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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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教会女子高等教育是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而且凭借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教学设施、较为完备的学科设置和一流的师资水平，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女性群体。这一点，已成为中西方学者的共识。比如，《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杰西·格·卢茨认为：“传教士贡献较大的两个领域是女子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与护理教育”[[1]]，而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著名学者章开沅也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2]]作为在华教会大学中办学成就作为卓著的大学，燕京大学在女子高等教育的成绩也斐然可观。这不仅体现在燕京大学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女性人才，同时也因为其在社会剧变、新旧交替的时代为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提供了先锋性与过渡性兼备的、具有丰富历史意义的经验模式。这一点在燕京大学女校具有相对独立性的1920年代体现得更为显豁。由于继承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女性教育的成果与经验，同时又分享了燕京大学移植自西方一流大学的成熟的办学理念、完备的课程设置、较高的师资水平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一时期的燕京大学为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女性知识分子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界与史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有关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但学者们的聚焦点多为专门的教会女子大学，如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而忽视了作为燕京大学之构成部分的女校的研究；而在有关燕京大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则是燕京大学整体，而忽略了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的燕京大学女校或女部——燕京大学女校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研究的盲点。本文即以燕京大学档案资料为基本依据，以燕京大学校友的相关回忆录为辅助资料，梳理燕京大学女校的教育状况及其对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意义。由于1928年之后以燕京大学女部形式存在的女校的独立性基本消失，其女子教育形态已大致类同于国内其他形式的男女合校的女子高等教育形态，故本文的研究仅聚焦于其燕京大学女校时期（1920～1928）。
燕京大学女校的前身为创立于1904年的协和女子书院（1913年改称协和女子大学），这所学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与中国女子学校教育肇始于英国传教士在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相类似，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诞生与发展，也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无论是协和女子大学的前身贝满女学的创立还是其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后的发展路向，都与英美教会在中国的传教需要密切相关。与此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教育、文化领域的风云激荡，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男女平权思想以及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影响下的“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学校的历史发展走向。
（一）激烈社会变革中的燕京大学女校前身：协和女子大学
不同于金陵女子大学一开始即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直接创立，燕京大学女校的前身协和女子大学是在原有贝满女子中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大学教育的。贝满女子中学的前身则是由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的夫人伊利莎·裨治文1864年创建的贝满女塾。该校校址位于在北京灯市口大街北面的大鹁鸽胡同，为北京地区第一所女子学校。由于女子学校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并未得到较大的社会认可度，学校一直维持着二三十人的较小规模，教员亦主要由传教士担任。1892年左右，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更多的开明家庭开始愿意将女孩子送到贝满女塾接受教育，学校规模因此得到较大发展，教员和课程数量有所增加，学校由此设立了四年制的中学课程——“裨治文中学”。1900年庚子之变爆发，贝满学校被毁，旋即在1901年和1902年间得到复建，恢复后的中学被命名为“贝满中斋”，小学则改称“培元蒙学”。这个“贝满中斋”，便是日后协和女子书院的基础。
1903年，原本任教于通州潞河中学、自1887年即开始来华布道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博士（S.Luella Miner，1861～1935）被美国公理会任命为贝满女中校长。贝满女中在她的领导下开始了向大学迈进的历程。
麦美德1861年1月30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市，受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印地安人部落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影响，其自小也确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1887年，其作为美国公理会选派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后被派往通州潞和中学任教。1889年，潞河中学在原有中学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四年制大学课程并在1893年正式成立潞和书院，麦美德在书院教授地质学和心理学。在这一时期，麦美德逐渐确立了扎根中国进行传教事业的决心，并与当地诸多名门望族和杰出女性结为好友，其中就有秋瑾的好友、享有诗、文、书“三绝”之誉的才女吴芝瑛。1900年庚子之乱，麦美德因为受到吴芝瑛的庇护而幸免与难，其后她根据自己在庚子之乱中的见闻撰写了《中国殉教者传》及《中华两英雄：费起鹤与孔祥熙》两部英文著作并在1901年专程护送潞河中学毕业生孔祥熙（其在庚子之乱中对于传教士多有救助）赴美就读。1903年，麦美德返回中国，由此接任贝满女中校长。
1904年，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和英国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教会组成华北教育联盟（The 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并授命麦美德在贝满中斋基础上创建一所女子大学。麦美德借鉴自己之前任教通州潞河书院（即通州协和大学）的作法，在原有中学课程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大学水平课程。1905年，该校学生毕业时已经学习了一年的大学课程，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大学——协和女子书院宣告成立，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领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协和女子书院进入发展阶段后，其校舍拥挤、经费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1916年，麦美德募得一笔款项购入贝满中学东部300米左右的佟府[[3]]作为校址，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以及教师住宅、学生食堂与宿舍日渐齐备，协和女子书院自此成为一所较为完善的女子大学并更名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 由于地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并受校长麦美德博士热心社会活动的精神影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对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也保持了积极参与的态度。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协和女大的部分同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在向政府请愿的学生代表团中，有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声援被捕学生的“六四”请愿活动中，协和女子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学校共同发起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都成为重要的力量。当时正在协和女大自治会担任宣传干事的谢婉莹就是在旁听了政府审判请愿学生的审讯后在晨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日后才一发不可收拾，成长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冰心”。
（二）男女合校的机遇与挑战
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学校与1919年组建完成的燕京大学实现合并，学校由此进入其燕京大学女校时期。燕京大学是1919年由北平汇文大学（由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其前身为创立于1870年的怀理书院）、平东通州协和大学（由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创办，其前身为1869年建立的通州潞河书院）合并而成的一所基督教大学。两校自1916年即酝酿合并，但直到1919年才确定由中国杭州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并在其主持下将校名确定为燕京大学，故一般以1919年作为燕京大
学建校之始。司徒雷登就任燕大校长后，即着手进行与协和女子大学的合并工作。1920年3月15日，协和女子大学正式并入燕京大学，从此作为燕京大学女校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但在女生管理和课程设置上依旧保留了原有的女校特色。1926年之后，女校与原本位于崇文门盔甲厂的男校一同搬迁至海甸燕园新校址，男女两校在事实上合而为一，女校的独立性开始受到挑战。男女两校之间的关系由此开始变得复杂。
一方面，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成为燕大女校，与新文化运动之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社会发展潮流取得一致，赢得了社会的高度欢迎和认可。正如冰心在《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中记叙的男女两校校长的讲话所言，男女合校是“‘五四’以后，中国民气的发达”和“青年学生们，为国牺牲的热诚和勇气”的结果（女校文理科长麦美德女士的讲话）；它使“本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同等”（男校文理科长司徒雷登的讲话），其在女性解放领域的进步价值与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个较为务实的角度看，合校后学校的师资条件、课程设置和硬件设施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其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强，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教会大学从1920自1925年的女生人数变迁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中提供的“1920——1925教会大学人数变迁表”显示：在男女合校之前的1920年，仅有14名女大学生就读于燕京大学（在所有教会大学中名列第四），而到了1925年，这个数字增加为116人（在所有教会大学中名列第二，仅比第一名金陵女子大学少21人）。燕京大学女校以102的数量增幅成为所有教会大学中女生数量增幅最大的一所学校（增幅数量第二、第三的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则分别从1920年的55人和14人增加到1925年的137人和80人，增幅则分别为82和66人）[4]，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之后对学生和家长吸引力的增强。
但另一方面，在并入燕大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女校面临着也在经历着重重挑战而被迫做出调整。首先是由于燕大女校领导层的人事变迁而使男女两校之间的合作面临摩擦，紧接着1926年男女两校一起迁入海甸新校址及1928年学校为实现向国民政府立案而进行的重组，使二者合作的困境更趋明显。1923年，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科科长（即原来的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博士因年事已高退出燕大转赴齐鲁大学任教，她的助手费宾闺臣夫人(Mrs．Alice B．Frame)[[5]]接替其担任女校领导者，这一人事更迭对燕大女校震动剧烈。二十年来，麦美德博士不仅是女校的创建者和事实上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学校的灵魂人物，燕大女校的校风格调、资金筹措、学科设置、师资配备、学生管理几乎都由她一人缔造。1935年其去世后，燕京大学女校曾如此评价她的工作“她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她的品德和才华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学术、政治和宗教趋向……。然而我们，她的同事和继承者们，认为她对其时代最大的贡献是创建并培育了华北女子学院——第一所献身中国女子教育的学校……同样的，对她的朋友和继承者们来说，麦美德成为基督教女性的最高典型，成为增进基督教妇女生活运动的最富才华的代表”。[[6]]她对燕大女校各个层面均影响深远，被司徒雷登视为有着“过人的远见和杰出的才能”而深受尊重，因而在其任职期间“男女合校的合作中，双方都相处得极为融洽”[[7]]。1923年后继任的费宾闺臣虽然就司徒雷登本人看来“她的精神、她所受的教育、她的个人魅力、她在中国语言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她的经验、她的举止、她的幽默感和责任感，使费宾闺臣夫人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理想人选”[[8]]，但她的资历毕竟不能与麦美德同日而语，在两校合作中的处境就较为被动。1926年秋，男女校均迁入海淀新址，男女两校在事实上合而为一，女校面临与男校完全合并的压力；费宾闺臣及女校设立者委员会则认为要伸张女权、维护女性权益，女校就必须拥有经济自主权和一定的独立性，这使得男女校管理层之间开始摩擦不断。与此同时，燕京大学这一时期由于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也面临着结构重组的问题，女校处境十分被动。两校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学生，男生们将女校称为“骄傲的女校”而对费宾闺臣进行了人身攻击。多种压力之下，费宾闺臣及在美国的女校委员会不得不转变立场，1928年女校与男校完全合并——燕京大学女校的称呼也不再存在，仅仅在学校行政委员会下单独设立一个女部负责女生管理[[9]]，男女校之争由此划上句号，女校的独立性逐渐丧失。
燕京大学女校具有独立性存在的1920～1928年，正是教会大学由享有“高度自治”的办学自主权到在新文化运动、非宗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逐渐向世俗化与本土化过渡的转折时期，因而其教育方针和内容也有着相当的过渡色彩。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宗教教育是燕京大学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这一点在该校现存最早的档案资料《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有明确的记载，该布告开篇即载明：
燕京大学——其目的在传授基督教之真理，使学者诚心皈依，认基督为救主。要知中国今日之危机，不在眈眈环视之强邻，而在唯物的哲理及自私的野心。基督之教育，正以精神为第一要点，故爱国热忱、民主主义、个人私德、众人公德、皆可由之而臻止境。是以救中国之危机者，厥惟基督教之精神教育。……燕京大学之目的，即在使中国产生此等高尚之人。 [[10]]
“传授基督教之真理，使学者诚心皈依，认基督为救主”，一度是燕京大学的基本办学目标。在燕京大学校长、灵魂人物司徒雷登看来，“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的一个部分，其存在的使命不仅是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更专注于培训一些教会的职工”，在其“遵循基督教的宗旨”、“确立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加强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赢得国际上的理解和善意”、“确保财政来源稳定和硬件设施齐全”四管齐下的办学理想中，“遵循基督教的宗旨”是居于最首位的，“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不管别人对基督教持什么态度，在他们眼中燕京大学都是基督教大学的表率……在这样一所大学中看以看到，基督教能够造福所有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 [[11]]。基于这样的办学宗旨，宗教课程始终在燕京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学校1921～1922年的招生简章对预科和本科学生的毕业学分做出如下规定“入预科者，必有80单位，方可毕业。其中56单位，为必习科目。必习科目之单位如下：国文12，英文20，宗教学8，天然理科8，现代文化之概要4，应用心理学4。以上共56单位。入本科者，必有148单位方得毕业。其中48单位，为必习科目。必习科目之单位如下：国文10，英文14，历史8，社会学8，哲学4，宗教学4。以上共48单位。”[[12]]可见，在燕京大学预科和本科学生的必修课总学分中，宗教学课程分别占到七分之一和十二分之一，其对宗教课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课程设置之外，宗教生活在燕京大学学生的课外生活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以1922年该校唯一的出版物《燕京大学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所载文章为例，该期杂志除登载谢婉莹阐释燕大校训的《自由——真理——服务》一文外，还登载了许地山的《中国经典上的“上帝”》、陈其田的《与谈宗教的罗素商榷》、李玉英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姚育英的《牧者——亡羊》、其田的《“中华归主”》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出自燕大学生之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比如，女校学生李玉英在《不可思议的能力》中阐释了上帝之爱的伟力：“这不可思议的能力是什么？不是爱吗？甚么比他还奇还怪？什么比他高美俊伟？什么字可以从字典摘出，与他辉映对照？什么人可以计算他的轻重？……‘上帝的心就是爱’，他是众爱之宗，众爱都以他为归束。神子耶稣把他完全彰明了出来。……爱呀，你是美，是美中之更美，是宇宙间的至美。‘上帝的心就是爱’。我们如今成为他的儿女，岂不也当变成爱的心吗？爱的感力，是力之最美奇者。人可以用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爱的所在，即光的所在。爱和光里，没有专制、欺压，没有残忍、诡诈，没有悲怨恨怒，都是喜乐和平，公义怜悯。甚么私我私家私国种种的私字，在他里面都必得从根本铲除”[13]，表达了对上帝之爱的强烈信仰，类似的情感亦见于燕京女校同学姚育英的《牧者——亡羊》中。另外，从1924年发布的Supplementary Bulletin regarding Courses at Yenching Women College 1924～25(《燕京大学女校课程补充布告》)中，也可以看到宗教生活在燕大女生中的重要地位：
The religious life is regarded as of supreme importance, and an effort is made to guide the students in an atmosphere where sanity and earnestness have proportionate emphasis. There is a daily chapel service, and a prayer service is held by the girls themselves every night. Courses in religion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school of theology are required for a degree. Attendance at some church service is expected of every resident student each Sunday.（宗教生活在学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努力引导学生融入一种理性和热情得到均衡强调的空气中。这里每天都有礼拜活动，每个晚上的祈祷仪式都是由女生自己完成的。宗教学院管理下的宗教课程是学生拿到学位的必要条件。每个住校生每周末都会被要求参加一些教堂仪式）。[14]
1925年之后，鉴于国内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涨，燕京大学开始积极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对于教育部该年发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所规定的第三款“学校不得传布宗教”，燕京大学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该年9月出版的《燕大周刊》第76期“欢迎新同学专号”在显著位置登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启事，启事称“（燕京大学）虽为基督教大学，然绝未染有任何教派之彩色，课程中虽大学第一年有两小时宗教必修科，然该宗旨亦系讨论宗教与人生之关系，绝未会强迫任何人信任何宗教。本大学董事会与学生约法，开章名义，即允许学生宗教信仰自由，故本校从无强驱学生遵守礼拜之行为。无如外界往往不查，任意责难，本大学教员会为彰明本大学宗旨及免外人误会起见，自本年起将宗教必读课取消，其遗出之二小时课程改为理科必修科，准学生于物理化学生物三者中任选某一攻读以代宗教云”[15]。自此之后，宗教学在燕京大学不再作为必修课设立，学生必须参加礼拜活动等宗教仪式的规定也被废除，燕大从一切惟宗教信仰是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师资和生源质量都有了大幅提高燕京大学逐渐由一所宣传宗教、培养传教士的机构转化为一所为“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智、德、体方面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16]。
（二）国际化：现代女性意识与开放的世界视野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拥有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无论是课程还是师资，都有着充分的国际化色彩。“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17]，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世界大学”，是司徒雷登办学的核心理念。也正因如此，燕京大学不仅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积极谋求国际合作，而且在课程设置和师资构成上也充分体现了其国际化色彩。
首先，燕京大学高度重视英语及西方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虽然学校自建立之始即努力强化国文教学和国学教育以使“吾侪教会大学将不再于中国受轻视国学之讥”[[18]]，但西方文化课程始终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学校1927年发行的《本校之过去与将来》的小册子中，校方曾对燕大的办学目的有这样的描述“吾人目的之一部分，在取西洋文化中任何有益于中国、且可增进国际间之了解者，与中国人共享之。欲使西洋文化中任何有益于中国之经济、政治状况、及社会福利，必以有相当训练之中国男女青年为媒介。所谓相当训练者，即在其能分别在西洋文化中，何者为有用，合者为无用，然后利用其有用之部分以应中国之需要”[[19]]。可见，训练能够了解、辨别西洋文化优长的、“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的”[[20]]中国青年男女，是燕京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如此，学校对于英文以及相应的西方文化课程给与了相当重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学校1921～1922年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简章中载明，“本大学注重国文、英文、教育、社会学、政治学等系，故其组织亦特别注意者”，但在该校预科生和本科生必须修满的56和48个必修学分中，居于第一位的是英语，其学分单位分别占到20和14（占必修课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居于第二位的国文则分别只占到12和10个单位，英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1925年之后，尽管学校将相当精力放在中国学课程的建设上，但英文课程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忽视，因为除国文系之外，“燕京大学相当一部分课程均用英文讲授，因而对英文的纯熟掌握是听懂这些课程的关键”[[21]]。燕京大学的学生基本都是在中英文双语环境中进行工作和学习的，其能考入燕京大学，意味着同时具备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22]]，不仅教师可以自由选择用中文或是英文授课，来访的学者进行学术讲座也不需要配备翻译。“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让学生们灵活地掌握英汉交流。那些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都从这种训练中受益良多，出国之后只需在当地克服一点点语言障碍就行了”[[23]]。当然，燕京大学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其目的绝非是让学生出国深造时能够克服语言障碍那么简单，而是力图将西方文化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思维。
其次，与学校“中西一治”的课程设计和英语教育的高度重视相适应，燕京大学也是当时北京高校中外籍教师比例最高的学校。据学校1921年公布的学校简章中记载“本大学文理科之教授会共有会员45人，内有华人14”[[24]]。在整个20年代，在燕大的教师队伍中，外籍教师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人数众多（约占全校教师的三分之二），而且来源广泛——美、英、法、日、意、德、瑞士等各国均有，他们大都拥有国际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所在学科拥有较深的学术造诣。1924年，在先后经历了非宗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后，司徒雷登花大力气以“高薪”、“稳定性”、“学术自由”为条件延揽了大批中国教授到燕大任教，但外籍教授依旧在学校占有较高的比重。
最后，燕京大学非常注重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学校或者提供燕大师生交流访问的机会，或者派学者协助燕大建设某些学科，这使燕大的很多专业得以直接“移植”和吸收西方大学同类专业的先进建设经验，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进行建设。比如，1921年上半年，燕京大学女校与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韦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结成姐妹学校。韦斯里安女子学院不仅委派艾扎贝丝·肯德尔(Eizabeth Kendall)和伊丽莎·坎德里克(Eliza B．Kendrick)两位教授到燕大讲学，还每年为燕大女校捐赠一笔经费用于师生的赴美学习交流。冰心1923年的赴美留学，就是得益于两校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这笔经费的支持。
（三）冰心与凌叔华：宗教化与国际化的不同个案
作为燕京大学1920～1928年间孕育出的优秀作家，冰心和凌叔华恰好代表了该时期燕京大学宗教教育与西方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冰心从中学时代即接受教会教育，其1919～1923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就读的时间也恰是燕京大学最为重视宗教教育的一段历史时期，因而在她身上既有着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融为一体，同时更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影响的痕迹；凌叔华则就读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之后逐渐走向世俗化的燕京大学，且在英文系受过严格系统的英文训练，因而其作品中并无燕京大学的宗教教育痕迹，反而清晰深刻地显示了西方文化熏陶的成果。由二者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到教会大学女子教育所给予二人的不同影响。
无论是最初的问题小说还是有着浓厚的泰戈尔诗风的《繁星》、《春水》，冰心燕京大学时期的写作中都有着教会大学宗教之风的熏染。系统的宗教教育，不仅潜隐地形成了其“爱”的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其纯净、肃穆的写作风格，这些特征已经为冰心研究专家所反复指出。不仅如此，冰心在燕京大学时期还进行过专门的《圣诗》写作。作为冰心宗教信仰与世俗情感相结合的产物，《圣诗》无论在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都开启了其后来的“小诗”创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小诗”其实就是截短了的《圣诗》，只不过《圣诗》中的“上帝”和天使已经被“小诗”中的母亲、大自然和儿童所取代，而母亲、大自然和儿童，其实可以看作是上帝和天使形象的世俗化和泛化；而《圣诗》中的诗歌意象、对话体的诗歌形式和赞美的语气，都对冰心的“小诗”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唯有把冰心燕京大学时期的《圣诗》写作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全面把握冰心诗歌艺术的内在奥秘。
凌叔华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写作，则反应了燕京大学国际化教育的成绩与影响。1922年前后，燕大英文系共开出“文论与文学”、“作文与文学”、“美洲文学”、“文学故事”、“英文学”、“文论”、“翻译”、“演说”、“近代诗文”、“近代剧文”、“近代报章”、“法制初阶”等14门课程，授课教师分别为步多马（T.E.Breece）、柴思义（Lewis Chase）、温日益（L.H.Warner）、毕知时（D. C.Bess）、包贵思女士（Miss G.M.Boyton）、益麦迦女士（Miss Margaret Atterbury）、述益莫夫人（Mrs. Cynthia Zwemer）、易夫人（Mrs.Janet R.Evans）等人[25]，均为英美外籍教师。这种系统的西方文学教育为国学修养深厚的凌叔华打开了一扇西方文化之门，在获得开阔的世界眼光的同时，她的写作文体，也由直追古人的旧体诗词转为西化的翻译和剧本。1924年5月，凌叔华择取Stories of Great Artists（《伟大艺术家的故事》）的部分章节译出了三位画家的传记，分别以《约书亚·瑞那尔支》、《汝沙堡诺》、《加米尔克罗》为题连载在熊佛西、董绍明等人主编的《燕大周刊》第41～45期上。与此同时，她开始尝试英文写作，先后创作了取材自中国神话的英文剧本《月里嫦娥》（又名《月宫女神》）和《天河配》，这两出戏剧，取材自中国古代神话却用英语演出、采用戏曲的布景和服装但没有戏曲的乐器和歌唱，显示了凌叔华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沟通中西文化的野心。而这种野心和世界视野的获得，无疑应该归功于燕京大学的国际化教育。
三、课程、师资及管理层面的性别区分与女性特色
与其他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所不同的是，燕大女生和女性教职员在学校内部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燕大女校（后来改成为女部）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机构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燕京大学，“女学生既被看作是男女合校的全体学生的一部分，又被看作是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独立集体。由于在社会剧变时代，她们处在少数地位，这种安排使她们受到了保护。否则，她们可能会在更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群体中失去她们的自我”。[26]因而，燕京大学女校既可以与男校一起共享优秀的师资力量、完善的课程设置和先进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仪器，同时也有专属于女性的专业、课程设置以及独立的女性师资和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在当时条件下较为合宜的教育模式。
首先，燕京大学设立有相对独立的女性管理机构，其拥有独立的经费、建筑和管理上的自主性。
1920年代的燕京大学，女校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立、稳定的基金来源，其在纽约设有燕大女校委员会(Committee of Yenching College for Women)。该委员会跟燕大在美国的托事部是合作而不是被领导关系，其筹措的资金亦由女校单独掌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燕大海甸校区中女校的9幢建筑均由女校委员会出资建设，《燕京大学》一著的作者爱德敷曾经这样描写这些建筑：“女校的主要教学楼是适楼，它有一些教室和一个设备完美的小福音堂。适楼前面是两座较小的方形建筑，被称作‘姊妹楼’……北面一座叫做麦风阁，以女校前主任的名字命名，是办公楼和学生活动中心。另一座由甘布尔夫人捐建，是女部主任的寓所。这两座楼南面是女生宿舍，里面有餐厅和厨房……这组房屋中还有三座小建筑，一所是培训教师的实习学校，一所是家政系的见习教室和一所女诊所”[[27]]。这些建筑自成一体，使得女校师生既可以“在那里享有不受干扰的生活”、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整合的大学的生活的组成部分”[[28]]。正如女校建筑在整个燕园的地位一样，女校的管理也既有其独立性，同时又是整个大学的组成部分。燕大专门设有女校管理委员会和女教职员委员会单独处理女校事务，女校主任“不仅仅是女性的主任”，同时也是校董会的“当然成员”。这种组织机制“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妇女的观点得以表达，这不仅保护了女校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一体性的‘校’的总体方针和管理”[[29]]，虽然在1928年后女部的这种自主性逐渐消失，但至少在燕大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它们是避免女性在这所大学里被边缘化的有力保证。
燕大女校主任为院长委员会和教职员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十分注意在学校事务中伸张女权。基于自己所熟知的西方大学男女合校制度中的各种弊端，为了避免女性在学校中享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女校领导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女性在学校中的权利和独立地位。除设置专门的女部管理委员会管理女教职工和女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外，燕京大学同时还拥有女校学生自治会、女校学生会和女校文学会、女校青年会等机构负责处理女生事务，记载女生家庭状况、个人简历、入学成绩及每年课程成绩的个人档案亦由女部专门管理。在燕大女校的领导看来，“妇女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的；妇女正在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并且，妇女将证明她们是无愧于自己应拥有的权利的”，鉴于“英美开始男、女合校时由于女生居于少数、又没有一个机构做她们的后盾，所以遇到不少困难”，她们认为“在燕大要彻底地维护女学生、女教职员的权益，女校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30]。这种建立在男女合校基础上的相对独立既可以使“燕大女部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创造男女合校的全部有益因素。诸如：广泛的兴趣、宽阔的视野、正常的社交活动、令人愉快的相互接触等”，同时“又可以使减少女生由于处于少数地位而会偶然地被忽略，或被伤害的可能”[31]。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燕大既拥有专属于女生的各类组织，原属男校的季刊社、周刊社、年刊社、社会服务团、社会学会、经济学会、教育研究会、农学研究会、景学会、化学会、制革会、政治学会、历史学会、新剧团、歌咏队、法文文学会等机构，绝大多数陆续吸收女同学加入而成为男女合组。这种既合作、又独立的管理模式，为燕大女生避免作为校园中的少数派而成为被忽视的力量扫清了障碍。
其二，在专业和课程设置层面，燕京大学开设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女子体育、女子生理卫生等课程，并于1923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家政学专业。“家政学”单就字面而言很容易同传统“女红”或是自清末女子师范学堂始开设的“家事学”相混淆，但二者在性质上存在明显的区分。“家事学”恪守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其培养目标是使女子“能得整理家事之要领，兼养成其勤勉，务节俭，重秩序，喜周密，爱清洁之德性”[[32]]，从而对“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角色更能胜任愉快，因而缝纫、刺绣、手工、烹饪等操作性较强的课程是传统家事科的主要教学内容。“家政学”则不然，其英文名称为Home Ecomomics，其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均移植自美国的家政学学科，其创立者、第一任系主任同时也是美国Oregon农业大学的家政学院院长梅兰(Ava Mylam)。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帮助培养(女性)养成有高级标准的家庭管理；养成家事教师与领导者，以服务中国学校需要；提供给中国学生接触科学、艺术、经济等学习机会，以解决家庭问题”[[33]]。专业学习的内容，则涵盖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定性、定量等纯粹学理课程和营养学、卫生处理、儿童护理与儿童发展、家事管理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其范围远比家事管理要广泛、复杂、深入。正因如此，其毕业生中也涌现出了多位声誉卓越的营养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较之传统的家事学科，燕京大学的家政学科不再将女性的价值和角色局限于家事管理，而是有了更广阔的服务社会的通道，其现代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修读这一专业的仅限于女生而没有男生的状况又表明，这一专业的设置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保守性也是不容回避的。这种现代性和保守性之间的复杂纠结，恰恰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发展现状的一个真实写照。
其三，燕京大学有一支稳定的女教职员队伍。这些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即昭示着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的崭新生活方式而给予燕大女生以极大的鼓舞。
燕大女校在财政、组织与管理上的自主性使“燕京女教师的比例，比起那些实行男女合校教育的一般学校更大……它使女学生们看到，教育职业可以为妇女提供一个与男性同样的发展机会” [34]。与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校长及各系主任多由男性知识分子担任[[35]]且人事更迭频繁不同，燕京大学女校的主任（相当于女校校长，合校初期称为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科长）以及绝大部分系科的主任均由女性来充任且保持相对稳定。根据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谢婉莹（冰心）等人发表在《燕大季刊》及《生命》月刊的《燕京大学》一文介绍，女校在1921年刚成立时除去物理学系主任管叶羽外，其余主任均为女性，如前后三任的燕大女校主任麦美德（因其专业为地质学，曾在1910年以文言文编著《地质学》一书，其同时充任女校地质学系主任）、费宾闺臣、桑美德；如英文系主任包贵思、社会学主任狄吉恩女士、理化科主任裴女士、生理学主任雷女士、历史科主任康女士等。这些曾在世界著名大学接受过精英教育、取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同时又拥有自己的社会职业、担任着领导者和管理者职位的女性教师的存在，本身即昭示着一种迥异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1918年9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女高师的前半年，胡适曾应邀到该校进行了一场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在讲演中胡适对美国妇女在争取教育权利、参与政治运动、谋求社会改良等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号召中国女子也能师法美国，培养“超于良妻贤母”的“自立”的人生观。这场讲演曾给女子师范的学生以不小的冲击，而燕京女校的学生，则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生活方式，她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势必对女生们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深刻的影响。燕京女校毕业生之后的发展也表明，她们完全可以不受男性权威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文艺、政治、医疗、商业等社会公共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鉴于当时妇女解放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社会开化程度的有限性，除去极少数有着强烈离经叛道思想并生长于开明家庭的女性之外，在1930年代之前能够到综合性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数量是非常稀少的。这一点我们从清华大学自1928年才招生女生，北京大学虽在1919年即开放女禁，但到1922年为止仅招收了11名女生的现状即可见一斑。因而，燕京大学这种既男女合校又兼顾女生特色的教育方式在当时受到了许多家长的信赖而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女生就读，燕京大学也成为20年代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中招收女生数量最多的学校之一。燕京大学最初十年间李德全、冰心、凌叔华、梁佩贞等大量女性人才的涌现，正是得益于这一点。
四、校园课外活动中的性别议题
从协和女子大学酝酿并入燕京大学的1919年到1928年并入燕京大学之后女校的独立性逐渐丧失的1928年，正是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女性解放思想发展最为峻急的10年；与此同时，燕京大学女校位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沐浴欧风美雨得天时、地利，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思想都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燕京大学毕竟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虽然其校风状况较之天主教所办大学要开放许多，但总体仍是趋于保守。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燕京大学女校在这一时期也面临着微妙的性别纠纷。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之后教育观念的进步和男女平等、社交公开思想的深入人心，国人对于教会大学所提供的西式教育更趋认同，这使更多的家长愿意送她们的女儿到燕京大学接受教育，这使得学校的生源得到有效拓展而促进了学生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日益开化的思想观念和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等意识的影响，又加大了学生教育和管理的难度。热情呼吁男女社交公开的男生与禁忌颇多的女生、“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男校自治会与态度解决的女校管理方、保守的家长与激进的学生，多方力量的综合博弈，使得1920～1928年间燕京大学在男女合班上课、男女公开交往、男女合演等方面风波不断，演绎出颇具历史意义的性别事件。
1923年的“废督”事件，这是燕大男女生争取社交自由的的重要一步。1920年初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后，虽然作为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仍居佟府夹道，但女生可到男校选课、高年级多男女合班上课。冰心晚年曾经这样回忆当时上课的情形：
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儿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尽管“拘谨”和“腼腆”，但男女合班上课还是在一种自然而愉快的气氛中得到推行。在1926年男女两校一起迁入海甸燕园后，二者进一步融合，女校在经费、食宿管理、体育、医务方面仍保持独立，在教学方面，除了女子体育、女性卫生学、家政等专门针对女生的课程之外，其余课程均与男生一样，男女合班上课。但在课外活动方面，在合校之初曾经对男女社交自由持肯定立场的女校管理方立场却存在摇摆。早在1921年，女校文理科长麦美德即在写给美国托事部的报告中称“尽管由于男女两校距离太远，使男女合校失去了它的魅力，但高年级男女合校的情况表明，男女合校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是不成问题的，并且男女的社交活动，如新校区的植树、野餐、在女校的舞会等等，都是令人高兴的。教职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指导以使男女获得更愉快的社交关系”[[36]]。诚如报告中所写，燕大在合校伊始，其许多课外活动（如《燕京大学季刊》、《燕大周刊》等的编辑以及植树、野餐和圣诞晚会等活动）都是男女合作完成的。比如，1920年女校并入燕大之前，燕大即有师生共同编辑的刊物《燕京大学季刊》定期出版，在女校并入燕京之后，编辑部特意在1920年出版的第二期登载了“本社加增新职员”的“启事”，启事称“本刊是本校唯一出版物，现在既然加添了女校文理科，女校方面，当然是要参预的。女校已选定包（Boynton）教授，韩淑秀女士、谢婉莹女士和何静安女士加入本社，共同工作，谨代表旧职员表示欢迎”[37]，此举被瞿世英称为“中国有男女同学以来第一次有男女同学共同工作”[38]。《燕京大学季刊》的这一态度，反映了合校伊始男校在男女合作中的基本立场，但女校管理方对此事的态度却并没有那么积极，而是形成了一系列相对保守的管理机制。比如，女校对男女生课外交往的场合作了限制，同时还规定男女交际需向学校报告并请监督在场。冰心在自己写于80年代的回忆录中对这种“监督”的场景有很生动的记述“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1923年，学生对于“男女学生在校，非有监督在场是不许可”的校规发起了批评，他们接连在《燕大周刊》上发表了《男女的交际与恋爱》、《回避男女交际的几种原因》、《废督的感想》等文章，批评学校“先有了不信任学生有社交自由的程度的动机，所以才派监督去监视学生。不信学生有社交自由的程度的动机，就是蔑视了学生的人格，何况再派监督呢？……学习派监督和警厅派警差去监视罪犯，同是一个道理。同学们看出学校生活中底缺憾，恐怕也是最大的缺憾，就是男女生生活底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底缘故，最横在人胸臆间底，就是交际中底监督，一想到监督，便觉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39]]在学生讨论和批评的声浪中，男校自治会评议部、男校教职员委员会以及校师生社交委员会均提出了“废除监督”的意见，女校教职员委员会和费宾闺臣科长迫于压力于1925年底提出了以“报告”取代“监督”（即“有条件之废督”）的意见，即一切男女学生聚会均应事先报告女校科长，凡六人以上聚会，不论在男校或是女校举行，均不必请监督列席。至于女同学在校外之聚会，则仍望请一名监督随往。[[40]]“废督”的呼声至此取得了实效。1926年男女两校一起迁入海甸校园后，“监督”也就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男女学生事实上共处一校的大环境，推进了男女社交自由的进程，新的性别议题接踵出现，这就是发生在1926年到1927年的“男女合演”事件。
（二）“男女合演”事件
“男女合演”事件发生在1926～1927年。其最初肇始于1926年1月燕大女校演出的话剧《可怜闺里月》（侯曜与钱肇君），并在年底的《一片爱国心》（熊佛西）中得到集中发酵。
《可怜闺里月》为五幕悲剧，剧作写亚夫因南北战事被调往前线作战并战败，临终前其将自己与妻子的定情戒指交托卫兵带回家中。得悉亚夫死讯后，亚夫母亲悲痛而死、妻子婉仙留遗书自杀，儿子国雄由此成为孤儿。由于剧作贴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问题并有着强烈的情绪感染力量，故曾被各学校剧团广泛搬演。1926年1月5、6两日，燕大女校演出该剧进行募捐筹款，除《燕大周刊》分别于第86、88期刊载演出消息及发布演出说明书外，《京报副刊》、《晨报副刊》也登载了专门剧评。就《京报副刊》登载的剧评看，该剧演出时删掉了正面表现亚夫在前线作战身亡的第三幕[[41]]，这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删减。因为该幕的删除并不影响剧情的衔接（亚夫的身亡完全可以通过第四幕演员的台词来呈现），反而使剧情都汇聚到了“闺中”而使主题更凝练、场景更集中，同时也更切合女生表演的实际；而在《晨报副刊》登载的“HC”先生的剧评《观燕大周刊社演剧》中，作者对燕大“不能男女合演”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戏剧中男角应该归男子演，女子应该归女子演，已是无可说道；不这样，便不能算忠心。固然，中国现在社会上，对于男女合演，也许还要惊骇，甚而至于毁谤；但是北京的观众或还不致如此。既使北京也不免有此情形，那末，对于文艺前途努力的人，也应当硬着头皮打破这个难关。况且这事，已不是由‘燕大’作古；‘燕大’连儆效都不敢，实在太觉谨慎”[[42]]。男女合演问题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最终引发了燕大校园内有关男女合演问题的广泛讨论。
虽然陈大悲等人创办的北京戏剧专门学校和洪深等人领导的上海戏剧协社早在1923年即已实现男女合演，但在校风保守的教会学校，男女合演一直被纳入禁止范围。承《可怜闺里月》之批评余波，1926年11月22日，《燕大周刊》总编辑姜公伟在《周刊》第102、103合刊发表了《红着脸儿说男女合演——为周刊社通过男女合演而作》一文，对校方的保守政策提出批评。文章指出“男女合演和男女同学是一类的东西，当初实行男女同学时，一般‘卫道’的大人们，便以为中国的纲常名教从此要扫地矣，你也反对，我也反对，但看看这几年来男女同校的结果怎样？究竟是不是洪水猛兽？男女合演又何尝不然？”、“我们演剧唯一的缺点，就是男女不合演而引起来的种种不便，如能把此点消除，此后燕大的戏剧就可得到曙光了” [[43]]。该文发表后，《燕大周刊》社向教职员委员会发函正式提出了男女合演的请求，教员会以“先征求女校同学之意见，以为定夺之根据”为由拟了四个问题送交女校同学征集意见，四个问题分别为：
（1）在中国男女合演戏剧之时期已至否
（2）现时男女合演戏剧，于本校之利益以及名誉有妨碍否
（3）君本人愿于此时加入剧中当演员否
（4）君之父母赞成君当演员否[[44]]
几个礼拜之后，教员会得出了“根据女同学的意见，合演事奈难实现”的结论并将之函告《燕大周刊》社。该结果引起了同学的不满，1926年12月13日出版的《燕大周刊》第106期集中刊载了署名“碧士”的《合演“奈难实现”》、“岂敢”的《合演的附和声》等文章就调查的范围、提出的问题及问卷结果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岂敢”的文章批评调查范围太窄，只调查女生意见却不问男生意见，与男女平等精神不符；“碧士”则批评调查的范围太宽，他认为既然演剧并非全体女同学都上台，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调查全体女同学；同时两文均认为“在中国男女合演戏剧之时期已至否”等问题根本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不止上海戏剧协社、北京艺专早已实现合演，“中法大学、孔德学校等，凡是男女合校的学校多半实行合演了”,何况女性“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好些事不便明白的去主张，只是到了可以做的时候，也就闭着口去做了” [[45]]，因而问卷结果与女生的实际选择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尽管碧士的文章有理有据，但并没有改变舞台上无法实现男女合演的局面。1926年12月底，女校学生演出《一片爱国心》，剧中的男性角色依旧只能由女生进行反串。
《一片爱国心》系燕大校友熊佛西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部三幕剧。该剧写唐华亭早年流亡日本娶日籍女子秋子为妻，在日本当局授意下，秋子迫使儿子少亭在出卖中国矿山的契约上签字；女儿亚男反对母亲的行为，在跟秋子争夺契约时不小心碰碎窗玻璃，秋子双目失明，亚男精神失常。最后，唐华亭决定陪妻子去日本安度残年，亚男重新投进母亲的怀抱。剧作有着与时代契合的主题内容，构思巧妙、冲突尖锐、情节跌宕起伏，具有很好的演出效果，曾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剧团广泛搬演并创下最高演出记录，亚男的形象甚至成为当时女生的偶像。这些都是中国话剧史著作常常提到的内容，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该剧在中国的首演，是由燕大女校的学生所完成的。1926年12月30日，燕大女校演出该剧，《燕大周刊》记者盛赞该剧“为燕大艺术之新进境……场中观众多有感激涕零者，幕落后，鼓掌大作”[[46]]。紧接着，1927年1月10日，《燕大周刊》第110期刊发了许昶的《谈一谈女校表演的<一片爱国心>》的长篇剧评,在高度评价了演出的成功之处后，作者指出了因为剧中所有角色均由女生扮演，致使剧中的三个男性角色都不尽如人意的弊病：“说起话来娇滴滴，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一个美女，特然加起两道胡子来……一动就像要落下来似的，这哪能代表一个气概堂堂的唐华亭呢”，但这不是因为“演员演的不好”或者其“没有演剧的手腕”，而是因为“女子扮起男子来，尤其是扮老头，十次有九次是失败的”。最后，作者总结道“全剧总共有四个climaxes……但是可惜第三个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大半由于人物扮得不妥当”“戏剧占着文学上的第一地位，是艺术界最活动的强有力的一部分。要讲文学、谈艺术，就不得不同时来讲演戏剧。所以我们为要扩张艺术的势力，要对于艺术有忠实的态度起见，我们应该快快联络起来，实行男女合演！” [[47]]由于作者的评论主要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其主要涉及的是男女合演中所反映的写实主义戏剧观念及其舞台效果问题，较之燕大之前讨论此问题时仅从社交公开和妇女解放角度要更深入和具有说服力。接着，女校学生自治会和《燕大周刊》社联名向女校教职员委员会提交了要求男女合演的申请，最终教职员委员会通过了这一申请，男女合演由此在燕京大学戏剧舞台上开始得到施行。
颇有意味的是，在燕大校园内部强大的男女社交公开和男女合演声浪之外，燕大女校颇有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冰心和凌叔华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早在1919年，冰心即在《“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中不无戒心地指出“现在已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交际很容易引起社会的误会心”[48]；凌叔华则于1924年1月在《晨报副刊》发表《女儿身世太凄凉》，以小说的笔法写了接受新式教育、崇尚男女社交自由的表小姐不堪流言蜚语因气而病并最终送命的悲剧。虽然小说写的是旧式女性婉兰和新式女性表小姐两位女性的悲剧，但前者仅仅是处境艰难，后者则是生命的陨亡，后者曾鼓励前者反抗却自己付出生命代价的结局，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在社会大环境没有整体变迁的时代，领先时代的“新女性”所面临的风险。一旦我们在这样的语境中观照燕京大学女校的管理方式，则不得不承认其在保守与落后中的积极意义。
结语
在新与旧、中与西、宗教与世俗等力量的综合博弈中，在校园外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与校园内部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燕京大学在1920～1928年间发展起当时中国所有大学中独一无二的女性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在大多数中国大学尚实行男女分校（如清华大学）或者女生数量极低（如北京大学）的历史时空中，男女合校、男女合班上课的教育方式使得燕大女生可以与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男校共享前沿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师资力量、完善的课程设置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燕京女生由此所获得的，不仅是系统的学科知识，更是开放的世界眼光与现代的女性观念；其次，相对独立的女校管理模式和稳定的女性师资则充分保证了女生在数量上的相对优势（当然，这种优势指的是其相对于男女合校的其他大学的，在燕京大学内部，女生的数量远远落后于男生），并使其拥有在校园各项事务中的主体地位而避免被男性多数所遮蔽；最后，家政学、女子体育、女子卫生等独属于女性的课程设置则使其充分保留了自己的女性特色并形成一定的性别区分，成为新旧过渡时期较易被家长和学生所接受的女性教育模式。而“废督事件”和“男女合演”的风波，一方面表明燕京大学女校相对保守的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中国社会女性解放的整体进程，但冰心、凌叔华所写下的表达女性在男女社交公开中的隐忧与困境的文章，又使我们觉得站在男性角度看女性解放和站在女性角度看待同一问题，自有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体验。也正因如此，燕京大学女校为我们留下了观照二十年代女性解放的斑驳、真实而又丰富的历史图景。
[[1]][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2]]章开沅：《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序》，载 [美]林蔚，Waldron，Arthur《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今北京市同福夹道166中学，本为明朝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藩的府邸，清顺治年间被赐予佟妃（康熙生母）娘家人居住，世称佟府。
[4]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5]]费宾闺臣夫人(Mrs．Alice B．Frame)，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1878年出生于土耳其，13岁回到美国麻省就学，1900年于蒙特霍来克学院(Mount Holyolke College)大学毕业后赴哈特福得(Hartford)神学院学习三年，1905年来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1912年起就职于协和女子大学，次年与费宾先生(Mr．Murry Scott Frame)结婚，1925年获蒙特霍来克学院文学博士学位。
[[6]]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7]]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
[[8]]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9]]燕京大学女部一直维持到1941年成都燕大时期。北京燕大再度复校后，女部的特点逐渐淡化，女部也形同虚设。
[[10]]《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号YJ1921005。
[[11]]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3页。
[[12]]《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编号：YJ1921005。
[13] 《燕京大学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84、86、87页
[14] Supplementary Bulletin Regarding Courses at Yenching Women College 1924～25，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号YJ1924006。
[15]《以科学代宗教》，载1925年9月26日《燕大周刊》欢迎新同学特号。
[16]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1页。
[17] 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18]]《燕京大学1926～1927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Y1924006。
[[19]]《本校之过去与将来》，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Y1927014.
[[20]]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21]]《校长、院长年度报告（1925～1926）》，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YJ1924006.
[[22]]对投考燕京大学的学生，学校会提出以下英文方面的要求：（1）通晓英语谈说清楚；（2）诵读时抑扬顿挫能与情节符合（3）善用文法尤宜谙熟动词（4）能以普通英文作文明白清晰达其意（《燕京大学文理科男校学生须知（1925～1926）》，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YJ1924006），这一要求虽然是在男校的简章上刊出的，一般而言，学生在进入燕大之前即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能力，入学之后经过严格系统的英文训练，均会达到听懂英文授课、阅读英文参考书的能力。
[[23]]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24]]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G].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YJ1921005，第10页。
[25]《燕京大学简章·布告刊件（1922）》，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YJ1921005。
[26]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27]]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28]]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29]]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30]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0页。
[31]（美）桑美德《Yenching College for Women》。
[[32]]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33]]《燕京大学女校课程特别报告（1923～1924）家政学（Special Bulletin Regarding Courses at 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23-1924 Home Ecomomics）》，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YJ1924006。
[34] 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253页。
[[35]]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期杨荫榆曾短暂担任校长，但因其实行“寡妇主义”的管理方针，迅速引发风潮，直接导致了女师大教育质量的下降。详见拙著《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中的相关章节。
[[36]]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YJ1921005(未必确定，待核查)
[37]记者：《本社加增新职员》，《燕京大学季刊》1920年6月。
[38]瞿世英：《季刊的回顾》，《燕京大学季刊》1920年12月。
[[39]]采真《废督的感想》，《燕大周刊》1925年12月26日。
[[41]]宗杰：《看燕大周刊社演剧后》，载《京报副刊》1926年1月10日第6版。
[[42]]HC：《观燕大周刊社演剧》，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8日第18版。
[[43]]姜公伟：《红着脸儿谈男女合演——为周刊社通过男女合演而作》，载《燕大周刊》1926年第102、103期合刊
[[44]]记者：《校闻·合演问题》载《燕大周刊》1926年第104期。
[[45]]“碧士”：《合演“奈难实现”》，载《燕大周刊》1926年第106期。
[[46]]记者：《校闻·优孟衣冠》，载《燕大周刊》1927年第109A期。
[[47]]许昶：《谈一谈女校表演的<一片爱国心>》，载《燕大周刊》1927年第109B期。
[48] 谢婉莹（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晨报》1919年9月4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