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嘉鹏：字母的力量: 打马字与厦门话罗马字的创制、译经实践及其社会影响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6年第26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en/article/view/479

谢嘉鹏  https://orcid.org/0009-0000-4128-0764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jiapengxie123@gmail.com

摘要：本文以十九世纪美国归正会驻厦宣教士打马字为个案，重构其“口语—文字—文本—课堂—流通”的译经与文字实践，考察方言译经在宗教传播之外的社会功能。研究利用档案、年报、书信与早期罗马字文本，梳理厦门话罗马字的形成、早期闽南语圣经的译介及其出版传播。研究发现：打马字通过低门槛书写工具与持续文本供给，配合妇女班与本地教师，显著提升基层读写能力，率先改善妇女群体的阅读处境，并推动教会由“外来推动”转向“地方自立”；由此累积的罗马字文献与《厦门音的字典》亦启发近代拼音化探索和推动闽南语研究。打马字个案揭示方言译经及相关文字实践如何推动地方社会变迁与文化更新。

关键词：打马字、厦门话罗马字、译经实践、社会影响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06_(26).0007

一、引言

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为十九世纪美国归正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派驻厦门的宣教士，在厦门与鼓浪屿生活、工作四十余年。他的贡献涵盖宗教、教育与语言多个领域：建立闽南基督教会并推动其本土化独立；促成厦门三大西方差会的合一；创办教育与医疗机构；尤其在语言与文字领域，是早期闽南语圣经的主要译者，在厦门话罗马字（又称厦门白话字或教会白话字等）整合、优化与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并对闽南地区识字教育及后续语言文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聚焦于打马字与厦门话罗马字的创制、译经实践及其社会影响。近年来，学界对闽南近代方言译经、教会文字实践及来华宣教士语言活动已有一定关注，但对打马字如何借助厦门话罗马字这一文字媒介，具体推动闽南语圣经的传播、接受及其社会扩散过程，尚缺乏较为集中的考察。若仅将打马字视为译者，或仅将厦门话罗马字视为一时的文字系统，便难以充分说明其在识字实践、宗教传播与地方阅读文化形成中的实际作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本文拟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打马字如何将方言译经与语言创新结合，重点讨论厦门话罗马字如何超出单纯的语言转写功能，而成为连接翻译文本、读者群体与地方社会的重要媒介。

文章将依次考察：打马字作为译者的形成与内在动力；厦门话罗马字的创制及译经实践；以及这些语言活动如何影响闽南地区的扫盲教育、教会本土化与文化认同。本文认为，打马字的闽南语文字工作不仅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教育格局，也在中国方言书写史与语言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重要印记。透过这一案例，可以进一步看到十九世纪来华宣教士的方言译经如何在宗教传播之外，成为促进地方社会变迁与文化更新的重要力量。相较于既有研究较多从译经史、传教史或方言文献书写角度讨论相关问题，本文更强调厦门话罗马字作为文字媒介在闽南语圣经传播及其社会扩散中的作用，从而尝试将对打马字的研究由人物与语言活动本身，进一步推进到翻译传播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层面。

二、译者的形成：信仰使命与社会关怀

打马字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桑莫维尔（Somerville, New Jersey），出身归正宗家庭，父母笃信宗教，育有七子五女，其中四子从事牧职，[2]兄弟托马斯·打马字（Thomas De Witt Talmage, 1832–1902）曾被誉为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布道家之一。[3]本文所论约翰·打马字则自青年时期即立志海外宣教。打马字1845年毕业于纽布伦斯威克神学院（New Brunswick Theological Seminary）后，于当年10月提出赴华宣教申请；1847年获批，于4月15日自波士顿启航，绕行好望角入印度洋，经澳门、香港，于8月19日抵厦门。[4]

抵厦后，他与罗啻（Elihu Doty, 1809–1864）、波罗满（William J. Pohlman, 1812–1849）等同工协作，并与伦敦会、英国长老会宣教士共同推进在厦事工，先以小型学校、读经班与诗歌会为起点，[5]同时熟悉地方风土并起步学习闽南语。1849年1月，波罗满遇船难身故，其妹因悲恸致病需返美休养，打马字于同年3月陪同回国。[6]1850年成婚后，他于7月再返厦门，在“竹树脚”（今厦门第八市场）置屋，[7]兼作礼拜场所，12月22日首次讲道，此后主日常有150–200人聚会。[8]同年，他与英国长老会用雅各（James H. Young, 生卒年未详）启动厦门话罗马字的试验性教学，并据此译介《路得记》、班扬的《天路历程》（上）及若干福音小册与启蒙读本。50年代中期，因教务剧增，翻译一度搁置。[9]1862年其妻病逝厦门，他携四子女返美；1864年再婚，1865年与妻复至厦门。[10]

其后在厦岁月可概分为三个“七年”（1865–1872、1874–1881、1882–1889），为其成果最丰时期。首个“七年”中，他直面当地普遍文盲的现实，为使信众“能读能懂”，重启译经，陆续译出新约福音书与使徒书信等共九卷，主要服务于妇女班与初级读写训练。随后两个阶段，在牧养、教育与医疗之外，文字工作转向编纂《厦门音的字典》（E-mng Im ê Jī-tián）。1889年，年逾古稀的他因健康因素与妻返美，1892年8月卒于新泽西邦德布鲁克。

打马字之所以能在一东方异邦习得当地方言，并达至“可创制书写系统、可译经、可编教材与字典”的水准，既因其坚实的古典语言底子与出众的语言悟性，亦因其持久的在地关怀与宗教使命驱动。他通希腊文、希伯来文，学养曾足以获母校考虑返聘为古典语言教师。[11]然初至厦门即感叹当地方言之难，谓之“或为最难学会的口头语言”。[12]当时西方宣教士普遍认为，闽南语在词汇与音系上复杂非常，几近“独立语言”。[13]所幸打马字既已身在厦门，住在当地百姓当中，便与这门方言的源头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同时也在其他宣教士的先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习厦门话，便逐渐了解个中诀窍，打马字在1848年的书信中即敏锐指出声调之关键，[14]翌年已能作简单对话。[15]随着事工展开与对民众文盲处境的体察，他意识到若要让仅会方言者尽快获得读写能力、读懂经文、听懂讲道，必须将口语“书写化”。由是，他与同工协力推进“厦门话罗马字”的设计、教学与试用，并据此翻译经卷与读本。经数年耕耘，其闽南语能力臻于纯熟。英国长老会宣为霖牧师（W. S. Swanson, ?–1893）评价其对厦门口语“了如指掌”，发音学知识之广“鲜有匹者”，口语之地道“几可乱真”。[16]

这些长期而深入的在地生活经验，对打马字后来的译经实践与文字理念显然具有重要影响。对他而言，语言并非仅是传教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工具，更是进入地方社会与普通民众建立联系并实现宗教传播的关键媒介。长期居住于本地社区、持续参与日常交往，使他更能体会口语表达的实际状态及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也更容易意识到宗教文本若欲广泛传播，便不能停留于书面化、艰深化的表达，而必须在可理解性、可学性与实用性之间取得平衡。正是在这种经验基础上，打马字在闽南语译经及厦门话罗马字实践中，尤其重视语言形式对普通使用者的可及性，并倾向于将文字系统设计为便于识读、学习与传播的工具。

在地社区对其人格与公共服务亦有一致见证。他长期居于竹树脚与鼓浪屿，家庭向民众开放，解疑释惑、调停纠纷、纾困济急，深受百姓爱戴。宣为霖牧师见证记述其“常被百姓团团围住”“随需随迎”“不见不耐”，称其“品性中有一口汲之不竭的恩慈之泉”。[17]中国教会首位自立牧师叶汉章亦回忆其“谦和接待众人，无论达官抑或平民，一视同仁”。[18]林语堂之父林至诚在讣文中概述其“兴学、译书、建堂、设医”的群体性贡献与奔走劳绩：

先生……临厦岛……大兴教泽，延名师，译诗书，立义学以育贤才，建讲堂以扬圣训，创医馆以济病苦，凡有益世救人之事，咸引为己任，致耀真光于陬澨，肇圣教于泉漳。维先生五回国，五就华，绕地三匝，受无数惊尘骇浪，忧世道，忧人心，热血满腔，算不尽愁苦酸辛。[19]

良好的中西语言训练和终生不怠的对目的语语言文化的深度融入，让作为闽南语圣经译者的打马字在客观上具备了充分的翻译资质。他深入遭受文盲之苦的妇孺仆婢等底层百姓的生活，观民生，察民情，克尽己力以尽服事之心。这些成为打马字主观上的预备，为他耗时耗力创文字译经书的活动提供不竭动力。

三、语言的重塑：厦门话罗马字与译经实践

打马字的译者预备与其翻译实践并非先后相继，而是相互推动、同步展开：学习厦门话、创制厦门话罗马字、译出闽南语经文，这一整套“口语—文字—文本”的联动，既使他更深地进入受众语境，也明显扩展了以方言译经为枢纽的在地事工。十九世纪中期，虽已有中文圣经在国内流通，但闽南地区识字率低，多数民众难以阅读中文。[20]若先教以汉字，少则数年方能达基本读写，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让只会方言的信徒以本地方言直接阅读经文，成为当时的最优选。但厦门话缺乏成熟书写系统，早期宣教士要推动译经，首要任务便是为厦门话建立可操作的注音与拼写方案。

厦门话罗马字是在前期探索基础上，经由多位在厦传教士共同协商、反复试验而逐渐形成的集体成果。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它既受益于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波罗满等人的较早研究，[21]也凝聚了在厦传教士群体的持续实践。1853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查尔斯·布莱德利（Charles William Bradley, 1807–1865）发文称：美国长老会的约翰·卢（John Lloyd, 1813–1848）1848年首先尝试以罗马字记录厦门话，其后由罗啻与打马字等人改进为较成熟之体例。[22]约翰·卢当年出版《厦门话词表》，旋即病逝，其后续工作由罗啻、打马字等承接。英国长老会用雅各1850年末信中亦言：“不久之前，这里的多数宣教士已经一致同意了一套拼音系统，该系统简单明了。”[23]由此可见，至1850年前后，一套较为成熟的厦门话罗马字体系已大体成形。循此脉络来看，打马字的重要性不主要在于“首创”，而在于对既有方案的整合、优化与推广。打马字自1850年起在年报与书信中多次汇报进展，且在1850年12月17日的一封信中概述其原则：以17个罗马字母覆盖厦门话的辅元音，再加若干符号以标示声调；鉴于该语言以单音节为主、字母表精简，学习者可于短期内掌握字母、语调符号与组合发音。[24]

拼写方案确定后，用雅各、打马字、罗啻等即着手课堂试验。用雅各最先在男生学校用黑板教学，谓此法“可使学生更了解字母的力量（powers of the letters）”，并取得成功。随后有信徒主动求学，打马字亦开班授课。[25]打马字在信中记载：用雅各“认为只要愿意学习的男孩，三个月即可阅读圣经”；本人每周四晚为三四位成人授课，各一小时，“已上六次课，进展顺利。尚无印制教材，只能黑板教学；若有教具，当更为速成。几乎每个信徒都可尽快借此学会阅读。”[26]随之，两人开始筹备练习教材。最早印行者为《约瑟传》，由用雅各依打马字建议翻译，因厦门无印机而送广州印刷。[27]其后罗啻与打马字相继加入：罗啻《约翰福音》于1852年广州付印，成为最早的厦门话罗马字圣经书卷（亦是罗啻所译唯一经卷）。[28]

用雅各与罗啻因健康与境遇离厦后，[29]打马字成为厦门话罗马字从创制到推广阶段的中坚。他在第一阶段（19世纪50年代初）自制教具、解决印刷瓶颈：当时可用的印刷设备主要在广州和香港，且缺乏熟悉厦门话者校对，[30]往返耗时。打马字略通印刷，遂与本地木匠配合木刻制版。1852年，他编写的首本入门读本Tn̂g-oē Hoan-jī Chho͘-ha̍k（《唐话番字初学》）在厦门印行，通篇不用汉字、专列常用音节，供初学者识读。1853年，他译《天路历程》（厦门话罗马字本，为该书最早的中国方言译本）[31]与《路得记》，[32]亦在厦门刻印。其法为：先以骨角刻“活字”印出样张，再由木匠倒置粘贴于木版上雕刻，由此反复拓印。[33]此法缓慢，印数有限，多在教会内部使用，供罗马字识读训练。其《马太福音》虽次年译成，但适逢教务暴增未及印行，[34]初期译经遂一度停顿。

第二阶段自1867年重启，缘于妇女班读经识字之需。此时印刷机修复并有专人经管，费用由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与美国圣教书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资助。[35]自是，打马字陆续译出《路加福音》《约翰三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马太福音》等，皆由在厦归正会印行，先用于妇女班，继而用于女子学校，主要教师为打马字夫人（Mary E. Van Deventer Talmage, 1837–1912）等[36]。同一时期，厦门话罗马字读本亦寄往台湾供英国长老会使用，厦门本地书册曾一度“几乎耗尽”。台湾方面遂提议在英国制板印刷厦门话罗马字新约；[37]1873年英文长老会于英国组织翻译与印行。其全本新约问世之前，在厦诸宣教士中，打马字译出书卷最多，已知至少有10卷（详见附表）。[38]

从出版节奏看，相关译著大致可分为若干阶段：第一阶段为1850年前后的体系形成与试验阶段，主要体现为拼写方案的逐步稳定；其后进入第二阶段，即译经单行本持续刊行阶段，厦门话罗马字开始更广泛地服务于宗教文本传播；再往后则逐渐延伸至字典、教材及其他辅助性读物，显示其功能已由译经工具扩展为更广泛的地方读写媒介。本文所谓“译经实践”，并不单指经卷翻译本身，也包括与之相互支撑的识读教材、辅助读物及辞书编纂，因为闽南语圣经的传播本来就嵌入同一套文字与教学网络之中。

就方法而言，打马字的译经实践多以“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的路径完成，即并非直接依据原文完成，而是以既有汉语译本为基础进行翻译——如1853年刊行的厦门话《天路历程》，应是依据宾为霖较早刊行的文言本翻译而成，[39]《路得记》据1852年《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翻译，并自撰简介。[40]其时他主要担负牧养之职，难以腾出充裕时段自原文逐节译校，因而在保障可读性的前提下采取效率更高的“间接翻译”路径。同时期各差会之间也常相互协作：如用雅各的《约瑟传》得打马字协助，《天路历程》由打马字与麦加湖（John Macgowan, 1835–1922）合译，罗啻之《约翰福音》亦有用雅各参与。[41]除跨差会配搭外，早期闽南语译经极可能已有本地信徒参与。虽相关档案有限，但1847年厦门归正会已设本地助手（native helper），1852年打马字着手译经时亦至少有二位本地助手。打马字亦在信中提及向“我的老师”请益当地风俗礼制，“老师”应为厦门在地人士。[42]

综言之，打马字与其同工以课堂试验、教材编写、刻印出书、跨港印刷、跨域流通等步骤，验证了“厦门话罗马字—方言译经—读写训练”的可行性与效率，产出多卷闽南语圣经书卷和早期厦门话罗马字文学，为厦门话罗马字后续的持续发展奠定技术与读者双重基盘。其制度化的识读路径也使得方言社群在短期内进入“能读、能写、能讲解”的循环，从而对当时的闽南社会乃至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产生了连锁影响。

四、文字的社会影响：从译经到社会启蒙

打马字创制文字与译经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其一，为闽南基层社会提供高效的读写媒介，显著推进扫盲与启蒙；其二，促进基督教与闽南文化的双向融通，推动信仰本地化；其三，服务本地教会“自传—自养—自治”的目标，强化地方宗教主体性；其四，留下可资学术研究与语言现代化借鉴的文字遗产。

首先，闽南语圣经与相关读物的罗马字版本，为厦门话罗马字教学提供了成体系教材，尤其在妇女教育中成效显著。此前试教汉字近二十年，能勉强查经者寥寥。[43]而在罗马字教学开展两年后，打马字夫人即报告其班上四十名妇女“已能熟练使用罗马字课本，上课只需听她们背诵经文”，圣经问答亦能成段默诵。识读能力带来兴趣与理解的提升，原本与文字世界隔膜的妇女“面容渐现才智的光彩（kindling an expression of intelligence）”。[44]此后教学迅速扩展至更广人群，[45]罗马字相较汉字的入门优势，使学习者在短期内实现从“目不识丁”到“能读能思”的跃迁。与之配套的校内外课程持续推进：1870年设立的女子学校（鼓浪屿毓德女中前身）常设罗马字教程。[46]自1880年起，打马字夫人及其女儿亦参与翻译，将Jessica’s First Prayer等经典基督教文本译为厦门话罗马字。[47]二十世纪初，罗马字书籍与辞书进入快速增长期，抵达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读写能力由宗教文本读写（religious literacy）扩展为一般读写（general literacy）：学科教材涵盖生理、地理、天文、数学、历史等，报刊如《漳泉圣会报》亦以罗马字刊行。[48]校方甚至开设“厦门话罗马字写作”（Romanized Colloquial Composition）课程。[49]厦门大学经济学家吴宣恭回忆其童年所见：“不少原为文盲的长者，能流利诵读厚重的《圣经》，对照乐谱吟唱圣诗，有的还能写信记事。”[50]此外，打马字的《厦门音的字典》（以罗马字释义、词前列汉字）使本地学习者得以“以罗学汉”，推动闽汉双向读写。林语堂亦记其母以罗马字读完全本圣经，并自修识读汉字圣诗本，通信亦能用罗马字拼写。[51]

其次，厦门话罗马字与方言译经有效拉近了基督教与在地文化的距离，带来信仰“乡音化”的接受经验。将西方字母与闽南口语结合，形成简明、可教、可学的书写系统，使民众能够用“家乡的声音”听讲、阅读“以乡音呈现”的经文，这种亲近感是当时通行的文理汉译难以提供的。如打马字所编译的《养心神诗》（Ióng Sim Sin Si, 1859）为第一部闽南语罗马字圣诗，自此吟唱闽南语圣诗成为民间信众的独特传统，并在闽南与东南亚侨社延续百年。由于大量选编英美教会经典圣诗（如《恩友歌》《奇异恩典》），跨文化共鸣也由此发生：即便对汉语与汉字毫无所知的国外信徒，在厦门或鼓浪屿的礼拜中看到罗马字标音，也能迅速加入同唱。相关学者甚至认为，打马字的厦门话罗马字创制最深远的效果莫过于此：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闽南地区与东南亚闽南移民聚居地的信徒礼拜或个人灵修时，都仍沿用各种版本的闽南语圣诗。[52]有一位在厦工作的荷兰工程师就记述了他于二十一世纪初在鼓浪屿三一堂“加入普世性圣诗吟唱”的 “非常亲近”的体验，尽管他汉语、汉字或闽南语都完全不会。[53]这些现象表明，打马字所推动的罗马字译经与圣诗传统，既促进了基督教的在地化，也提供了可穿越语言边界的共同礼拜资源。

第三，创制文字与翻译经文，实质上服务于本地教会自立的长期愿景。打马字自初到厦门即强调宣教应由“更了解民情与观念”的本地人承担；[54]1863年明确提出“自养、自治、自传”， [55]其中“自传”与罗马字教学的初衷高度一致——让尽可能多的信徒成为“普通读书人”，得有可读之书、有可教之材，从而不再完全依赖外籍宣教士口头讲授。[56]实践亦印证了这一路径：妇女班学员中逐渐出现本地“圣经女教师”（Bible women），自1879年起归正会开始差派全职本地妇女宣教士赴乡间工作，成效优于外籍女宣教士短访式教学。至1900年，全职本地妇女宣教士已达两位数，成为宣教士与牧者以外的重要宣道力量。[57]本地读写能力与教材供给，直接强化了在地信众的组织力与讲道、教导的能力，推动教会结构由“外来推动”转向“地方自立”。

最后，厦门话罗马字及相关辞书成为闽南语与汉语史研究的珍贵文献资源，并对中国文字改革与拼音化运动提供启发。十九世纪末，厦门同安文人基督徒卢戆章在深入研究厦门话罗马字基础上，于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提出首套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开启此后一系列的改良方案。[58]打马字编纂的《厦门音的字典》又成为英国长老会宣教士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厦门音新字典》（1913，俗称“甘字典”）的蓝本，后者长期通行于台湾地区的白话字社群。[59]就学术价值而言，闽南方言保留了诸多古汉语要素（如文白异读），被视为考察古汉语的“活化石”。打马字力推之文字为其语音、词汇与语法提供了连续可检的实证材料。就社会使用而言，宁波、福州等地早期罗马字多已失传，而闽南语罗马字自1850年代创制以来持续有社群使用，台湾部分院校与教会至今仍教授该书写系统。

综上，打马字以“文字—译经—教学—传播”的闭环机制，使一个原本口耳相传的地方语种获得了快速、低门槛的读写能力，进而催生信仰在地化、教会自立与文化认同的重塑。同时，其留下的书写体系与文献，为语言史与现代拼音化探索提供了可持续的学术与社会资源。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打马字在厦门的语言与译经工作，并非孤立展开，而是嵌入十九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常见的复合型实践之中。与同时期不少传教士一样，他与罗啻等人的活动往往兼涉文字、教育、出版及医疗等多个层面，彼此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就此而言，厦门话罗马字及闽南语圣经翻译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同时也是传教、识字、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多线并进的实践脉络中，打马字的文字工作才得以持续推进，并进一步参与到闽南地方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

五、结语

打马字个案表明，十九世纪来华宣教士的方言译经在宗教传播之外，借由一套可操作的社会机制推动了地方变迁与文化更新：先以低门槛书写工具（厦门话罗马字）打通“会说不会读写”的瓶颈；再以持续文本供给（译经、圣诗、读本、报刊、辞书）构建可学、可用的阅读生态；在课堂与师资（妇女班、本地“圣经女教师”、学校课程）的支撑下，将读写由宗教读写扩展为一般读写，率先改善妇女与基层群体的阅读处境；由此带动本地主体成长，使教会由“外来推动”转向“地方自立”，并促成妇女班、主日学、罗马字写作课、读书会与圣诗吟唱等日常学习活动的持续开展与扩散；同时沉淀为可检的语言文献与词书体系，对闽南语研究与近代拼音化探索产生持续影响。尽管早期存在转译依赖、印刷受限、受众主要集中于教会社群等局限，但总体效果清晰：方言译经成为地方社会读写能力提升、文化认同重塑与知识传播加速的核心引擎。

本文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充打马字个人语言工作的若干史实，更在于尝试说明：闽南语圣经翻译与厦门话罗马字的形成，并非单纯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与地方识字实践、宗教传播及阅读文化形成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更强调文字媒介在方言译经传播中的作用，并据此将对打马字的考察由个别传教士事迹与语言活动，推进到翻译、媒介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层面。就此而言，打马字的工作不仅丰富了近代闽南语圣经翻译史的理解，也为重新认识近代方言文字实践的社会意义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个案。

附表：

打马字译著和专著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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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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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2-1858).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57-1942).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ol. 3,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51), p. 89.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Vol. 7, No. 2, March-April 1876), p. 117.

The Power of Letters: John Van Nest Talmage, the Creation of Amoy Romanizatio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Its Social Impact

Jiapeng Xie  https://orcid.org/0009-0000-4128-0764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jiapengxie123@g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John Van Nest Talmage, a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ed Church missionary in Amoy (Xiamen), as a case study to show how dialect Bible work moved from speech to script, from texts to classrooms and circulation, and thereby shaped society. Drawing on archives, mission reports, letters, and early romanized materials, it traces the formation of Amoy Romanization (Pe̍h-ōe-jī), Talmage’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social impact generated through the circulation of Bible portions, hymns, primers, dictionaries, and other related texts. Findings: a low-barrier writing system, sustained text supply, and the work of women’s classes and local teachers rapidly lifted grassroots literacy—women first—and extended reading beyond religious use. This shift helped congregations move from an externally driven model to locally led self-reliance. The resulting corpus, together with E-mng-im ê Jī-tián (Dictionary of the Xiamen Dialect), informed later Chinese romanization efforts and supported Fujian dialectal studies. The Talmage case clarifies how dialect translation fueled local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renewal.

Keywords: John Van Nest Talmage, Romanized Amoy Colloquial, Translation Practice, Social Impact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06_(26).0007

[1] 文中“厦门话罗马字”指教会传统的Pe̍h-ōe-jī（POJ）体系，亦称“白话字”或“教会白话字”，本文统一使用“厦门话罗马字”，其他名称均作同义处理。另外，对“闽南语”与“厦门话罗马字”作区别处理：“闽南语”主要用以指称译经及传播实践所依托的地方语言；“厦门话罗马字”则用以指称记录厦门话的罗马字书写系统。

[2] John Gerardus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New York: A. D. F. Randolph & Company, 1894), pp. 15-17.

[3] 参Szasz Ferenc M, “T. DeWitt Talmage: Spiritual Tycoon of the Gilded Age”,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1962-1985) 1 (1981), p. 19.

[4]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8), p. 218.

[5]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9), pp. 168-170.

[6]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9), p. 167.

[7]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201.

[8]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1), p. 124.

[9]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4), p. 143; 1856, p. 168.

[10]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223.

[11]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45.

[12]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70.

[13] 英国长老会宣教士杜佳德在《厦英大辞典》中的序言中便说：“‘方言’这一词完全不能正确传达[闽南语]的独特性；它不单是某一语言的方言变异；它是一门明显不同的语言，是中华大地上彼此分隔的大异其趣的众多语言中的一种。”参：Carstairs Douglas,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873), p. vii.

[14]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IV,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8), p. 380.

[15]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9), p. 255.

[16]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270.

[17]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269.

[18]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278.

[19] 林至诚，《打马字牧师畧述》，《中西教会报》1893年第24期，第11页。

[20] 1850年打马字重回厦门后以竹树堂为据点开始布道，他发现，前来教会问道的百姓，绝大多数不识字；他估计，“很有可能这个地区不超过十分之一的男性能识字阅读。认字的女性更是极少见。……教内信徒也是如此……有一些甚至一节经文都无法看懂。”参见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II,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1), p. 153.

[21] 最早的英汉闽南语辞书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编著的《汉语福建话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31年完稿于马六甲，1837年在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印行。参见张嘉星，《西方传教士汉语闽方言教育史略——从天主教徒早期南洋闽南话著述说起》，载《北方语言论丛》2013年，第64-81页。但麦都思的字典所代表的是漳州音，且拼音系统（orthography）较为复杂。归正会波罗满也对厦门话有深入研究，曾于1848年5月16日发表一篇长文，认为送气音和音调才是学习中国方言的最大困难，并在文中给出详尽解释和应对之法。罗啻1852年出版的《翻译英华厦腔语汇》的主体内容就是由波罗满笔记整理而成。参见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49), p. 58; Elihu Doty,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Canton: S. Wells Williams, 1853), p. v.

[22] Charles W Bradley, “Chinese Local Dialects Reduced to Writing: An Outline of the System Adopted for Romanizing the Dialect of Amo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o. 4 (1854), pp. 327-340.

[23]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ol. 3,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51), p. 89.

[24]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II,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1), p. 154.

[25]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ol. 3,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51), p. 89.

[26]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II,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1), p. 154.

[27]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ol. 3,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51), p. 90.

[28]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98.

[29] Philip Wilson Pitcher, Fifty years in Amoy or A Hi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 China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1893), pp. 69-70.

[30]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III,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2), p. 150.

[31] 有关《天路历程》汉译史，参见：Jiapeng Xie and Su Yuxia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John Bunyan’s The Pilgrim’s Progress”, Bunyan Studies 22 (2018), pp. 114–141.

[32] 通常圣经翻译先译《新约》再译《旧约》，而打马字翻译的第一卷圣经书卷却是《路得记》，这有因为那几年时间来归正教会听道的女性较多，另外打马字夫人也教授一个“六到八人的女子班，她们都可流利阅读”⁠，翻译此书大抵是为当时教会中的女信徒准备。参见：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3), p. 129;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4), p. 142.

[33]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125.

[34]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LI,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5), p. 41.

[35] Thir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67), p.10. 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与美国圣教书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二者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支持《圣经》的翻译、出版与发行，后者则更侧重《圣经》以外基督教小册及其他宗教读物的出版与传播。关于闽南白话字出版物的主要印行机构，据许长安《闽南白话字史略》记载，主要有鼓浪屿闽南圣教书局、鼓浪屿粹经堂、厦门倍文印书馆、上海圣册公会、台湾台南新楼书房等。其中，闽南圣教书局曾印行七十余种白话字书籍，发行范围遍及闽南、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可见，闽南白话字书刊的传播并非仅依赖单一机构，而是依托于较为广泛的宗教出版网络。

[36] For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72), p. 17.

[37] For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72), p. 18.

[38] 参见：T. H. Darlow and H. F.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rp, Vol. 2, 1963), p. 222. 但据美归正会记录，打马字所译圣经书卷共13卷，可惜未具体罗列，参见：Edward Tanjore Corwin, A Manual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Formerly Ref. Prot. Dutch Church). 1628-1902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1902), p. 770.

[39] 有关《天路历程》汉译史，参见：黎子鵬：《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2)。

[40] Edward Tanjore Corwin, A Manual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Formerly Ref. Prot. Dutch Church). 1628-1902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1902), p. 517.

[41]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98.

[42]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85.

[43] Thi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69), p. 17.

[44] Thi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69), p. 18.

[45] Thirty-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68), p. 17.

[46]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92), p. 123.

[47] For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80), p. 17.

[48] Philip Wilson 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Some 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e first open ports in China (Shanghai and Foochow: Th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912), p.211-212.

[49] Six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New York: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1892), p. 22.

[50] 林世岩，《厦门话白话字简明教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51] Lin Yutang, From Pagan to Christian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p. 34.

[52] 参Yingheng Cheng,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Minnan Hymns”, trans. Chris White, in Chris White ed. Protestantism in Xiamen: Then and Now,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53] Yingheng Cheng,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Minnan Hymns”, trans. Chris White, in Protestantism in Xiamen: Then and Now (Chris White 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172-173.

[54]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43.

[55]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p. 300.

[56] ABCFM,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XLVII, Boston: Press of T. R. Marvin, 1851), p. 154.

[57]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92), p. 132.

[58] 李少明，《闽南话教会罗马字与汉语拼音》，《海峡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第39-43页。

[59] 张屏生、张毓仁，《甘为霖〈厦门音新字典〉和打马字〈厦门音个字典〉的音系比较及其相关问题》，成功大学，台湾罗马字国际研讨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