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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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龙
摘 要：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是由贾玉铭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本土化神学教育机构，其创办过程和办学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基要派信徒的信仰倾向，也展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过程。“以灵修功夫，代神学教育”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自由派神学在中国的泛滥，同时又给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带来玄学化倾向。灵修学院是华人基要派中国化实践的产物，它提倡神学教育与灵命培养并重，知识与灵修共生，造就了一批信仰坚定的华人基督教教牧人员，成为早期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神学教育；灵修；贾玉铭；灵修学院
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在近代中国神学院校史上有独特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教育理念重视宗教体验，注重灵修；另一方面在于它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神学院校。然而目前对于神学院校史的关注大多集中在有差会背景的学校，落脚在中西文化交流层面，此种范式对于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展稍有欠缺。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本土化经验和灵修化特色，符合中国人的宗教习惯，同时又带有基督教文化特质，事实上就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处境化理解基督教的实践产物，其过程也包含了中国人对神学教育的价值取向、模式选择和运作习惯等。
一、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的创立
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是贾玉铭一手创办。1936年贾玉铭因“温氏遗金”引发的神学院校合并而辞去金陵女子神学院校长职务。对贾玉铭本人而言，神学分歧只是其辞职的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转换神学教育模式，成立一个以灵命培养为主的灵修学院。当然这种转向与贾玉铭神学思想受到弟兄会时代论思想影响有关，对传统教会体制的批判，对原初教会精神的渴望是导致这种转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贾玉铭决定跳出差会体制，创办集神学教育与灵命培养于一体的灵修学院，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宗教的结合，也是神学院校模式与教会牧养方式的混合，它以民间自发的状态回归了早期教会的形态。在神学教育方面，贾玉铭认为“今日的神学院，与中世纪的修道院皆为拉玛的遗风，其分别处：古时先知学院及修道院，是以灵修为主，今日的神学院，是以教义为要。如果今日的神学院，也以灵修为第一问题，道中知识为第二问题，即可与古时的先知学院，前后媲美了。”[1]基于这种认识，贾玉铭希望能创办一所集教会功能和灵修功能于一体的独立机构，以实现在神恩中培养灵命的愿望。早在1934年11月，宋尚节造访南京时，贾玉铭就表示因新派分子反对开奋兴会以及教会腐败堕落，希望在南京设立一个信仰纯正的灵修院。[2]1936年1月贾玉铭、丁立美、潘子丰、焦维真等又曾联袂到青岛，商讨筹备灵修学院。但丁立美中途为朔风所侵，染病去世，致使计划搁浅。当金陵女子神学院董事部决定在9月份与金陵神学院合并时，贾玉铭认为时机成熟，毅然辞职，继续其心中的梦想。他向校董会表示辞职并不是为了获取另个一职位，而是希望“随主指引专作布道工夫”[3]，把自己的精力用在灵修学院的创办上，以寻求神学教育模式的转换。事实上辞职后的贾玉铭也没有接受其他神学院或圣经学校的邀请，“贾牧师辞去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之后，国内各有名神学院与圣经学院争相聘担任要职。惟贾牧师凡事概听上主之指导，不敢自专。故对各来请担任要职者概行婉辞……现闻贾牧师因鉴于全国中真正属灵之神学尚缺付如，故联合主内真正之基督肢体数位在南京组织开办以完全属灵化的灵修学院。”[4]由此可见灵修学院创办的原动力在于贾玉铭对转换神学教育模式的内在追求。但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辞职后的贾玉铭不仅个人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创办灵修学院的经费也没有着落，对于灵修学院的创办，贾玉铭在凭着信心等候他所谓的“神意”和“神能”，“现在我走荣耀的路，辞去神学工作，来办一个灵修院，仗着信心做去，不知道经济来源在哪里，我只知道耶稣有丰富的仓库，缺少什么，向他求向他要是了”。[5]事实上这种信心也成为后来灵修学院注重培养的内容。
在贾玉铭的计划中灵修学院最初打算创设于青岛，其中原因大概是山东地域在神学上有保守的传统，而且属于丁立美、贾玉铭等骨干人员的家乡，有众多的人际关系和教会资源可资利用。灵修学院的总体设想是“性质——不属于任何公会，一切的一切愿耶和华以勒；分科——（一）个人灵修（二）奋兴布道团（三）神学。”[6]然而丁立美的意外离世使这一计划搁浅。但教会媒体对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却充满期望，教会界人士也对灵修学院的创办拭目以待，各种猜测萦绕在人们心头，“顷据接近南京灵光小团体者云，贾玉铭牧师、潘子丰牧师、廖恩荣女士、毕咏琴女士等，自脱离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或圣经学院以后，即同心祷告，随圣灵指引，准备作复兴布道之工，并临时在南京组织一个灵修班，甚望在主旨意中为将来创办灵院之基础。”[7]为了明确创办目的，同时也表示创办的决心，1936年9月，贾玉铭致函《通问报》说明创办灵修学院的情况，“编辑先生：顷阅贵报，一而再的有人登载关于灵修学院之消息，恐有人不明真相，兹略加说明。按灵修学院之缘起，原系灵光报社小团体多年所希望所祷告的。今同人等灵里觉得时机不能再延。虽知微弱无能，唯愿随圣灵指引，在圣道中不偏左不偏右的，从伯利恒的马棚起首，一面作奋兴布道之工，一面临时在南京有一灵修班，前途之穷通顺逆，全交主手。正在开工之始，有全国布道团之同情，即更觉教会的需要。”[8]从这个说明可以看出，9月份，贾玉铭已经在南京筹办灵修学院的前身灵修班，并得到了基督徒布道团的支持。
基督徒布道团在宋尚节等人的带领下，事工逐渐推广，并且发展至南洋群岛。随着团体教牧人员的增多，亟需有一信仰纯正之神学院，以应其需要。贾玉铭计划创办灵修学院正好符合基督徒布道团的需求，因而得到了该团支持。1936年7月23日，基督徒布道团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第一次委办会通过决议，“请贾玉铭老牧师为本通讯处（注：基督徒布道团总通讯处[9]）顾问”，在8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委办会上通过决议如下：“贾玉铭牧师本其二十余年办理神学之经验，现因中国教会之需要，拟在南京创办信仰纯正之灵修院，本团应如何合作，议决：切实合作，通知全国海内各队道团代为负责祷告及提倡并随神引导予以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10]8月下旬，宋尚节从福建返回上海，24日基督徒布道团总通讯社正副主任汪兆翔、张周新邀约贾玉铭、竺规身等诸位牧师前往宋尚节博士住宅，开会讨论灵修学院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灵修院的设立，是今日中国教会及各地布道团之急需，不容迟缓。会议之后，大家意念相同，可知神意如此。于是决定先在南京开办，并推选贾玉铭牧师为灵修院院长，又公推林子丰、吕云芝、王国璇太太、赵温季贞、罗道生、关相和、陆镜辉等三十余人为特约董事，全国海内外各地布道团总团团长，暨各区正副委办为该院赞助员。[11]1936年10月份，贾玉铭与廖恩荣、毕咏琴在南京鼓楼戴厚巷53号正式创办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但是由于学员过多，地方狭小，于是有人奉献，提倡购买南京随家仓地四十三亩三分（在金陵女子大学旁边），地价五万元，不含建筑费。但奉献款项只有几千元。全国基督徒布道团副主任张周新随即写了《神的恩典，人的本分》一文，号召信徒奉献捐款。[12]随即灵修学院和贾玉铭也被列入基督徒布道团联祷团逐日轮流祷告的十二大事项之中，即“（七）为南京基督徒灵修学院事工及全体教职员学生灵性并所需要的地基建筑费祷告”。[13]这种祷告类似于通知性的动员，就是希望全国基督徒布道团的成员能够在经费等方面支持灵修学院的建设和运转。这也能看出全国基督徒布道团为灵修学院提供了巨大支持，在某种程度上，灵修学院成为全国基督徒布道团的附属神学教育机构。全国基督徒布道团之所以支持贾玉铭创办新式神学院，究其原因一是二者在神学上颇为认同，二是灵修学院可以为布道团培养教牧人员。灵修学院的学员来自十六个省，除几位短期退修外，其余均正式入学。1936年秋至1937年春，共有32人，灵修科5人，神学科18人，特别生6人，旁听生3人。新旧约是学院开设的主要课程。此外还按正宗信仰，研究神道学，教会史，实用神学，及实地布道工作等。[14]贾玉铭在南京灵修学院主要讲授两门课，即圣经要义和神道学。每周一、三、五讲解圣经要义；周二、四讲授神道学[15]。南京灵修学院的开办标志着贾玉铭完全实践自己的神学追求，学院取名“灵修学院”而不是“神学院”，更体现了贾玉铭对神学教育的认识。
二 、“以灵修功夫，代神学教育”
就当时的神学教育而言，教会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如对牧师的按立资格是坚持学术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培养牧师的模式是继承学院模式，还是强调事工模式？圣灵引导是借助常规的祭祀体系作工，还是如大觉醒运动那样直接对信徒生命作工？牧养的重点应强调对体制教会的认信，还是强调个体内里生命的重生？灵修学院体现了贾玉铭神学教育思想的选择，即“以灵修功夫，代神学教育”，这种思想是对学术神学和教义神学的反动。学术神学以历史批判等方法研究《圣经》，在信仰上引发很多动摇和疑惑；教义神学则重视教规礼仪的传授，且囿于门派之争而有失偏颇。多年的神学院工作让贾玉铭深切体会到新旧神学、宗派教义对中国基督信仰根基的损害，也使其厌倦了重知识传授而不重信仰塑造的职业行为、重教义灌输而忽视灵命培养宗教体制，他批评说：“今日在神学院中任先知之责者，须知不纯粹的教义，使人灵命受伤，比食品中有毒物更加危险，当如何效以利沙，把一切信仰不纯正的道理都除去，可以使先知、学员的灵命得着相当的养育呢？”[16] “有多少神学教授，虽是道学渊博，在课堂里引经据典，讲的津津有味，但终不能使人灵里满意……（教授）要在先知楼上，多与神有安静密切的交通，有生命能力表现出来，使多人借此得着生命；也要进先知学院，使那些已经有生命、甚望他灵性生命被保养的人，得着满足的供给。”[17]所以贾玉铭从内心希望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是集教会和学校于一身，注重灵命培养的灵修机构，而不是仅仅注重宗教知识的神学机构，他着重强调灵里体验和灵道感悟，反对神学见解依赖他人的圣经注释或宗派教义，牧师“非特精通圣经之学识，尤宜透达灵学之精微……教中富有经学之老夫子，未必果谙灵道”[18]，贾玉铭希望灵修学院能够以宗教体验的方式达到神学培养的目的。另外，针对社会福音派忙于社会事业，甚至连基本的神学要道都抛掷不顾，贾玉铭也委婉地提醒，基督徒如果过分地忙于开办社会事业，而忽视开办社会事业的目的，不仅社会事业的运转对于基督真理的传播没有果效，而且其本人也因为缺少灵修和内在的生命，而身陷事业之中不能自拔，以得着世上的荣耀为生活的目的，却不是为了传播福音为目的。他批评社会福音派注意不要用人的方法来做圣工，就像大卫以牛车拉本该人抬的约柜，把人的本分叫牛来代替，意虽美而法不美，“今日会中也有许多人用人的方法，作神圣工的，皆是以牛拉车。”[19]
当然，任何神学院都不会否定自己注重灵命的培养，当时金陵神学院的信纲也宣称：“金陵神学院信仰以神道为教授之根基，以诸协助教会共有之福音为教授之要纲，此信仰乃古今基督教之传授心法，亦即基督教之联合势力也。 甲 承认新旧两约为神所灵感之道，为信仰行为之无上准则，且包含关于救恩诸要道。 乙 承认耶稣基督为上帝圣子，降世为人，代人赎罪，为万世之救主。 丙 承认圣灵为三位一体中之一位，作重生与成圣之工。 丁 以主耶稣基督之教会，为灵性之关系，为灵性之目的而建设，藉圣灵之能力，而无政治之权势。”[20]而灵修学院的信纲也有类似的宣告：“信仰 1、本院信仰之立脚点，是站在圣经稳固的磐石上，承认新旧六十六卷，皆由灵感而来，为我们信行唯一无上之准则。2、神是独一无二，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3、基督与父原为一，由圣灵藉童女道成肉身，有完全之神性与人性，曾死于十架，替我们赎罪，复活升天，为我们中保，后必二次再来，设立千禧年国度。4、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父预备救法，耶稣作成救法，圣灵则实验救法于信徒身上。凡信徒蒙召，重生，成圣，得胜等，皆由圣灵之恩功。5、凡被主救赎，受圣灵重生，一切有灵命的信徒，于基督内合为真教会，即基督的身体。”[21]对比这两个学校的信仰宣言，并不能发现太大的区别。但是这些原则性的宣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取决于宗教教育工作者及其背后董事会的神学趋向和态度。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由于金陵神学院是差会体制内的教育机构，只有差会背景的董事会才有权决定信纲执行的操作方式，贾玉铭无论作为教授还是校长，都只是执行人员而非决策人员。事实上，金陵神学院信纲并不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得到贯彻，因为董事会成员跨宗派背景以及经费支持的差会来源，决定了没有操作性的信纲在诠释和执行过程中仅仅成为一种表态的文字符号，实际上不过是差会、宗派机构、神学院博弈和妥协的结果。这种协商联盟式的教育运作模式，与权威教化式模式不同，在结果上只能牺牲信纲的纯正性以求机构的合作。而在灵修学院，贾玉铭的神学修养和教界声望远远高于基督徒布道团里的人员，成为该团的权威释经者，并且能够引导团员的信仰方式，即贾玉铭将神学权威与组织权威集中起来，保证了灵修学院的教育模式既是自己神学理解的反映，也是基督徒布道团的诉求。当然，这种权威教化模式会随着权威设定的仪式和组织的固化，逐渐演化为宗派，最终也不得不去寻求协商联盟的道路，但是在早期却能因着权威的存在而实现信纲纯正的操作要求。
当时贾玉铭反对与金陵神学院合并，已经不再是一场单纯的基要神学与自由神学之争，而是对不同神学教育方式的追求以及实施不同神学教育方式决定权的角逐。金陵神学院倾向于学术化、国际化、社会化的教育方式，而贾玉铭主张灵修化、奋兴化、生活化的操练方式。贾玉铭以保罗为例描述了理想的传道人，“真传道士，即传生命，即将属天属灵的新生命，也就是基督的生命赐与人。其赐人生命的方法，不是由于教授，不是由于感化，也不是由于培养，乃是由于产生。”，即真传道人要首先是基督人，在信徒面前活出基督的形象，才能以自身的模范培育信徒的灵命。[22]而金陵神学院等教育机构培养的传道人有职业化趋势，并且很多地方受到差会或宗派僵化教义的限制，在信心和热情上没有表现出属灵的气质，却常常偏重强调教会的组织功能及其社会路线，并不能满足贾玉铭等宗教人士的需要。贾玉铭希望能够把神学教育的重心从学术讨论和社会关怀转移到对神人之间直接的灵修方面。他们虽然并不正面攻击差会体制和宗派教义，但是他将灵修生活视为信仰的动力源泉，从传统的体制教会转移到亲密的团契小组或信徒们的志愿组织上。他们虽然游离于民间，但却散发着激情，追求人的悔改归信。
1937年5月10日，灵修学院召开灵修学院全体委办会，贾玉铭当选为教员会主席，并主持通过“灵修学院章程”，从这个章程的内容也可以看出灵修学院所追求的神学教育模式。
灵修学院章程：……（一）宗旨 注重灵修修养，生命经验，实地练习，以求灵里的深造，实现神人一贯的生活为宗旨。（二）性质本院非脱离公会，独树一帜，亦非于公会之外，另立名目。虽非公会创立，却系会内之工作。乃各会内爱主信徒，无公会之别，亦无中西之分，通力合作，服务各教会各团体，以灵修工夫，代神学教育。首重灵性生命，及真理知识，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求于灵道中不偏左，不偏右，直向基督的标杆。（三）目的 1为各会内之同工，有特别退修机会，以求更丰盛的生命，更充满的灵恩。2为培养灵德高尚，灵力充足的传道士，有奋兴教会，引人归主的能力。3为训练道学兼优，信仰纯正的福音使者，及布道团员，有解释圣经，保障真道的能力，宣传末世福音，以备耶稣再来，天国实现。[23]
同时在学校名称上不再称为神学院，而是改称灵修学院，体现了学校的主旨追求。贾玉铭为学校题写了校训：“基立撒勒法，雅斤波阿斯”，横批是“拉玛遗风”。从这个题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贾玉铭立志要创办培养信徒灵命的学校。“拉玛遗风”表示灵修学院要像初期教会先知撒母耳最早创办拉玛灵修院一样；“基立撒勒法”是希望学员如先知以利亚，先在“基立溪边”依靠神度分别隐藏的生活，然后在“撒勒法寡妇之地”度净炼圣洁的生活；“雅斤波阿斯”表示灵修学院要有两根圣殿的柱子，神学教育工作要建立在神意之上，以培养灵命为主。灵修学院的培养模式很好地满足了全国基督徒布道团的宣教要求，“今日教会及各地布道团之急需，合于新时代之要求，注重灵修与纯正信仰”的传道人为宗旨。学院还打破了常规的神学课程教学模式，专门设有“灵修科”，“专为祈祷读经、修养灵修”，“神学科”也“注重灵命灵知灵能之发展”。[24]灵修祈祷成为不间断的活动，“灵修 就是每日早六至七时，为个人晨更，及午后二至四时的灵修，早八时至八时四十分乃全体聚会敬拜神，每晚六时半到八时办为全体祷告会。此外还有小团体的祈祷。”[25]在办学经费方面，不仰仗任何差会等机构的资助，而是完全以腓立比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为经济来源，教职员等皆无定薪，学员免缴学费。这种办学操作模式本身就是对教师和学员“信心”的考验和操练，它强调的是一种完全的信靠、主动的委身和团契的爱。灵修学院的诗歌是这样描述这种追求和氛围的。
灵修学院诗歌：
（一）灵修学院主所设立，根基建于万古磐石，非人创办非人组织，进行推广全凭主旨意。（二）蒙主选召为神学生，首先注重灵性生命，经义贯彻信仰纯正，高举十架为主作精兵。（三）院内生活团契敬爱，灵交密切夙夜匪懈，真理熏陶活水灌溉，气候温和喜乐满心怀。（四）亚伯拉野基立溪边，灵修胜地红尘隔断，恩雨灵风化日光天，悟道得道把福音遍传。[26]
这种简单而虔诚的办学形式让贾玉铭脱离了因教育管理、神学分歧、宗派攻击和中西争论等带来的信仰烦乱，他重新回归单纯，带领一批人以原始的、初期教会的形式，实现了福音传播与灵修生活的结合。从本质上而言，宗教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理论，需要的是实践操练和精神皈依，而不是理论思辨和组织控制。灵修学院以团契的形式实现了教会与教育的合一，对中国神学教育发展有启发意义。贾玉铭的宗教教育模式在“重生”或“生命更新”等方面表现强烈，灵修学院类似于美国长老会大觉醒运动期间的“木屋学院”，更加重视传道人的生命品格塑造和教牧实践。但是灵修学院打破的传统神学院常规培养体系，对于神学生的道德要求和学术训练方面有所欠缺，思维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甚至迷信境地。然而他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把学生从繁琐的经院神学中解放出来，避免了因强调学术而忽略品性的形式主义或假冒伪善等“用教”行为。
三、抗战时期及战后灵修学院的变迁
1937年下半年，贾玉铭率领灵修学院师生迁往上海的钜鹿路，具体迁徙原因尚不清楚，但当时日本开始对南京展开进攻，也许是迫于此种形势，贾玉铭才决定将学校迁往上海。但是灵修学院在上海并没有顺利地开展教育活动，1938年就被迫停办，结合当时国民政府的内迁战略，可以猜想学校的变迁是被动的，而且其内部也分成了两支，贾玉铭带领部分学生向西进入四川，而毕咏琴则北上北京，创办了“中国基督教香山灵修学院”。贾玉铭带领灵修学院迁入四川后，最初与董宜笃[27]合作，以“灵修班”的形式活动，这个灵修班后来成为华西灵工团的前身，灵修班“主讲的人除贾玉铭牧师夫妇外，还有董宜笃牧师夫妇，廖恩荣女士，王志纯牧师。每天的功课完全是注重救世福音的研究，各地方报名参加的人数很不少，因为地方的限制，只有三十二位能够加入这个班。”[28]这些人有外省来四川的女传道、教徒和内地会、圣公会传道员等，人数虽然不多，却几乎代表了全国各省，还有朝鲜国的同道。灵修班的经费由董宜笃以私人名义供给一部分，廖恩荣协助。
1939年11月左右，贾玉铭认为“中国教会要有基础，必须多有中国教会用自己的力量栽培出来的宗教人才，因此特同几位同道商定开办一所圣经学院”，该学院计划设两个班，一是圣经班，凡能读圣经的人就可加入，另一个是神学班，招收高中毕业生。筹备工作由张伯绅、陶凯雨两位同道负责，拟定在1940年阴历正月底开学，院址拟设在成都附近。[29]后来贾玉铭等人决定恢复灵修学院设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灵岩山灵岩寺旁边，名称仍旧是中华基督徒灵修学院，贾玉铭自任院长。学校于1940年3月10日开学，设进修科，学制3年，有学生20余人，多是四川籍内地会的同学。除贾玉铭及其妻担任宗教课外，锐地（循道会外国牧师）教教会史，孙德胜教保罗书信，包启荣（F.J.Pcrchas，英国人，内地会牧师）教宣道法，毛雅丽教音乐，张培松教教牧学。……学院的经费在贾玉铭牧师负责期间基本上是自筹。贾玉铭离去后，经费曾由华西灵工团（英国差会）和通圣会（美国差会）提供。[30]灵修学院之所以选在灌县灵岩山上，一方面是因为他距离成都较近，交通便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灵岩山是个宗教聚集地，佛、道、耶都在此设院讲经，世俗贤士达人也多到此休闲游乐，净化心灵，这符合灵修学院体验性教学的需要。
贾玉铭在该校依然贯彻了自己“以灵修功夫代神学教育”的理念和家庭化运转风格，在教学内容方面，学校“每天上午上课，各班课程不仅灌输真理知识，更注重灵性生命，而又特别注重灵修。各学员多在天未亮时，即早起祈祷读经。各按学院规定，在一学期中，读完全部圣经一遍，其中有数位已读完圣经两遍。下午各自灵修。晚间有祈祷会，为教会，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归主，为世界教会等代祷。”在师生生活方面，“本院如同一个大家庭，在这家庭中，共同生活在主的爱里，度保罗亚拉伯的超世生活，物质虽简单，灵恩却丰富，不能不令我们欣感主恩不止。”[31]这种教育模式事实上就是南京灵修学院的延续。灵修学院除了“研究主耶稣救人救世的圣道以外，还要我们在生活方面，受忍耐吃苦的训练，更使我们能彼此相爱相助，实现了主耶稣的教训，故苦中有乐，乐中越乐的滋味，在任何事上，甚至与挑水做饭都能同甘共苦，气息相通。这小小的团体，真的在主里成了一个美满的家庭。”[32]这个灵修学院沉浸在宗教出世的幸福之中，在远离尘世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居于乱世而能幸福生存的道路。正当灵修学院师生沉浸在寂静主义的自足状态时，一场小风波迫使他们离开了灵岩山这个宗教圣地。原因是“1940年暑假中，有山后农民数十名，手持刀棒对学院进行捣毁。”[33]农民为何捣毁灵修学院？原来1940年夏天，灵岩山当地久旱不雨，一些佛教徒散布谣言说是因为灵修学院在这个地方的缘故。当地农民于是请佛教徒摆法场求雨，灵修学院的年轻学生可能是出于破除偶像的教导，也或者是由于前期谣言的激动，所以捣毁了佛教徒的道场，从而引来当地农民的不满，捣毁灵修学院。但是从贾玉铭的思想内容来看，贾玉铭本人并不极端排斥其他宗教，只是认为其他宗教没有得到启示，对真理认识不全，即“圣贤之言论，各宗教中信条，虽不无真理，但决不能尽神道之妙”。[34]“各教中非但有其所是的教理，亦且有其保持的真理”，[35]只是对真理认识不全罢了。虽然贾玉铭在理性认识上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但在教育结果上却产生了一批行为偏颇的学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灵修学院注重灵修而导致学生理性思维不全。
灵修学院在灵岩山已经无法与当地风俗民情相融洽，遂迁至华阳县中和场（今双流县中和镇）闵家林，以草房10余间作校舍继续授课。但是该地条件简陋，只是临时权宜之计，1941年贾玉铭又带领学生迁往重庆，初期落脚重庆南山中学。后来将灵修学院校址固定在“南岸黄桷垭新村，春期三月一日即行在新址开课。”[36]由于贾玉铭在教会界颇有影响，所以灵修学院得到很多资助和支持，“在一个小庙的基础上，逐渐添修讲堂、书房、男女宿舍、厨房等置办大小房屋共六间，初具规模”。身在重庆的政界基督徒也给予大力支持，基督将军冯玉祥亲笔题写“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校名，国府要员张之江也为校内一清末民初建筑八角亭题写“松亭阆苑”四字。学校环境优雅，绿树成荫，无城市的喧嚣闹嚷，有山林的悠闲雅趣。当时，重庆神学院陈崇桂院长、美籍牧师李亚农等教会名牧曾多次来此讲学、著书、灵修和避暑，成为抗战期间重庆基督徒聚居灵修之地。[37]来自政、教两界的经济、舆论等支持，让贾玉铭在此站稳脚跟，灵修学院在重庆持续办学16年，一直到1957年才停办。期间规模不断扩大，曾以法币12万元买得马嘉礼夫人（美籍人）在黄桷垭文峰段40号房地产5555平方米（原数字是500方丈），1945年又买文峰段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宿舍及地皮15亩，价法币200万元（此款有部分是外国友谊捐，其余是下江旅渝的资本家所捐）。1946年8月，又买崇文路地皮55平方米（原数字5方丈）。至此，学院楼房7栋32间，地皮约32亩，形成解放后的全部院址规模。[38]
1941年贾玉铭迁往重庆后不久，赵君影、何赓诗分别将十字架总部和华北神学院搬迁到灵修学院，贾玉铭任院长，赵君影、何赓诗任副院长。1944年应何赓诗的邀请，华北神学院校友陆旋、苏佐扬北上重庆，到灵修神学院任教。[39]灵修学院依旧坚持“学校圣工，仰望主，不募捐，不借贷，过信心生活”的办学理念，在招生上要求：（一）确有得救的经验，清楚之召命，而欲前来者；（二）工余退休而欲求进步者；（三）布道工人欲特别灵修者；（四）须主内二人以上之负责介绍；（五）本科生修学三年毕业，有高中以上及大学学程，于毕业后能继续读一年者，得授予道学士之学位；（六）膳费杂费自理自备，其余一概免缴。[40]1942年贾玉铭发表了5首描述自己在灵修学院生活的诗歌，兹录第5首如下：今坐春风化雨中，悟澈人生之究竟；复还原人真面目，完成恩主新使命；勇以铁肩担道义，乐伸爱手参化工。[41]从诗歌中可以看出可以体会当时灵修学院师生完全沉浸在一种世外桃源和心灵涅槃的境界，可谓与道俱化，心无旁骛。
随着抗战胜利，全国各地教牧工作逐渐恢复，贾玉铭决定“重庆与北平灵修学院仍宜继续进行，南京灵修学院亦急需恢复。”1946年秋，贾玉铭回到南京，租赁山西路81号的房屋，恢复了南京灵修学院的工作。南京灵修学院在性质上“惟向上主负责，无公会，无派别，不论中西各教会各团体，皆为本院服务对象。教育方法首重灵性生命，与圣经一贯的真理知识。注重有经验之信仰，在灵道中不偏左不偏右，直向基督标杆。由灵性理性化达理性灵性化，被灵灌透，被道化透，灵□灵知灵能都进入基督的丰盛，作合时代需要的传道人。”在经济方面“无任何差会或教会之经济背景，不募捐不欠债，以腓立比四章十九节[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为唯一的经济来源、凡关心推广福音，建立教会的圣徒，皆有奉献的权利。”[42]另外，贾玉铭还在1947年春筹建了中国基督教南京灵光堂，并成立执事会，由贾玉铭任牧师，聚会正式改为教会。至此集灵修和牧会于一体的南京灵修学院完全恢复。1948年底贾玉铭为了稳定上海传道人的信心，决定将灵修学院由南京迁往上海。灵修学院迁往上海后，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夫人马育英（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生）的资助，将自己在亚尔培路的花园别墅借给贾玉铭作为办学场所。但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张群作为国民政府行政要员逃亡台湾，其在亚尔培路的花园别墅也被人民政府没收。贾玉铭不得已带领师生另觅教学地点。此时，湘雅医学院毕业生李医生将自己在钜鹿路诊所的二、三两层楼租借给灵修学院，贾玉铭师生得以继续维持教学灵修。50年代初新生政权将教会大学收归国有，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神学院也在“三自”旗帜下进行了合并。当时作为灵修学院分院之一的无锡华北神学院合并到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香山灵修学院则合并到燕京协和神学院，唯有上海灵修学院本部保持独立，其中的原因除了多年来对神学教育弊端的顾虑之外，另一方面还是在于贾玉铭强调的是教育与生活合一的灵修操练，其培养模式并不同于传统的神学教育。1959年3月份，灵修学院被关闭。
[1] 贾玉铭：《圣经要义》卷二，中国两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2] 宋天真编：《失而复得的日记——宋尚节日记摘抄》，团结出版社2011年，第235页。
[3] 贾玉铭：《本神学院教员会报告》，《金陵女子神学年刊》，1936年，第39页。
[4] 《贾玉铭牧师工作近讯》，《通问报》，1936年9月第1704期。
[5] 贾玉铭：《一位牧师的见证》，《灵声》，1937年第2期。
[6] 陈业“《贾玉铭牧师将在青岛办灵修学院》，《通问报》，1936年10月第1712期。
[7] 《贾玉铭等脱离金陵女子神学院后在京新组灵修班》，《通问报》，1936年9月第1704期。
[8] 《临时灵修会请求祈祷》，《通问报》，1936年9月第1707期。
[9]“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总通讯处”设在上海康脑路五三四号荣耀会。主任汪兆翔，副主任张周新，委办有李振英、叶见元、王宗仁、林子丰、吴静聆、蔡裕。
[10] 《委办会决议案》，《全国基督徒布道团团刊》，1936年第3期。
[11] 《大规模灵修学院》，《通问报》，1936年9月第1705期。
[12] 张周新：《神的恩典，人的本分》，《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13] 《本团联祷团逐日轮流祷告事项》，《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14] 廖恩荣：《基督徒灵修学院的成立的经过》，《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15] 贾玉铭：《圣经要义：小先知书》序言，香港基道书楼出版，1986年。
[16] 贾玉铭：《圣经要义》卷三，第32页。
[17] 贾玉铭：《圣经要义》卷三，第32-33页。
[18] 贾玉铭：《教牧学》上册，第84页。
[19] 贾玉铭：《圣经要义》卷二，第251页。
[20] 金陵神学院董事会记录（1935年），上海档案馆全宗档U-124-0-4-1，上海：上海市档案馆。
[21] 廖恩荣：《基督徒灵修学院的成立的经过》，《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22] 贾玉铭：《保罗的传道妙法》，《基督徒布道刊》，1936年第1期，第47-50页。
[23] 廖恩荣：《基督徒灵修学院的成立的经过》，《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24] 《基督徒灵修学院》，《基督徒布道团团刊》，1936年第1期。
[25] 廖恩荣：《基督徒灵修学院的成立的经过》，《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26] 《灵修学院诗歌》，《基督徒布道刊》，1937年第1期。
[27] 董宜笃：英格兰人，贵族身份，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圣公会西川教区传教士。1923年到四川成都学习中国文学三年。后到安县任牧师，同时担任圣公会会吏，差会干事，管理教区财政。讲道解经常引用孟子警句。抗战时期曾与廖恩荣、胡开祥等带领灵工团到监狱布道，并向广汉驻军连队布道。1943年因胃病回英国治疗。
[28] 《贾玉铭在广汉召开灵修班》，《田家半月报》，1939年第6卷第11期。
[29] 《贾玉铭筹办圣经学院》，《田家半月报》，1939年第6卷第23期。
[30]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 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6页。
[31] 《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生活概况》，《田家半月报》，1940年第7卷第14期。
[32] 《灵修学院的一点消息》，《田家半月报》，1941年第8卷第3期。
[33] 陈以诚：《贾玉铭与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四川》，《金陵神学志》， 1989年第2期。
[34] 贾玉铭：《灵修日课》，山东基督教协会1999年版，第86页。
[35] 贾玉铭：《神道学》，上海灵修学院1949年版，第47页。
[36] 《灵修学院迁重庆》，《田家半月刊》，1942年第9卷第5、6合刊。
[37] 吴仁敌：《基督教灵修学院》，载《重庆南岸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南岸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第37页。
[38] 石胜福主编：《重庆宗教》，重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年，第329页。
[39] 赵曰北：《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40] 《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载《田家半月刊》1942年第9卷第17、18期。
[41] 贾玉铭：《灵修生活》，载《田家半月刊》第9卷第7、8期。
[42] 贾玉铭：《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于南京复原通告》，《天声报》，1947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