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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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慧（上海大学）
本书着重关注华北各教会在遭受非基督教运动的沉重打击之后的复兴措施，如扩大布道、五年运动等，并且对一系列措施施行的状况、效果进行考察，除此之外本书还对华北基督教会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对教会的激烈冲击、社会福音思潮影响下的华北教会与华北教会学校进行的乡村建设、教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表现及华北的民教、政教关系等问题进行细化探究。
1927-1937年的华北基督教为了从非基督教运动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在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领导下采取了培养布道人材、提倡个人布道、进行群体布道等措施扩大布道，以求增加入教的人数、提高信徒的质量。华北基督教会为扩大布道做出的努力还是有回报的：大多数教会教徒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人数增长比率实际远高于非基督运动时期。但是基督教作为西方外来宗教，实际在中国民众信仰体系中属于小众宗教，在各地宗教信仰统计中仍然低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因此，五年运动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总体的宗教格局影响不大。
此时期恰逢世界经济危机肆虐西方世界，导致各差会母会对华北基督教会的拨款大幅度减少，华北基督教会为了减少对西方拨款的依赖，通过提倡受托主义、义务劳动、裁员减薪、从事副业等措施开源节流，华北基督教创办的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也通过提高收费、取得政府财政支持等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最终大部分教会及教会的社会事业得以保存，教徒依赖西方的心理也被破除，此外还自行培养了大批教会的义务传道人员，强健中华教会发展的能力，有利于中国教会本色化。对普通信徒而言，增加了自身为教会服务的意识，使中国的基督徒有强烈的受托意识，进而增加了教会的各项捐款，当然这也与此时期中国经济状况改善有关。同时，教会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也加强了各教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加强同地方政府及官绅人士的交往，教会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也获取了地方的经费支持，说明社会人士对教会事业认可度的提升。特别是教会为了减少对西方的财政依赖，也进行了基督化经济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实行工业改良与工读教育，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但也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工的生活生产环境。而且各教会从事副业，增强了教会收入，工读教育的进行，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业技能。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徒受限于经济能力，捐献款数有限，华北教会的资金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外国差会的拨款，能够真正达到自养的教会少之又少，教会的领导权因此依然是牢牢掌控在外国传教士手中的，华北教会的本色化任务还远未完成。
当时在美国的农业传教思潮影响下基督教认识到农村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于是将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农村。教会的乡村建设虽然以传教为最终目的，但是并不急于发展教徒，而是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找到农民最迫切的需要，以此为指向和参照构建针对乡民的服务体系，很有针对性与计划性，涉及农业改良，乡村卫生，农民生活等问题。华北美以美会、中华基督教会、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及教会学校都在华北地区为乡村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其中燕大清河实验区、齐鲁大学龙山实验区都在乡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华北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力量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优良农产品、禽畜的引进与推广，普及教育等方面，同时也都重视宗教活动，通过改良活动来吸引农民入教，这也是在建设所谓的“乡村牧区”，但在实际成效上却不尽人意。教会实验区确实改良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将先进的知识、技术介绍到了落后偏僻的农村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乡建活动人才接济不充足，导致虽热情满满却无力实行。再加上乡村建设实验区土地狭窄、人烟稠密，农业发展困难甚大。并且当时华北农村民智不开，迷信太深，风俗不良，民情太坏，又逢频发的战乱，来华传教士并未认识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根结所在，只寄望于通过简单的改良改变中国社会现状，是过于天真的，中国农村的凋敝与落后非改变社会体制不能解决。
在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确立政权，虽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由于基督教的外来性质、与西方国家的紧密关系等原因，依旧视基督教为威胁，不断通过法律法规加强对教会团体的管理和控制，还试图通过对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排挤宗教的影响，并淡化教会事业中宗教的色彩，使之受政府控制，利用其为中国社会服务。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律法规强制教会学校立案，把教会学校纳入教育部的管理体系之中，各教会学校立案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学校中对学生推行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企图以此来代替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企图逐步削弱外国人在华特权，也使基督教在华特权的根基受到动摇。而教会在此时期经历非基督教运动冲击后也开始内部反省，教会意识到时代环境的变化，更加重视参与国家建设，与政府的合作加强。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教关系为：政治对基督教既利用又打压，基督教为了缓和与政府的关系，积极寻求与政府的合作。
在对此时期民教关系的探讨中，作者着重通过对德福兰案引起的中美政府交涉、中外舆论激辩、教会内部反应三个方面来对当时的民教关系进行考察，在此案中，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借机废除领事裁判权，美国态度强硬，坚决使用领事裁判权处理此案。中方多次要求惩处德福兰未果，于是借舆论大肆批判基督教，美国舆论出于民族情感坚决主张德福兰无罪。中外舆论发生激辩，教会内部虽有不少传教士认为应该处置德福兰，但总体来说外国传教士仍是出于国家立场支持德福兰无罪的。本书认为中国由于国弱且希望寻求美国的帮助导致在与美国就德福兰案进行的博弈中失败，地方民众在舆论的影响下掀起反外浪潮，但这次并未演变成暴力性质的反外运动，而是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显示出这一时期虽然民众对于基督教还有警惕防备心理，但民教关系相对于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已经有明显缓和。
本书还通过探讨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华北女子生活的影响来考察当时的民教关系。这一时期社会动荡，灾荒及战乱频发，政府无力悉心救济，而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社会救济则成为民间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女青年会在华北地区的救济区域、人数有限，但其不顾危险，运用西方的救济模式对灾民、贫民的热心救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境。尤其是女青年会组织的抗战救济，更是激发了华北妇女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当然女青年会的救济也带有传播福音的功利目的，其社会救济活动也赢得了部分民众的好感，为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女青年会也认识到在国事日蹙，民生日困的现状下，特别是随着日本的步步侵略，紧靠单纯的社会救济无力改变社会，非改革旧制度，建造新社会不可，开始将工作转向以适合于实际的人生和改造现社会为目标。
1927-1937年间，日本侵华加剧，华北地区更成为中日交涉的前沿地区。教会在此国难当头的关口一改1930年代之前对中国政治运动的回避态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华北教会与华北教会学校通过募捐、支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等措施表达爱国情感，其中燕大学生的表现最为激进，除上述行动外还组织与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民众的觉醒。然而，由于教会学校师生长久在校园生活，脱离社会实际，未能认清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他们所提的部分建议，也很难在实践中落实，故也有人士认为他们坚持做好教学与学习的本职工作，才是救国的正道。
当今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的侧重点多在基督教外围，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多个方面展开，这样的情况也使他们必然会忽略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如不经常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人或物往往难以进入其研究视野（如保守派教会），甚至多属于教会本身的资料（如神学著作）也不大引起其注意。研究内容也多侧重西方差会与精英传教士，对中国本土教会、信徒、农村教会的关注度较小。并且当前研究成果多重视单项叙述基督教的在华活动，对政府、民众对其活动的反应的探究较为薄弱，而这些对于基督教本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则在清楚把握当代基督教研究的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努力完善对1927-1937年华北基督教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华北基督教的外围事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内容，还对基督教来华的根本目的——传教活动做出了细化探究。针对当今学界对农村教徒。教会关注不够的缺陷，作者也力图摆脱，在第四章基督教与华北乡村建设与第五章基督教与华北政治、社会生活中都对农村教会及下层信徒的活动进行详细探讨，并且全书在叙述基督教在华活动如五年运动、乡建运动时，都注重对政府、民众对活动的反应的考察。
南京政府前十年的基督教史在当今的基督教研究中的也是一个薄弱点，对此时期“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基督教救国运动”的考察也较微薄。本书则对这些薄弱点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弥补了学界对此关注不足的缺憾。
本书资料丰富，利用基督教协进会、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英国伦敦会及齐鲁大学等教会机构的英文原始档案及年度报告，并结合大量的民国基督教中英文图书、各种中英文基督教期刊及华北各教会学校所办期刊，还利用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档案馆所藏资料，资料多样化且多为新见。
大陆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单纯的“文化侵略”范式到“文化交流”再到“现代化”范式的演变，本文则是力图摆脱单一研究范式的束缚，试图汲取各个研究范式之长处进行研究，同时还借助其他学科方法，如文化传播学，社会学的统计与应用知识。教育学，宗教社会学等方法，多角度全方位的对问题进行分析。
但是本书也有一些缺点，作者在书中第五章基督教与华北政治、社会生活中对华北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到这一时期除了政府的限制政策外，各教会学校，医院在经济紧张下，也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支持，这也是政教关系缓和的表现。而中央及地方政府帮助教会学校、医院度过经济危机的内容在第三章华北基督教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应对中已经探讨过了，同一史实反复提及，有拖沓重复之感，类似的情况在184页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书中提起1946年的报纸在批评美国士兵在华行凶时特意提起德福兰案，批评德福兰的行为称“一个强国的国民，不知自爱，不知自重，处处暴露些卑鄙的态度给人家看，如何能使人瞧的起呢？”这一部分引自《青岛民言报》1946年10月9日刊载的《德福兰杀王国庆案》，在前面对德福兰案引起的中外舆论之激辩中已经引用过了。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女青年会与华北女子生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放在第五章基督教与华北政治、社会生活这一章节并不合适，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华北地区所作的识字教育、家庭教育、技能教育、社会救济与第四章基督教与华北乡村建设的内容更为贴近。
本书错别字较多，如256页：“因当时政府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比较松散，很多进步组织也利于教会学校内的青年会或团契等宗教团体来从事革命运动”中把“利用”错写成“利于”，260页“更有学生认为政策政策本末倒置”中多余了“政策”二字。类似的情况在书中的其他章节也有出现。
总体而言，作者全面考察了1927-1937年华北基督教的扩大布道、应对经济危机、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政府之间关系、民众之间的关系、抗日救国运动，具有全局意识的同时也较为注重细化探究，清楚的在读者眼前呈现了这一时期华北基督教的努力与挣扎，政教关系、民教关系的缓和，华北基督教会在抗日救国的积极作用，也深层次的揭示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两难境地：福音派重视社会事业却对传道没有太大帮助，基要派重视传教并取得显著效果却不受社会欢迎。读完本书不仅对此时期的华北基督教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当时华北社会、政治、乡村状况也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本书在附录中还详细列出山东、北京两地的基督教相关史料的分布与馆藏，无疑对于学界的研究与后辈的入门起到帮助作用。虽然书中有一些小的缺点，但是瑕不掩瑜，本书仍可以称得上是一本难得的基督教研究著作，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