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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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亚楠（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是加拿大英美会进入四川之后所修建的第一个教堂，同时它也是成都最主要的基督教堂，成为了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地区传教活动的一个标志。本文以恩光堂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恩光堂的由来、发展的简要叙述，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借鉴以及实地考察，重点从医疗卫生事业这一方面来探析该时期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地区的传教活动，以此来肯定该教会对成都地区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与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加拿大英美会、恩光堂、贡献、成都、传教
一、恩光堂的“前世今生”
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原名为英美会福音堂，是加拿大英美会（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在四川成都地区创建的第一所著名教堂。目前，恩光堂位于锦江区四圣祠北街17号，占地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使用面积1200余平方米，高约18米。[1]该教堂在成都市对外开放的教堂当中，不仅是市内及近郊信徒比较多的一个教堂，也是最为古老，保存比较完整的教堂。同时，它也是四川神学院的所在地，基督教派别上属于16世纪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是成都最为主要的基督教堂。
恩光堂之所以著名，并不仅仅因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美观的建筑，更是因为它见证了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地区以医传教的全过程。这些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成都地区近代化的进程。
二、英美会在成都地区“医疗传教活动”的背景原因、卓越贡献以及艰辛历程
基督教最早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开始传入中国（那时被称作“景教”），历经许多磨难，也有过中断，它在中国开始较大规模上的传播是在近代。[2]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些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天津条约便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3]。四川基督教从1868年伦敦会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 和大英圣经公会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两位传教士进入四川，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4]。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加拿大的英美会。加拿大英美会自从1892年进入四川以来，在成都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传教活动以及社会公益等活动，为成都地区社会进步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医疗卫生事业这一个方面。
2.1 背景原因
英美会将医疗卫生事业作为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传教活动的重点，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这可以分成四点来进行叙述。
首先，为了使自身在成都地区的传教工作开展的更加顺利，加拿大传教士们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帮助自身传教的一种有力手段。英美会传教士们普遍认为通过将医疗事业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不仅能缓解当地人民因疾病而受到的痛苦，而且能够在治疗民众的同时对他们的心灵进行一次洗礼，从而更好地向当地人民传播“福音”。正如《成都市志·宗教志》中所写的那样：“因为医生每天与病人接触，他很容易把基督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有些地方大多数信徒都是由于医院影响的结果”[5]。由此可见，这样做可以让当地民众在身体摆脱疾病的困扰之后，从内心真正得接受与信仰基督教。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美会的美籍传教士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和加拿大传教士何忠义一行九人到达成都[6]。当时，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药物与西医都严重缺乏，各种疾病（结核病、脚气病、麻风病、流感以及各种性病等）对当地居民的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地居民生活质量差，平均寿命较低。在这种对医疗卫生事业有着极大需求的时代背景下，传教士们认为自己如果能够凭借先进的医疗科技及药物解除当地居民因疾病而受到的痛苦，便更加能够使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从而更好地传播“福音”。这种以医疗为传教手段的方式能够使更多的人在痛苦得到缓解之后，虔诚地皈依基督教。
其次，他们受到自己信念的驱使以及出于对当地居民悲惨境况的同情，与其他差会的传教士相比更加想向成都地区传播福音。他们在深入当地居民的生活之后，开始真正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去。他们开始认为自己除了在精神上教化当地民众之外，也有必要去解除当地居民的身体上的痛苦，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使更多成都地区的居民享受到自己国家现代医学的成果。因此，加拿大英美会的传教士们将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传教活动的重点。
第三，加拿大本国国情的巨大变化也是传教士们“以医传教”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这主要可以从经济方面来进行阐述。加拿大于1867年建了自治领，逐渐摆脱英国的控制，初步实现了独立[7]。从19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加拿大的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在2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大繁荣[8]。在经济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国家有了更加充足的资源用于支持教会传教士们的海外传教活动。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英美会等在华传教的才有了更多的传教资金。正因为经济形势的发展，英美会的传教士们在成都地区的传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才有了经济上的保障，他们便将国民的捐款以及加拿大政府和本教会的补贴用于购买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药物，以及兴办医学院和培养医疗人才等。因此，加拿大本国经济情况的蒸蒸日上是英美会在成都地区“以医传教”的必要条件。
最后，“以医传教”其实也是出于对传教士们自身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所做出的周全考虑。当时四川医疗卫生条件极端落后，加拿大传教士们远离祖国来到相对偏远的成都地区传教，有时甚至需要到条件更为艰苦的乡村地区地区传教，这对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是巨大的考验。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患上了疾病却因医疗条件落后而得不到医治，他们将会感到十分绝望，并且也让其他准备赴蓉传教或者正在成都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们心生畏惧，严重挫伤其这传教的热情和积极性。基于这种情况，在成都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是为了他们自身健康状况的考虑，可以使他们在开展传教工作时免去对自身健康问题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传教工作当中去。
因此，出于以上四个主要原因，加拿大英美会到成都地区传教时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采用“以医传教”的手段。
2.2英美会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卓越贡献
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地区的进行了一些列的医疗传教活动，涉及范围较广，规模较大，为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他们在成都开办了一系列的诊所和医院，这客观上使更多人能享受到比较先进的医疗卫生服务，有利于减轻疾病给人民带来的痛苦。1892年11月3日对于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天启德尔（Omar L. Kilborn)医生和史蒂文森（David W. Stevenson)博士在成都四圣词北街12号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西医诊所，此诊所就是后来仁济医院的，[9]这是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英美会的传教士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学习，他们于1894年在四圣祠街道正式创办了“仁济医院”，这是成都地区第一所西式医院，开启了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历程[10]。开始时仁济医院设备比较简陋，医生也只有启德尔（Omar L. Kilborn)一个人，后来该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后来传教士们得到了成都当地官府资助黄金1500余两，他们用这些钱增添了很多必要的医疗设备，并于1913年为仁济医院修建了新的住院大楼[11]。这时该医院拥有了130多张病床，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2]。除了仁济医院之外，英美会还陆续在成都地区建立了一些妇孺医院以及牙科医院。例如，1893年，启德尔（Omar L. Kilborn)医生的夫人启希贤（Retta G. Kilborn)医生在英美会的支持下，于惜字宫创办了四川第一所女子医院，将其命名为“仁济女医院”[13]，专门为成都地区的妇女看病。1907年医生艾西理·渥华德·林则（Ashley W. Lindsay)在仁济医院设立了牙科诊所，这是四川最早的牙科诊所，该诊所于1911年迁至恩光堂的的左侧并进行了扩建，成为了独立的仁济牙症医院。由艾西理·渥华德·林则（Ashley W. Lindsay)创立的这所牙症医院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根据相关资料统计，1910年3月到1911年3月一年的时间里，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共接受并治疗了223名住院患者，接诊了22140名门诊病人，这极大的改善了成都地区居民的生活健康状况[14]。诸如此类，这一系列医院、诊所的开设都是英美会为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次，英美会还在成都地区创建了许多高水平的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这有利于成都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加拿大英美会刚到成都时，成都当地还没有正规的医学院与护士学校。随着医疗传教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医生以及护士的需求跟着扩大。启德尔（Omar L. Kilborn)医生认为有必要在成都地区建立几所高质量的医学院，培养一批拥有扎实医疗知识的本土医学生。为了满足这一迫切的现实需求，该教会决定采纳启德尔（Omar L. Kilborn)医生的建议，在成都地区创建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以培养专门的医疗以及护理人才。当时成都地区封建思想还比较严重，妇女不可随意抛头露面，更不能随意与异性有身体上的接触。介于这种情况，英美会的传教士们在1914年便创办了“仁济男护士学校”，专门招收男学生并将其培养成护士。到了1915年，又以成都仁济女医院为基地设立了女护士学校。[15]这两所护士学校的建立为成都地区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护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成都当地医疗人才不足的现状。除此以外，该教会还创立其他众多的医学院和护士学校。在该教会所创立的医学院中，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最为出名。1914年1月，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宣告成立，这是英美会培养高级医学生的基地，由英美会的启德尔（Omar L. Kilborn)医生负责。该医学院教学质量高，师资力量雄厚，基本都是英美会具有高超医疗技艺的传教士任教，对学生的要求很高。正因为如此，才使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成都地区在医疗教育方面走在了全国甚至世界的前列。1917年，附属于华西协和大学的牙症学院正式成立，它由加拿大英美会的传教士林则(Ashley W .Lindsay )博士负责。牙科学院招生标准相对来说更加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它以西方先进牙科学院的高标准来要求入学的学生。华西协合大学是英美会在四川地区传教活动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华西协合大学培养了大批牙科高级人才，中国近代第一位牙科医生黄天启就毕业于这所学院，它为成都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英美会在成都的地区的医疗传教活动不仅重视医疗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将许多精力投入到提高公共卫生水平、改善当地居民不良生活习惯以及铲除封建陋习等方面。清末民初时期，成都地区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存在着许多封建陋习，政府因政局的混乱根本无力顾及公共卫生事业。许多居民有着酗酒、吸烟、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有些多人甚至还嫖娼与吸食鸦片，整个地区公共卫生状况极差。根据现实情况，英美会决定将改善成都地区的公共卫生状况也做为了自身传教活动的另一个重点。他们的措施包括开展疾病预防演讲，举办公共卫生系列的讲座，通过分发传单、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介绍健康生活的方式，以及组织群众进行体检和开办儿童福利院等[16]。这一系列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使成都地区因感染各类季节性疾病、传染病而导致死亡的人的数量有明显的下降。除此以外，英美会的传教士们还在成都地区开展了一些系列反鸦片的斗争，鼓励当地“烟民”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终于，在他们以及当地进步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当地政府于1909年下令关闭了成都地区所有的烟馆[17]。这一系列活动，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上也有利于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与铲除顽固的封建陋习。总而言之，加拿大英美会对成都地区医疗事业以及社会公共卫生领域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这也是如今基督教恩光堂作为纪念英美会的传教士们“纪念碑”被保存至今，并成为成都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堂的重要原因之一。
2.3“以医传教”的艰辛历程
英美会在四川成都地区“以医传教”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这个过程却十分坎坷，传教士们凭借自己坚毅的品格以及一颗对传教事业热诚的心，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磨难。
除了资金相对不足和人手短缺等客观条件之外，英美会传教士们在成都地区“以医传教”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当地民众及官员的偏见及敌视洋人和洋教的心理以及语言文化的障碍。19世纪末期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人对洋人和洋教的仇视成都越来越大，这使英美会在成都地区的传教工作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的中国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普通民众普遍认为外国人来华的目的就是侵略中国，他们对英美会态度也不例外。英美会刚刚来到成都时，十分受到当地民众和政府的排斥，可以说处在一种举步维艰的地步。当人没人愿意相信他们是来传教的，都把他们当成侵略者或者侵略者的帮凶来处理，从而不愿意为其提供任何的帮助。传教士们刚来成都，中文还不熟练，它们没法为自己的来川目的辩护，生活十分的艰难。因传教士们长相与成都当地民众大不相同，再加上当时成都地区封建迷信思想十分严重，有些民众不仅将这些英美会传教士们看作是魔鬼的化身，认为他们的到来会毁掉当地“正常安稳的生活秩序”，还传言称：“他们会诱拐小孩，并挖掉小孩的双眼用于制药”[18]，从而对其的传教工作进行严重的破坏。英美会传教士们所遭受到的最大挫折就是1895年爆发的“成都教案”，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成都的教堂遭到焚毁。
但是，这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都没有击垮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传教的勇气以及让福音之光普照偏远四川地区的决心。他们在“以医传教”中所表现出来的的这种坚毅、不惧困难的精神以及对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热枕之心，不仅促进了成都医疗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历程，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良好榜样。
三、结论
加拿大英美会在成都地区传教时间将近60年，在此期间为成都地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医疗卫生事业而言，虽然它是作为英美会传播“福音”的工具而开展起来的，但其实际效果却远远超出传教的范围。相对先进的医疗科技与知识，不仅挽救了许多成都居民的生命，让他们摆脱了疾病的折磨，更是提高了当地社会的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为该地区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医疗人才，对近代医学在成都地区的发展、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有着巨大的贡献。总之，加拿大英美会对成都地区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恩光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被保留至今的，它是对英美会为成都地区做贡献的一个最好的见证。
[1] 此处数据来源于实地考察，以及查阅成都市宗教志后得知。
[2] 此论点来源于陈泽民所著《基督教常识问答》第一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389页。
[3] 天津条约：清朝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明确规定外籍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
[4] 资料来源于刘吉西所著《四川基督教》第一版，四川基督教从属巴蜀书社，1992年11月，第1页。
[5] 资料来源：成都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市志· 宗教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6] 资料来源：成都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市志· 宗教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
[7] 资料来源：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1月,第2-3页.
[8] 资料来源：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1月,第2-3页.
[9] 资料来源：成都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市志· 宗教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50-251页.
[10] 资料来源：成都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市志· 宗教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
[11] 资料来源：成都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市志· 宗教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12] 资料来源：启德尔（Omar L. Kilborn)撰写的Heal the sick: an appeal for medical mission in China, Toronto: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1920年,第231-233页.
[13] 资料来源：成都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市志· 宗教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
[14] 资料来源：Yuet-wah Cheug所著的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 A Study of Two Canadi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Before 1937,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p43.
[15] 资料来源：徐俊波主编的：《百年仁济——一所医院的文化引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93-97页.
[16] 资料来源： 陶维斯夫人（Mrs. R. J Davidson)主编的《华西教会新闻》(The Wea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888-1943)中1912年版”Medical Note”这一篇,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8月.
[17] 资料来源：启德尔（Omar L. Kilborn)撰写的Heal the sick: an appeal for medical mission in China, Toronto: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1920年,第122-128页.
[18]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编制的：《四川教义与义和拳档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