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6年第26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en/article/view/551
何翔钰 https://orcid.org/0000-0002-8358-7083
上海大学历史系
hxy538@163.com
摘要：从19世纪开始，来华的基督新教医学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医会报》作为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专业刊物，大量刊载了他们对中医药的观察和记录，是他们交流观点、传播观察记录的重要平台。医学传教士对中医药的深入观察，既源于自身的职业兴趣，也迫于日常的诊疗需求。他们将中药作为观察核心，不仅为满足药品需求发掘和应用本土药材，还运用生物化学、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展开系统研究，推动了中药研究日后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发展。在实践层面，医学传教士虽难以理解整个中医体系，但他们在拓展医疗手段的主张下，以虚心细致的方式对实践的诸多技艺展开了探究与思考。此外，《博医会报》还记录了医学传教士基于现代科学医学视角，相对专业和客观地对中医缺陷提出的批评与改良建议。通过梳理《博医会报》记述的医学传教士对中医药的观察与探索，可以探究该群体观察中医药的原因、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博医会报》、中药、中医实践、医学传教士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4
投稿日期：2026年1月16日
接受日期：2026年4月22日
刊登日期：2026年7月31日
基督教医学传教士自19世纪30年代“藉医传教”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本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是近代来华医学传教士创办的医学专业刊物，其中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行医诊疗过程中有关本土医学的观察记述颇多。学界相关议题多集中于《博医会报》、差会报告，以及传教士日记回忆录等文献，考察与分析他们对中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以及部分传教士个案对中医的探索过程。[1]目前，梳理与讨论医学传教士具体中医实践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基于《博医会报》文献，从微观层面梳理医学传教士对中医药观察的具体内容，并对其开展这项工作的动机作简要的分析。
据统计，《博医会报》中涉及传统中医的相关文章共有80余篇，[2]内容涵盖传统中药、传统中医内外科理论、传统中医历史与人物、传统中医实践四个方面。这类文章的作者除了德贞（John Dudgeon）、聂会东（James B. Neal）、伊博恩（Bernard E. Read）等医学传教士之外，也包括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职业传教士。此外，中国西医王吉民、江清、陈克恢等人也在《博医会报》发表过介绍、分析中医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作者在《博医会报》发表中医相关文章的动机与角度各不相同，中国作者更多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和国家本位，希冀以《博医会报》为平台，通过科学有据的分析，捍卫中医的实用价值。而以医学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作者，更多则是通过“科学”的路径在微观层面对中医进行发掘、考察与分析。
一、早期西人的中医药观察
早在16世纪，欧洲人就通过多默·皮列士（Tom é Pires）[3]、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4]的著作了解中药。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曾提到：“中国医生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等，中国的全部医术就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5]利玛窦虽然笼统地将中医等同于中药，但其评价已能说明，当时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对中医有所关注，并具备将中医知识与自身熟知的西医知识进行对照的意识。17世纪以后，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等人将自己对传统中医的观察与研究著书立说。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第三册中将“中医诊脉图”置于卷首，并收录《中国医术》一文，[6]可见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谈及这类早期对中医的观察，有学者评价道：“中国本草学乃至医疗体系，通过传教士、医生、药剂师和外交官的书信、日记和游记以及他们邮包中捎带上的花种或树种，传向西方世界，开花结果。”[7]然而，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医的了解多集中于药物层面，并未过多触及中医的理论、实践与复杂的思想内涵。
19世纪初，西方人以基督新教为契机重新开启中外文化交流，中医药作为本土医学技艺再次受到关注。第一位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中撰写过6篇文章介绍中医传统知识，[8]内容涉及“天人合一”“气化身体”等中医思想。19世纪30年代，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进入中国，正式开启了医学传教士对传统中医药的观察、借鉴与思考历程。
1887年创刊的《博医会报》（以下简称《会报》）是在华医学传教士团体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的会刊，为医学传教士之间交流医学信息，分享实践心得提供了渠道，由此成为他们观察中医中药后分享不同观点和认识的重要平台。与早期西人从事的同类活动相比，《会报》中医学传教士对中医药的观察分类更细致，内容也更深入。同时，他们基于医生的专业角度，对中医药的态度也更加包容。
二、就地取材：《博医会报》与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的关注
中药材是医学传教士观察中医药最为倾注的领域，他们延续了之前西人关注中医药的兴趣，很早就开始此项工作。《会报》出版之前，湖北普爱教会医院的创始人施维善（Frederick P. Smith）在《为医学传教士和当地医学生书写的中国药学与博物学》（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for the Use of Medical Missionaries and Native Medical Students）中对中国本土药材的品种、性质、制备、使用进行了详尽的介绍。[9]此书成为后来西人了解中药材的必备书籍，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是医学传教士群体中第一部专门研究中药的著作，对医学传教士从事中药观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会报》创刊以后，为医学传教士提供了更为专业和便捷的经验分享和成果发布平台。传统中药的研究工作随之得到了《会报》主办方博医会的鼓励和支持，首任博医会主席嘉约翰（John G. Kerr）在第二期《会报》中提出了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的研究工作应该分为三类：“第一类，了解中西医治疗中都常见的药物，如：大黄、樟脑、鸦片、甘草、茴香籽、肉桂、麝香、茴香等；第二类，了解中药中具有惰性特点的药物，如：石灰硫酸盐、珍珠、鹿角、人参等；第三类，了解那些是中医所特有的，但西医却一无所知的药物（第三类需要我们着重调查）。”[10]嘉约翰同时要求博医会成员（即在华医学传教士）将调查的成果“不时地发表在《会报》上”[11]，他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让医学传教士了解中国病人经常服用的药物和中国医生使用药物的习惯，以及本土药物中的有效化学成分和生理作用。[12]为鼓励中医药的观察和研究，《会报》的编辑委员会在嘉约翰的号召下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医疗实践往往是荒谬的，但他们的一些老药方却很有效且非常简单”[13]，以此来激发医学传教士探索中药的兴趣。
另一个呼吁医学传教士研究与发掘中医药的原因在于，随着医学传教事业在中国的活动区域逐渐铺开，医学传教士的医治活动范围也愈发广泛，对药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尤其是那些深入中国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地区行医的医学传教士，他们难以及时获得所需西药，因此发掘与使用本地药材就成为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在浙西地区工作过的稻惟德（Arthur W. Douthwaite）尤其鼓励医学传教士就地取材。他在《会报》提出：“随着药品数量需求的增加，以及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偏远地区行医的难度，我们（指国内西医从业者）将越来越需要关于本土药品价值的可靠信息。”[14]尤其对于那些深入中国内陆地区和山区的医学传教士，他认为：“在无法运输的情况下，必须在当地找到必要的且可以利用的本地药物。”[15]根据个人经验，他还提出草药“草乌头”与英国药典中的“舟形乌头”相似，是制备酊剂的可靠原料，对风湿病和发烧等疾病具有镇痛作用，而四川地区的川乌头可以用来制备更加烈性的麻药。[16]为避免医学传教士在使用这些药物后陷入纠纷，他又续写了两篇《中医药物学讯息》（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来介绍中国本土常见的含砷元素药物（砒霜、雌黄、信石等）的具体毒性，[17]以作提醒。
稻惟德的呼吁得到了响应，一些医学传教士开始就地取材，积极探索与发现各种中药，并在诊疗中尝试运用。中国内地会的金辅仁（George King）通过诊疗实践，发现鸡胗皮粉可作为胃蛋白酶的廉价替代品，可用于缓解消化不良、妊娠呕吐等肠胃症状。[18]笪达文（Cecil J. Davenport）在医疗实践中发现：“中药使君子在临床上作为山道年的替代品对治疗蛔虫病十分有效，且价格便宜、容易获得。”[19]在传染病治疗中，医学传教士也积极地寻求本土药物的有效疗法，并在治疗霍乱的过程中发现，中药高岭土比同类的西药有更好的效果。[20]美国长老会的医学传教士老谭约瑟（Joseph C.Thomson）进一步提醒医学传教士在发掘本土中医药时不应忽视《本草纲目》的价值。[21]医学传教士在“发掘本土药物”的过程中甚至探访本地中药铺，并发现大部分传统中药来源于常见植物，配以水果以及根茎进行煎煮以获取药效；此外，诸如熊胆、犀牛角、蛇胆等珍贵且猎奇的药材也引起了医学传教士观察和探索的兴趣。[22]随着部分医学传教士对传统中药探索和应用的深入，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药物的原理与西药相同，进而对中药的认识有所改观，逐渐接纳和使用传统中药作为日常诊疗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医学传教士孔美格（James G. Cormack），他起初十分不屑于医学传教士探索使用中药的行为，认为这是“在成吨的糠秕中寻找麦粒”[23]，徒劳且效率低下，但见识了中药“玉真散”“琥珀碧玉散”“扶危散”等特效药治疗狂犬病后，态度发生转变，逐渐肯定了中药价值并接纳中药。[24]
在对传统中药的探索和应用中，医学传教士也发现不少药物的疗效集中于某一味或某几味的有效成分之中，由此开启了他们对中药科学研究的过程。傅斯年在1934年“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提出：“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的生物化学家分别了解清楚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怵。”[25]
医学传教士自19世纪末开始中药研究时，便早已采用傅斯年所倡导的生物学、药物化学、药理学方法，对中药进行分类，并对药物的成分和功能进行分析。《会报》对此有详细的记述。辗转于山东登州一带（今烟台）行医传教，后成为齐鲁医学院创始人的聂会东（James B. Neal）是医学传教士中的行动派，他于1888年着手对多种传统的无机中药（矿物药）进行调查分析，弥补了施维善中药著作中的不足。[26]稻惟德也通过各类研究手段对部分中药的具体毒性进行分析。[27]老谭约瑟通过化学实验对《本草纲目》中的药材进行研究。[28]上述三位对中药的研究开启了医学传教士以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先河。
19世纪开始，随着有机化学、显微镜检验及生理学研究的发展，实验室成为医学研究的重要场所，药物学作为一门实验的科学在欧洲受到关注，巴斯德、科赫等人的细菌学研究进一步奠定了实验研究在医学中的地位。[29]进入20世纪以后，国内教会医学院的建立和科学实验器材的应用，使医学传教士在中药研究过程中得以掌握更为科学的方法，并在《会报》展示其研究成果。1923年，就职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江清（Peter C. Kiang）在《会报》提出建议：“如果对中药进行药学的探索和临床医学的测试，可能会发现相当数量的药物具有明确和重要的诊疗价值。”[30]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施密特（Carl F. Schmide）与陈克恢（K. K. Chen）[31]很快在实验室中通过动物实验和化学分子式分析，得出麻黄碱的化学结构与肾上腺素和酪胺相似，可以刺激神经节与神经末梢的结论，指出麻黄碱在临床医学上可以作为治疗休克的兴奋剂使用。[32]施、陈二人此举以科学方法推动了业界对中药有效性的认知。
供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伊博恩（Bernard E. Read）对中药实验研究极为感兴趣，他长期深耕于药物学领域，多年来坚持对中药进行实验分析，并借实验推动了药物的本土化培育和标准化，将自己的实验和研究成果汇集成多篇文章发表于《会报》。
在具体的中药实验过程中，伊博恩不仅在实验室中对曼陀罗、乌头、银杏等数十种中草药进行研究，还将它们按毒性进行分类。[33]他还通过化学分离的方法，发掘当归的利尿作用实际在于其所含有的糖分，并得出该中药扩张血管的作用并不来自其所含有的胆碱，更新了当时医学界对“当归”的认识。[34]对于当时西医乐于使用的中药“茯苓”，伊博恩在肯定其营养价值的同时，也通过实验否定其所具有的利尿和镇静作用，[35]进而避免了同行对该药物的误用。更为重要的是，伊博恩在中药研究中采用的对病人血压、器官、肌肉进行监测的方法，对后来国内的药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36]
通过上述药物实验，伊博恩认为中药对医学诊疗具有无限潜力。于是他在《会报》发文呼吁医学传教士种植中药材，在教会医院和医学院努力发展实验性的药物农场，[37]并且鼓励医学传教士广泛地与实验室人员开展合作，从中药的名称、性质、来源、疗效、制药方法（蒸煎煮、丸剂、汤剂等）、身体变化（病人服用药物后的尿液、血液数值）、不良反应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38]同时，他还提出就地种植、发掘和使用中药材可以降低药材的使用成本，并保证药物的新鲜程度。[39]
随着20世纪初国内教会医学院科研实验条件的完善，伊博恩进而呼吁医学传教士将中药研究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1923年的博医会会员大会上，他不仅作了中药研究的主题演讲，鼓励医学传教士开展相关研究，还就优化检验效率、送检流程和研究秩序提出了中肯建议，以期推动医学传教士中药研究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下是他提出的研究报告标准：“1. 中文名称。2. 物质性质（动物、矿物或植物）。3. 植物学名称，或已知的生物学特征。4. 样本来源。5. 药物剂型及给药方式（丸剂、煎剂等，外用或内服），剂量大小及用药间隔。6. 所治疾病性质（尽可能提供科学诊断及临床实验室检查结果，如有：尿液、血液、胃液分析、粪便等）。7. 用药后的临床效果。8. 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胃肠道刺激？肾炎？神经症状？失眠？耳鸣？若致死，需提供尸检结果）。9. 对药物效果的个人见解。10. 中国传统医学对该药物及其毒性的认知。”[40]
在前述推动医学传教士中药研究的基础上，伊博恩1923年11月在《会报》进一步完善了中药标准化的议题。他认为当时中国对药物缺乏名称、制备工艺、规格等方面的统一标准，应该模仿英、美、日等国建立国家药物标准，以此在法律层面规范药品的流通、销售和使用。[41]虽然伊博恩的提议在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政府与医学界的响应，但他从药物研究进而推进中药标准化的努力后来被中国医学界认可，他提出的中药标准化内容成为此后推动“中药标准”确定的重要参考之一。
伊博恩本人于1932年离开协和加入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从事更专业的医学科研工作。他提出的中药实验研究方法与标准化思路，深刻影响了医学传教士及后来中国医学界的中药研究。
伊博恩《博医会报》文章基本信息
| 期数 | 文章名称 | 合作作者 |
| 1923年2月刊 | Drug Cultivation in China 《中国的药物培植》 | |
| 1923年6月刊 | Toxicology in China 《中国的毒物学》 | |
| 1923年7月刊 |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Interest to Western Physicians 《西方物理学家对于中国药物疗法的兴趣》 | |
| 1923年11月刊 | Standard Pharmacological Formularies: An Immediate Need in China 《中国急需的药物处方标准化》 | |
| 1924年5月刊 | Experiments with Chinese Drugs 《对中国药物的实验研究》 | Carl.F. Schmidt K. K. Chen |
| 1924年8月刊 | Chinese Materia Medica (Vegetable Kingdom) 《中国药物学（蔬菜部分）》 | |
| 1925年1月刊 | Chinese Inorganic Materia Medica 《中国的无机药物》 | Charles. O. Lee |
| 1925年4月刊 | Chemical Analysis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Fuh -Ling 《茯苓的化学分析和生理学特性》 | S. Y. Wong |
| 1930年6月刊 | Chinese Pharmacopoeia.1 《中国药典 1》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伊博恩在《博医会报》发表的文章整理。
1930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的推动下，由归国的伦敦大学化学博士孟目的[42]主持编纂的《中华药典》出版，其中对部分中药的化学分析、解释和不良反应的介绍就来自先前医学传教士的中药研究。药典出版后，伊博恩等医学传教士中药标准化与统一化的心愿得以实现。对此，《会报》总结这部《药典》的亮点在于：统一中药名称；按国际化命名标准将中药排序，同时每种中药使用的重量、体积、温度、滴度都采用国际标准；根据1925年国际化学元素委员会的报告，记录每种中药的化学名称或公认的学术术语。[43]
《会报》对医学传教士中药发掘与研究成果的发表，在帮助医学传教士自己了解与运用中药的同时，也有效地为中药转型与发展探索了出路。医学传教士通过生物学与化学的方法，对中药进行有效分类；通过药物化学的方法，鉴定中药的成分；通过药理学研究，探索不同中药的功能；还通过用药病人的临床监测，让医生对中药的用量选择能够更加细致，避免诸多不良反应的出现；以细致严谨的科学精神保障了中药用药安全，并推动中药使用更加精准化，对之后中药管理的标准化也有所贡献。作为一份医学出版物，《会报》向读者展示了医学传教士对中药从无知到了解的过程，反映了医学传教士对中国本土药物的“使用”和“研究”的两大过程，在推进自身认识了解中药的同时，也拓展了中药科学化的发展路径。此外，《会报》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世界医学界对中药的认识，并推动中药向全球的流动。1928年，国内医界提出“医学科学化”的口号，[44]“中医科学化”与“中药科学化”的实践也在随后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推进。《会报》关于中药的科研成果无疑成为国内中医界“中药科学化”实践探索的范例和参考来源之一。
三、思考与理解：《博医会报》与医学传教士对中医实践的关注
与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的探索、实践与研究相比，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对他们而言就显得纷繁复杂又精妙玄奥，《会报》有关医学传教士中医实践的记录逐步展现出他们面对中医实践时从好奇、思考到理解的过程。
中医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构建了将生命过程、脏腑气血与宇宙万物紧密相连的复杂体系，呈现出“以身见物”的独特逻辑。这与经历科学范式转型后，将人看作单纯“生物个体”的西方医学，在底层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别。因此，受过西医严格训练的医学传教士，自然要花费很大功夫来观察与理解中医深奥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这一观察过程被他们如实记录在200多期的《会报》中，其中有两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医理论。其中一篇出自职业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他在第四期《会报》上撰文介绍了中医古籍《素问》，称该书以人体奥秘为开篇，深入解析了疾病机理、五脏气机运行的规律、针灸疗法等核心内容，进一步指出不同于西医将人体各器官组织独立看待的特点，传统中医将人体看作一个微观世界，通过五行将人体与天地和宇宙联系起来。[45]作为一位具有文史知识和哲学思维的汉学家，艾约瑟虽努力解释了《素问》有关人和宇宙关系的建构逻辑，但他却难以参透中医将身体疾病投射于万物元素的复杂过程。另一篇出自加拿大医学传教士马偕（George. L. Mackay），他常年在台湾地区行医，对热带疾病极感兴趣，在目睹本地医生用橙皮、甘草根、野生牡丹根，治疗疟疾热以后，基于地方性的观察，阐释了自己对传统中医“冷热调节”理论的思考。[46]马偕的文章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他的方法给予之后的医学传教士一条参考路径：通过传统中医的具体实践感悟和理解中医的理论体系，将中医理论和实践看作相互阐释、互为支撑的整体，进而窥见传统中医的全貌。
在澳门行医的老谭约瑟依据马偕的路径，通过对比阴阳理论与中西医诊疗实践的差别，认为中医外科缺乏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47]并以自身在中医诊所对触诊、接骨、按摩以及治疗骨折等实际操作的观察，[48]指出中医实践存在过于粗暴的问题。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否定中医实践，也通过观察中医采用“熏蒸”和涂抹药剂方法治疗梅毒的过程，承认这与同时期西医的诊疗思路基本相同且效果更佳。[49]为深化理解，他还指出：“对中国本土外科的历史梗概与现状的梳理，可以为医学外科学史增加一个重要的篇章，让医学传教士同行明晰外科的过往和现状，以此对外科具备理性而透彻的认识。”[50]与此同时，他认为这种认识是医学传教士“在中国构建全新且完善的医学秩序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51]老谭约瑟的文章意在提醒医学传教同行，即使自身无法完全理解中医实践的内核与逻辑，但通过对中医实践的观察却可以扩充医学知识的外延，并了解另一种从结果上符合逻辑的医学救治思维。
同样关注中医外科的还有常年在北京行医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他的著作《全体通考》参考了传统中医著作《医林改错》《医宗金鉴》与法医著作《洗冤集录》。[52]《会报》在1893年和1894年刊载了德贞对《医林改错》的英译内容。德贞将书中关于脾胃、肾肺等脏腑器官功能，以及三焦等穴位的勘误内容进行了英译，并誊绘了书中的图示，向读者直观地展示作者王清任有关外科的认识，并试图呈现书中包含的理性思辨精神。德贞同样英译了《医林改错》中的“脑髓说”一节，重点关注作者批驳中医“灵机在心”观点和论证“灵机记性在脑”的过程。[53]在英译之余，德贞还评价道：“《医林改错》不仅展示了中医拥有的外科知识，作者的批评和对人体解剖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医医者罕见的探索精神。”[54]德贞英译这两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向医学传教士揭示中医外科具备的实用价值，并试图打破来华西人对中医从业者墨守成规、毫无思辨能力的刻板印象。
为进一步展示中医外科的实用价值，德贞又于1895年在《会报》发表了他对中医外科著作《医宗金鉴》的英译，文中对书中治疗骨折、肌肉损伤、错位等问题的外科操作方式进行了具体呈现，介绍了传统中医“裹帘”“振梃”“披肩”等外科方法和器具，并配图加以说明。[55]他结合个人观察和对中医外科著作的研读，力求改观当时医学传教士“西医精于外科，而华人精于内科”的固有认知，[56]将中医实践，尤其是中医外科的功能价值展现得更加直观，以期获得同行理解。
与德贞做法类似的还有湖南湘潭地区行医传教的文大辟（Ernest D. Vanderburgh）。他在《会报》发表了关于中医外科的记录，通过观察中医的“按摩”和“推拿”，发现该技艺在治疗神经性疾病过程中有显著效果。[57]同时他还发现，中医的此种做法还具有加速淋巴细胞和血液流动的作用，在治疗肝脏肿大和肠胃疾病，刺激女性子宫发育，提高睡眠质量等方面具有益处。[58]文大辟在文中并未从原理上对中医的技艺进行剖析，而是直观展示了该项技艺的有效成果。此种方式更易于激发医学传教士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对中医实践进行直接观察。
针灸作为中医重要的传统技艺，在对外科实践的观察中，以实操过程中的猎奇与视觉冲击得到了医学传教士的重点关注，但他们对针灸的态度却褒贬不一。一些医学传教士惊诧于针灸在临床救治中取得的神奇效果，另一些则认为针灸是一种血腥而又残忍的人体实验。《会报》对此进行了详述。以针灸为主题文章首次刊载于1895年第4期，由艾约瑟撰文。文中不仅描述了针灸在治疗发热方面的显著疗效，还详细辨析了针具的种类，阐述了针对头晕、痉挛、痢疾等不同病症时的进针深浅原则，并特别强调了“取穴精准”在针灸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59]这篇文章虽然细致，但艾约瑟本人却认为针灸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真实效用也值得怀疑。与艾约瑟同样批判针灸的还有医学传教士杰弗里斯（William H. Jeffreys），他将针灸称为“致命的银针”，认为无论从医疗卫生还是操作安全角度，针灸都不符合现代医学的基本要求。[60]
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ie）与艾约瑟和杰弗里斯持不同意见。他在《会报》撰文，提出针灸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通过临床观察验证了针灸在治疗风湿、肩部消肿、腰腿部止痛方面的效果，以及缓解肌肉活动受阻和女性骨盆区域疼痛等症状中发挥的作用，带来了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61]在同一期的社论中，时任《会报》主编的美国圣公会医学传教士梅应时（Edward M. Merrins）也赞成康德黎的认识，提出针灸本身是值得西医研究的医学方法，造成针灸治疗出问题的是不懂医术的人，而非技术本身。[62]他主张应该将针灸技艺、中医理论和医生分开来看：“虽然针灸可能会造成一些可悲的后果，然而一个无知的人用肮脏的针来治疗各种疾病，和一个内行人用干净的针来治疗各种疾病，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63]同时，他还借《会报》提倡在华医学传教士应该尝试和学习针灸。从康梅二人的言论可以看出，医学传教士群体中不乏愿意以理解态度对待不同医学体系的人，并通过学习本土医学扩展自己的医疗技艺。
正如老谭约瑟一针见血地指出：“医学传教士要在中国构建西医秩序，则必须了解本土医学。”[64]尽管受限于文化背景和思维逻辑的差异，部分医学传教士对中医实践深感困惑，但《会报》的相关刊文显示，多数传教士在面对这一陌生的本土医学体系时，仍秉持开放态度，愿意亲身体验，更号召同僚共同参与，力求从专业视角思考并理解中医的实践内涵。
四、医学之镜：《博医会报》中医学传教士对传统中医缺陷的关注
在应用、思考与理解之余，《会报》也包含了诸多医学传教士对中医的诸多批评。对于中医的批评，早期来华西人的文献中已屡见不鲜，曾跟随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的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就抨击过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血腥且粗暴。[65]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等人也有类似的言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医学正处于从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型过程之中，发展路径呈现出“现代化”的倾向，医学从理论、方法、技术，到人员培养体系、组织结构形式与医患关系都不断地趋近科学化。受此熏陶和训练的医学传教士多具有科学精神和理性思辨能力。因此医学传教士在《会报》刊载的中医批评与上述言论不同。他们从中医出路、实践、制度、后辈培养和具体分科多个维度出发，基于医学职业背景指出具体缺陷，并透露出对中医改良的思考。
在中医的出路方面，《会报》在1906年的社论中借日本医学的命运提示中医：“古老的中国本土医学很可能会因衰老萎缩而死亡。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发生了，在中国也很快会发生。”[66]具体而言，医学传教士普遍认为传统中医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医学与迷信混在一起，将身体治疗与巫术纠缠不清。[67]这种原始的方式虽易于被病人（尤其是中下阶层的病人）所接受，但不利于中医的进步和发展，从而加速中医的“衰亡”。
在中医实践方面，内地会医学传教士蓝代礼（Horace A. Randle）举例指出：“传统中医以青蛙和鸡蛋治疗甲状腺肿大、用獾脚止吐的病例在治疗逻辑上很荒谬。”[68]他从病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生理上造成甲状腺肿大的原因有很多，如碘元素缺乏、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或者甲状腺结节等，而青蛙中不含有应对上述病因的有效成分。[69]此外，野生青蛙还可能造成患者细菌或寄生虫感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他认为应对活物直接治疗人体的方式格外谨慎。
在中医医疗制度方面，老谭约瑟认为医生的收费没有统一的标准，仅仅根据治病时长和效果，由病人主动将费用赠予医生，这种由病人主导的经济方式，使医生很少承担可能的医治风险，还可能使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而选择不同的医治手段，甚至纵容“江湖医生”的大量出现，造成医生行业鱼龙混杂，缺乏规范。[70]
在后辈医生培养方面，嘉惠霖和杰弗里斯均认为游走在基层社会的医生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医学培训，仅仅依靠师徒传授方式习医，或阅读几本医书后就开业应诊，这无疑会拉低医生的职业门槛，使很多医生不具备行医能力，为后续的医疗诊治埋下隐患，也会降低医生的职业可信度。[71]
在医学传教士关注的众多缺陷中，中医产科尤为引人注目。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医学的兴起，产钳在西方社会被广泛应用于妇女分娩。鲍德洛克（J. Baudelocque）、斯格特（J. Sigault）等人[72]提出的产科理论与诊疗方法改良，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妇产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到19世纪，随着产科医院在欧洲出现，妇产科已经成为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医学门类。[73]相较而言，医学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医接生与妇产实践显得愚昧、落后与粗糙。具备现代产科知识的医学传教士，对传统中医的接生方式展开了长期观察，并以《会报》为平台进行记录与思考。
老谭约瑟是第一位对中医产科提出指摘医学传教士，他在《会报》指出：中医生产最为致命的问题是“助产术几乎完全掌握在无知的妇女（产婆、接生婆）手中，她们在助产过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如果婴儿无法顺产，母子双亡是常见的结果” [74]。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受到传统社会男女有别观念的束缚，女性分娩多由产婆全权负责，但这些产婆大部分不具备消毒、无菌等现代医学常识，因此在操作中常造成悲剧。1896年，《会报》的读者在刊物来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对生产工具不洁造成产褥热及其他器官创口伤害的担忧。[75]可以看出，老谭约瑟等人对中医产科的观察，主要指出了接生过程中“卫生意识”的缺失及其带来的危害。
但医学传教士也深知，中医作为存续千年的本土医学，其接生实践必然有其内在合理性，方能延续至今。专长于妇产科的英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协和医学院教授马士敦（John P. Maxwell）就发现中医产科在历史中并非没有关于产科的研究与思考：“进入宋朝后，产科专著开始大量涌现，出现了《产育宝庆集》《妇人良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等妇、产科类著作，介绍了生产接生的方法。”[76]但这些理论著作的作者大多是男性医生，受制于“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训，他们在实际操作中被拒于产房之外，进行接生操作的仍是医疗专业水平不高的产婆，这无疑加大了接生生产的危险性。有鉴于此，医学传教士以《会报》为平台向同行乃至医疗从业者发出呼吁，要求他们重视生产卫生知识普及和鼓励妇女前往医院接受专业分娩处理的宣传工作，以期减轻传统中医生产理论与实践脱节带来的危害。
从《会报》所载内容可见，医学传教士对中医制度、人才培养与临床实践缺陷的关注与批评，大多并非如早期来华西人那样，出于殖民主义视角对中医进行价值贬低，而是基于他们在华观察经验与自身知识体系所作出的科学性评判，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们对中医非理性操作的担忧与发展出路的反思。因此，他们对中医缺陷的关注，在凸显自身专业性的同时，也显得更为客观与理性。
五、余论
医学传教士是近代来华西人中对中医投入观察最多，也最为深入的群体。《博医会报》作为近代来华医学传教士交流医学诊疗、科研及本土观察的学术刊物，刊载了他们对中药的发掘利用、对中医实践的反思，以及对中医局限的思辨分析。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长时段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前人学者所述该群体对中医认知的转变过程。回归医学传教士的文本，可呈现这一群体以 “他者” 视角观察、选择并运用各类诊疗技法的具体过程。这些文章的刊载内容，反映了这群域外医者对中国本土医学与诊疗实践的浓厚兴趣。这些兴趣一方面源于地理与物质条件的限制——医疗活动中需对诊疗行为进行本土化阐释，药材方面也需“就地取材”；另一方面则源于专业角度对中医诊疗技艺的探索与好奇。而对于本土医学存在的缺陷，他们更多是基于科学立场展开考察与批评。相较于同时期怀有文化优越感的部分西方殖民者，医学传教士对中医缺陷的考察显示出一种可贵的“技术纯粹”。值得注意的是，《博医会报》除了刊载医学传教士对中医的观察以外，亦收录中国作者撰写的与中医相关的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王吉民。他先后发表了十余篇文章，从诊疗技术、理论、制度等多个维度介绍传统中医的相关内容，论证中医的有效性与价值。这些论证折射出，在中西医学交流的语境下，本土医者以理性方式捍卫本国医学传统的立场与努力。[77]
本文通过梳理医学传教士在《博医会报》中关于中医药的记录与见解，考察其观察视角与动机，以期在为当下重新审视中医药科学化进程时，提供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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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and the Observ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a
Xiangyu HE https://orcid.org/0000-0002-8358-7083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hxy538@163.com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Medical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have developed a keen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CMMJ), a professional journal founded by medical missionaries, extensively published their observations and records on TCM,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m to exchange views and disseminate their findings. The in-depth observations of TCM by medical missionaries stemmed from both their professional interests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daily medical practice. Taking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as the core of their research, they not only explored and applied local medicinal materials to meet pharmaceutical needs but also conducted systematic studies on TCM using methods such as bio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y, promoting the subsequent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CM research. At the practical level, although medical missionaries fou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entire TCM system, under the advocacy of expanding medical methods, they explored and pondered on many practical TCM techniques with an open and meticulous attitude. In addition, the CMMJ recorded that medical miss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cientific medicine, put forward relatively professional and objective criticism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on the deficiencies of TCM. By sorting out the observations and explorations of TCM by medical missionaries recorded in the CMMJ, we can explore the reasons, processes, and impacts of this group’s observations on TCM.
Keywords: CMMJ,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Missionary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4
Submitted Date: Jan. 16, 2026
Accepted Date: Apr. 22, 2026
Published Date: Jul. 31, 2026
[1] 高晞是国内较早关注该问题的学者，她通过考察医学传教士德贞的个人经历及其编著《全体通考》的过程，分别分析了德贞对中医的态度，以及他对中西医身体知识的认知。（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第234-256，297-379页。）陶飞亚考察了传教士中医观念的转变过程，梳理了他们从平视到轻视、再到重新审视的态度变化，并指出医学传教士在探索中最终形成了对传统中医药的“同情之理解”。（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60-78页。）崔军锋通过对博医会医学实践的考察，梳理了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看法的演变，并分析了他们对中药的实际利用情况。（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1886-193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第220-241页。）李嫣然和严娜立足于《博医会报》，进一步深挖了医学传教士对中药的态度，从轻视到认同取用的过程，着重分析了医学传教士中医药研究对整体医学发展的实际意义。（Li Yanran, Yan 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orded by missionaries (1887-1932):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Vol. 8, No. 1 (2025), pp. 78-85.）此外，梁珊和范延妮也分别梳理和考察了医学传教士伊博恩个人的中药研究内容及影响。（梁珊，《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伊博恩和他的中医药研究》，载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编，《“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2012），第370-389页。范延妮，《伦敦会传教士伊博恩在华中医药研究活动特征及影响》，《中医药导报》2019年第9期，第11-14页。）
[2] 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1886-1932）》，第426-432页。
[3] 多默·皮列士（Tom é Pires ），葡萄牙药剂师，1517年来华。他的著作《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An Account of the Orient-From Red Sea to China）中有对中国草药的记载。
[4] 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 1533 - 1578），西班牙人，1575年来华，著作《大明帝国奇闻录》（Relaion Verdadera delascosas del Reyno de Taibin）对中草药有所记载。
[5] 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4页。
[6]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70页。
[7] 高晞，《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中医药文化》2015年第6期，第15-24页。
[8] 郭超，《马礼逊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医会通》，《国际汉学》2025年第3期，第101-108页。
[9] 刘菲雯，《晚清湖北的西医先行者—施维善》，《中华医史杂志》2017年第4期，第251-254页。
[10] John. G. Ker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以下简称CMMJ）, Vol. 1, No. 2 (Jun. 1887), p. 79.
[11] John. G. Ker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J, Vol. 1, No. 2 (Jun. 1887), p. 79.
[12] John. G. Ker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J, Vol. 1, No. 2 (Jun. 1887), p. 80.
[13] “Items and Notes”, CMMJ, Vol. 1, No. 2 (Jun. 1887), p. 91.
[14] A. W. Douthwaite,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J, Vol. 2, No. 3 (Sep. 1888), pp. 119-120.
[15] A. W. Douthwaite, “The Use of Native Drugs by Medical Missionaries”, CMMJ, Vol. 4, No. 3 (Sep. 1890), pp. 100-105.
[16] A. W. Douthwaite,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J, Vol. 2, No. 3 (Sep. 1888), pp. 119-120.
[17] A. W. Douthwaite,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ntinued)”, CMMJ, Vol. 2, No. 4 (Dec. 1888), pp. 164-165. A. W. Douthwaite,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ntinued)”, CMMJ, Vol. 3, No. 2 (Jun. 1889), pp.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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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os C. Thoms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ts Value to Medical Missionaries”, CMMJ, Vol. 4, No. 3 (Sep. 1890), pp. 115-119.
[22] Gerald King, “A Chinese Chemist’s Shop”, CMJ, Vol. 33, No. 2 (Mar. 1919), p. 158.
[23] James. G. Cormack, “Treatment of Mad Dog Bite”, CMMJ, Vol. 20, No. 5 (Sep. 1906), p. 209.
[24] James. G. Cormack, “Treatment of Mad Dog Bite”, CMMJ, Vol. 20, No. 5 (Sep. 1906), pp. 209-211.
[25] 傅孟真，《再论所谓国医（下）》，《独立评论》1934年第118期，第1-4页。
[26] James B. Neal, “Sixteen Native Inorganic Drugs”, CMMJ, Vol. 2, No. 3 (Sep. 1888), pp. 116-119. 聂会东的分析如下：1.铅碳酸盐—官粉（PbCo3）2.甘汞—轻粉（Hg2Cl2）3.原生石膏—石膏（CaSO4）4.朱砂—银（HgS）5.铅氧化物—彰丹（Pb3O4）6.天然锌碳酸盐—炉甘石（ZnCo3）7.砷的天然硫化物—雄黄（As2S3）8.硝石—火硝（KNo3）9.铁的天然碳酸盐—代赭石10.铜碳酸盐—铜碌（CuCo3）11&12.硫酸亚铁—青矾（FeSo4）13.焦性硼酸钠—硼砂（Na2B4O7）14.碳酸钠—（Na2Co3）15.硫酸钠—粉硝（Na2So4）。
[27] A. W. Douthwaite,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ntinued)”, CMMJ, Vol. 3, No. 2 (Jun. 1889), pp. 53-54.
[28] J. C. Thoms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ts Value to Medical Missionaries”, CMMJ, Vol. 4, No. 3 (Sep. 1890), pp. 115-119.
[29] 罗伊·波特著，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287-297页，第306页，第417-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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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陈克恢（K. K. Chan，1898-1988），著名药理学家，致力于中药药理学研究，是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
[32] K. K. Chen and Carl F. Schmid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Ma Huang”, CMJ, Vol. 39, No. 11 (Nov. 1925), pp. 982-985.
[33] Bernard. E. Read, “Toxicology in China”, CMJ, Vol. 37, No. 6 (Jun. 1923), pp. 481-492.
[34] Carl. F. Schmidt, Bernard E. Read and K. K. Chan, “Experiments with Chinese Drugs”, CMJ, Vol. 38, No. 5 (May. 1924), pp. 362-375.
[35] Bernard. E. Read, “Chemical Analysis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Fuh -Ling”, CMJ, Vol. 39, No. 4 (Apr. 1925), pp. 314-320.
[36] Carl. F. Schmidt, Bernard E. Read and K. K. Chan, “Experiments with Chinese Drugs”, CMJ, Vol. 38, No. 5 (May. 1924), pp. 362-375.
[37] Bernard. E. Read, “Drug Cultivation in China”, CMJ, Vol. 37, No. 2 (Feb. 1923), pp. 147-152.
[38] Bernard. E. Read,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Interest to Western Physicians”, CMJ, Vol. 37, No. 7 (Jul. 1923), pp. 589-591.
[39] Bernard. E. Read,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Interest to Western Physicians”, CMJ, Vol. 37, No. 7 (Jul. 1923), p. 590.
[40] Bernard. E. Read,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Interest to Western Physicians”, CMJ, Vol. 37, No. 7 (Jul. 1923), pp. 589-591.
[41] Bernard E. Read, “Standard Pharmacological Formularies: an Immediate Need in China”, CMJ, Vol. 37, No. 11 (Nov. 1923), pp. 925-931.
[42] 孟目的（1897-1983），中国药学家，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和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首位英国皇家药科学会中国会员，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科副主任，中国药科大学前身“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
[43] Bernard E. Read, “Chinese Pharmacopoeia. I. 1930”, CMJ, Vol. 44, No. 6 (Jun. 1930), pp. 519-526.
[44] 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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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George. L. Mackay, “Chinese Med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To-Day”, CMMJ, Vol. 1, No. 4 (Dec. 1887), pp. 167-168.
[47] Jos. C. Thomson, “Native Practice and Practitioners”, CMMJ, Vol. 4, No. 3 (Sep. 1890), pp. 179-198.
[48] Jos. C. Thomson, “Surgery in China”, CMMJ, Vol. 7, No. 1 (Mar. 1893), pp. 1-9.
[49] Jos. C. Thomson, “Surgery in China”, CMMJ, Vol. 7, No. 1 (Mar. 1893), p. 8.
[50] Jos. C. Thomson, “Surgery in China”, CMMJ, Vol. 7, No. 1 (Mar. 1893), p. 8.
[51] Jos. C. Thomson, “Surgery in China”, CMMJ, Vol. 7, No. 1 (Mar. 1893), p. 8.
[52]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第314-317页。
[53] John Dudgeon, “A Modern Chinese Anatomist (Continued): Discourse on the Brain Marrow”, CMMJ, Vol. 8, No. 1 (Mar. 1894), 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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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John Dudgeon, “A Chapter in Chinese Surgery”, CMMJ, Vol. 9, No. 2 (Jun. 1895), p. 59.
[56]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第234-256页。
[57] Ernest D. Vanderburgh, “Massage”, CMMJ, Vol. 21, No. 2 (Mar. 1907), p. 6.
[58] Ernest D. Vanderburgh, “Massage”, CMMJ, Vol. 21, No. 2 (Mar. 1907), pp. 60-63.
[59] Joseph Edkins, “Chinese Treatment of Fevers”, CMMJ, Vol. 9, No. 4 (Dec. 1895), pp.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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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James Cantlie, “‘Needling’ Painful Spots, As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CMJ, Vol. 30, No. 6 (Nov. 1916), pp. 410-413.
[62] Editori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urgery”, CMJ, Vol. 30, No. 6 (Nov. 1916), p. 432.
[63] Editori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urgery”, CMJ, Vol. 30, No. 6 (Nov. 1916), pp. 432-433.
[64] Jos. C. Thomson, “Surgery in China”, CMMJ, Vol. 7, No. 1 (Mar. 1893), p. 8.
[65] 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355、368页。
[66] Editorial, “Native Methods of Medical Practice”, CMMJ, Vol. 20, No. 3 (May. 1906), pp. 139-140.
[67] “Items and Notes”, CMMJ, Vol. 1, No. 2 (Jun. 1887), p. 91.
[68] H. A. Randle, “Native Treatment”, CMMJ, Vol. 6, No. 3 (Sep. 1897), p. 214.
[69] H. A. Randle, “Native Treatment”, CMMJ, Vol. 6, No. 3 (Sep. 1897), p. 214.
[70] Jos. C. Thomson, “Native Practice and Practitioners”, CMMJ, Vol. 4, No. 3 (Sep. 1890), p. 177.
[71] William. W. Cadbury, “Medicine as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CMJ, Vol. 28, No. 6 (Nov. 1914), pp. 375-380.
[72] 鲍德洛克（J. Baudelocque，1746—1810），法国医生，提出正常分娩机制理论，著有《分娩原理》（Principles des Accouchements）；斯格特（J. Sigault），法国医生，发明耻骨联合切开术；此外，还有雷巴斯（J. Lebas，1717—1797），创立剖宫产横切口方式；斯麦里（W. Smellie，1697—1763），英国医生，首创测量子宫内胎儿头颅的方法，著有《产科学》（Midwifery）；罗德（J. Roederer，1726—1763），德国医生，著有《产科学大纲》（Elementary Artis Obstetriciae）。（张大庆编，《医学史》（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9），第92页。）
[73] 张大庆，《医学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86页。
[74] Jos. C. Thomson, “Surgery in China”, CMMJ, Vol. 7, No. 1 (Mar. 1893), pp. 1-9.
[75] A. M. M, “The Value of Local Treatment in Septic Infection of the Puerperal Woman”, CMMJ, Vol. 10, No. 1 (Mar. 1896), p. 80.
[76] John P. Maxwell and Chih Tung Feng, “The Old Obstetrical and Gynecological Work of China”, CMJ, Vol. 41, No. 7 (Jul. 1927), p. 645.
[77] 相关研究成果见景军，《透过王吉民的眼睛认识现代医学的世界性：一种南部理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第62-77页；拙文《王吉民与中医知识的西向推介（1919-1931）》，对王吉民在《博医会报》中发表的十余篇系统介绍传统中医的文章有所论述。（何翔钰，《王吉民与中医知识的西向推介（1919-1931）—以á博医会报ñ为中心的考察》，《中医药文化》2023年第3期，第254-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