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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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璐洁（上海师范大学）
摘要：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调整地下党上海活动的指导方针政策，受到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的影响，上海女青年会内部逐渐出现了革命化的倾向，女青年会由中立于党派间的妇女团体，逐渐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甚至从事于支持共产党的活动。本文从女青年会中潜伏的地下党员的情况、女青年会附属事业中出现的地下党的活动梳理抗战时期共产党在上海女青年会的革命活动，最后深入分析上海女青年会为众多地下党员活动场所的独特之处，上海女青年会的革命化倾向，与地下党员活动有关，也是其加快本土化的选择。
关键词：革命；女权；女青年会；中共地下党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基督教界办的妇女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成立于1908年，是在世界女青年会干事Harriet Taylor的极力推动下成立的全国最早的一个城市女青年会。20世纪初的中国历经了美国工业化初期同样的动乱，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美国和英国蓬勃发展，因为它推动着妇女事业，并帮助她们在这一创伤性的过程中进入新的社会角色。随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建立，它成功的被移植到中国，并在面临同样类型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城市妇女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上海女青年会是效仿美国模式组织的自己的机构实体，并试图通过上海市会的模范事工，带动全国其他地方市会组织的组建。女青年会的宗旨是“本基督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1]最初的上海女青年会，外国干事起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但是随着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动荡，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国家形势的急转直下，女青年会内部发生剧变，外国干事大量撤出，美国女青年会对其控制和影响力减小，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迁移至重庆，上海女青年会在倡导女权的同时，趋向于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都集中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并考察的大多是抗战之前和建国后的女青年会，[2]对于上海市会缺乏关注，对抗战阶段的上海女青年会的研究更是鲜有涉猎。本文利用女青年会干事的口述回忆和采访资料、上海档案馆相关档案、《上海妇女》和《申报》等期刊和报纸等资料，细致梳理这一历史时期女青年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员在女青年会中的活动情况。
一、暗流涌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的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1937年11月到1943年4月是中共江苏省委员会；1943年4月到抗战结束是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为了迅速恢复、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党中央派刘晓在上海主持全面工作。[3]刘晓被派到上海之前，在延安参加了白区代表会议，并分别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上海工作的指示，刘晓领会到“谈话的总的精神是要求而我们既要开展群众工作，又要注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4]到上海后，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刘晓决定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负责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地下党工作。到1939年底，省委所属党员已从成立初的130余人发展到2310人。[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党中央在1942年7月发出《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6]中共江苏省委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下属各级党组织留沪坚持斗争。1943年1月江苏省委撤销，由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及江苏敌后重要城市地下党工作。同年4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上海地下党在其直接领导下，认真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1944年下半年上海、南京地下党在城工部的指示下做好里应外合的全面准备，迎接抗战胜利。
中共也重视上海的妇女工作，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妇女工作大纲》，在其中明确提出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强调要“在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以女工、农妇、城市贫苦的妇女为依靠力量，团结其他阶层的妇女，广泛建立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的大目标下，注意妇女本身的利益”。[7]妇女工作是群众工作的一个部分，所以妇女工作的开展的几个阶段与韩洪泉的中共领导上海抗战的策略方针的五个阶段是相对应的，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建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职业界、人工界的妇女党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同时联系社会上的各界妇女团体，开展统战工作，由陈修良[8]负责。1938年底，因为妇委与其他系统党组织发生交叉，牵涉面太广而不利于地下党的精干隐蔽而被撤销，[9]但各委员会仍继续分管妇女工作。后来省委又成立了一个妇女支部，赵先担任书记，由陈修良领导，1941年以后，陈修良负责领导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作，妇女支部的党员由此分散到各个委员会进行，“工委、职委下面都有专司妇女工作的干部，学位中有女学校工作委员会，这样我们把妇女工作多样化了，既分散又集中，使敌人不能发现我们的线索”。[10]陈修良在1938年春被刘晓派去开拓基督教学校工作，刘晓认为基督教会学校可以公开活动，可获得更多的支持。刘晓的指出，基督教学校的工作要独立于其他非基督教学校，不提马列政治性口号，只谈爱国、救民、和平、博爱、自由和民主。[11] 1938年11月至1941年底，根据刘晓的指示，陈修良在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学生工作，特别是开辟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工作，“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团契联合组织宣传抗日，把影响扩大到国际，并发展党的力量”。[12]
二、“潜伏者”：上海女青年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作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大大加强了其特务在上海租界的活动。1940年初汪精卫政权确立后，强化了特务机关，此外已经撤离的上海国民党也从1938年下半年起开始了地下活动，上海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受到阻遏。[13]面对这种环境，女青年会有着基督教的妇女服务团体的身份，组织的各项活动受到的监控和破坏相对较少，中共的指示下部分女性地下党员参加女青年会，以女青年会的公开社会身份参加革命活动，这不仅使地下党员能在公开合法的身份保护下顺利开展革命活动，而且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全盛时期的女青年会，成功的在上海中上层女性中扩展了势力。根据陈修良回忆：“女青年会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相当活跃。女青年会的学生干事龚普生、张淑仪两人都是党员，由我直接领导。”[14]徐佩玲回忆女青年会及女工夜校的党员很多，“如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王辛南、龚普生；劳工部干事王知津；女工夜校有李淑英、卢英、蔡平等等”。[15]上海女青年会中到底“潜伏”了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由于地下党员的活动隐蔽性，有的党员为地下活动的方便多次改名，党员身份难以辨识，后人的回忆访谈资料也多有出入，女青年会中的干事的人员流动比较大，难以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本文以龚普生和王辛南二人为例来阐述。
1、学生部干事龚普生
龚普生[16]1913年9月生于上海，安徽合肥人，父亲龚振鹏一生致力于革命，辛亥革命后曾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到晚年仍为抗日救国不遗余力奔波，[17]他同情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统治非常不满。这种思想和品格给女儿龚普生和龚澎留下深深的印记。父亲也非常重视教育，龚普生从小成绩优良，1932年龚普生从上海著名女校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同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18]在燕京大学这所学术空气较为自由的高等学府，“同学有不少自动的对于国家问题，时事研究组织讨论会，如东北蒙古问题研究会，及时事座谈等”。[19]她踊跃参加这些活动的同时，也大量阅读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她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其中M·奥德斯写苏联和史沫特莱写红军的两本书，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开始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巨大精神武器。”[20]她还没有毕业就积极投身于革命，在“一二·九”运动期间，龚普生被推举为学生会副主席，她撰文、演讲、主持大会以外，也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她还成功召开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把“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播出去。随着对共产党的认识的加深，也受到妹妹龚澎[21]的影响，1938年3月经王永祺和另一位党员陈修良的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22]入党后她在上海，一边坚持做青年、学生工作，一边开始从事国际统战工作。从陈修良方面的资料看也有相关的记载：“女青年会在抗战救亡活动中相当活跃，女青年会的学生干事龚普生，张淑仪两人都是党员，由我直接领导，他们同其他团体的党组织分开进行工作。”[23]龚普生加入女青年的具体时间由于资料缺乏难以确定，根据女青年会已有资料中有龚普生的记录和报道的时间推测，估计在1937年9月。[24]在女青年会的龚普生领导下的学生工作主要可分为两项：第一是学生救济工作，对于受战事影响而发生严重经济问题的学生补助学费、生活费，根据学生的请求和客观的需要成立女学生寄宿舍；第二是辅导工作，推进并巩固各种团契，组成各种兴趣小组，以促使各校相互联络。[25]龚普生在学生工作中特别注重将学生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注重学生社会经验的获得，“学生部的成立只是一个媒介机构的完成，以备一些热心学生社会教育的先辈借此得以领导学生前进，青年学子以获取更多的社会经验”。[26]她同时参加“上海联”，在其刊物上借用基督教宣传革命思想：
在宣扬和实践真理中，会遇到无限障碍，无限困难，那时我们就得学习耶稣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抱了牺牲的决心在真理旗帜下奋斗。[27]
1939年6月，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代表大会，[28]在会上她揭露了日本侵略暴行，宣传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也介绍了我国青年战时生活的小册子及有关照片，[29]在会上她结识了英、美、法、荷兰、西班牙、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了解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情况。回国后不久，她便离开了上海女青年会，转赴内地开辟工作。之后的龚普生在重庆会见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成为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
现有资料中尚没有确切资料显示龚普生是基督教徒，在女青年会干事施葆真的访谈资料中提到，干事是有宗教信仰的要求的。[30]但她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中，宗教的影响不言而喻，龚普生在早期的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我现在感觉到在宇宙间，除物质上的东西外，还有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存在；它是我们灵魂归宿所在，它能影响到我们精神上一切，我相信这种力量，便是宗教家所谓的神或上帝。……我现在也不晓得我该归哪一个宗教？不过我觉得基督教中的神-上帝-的见解和我理想中的造物者最为接近而已！”[31]可见她实质有受到宗教影响，但是在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后，她又将基督教与革命结合，提出学习基督教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革命初步付诸于实践便是在女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中，但女青年会的活动对她如同热身，真正大显身手则是转赴内地之后的革命活动。
2、少女工作的王辛南
1913年王辛南出生于上海，继父从事于麻袋生意，母亲通情达理，也非常支持她的学业。[32]王辛南分别就读于晓明女中、启明女中、沪江大学三所教会性质的学校，在沪江大学读书期间，王辛南虽还没加入共产党，但是“也看到了一些邹韬奋先生办的进步杂志和进步书籍，西安事变的爆发，对我们的思想也有影响”。[33]王辛南读书期间组织了“八福团”团契，刘湛恩和刘王立明担任顾问，她组织“八福团”成员到民众日校教育学生，到小洋浜去拜访贫苦的人民，[34]当时很多团契是作祷告、读圣经，“八福团”不一样，他们活动主要是帮助贫民、看一些进步书籍、讨论国家形势， “八福团”在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937年王辛南在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到初中的母校晓明女中教书，教书期间她设法在学生活动中宣扬革命思想，如组织读书会，阅读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书籍，组织参观难民收容所，受到校方的批判：“校长一再警告我，教师就是教书，别的不要讲，不要带学生到处乱跑。那时，连‘抗战’也不许讲。”[35]基督教学校对国家政治的不干涉的态度，使王辛南对基督教会很失望，之后她很快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思想转变的转折点便是参加了沪江大学举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科学讲习所是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支持下，江苏省委通过文化界救亡协会在1938年3月创办，[36]它是以业余夜校的公开形式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干部短训班，这种短期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够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在敌后农村建立亲共政权的干部。在沪江大学的科学讲习所，王叔达担任领导，俞沛文具体负责，后来由方行、韩述之、陈明领导。[37]学习内容以马克思基础理论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国际国内时事形势、民众运动和现代青年修养等专题讲座。[38]根据王辛南回忆：“社会科学讲习所先后共存一年多时间，天天晚上有课、有活动，每天几百人……经过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习、活动，提高了青年人的觉悟，输送了相当一批青年到新四军去，到启东、海门一带的敌后武装去。”[39]在科学讲习所的学习后，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王辛南更加支持党的活动也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很快与共产党员方行结为革命伴侣，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40]
1939年王辛南在龚普生的邀请下加入女青年会，[41]在女青年会王辛南担任学生部干事，后来担任少女部干事，通过组织少女华光团开展工作。“华光团”是女青年会针对于各个学校学生组织的团契，每团都有自己设计的团契、团徽、团歌和团花，组织的活动多种多样，有时事讲座、歌咏、舞蹈、辩论赛等，并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开展了活动，非常吸引女学生，参加的女学生异常踊跃。根据1938年统计，华光团员有二百余人。[42] 王辛南认为用团契的名义到教会学校去煽动革命，不仅不会遭到学校的反对，反而能得到支持。王辛南借用华光团的名义，积极在学生中宣传党的思想，并联系学生党员。据她回忆：
女青年会有华光团的联席会议，交流一些活动形式，解决一些活动条件。至于各个团的活动开展则是依靠各校地下党和积极分子的力量。学生系统原来有‘学生抗日协会’（简称‘学协’），由于环境日益恶劣而转入地下。华光团也就成为各个学校党员同志或者党的积极分子联系同学、教育同学的活动阵地。[43]
王辛南领导下的华光团组织还创办少女夜校，招收社会上的失学少女，开展识字教育，针对这些学生，教材使用的是市面上发行的课本，但是教员在讲课时却是宣传抗日和革命思想。“通过华光团的各种有兴趣的活动，把女学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然后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44]
王辛南组织的华光团活动在女学生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对女学生起到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王辛南在女青年会呆的时间不长，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形势的变化方行向重庆撤退，王辛南也随之离开了女青年会，由徐学海接替王辛南的工作。之后王辛南与方行二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做了许多掩护工作，如1944年创办的进化药厂、1946年的中华医药化验所等，掩护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王辛南不是基督教徒，与龚普生相比，王辛南的女权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在1937年王辛南在参加“全国女联执委会”[45]时，她提到：“起初我以为这些男女干事终日碌碌无为的东奔西跑，无非是忙着传教讲道，可是这次聚会的结果，它是给我洞悉了他们工作的一切，他们都是时代的前进者，牺牲了自己去领导大众，同时这伟大的信仰，坚固的组织推动者他们奋勇前进。”[46]王对于能牺牲自己领导大众的女青年会是非常认可。
在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所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对王辛南和龚普生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她们都在大学毕业后从事与基督教相关的工作，如女青年会干事。但是教会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她们的价值观的转向也是从大学开始，在王辛南和龚普生二人毕业之际，正值中国的民族危亡之时，中国的有识青年都在探索挽救民族之路，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教会大学由于与国外的关系，学生较少受到国民党和日本所施加的压力，可以比较自由的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组织抗日运动。也因为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国情绪，思想和行动甚至会比国立大学的更加激进。[47]所以龚普生和王辛南在教会大学读书期间，能参加甚至举办各种时事研究的讨论会，也能大量阅读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王辛南也得以参加科学讲习所之类的短期培训班。经过“一二·九”运动以及抗战初期的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使得教会大学的青年增加了对中共的好感，有的青年积极分子将共产党看作良师益友。在各种氛围之下，王辛南和龚普生二人从宗教或者女权转向革命，女青年会中工作对于王辛南和龚普生来说，只是她们革命工作的掩护，她们需要利用女青年会的社会身份，一旦革命工作的需要，她们可以随时放弃这一社会身份，所以二人在女青年会中的时间都不长，仅仅是几年的时间。
三、齐头并进：女青年会附属事业和革命工作
1、女工夜校工作与革命宣传
女青年会干事沈德均、朱文央、陈维姜等人在抗战期间主要负责女青年会托儿所的筹备工作，但也参与了《上海妇女》和《妇女知识丛书》等刊物的编辑，宣传革命和抗日、引导妇女参加革命及推动妇女解放。
《上海妇女》是“孤岛”时期前半阶段唯一进步的妇女刊物。[48]据董竹君回忆，孤岛后的上海真能代表妇女呼声的刊物不见于世，因此她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并邀请了姜平（中共党员）、许广平、王季愚（中共党员）、朱文央、杨宝琛、戚逸影、沈德均等人。[49]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颜逸清也加入，上海妇女社和《上海妇女》编辑部都设在浦东大厦五层512室，[50]这是由朱文央的丈夫，中共早期共产党员蔡叔厚提供的，因为和中国共产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研究者将其评价为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妇女参战的杂志。[51]虽然在创刊词中，提到仅“讨论些妇女自身的问题，贡献给妇女治家处事应该有的知识，报道着时代影响到各阶层妇女生活的实情”，“不谈政治与主义”，[52]但是在发行时《上海妇女》仍经常发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与指导妇女运动的文章，如《为什么要长期抗战》、《二次欧战的原因及演进》、《抗战建国与妇女解放》、《八一三与妇女》等，强调：“只要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我们必须参加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抗战，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建国。”[53]也选登介绍苏联妇女生活工作情况及披露日本、朝鲜妇女悲惨遭遇的译文，经常刊载内地妇女参加抗日救国通讯。
上海妇女社因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屡屡遭到租界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刁难。1940年2月，《上海妇女》出完了第4卷4期被迫再度停刊，只能改变策略，改出《妇女知识丛书》月刊。由许广平、朱文央、姜平、杨宝琛、陈维姜等组成编委会，每月碰头一次，分头组稿、撰写和审阅，朱文央、杨宝琛负责校对，颜逸清负责发行等事务。[54]1940年10月，《妇女知识丛书》正式问世，为在孤岛上生存，编委们采取比较隐蔽的形式，文章都用的政治色彩不浓的标题，实则为各阶层妇女说话，为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奔走呼号，像《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妇女劳动》、《世界妇女生活小巡礼》，使读者看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生存状况；《生气勃勃的大后方》、《一百五十双鞋》等文章介绍了解放区妇女为抗战做出的贡献。[55]
在《上海妇女》被迫停刊后，沈德均、朱文央、姜平等人随后参与出版《妇女知识丛书》，同时也在上海女青年会进行托儿所事业的筹备工作。王辛南也回忆：“1939年，我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时，认识了沈德均，她当时和朱文央、姜平、陈维姜等一起编妇女刊物，常借女青年会的地方开会。妇女刊物停刊以后，姜平去解放区，朱文央患子宫癌，沈德均又和陈维姜一起参加女青年会托儿所的筹备工作。[56]
1940年秋，由朱文央、姜平、姚贤惠、陈维姜（当时均为女青年会干事）、张毅、沈德均等人组成女青年会托儿所筹备委员会，推选朱文央为主席。许广平也参加了筹备工作，但并未兼职。[57]托儿所共有两个， “经几月来之研究结果，觉职业妇女托儿所果然极为重要，但劳苦工友之托儿所，尤为急务，乃试办二处托儿所”。[58]筹备工作需要进行舆论宣传，朱文央等人亲自在报刊杂志广泛宣传举办托儿所的重要性，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为了筹募职业托儿所的经费，朱文央、沈德均等人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以职业妇女为主体的义卖市场，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的影响力，义卖成绩极佳，“承各大厂商捐精美货品数千百件……而莅会之顾客亦殊为众，自晨至暮始终拥挤，不旋踵而所有货物全告售罄，后至者且空手而返，全日售得计七千余元，成绩之佳出人意表”。[59]女青年职业妇女托儿所于1941年3月1日开办，是为上海第一家托儿所。[60]设在慕兰鸣路323号女青年会会所内。[61]同年4月收劳工妇女子女的上海托儿所也办起来，地址在白利南路同仁医院内，12月又迁至大西路六十六号，吸收贫苦女工的子女入托。[62]
女青年会的托儿所，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既无政府津贴也没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全靠每年一度女青年会向社会募捐来维持，[63]朱文央、沈德均在托儿所委员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文央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1941年6月病故后，委员会主席由沈德均担任。太平洋战争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不能公开向社会募捐，而且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托儿所经济经常陷入绝境，全靠女青年会的成员奔波各处设法筹款，女青年会干事通过女青年会董事和上层关系，向她们的亲友募捐。当时沈德均“患有严重胃病，仍不辞辛劳和大家一起为募捐奔东走西，她那种热心为妇女儿童谋福利的精神，深为人们敬佩，也给托儿所工作人员以鼓励和力量”。[64]
抗战时期的上海，一人身兼多职为抗战奔走呼号是普遍现象，但是女青年会的干事沈德均、朱文央、陈维姜的活动可以看出，她们虽不一定是党员，但她们已经明显具有革命的倾向。
2、女工夜校与中国共产党女工工作
关于女工夜校的研究有若干[65]，都是从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的角度来分析，笔者不再详述，在此仅仅探讨共产党在女工夜校的活动，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66]中，已经注意到女青年会的平民教育的影响力： “他们注重接济女工，他们注重兴办平民教育，他们都能随意而为，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地经济来源，所以他们的成绩是很伟大的。” 共产党也意识到必须“参入”其中，“上海女工最多，而他们的活动也最为有力，故我党同志须与之携手共进。他们注重平民教育，吾们也注重平民教育，而吾们实当参入他们的学校监督他们的教材”。但共产党大规模行动是抗战以后，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针对特殊的环境，“采取统一战线的方式，以群众的面貌打入社会公共教育机关活动”，[67]中共江苏省委工委还专门建立了“夜校工作委员会”以加强领导，成员先后有梅继范、张巩、姚之珠（姚真）、黄纫秋、钱勤等，工委的要求是：充分利用夜校这个群众工作基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并规定夜校的主要任务是学文化，通过教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群众爱国主义意识和革命觉悟。[68]所以后期共产党派遣钱勤、黄纫秋、樊雯等多名共产党员到夜校教书，推动女工的觉醒，发动女工参加革命。
抗战爆发后女工夜校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关闭一段时间，到1938年的8月有小沙渡三和里、麦根路和菜市路三所夜校恢复，后面又陆续恢复了七浦路、曹家渡的夜校。到1940年3月，女工夜校的在校学生有672人，已经毕业的学生多达36036人。[69]由于多名共产党教员的活动，夜校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识字教育，也教女性理解她们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处境，帮助女工理解当前政治问题，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已经成为女工夜校主要的政治议题。[70]在刘宁一的主持下，夜校委员会组织党员教师编写出版了一套工人夜校通俗课本，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史话》等，特级班用的是《大众哲学》、《帝国主义论》等。[71]除了教学，还经常组织女工参加友光团，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女工的切身利益，以唱歌、演剧、讨论、演讲、辩论、参观等多种方式进行活动，女工夜校非常重视时事教育，经常请陶行知、金仲华、章乃器、王汝祺、陈彬和等人前来演讲。[7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督教会的经费来源大量减少，夜校也受到影响，裕庆里、曹家渡等女工夜校相继停办，只有三和里女工夜校仍维持下来，三和里夜校留下来4个教师：钱勤、黄纫秋、葛祖德、姚玉英，其中钱勤和黄纫秋是共产党员（在抗日后期葛祖德和姚玉英也加入共产党员）。[73]为了克服恶劣的环境，钱琴、黄纫秋团结葛祖德等老师，点着油灯上课，用编结毛衣的收入弥补工资，在抗日后期培养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女工，发展了一批女工参加中共地下党。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中到底有多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统计，不可否认的是女工夜校的党员人数从抗战后越来越多，女工夜校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女工的突破口，女工通过女工夜校的学习，加强了女工的识字率，提高了女工的文化素养，为女工的阶级意识的动员奠定很好的基础。共产党派党员前往女工夜校中当教员，使党员能更好的融入女工当中，派去夜校中教书的地下党员，他们不仅仅教书，也关心女工的生活，经常去拜访女工的家庭，在日常事务中对她们提供帮助，如生病带去看医生、紧急困难时提供帮助，甚至在女工休息日去陪她们听戏逛公园，完全融入女工的生活。“只要听到学生患病无钱就医、事业挨饿时，钱勤和教师们都会倾囊相助，设法为之排忧解难。她在学生中组织互济互助活动，帮助失业女工解决生活困难，还为她们介绍工作”。[74] 正因为此，对于女工来说，中国共产党不再是由外来者和说着晦涩方言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陌生的组织，大部分负责组织女工的党内活动人士是她们的同事、邻居、朋友或者她们的姐妹，她们和女工来自相同地区，而且她们自己是女工，或曾经是女工，这都使得女工更易于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
四、“庇护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于地下党活动的独特性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一个舶来组织，自1908年建立以后一直致力于领导中国的女性运动，它关注各个时期中国女性的利益和诉求，为不同年龄、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妇女提供服务，不仅帮助她们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也鼓励她们参与社会事务，激发她们的社会责任感。学者曲宁宁认为，女青年会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维权、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有着不可抹煞的重要意义。女性得以走出家闱，在从前只属于男性的社会领域寻找到新的角色定位与人生意义。[75]但抗战时期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宗教色彩淡化，女权与革命出现了重合。这与中共地下党在女青年会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有关，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与女青年会本身的组织性质与功能有密切关系。
1、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教性和国际性。作为基督教性质的女性团体，带有着浓厚的宗教性质，并且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美国女青年和有着直接的联系，加拿大、美国、英国、瑞典、挪威六个国家的女青年会都曾将派干事协助中国女青年会的事业，其中美国女青年会与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对中国女青年会予以极大的援助。[76]也因为这种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不敢轻举妄动，这恰好便于我们隐蔽，利用其组织合法性开展工作”。[77] 女青年会作为国际性的妇女组织，资金来源很广泛，主要是捐款，建立之初以国外捐款为主，后来随着女青年会事业的开展，国内社会人士对女青年会运动逐渐认可并予以支持，国内捐款也逐渐增多。另外还有各种事业的收入，如部分盈利的事业、大厦的出租和会所的借用等等，女青年会的地下党员能借机为革命活动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王辛南也提到在女青年会中活动因为得到外国经费的支持，所以有着较为宽裕的条件，“基督教青年会有钱，钱是外国基督教组织捐来的，用这些钱来救济中学、大学学生中困难的人，但是有条件的，要成绩好，家庭困难。我们就用这个钱救济进步学生，名义上是学协给的”。[78]
2、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主性。女青年会标榜民主，董事会中的会员也是由每年的全体会员大会公开选举出来的。[79]各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和方针都是相对独立的，每个部门的干事拥有较多自主权，“女青年会的实际工作往往是由干事负责推行，因此许多女青年会事业上干事是作为骨干的角色”。[80]女青年会领导下的每一个小团体，都有它自己选举的职员。不管是女工夜校中的“小先生制”、华光团和友光团的组织，还是夏令营活动中，只是指定主题，让学生自己分成小组，充分思考并参与讨论。积极参与的现实意识、主人翁的精神和独立认识问题的讨论，就是女青年会的活动方式。[81]导致地下党员在革命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较大的自主性，所以王辛南顺利以团契的名义实行革命活动。也因为女青年会的民主性，所以容易接受各种思想，包括共产主义。女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大多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开展的群众工作，如总干事蔡葵（陈望道的妻子）、接任蔡葵的总干事职务的邓裕志，学者Emily Honig在80年代做女工的研究时与邓裕志有了较多接触，对她进行了多次访谈，认为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元素是邓裕志事业生涯的主要主题。[82]邓裕志自己也承认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她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平台，她说：“警方不太可能对外国人举行的会议提出异议。我们当然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不应该怀疑我们是共产主义者。”[83]甚至是国外的干事陆慕德（Maud Russell）在中国服务期间（1917-1943），转为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坚定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并在回国后仍不遗余力的宣传中国革命。[84]
3、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的人员多是受到良好的教育的女性，大部分干事都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国内知名学校，有一部分是国内知名人士的夫人，有着很高的名望。女青年会无论市会的董事、各部的特约委员、义务指导者或经济资助着，大都是中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女士，换而言之，许多董事、委员、被请为女青年会运动的协助者，大概都是早在其他机关服务时已有相当经验及卓识贡献。[85]如宋美龄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上海女青年会，女青年会和国民党、外国教会、男青年会以及各个团体都有着密切的合作，所以女青年会能较为顺利的在上海开展各种活动，国民党也不敢“轻举妄动”，女工夜校的教师徐佩玲回忆：“女青年会和上层人士有较为广泛的联系，如工部局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陈鹤琴、国难教育社的陶行知、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鲁迅夫人许广平、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都参加过女青年会或女工夜校的活动”。[86]
4、在女青年会中培养女性的社会参与精神、社会分析能力都被共产党所用，为培养更多的革命运动的党的领导者和积极女性创造了条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有识之士都为挽救国家奔走呼号，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政策而得到青年的认可，很多女性认为参加革命等同于抗战，对共产党抱有好感并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另外女青年会为底层女性提供教育的女工夜校，不收取学费，使贫穷无识得女工们有了受教育得机会，教育的方式多样化，从教师讲故事到女工编写剧本、歌词等，不仅提高女工的文化水平，也培养了女性领袖，这些为共产党的革命思想的灌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女工夜校教书的地下党员在特级班中授以《社会发展史》、《工会运动史》、《大众哲学》、《工厂立法》等内容，适时的灌输阶级思想和革命思想。
另外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女性团体，所从事的活动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和慈善性，这也为地下党员的革命活动提供掩护，而女性的身份本身也是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
五、结语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一个妇女团体，领导女性走向独立和觉醒的女权主义组织，自成立后一直相对独立于党派之间，但是在抗战期间，女青年会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革命，默认甚至支持中共地下党员在女青年会的活动，带有着女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性质。
抗战时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已远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受外国管理的传教性质的组织，它不直接宣讲革命，却为革命的宣传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与政治生态和世界形势有关，抗战时期的上海社会出现断层，一直到抗战前，外国势力对女青年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外国干事大量撤出，中国女青年会受到外国的干涉减少，加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全国协会已经内迁至重庆，坚守上海的上海市会没有全国协会的统筹领导，有着极大的自主权。政治生态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上海女青年会的宗教因素逐渐淡化，革命倾向渐趋明显。
共产党领导上海的抗日的方针政策极大的影响了这一女性团体，抗战后党实行精干隐蔽前提下，发动党员不断融入群众，群众工作的“社会化、事业化”；上海全面沦陷后又强调 “勤学勤业交朋友”，[87]党员要在职业掩护下勤业精业，取得群众的信赖，使党组织扎根群众中。随着妇女工作的深入，共产党也改变原有的妇女政策，不是试图将新的组织形式强加于女性，而是加入和改编现有女性团体，如女青年会。在这一过程中融合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本身的组织性质与功能，为更好的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保护。女青年会作为女性团体，带有宗教性、国际性，这些都为革命活动作了掩护，女青年会中委员、董事和干事都是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将上海大量的中上层女性会员组织起来，且通过女工夜校将上海的下层女性组织起来，并注重培养女性的社会参与精神、社会分析能力、社会组织能力，这些都为共产党灌输阶级思想和革命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女青年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也是女青年会进一步本土化的过程，是抗日救国的政治生态下，女青年会对国家新形式的积极适应，所以除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之外，女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大多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开展的群众工作，如总干事蔡葵（陈望道的妻子），如接任蔡葵的总干事职务的邓裕志，Emily Honig认为邓裕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向工厂女工灌输工人阶级和女权主义意识，定义、玩弄甚至是操纵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元素是她事业生涯的主要主题。共产主义倾向的女青年会领导者为女青年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此宗旨乃是1928年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后的宗旨，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1923年）通过的宗旨是：“联络、建设及发展中国各地之女青年会，并与世界各地女青年会协力工作，以促进女子德智体群四育之兴趣，俾得协助教会，引领女子，使之能得救主耶稣完满之生活而建设天国于世上”。
[2] 目前这一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集中有：Littell-Lamb , Elizabeth.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e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 China, Ph. dissertati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Rod, C. Johnson, The Catalyst Effect of the YWCA 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M.A. thesis,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1981；Alison R. Drucker，The Role of the YWCA in the Development Chinese Women's Movement（1890-1927）, Social Service Review,Vol. 53, No. 3 (Sep., 1979), pp. 421-440。曲宁宁：《寻找意义：性别视角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890-1937）》，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安珍榮：《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周蕾：《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和乡村事业之历史考察（1927-1937）》，《世界宗教》2009年01期；赵晓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的启蒙与觉醒—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对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03期；王丽：《人格·女性·新路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911-1937）》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5月；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冯雷：《战后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托儿所研究（1945-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李向平、黄海波：《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毛丽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社区服务管窥》，《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5期。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对于抗战前和建国后的女青年会都有所涉及，为本文提供一定参考，但是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女青年会都未有过专门的论述。而40年代的女青年会是承前启后的，是前期本土化的加速，建国后女青年会转型是抗战时期女青会被革命化的延续。
[3]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4]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1979年。
[5]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6]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
[7] 计荣：《中国妇女运动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06页
[8] 陈修良（1907-1998），女，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工委书记，1941年7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11月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总支部副书记，1946年初担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工作。
[9]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7页。
[10] 陈修良：《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11]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民族脊梁：父辈的抗战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页。
[12] 陈修良：《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95页。
[13]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97-460页
[14] 陈修良：《抗战初期江苏省委妇委的组织及活动》，《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15] 徐佩玲：《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16] 关于龚普生已有的研究学术成果较少，专门的著述几乎没有。倪慧君编的《名人的妻子》（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是从章汉夫的妻子的角度简要的叙述龚普生的一生，程湘君编的《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李同成、蔡再杜主编的《中国外交官在北美、大洋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李同成：《龚普生-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党史纵横》2004年第6期）都是以传记的形式主要描述了龚普生的外交事业。 关于龚普生生平思想几乎没有涉及，现有的关于龚普生的生平事迹的记述大同小异，都对于她在女青年会的短暂经历没有提及。或许因为与她璀璨耀眼的外交事业相比，女青年会的经历可以忽略，也或许想略过这段经历以撇清她与基督教千丝万缕的联系。
[17] 戴健：《龚氏三姐妹和她们的父亲》，《江淮文史》1993年01期。
[18] 阮虹：《外事生涯六十年-访龚普生》，《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第430页。
[19] 龚普生《龚普生女士书》，《凤藻》第15期，1935年，第174页。
[20] 阮虹：《外事生涯六十年-访龚普生》，《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第431页。
[21] 龚澎，原名龚庆生，在1936年经过陈洁（即陈矩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是外交家乔冠华的夫人。
[22] 李同成、蔡再杜：《中国外交官在北美、大洋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3] 陈修良：《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24] 龚普生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提到学生部的工作是在1937年9月开始恢复，而在这之前女青年会的资料中未见有关龚普生的记录，故作此推测。
[25] 龚普生：《今年的学生事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年6月，第39-41页。
[26] 龚普生：《今年的学生事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年6月，第42页。
[27] 龚普生：《基督凯旋了吗？》《联声》创刊号，1938年11月26日。
[28] 《消息一束》，《联声》第8期1939年8月9日
[29] 《上海女青年会史料》，第一卷，上海女青年会未刊稿，第19页。
[30] 施葆真、赵晓阳：《我与基督教女青年会》，《近代史资料》，总118号，2008年，第270页。
[31] 龚普生《与友人论宗教书》《凤藻》第11期，1931年，第75页。
[32]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54页，由方行和王辛南孙子方放先生整理保存。
[33] 《王辛南先生访谈录》，《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48页。
[34] 王辛南：《八福二周的回顾》，《角声》第14期，1936年10月2日。
[35]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50页。
[3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37]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39页。
[3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39]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40页。
[40] 上海档案馆：A22-2-1618-81，《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教学辅导人员情况调查表》。
[41]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50页。
[42] 杨清心：《近三年来的少女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年6月，第69页。
[43]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44页。
[44] 同上
[45] “全国女联执委会”是1937年2月2日至2月6日在上海中西女中举办的会议，主要是为了筹备1938年全国女联大会事工。
[46] 王辛南：《参加女联执委会之后》，《角声》第23期，1937年3月13日。
[47] [美]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07页。
[48]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
[49]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0页。
[50] 朱家德：《那代人的博爱》，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年，第9页。
[51] 有这一评价的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荒砂，孟燕坤主编《上海妇女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等。
[52] 《上海妇女》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4月20日。
[53]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
[54] 朱家德：《那代人的博爱》，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年，第9页。
[55] 张静如、梁志祥：《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6] 王辛南在文革时期的回忆资料（手写稿），资料提供者：王辛南女儿方虹。
[57]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汇编》，成稿于1990年12月，未刊稿。
[58] 《女青年会筹设托儿所》，《申报》1940年12月02日，第8版。
[59] 《女青年会托儿所义卖成绩极佳》，《申报》1940年12月13日，第10版。
[60]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第一个托儿所—记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汇编》，1990年12月，未刊稿，第87页。
[61] 《女青年会筹设托儿所》，《申报》1940年12月02日，第8版。
[62]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第一个托儿所—记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汇编》，1990年12月，未刊稿，第87页。
[63] 顾蕴鹤：《静安区培新幼儿园的前身—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市静安区文史资料选辑》1985.10 第143页。
[64]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第一个托儿所—记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汇编》，1990年12月，未刊稿，第87页。
[65] 关于女工夜校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可参见：【韩】李升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主作风”与女工夜校》，《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赵晓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的启蒙与觉醒—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对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03期；周蕾：《基督教女工夜校的抗战爱国活动》，《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03期。
[66]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3册
[67] 钟雪生：《刘长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68] 同上
[69] 《上海女青年会的小统计》，《上海女青年》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3月15日。
[70] EMILY HONI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Daniel H.Bays: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243页。
[71] 巾帼摇篮编委会：《巾帼摇篮：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72] 邓裕志：《邓裕志先生纪念文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2000年。
[7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普陀文史资料 第一辑》第96-99页。
[74] 李智清：《她扎根在夜校女工-记钱勤烈士》，《上海党史研究》1994年02期。
[75] 曲宁宁：《寻找意义：性别视角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890-1937）》，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72页。
[76] 安珍荣：《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第16页。
[77] 徐佩玲：《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78] 王辛南、方行：《行南文存》，未刊稿，第451页。
[79] 谢祖仪：《女青年会的面面观》，《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年6月，第4页。
[80] 安珍荣：《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第73页。
[81] 【韩】李升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主作风”与女工夜校》，《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82] 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第207页。
[83] Emily Hong，Christianity，Feminism，and Communism：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in Daniel H. Bays(eds.),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257页。
[84] 曲宁宁：《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陆慕德研究》，《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85] 安珍荣：《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第53页。
[86] 徐佩玲：《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87] 对于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上海的抗战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策略方针的五次演变》一文中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2阶段是1937.11-1939年下半年，这一时期强调群众团体有计划的分散到各生产部门中，“迅速职业化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推动党的抗日斗争取得了新进展；第3阶段为1939年下半年-1941.12，基于上海及孤岛形式的恶化，中央明确上海党组织要隐蔽精干，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也不再组织大规模公开性运动，转而强调群众工作的“社会化、事业化”；第4阶段是1941.12-1944年下半年，这一时期上海全面沦陷，江苏省委提出了“更深入精干隐蔽”的要求，同时党员要在职业掩护下勤业精业，取得群众的信赖，使党组织扎根群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