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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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圆梦（上海大学）
The Church as Safe Haven：Christian Governance in China一书由劳曼(Lars Peter Laamann)和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两位教授编辑而成，出版于2018年，现无中文译本。全书分为12章节，择选11篇文章，汇成一本文集，试图阐释基督教会与中国宗教、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各种交往模式。此外，本书也为纪念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狄德满(R.G.Tiedemann)先生而作。
诚如编者所言，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有助于全球基督教运动的中心从欧美的第一世界转移到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因此，掌握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发展历史对了解基督教运动的全球化和地方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基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教授提倡的“地方观点”，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中西文化冲突”和“挑战与回应”等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多范式，强调基督教不是一个纯粹由西方列强和传教士强加于中国的宗教，它与中国地方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教会一度作为新的政治力量，演变成地方政治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的11篇文章大多取材于中外官方的档案、传教机构档案文献、传教士私人档案、地方史料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等方面的资料，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将基督教传教问题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探讨基督教对中国信徒意味着什么？中国信徒群体如何传播基督福音？如何在先前存在的国家-社会调解模式内发挥教会的功用？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察，书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旦基督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加入中国社会，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新教会得以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在越来越自治的管理公共领域，基督教承担了准国家的角色，从远处输送援助，并在紧急情况下修复受严重影响的地区。当地的基督徒不仅经受住了灾难、战争、革命和迫害，而且他们在特定时期巧妙地使自己的信仰适应现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国基督徒不再是外国传教士信仰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积极的传福音者。他们在促进宗教间的对话，建立本土教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在短短几十年之后，基督教已经成为本土文化。
关于基督教什么时候完全本土化以及用什么作为本土化完成的衡量标准。这本书没有采用将基督教分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分法，而是承认在本土化的基督教信仰实践和维持与全球教会关系之间存在的一种共生关系。将西方传教士和本土基督徒作为维持全球-地方联系的有效力量，以及维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是展示宗教史如何神圣化日常政治的，如何渗透到普通基督徒的神圣和世俗的领域。它还旨在展示以信仰为基础的教育和医疗机构如何规范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接触，以及宗教教义如何激励个人寻求世俗行动主义，以改善真实和想象中的中国家园。当中国帝国主义末期走向灭亡，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导人宣布教会自治。但当国家恢复到足以重新确立其影响力时，基督徒参与了国家对合法性的追求,他们积极地与政府当局进行谈判。基督教徒在这场宗教和政治权力的竞争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种共生关系在本书中系统地做了审视。
此外，本书所选取的个案研究，显示了外国传教士与本土教会之间的通融关系。当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传播他们的福音时，皈依者经常根据他们个人的、本土化的世界观重新解释他们所接受到的基督教信息。因此，基督教群体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的历史需要从当地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述，而不是像中国基督教历史著述中长期以来的做法那样，从西方传教士或中国官员的角度着眼。不管中国人从传教士那里获得了什么思想、制度、实践，他们都将其置于特定的情境中，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同样地，外国传教士也吸收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被儒家文明所侵染。
在书中，编者遵循中国分类的精神，分为灵、智、体三个部分，来阐释教会在中国社会混乱和动荡时期，如何作为救济堡垒，如何与国家、社会互动，如何参与改变当地宗教及社会政治格局。第一部分，探讨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发生的混乱和巨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基督教寻求安慰；第二部分，讨论了清朝的皇权秩序崩溃后，一个现代的继承国家尚未建立，这为基督徒寻求新的发展理念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外国传教士和本土基督徒都渴望将福音与现代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第三部分，教会对具体的本地问题，考虑实际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实施了有效的治理机制来应对灾害冲突；通过志愿组织、救济工作和福音运动宣传了新的社会和文化规范；通过后勤组织，提供紧急救济。这些实验是教会运动的核心，它是传教士和当地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合理性合作的直接遗产。中国教会变成了有效的避风港，为自己开辟了另一个空间，在这里可以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中国的绝望问题。
过去中外学者多从外交史、文化史、经济史等角度研究基督教传教问题，很少有从地方史入手。裴世丹(Daniel H.Bays)教授将地方教会看作是“地方社会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学术趋势强调要从基层社会出发，去考察基督教群体的微观历史，借此建立一个以中国基督徒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观。本书借鉴了西方和中国的历史资料，重建了普通基督徒的声音、故事和斗争，并将宗教虔诚、个人生活、个人情感和日常信仰置于中心。通过研究信仰与政治、个体能动与制度结构、教会与国家、战争与革命的融合，呈现出二十世纪初动荡不安的中国的新历史。在这里，所有的章节都有一个共同的走向微观历史的自觉，采取微观式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突出了中国基督教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演变。此外，本书的贡献者认为，我们要更复杂地理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将世界化为相互排斥和敌对的文明，要从中国社会的视野了解基督教运动。当然本书也存有一些局限和不足，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基督教面貌，且不同时期历史时期情况复杂多变，就书中列举的11篇文章而言，样本规模较小。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引人关注的课题之一，本书将基督教在华传教这一历史活动放在中国社会的框架中，尤其关注基督教传教问题的地方社会史，摆脱了传统的理论范式，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基督教的草根历史相关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