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15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72
乔会妮（广西师范大学）
摘要：随基督宗教入华，以西医传教的教会医院逐渐在华设立，教会医院中国人女护士的出现，是西医医疗技术影响下民众对西医及护士职业认知逐渐变化的结果。在治病救人过程中，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发挥自身价值，通过医疗治愈疾病的同时解构了地方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认知，并使“护士”一词逐渐与女性职业连为一体，从而构建出女性新的社会意义。教会医院中的女性群体通过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使地方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能够走出职业“边缘化”，同时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不断自立并破除传统观念的桎晧得到了自由及思想解放，这促进我国近代护士职业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女护士，教会医院，护理，社会意义
教会医院是近代医药传教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地方社会并呈现出“本土化”现象，而国人护士群体的出现是教会医院“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有关近代护士的产生和发展，学者刘燕萍的《基督教与护理》一文中通过三个阶段，对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民国时期的基督教与护理的产生、形成及发展进行分析。同时，从以往学者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教会医院中女医生和女护士的出现离不开教会医院内部对医疗人才的需要，如学者甄橙的文章《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西医护理学（1880-1930）》中就探讨了传教士医生对于护士的需要。学者杨欣《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硕士毕业论文中提及基督教对于女护士的培养。除此之外，学者姚莉莎的硕士毕业论文《1909-1937年中华护士会在华事业初探》对中华护士会的在华活动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学者施康妮在《美国传教士与中国妇女的医学教育:帝国主义、文化传播及跨国史》一文中认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医学教育源自传教士与涉入传教事业的中国人之间的互动。
护士作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运转的环节之一，其承担了辅助医生治病救人的职能。女性能够进入医院并承担护士一职，是其自身对于西医医疗技术的认可，更表现出近代社会对护士职业的认可，亦是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掌握西医医疗技术参与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的过程。受当时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影响，20世纪初期人们对于女性从事护士这一职业的认可度并不高，而女性进入护理行业之前，则多是以男性从事护理工作为主。“男女之大防”的传统观念随着女性承担起护士辅助医生治病救人职责时发生变化，女护士群体逐渐得到医院与民众双重认可。随教会医院在华实际医疗活动的开展，女子进而参与医疗活动之中开始从事护理工作。而地方社会中女性走出边缘化，并担任护士一职，与医院为女性自立提供的环境密不可分。在教会医院这一场域中，女性能够突破传统观念限制参与到多元化社会职业分工中，这构建出女性新的社会价值。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的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公共医疗卫生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近代妇女独立与自主观念的形成；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过程，是女性自身通过掌握医疗卫生权获得职业与自立的过程，同样也是民众对于教会医院认知不断加深的过程。
一、对“护士”一词分析
护士一词未出现前，教会医院中协助医生及助产等此类医疗工作的人被称为看护。早期从事护理工作的看护们多以男性为主，在“男女大防”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女子想要在外从事工作较为困难。随教会医院在华发展及妇女疾病等社会医疗需要，传统中国礼俗影响下的男看护们从事诸如产乳及一些妇科疾病辅助性护理工作并不合适，因而20世纪前后教会医院的医护工作中出现国人女性护士身影。之后，女性通过西医卫生知识的学习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并承担起护士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职能，女性逐渐取代男性在护士职业中的地位。
较早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被称为“看护妇”，看护妇有“能助医生之调治”[1]的职能。1904年《女子世界》中的一篇标题为《传记: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的文章，能够确定当时看护妇与护士相比仅仅为名称的差异实则并无不同。在护士一未被确定前，1909年江西慈惠医院“看护妇为医生司理器械药品帮助医生治疗病人”[2]，同时也在看护妇规则中声明不能将看护妇看做奴仆。1914年经过大会讨论之后，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便译为“中华护士会”，至1920年更名为中华护士协会。虽然1914年的中华护士会确定了护士的名称，但看护妇、看护小姐、看护者、看护生（未毕业或未经过系统训练）等词语的使用依然在报刊中存在。故护士一词出现后，看护一词依然存在且仍具有辅助医生医疗工作对病人进行护理的职能，且从近代报刊中来看，护士与看护二词常常处于混用的状态。
南京协和看护妇学校学生与毕业生合影[3] 三个护士训练生[4]
关于汉语护士一词较早的使用与来源问题，《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一书中认为护士一词由中国护士钟茂芳“根据《康熙字典》将Nurse译为“护”,又因为从事这种专职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如何保育生命,于是根据中国‘学而优则士’的古语,把 Nurse一词完整地译为‘护士’”[5]这是此书给出“护士”一词最早的来源。而1927年《中华护士季报》第8卷第3期贝孟雅《中华护士会的历史回顾》一文中，提到早在1909年就将护士大会的名称定为“中国中部护士联合会”。由于此文发表于1927年且作者为外国人，因而并不能将此文中的内容作为中文护士一词使用的最早来源。
“护士”一词被社会较大范围正式接纳及认可应在1918年及之后。以目前能够看到较早使用“护士”一词的报刊——《广济医报》为例，1918年第3卷第4期的专件一栏中《看护药料学（续）》一文仍将“护士”称为看护，文中认为医生的工作“必须有良好之看护相助”[6]。至同年第3卷第5期的《广济护士学校章程（附表）》中出现了“护士”一词，文中提及“必须有护士时时在旁料理方可”[7]以保证医事工作的正常运转。同时根据近代报刊中“护士”一词出现数量推断护士一词的大范围使用在1918年后。
到了30年代，“护士”一词在报刊中的使用频率较前十年呈现翻倍增长。从当时社会环境分析来看，这与报刊业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政府支持、战争及社会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也表明护士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对护士及看护两词仍未有清晰的界限，甚至很多时候仍将二者混用。至1932年，护士会的入会条件改为“在本会登记之护校毕业者，在外国政府有案之护校毕业者，在内政部卫生署领有护士证书者”[8]同年，护士会也正式在国民政府注册，后得到了社会更为广泛地接受。30年代政府为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些省立医院、军医院都逐渐附设护士学校，并颁布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促进了护士事业的发展。此后，对于护士管理越来越规范化。抗战爆发后，战时的救治工作需要护士的医护支持，护士也走向战场，组成战地救护队，因而在此期间护士也被称为救护。
40年代，护士与看护的界限逐渐变得清晰。从1940年《妇女界》杂志的一篇文章《护士与看护》中可以看出，其认为“护士是一个名词，而看护是一个动词”[9]，表明护士与看护二者的界限变得清晰明了。虽然护士与看护二者皆从事护理工作，“但是近代的护士都是经过受过中学教育，方能投考，并且入了护士学校后还得取得三四年严格训练，方能出来在社会上服务。”[10]护士成为经过系统西医医疗护理训练的职业代名词，看护仅仅是简单的照看病人。与此同时，随看护与护士的界限逐渐变得清晰,护士职业得到社会进一步的认可与接纳。
二、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构成
教会医院中女护士来源并非仅为外籍传教人员，从医院发展现实角度即传教、医疗需要来看，从中国本土吸纳医护人员成为教会医院在华发展及医疗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吸纳中国本土医护人员以满足教会医院对于医疗人才需求的过程，同样是医院适应中国地方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单单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也呈现出一个双向的互动态势。地方社会中的女性进入教会医院从事西医医疗活动，侧面表现出民众对于西医的态度。分析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构成对了解近代教会医院中的护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护士协会的秘书和代理主席在考察湖北过程中“他们会见了中国的见习护士，向其讲述了中国对本土护士的巨大需求及护士协会的迅速发展等”[11]从当时社会发展来看，医院及社会对于护士人才的需求量是较大的。通过教会医院及其附属护士学校对护理人才培养，满足了地方社会对于医疗护理人才的需要，也促进了医院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教会医院女护士构成包括教会学校、护士学校、修女、信教徒等多种来源。
（一）教会学校、护士学校
传教士入华后创办教会医院，同时也创办了教会学校及护士学校。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进入到教会医院的女性，其较普通民众而言更容易接受西医医疗卫生体系及救助方式。1914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内设的护士办就曾在教会中学中招收女学生用作护士储备人才进行培养。“当年招生12名，结果各地教会女子中学有40多人自愿报名”[12]之后从中选取12名对其进行考察并择优留取，只有经受考验后才能留院成为正式的护士。护士学校的女学生经过一系列的医疗卫生知识的培养具备了疾病预防、病人护理、医疗保健、孕妇助产、医疗知识宣传等基本职业能力。
以道生医院毕业生屈尚清为例，其就读于基督教会所办的零陵培德女子小学，“小学毕业后，教会送她到广西桂林道生医院(教会主办)学习护士和助产业务4年，毕业后留在该院工作”[13]，后屈尚清于1928年与陈恩赐一起至湖北创办普济医社并继续开展医疗工作。早期教会医院入华后，由于民众对教会医院治病救人的功效认识不足，教会医院无法从普通民众中招揽大量的人员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培养对象。随着民众对于教会医疗卫生能力认知地不断加深，这一现象也逐渐得到改善。而教会学校教育影响下的女性，更易吸纳到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中，以满足教会医院医疗人才的需要。
随教会医院发展及传教士的努力下，护士学校中的护士培养体系不断完善，教会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培养了大量女性护士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服务。从当时社会来看，从1914年开始一些教会医院附设的护士学校就逐渐在中华护士协会立案（注册）。根据《中华护士季报》统计，1926年护士学校“全中国已有一百二十三个护士学校，在护士会注册，代表十五个省份。”[14]中华护士协会统一给出护士的授课标准亦会给通过课程考核标准的护士发放护士毕业证书，一些医院在招聘护士时要求应聘者持有经由中华护士协会认定的证书。
（二）修女、教徒
一些教会医院在培养护理人才时，选择中国修女来学习和担任护理工作。如1880年成立的汉口医院“仅对修女授以一般医药知识即从事护理工作。”[15]来培养医院内部医疗活动需要的女性护士。除修女外，信教徒也成为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来源。受基督宗教教义影响而进入教会医院担任护士的教徒也是医院女性护士群体构成的一部分。桂林一位信教的太太进入教会医院中学习医疗知识，是因为“尤其在神灵的感召下，她逐步感到过去的生活就像麻风病进入了心脏，中毒很深。要洗掉这毒素，她必须在医院里认真的为病人效劳。”[16]，后这位信教的女太太便通过在道生医院这一慈善机构中为病人服务实现自身价值。修女、信教徒进入到教会医院中为病人服务，成为医院女性护士群体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护士的来源随着教会医院在华发展逐渐发生变化，教会医院在地方早期的发展，解决护士人才需要较多的依仗修女和信教徒。并不能说修女和信教徒在护士学校出现后这类护士来源就完全消失，只能说在护士学校出现后，尤其是在中华护士协会的推动下，护士的招生及管理体系逐渐得到完善。修女、信教徒这部分护士的来源并不能与系统化、职业化的护士学校所培养护士的数量和质量相比。
教会医院中女护士人员构成是多样化的，除了教会学校、护士学校、修女及信教徒外，留学国外的女护士，中学毕业学生，及一些在教会医院中治愈疾病的病人、或者战时想要在教会医院中寻求庇护的女性、或者因其他原因进入到教会医院中的这部分人也逐渐成为教会医院护士群体的一部分。而随着女性自立意识的增强，受护士这一职业吸引，愿为医疗事业之努力的青年女性也进入到教会医院中担任女护士。虽然这些护士来源不同，但都成为近代中国公共医疗卫生发展的助力者，为近代社会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及影响。教会医院吸纳中国本土人才发展了教会医院医疗卫生力量，同样也为女性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促进了近代西医医疗卫生观念的传播也促进了教会医院的发展。
三、女性能够参与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的原因
女性能够参与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与医院对于医疗护理人才的需求密切相关。最初，教会医院中的外国女护士入华后承担了医院医疗护理活动，并辅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医疗救助及传教工作。随着近代西医在华的发展，由于地方社会的需要，教会医院需要吸纳新鲜的力量来完成医院中的医疗卫生护理工作。此时，人们意识到女性在实际护理工作过程中较男性更为出色。同时，吸纳中国女性进入教会医院也可以使更多的女性能够了解和加入基督宗教中以达到医药传教的现实效果。教会医院中的国人护士群体数量在多方因素影响下逐渐变大并不断发展。国人女性能够参与到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女子自身观念转变及女性意识解放。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兴观念进入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报刊业的兴起、女子学校、女性运动的出现等，使得女性能够接触新观念的途径和范围越来越广，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地崛起。女子能够进入到教会医院中为病人服务，与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1933年《玲珑》杂志女读者吴雪珍就向编辑提出了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女护士的愿望，吴雪珍认为“想想穿着雪白衣服的神情，是何等的尊严，何等的美丽”[17]可见在当时社会中，一部分女性愿意成为护士走出家门成为自立自强的女护士。女性意识得以解放并不断突破传统观念，这都与女性自身的选择密切相关。护士这一职业身份同样给近代女性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其二教会医院实际医疗活动中的女性担任护士更为适宜。一些妇科疾病的治疗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影响下，多为不便。“然因男大夫诊病，而女人多视为不便，故裹足不前，以致不获医治者大有人在。”[18]因此山西的潞安鸿恩医院请求差会派女大夫来医院协同诊病。而女护士同女大夫一样在为妇女治病时有更多的优势，潞安鸿恩医院在聘请护士时，这些国人护士“都是中华护士学校毕业，并服务社会有年”[19]。随护士职业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实际医护活动中，女子较男子更为悉心，故而一些报刊中出现了讨论女性与男性在实际医疗护理活动中作用的文章。教会医院中并非没有男护士，而随着女性能够获取医疗卫生知识以及女子自身优势，“女子性情比男子为慈爱，其举止比男子为静细，使以看护病人能忍耐以看护病人能忍耐无厌用意周到，男子所不能及者皆女子所独长”[20]故而女性较之男性更能胜任看护病人的工作。“在近代妇女职业兴起时,女护士和女医生一样耀人眼目。而且,近代中国的护理事业,也不滞后于西方各国。”[21]近代护士职业的出现也使得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同样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过程中需要女性群体辅助进行，护士通过医疗知识的学习及使用在治病救人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其三是费用问题。教会医院中女护士学费来源，在医院或者护士学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女性进入到教会医院中能够全免学费，甚至一些还能略给学生津贴，如“上海虹口同仁医院特开看护学堂，订定约章，以半年为试习期，限四年为毕业期限，略给津贴不收学费”[22]；或者一些学校也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招收学生，如苏州地区天赐庄妇孺医院“所收学生护士,半工半读,一切免费。”[23]这种免费或半工半读的方式给女性在获取医疗卫生知识的过程减轻了负担，使得女性有机会能够通过学习医疗知识进入到教会医院中担任护士一职实现自立。
其四宗教观念的影响。在基督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接受宗教教义中所倡导慈善与博爱思想，进而参与到医疗救助慈善活动中。一些女性受宗教观念影响愿意在教会医院承担救死扶伤职责而担任护士，这都与基督宗教所宣扬的慈善救济精神相关。
其五国外影响。国外医院认为女性较之于男性在护士这一职业活动中能够做的更为出色。近代报刊对南丁格尔精神的宣传下，以女性为代表的护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虽然以往从事护理工作多为男子，护士则专指从西方传入由女性担任的一项新职业。早期入华教会医院中就有护士的存在，这些西方面孔的护士通过医疗活动治愈疾病获取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在此先例下，国人女性能够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中，这与国际宣传，前期传教士、西方护士和医生等在华活动影响密切相关。
女性能够通过学习和使用医疗知识进入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环节，“到了战争年代，中国妇女已经在解剖学知识所认可的环境中占据了权利位置，因此采取了一定的权威措施。”[24]女性逐渐在护士这一职业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护士承担了救死扶伤的职责亦因此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女性在掌握医疗卫生能力后，自身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因此女性逐渐成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工作活动中的一部分并参与到公共医疗活动中。
四、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
教会医院在华发展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主要目的仍为传播基督宗教教义。女护士的出现，是教会医院因医药传教需要而吸纳中国人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这反映出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也是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双向互动的重要表现。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是女性自身及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教会医院这一场域中，对国人女护士发展的思考，既要看到社会民众对于护士群体认知的变化；也要思考到除医疗卫生活动外，女性自身在参与医院医疗卫生活动的这一现象对女性自立及赢得话语权产生何种影响，从而形成对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认识。
（一）民众对女护士认知的转变
传统迷信观点认为久病不愈的病人是被妖魔缠身，如想治愈疾病便需要青壮年在病人周围高谈阔论以驱散病魔。此类传统的看护病人的模式及方法于病人疾病的治愈而言并无益处。19世纪初期，报刊杂志中出现了要求改良上述传统看护病人方式的文章，其认为“唯侍疾者常坐病人之侧，时而睡眠；时而发汗；时而咳嗽；时而排泄，虽不必详记于薄中，然较之匆匆即来之医师，其明了为何如哉。”[25]掌握医疗卫生知识的看护们更能掌握病人疾病状况。一些报刊中出现要求改良传统侍奉病人方法的观念，否则“不改良侍疾法，则我国医界终无起色。”[26]，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需要有专门懂得医疗知识的看护来照看病人的观念。这一时期，看护亦称为护士的医疗功能逐渐被社会了解，人们对于护士职能认知随之加深，一些教会医院甚至专门培养男女看护用作照料不同性别的病人。1910年看护妇在护理病人时，时人认为“看护妇实一般人之保姆也。”[27]，这类偏见并不能给女性看护人员带来较高的尊重。至1929年出现了“切勿视同奴仆”[28]观点，表现出对待女看护态度转变，也是对于护士职业的尊重。这一变化，一方面是社会民众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视，另一方面与女性担任护士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有关。
护士社会地位提高，有1934年协和医院病室中的小诗[29]为证：
对待女护士的态度，从保姆到切勿视同奴仆，再到协和病室中为女护士做的诗，足以见得女护士的社会是不断提高的。女护士承担了社会分工，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被人所接受，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护士一词的概念也愈加平等化、职业化。战争期间，教会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培养大量医护人员参与到战争中为士兵及民众服务，这其中就有大量女性的身影。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的医疗卫生职能不断在实际的医疗卫生活动中得到应用，包括预防传染疾病、关注青年儿童、宣传医疗卫生、助产等医疗工作，护士群体进一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二）教会医院中女护士话语权的实现
女性群体参与到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中，并逐渐被时人所接纳。前文已经提到民众对于教会医院中的护士群体认知变化主要原因是女性更适宜护士这份工作，护士这一职业使得女性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并受到社会的尊重，因而护士群体认知度不断提高。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表现在女性能够自立并享有在经济、政治及文化话语权的实现。
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话语权，女性参与教会医院医疗活动必然要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教会医院女性护士群体工作及收入情况是分析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女性自立于社会的重要表现。通过女护士自身工资收入与同期社会其它职业收入相比，女性是否拥有足够经济能力以保证自身能够自立及生存下去是女护士经济话语权的重要表现。如1935年广济医刊招聘女护士“月薪暂定十至十五元”[30]。女护士的工资是否足以支持其独立生活需要关注当时上海社会收入情况，上海零售店的店员们“至于工薪多则每月十余元，少则每月两三元”[31]，民族工厂的小职员“不过一二十元的薪水”[32]，而广济医刊招聘告示月薪在十元至十五元且食宿全归医院负责，对当时担任护士的女性而言工资相对稳定且能够保证其日常生活。
其次政治话语权。表现为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能够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并表达出女性自身的政治意愿。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医院中的护士加入到抗战救援中去，抵抗外来侵略，通过医疗活动为普通民众及伤兵医治疾病并进行慈善救济活动。在社会动荡及地方社会在遭到重大损失和挫折之时，女护士参与到灾民的安置、伤员救治和社会慈善救济中，促进了地方社会医疗卫生的构建和发展，也使女性医疗行为得到了地方社会的认可，护士群体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五卅运动之时，女护士也响应沪案积极宣传爱国募捐活动“英教会医院护士因沪案演剧募捐,英人压迫使该院全体华人罢工离院。”[33]教会医院中的护士群体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效力。在国家危难之时，教会医院中护士群体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表达出女性自身政治话语权，这构建出女护士的社会意义。
天主教女护士为伤兵服务[34]
最后是医疗话语权。教会医院中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卫生知识逐渐取代男性在护士职业中的位置，并在促进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女性想要成为一名护士，会面临如何取代男性进入教会医院医疗活动中。早期一些医院男病房中只招男护士来看护病人，这一现象能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掌握西医医疗卫生知识并被医院及社会认可。1942年贵州一所教会医院明确表明招收女护士“贵州铜仁福音医院，征用女护士一人，需正式护士学校毕业，未婚”[35]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能够通过西医医疗知识的学习拥有话语权，并成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中的环节。在促进我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使得女性与护士职业活动相联系，这是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另一个方面。
总而言之，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离不开社会、教会医院和家庭这三者。女性与医院间，女护士群体能够满足医院医疗活动中对于医事人才的需要，医院也提供场所使从事护士职业的女性不再依附他人亦能够自立于社会之中。医院与社会间，医院促进了近代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制度化西医护理体系的形成，同时社会上一部分人逐渐接受教会医院在华活动的宗教理念使其能够达到医药传教的目的。女护士与社会间，女护士能够获得职业的平等化及自身话语权表达，促进了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及社会职业的多元化。
五、结语
教会医院中女性身影的出现，是民众接纳西医医疗技术并从传统观念转而接受西医医疗护理；同时表现出近代社会对护士职业认知的转变，亦表现出近代社会对女性看法的转变。教会医院中女性护士的出现，表现出近代女性职业出现新的变化，女性职业意识不断增强并愿融入到教会医院护士群体的医疗活动中。在教会医院中担任护士的女性对自身有了新认识并找到了融入社会的新途径，女性的自我意识亦不断提高。教会医院女性护士群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之后，随近代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一些中医护士训练班也逐渐出现，护理制度得到了社会更为广泛接受。
随教会医院医疗活动逐渐赢得民众的认可，一些女性受到护士职业身份吸引愿意加入到教会医院中。同时护士制度亦在不断完善，除教会医院的护士学校外，省级政府也逐渐开办护士学校培养医疗卫生护理人才，国家、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使得护士职业的不断发展，这对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女护士群体的发展也是护士职业社会地位增强的一个表现，女性自立开放的一个进程。护士群体发展反映出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也同样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相接触并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果的呈现是双向互动的结果，并非教会医院单方面本土化就能得以实现的。同样也要考虑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而护士作为普通民众的一部分，从侧面反映国人对于西医医疗技术的接纳。
[1] 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7期，第4页。
[2] 《附录：江西慈惠医院开院启：附看护妇规则》，《医药学报》，1909 年，第三卷，第2-3期，第12页。
[3] 南京协和看护学校学生与毕业生合影 ， 《兴华》，1917 年，第14卷 ，第28期 封面
[4] Susan H. Higgins,“The Elizabeth Bunn Memorial Hospital, Wu-Chang,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Vol. 9, No. 6 (Mar 1909), pp. 424-425.
[5] 邓铁涛,程芝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444页。
[6] 《看护药料学（续）》，《广济医报》，1918年，第3卷，第4期。
[7] 《广济护士学校（章程）》，《广济医报》，1918年，第3卷，第5期。
[8] 《中华护士会章程》，《中华护士报》，1932年，第2期，第151页。
[9] 《护士与看护》，《妇女界》，1940年，第9卷，第8页。
[10] 《护士与看护》，《妇女界》，1940年，第9卷，第8页。
[11] Gladys E. Stephenson, “The 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Vol. 23, No. 10 (Jul., 1923), pp. 872.
[12] 《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1890-1990》，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第78页。
[13] 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760页。
[14] 《护士会消息:报告册与护士季报》，《中华护士季报》， 1927年，第8卷，第3期，第27页。
[15]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 卫生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16]（澳）海伦·凯特尔，赵筱玲、周艾译:《柳暗花明——澳大利亚姑娘金指真桂林28年纪事》，桂林：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内刊，第90页。
[17] 陈珍玲、吴雪珍：《妇女：我要做女看护》，《玲珑》，1932年，第2卷，第57期，第299页。
[18] 《潞安鸿恩医院近闻(山西）》，《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年，第1652期，第11页。
[19] 《潞安鸿恩医院近闻(山西）》，《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年，第1652期，第11页。
[20] 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7期，第4页。
[21]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22] 《记事：省闻：招习看护》，《季报》，1919 年，第16期 ，第27页。
[23]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 第3辑》，1984.年，第73页。
[24] Nicole Elizabeth Barnes, 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pp. 132.
[25] 李荣怀：《论说：论中国侍疾者无看护知识之害》，《中西医学报》，1911年，第10期，第1页。
[26] 李荣怀：《论说：论中国侍疾者无看护知识之害》，《中西医学报》，1911年，第10期，第1页。
[27] 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7期，第5—6页。
[28] 姜振勋：《男看护存废问题》，《 医药评论》，1929(创刊号)，第51页。
[29] 《白花》，《燕大周刊》，1934 年，第5卷，第19期，第7页。
[30] 《附录：聘请女护士》，《广济医刊》，1935年，第12卷，第8期，第2页。
[31] 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4页。
[32] 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5页。
[3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 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34] 《后方伤兵医院写真》，《抗战画报》，1937年，第6期，第5页。
[35] 《读者信箱：求人》，《西南医学杂志》，1942年，第2卷，第5期，第3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