年12月17日）发表的《星期宣讲》中，特别预告：“月之初七日午后三句钟，仍于经司胡同会所聚会，特请私立第一中学监督张君伯苓宣讲学界青年进德之方。为在原会所末次德育宣讲，冀诸君届时惠临。”[23]这一时期，不论是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租界会所，还是在城内会所[24]，也不论是德育宣讲[25]，还是智育宣讲[26]，都留下他的思想和智慧。在《青年合会第六次大会通告》中，张伯苓被列在讲员的首位[27]。1920年5月12日，张伯苓受邀参加苏州城市基督教青年会筹办会发表演讲提到：“欲立民国之基础，在社会；社会之进化在人民。我国之所以依然故我者，亦人民缺乏常识与责任心，有以至此。教育、实业、公益、慈善等事，为建筑社会之要素，而其进行之原动力，则自国民人人能负责任始。望诸君于今日始，各人团结精神，从事社会事业，积极进行。青年会亦社会之一，故创办青年会，实当务之急，但须努力，事无不成。”[28]

作为从甲午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张伯苓在严复等人的影响下，一直把“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29]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皈依上帝，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则使他借助宗教的力量开辟出一条重建中国人心灵，实现救国理想的崭新道路。在他看来“我因为得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才起始信宗教。所以我说我的基督宗教的信仰，实在发生于我的爱国心”[30]。在张伯苓的头脑中“爱主”与“爱国”两个理念的践行可以并行不悖，毫不冲突，中国人应该“用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31]也就是要用宗教的方法，鼓励自己的爱国之心，增强自己的爱国之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将基督精神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言行中离析出来，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张伯苓在创办的南开学校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教育救国之理念，确立了这样一些训练方针。一、重视体育，以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坚强的体魄，健全的精神，并不仅仅盯着几个锦标。因此对于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为达到提倡运动的目的，他还组织和推动学生参加各种运动会，提高运动成绩。二、提倡科学。中国科学不发达，物质文明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为扭转这种局面，张伯苓希望通过开通民智，破除迷信，引起国人对于科学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发达。三、团体组织。张伯苓针对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之弱点，切实倡导并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建立各种课外组织，通力合作，团结负责，开展各种团体活动，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练习做事、参加活动的机会，提高社会活动能力。正因为如此，南开学校的社团活动非常活跃，学术研究、演讲、出版、新剧、音乐、体育等课外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关于团结力的重视，1917年8月18日张伯苓离津赴美途经日本，在东京中国青年会召开的欢迎会上的演讲词中提到：“南开学生尚未入社会做事已有团结势力，悬理想以测将来，结果如何？亦从可知矣！……将来在社会做事，非有团结力不可，否则必不能成功，此即团体之效力也。”[32]四、道德训练。张伯苓认为教育为改造个人的工具，但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所以他经常向学生们阐述行已处世之方，以及求学爱国之道。五、培养救国力量。通过时时刻刻都可以进行的训话，讲解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使学生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救国之力。归纳起来，就是讲求“公能”，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他把“允公允能”作为南开学校之教训，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目标一贯、方法一致。

张伯苓在1921年4月7日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新会所开幕式上演说提到：“青年会之所以一日千里者，因各处欢迎之故，而各处之所以欢迎，又因其能供给人之需要故。且青年会有活动力，有变化性，能审机度势，以应付社会各方面之要求。” [33]

3.教育救国之具体体现：体育教育、戏剧教育

张伯苓在创办的南开学校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教育救国之理念，确立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教育理念。他曾强调：“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34]。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坚强的体魄，健全的精神。因此对于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为达到提倡运动的目的，他还组织和推动学生参加各种运动会，提高运动成绩。作为一所刚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南开的经费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但在体育教学和设施建设等方面，张伯苓总是慷慨解囊，毫不吝惜。学校不仅修建了大操场，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棒球场和网球场也是一应俱全，甚至连社会上还不多见的冰球场也可以在南开看到。

张伯苓深知，学校体育教学的质量和竞技运动的水平同体育教师素质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不惜重金，聘请很多专业体育教师来南开任教。这些体育教师大都具有高等院校体育专业的学位，有的还有在外国大学体育专业进修或者留学的经历。如总领南开大、中、女、小四部体育部的主任章辑五就毕业于直隶高等学校，后来留学美国，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硕士学位。而带领南开篮球队四处征战、创造辉煌业绩的体育教员董守义，则毕业于协和书院大学部，也曾到美国春田学院体育系进修。女中体育教员张淑悌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

张彭春更是将体育运动的作用上升到振奋精神、激励爱国心的高度，鼓舞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他在南开学校修身班上演讲时，就曾强调体育运动的“鼓舞人精神振发”和“激发爱国心”的功效。“在竞争之时，譬如赛跑，彼一刹那间心专目注，竭全身之力，以冀必得者，为一目的物。是时可谓万念全无，专谋是举。危险祸患，在所不惧。常能操练此种身心，则将来置身社会，敢决必胜”[35] 。“运动员比赛时决非个人之荣，实因代表其团体以征赛数，而竭力前争勇气不竭……是心发达之，即可成坚固之爱国心，来日成爱国之事业”[36] 。1927年10月，在南开中学会议厅召开天津体育协进会成立会，张伯苓等5人被推举为名誉会长，通过《天津体育协进会章程》，会址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内。[37]

张伯苓认为，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必须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而新剧表演则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演说和表达能力，培养和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沟通学校生活与现实社会。随着这一理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张伯苓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戏院不只是娱乐场，更是教堂、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这正好契合了他长期以来改良社会的理想，而在学校和社会上推广新剧表演，则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之一。1909年10月17日，是南开学校五周年的庆祝日。这一天，在严范孙家的东院，张伯苓亲自主编、导演的新剧《用非所学》正式公演，成为南开新剧的起点，也是华北范围内新剧的发轫。直到三十年代末，还有南开同学对《用非所学》之作用津津乐道：“三十年前，有此佳作，实属空前。而全剧寓意，至今价值仍不稍减，校长诚可谓我国话剧第一人矣。”[38]

1914年，为了更好地推动南开新剧的发展，张伯苓组织师生成立了南开新剧团，成为南开学校新剧表演正规化和组织化的开端。新剧团的成立，标志着南开的新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成立之后不久，新剧团就面临着导演缺乏的问题。南开早期新剧一直都是由张伯苓一人执导，通过数年的实践，他深深体会到，导演是一部剧作的灵魂，必须选拔一位称职的人来担此重任。在此情况下，张彭春深厚的西方戏剧理论功底和难得的创作经验很快便得到了正在为新剧团物色导演的兄长、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赏识。于是，张彭春开始在中国现代新剧发展史上演绎出浓墨重彩的一笔，推动着南开新剧不断走向辉煌。

早在1913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张彭春就开始醉心于学习和钻研西方戏剧。除了一如既往地对西方戏剧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之外，他还开始尝试着撰写戏剧剧本，进行话剧艺术创作。1916年，结束留学生涯的张彭春从美国重返故乡天津，到南开学校任教。

张彭春带给南开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导演了自己在美国创作的写实独幕剧《醒》。该剧讲述的是一个刚刚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陆，到自己昔日的好友、如今的“贪污审查员”冯家中拜访，充满理想的陆不满在现实中变得有些谨慎、事故的冯，却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就在当天夜里被枪杀。残酷的现实使陆开始省悟，并且越发坚定了他改造社会的决心。张彭春不仅担任该剧的导演，而且还在剧中亲自扮演男主角陆。《醒》剧演出之后，立即受到了南开师生的一致好评。首演之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在校刊《校风》上撰文，称赞该剧“颇多引人入胜之处，佳音佳景，两极妙矣”[39]。

1918年10月，张彭春执导了新剧《新村正》。该剧经过了将近一年时间的筹备，从编写剧本、选派角色，到排演、邀请校外名家前来指导，无不凝聚着张彭春的大量心血和汗水。《新村正》一剧共分五幕，以天津农村为背景，叙述了一个农民皆曰可杀的恶霸地主在辛亥革命之后当上村正的故事，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张彭春将欧美戏剧理论成功地融入了剧本的改编之中，力求合于“西洋新剧理论”，使《新村正》一剧打破了团圆主义的传统结局方式，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该剧一经公演，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些全国发行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不仅肯定了《新村正》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而且盛赞该剧是“中国新剧中最合西洋新剧原理的杰作。全篇的精彩，就在这‘旁射侧影、涵蓄不尽’八个字中”。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两度将《新村正》搬上舞台公演，由此可见其社会影响之深且广。《新村正》的成功，标志着南开新剧团从此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充当了五四运动的先行军，而且推动着二三十年代南开话剧演出高潮的到来。从此，南开新剧表演在社会上声名鹊起，而张彭春也已成为南开新剧团的灵魂人物。

张彭春从1916年开始执导南开新剧团，到1936年结束其导演生涯，其间陆续导演过几十个颇有影响的剧目。在这些剧目中，既有他自己编导的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剧目，也有翻译和改编自外国名家所创作的经典话剧的剧目。张彭春或完全按照原著进行演出，或将原著情节和人物中国化之后再加以表演，由此将果戈理、王尔德、易卜生、莫里哀等世界著名剧作家及其作品引入中国，为南开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话剧艺术舞台的大门。

4.青年会与张氏兄弟共度南开大学初创之时艰

在张伯苓筹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张伯苓曾到美国进修并多次赴美国各地开展募款活动，都得力于基督教青年会，特别是格林的介绍和联系。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团刊物，《天津青年会报》对张伯苓出访欧美、考察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追踪报导。在《会员赴东》这则消息中，就记述了张伯苓出访的一些情况：“张君伯苓于前月二十三日，偕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长李君芹香，乘官升轮船，赴申。二十九日，本社接到上海青年会干事骡君来电云：张李二君，已追及天佑丸，开往东京矣。”[40]在后续报导《东瀛鲤书》中，言及“兹得会员张伯苓先生来函，伊刻下已离长崎乘轮赴纽约，与同舟共济之诸国人士，无不相善。敬告海内相知如有信函见教，务于两三星期内寄往纽约，信面可书（123E.28th.St.New York City.）当能收到。此即往欧洲去云。”[41]不久，该报进一步报导说：“本报兹闻张君至华盛顿纽约城，该处官绅商学各界，无不欢迎接待，现闻先生已赴英国游历矣。”[42]在美期间，张伯苓就寄宿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更重要的是，借助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张伯苓一方面为中国的教育发展争取广泛的经济资助和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也向美国各界人士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重建中国人心灵、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在中美民间文化教育交流中，张伯苓扮演了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

1916年8月初，张彭春怀着“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留美归来，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由于在美国留学时已经体认到世界进入激烈竞争的时代，所以他坚持认为“欲挽社会，非有一般知识高超，道德纯厚之新少年，其眼光、其魄力，均不足以促进其事业。徒志不足有为，识高方见经济”[43]。为此，张彭春提议筹办大学。1916年8月21日，张彭春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首次公开发表创办南开大学的意见。8月22日，张彭春又邀集了南开学校专门部的师生进行座谈，讨论改办大学的问题。张彭春的这一提议在南开学校的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反响。严范孙和张伯苓也都很重视，并且接受了创办南开大学的建议，延请张彭春开始草拟改组大学的设想和计划。1919年2月4日，成立了南开大学筹备课，张彭春为筹备课主任，主持南开大学的筹备事宜。事实证明，张彭春提出的南开学校增设大学部的建议为南开大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张伯苓后来称张彭春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此外，在清华学校大学部的筹办过程中，张彭春被聘为清华教务长。张彭春为众望所归，对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做出很多实际贡献，为其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的确立、课程学制的设定等各个方面出谋划策，极大地推进了清华学校改革的顺利进行。

• 张氏兄弟中国教育体制现代化理念在南开大学创建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1.基督教信仰支撑张伯苓克服南开大学初创之艰辛

透过张伯苓、张彭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人生轨迹，深入考究其言行，便不难发现：他们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做出的努力与奋斗，成为其一生的华美篇章。张伯苓大胆学习、吸收、借鉴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洋货”教育，并亲自前往国外考察。因此说，他创办新式学校与对外国教育的考察以及借鉴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尝言：“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44]。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始业式上的演说题目是：培养领袖人才救吾华民族——南开大学成立之动机，他提到“南开大学系由中学部所产生”，3年的发展使学生人数由数十人到三百数十人，得八里台学校用地数百亩来建设新的校舍，得美煤油大王捐款建设科学馆解决经费不足，得知名教授支撑等都是南开大学的幸事[45]。对当时办学之艰辛，张伯苓总结说：“此次大学成立之动机，系第三次之试验，此后将打破艰难，永无止息。至成立之历史，则一由外界之帮助，二由内部之增长——校舍扩充，学生增加，教授得人。而教育之目的无他，在求此解决吾华困难问题之方而已。此问题吾知非一时所能解决者，然百尺高楼从地起，事无大小，全在精神。《圣经》有言：‘对小事忠心者，对大事亦必忠心’。故吾敢语诸生，凡事不在成功，不在失败，只视其如何竞争。今吾辈既生此时艰，万勿轻视自身，须记汝‘责任大’，‘机会好’，志向一定，前途正远。人谓南开今日虽小，后望方长。”[46]由此不难看到张伯苓的自信与远见及其对基督信仰的笃信。

南开大学是当年严范孙、张氏兄弟所创立的一所私立大学，成立时约有100学生，到第一届毕业生只有21人毕业，到1937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才60余人，学生总数才有420余人。[47]虽然办学规模不太大，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付出很多心血。他于1917年8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学习和传授知识的机会。张伯苓还与严范孙等人一起先后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旧金山大学等高等学府，详细地了解教育制度、机构设置、学生培养等方面的情况。与此同时，张伯苓还与凯尔鲍德里等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张伯苓还广泛接触了正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了解他们对美国大学的印象以及各自在美国大学求学的经历和体验，以为将来在中国创办高等院校提供某种借鉴。在美国学习和考察期间，张伯苓曾于1918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发表英文演说。他在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余上次环游世界，考察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度，结果获得两种需要者：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敝校南开，多半以是二者为圭臬。”[48]实际上，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就南开学校整个体系而言，中学侧重日德式的纪律性教育，而大学侧重英美式的自由化教育。司徒雷登曾为1948年美国为纪念张伯苓七十岁诞辰出版的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撰写导言《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肯定了张伯苓创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付出的辛劳与业绩。张伯苓创办中学有了一定成绩之后，希望自己的学生毕业后能继续读书，通过私募捐资的形式兴办私立大学，认为张伯苓是一位有创造精神的拓荒者。[49]

2.南开大学初创的不适与调整

“张伯苓从早期仿效日本式教育到南开大学成立后，又推行美国化教育，他这样大刀阔斧、范围广泛地引进西方教育，在当时中国各学校中是比较突出的。”[50]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张伯苓追求欧美化的“洋货”教育的初衷是什么，事实上，南开大学的教育模式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脱离。从南开中学直接免试升入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五四时候，我跟张伯苓先生说过，我从中学三年级起，耳朵里就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还有一个中国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的教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术语，要我说成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你们看，把一个青年搞成这个样，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呢？”[51]当然经过反思调整，南开大学人才培养越来越注重国家的现实需求，同时注重砥砺学生品行。1925年11月25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商学会成立会上发表演讲《熏陶人格是根本》，提到：现在的南开大学有文、理、商、矿四科，“南开大学教育目的，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做事本就是应用学理，将平日所得来的公律、原则、经验应用出来到实事上去。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52]同时提出了他的政治观，即“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些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些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我的政治梦。”[53]

不断加深对中国学校教育当何去何从理解的张伯苓，充分展现了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教育家勇于超越自我的卓然风范。经过数年的慎重思考，张伯苓适时转变自身的教育制订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对以往的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反对偏重“洋货”的教育倾向，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大学日后发展的根本方针。方案得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的结论，并将“土货化”阐释为“知中国”、“服务中国”。最后，方案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等具体要求，即“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问题为主”、“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此问题必须适宜南开之地位”。 [54]1929年，张伯苓再次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并在回国后的一次欢迎会上明确地指出：此次考察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的考察以前是注意学校的组织、外形，现在的考察不应如此了，因为我看过的学校不知有多少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55]对于完全效法西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法，张伯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显示出他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又谈到中国人的弱与私的问题，强调“中国人个人的不健全，乃是我们的历史使然，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形成微弱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壮是要紧的……我们在学校里绝不应该像现在一般人一样。再就是众人的强，许多人能联合才有力量，能联合才能致胜，才有势力……我们南开的师生要彻底地努力地做下去，锻炼我们的身体强壮起来，一代不行可以往下传，终有强健之时。还要联合，我们的团体要坚固，以便增加我们的力量”[56]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可见，此时的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已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既不与复古主义为伍，也反对“全盘西化”的倾向，而是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南开教育发展道路。

3.教育救国理念，与“公能”教育的体现——与时俱进，愈挫愈奋

1935年4月28日，在《南开校友》第6期，刊出张伯苓一篇文章：“对于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文中提到“我个人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南开学校永远是随着时代进展的，以后对于学生之如何训练，课程之如何切实，当然更要与时俱进。可是我们南开的校友，也不能为时代之落伍者。诸位校友或在中学毕业，或在大学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固然都能努力求学，但出了学校置身社会，因职业与环境的关系，恐怕对于求学的志趣没有像在学校那样浓厚，所以想引起校友的读书兴趣，比在校的学生困难。好像我们南开的校友都有一种所谓南开精神，并且诸位在社会上，也全有相当地位，只要不甘安逸，做起来也很容易。”[57]对于南开校友，张伯苓提出四点要求：其一求怎样做人的知识；其二要有团体组织；其三要有求知识的方式；其四努力于有益国家的事业。张伯苓校长对毕业生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即使毕业也要不断修为做人和做事的本领。

抗战期间，南开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年逾花甲的张伯苓仍信心百倍为南开事业操劳。1939年10月9日，在教师节重庆南开中学教职员聚餐会上，张伯苓发表讲话,提醒老师们要“专心致志于教育工作，不仅有乐趣，也不至于冻馁。”重申自己的对“公”理解，提醒老师们要“教学相长”。在发言中，张伯苓还强调“南开以前一贯的是提倡救国教育，抗战以后又提倡建国的教育。将来南开复校一定仍在天津八里台，因为我国东南、西南与西北都有利亦有其弊，唯有东北发展的希望最大，所以南开大学将来仍要在东北重建。英国有牛津、剑桥等校早就人才，帮助国家。我们盼望我们南开大学也能早就人才，帮助国家。”[58]张伯苓校长将学校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坚定表达复校决心，他认为南开大学现在国内也是有数的大学，最大的优点是有优良的中学基础，大学可以自中学取材，他认为这种以中学帮助大学发展的办法，实在是最好的方法。当时张伯苓校长63岁，但他说：“我觉得前途真是无限光明的。我的年纪恐怕不会允许我再做什么，但是我决不停止！”其实在当年的9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已经在重庆南开中学内恢复，何廉任所长，方显庭为代理所长，张伯苓为当然董事，招研究生10人，正式开始工作。[59]后来张伯苓多次提到复校事宜，在1944年10月17日南开四十年校庆日，时年68岁的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提到“兹当南开十周年校庆佳日，吾人回顾以往之奋斗陈述，展望未来之复校工作，既感社会之厚我，倍觉职责之重大”，提倡五种训练：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概括为“公能”二字，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总结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三：一是个人对教育之信心；二是同人之负责合作；三是社会之提携与赞助，当然他认为还有“吾人救国目标之正确，‘公能’训练之适当，学生来源优秀，校风之纯良朴实”等其他因素。[60]在1945年1月20日张伯苓发表了“从世界大势说到南开前途”演说，他提到战后南开复校计划：“重庆南开继续发展；天津南开首先恢复”，张伯苓提到将南开大学仍设在天津旧址，重在专门学术研究工作。

作为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补充和完善，张彭春所阐述的很多重要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对南开学校的教学工作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留学期间，张彭春师从杜威，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杜威在中国大力宣传“学校即社会，社会即生活”的理念时，张彭春的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则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1927年6月21日—7月2日南开中学召开的暑期“学校改革讨论会”上就明确指出：“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现代化”。其时，“教育救国”之说刚刚浮出水面，世人颇多微词。而张彭春则力排众议，大胆提出‘教育救国’容或‘迂缓’，但并非不切实际。恰恰相反，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也。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教育救国之说，容或近于迂阔，然其所期望于未来者则至大：其求者乃永久之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其所注意者乃底层之培植，而非表面之虚饰。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61]他的这种教育观——教育是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支点，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到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张彭春不仅见解深刻，而且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直接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张彭春除了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立、发展中起到开拓性的作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非凡外，也曾专心致力于中等教育的研究和教育、管理实践。

自离开清华重返南开之后，张彭春作为助手协助张伯苓管理学校各项工作，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这一时期，张彭春将主要精力置于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特别注重与中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相贯通。成熟的教育理念无论是在南开学校事业发展与南开大学创建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夏，张彭春主持召开了南开中学学校工作改革讨论会，并邀请部分同学一起参加。在会上，张彭春主讲开辟的经验与教育等问题。9月，在开学式上，张彭春作了《如何使学校工作得较高的效率》和《先生究竟要教什么呢？》[62]等报告，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现代教育乃是挽救国家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工作的重要观点。此后数月间，张彭春又在各种场合连续发表多次演讲，如《学校工作改革的意义及改革后的新组织》[63]、《南开教育的一个新方向》[64]、《“教”“学”间的空气与“教”“学”的组织》[65]。1928年2月16日，他又作了题为“本学期所要提倡的三种生活”的演讲，主张学生要注重“艺术生活、野外生活、团体生活”。[66]

在这些讲演中，张彭春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中国中等教育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或是只知培养一味“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或是脱离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教学模式。他提出，应当让学生摒弃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通过认真掌握学理基础上的实地观察、动手实验等方式来获取和掌握知识，以达到现代教育培养具有全面能力的现代人才的目的。张彭春将这种“求能力”的教育理念，进一步解释为“我们所最需要的是西方所以能战胜世界的那种力，用我的话来说，便是现代的能力；我们要探到他的所以创造那种东西的精神，我们要求得其方法，不只求得其结晶物，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大观念。我们大中华便可占一席地于世界，如果不这么办，教育便破产，中国前途便无法问了”[67]。因此，现代教育就是要把“教学科、教全班、教考试的成绩数”的教育观念改变为“教育感觉有变化的活人”，从而确定“以动作为主，学科为副”的教学原则。[68]张彭春还将上述思想加以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了“开辟的经验”的概念。所谓“开辟的经验”包括三个部分：其一，为个人能力的锻炼；其二，为团体生活能力的锻炼；其三，为生产技能的锻炼。[69]

作为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补充和完善，张彭春所阐述的很多重要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对以中学为主的南开各学部的教学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南开很早就将社会调查课程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对于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27年初，在他的组织下，“社会观察”课列为正式课程。1937年，他还先后发表了《广播在教育上的应用》和《怎样看电影》等讲演或文章，都是他的“使中国现代化”思想在教育上的具体反映，也是他较早提倡用现代电化手段进行语文（包括戏剧）、历史和音乐（含用短剧）教学主张的体现。正如张彭春所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个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70]。

• 结论

综述张伯苓、张彭春一生努力南开教育事业，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充分考虑到他们同时具有基督徒和教育家这双重身份，才有可能把这两位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真正认识清楚。正如张伯苓所言“我因为得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才起始信宗教。所以我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实在发生于我的爱国心。”而办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研究学问，练习做事，而且还要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因此向学生们发出呼吁：“你们若是要强你们国家，应当以宗教爱国，不是要狭义的。”[71]这些在1918年3月份张伯苓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演说中能得到很好的证实：“余深信今日中国最要者为联合，欲联合则必须有一公共之绳索以束缚之。是绳索不能以种族为之，以中国种族复杂；不能以宗教为之，以中国宗教繁多；亦不能以社会为之，以中国社会上利益与责任多所分歧。窃意较合宜之束缚物，即为爱国心，是即为中国若干年成立要素之虔敬孝心所可以自然变成者。……余信中国新教育最重要之目的，即为训练青年人以社会服务心。……余意解决中国之问题为教育。”[72]

审视张伯苓、张彭春不平凡的生命历程，感念他们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做出的艰辛努力的同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感受到受近代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基督教徒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南开大学作为非教会大学是在南开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的，在基督徒张氏兄弟的努力下创建、发展、壮大起来，其教育理念与基督教的教育理念是水乳交融的，同时也正是在基督教的帮助支持下，南开学校也才克服重重困难得以在艰难的初创期存活下来，可以说那时的基督教和基督教青年会对南开学校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功绩，从某种程度上基督教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1]袁访赉：《余日章传》，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31页。

[2]陈秀萍：《浮沉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页。

[3]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4]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5]《张伯苓学生自述信道之理由》，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6]《张伯苓学生自述信道之理由》，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7] 张伯苓：《秋季第一次德育演说》，《天津青年会报》第5卷第39册。

[8]《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9]《南开校风》，第67期。

[10]《南开周刊》，第88期。

[11]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4页。

[12]参见崔国良主编：《天津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纪事》。

[13]参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

[14]《天津青年·天津青年会事工报告》第81期，1935年1月。

[15]侯杰、秦方著：《张伯苓家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16]参见黄秀华、刘艳敏：《张学良与张伯苓的师生情缘》，《党史纵横》2007年第3期。

[17]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5页。

[18]《天津青年会报》第5卷第33册。

[19]《天津青年会报》第7卷第10册。

[20]《天津青年会报》第8卷第5册。

[21]《天津青年会报》第8卷第16册。

[22]《天津青年会报》第9卷第17册。

[23]《天津青年会报》第8卷第34册。

[24]《天津青年会报》第8卷第12册。

[25]《天津青年会报》第9卷第4册，。

[26]《天津青年会报》第8卷第13册，。

[27]《天津青年会报》第11卷第13册。

[28]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29]有关民智、民力、民德的论述，参见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5页。

[30]张伯苓著：《基督教与爱国》，载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31]《南开周刊》第1卷，第5、6号。

[32]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33]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34]王文俊：《张伯苓教育言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58页。

[35]《体育运动在教育上的价值》，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36]《体育运动在教育上的价值》，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37]《大公报》，1927年10月21日。

[38]《南开校友》第4卷第3期。

[39]《校风》特别增刊，1917年1月。

[40]《天津青年会报》第7卷第21册，1909年7月4日。

[41]《天津青年会报》第7卷第24册，1908年4月19日。

[42]《天津青年会报》第7卷第36册，1908年11月20日。

[43]有关民智、民力、民德的论述，参见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5页。

[44]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45]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46]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47]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48]张伯苓：《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62页。

[49]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50]郑致光、杨光伟编著：《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51]转引自梁吉：《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45页。

[52]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53]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页。

[54]参见《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王文俊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1919—1949）》，第38—39页。

[55]张伯苓：《中国的富强之路》，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190页。

[56]《南开双周》第4卷2、3期，张伯苓赴欧美考察后在南开的演说。

[57]《南开校友》第6期。

[58]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5页。

[59]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十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

[60]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9页。

[61]《南开周刊·临时增刊》第1号，1927年9月6日。

[62]参见《南开周刊》第28期，1927年9月26日。

[63]参见《南开周刊》第29期，1927年9月30日。

[64]参见《南开周刊·临时增刊》第2号，1927年9月12日。

[65]《南开周刊·临时增刊》第1号，1927年9月6日。

[66]参见《南开双周》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9日。

[67]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

[68]参见《南开周刊》第28期，1927年9月30日。

[69]参见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389页。

[70]重庆南开《公能报》，1946年11月。

[71]《南大周刊》第1卷第5-6号，1925年10月17日。

[72]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