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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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叶（上海大学）
本书由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历史系的李榭熙教授负责编纂,出版于2018年。出于对潮汕地区的基督教历史的共同兴趣，作者与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协商后发起了这个项目。除李榭熙教授之外，还有其他六位学者撰写了文章，共有《基督教化的海洋——潮汕地区》、《潮汕最早的女性传教士团体》、《Adele Marion Fielde和Catherine Maria Ricketts的不同职业》、《“我所引用的精神”：嘉应地区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和中国政府》、《潮汕地区的基督教和刺绣业》、《作为开发商的传教士：美国浸信会教徒领导下的工业和房地产》、《20世纪50年代潮汕和温州的基督教激进主义》以及《基督教与彭氏家族》八个章节。
第一章《基督教化的海洋——潮汕地区》。 本章阐明了从清末政府统治下分崩离析的潮汕到如今的创业型城市，一直以来基督教都在潮汕地区独具吸引力的原因。本文的研究成果基于国际和中国的最新的档案研究和实地工作。
作者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纽约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历史教授和执行主任。他的代表作有《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以及与Christie Chui-Shan Chow合著《语境与视野：潮汕中西文化相遇的可视化（2017）》。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前沿问题》（2016）撰写了特刊《中国的秘密社团和大众宗教再访》。除此之外还发表了《香港和宝莱坞：亚洲影院的全球化》（2016）、《中国的崛起：国家观念治理》和《中国的边缘化：重塑少数群体政治》等文章。作者目前的研究领域集中在现代中国信仰和政治的交汇。
基督教往往在政权更迭和战乱频发的地区发展更为蓬勃，广东省东北部的潮汕地区尤其如此。在文中作者并没有把区域基督教史与全球基督教史看成两个独立的部分，而是认为本土的基督教会与全球教会保持着友好的共生关系。西方传教士和本土基督徒成为维系全球与地方宗教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平衡的有效力量。本文认为华南地区基督教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文明变革的过程，激励个人和群体构建一个强大的秩序体系。一旦基督教扎根于潮汕地区，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著宗教，通过家族族谱和世系网络的基督教化，本土的信教群众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会令宗教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三章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到性别在基督教传教运动史上的重要性。第二章《潮汕最早的妇女传教团体》，作者是蔡香玉（Ellen Xiang-Yu Cai），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作者于2012年获得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她的著作代表是《坚忍与守望：韩江下游的福音姿娘》。她的重点关注荷兰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状况。
本土女性福音传道者一直是教会历史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R.G.Tiedemann研究了在迫害时期维护信仰的中国天主教“处女协会”的形象；Vanessa Wood通过研究伦敦传教士协会Myfanwy Woodde 的个人信件，进一步探究了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学校教师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学者都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最开始传教的女性通常是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后来转变为受到专业的培训和高等教育的女性。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激励无数女性福音传道者为中国教会服务。
文中首先追溯了美国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培训的第一批潮汕的女性传教士，旨在强调性别在传教运动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其次，论述了基督教在广东潮州这类传统文化地区的扩张初期，女性传教士的重要性，以美国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培训的潮汕第一代女传教士为典型。尽管男性传教士可以在公共场合下向当地妇女布道，但他们无法进入中国家庭的私人领地。从1874年最初的女传教士开始，浸信会和长老会不断扩大女性传教士的规模。女传教士向所有年龄阶段的女性伸出手，把她们带到了教堂。从19世纪70年代起，男性传教士与女性传教士的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地区女性基督教人口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传教士是中国传教人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成功地利用自己的个人网络进行传教。最后，作者兼谈了妇女皈依的原因，她们受到的宗教训练以及她们在父权环境中维护妇女权利所做出的努力。
第三章《Adele Marion Fielde和Catherine Maria Ricketts的不同职业》。本文作者是Carol Li Nie，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博士后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的妇女和基督教。该章节通过比较美国浸礼会女教徒Adele Marion Fielde和英国长老会女教徒Catherine Maria Ricketts的职业生涯，加深了对性别和传教进行了讨论。作者利用两位传教士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讨论了中国南方未婚女传教士面临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性别问题。由于西方重女轻男的价值观和规范渗透进了新教传教士事业的制度层面中，对于男性主导地位的不满是这两位女性传教士形成不同职业决策和应对策略的决定性因素。
之后的三章探讨了基督教在潮汕地区的建设学校以及事业问题。20世纪初，新的现代国家尚未建立，但清朝的皇权统治也已经崩溃，为了弥补政治和社会动荡留下的真空，希望建立国际现代性的标准。中国本土的基督徒努力保持一种独特的本土身份。第四章“我所引用的精神”：嘉应地区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和中国政府。作者是Hajo Frolich,他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目前正在为柏林一家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公司Fact&Files工作。他于2016年获得Frei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博士学位。
作者在文中提到1903年巴塞尔传教士Friedrich Lindenmeyer报告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以至于使团面临着全新的、意想不到的任务，以目前的手段和人员都无法应付这些任务！”他的报告揭示了巴塞尔使团在广东省东北部客家话内陆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挑战。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巴塞尔传教团一直积极在距潮州陆约100英里的客家主导地区传教和创办传教学校，并于1903年2月27日在嘉应县首府（今梅州）开设了另一所学校。然而，很明显时代在迅速变化，从乐于学堂的发展状况不难看出清末新政对教会学校的巨大影响。这些基督教创办的学校前期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但在1901年至1911年这十年间，晚清政府对这些基督教学校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先前的研究忽略了清政府对教会学校实施管理的积极作用，但本章认为，晚清政府在许多方面对教会学校的学术课程和日常管理方面发了挥积极作用，并推动了一个超越基督教教派界限的更为一体化的教会学校系统的发展。这一新发展挑战了传统的学术观点，即教会学校本身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制定了新的组织标准。
第五章《潮汕地区的基督教和刺绣业》。作者是蔡香玉（Ellen Xiang-Yu Cai），讲述了女传教士和中国的信徒们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刺绣工业方法并延续至今。本章概述了潮汕的刺绣业，强调了基督教在刺绣产业发展中的作用。1886至1900年间，传教士传授给当地妇女西方刺绣技术，以便当地人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这之后，传教士将刺绣产品运往海外销售。1900年至1914年期间，刺绣行业蓬勃发展，基督教企业家在汕头投资设立许多作坊。从1920年起，美国商人增加了他们在当地的投资，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这些产品。他们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招募当地教会学学校的毕业生，在农村缝纫车间做工，商人将产品用于出口。1934年至1941年是纺织业的全盛时期，后由于太平洋战争不得已中断，最终在1946年至1949年经历了复兴。
本章通过追溯汕头现代刺绣业的起源，并讨论这种技术对女性教徒的吸引力。它解决了以下问题：美国浸礼会教徒、英国长老会教徒和法国天主教徒是如何发展和管理这些教会创办的刺绣产业并从中获利的？基督教刺绣业企业家如何为当地教堂的财物保障做出贡献？在基督教内部，手工业是如何塑造性别关系以及如何改变妇女生活的？
第六章《作为开发商的传教士：美国浸信会教徒领导下的工业和房地产》。作者是Qiyao Li,获山东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兴趣包括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美国潮汕浸信会传教士运动。他目前在北京的学术出版社工作。
1860年汕头成为通商口岸，美国浸信会传教士John W. Johnson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海外华人基督徒从香港来到汕头，建造了一个新的传教地。到1913年，在潮汕有25名美国传教士，141名本土传教士，54名女传教士，132所教堂，3288名受洗的教徒。尽管美国浸信会禁止传教士未经传教委员会批准从事私人事务，但仔细查看浸信会教士档案、美国领事报告、清政府的外交记录以及个别传教士的家庭文件，发现传教和商业活动之间存在共生关系。本章利用这些材料审视了三起广为流传的涉及汕头浸信会传教士的商业纠纷案件。
第一次争端发生在1876年William Ashmore和Lumina Wakker Johnson之间。Lumina Wakker Johnson向美国浸信会委员会投诉说，William Ashmore在汕头港拥有一块土地，并亲自管理一家渔业公司。William Ashmore批评Lumina Wakker Johnson，作为传教士将土地卖给一个英国商人。在第二次纠纷中，1900年一群年轻的浸信会传教士谴责了William Ashmore的长期商业行为。第三起案件涉及James Carlin，他在1907年被投诉，认为其长期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本章通过调查美国浸信会教徒的商业活动和这三期商业纠纷，探讨中国和基督教在财物层面的相互碰撞和条约港口经济之下传教士之间为了经济利益的碰撞。Qiyao Li把美国浸礼会在汕头商业的活动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批判地审视了传教士和金钱之间的复杂关系。传教士对房地产的控制行为造成了与当地商业领袖和浸礼会内部的关系紧张。
最后两章主要阐述了当地基督徒的信仰与身份之间的联系。第七章题目为《20世纪50年代潮汕和温州的基督教激进主义》，由Christie Chui-Shan Chow和李榭熙共同撰写。Christie Chui-Shan Chow,纽约神学院的教员。她于201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愿景与分裂：现代中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分裂》，她曾发表过《关系与福音：当代中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的转变》（2013）。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政教关系、宗教信仰、基督教伦理和性别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社组织的显著增长，包括官方注册的三自爱国教会和非官方家庭教会，引起了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极大关注。先前的研究落入了早期准极权主义特征的陷阱，这些特征将中国的教会和国家视为完全对立的两个面，忽略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同互动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家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感，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旨在渗透基督教组织，将自治的新教教派纳入社会主义秩序。
本章利用档案材料和人类学评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汕头和温州沿海地区官员和基督徒之间的互动。农村教会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严格限制中幸存下来，发展成为一个秘密组织的局部网络，而且在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作为完全本土化的精神运动重新出现。
汕头的天主教徒、浸信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成功地超越宗派界限，并相互帮助应对宗教迫害。温州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亦是如此，与其他新教徒一起组织秘密的家庭聚会。他们坚守信仰，继续他们的礼拜活动，保持了一种独特的——尽管不是独立的身份。这些本土的案例表明，作为一种集体力量，中国基督徒重塑了群体、亲属关系和跨地区网络，他们之间相互帮助，采用各种策略来维持他们的宗教活动。
胡卫清，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从教育到福音》以及《苦难与信仰》等。在第八章《基督教与彭氏家族》中，胡对长老会彭氏家族的案例研究表明，基层基督徒之中存在着新旧身份交叉的复杂现象。类似于五六十年代温州基督复临安息会，基督化的彭氏家族相信他们被召唤出这个时代追随耶稣，他们可以存在于政治之外，同时也可以与任何政权共存。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化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彭的后裔在编纂他们的族谱时，他们更新了不断增长的家庭网络的规模，并重新解释了家族信仰的历史，创造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集体基督教身份。从彭氏家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基督教成为世系宗教时，耶稣成为崇拜的焦点，并在彭氏家族的成员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宗教身份。因此，作者提出基督教身份是一种集体身份，这些发现证实了Richard Madsen的观点，即强大的亲属关系将不同世代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使得这种关系更为牢固。
本书所有的章节从宗教仪式和制度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书中的一系列主题说明了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连续性和变化的特征是源于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之间不同的互动模式以及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治之间的不同关联。这本书阐释了中国基督教变迁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中国基督教会在全球传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以往的研究者们往往将1949年前后的中国基督教割裂开来看待，认为中国政府针对基督教会进行的一系列革新运动已经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中国的基督教形态，事实是一个地区基督教的传教史往往对其当前存在格局产生潜在影响。该书努力打破了过去“西方中心论”、“中西文化冲突论”和“挑战与回应”等原有的框架，采用“向下看”的研究视角，将关注的焦点放到普通群众与传教士之间的互动,研究范围涉及到刺绣业、房地产以及性别问题等，从方方面面对潮汕的基督教进行了介绍。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当地居民的祖先多数是从中原地区移民，在广泛的山脉和河流的自然分殊中形成多个聚居群体，这些群体保留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及共同的文化遗存，因而研究潮汕地区的基督教，对区域宗教史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资料方面，文中的资料翔实，涉及中文的最新的档案资料以及传教士的未公开的书信和日记等珍贵资料，充分的支撑了文中的论点。
相对于翔实的史料援引和出彩的行文论述，该书仍在以及几个方面存在些许不足。其一，由于本书是由不同作者进行写作，所以在篇目章节上存在不连贯，逻辑性有所欠缺。其二，部分章节存在史料堆砌的现象，应当进一步的对资料进行整合。其三，部分文章由国外作者写作，缺乏对潮汕地区深入的了解，笔者认为应该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一些地方上的资料，对于论文的写作更能锦上添花。
总体来看，中国基督教与全球传教的关系这一热点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著作，这些著作反对基督教与现代中国文化不相容的观点。他们大部分都认为在中西方跨文化互动过程中，虽然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皈依者从未在实际中有所互动，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互动受到各种外部和内部变化力量以及复杂人际关系网的影响。只有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研究，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到基督教在今天潮汕地区蓬勃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