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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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福（内蒙古师范大学）
摘要：登州文会馆作为一间基督教大学，制定了先进的教育管理制度，培养出了中国近代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文章试图通过对狄考文等人契约精神和文会馆规章制度的分析，来探讨文会馆法制精神的培养过程。
关键词：狄考文 登州文会馆 契约制度 学生社团
登州文会馆是最早强调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会学校，[1]它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于1864年创办的蒙养学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于1884年被确定为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2]也就是民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会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规模并不大，却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发展为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曾一度开设与中国当时科举制度下学子读书内容完全一致的传统课程，且招生、授课模式以及学生管理等都很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将文理，中西甚至工科和医科统统融为一炉，学生毕业后各有所长。([3]，P8) 狄考文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863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携新婚妻子狄邦就烈(Julia Brown，1837-1898)来到中国上海。他在出发前，曾发愿：“我决意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中国，死在中国，葬在中国。”([4]，P1) 1864年4月2日，狄考文在他们夫妇到登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4]，P84)最终这所男童学校于1864年9月正式建立。
狄考文在长期的传教活动中发现，中国的封建官僚“对纪律和实用知识都一无所知”，而他们“所知道的知识却毫无价值”，士绅们则是“是懒惰、罪恶和愚笨的化身”，[5]因此狄考文要培养与中国旧式文人不同的，具有基督信仰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型人才。狄考文给教会学校确定的教育目的是“要对学生进行智力的、道德的与宗教的教育，不仅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下中捍卫和促进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6]但他同时又强调学校不是改变信仰的直接手段，它只是提供了学生转变信仰的一个很好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州文会馆的教育内容和规章制度必定带有很深的基督信仰和契约精神。
- 文会馆建校之初的契约尝试
狄考文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宣教士队伍，用西方科学的思想和知识驱除迷信思想，决定兴办教育。他认为：“不能单纯地将基督教引入中国，我们要依靠教育这样的武器和支持，确保基督教不受侵蚀，维护它的纯洁，保护它不受所有魔鬼的侵犯。”([4]，P87)由于当地百姓对狄考文办学目的存有疑虑，士绅阶层则认为传教士办学招生过于放肆，狄考文在建校之初，只招到六名学生，都是当地极为贫困农民家的孩子，他同学生家长签订契约文件，约定学生必须学满6年。这六名学生分别是：李世光（虽学满六年，但回家后即“背道”）、王春龄（是唯一一个读过一年私塾的学生，学满六年，后来去北京的华北印书局工作）、邱道和（不堪造就，后遣归）、邢道明（毕业后入教士院，以传道终其身）、侯诚信和关住（这两个人由于家长不愿签订把孩子留在学堂规定的年限的契约，其父“即行领归”。([3]，P66)
随后学校又招了几名学生，狄考文都与家长签订了契约，狄考文在传教和教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种契约精神。下面是一份狄考文与一名学生家长签订的为期六年的学习契约[7]：
图 1文会馆最初契约
虽然狄考文与学生家长签订了学习契约，但在后来的执行中并不顺利。很多家长“需要孩子在田地劳作，而不是在学校里安心学习”。他们无视契约的存在，擅自将孩子带回家中。据统计，截至 1872 年，共有20 名学生擅自离校，但仅有 5 名学生偿还了费用。[8]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狄考文的契约尝试是失败的。首先，狄考文起初招到的学生都是极度贫困的山东农民的孩子，最初的6名学生就是乞丐或者接近乞丐，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才进入学堂的，学生素质可想而知。李世光、王春龄、邢道明3名学生[1]都学满了6年，只有邱道和一名学生是因为太过愚笨被遣归的，李世光则是在其父亲的威逼之下放弃了基督信仰，要知道当时在封建思想中毒很深的时代，尤其在山东这个儒学的发源地，一个孩子在周围世俗压力之下不敢坚持自己的信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据1991年出版的《登郡文会馆要览》记载，有一位学生[2]不但学完了全部课程，而且还成为“一位极其能干、非常有影响的人物”。([3]，P15) 在那么艰苦和语言不通的条件下，狄考文和妻子狄邦就烈在几名乞丐中仅用6年时间培养出一两名好学生，实属不易了。其次，最初的6名学生中的2名学生的家长则是不愿意签订契约而退出的，之后虽然被开除的学生和私自回家的学生占到了大多数，但还是有5名学生：于天宝、路铎、路钊、尹鸿恩、李公昌等人是偿还了学费才离开的，([3]，P67-68)在那样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不堪造就”的学生还能回来偿还学费，可见契约还是起作用的。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学生人数的增多，学校也不再只是免费教育，开始收取一定的学习费用，减轻了学校的经济负担。同时学校也开始提高入学的条件，施行考试入学制度，保证了生源的质量。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声望的提高，狄考文放手改革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规章制度，五易中国教习，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学生的建立在基督信仰和契约精神上的教学之路。
二、文会馆宗教课程与图书
文会馆作为一所基督教学校必定会教授一些基督教相关的课程，但是狄考文并不是强迫学生信仰基督教，更多的是通过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来感染学生，从而形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文会馆还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关于宗教、政治和法律的图书。
1、宗教课程
关于学堂的日常学习工作情况，狄考文写道：学生早上 6 点钟开始学习，8 点止。然后，全体到大教室做早祷。早祷之后，休息一小时，吃早饭。9 点半钟，再开始学习，直至 12 点半。下午，还有 4 个小时的集体学习时间。在冬季白
天最短的时候，早晨的学习时间挪到晚上。([3]，P91) 文会馆的学生约有半天时间学习基督教和科学，基督教课程方面，备馆课程第一年念、讲倪维思夫人的《耶稣教问答官话》和念《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年学习《新约》历史和念《以弗所书》以及《歌罗西书》，第三年学习《旧约》历史和《诗篇》选读；正馆课程第一年学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译著的《天道溯源》（Evidence of Christianity）前半部，第二年学习《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第三年学习《救世之妙》，第四年学习丁韪良的《天道溯源》后半部，第五年学习倪维思（Nevius)编著的《罗马书》，第六年学习道德学[3]([3]，P3-9)从内容上看，基督教的课程并不多，但是那种对于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研究文会馆的课程内容不难发现，在众多来华宣教士中，对狄考文和文会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丁韪良，一方面丁韪良著述颇丰，科学方面有《格物入门》共七卷，法学方面有《万国公法》，宗教方面有《天道溯源》等，另一方面丁韪良还是狄考文家的坐上客，经常在夏天去登州度假。《格物入门》长期是被狄考文采用为教学课本，直到赫士来华采用加诺物理的教科书，而《天道溯源》要用两年的时间来学习。丁韪良强调以是非心的宗教道德理念来区分善恶，“人之所以别善恶者，其智也。其所以甘为善，而不甘为恶者，是非心也。”[9]对印度寺庙里蓄养雏妓和中国人祭河神等迷信现象都进行了批判。
这种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对学生祛除迷信和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形成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平等观念。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则更多的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在思想观念上冲击着学生的心灵；基督教认为男女平等，把女人当姐妹，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基督教注重的至多也只是男女之间教义上的平等，它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世界。[10]但仅仅是这种教义上的平等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是很大的震撼，儒家思想更强调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极度保守的清政府更是将对妇女的歧视和限制发展到了近于虐待的程度，清朝妇女缠足是历史上最为普遍的。这种平等观念对当时社会最底层出身的文会馆学生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二是生而自由。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是清朝专制政府限制人的自由迁徙、人的职业自由选择，设置文字狱，对中国人的束缚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基督教的自由观念都对解放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是天赋人权。中国封建社会强调君权神授，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民间也有好皇帝歹皇帝得有个皇帝的说法。而基督教强调天赋人权，人与君主、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法制观念促进了文会馆学生法制思想的形成。
2、图书馆中的宗教与法制书籍
文会馆图书馆有很多关于宗教（道学）的图书，以备学生参阅。在图书略目中列举的主要有37种：新约注解、道原晰义、新岛信道、旧约注解、和声鸣盛、古欧洲人信道记、柏得门进道、自西阻［祖】东、救华卮言、拔剑逐魔、百年觉、奥古斯丁归道、西方归道、梁马利亚、两教辨正、救世教益、圣道代兴、太平洋传道录、瑟的那但、神仙鉴、沈觉斋信道、佛书二十种、破船救人记、英格兰族归道、人谱、小英雄、古世文明、信魁济梵传、圣经溯原、麻笛论道探原、英国得基督教缘始、古圣徒殉难记、天国初入英国说、慕翟先生行迹、五洲教案记略、色特勒族归道。
政治类书籍有21种：东洋历史教料书、通商约章、税敛要例、保富述要、中国近政考、英国水师考、各国政治交涉便法论、时事新论、理财节略、佐治刍言、美国水师考、中国度支考、国政贸易相关书、威廉振兴荷兰记略、工业与国政相关论略、西洋兵书、英俄印度交涉、泰西学校教化议、五大洲女俗通考、教化议、俄国政俗通考。
法律类书籍有6种：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公法会通、公法新编、公法总论、万国公法要略。([3]，P79-80)
学生在图书馆博览群书过程中，对于西方的政治、道德和法制理念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同时图书馆还有中国当时的政治法律书籍，如大清会典和大清律例以及中国近政考和中国度支考等，这样学生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不但学到了相关的知识，还会对中西社会政治思想和法律进行对比，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三、文会馆的管理制度与学生社团建设
文会馆在狄考文、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等人的带领下很早就建起了学校管理制度，而这些制度则是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为前提的，并由此衍生出很多学生自主社团。无论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自主社团都对学生的道德法制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1、学校规章制度
文会馆在长达数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适合当时学生和师资特点的管理制度，其代表则是于1891年出版的《登郡文会馆典章》。典章中的登郡文会学馆共有20条款，其中第三条指出：文会馆之所以为名者，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3]，P25)这样就确定了文会馆建立的原则和目标，一方面教授天下至要之学，另一方面以文会友，广交天下志同道合之友。学馆章程还规定了学制为3加6模式，即3年备斋，6年正斋，而且详细规定了备斋和正斋的入学条件和学习要求。文会馆以《登郡文会馆典章》为总纲要，还设有6大类条规，一日礼拜条规，二日斋舍条规，三日讲堂条规，四日放假条规，五日禁令条规，曰赏罚条规。实事求是，言出法随，无朝令夕改之弊，俾生徒有所遵守。设立如此多的条规的原因是“学堂具法人性质，必管理綦严以端趋向。倘秩序紊，斯学术荒矣”。([3]，P73)由此足见狄考文、赫士等人用心之良苦。
以礼拜条规为例，文会馆师生每天清早八点钟会集礼拜，虔事上帝。监督倡领读经，同众歌诗析祷。而且每周日还有礼拜活动。这也可以比较好的理解，虽然学校没有太多的基督教课程，但在这样的基督教校园文化的氛围中，学生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平等、人权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文会馆6大条规中的赏罚条款，对于学生的不端行为进行惩戒，是必须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仅惩戒的部分，文会馆也经过了从体罚到文明制度化的过程。狄考文在建校初期，学生素质较低，年龄层次不齐，很容易出现学生欺负弱小同学的事情，如不及时制止，必然引起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狄考文对于严重犯错的学生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手段，还有鞭打等惩罚，所以学生畏之如虎，才有狄老虎的名字。在登州文会馆这么一所有着复杂年龄段学生的学校，惩戒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狄考文在1869年4月9日的日记里就记述了这样一件惩罚学生的事，有一名叫雷俊基的学生因为一些事服毒自杀，首先狄考文及时救助了他，然后狄考文写道：“一两天后，当他又来上课的时候，我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按规矩报狠鞭打了他一顿。我认为鞭打这件事情很严重并觉得我应该那样做。现在我认为，那样做对他有好处。上星期让他站到讲堂前，反复道、忏悔”。([4]，P93-94)显然狄考文的惩罚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之后是赫士任学校监督时，赫士虽然很严厉，但较狄考文则稍显宽松，每礼拜轮派一人为值日生，司册薄。一礼拜内，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记册内。礼拜一清晨礼拜毕，值日生呈于监督监督阅过即逐一剖断，辨其曲直，判其是非，以训诚而惩责之。此条至赫士先生去后，始行废除。([3]，P73)显然赫士的做法更为民主些，他给了学生更多的申诉机会。再后来，伯尔根任监督时期的文会馆，学生生源素质更高，学校也采取了更为稳妥的惩戒措施，不再施行体罚的方式。
2、学生建社立会
文会馆师生建有八个自治会组织，建会的目的是“可以劝善规过，可以赏奇析疑，使同学少年，不至荡检而逾闲”，事后发现“于学问、道德有所裨益”，而且“成效甚著”。最初设立学会的时候，是由狄考文强迫参与的，“学生不必自愿，而由监督督率之，著为学课之一”。之后则为自愿参加，“由学生首先发起，监督因而赞成之”，而设会的“章程规条均由学生议决，而监督不与问也”，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自重自善之心”，青年会即是自愿组织的。([3]，P86)
文会馆立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狄考文强制组织时期，这时首先组织起辩论会（1866），尔后建立传道会（1876）；第二阶段为狄考文和茱莉亚组织，师生自愿参加阶段，这时组织的自治组织有勉励会（1883）、戒烟酒会（1886）、赞扬福音会（1886）；第三阶段为师生共建，以学生自主阶段，这时建立的组织有新闻会（1895）、青年会（1895）、中国自立学塾会（1895）。（登州文会馆P86）其中建会最久，规则也最为完善的药数辩论会，辩论会原名“摛澡”，显然源于清代的摛澡堂。辩论会由于年级不同分为三会，正斋学生包括“高谈”和“阔论”两会，备斋则有“育才”会。且设有《文会馆辩论会章程》，包括总纲15条，规条30条，其中总纲第一条规定：本会以交换知识，练习口辩，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为宗旨，因取名辩论会，一名学生共和会。[4]规条中第14条要求“一会员只可发议一次，以三分钟为限”，与现代辩论会章程无异，因此《文会馆志》作者之一的王元德盛赞：“辩论会者，学生共和国之实验场也。聚一堂学生而公立之，自定法律，自守范国，自治自立之道基于是矣。况言论之オ，藉此可以练习，道德之心，藉此可以培养，于学生前途大有裨益。此民国学堂，所当急为附设，而广收其效者也。因将原订章程，略加修怖，或资诸君子所采用焉。”([3]，P104)狄考文最初建立辩论会也是按照美国众议院的模式设计的，也是他建立文会馆教育思想的体现。
学生立会也是走过了从被迫到自愿、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起初学堂学生都是灌输教学，是没有自主立会的传统的，再加之清政府为避免结党，所以学堂章程也不允许学生立会，因此立会之初，还是由狄考文强制执行的，之后学生受到了立会的益处，所以开始自主主动立会，其实这也是学生在思想上走过了从专制到自主的过程，增强了他们的民主法制意识。
四、登州文会馆的影响
本来文会馆只是山东一个偏僻地界的一所基督教学校，尽管教学质量很好，但毕业生数量很少，影响不应很大，但由于丁韪良和当时的清朝权臣袁世凯的极力保举推荐，文会馆被推到了国家近代教育的前沿。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认为“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1898年，丁韪良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一次性聘任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12人（目前确定姓名的有8位）担任教习，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 。[11]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统治者实行变法。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章中写道：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派充大学堂总教习，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勘胜任。[12]1911年旧历九月份，赫士率领文会馆教习张丰年、刘永锡、王锡恩、仲伟仪、刘光照、王执中、姜渔渭、刘玉峰、周文远、李光鼎、罗绳引（以上9人都是文会馆早期毕业生），并挑选文会馆毕业的学生冯志谦、郭中印、连志舵、李星奎、王振祥、郭风翰、赵策安、张正道等人，还有赫士夫人、富知弥和文约翰、维礼美森等美籍教习4人，包括赫士本人共22人，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采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历时仅月余，便于当年旧历十月份，在原济南泺源书院（现山东省统计局院内）正式开学，中国第一所省办大学堂宣告成立。[13]赫士也因此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清廷谕令全国“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14]。一时间，毕业生供不应求，截至1904年，全国16个省份的学堂中都有文会馆毕业生担任西学教习。文会馆学生“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4]，P158)。
北至东北，南达云南。当时除贵州外，全国各省的综合大学堂和各地的格致院、武备、师范、法政、农业等专业学堂以及中、小学堂共 200多所学校来聘。因各省所需师资太多，后来连文会馆肄业生也被聘去。仅就大学师资一项，除了京师大学堂与山东大学堂之外，在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堂、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河南高等学堂、云南优级师范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多所高校，均有文会馆毕业生在其中任教。狄考文和赫士在文会馆为中国现代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
这样，文会馆的办学方法、条规和她培养的具有基督教自由、平等、人权思想的毕业生，走进了全国的各个高中等学堂。
五、小结
文会馆经过狄考文、赫士、伯尔根等人的努力，从一间仅有六名学生的蒙养学堂做起，直至建设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该校融合了中国传统教育和先进的科学教育思想制度，以及基督教的自由平等理念，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法制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那么显性和立竿见影的，而是通过人员的流动和制度的交流达到的。目前对于这种影响对中国近代化的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还并不多，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
[1]在《文会馆预览》中说只有1名学生读完6年，而《文会馆志》中却说3名学生，而且说明要更为详细，可能是因为李世光叛教，邢道明早故的原因，《文会馆预览》则只提到了1名学生。
[2]这名学生应该是王春龄，虽然邢道明从事毕业后进入教士院学习，并从事传道事业，但他却过早的去世了。
[3]据郭大松教授推断可能是狄考文编著的《得道途程》。
[4]这条应为辛亥革命后修改加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