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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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珍（西安交通大学）
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称19世纪是“基督新教世纪”（the Protestant Century），对基督教的历史而言是“伟大的世纪”（the Great Century）。[1] 这一时期，受基督教灵性复兴运动的影响，欧美各国教会掀起向殖民地传教的热潮，中国就是这波“基督教大宣教运动”的地区之一。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台湾成为新开的七个通商口岸之一，于是先是府城（今台南）、淡水开港，随后打狗（今高雄）与鸡笼（今基隆）也相继开港。[2]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士马雅各（James L. Maxwell）登陆府城，18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偕睿理（George L. Mackay）抵达淡水。在1662年荷兰基督教会撤离台湾200余年之后，基督教再次叩开台湾大门。
台湾是中国最早传入基督教（新教）的地区，时间是1624年，由荷兰人开启。荷兰传教士在传教的策略和方法上，开了在华传教办学的先河，但在医疗卫生方面未有触及。随着38年后荷兰殖民统治的终结，传教士带给台湾人的基督信仰很快烟消云散，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当二百年后西方传教士再度踏上台湾土地进行宣教时，采取了与荷兰传教士不完全相同的做法，他们用“手术刀”为“十字架”开道，要拯救灵魂，先拯救身体，“这一点使近代传教士一来到台湾，很轻易地获得了传教的主动权”。[3]
一、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在南台湾的传教
英国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支系。苏格兰长老教会是1560年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在苏格兰宗教改革中所建，持守加尔文主义，是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流派。19世纪中叶起，英国长老教会开始差派传教士到远东宣教。1847年首位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 Burns）抵香港，学习语言，练习传教。[4] 1851年，宾威廉来到厦门，选定厦门作为英国长老教会的首个在华传教中心。[5] 1858年汕头成为第二个传教中心。1860年，英国长老教会驻厦门牧师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6]与驻汕头牧师金辅尔（H.Libertas Mackenzie）搭船前往台湾，考察在台传教的可能性。由于厦门与台湾地理位置相近，加之厦门的闽南方言在台湾通行，杜嘉德向英国长老教会海外宣道会建议可以在台传教，获同意。1863年英国长老教会派马雅各（James L. Maxwell）[7] 医生前往厦门，学习闽南语。1864年，杜嘉德偕马雅各二度前往台湾探查合适的传教地点，后选定热闹繁华的府城作为台湾宣教的起点和中心。[8]
1865年6月，马雅各到达府城，把所租房屋分为两部分，内置医馆，外设礼拜堂，开始了在台医疗传教的工作。[9] 马雅各的医馆，“患者既无需支付分文，而效验显著，所以不到旬日，医馆如门市，就医者竟日达58人以上……但是这种成功引起了本地医生们的仇恨和反对，传出了洋医生杀害汉人取脑挖眼睛去制造鸦片之谣言，群众因而被激怒了……马医生等走路，就有人投石头，漫骂诽谤，而驱番等传单也出现……至7月9日，星期日，众遂包围医馆，扬言拆毁教堂。”[10] 后在县府干预下，马雅各结束在府城24天（6.16-7.9）的医疗传教工作，被迫将传教中心迁往打狗的旗后（今高雄旗津区）。7月中旬，马雅各在旗后租房，继续其医疗传教。1866年6月，“马雅各医生在其所租的地建竣礼拜堂，这是长老教会在台湾建筑的第一间礼拜堂。”[11] “8月12日（同治5年7月3日），礼拜天，在旗后新建竣的礼拜堂，宣为霖牧师给陈齐、陈清和、高长、陈围4人施洗，是日下午举行圣餐。这4名就是长老教会在台湾最早结的果子！”[12]
尽管传教初见成效，但本地人对传教士及信徒的反感与敌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1868年冲突接连发生。一连串的教案造成民众与洋人的空前对立，最终致使1868年底英国炮击府城安平港事件的爆发。事件之后，中英达成和议：官府告示民众严禁诽谤基督教，承认传教士在台有传教、居住之权。[13] 传教士在台湾的传教、居住权利得到保障，传教环境有所好转。于是马雅各将旗后一带的传教工作交给新派来台的李庥（Hugh Ritchie）[14] 牧师负责，医馆托付给中国海关所聘的万巴德（Patrick Manson）医生，自己返回府城再拓传教局面。1869年1月中旬，马雅各在府城二老口街租房设医馆及礼拜堂，重开府城传教事工。[15]
1868年之后，台湾较少大规模教案发生，传教工作开始变得平顺。随着教务的快速扩展，对传教士的需求也不断增加。1871年德马太（Matthew Dickson）、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抵台，1875年巴克礼（Thomas Barclay）抵台。简计之，1865-1895年英国长老教会先后向台湾派驻传教士21位，其中男性16位，女性5位。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奉派来到台湾南部，为方便商议传教事宜并节省经费，1876年结束打狗的传教中心，所有传教士集中居住府城，府城成为单一的传教中心，1877年1月在此组建台湾府教士会（Taiwan Mission Council）。教士会“成为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的合议执行机构，掌管本地传道者的养成、任免及派遣；宣道用地礼拜堂、学校、医院之取得及管理、宣教策略的厘定、施行及其他种种，可谓无所不管◦”[16] 因传教士的人事权及财政权均由英国母会掌握，所以教士会必须对母会负责，定期向母会报告台湾的教态发展情况、重要的传教事工，传教经费的运用也要征得母会同意。[17]
在教士会的推动及协调下，台湾南部教会多次召开和会，就传教及已建教会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大力推动南部教务的发展。1865-1895年，英国长老教会在台开拓46间教会，分别为1455名成人和1297名孩童施洗。[18]
二、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在医疗方面的尝试
如何在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中传播基督教？这是传教士必须考量及面对的问题。在基督新教宣教兴起之前，宣教活动已历时15个世纪。[19] 不同时代产生了不同的宣教策略，19世纪下半叶来华传教士的策略主要是“设立宣教中心，进行社会关怀，兴建学校、医院，出版书刊。”[20] 这一策略在台湾的宣教中得以充分贯彻，根据对英国长老教会1847至1947百年史的统计，该会差遣三类驻台宣教士（教牧宣教士、教育宣教士和医疗宣教士）的比例为4:2:1[21]，其中1865-1895年间的比例为10:5:6（传教士总计21名）[22]。
清末，台湾的基督徒大多属于经济生活欠佳、未受良好教育的社会下层民众[23]，为了因应这一环境需要及推广教务，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在医疗、教育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以期打开传教局面，落实传教效果。首任驻台医疗传教士马雅各说：“传道跟在药丸和外科刀剪的后面。一个病人病愈时，正是传福音的最好时机。”[24] 台湾初代信徒有极大部分是在医馆接受治疗后信主的，如麻豆基督长老教会第一位信徒王道，因为牙痛，在中医无效之下，来到医馆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信主[25]，成为将基督教引入麻豆的第一人。
1865年6月16日，马雅各在府城租屋进行医疗宣教，这是台湾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医学。之后三十年间，英国长老教会在南部地区设立了旗后医馆、府城旧楼医馆和大社医馆。
1866年9月，马雅各在旗后新建礼拜堂对面开设可容8名患者的医馆，这可以说是台湾西式医院的诞生。1868年马雅各重返府城时，将旗后医馆托万巴德暂时协助，继续开业。[26]
府城旧楼医馆又称二老口医馆，今台南新楼医院前身。此医馆乃马雅各重返府城后1869年1月所创建，地点在府城内二老口街府东巷尾的许厝。马雅各将这里设为医疗传教的根据地，根据马雅各1868-69宣教报告书，仅1869年5月医馆就接待住院病人80人，门诊病人1067人。[27] 继马雅各之后，陆续有德马太、安彼得继任为院长。后因医馆扩建，1900年由许厝（一般称此处为旧楼）迁移至近东门的新楼。[28]
卢嘉敏1890年在岸里大社开设医馆。[29] 看诊的人相当多，医馆工作也十分忙碌。1892年6月10日卢嘉敏因病过世，大社医馆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闭馆[30]，直到1895年兰大卫（David Landsborough）医生接替。
台湾民众起初抗拒、排斥基督教，医疗传教成为长老教会用以消除抗拒、博得好感、化解冲突的利器。长老教会第二位医疗宣教士德马太写到：“基督教医院是引人入信最好的地方。当病人由远处前来求助时，医疗宣教士久迎入那人，纪录其姓名、年龄、地址。他就被引到其病床，受治疗，而往往得到痊愈。在他住院期间，每日不但得诊疗，也听到福音。”[31] 如埤头民众得到医疗传道的好处，就常有人到附近的旗后医病听道，于是1868年马雅各决定把福音传往埤头。随着埤头信众渐多，马雅各便派高长及吴文水常驻于此，后又请李庥前来，埤头教会就此建立。[32]
1865-1895年间，英国长老教会21位宣教士中医疗宣教士有6名，占28%多的比例，可见医疗宣教受重视的程度。
三、加拿大长老教会及马偕在北台湾的宣教
加拿大长老教会在制度上沿袭苏格兰长老教会，该会受1843年苏格兰教会分裂的影响，加入“苏格兰自由教会”[33]，1861年该会改名为“加拿大长老教会”（Canadian Presbyterian Church）。1871年，偕睿理作为该会首任海外宣教士，被派往中国宣教。1875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和加拿大的其他长老教会合并，称为“加拿大长老教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偕睿理，中文又名马偕[34]，1884年3月21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870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后又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院深造。在英期间，马偕得知之前向加拿大长老教会海外宣道会申请成为海外宣教士一事已获批准，并将派他到中国传教，于是他束装返国接受任命。[35] 因加拿大长老教会与英国长老教会海外宣道会的联络，1871年12月马偕到中国后，即与英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士合作，学习英国长老教会在南部的工作方法，同时也获得许多关于台湾的知识，并学会了台湾方言的八声及一些汉字。由于南部教会已有良好基础，传教的空间不大，而北部人口稠密，发展迅速，却没有宣教士，也没有布道站，遂决定前往北部传教。于是在李庥（Hugh Ritchie）牧师与德马太（Matthew Dickson）医生陪同下，搭船北上，1872年3月9日进入淡水港。故此，3月9日成为北部长老教会的设教纪念日。
自16世纪开始，淡水就因港口宽敞，内有便利的河运网络等良港条件，而成为北台湾的大门。不仅西班牙、荷兰时代以它和鸡笼为东亚贸易的中继站，清朝也以它为两岸移民、物产对渡的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中列明淡水为通商口岸，再经北京续约，辗转发展，淡水一跃成为国际商港。马偕抵台时，正是淡水港迈向黄金时代之际。[36]
1872年4月8日，马偕在淡水租到一间预备作马厩的房子为栖身之所，开始了他在台近三十年的传教活动。1873年2月9日，严清华、吴宽裕、王长水、林孽、林杯五人在淡水受洗成为基督徒。[37]之后，马偕以淡水教会为基石，沿淡水河域向外扩展。不同于英国长老教会在南台湾的集体宣教，加拿大长老教会在北台湾的宣教几乎由马偕一人独当。
马偕的宣教也是以医疗开路。他本身虽非医生，但具备基础的医学知识，在传教旅行时常携带一些西药为病人服务，且又善于拔牙，因此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病痛问题，也大大有助于他的福音传播工作。由于以淡水为中心的医疗传教工作成效不错，马偕遂向母会加拿大长老教会提出，需要一位专门的医疗宣教士来台协助。此议得到母会批准，1875年1月29日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二位海外宣教士华雅各（J.B.Fraser）抵台，他不但是医生，也是牧师，其加入对马偕的宣教帮助很大。[38] 之后，加拿大长老教会陆续又派遣闰虔益（K.F.Junor）、黎约翰（John Jamieson）、吴威廉（William Gauld）来台协助马偕。
虽然陆续有宣教士前来协助马偕在台传教事工，但除吴威廉外，其余宣教士都因家眷之去世或本身健康关系，无法长期留在台湾服务。[39] 因此，北部教会开创的最初20年，可以说是马偕一人负责。到中法战争前三、四年，也就是1881年，在北台湾已建立教会20所，培养传教人员20名，发展信徒300名以上。[40] 另外，1879年“偕医馆”落成，1882年“牛津学堂”竣工开学，马偕建立了长老教会在北台湾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新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设立。1882年中港、板桥、后龙设教，翌年噶玛兰平原的进展更是惊人，半年间即有500人改信，建立教会11所。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台湾教会，尤其是北部教会，遭遇极大灾祸，许多信徒受苦惨死，礼拜堂被毁。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远因是近代外敌侵略带给台湾人民的屈辱，近因是法人侵台，台人警惕、愤怒，“不但对所有的外国人抱有敌意，亦怀疑本地籍之传教者及基督徒‘通番’，所谓通番即与法人串通联合之意。所以人民对所有的基督徒，加以百般虐待，甚至折磨致死。”[41] 基督教的传入和各国的军事侵台、经济侵台是同时并进的，台湾人民认为传教只是侵略者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占领台湾。再加上西方各国在台均设有领事馆，另有条约保护，因此教会大多不受大清的约束，因此台湾人民将外国传教士视为特权阶级，不愿与教会有过多的过往。[42]
战后，马偕重建教堂，这场教难是马偕和长老教会在台湾最大也是最后一次。1886年10月，官府命人接连五天敲锣宣告：今后百姓不得再称马偕“番仔”，当须尊称“偕牧师”。[43] 此后，教会拓展顺利。1895年11月，马偕在加拿大完成他的著作《台湾六记》[44] 并付印。这本记录他在台宣教期间经历、见闻和研究的著作，已成为当今研究台湾历史、文化的极品。
马偕在北台湾宣教29年，早期（1872-1878）的宣教以淡水河、新店溪及基隆河沿岸，也就是以台北盆地及西部沿岸地区为主，1883年以后进入噶玛兰（今宜兰）平原[45]，1890年代则远赴奇莱平原[46]。仅在第一个十年他就建立了20间教会，接受300名信徒受洗。第二个十年，他不仅创立牛津学堂和女学堂，大力培养训练本地传道人员，并将福音拓展至兰阳地区。到1901年去世时，马偕建立了60所教会。[47]
四、马偕在北台湾的医疗宣教
马偕本身并非医生，但他在北部传道之初，就十分注重医疗方面的事工，“医疗传道之重要，已经毋须再强调了，这是凡知道近代传教工作历史的人都承认的。从我们在台湾开始工作时起，就重视主的话语和榜样，用医病的办法以求获得迅速的利益。在我预备作海外宣道工作所受的各种训练，应用起来，都没有比我在多伦多及纽约所做过的医学研究，更见有用。”[48] 在初到淡水的1872年10月4日，马偕就在信中写到：“我还深信，在淡水必须建立一所医院，同时差派一位医生宣教师来从事医疗传道——这将是在上帝手中召集饥饿的心灵来到耶稣跟前的一个上好的途经。”[49]
马偕初期的医疗工作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旅行传道中，马偕随身带有常用西药，随时帮助各地的病人。驻沪尾、台北与鸡笼的几位外国商人中行医的医生提供许多药品给他，使得马偕每次外出都能带有不少药品。当时本地人最为恐惧的、也最普遍的疾病是疟疾，马偕用柠檬汁为饮品，反复用奎宁治疗这病。他的药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白药水”，很多人常到沪尾或各地教会索要这种药水。1878年，马偕还与英国领事馆的医生林格共同发现人体内的“肺蛭虫”，轰动全球医学界。马偕不仅自己常替病人医治，也叫门徒尽量学习西洋医学，“本地传教人员生活在许多病人中间，熟悉他们的情形，利用他们所学的外国医学，最适于为他们治病，同时可向他们宣传基督教的福音；因为基督自己也是‘治愈了各种病人’的大医师。”[50] 他的门徒中如陈能、郭希信、林清火、林有能、柯新约等，后来都得到正式的医师开业执照。
第二是牙医治疗，这是马偕医疗传道中最广为人知的，对他的传道工作大有帮助。当时因疟疾、吃槟榔、抽烟等引起的牙病非常普遍。马偕及门徒旅行各处时，“通常站在一个空地上或寺庙之石阶上，先唱一两首圣歌，而后替人拔牙，继而开始讲道。拔牙时病人通常站着，牙齿拔下之后，放在他的手上。若保留了他们的牙齿，即将引起他们的怀疑。若干学生是用钳子拔牙的专家。我常在不到一小时内拔取一百个牙齿。从1873年以来，我亲手拔取了21000个以上的牙齿，学生和传教士们拔了大约这个数目的一半。……拔牙实际比其他任何工作对于破除民众的偏见及反对有更大的效力。”[51]
第三，以他在沪尾的家作为医疗中心的医院工作。马偕住在沪尾不久，就有许多敢接近外国人的本地病人寻求他的帮助。马偕在英国领事侍医林格（Ringer）的合作与协助下，不但供应所需药品，还从外国人中募集基金，租下自己家隔壁的房屋，专供医疗事工。每天下午，马偕亲自到此医疗中心出诊。在1874年3月的中国海关报告中，林格如此写到：“我与偕牧师合作，于1873年5月在沪尾开始对本地人的施疗工作。十个月来已来了640位病人，许多是从十哩以外的远处走路来的。”[52] 第二年中心接待了593位新病人，535位旧病人。[53]
因着传福音的使命，并受医疗传道成功的鼓舞，马偕向加拿大母会请求再派一位专门的医疗宣教士来帮忙他在沪尾的工作，获母会批准。1874年华雅各（J.B.Fraser）医生兼牧师被任命为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二位海外宣教士，1875年1月抵台。这时正是沪尾医疗工作开始上轨道之时，华雅各很快就开始投入到治疗工作之中。可是，华雅各仅在台工作两年，就因妻子病逝而返加。
1879年，在美国一位船长遗孀所捐3000美元的资助下，“偕医馆”（Mackay Mission Hospital）设立，这是北台湾最早的基督教医院。医馆前部分为门诊与药局，后部分为可容纳数十人的住院部。医馆由马偕主持，加之驻沪尾的约翰生（C.H.Johansen,1880-1886年）和雷尼（Rennie,1886-1892年）协助，门徒每天下午来此当助手，平均每天可接治75位病人。医馆工作了20年之久，直到1901年马偕去世暂停。
据马偕1895年的报告，北台湾设于教堂的施药所60个，医院门诊10736人次，信徒奉献给医院的经费264.1元，外国人奉献给医院的经费269元。[54] 这一年，马偕在其From Far Formosa一书中写到：“我们并不夸张地说：受诊治的人都医好了，或者医好了都成为基督徒。在23年间，医好了的人数目甚大，被解除痛苦的人尤多。这种医药的服务使他们对于布道团更加亲善。许多人成为信徒，并且将他们的经历告知其亲人朋友，这些医药工作的功效是不能估计的。”[55]
马偕医疗宣教的用意有二：一是为了践行基督教爱人的教义；二是藉由西方的医疗技术来破除当时民众存有宗教迷信、被鬼附身和精灵作怪所引发疾病的观念，及改变民众患病时求助于荒诞宗教仪式与乡野古法的行为，使病人医治期间来认识基督教，进而接受基督教，成为信徒。[56]
结语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及欧美基督教会掀起对外宣教热潮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和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进入台湾南部和北部地区，与台湾社会发生了微妙的互动。
英加传教士藉助医疗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初抵台湾之时，传教士感到陌生和不适的，除了文化差异，更多是台湾社会对西方的愤怒情绪。他们受到种种骚扰和攻击，所到之处被呼为“洋鬼子”、被跟随围观、租房遭遇麻烦。但藉助医疗传教，这一局面在很短时间内大为化解，因为台湾民众或许会质疑十字架的意义，却不会漠视手术刀的效果，他们成群结队来到传教士开办的诊所，接受治疗。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使台湾人逐渐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有的人开始了解、接受和信奉这一信仰，尽管他们不清楚“上帝”为何许人，只知“福音”或许能保住他们的性命。信徒大多是通过医疗救治而受洗入教，医疗作为一种辅助方式确实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正如当时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医生的哥利支在向英美发出的呼吁书中所说：“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57]
传教士的医疗活动改善了台湾的医疗环境和民众的个人健康水平。在传教士创办医疗事业之前，台湾的医疗水平是很落后的。环境恶劣、不讲卫生、缺医少药是普遍存在的现实。 城乡许多地方缺乏排污设施，住房拥挤，空气不流通，水源污染严重，致使各种疾病流行。一般民众因贫困而无力就医，患病后往往请巫婆神汉或听天由命。尤其在偏远农村，类似鬼神和巫术等封建迷信十分盛行。一些大大小小的疾病都能跟鬼神相关联，巫师的存在很容易让无处投医的人获得希望。与此同时，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一直没有突破，更对人体骨骼的了解较为缺乏。基督教的医疗事业对解除饱受病痛折磨的台湾人民的痛苦起了很大作用。教会医院的医疗条件比较高，医疗效果比较好，所以引来无数求医者。传教士凭借硬朗的医疗技术，为传教活动开辟坦途的同时，首次把西医知识和技术输入台湾，客观上推动了台湾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台湾地区的社会进步。
19世纪的传教士普遍存在一种思想，认为基督福音与西方文明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源泉，后者是前者的果实，二者相辅相成，因此福音传播与社会服务的事工应同时并举。在这种基督教救世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差会倾注大量人力物力，举办教育、医疗和出版事业，以不同方式参与中国的社会改革。“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自十九世纪以来，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领悟领会而酝酿醒觉思想。同时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介绍而在中国推广。”[58] 英国长老教会派驻台湾的传教士也是如此，他们所开办的医馆、创设的白话字、开设的学校，无一不带给台湾新式现代化。
历史复杂而有趣的是，基督教成为东亚地区和现代文明接触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东亚民众透过教会所设立的学校和医院等机构来认识、体验现代文明的内涵。而基督教往往又是伴随着东亚地区的被殖民而传入的。近年来许多学者使用“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一词来讨论殖民主义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解释殖民地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多元性。仅就台湾而言，英国传教士在台湾南部的传教成果尽管有限，基督教社群也规模很小，且多为社会下层，但因基督教与现代性的密切相连，在主动或被动的现代化历程中，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还是对台湾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1), vol. Vi, p.33.
[2]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著，《台湾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6，第89-90页。
[3] 林金水主编：《台湾基督教史》，九州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3页。
[4] 张妙娟：《开启心眼---台湾府城教会报与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教育》，台南：人光出版社，2005，第32-37页。
[5] 张妙娟：《开启心眼---台湾府城教会报与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教育》，第40页。
[6] 赖永祥：《杜嘉德驻厦门》，《台湾教会公报》1975期（1990年1月7日）。
[7] 吴学明：《从依赖到自立---终战前台湾南部基督长老教会研究》，台南：人光出版社，2003，第16页。
[8] 自17世纪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后至19世纪前半叶，台湾的一切文化皆以台南为中心，主要的发展都在南部。到了20世纪，台湾的政治、交通、商业、文化中心才渐移到以台北为中心的北部地带。高菁敏著《宗教组织变迁之研究----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教会与社会委员会为例》，台湾真理大学宗教学系硕士论文，2007，第15页。
[9] 吴学明：《从依赖到自立---终战前台湾南部基督长老教会研究》，第17页。
[10] 赖永祥：《看西街设教受挫》，《台湾教会公报》1997期（1990年6月10日）。
[11] 赖永祥：《在旗后建立教堂》，《台湾教会公报》1999期（1990年6月24日）。
[12] 赖永祥：《最早的领洗者》，《台湾教会公报》2002期（1990年7月15日）。
[13]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外事篇），第130页。
[14] 李庥是英国长老教会直接派遣来台的首任牧师，参看陈梅卿著《清末台湾英国长老教会的汉族信徒》，《东方宗教研究》新3期，1993，第208页。
[15] 陈政三：《翱翔福尔摩沙》，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第58页。
[16] 赖永祥：《台南教士会议事录》，《台湾教会公报》2351期（1997年3月23日）。
[17] 林治平：《台湾基督教史---史料与研究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8，第10页。
[18]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10页。
[19] R.Pierce Beaver著，李亚丁译：《宣教策略史》，收于陈惠文主编《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美国加州：大使命中心，2008，第221页。
[20] 苏文峰、刘智钦：《中西宣教史》，收于《中国学人培训材料•宣教系列》，美国加州：大使命中心，第24页。
[21] 郑淑莲：《清末台灣基督教女子教育的發展—以台南長老教女學之設立為例》，《弘光學報》33期（1999年4月），第34页。
[22]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469-472页。
[23] 林治平：《基督教与台湾》，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第79-80页。
[24] 黄茂卿：《太平境马雅各纪念教会90年史（1865-1955）》，台南：共同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第165页。
[25] 黄茂卿：《太平境马雅各纪念教会90年史（1865-1955）》，第165页。
[26] 赖永祥：《旗后医务的进展》，《台灣教會公報》2003期（1990年7月22日）。
[27] 潘稀祺：《台湾医疗宣教之父——马雅各医生传》，台南：新楼医院，2004，第96页。
[28]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170-171页。
[29] 《台湾府城教会报》第60张（1890年4月），第33页。
[30] 颜振声著，杜聪明译：《南部教会医疗传道史》，《台湾教会公报》663-677号（1940年6月-1941年8月）。
[31] 转引自郑仰恩：《宣教心•台湾情---马偕小传》，台南：人光出版社，2001，第24-25页。
[32] 《台湾府城教会报》第45张，1889年2月。
[33] 1560年苏格兰以加尔文改革宗为国教后，改革宗逐渐成为英伦三岛的国教。1843年，一群有信仰坚持的牧师和长老，为免于教会体制的腐化和堕落，放弃英国国教的庇护，另组“苏格兰自由教会”（Scotland Free Church），《台湾女婿黑须番》第18页。
[34] “偕睿理”是依据闽南语发音转译George Leslie MacKay而成，因中国人姓名习惯上为三个字，所以不译成“马偕睿理”。嗣后他获得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赠予的神学博士学位，有人称他为“偕博士”或“马偕博士”，台湾不少人直接昵称为“马偕”、“偕牧师”、“黑须番”（Black Bearded Barbarian）。苏文魁著，《台湾女婿黑须番》，台南：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公报社，2012年，第16页。
[35] 马偕著，陈宏文译，《马偕博士日记》，台南：人光出版社，2001年，页13-15。
[36] 《台湾女婿黑须番》，第24页。
[37] 赖永祥著：《淡水五人受洗接餐》，《台湾教会公报》第2188期 ，1994年2月6日。
[38]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50-52页。
[39] 黄六点主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部教会大观---北部设教百周年纪念刊》，台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部大会，1972，第14页。
[40]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79页。
[41]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80页。
[42] 连伟龄，《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之研究（1865-1987），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第23-24页。
[43] 《马偕博士日记》，第143页。
[44] 《台湾六记》，又译《台湾遥寄》，原名From Far Formosa。
[45] 噶玛兰平原，旧称“蛤仔难”、“兰阳平原”，位于东北部海岸与山脉之间，马偕宣教时代有数千平埔族人居住，汉人很少。平埔族以兰阳溪为界，划分为36社，溪北20社，溪南16社，靠捕鱼、务农为生。《台湾古早教会巡礼》，第321页。
[46] 陈梅卿，《清末加拿大长老教会的汉族信徒》，《台湾风物》第41卷第2期（1991年6月），第40页。
[47] 《认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12-14页。
[48] G.L.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896, p.308.
[49] 《宣教心·台湾情——马偕小传》，第162页。
[50] G.L.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896, p.314.
[51] G.L.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896, pp.315-316.
[52] Hugh MacMillan, “First Century in Formosa”, Taipei, 1963, p.37.
[53]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 第51页。
[54] George Leslie Mackay, ed., J.A.Macdonald,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 1895), p.333.
[55] G.L.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896, p.133.
[56] 林素珍，《台湾长老教会对原住民宣教之研究（1912-1990），台中：东海历史所硕士论文，1992年，第19页。
[57] 《中国丛报》1835年12月，第386-389页。
[58]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