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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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黛甜（华中师范大学）
摘要：齐鲁大学是一所由十个差会支持的基督教大学，她不仅是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史上的先驱，也是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史的先驱。齐鲁大学是中国第一所颁发给女性学士学位的大学，不同于女子学院，她使用在男女同校这一平等模式下，再设立独立女部的方式开展女子高等教育。齐大女部的目标是培养中国和中国基督教届的女性领导人。在校内，富有“女性意识”的女传教士们，为女学生积极争取权利。在校外，女学生因为接受了男女同校教育，性别差距逐渐缩小，走上许多之前只由男性担任的岗位。教育权的解放推动了工作权的解放，一起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女性权利的提升。
关键词：齐鲁大学、女性教育、男女同校、女性权利、近代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
齐鲁大学不仅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更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齐鲁大学是中国第一所颁发给女性学士学位，并最早实现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学。为了保护女性，在男女同校教育的基础上，她增设独立的女部以开展女子高等教育。在当时普遍教育方式为女子学院的情况下，男女同校这一新的大胆尝试，意味着性别间交流与冲突增加，同时也有助于女性权利的提升。女性常常在男女共处的公共空间中再建立独立的女性团体，以对抗因共处带来的男性压迫或者性别歧视，并在对抗与交流中获得进一步解放。中国近代女性教育权的解放过程也体现了这样的观念：从只有女性的女子学院发展至男女同校中设立独立女部，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取消女部，仅在大学中设立的独立女性宿舍。
男女同校这种大胆的尝试，是传教士以国外大学为例，率先在中国国内的基督教大学开展的。中国第一所给予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其院长麦美德（Luella Miner 1861-1935），在19世纪初华北协和女子学院策划并入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入金陵大学时，就讨论了当时已施行男女同校的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办学效率，及男女同校是否真的对女性有利[1]。
尽管有过许多的争论，男女同校还是在中国大学开展了，以上几所基督教大学和齐鲁大学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展男女同校的大学。在齐鲁大学发展过程中，怀有强烈“女性观念”的女传教士们，为了争取财政、地位与男职员、男院长平等，发声与男性碰撞，并争取只颁给女性的特殊奖学金，在校内积极争取女性权利。而对于校外的女性权利来说，由于女学生与男学生接受相同的教育而缩小了性别间的差距，一大批具有优秀品格、专业素养、爱国而又有担当的女性，足以胜任许多传统意义上只由男性担任的职位，如政府职员、科学家、研究员等，她们与男性一起肩负起近代中国社会建设和民族解放的重任。如此，教育权的解放又自然而然地推动了工作权的解放，从男女同校到男女同工，推动了中国近代女性权利的提升。
齐鲁大学史的研究起源于西方，中国学者也已开展了许多的研究，涉及校史本史、校内机构、校内生活及与国家社会互动等多个方面。但可能因语言问题和资料获取不便，前辈学者对英文档案和传教士教师书信类的史料挖掘较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颁发给女性学士学位的大学，这样重要的地位，齐大女部却在齐大历史研究中一直是“隐身”的情况，极少有学者提起，专门展开研究的文章也几乎没有。男女同校是如何开展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其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两性在此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交流与碰撞、同校教育的结果如何、对近代女性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于近代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综合齐鲁大学中英文档案、传教士书信、学生回忆录等重要史料和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齐鲁大学女部的历史，并以之为例，探究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教育方式对中国近代女性教育权和工作权的促进。
一、迈出第一步：从女子学院到男女同校
常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女性高等教育起步得很早[2]。在19世纪20年代时，中国人认为男女同校是进步的举措并给予很多支持。到19世纪30年代时，男女同校的教学模式已比较普遍，培养同学间的男女协作是大学的教育目标之一。但同时，男女同校的大学也面临更多的性别挑战。
19世纪20年代，人们对男女同校的大学给予了很高的支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创始人德本康（Matilda C. Thurston）曾经指出：“在美国，女性必须为自己的教育权而奋斗。……但在中国，一旦有机会，男学生们对于让女性进入校园这件事比女学生更热情。在中国的一些学院里，如果它采取了男女同校的方式，它的学生会被提供丰富的奖学金和其它的一些鼓励政策，男女同校被认为是进步的举措[3]。”到1925年时，因几乎每一所中国政府的官方大学也已普遍开展男女同校教育，“中国女性需要大学教育吗”已不再是一个问题[4]。1934年齐鲁大学第三任女部部长刘兰华（Lan Hua Liu Yui 1889-1969）说：“除了专业知识，我每学期还会教（女学生们）如何与男性交流，因为她们从小到大就没有‘男女协作’的观念，男女协作对于家庭和社会都十分重要，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年轻人们来说，这是重要的基础[5]。”
虽然不论男女同校还是男女协作教育都受到很多支持，但女子学院可以大胆地声称自己只为了女性，而男女同校式大学却在性别问题上面临更多的指责和冲突：比如被认为钱更多地划给了男性、男女教师地位不平等或者其它对女性权利的性别歧视。
不过，关于权利的斗争很少是安全或者愉快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种旨在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改变的政治运动，是一个需要男性参与、两性共同交流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运动，而不是隔离男性的世外空间。在任何以彻底的变革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中的实践，不可能仅仅致力于为想成为激进分子的人建立安全的空间[6]。极端的差异观念，造成激进者去创造唯有女性的空间，却反而破坏了女性解放运动。而为了推进两性的交流势必需要一个共处的空间。
这样的共处空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女权运动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权也是一步步解放的：女性先建立独立的女子学院，继而再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设立单独的女部，最后取消女部，仅设立独立的女子宿舍。从女子学院到男女同校需要一个突破性的过渡，独立的女部便承担了这个责任。女子学院中的女学生常常被安排例如家政和基础识字这样“仅适合女性的课程”，这种课程不仅包含着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且于教育结果上看，接受同样时间的教育后，因为被教授的知识本身就比较浅显，女性获得的知识对社会的贡献通常比男性要低。
而在男女同校的方式下，男女参加同样的入学考试、上同样的课程、一起做实验并参加同一标准的考核。性别间受教育时的差异便因此缩小，在此基础上，教育的结果才更具有可比性，这有利于破除“女性天生不是学习的料”的成见并实际上进一步推进女性教育权的解放。
率先开展男女同校的齐鲁大学，在一开始的入学考时就不会为女学生降低入学考难度，也不会放松上课要求或者降低毕业标准。齐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对男女一视同仁，要求的科目有数学、作文、几何、中西历史、理化和英文[7]。最先向女性开放的是医科，医科的课程里包括有机化学、比较解剖、理论化学、公共卫生、寄生虫学等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对女性很有挑战的课程。
二、男女同校与齐鲁大学创立之初女教师们的斗争
齐鲁大学非正式的男女同校始于1916年，正式的男女同校始于1924年齐鲁大学合并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同校的原因是为了合作互补。这个过程不是完全顺利的，在其合校前的谈判中，压力和反抗主要来自女传教士们，她们因担心性别歧视展开了斗争。但所幸结果不错，合校教育在一开始开展得比较顺利，女性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不少的权益。
齐鲁大学非正式的男女同校始于1916年。1909年，座落于潍县（潍坊）的山东新教大学（中文名合会学府）在合并了长老会和浸礼会在山东各处的医务工作之后，组成了一个在济南的联合医学院（中文名为医道学堂），学校也改名为山东基督教大学。1914年这个共和医道学堂开设护士班，1915扩充为护士学校，招收了12名女生，后来迫于社会风气于次年开始招收男生。1917年，在潍县的文学院、在青州的神学院和济南的医学院正式搬到济南新校园，合并成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中文称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 [8]。1929年，前文这个男女同校的护士学校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护士专修科。
更正式一点的男女合校是在1924年，齐鲁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因互有短缺而谋求联合，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因性别问题发生了争执。能言善辩的库寿龄（Samuel Cooling）虽然之前成功合并了多所学院[9]，但在企图合并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时他遭受了艰巨的考验：“永远不会忘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和一群神情紧张、心情迫切的妇女们在北京那一上午漫长的讨论，也不会忘记她们提出的那些刨根问底的问题”[10] 。双方像做大买卖前紧张权衡的商人，又像子女结婚前衡量对方家庭财力的精明父母，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人手短缺，规模小，没有独立校址，也没有足够的师资进行有效的教学[11]。齐大此时其实也是人手不足，竞争力弱，除此之外齐大还因为刚搬迁资金严重缺乏，而女子学院却有指望从斯派尔曼基金（Spelman Fund）中得到数目不小的35万美元[12]。
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的女医生们，担心合校之后会遭受性别不公，因而向库寿龄博士提出尖锐的质问：“她们问我是否打算让男人当教授，而女人只能当助教！”“有人提出一个事实上并不坏的问题：一旦她们参加进来，并为联合放弃一切，她们将得到什么保证，确保她们将来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他只能回答她们“唯一保证就是相信我们合作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13]
这样的质问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女子学院，原本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只提供给女性，而一旦男女同校，女性的地位便立刻会受到威胁，且原来只用给女性的资金也可能会被男性分走。事实上，齐鲁大学给华北女子协和医学院这个空空的保证，确实为后来女部发生的许多问题留下了隐患。但此时的联合是双方都受益的，男性用了女性的资金，女性也用到了男性的资源，双方是互补的。齐大女部第二任主任麦美德，在1912年一封信中提到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事情的时候也表示：“女医生们......认为受制于董事会并非好事，其成员当然大部分是男性，但如果对于我们的女子大学行之有效的话，我觉得以后合并也是有可能的[14]。”可见对于女性来说，从独立的女子学院到合校，关于权利和效益是需要考量的。女医生们的质问体现了“平等”的观念，性别间的平等纳入她们对合校教育的考量中。
不过合校还是成功了，并且对于双方来说结果都不错。1923年齐大的医预科班已经开始招生，1924年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两个班32名女生和5名美籍女教师[15]并入齐鲁大学医科。这5名女教师是兰纳德(Dr. E. Leonard)、卫徳 (Dr. Waddell)、思科特(Dr. Scott)、海尔思(Dr. F. Heath)和摩根(Dr. Morgan). 兰纳德协助教授解剖和小外科，另外还要处理综合行政事务。卫德在生理和药理学部。思科特在小儿科，海尔思在妇产科和综合外科。摩根在内科。
第一届女部成员如下[16]：
主席：W. F. McDowell
秘书和司库：Miss Lucy Lepper
财政部：Miss Margaret E. Hodge, Mrs. W. F. McDowell, Mrs. W. I. Haven
人事部：Mrs. Avann, Mrs. Roys
组织部：Mrs. Roys, Miss Bender
兰纳德医生任女生部首任部长。
合校教育为女子教育的开展带来了益处，齐鲁大学分配了很多的资金和预算给校内的女性，并对合校教育进行了肯定。1925年医学院的报告说：“本年的经验使我们更为确信医学教育上男女合校的可能性。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有理由庆幸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步骤[17]。”齐鲁大学为了“迎接”女生部的到来和成立，进行了很多拨款的预算：1923年预计完成一栋价值两万五千美元的宿舍，两栋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职工公寓，还有租地三千美元，医学院女生房间和设备共五千美元，新医院的租地将近两万美元。1924年的预算有花在女子医院上的五万美元。连1928年为更多公寓和拓展项目的两万五千美元都进行了预算[18]。
从“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这一目的来看，合校拯救了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并为齐大女部的女性提供了许多的资金和帮助，应给予积极的肯定。
三、性别、财政和地位：女部管理层为女性权利的“持久战”
在齐鲁大学女部28年[19]的历史中，财政问题是主要的问题。由怀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传教士和女基督徒担任的女部管理层，对财政分配不公和地位不平等问题展开斗争，希望能获得更合理的资金分配权利及与男性相同的合理地位。她们还努力争取到了努力不少只颁给女性的特殊奖学金。虽然在时代限度内很多问题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发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象征，女部也获得了不少成就。
1925年齐鲁大学逐渐开放了其它学院招收女生的大门，兰纳德医生卸任，由麦美德和她的学生刘兰华接任女部第二、第三任部主任。麦美德于1924至1929至年任女部部长，刘兰华在麦美德病逝后，于1929任女部部长，直至1952年齐鲁大学因院系调整而“消失”。
（一）麦美德、刘兰华与中国女性教育事业
美以美会传教士麦美德，是一位“典型”的女传教士。她热爱中国，具有强烈的“基督女性精神”，她将大半生都献给了中国女性教育事业，“她对她的信念坚忍不拔，但对其它人的建议温柔理解[20]。”
麦美德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欧伯林(Oberlin)，具有西部女孩豪爽的开拓精神。1887年她来到中国，这一来，就将她七十五年人生中的五十年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她有“美国西部的开拓精神、家庭深远的传教传统、悉心培养她的父亲作为榜样、欧泊林学院的福音派影响和不满足于做普通教师的雄心。对她而言，投身传教事业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在各个方面都得天独厚[21]。接受了短期的汉语强化训练后她到潞河中学任教——这个学校后来成为潞河学院，并入华北协和大学。在义和团运动中潞河书院遭受重创，被夷为平地，麦美德在运动中因保护妇女和儿童被誉为英雄。1903年至1913年她在贝满女中任校长，1914-1915年任妇幼保护会的主席，同时还是北京妇女红十字会的顾问。次年她在北京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院——华北女子学院，并亲自担任15年的校长。1920年华北女子学院并入燕京大学成为燕大的女部，麦美德出任燕大女部第一任主任并为燕大奉献了三年。1923年她被齐鲁大学聘为神学院的教授，在兼任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副会长的同时，又担任齐鲁大学女生部的主任[22]。她教授过的科目包括生物、国际法、生理学、几何以及神学[23]。
麦美德多次在私人和公开场合鼓励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女性，对他们亲近而热忱。她反对西方人独享避暑地、排斥中国人的管理方式[24]。她曾经发誓过自己天生不适合在女子学院任教，却会常在中国的街上留意年轻女子——因为有太多的理由来保护中国女孩[25]。她身上浓缩着那个年代女传教士的个性：既张扬激进又收敛谦卑，即雷厉风行又温柔慈爱。她也是个普通的女性，她的同事露西·米德会说麦美德做针线活儿“让大家目瞪口呆”[26]，她也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和母亲笑谈伦敦灰色丝绸衣服和中国薄纱面料，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有足够的钱，买得起一件简单雅致的黑色丝绸礼服，或许我会更喜欢去巴黎，不过要是买了这样的衣服，我得对自己背十诫了。”[27]
有人评价她是“女性丈夫”“正直无畏的女性”称得上“不让须眉”，即使在困难时期她还是坚持独自走遍了中国的乡村。“那些志向远大、才华出众、坚忍不拔、蔑视性别的人，是她最喜欢结交的”。 [28]
刘兰华是麦美德的学生，1904年麦美德任贝满女中校长时，刘兰华就读于此[29]，她后来接替麦美德成为齐鲁大学女生部第三任主任，为齐大女部鞠躬尽瘁。
刘兰华的祖父16岁出海至张家口 (Kalgan) 做生意，40岁回到家乡时已积累了一大批财富，但不幸的是他染上了鸦片瘾。在戒毒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传教士文阿德 (Dr. J. I. Atwood) ，文阿德给了他一本圣经，他阅读了三年后受洗成为基督徒。
刘兰华在北平毕业后回到太谷，1917-1922在贝露女中担任副校长，然后前往欧泊林大学读书，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并于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7年她回到太谷成为贝露女中的校长，1929年来到齐鲁大学就任女生部主任，同时她还在齐大教授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和儿童发展等课程[30]，并兼任济南基督女青年联合会的主席。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基督学生运动会的顾问和国家基督女青年联合会的一员[31]。
刘兰华一直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在1938年她写的一封信中，她描述着她看到的缓慢流动的难民，并附上一首深沉悲悯的爱国诗[32]。她坚信尽最大的能力、通过她培养学生的方式，能给国家带来希望[33]。在1934年她写给女部霍琪(Mrs. Hodge)小姐的一封信里她说“看见女孩们在为她们独特活着的方式努力提高自己是特殊的荣幸。我们正在做一项多么好的工作——将女孩子从我们的大学里送出，成为中国女性的领导者。我们培养女孩子们的方式将影响到中国的未来，这些女孩子们拥有耶稣般随时准备牺牲和服务的美好品德，……没有什么比知道我们正在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做贡献更高兴的事情了[34]。”
麦美德和刘兰华都热爱女性，并为中国女性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她们带领下，尽管女部经历种种困难，但在艰难中顽强地发展着。
（二）持续的财政问题
不管是麦美德任部长还是刘兰华任部长期间，财政问题贯穿着女部发展的始终，女部一方面要求平等，积极争取女性能获得公平的资金安排，但即使在女部内部，都有资金分配不公的问题。齐鲁大学女部的财政问题受到女部地位不平等及传道部、齐鲁大学和学科间资金分配不平等的共同影响，并突出集中于人员工资问题上。
1926年女部的报告中提到她们需要各差会派出至少15名人员，但当下只有区区六名。理学院和神学院情况更差一些，经费短缺使她们把费用加在医学院里。1927年，女部希望理事会能拿出1500美元用以聘请一位中籍部长和一些中籍女性教师。但是关于新部长工资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女部和她的上司（传道部和齐鲁大学），从1927年到1928年女部都发不出这个工资，所以直到1929年初都没有找到新部长。[35]
齐鲁大学关于霍尔遗产[36]这笔资金不公平的分配加剧了性别矛盾。1929年7月2号麦美德给负责人贾思德 (B. A. Garside) 的一封私人信中抱怨道，在她休假期间，一场分配霍尔遗产的会议“悄悄”召开。麦美德留了很多相关材料给女部执行主任摩根医生，然而最后在整个分配会议中却没有一位女性参加，麦美德也没有看到会议记录，虽然女部最后获得了5万美元的分配——麦美德对此表示了感谢[37]。在与女性有关，且有女性存在的场合中将女性排除出相关会议，确实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蔑视。
不仅是工资的问题，齐大女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资金困扰。1937年时，女部企图增加一个助理协助管理，却依然受工资问题困扰无法实现。1942年时因为可能拿不到霍尔遗产的支持，助理富勒小姐的工资又成了问题。女生宿舍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安上窗户。
除了新增项目的预算有问题，旧的财政问题也一直持续着。部长刘兰华的工资就是个常年“顽疾”。1937年，刘兰华写了一封信向贾思德坦诚地谈论她的工资问题：“我来到齐鲁的原因是我对培养女性领导人十分感兴趣，我在为女部服务的同时也从同事们那里学习了许多。除了一些艰难时光，我很享受在那里的日子，并且觉得很快乐。我一直觉得奉献不能被确切数量的金钱所衡量……不过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能不靠金钱活着。”[38]1937年时，刘兰华成为女生部主任已经八年了。
她之前一直不提关于工资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她已经是女部的主任了，处在一个不方便增加自我工资的尴尬地位，另一方面她来到齐鲁时正是齐鲁的低潮期（1929年学潮风波）。当时她建议每年将自己工资的10%划给女部以帮助其渡过难关，而现在她希望自己的工资能有所提高，至少能和文学院院长一样多[39]。
齐大和女部受到资助的渠道很多，齐鲁大学由十个差会[40]和其它各种机构支持，而女部又时常有独立的资金（比如一些女性传道组织）来源，财政问题如此持久又棘手是什么原因？
试看麦美德和刘兰华提出财政问题时齐鲁大学女学生的数量和占比：
*麦美德任齐大女部主任期间女学生数量和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斜线代表数据缺失）
*刘兰华任齐大女部主任期间女学生数量和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斜线代表数据缺失）
虽然1929年和1937年的具体数据缺失，不过可从其它数据中推测，麦美德管理时的女学生数量大概在10%-15%，刘兰华管理时增加到大概有30%左右，虽然这十年间女学生数量大大增加，但总量并不多，占比也不大。若从平等角度出发，30%的学生也应获得相应充足的资金，若从差异观念出发，女性应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补偿其在高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受到的排斥和歧视，而不是长期的资金不足。财政问题或许应从其来源和分配上做出分析.
首先来源丰富不等于来的钱款充足。在差会中，以美国一些传道部为例，即使女性占多数，女性机构的拨款却常常比其它男性执掌的部门少。“所有传教士都要为传教尽职，但女传教士的酬劳却只够维持生活[41]。” 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本土平权思想都还不是主流思想，自然影响到差会和差会派遣至中国的机构。在齐鲁大学里，女性占少数，情况便更是如此。这些财政来源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女部经常性的财政问题。
再者，女部内部资金分配也有问题。一方面是受齐鲁大学全校情况的影响，从合并史上看，医学院就处于特殊的地位[42]，据悉在齐大后期，全校每年接受津贴8.5-9万美元，医学院分配到的数额能占到40%[43]。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在齐大的发展史中，在女部中也是突出的，从麦美德1929年给医学院女部干事的信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管理层都是精于医科的。文理学院的女生加起来比医科女生多得多，医科女生却享有大部分的资金。刘兰华在1937年的报告中也说：“过去女部只支持医科的女学生，我希望以后女部能多把目光放在所有的女学生上，因为中国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女性领导人（而不是只有医学领域）[44]。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女部作为一个机构，在男女同校大学里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下一小节展开讨论。
（三）女部不平等的地位
资金没能被公平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在男女同校的学校发生的几率远大于单纯的女子学院。当华北协和大学并入燕京大学的时候，麦美德认为主张合并的男士们目的是女子大学的资金[45]。当福建协和大学企图和华南女大合并的时候，华南女大会计部主任爱以利（Elsie Reik）也是这么认为的[46]。如果是单纯的女子学校，可能无需担心这样的问题：本该用在女性身上的钱，被用去给男性。
女部是独立的机构，管理全校30%的学生，其主任应该和其它学院主任有差不多的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部长刘兰华和学校其他院长并不是平级，这使得刘兰华的工资少于其他院长。因为这样的不平等，刘兰华提出的关于增加工资的请求一拖再拖，无法得到解决。地位的不平等影响到了女部的资金分配。1937年5月给贾思德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明确讲道：“在大学一般建制中，女生部部长应该和医学院或者文学院院长是同样的等级，在美国我们都使用‘院长(Dean)’这个称呼，但在中国，除非我来之后特地更改这个修辞，否则头衔往往是不一样的。他们被称呼为“院长”而刘兰华被称为“女部训育处主任”，且刘与其它院长的工资是不同的[47]。”
女性用女部在齐鲁大学中设立出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这样的做法与没有女性或者只有女性的空间相比，肯定是更有利于女性权利的发展。但同时她们面临的来自男性的挑战也更多，她们必须积极地去争取更平等的地位。有学者曾指出，妇女作为一个严重弱势的社会群体，要求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也是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本能反应，这样紧密的妇女独立团体空间如果不复存在，妇女也没有机会在学校行政构架中保持自身的地位。社会还没有做好让男性服从女性领导的准备，齐鲁大学也没有。除了女部，齐大其它的系主任都是男性。诚然有当时的女性在水平和能力上确实不如男性的可能，或许女部主任的能力也确实比不上其它部长，但在女性本就处于弱势的现实情况下，在两性共处的空间中给予女性一个比较公平位置，是保障女性权利的必要措施。
女部单独的财政权还使得她在关于是否单独做预算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各部门关于女生部是否是个“财产持有主体”，以及女部是否享有单独的财政权进行争论，学校的司库和医学院院长之间的预算也很模糊。女部手中握有的钱和学校握有的钱都不足够，双方都捉襟见肘却都想对方手里的钱能资助自己。
机构地位上的不平等和管理的混乱影响到了女部的财政，自然影响到了女性们的权利。不过，女性还是争取到了只颁给女学生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女性权利。
（四）特殊的权利：只颁给女性的奖学金
李木兰指出，“平等观念”和“差异观念”在女性争取利益的时候会一起发挥作用[48]。女性基于“平等观念”要求女性在政治、教育、工作等领域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但因为女性本来就弱势的残酷现状，女性又会发挥“差异观念”为自己争取到独特的权利。比如美国的一些基督教妇女组织专门支持海外的基督教女子教育，在中国也有许许多多只支持女性的资金。
以齐鲁大学女学生的奖学金为例，1927年5月20日麦美德托齐大会计于秋季开学时向天津美国公理会司库请求支援480元奖学金来帮助6位女生，每人80元[49]。1932-1933年时 大部分奖学金金额在15-75美元间浮动，个别学生能领到100美元。由艾利基金会和麦美德捐献给女性医科教育的奖学金(American Board Hannah Ellis Fund Dr. Luella Miner Sch.Fund for Medical Education of Women ) 在1934秋季学期奖励7位医科女生每人710元，1935年春天奖励7位医科女生每人670元，秋季6位每人560元。1935年时大部分学生的奖学金上涨，在40-80美元间浮动[50]。
其它只颁给女生的奖学金及其金额有：
Ladies Home Journal Girls' Club Gold ＄60
Castile Scholarship ＄200
Lucy Kent Scholarship ＄100
Interest on Scholar Endowment Mex 1500
一学期有2名学生能获得80美元，1名60美元，2名50美元，1名40美元，奖学金一年的利息能每学期再多颁发30美元给一名学生。
对比男生们和其它来源的奖学金，女生的奖学金还是很高的[51]，且在1930-1939年，齐鲁大学一年的费用约为240元[52]。
从平等的观念出发，自然不应该有只资助单一性别的资金，这会构成对另一性别的歧视。不过从女性弱势的现状出发，为了提升她们的权利，又需要这样有针对性的帮助。
实际上，齐大女同学用刻苦努力取得的成绩，放在整个班级里比较也足以赢得奖学金。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安格（Dr. Engle）的课非常严格，安格的助理讲师叶鹿鸣也很严格，男同学张智康当时考了最高分——75——可见很严格，有位女同学乔素云，因为太刻苦，考了几乎是破纪录的78分，可惜毕业后未及半年就故去了，不知是不是太用功种下的病因[53]。女生沈庆辰酷爱数学，孜孜不倦，不仅是天算系也是理学院中最优秀的学生。她在牟光信先生的第一次电磁学的小考中得了36分，全班最高分。后得到数学大师苏步青先生的赏识，免试做其研究生[54]。1943年三名医科女学生薄蘅萃、沈云英和管秋葵每人获得1200元的奖学金，薄蘅萃1945年再次获得奖学金8000元。薄蘅萃在医五上（医科第五年上半学期）时所有成绩均分74，班级排名第三。沈云英在医六上均分79 ，班级排名第一[55]。
客观看待这样的奖学金，它们确实大大支持了那个时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女性，但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所以自然渐渐会被男女共同竞争的更公平的奖学金所取代。
四、女性权利的提升：从教育权到工作权的进一步解放
除了女部在校内为女性争取的权利，齐鲁大学男女同校的方式还为女性在社会中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同校使得男女能受到相同的教育，减小了性别差距，并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发展成男女同工，解放女性的工作权，从而促进了近代女性权利的提升。个人在社会中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某种意义上是个人的地位的体现，而地位必须通过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来获得——能力越强者承担越重大的责任。这大概是为什么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教育权的解放如此重视的原因之一。如果女性想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权利，那她们必须拥有更强的能力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即参与到社会工作中。
尽管如前文所述，女管理层在齐鲁大学女部里一直为女性的权利作艰辛的斗争，幸运的是，斗争是有结果的，女部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爱国、自立、奉献的杰出女性，她们掌握专业知识、拥有专业技能和美好的品德，她们分布在教育、医疗等行业，用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国家和民族奉献自己的同时，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和权利。
男女同校不仅对女性产生影响，必然也对男性产生影响，男性在与女性的交流中自觉地加入女性解放运动中。1949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齐鲁大学剧团为了开展活动，排练话剧，学生韩铨师到处去挑选演员，因此，便要经常到女生宿舍景兰斋去找女同学。“可每次到了景兰斋门口，首先看到的是门口上面横挂着的‘男生止步’的木牌子，叫人看了打心眼里就别扭。”他竟约好经济系的张盛岑同学找到梯子和斧子，爬上去把牌子砸掉。他说：“现在都解放了，还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可能经过很多围观同学的传播，他总能在校园里听到“好样的Mr. 韩！”的夸赞。[56]可见女性解放思想在当时大学生中广受认同，虽然他在砸的时候遭受了教师的阻挠，也有同学觉得“这是规则，不能轻易改变。”但他还是勇敢地成功了，并收到许多称赞。他的同学也并不是觉得“男女授受不亲不行”，而只是认为“轻易改变一些规则不行”，其中反应出的不同思想也很耐人寻味。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结果上看，齐大女部为整个中国近代女性做出贡献，但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夺取基督教在中国女性精英方面的领导权。1925年，因中国大部分官方学校也已向女性打开大门，麦美德向她的同事们发出疑问：“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果都从非基督教大学里毕业，怎么办？西方女性是否有志于加强基督教对于培养中国女性领导人的影响力？[57]”可见，因担心失去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传教士们加强了自身在中国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影响，并在女性高等教育这一新教育领域不甘落后。
（一）结果：从男女同校到男女同工
齐鲁大学非常重视女性的发展，旨在为中国培养女性领导人。这个发展不仅包括以学习成绩为代表的知识能力，还有优雅的品德、涵养、举止行为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相应知识能力和美德的女性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足以胜任许多在此之前只能由男性担任的职位，比如科学专家、研究员、大学教授、政府职员等，因此从男女同校自然而然发展成男女同工。
关于女学生美德的培养，刘兰华管理下的女部是比较严格的。1946级毕业女生罗自贞说：“宿舍主任余夫人（刘兰华的丈夫姓余，所以有时候她叫余刘兰华）是十分注意女同学的服装、修饰和涵养的，凡是她认为不雅的举止、不适当的言行，都会受到纠正，务要使同学们都拥有高雅大方的气质、温文可亲的风范，人人都具备时代女性的美德[58]。”刘兰华领导着女孩子们成立了许多自我管理社团，一个是自治会（Self-government Society），自治会使她们在实践中学会自我责任感。第二个是厨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尝试着自我服务、自己制定菜单和购买相关物资，另一个附属于厨房委员会的小会叫洗衣委员会，它负责所有女孩子们的洗衣[59]。这些委员有条不紊的运作，最胖的女生减了体重，女生们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爱上清洁自己和生活环境的卫生。女部还带领女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1936年在短暂的寒假里她们前往乡下帮助乡亲们写信，给孩子们带去花生和糖果。女孩子们为伤员捐钱，尽管她们自己都没什么钱。
因为齐鲁大学给予了女学生与男学生一样的教育，加上女部对女学生严格的管理和重视，从齐大毕业的女性与男性间的性别差距小，她们学习到的知识和能力足以胜任许多之前仅由男性出任的职务。1936年著名的女生物学家李贵真毕业于齐鲁大学生物系，她在贵阳医学院任教，此后为中国在蚤类的区系分类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60]。1944年医学专家冯理达就读于成都齐大，后赴美国、苏联留学，回国后她在中国医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研究所供职，并在免疫学研究上做出许多贡献[61]。1945年妇产科专家王秉正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同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医学博士学位。她长期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西安医科大学执教[62]。医学专家侯杰于1947年毕业齐鲁大学医学院，后在南京市鼓楼医院供职。主要从事内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擅长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著有《肺活体组织检查》、《肺弥漫性疾病》等书[63]。1950年初毕业的五位医科女同学——徐丽丽、闫国珍、高维济、范启修、程素琦前往上海人民解放军科学院（即现今军事医学科学院）[64]。1952年院系调整前夕，齐鲁大学也依然不遗余力地培养着优秀毕业生。化学教授汪云琇乘上了这趟末班车，她于1952年毕业于齐大理学院化学系，后在山东工学院、山东工业大学执教，擅长污水治理方面的研究[65]。
1939年毕业的学生中有的继续去海外深造，有的在大中小学教书，成为各学校女部的主任，有的在宗教学校当老师，在医院服务，还有的在工厂做化学研究员。再以1943年和1944年齐大毕业女性去向为例，可见女性走上许多之前只有男性的岗位：
*1943年及1944年齐鲁大学毕业女性工作去向，1943年文学院数据缺失。
女学生们所获得的教育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有时候女部提倡并开展的一些课外活动也会影响女学生们的一生。比如女学生张正荃大二的时候，一位外籍女教师在家中开设英文打字培训班。当时有很多女生报名学习。她也参加了并坚持完成了全部课程。学校也给了她很多实践的机会，她和同学负责每周一份的课程讲义打印工作。她毕业那年恰逢解放初，工作难找，作为一个半日制药师常常很无聊。后来有一次碰巧医院院长知道她会英文打字，让她打档案室的X光诊断报告，不仅给她加工资，还由原来只供应午餐改为供应早午晚三餐。在以后与外国商务联系和技术引进的工作中，她的英文打字技术也都派上了用场。电脑普及时也很快学会了用电脑——电脑普及的时候，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能快速使用电脑，真是令人惊讶！这个小课后班影响了她的一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事，她说：“感谢母校的培育，我一踏上社会就很快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糊口吃饭问题[66]。
当时政府提倡滑翔运动，身高158公分体重94磅的小女生罗自贞勇敢参加，她们队还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这项为期一个月的运动项目。合唱团、球赛、啦啦队和剧团（话剧公演）很受欢迎，女生合唱团 “以流亡者的身份而唱出对祖国无限的热恋和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一声声清脆婉转的声音，把简陋无比的教室，点缀而成人间天堂。”[67]
（二）齐鲁女性肩负社会和民族重任
尽管齐鲁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基督徒学生的占比也很高，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也是极高的。齐大发挥医学见长的优势，不仅学校医生和教师积极救助灾民，多名女学生也奔赴战场参加军队医疗队。李木兰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常常是和爱国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女性通过参与爱国运动奉献自己去争取性别权利解放的筹码，不如说是每一个不分性别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都会将国家放在第一位，至于战争结束后对性别权利的“讨价还价”，那是结束之后的事情。
齐鲁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大部分是为了国家。在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所存的档案中有几份是对合并后的山东医学院学生进行的调查，在几位女生的叙述中，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对民族未来的期望跃然纸上。山东医学院一九五二级医专小儿科女生刘璞说：“1941年 16岁初中毕业那年夏天…中学…被日寇占领学校停办，因此在思想上更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68]。”尽管她们中很多是基督徒，但是否在帝国主义开办的学校上学并不影响她们对祖国深情的热爱[69]。在1930-1939年毕业生志愿书中，只有5%的人写明是出于宗教原因选择齐鲁大学的，但是42%的学生填写学医的目标或将来的打算时，写的是为了救国家、救社会，这大大超过了强调宗教的人数[70]。
在战时齐鲁大学的学生一直参加各种形式的急救及社会服务，如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有一百多学生参加了青年军及军医队[71]，充分发挥了齐鲁大学医科见长的优势，其中当然包括女生们。来自教育部军政部和卫生署的训令纷至沓来，所能见到的文件中，一份1941年的征调令上显示，16名医药牙护毕业生前往国家的各个角落支援，其中有3名女生[72]。1944年，齐大50名女学生参加了急救学习课，5名毕业女生前往战场，8名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女生为了能为三个月后前往部队的服务做好准备[73]，加快了她们的课程。女学生王耀春回忆说：“因战火的气息熏染了我们一般女孩子的心，大家愿做白衣天使，好为为国流血的战士服务，为国家尽一份爱国的心意，所以入护预系的人最多[74]。”
齐大女生还积极参加爱国游行，发自肺腑地表达自己的爱国情。在女生王其杰的日记里记载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号齐大医专学生的爱国护权运动，游行时，男女学生一起，各生手持小旗，且行且喊口号如“反对国际干涉”、“誓做政府外交后盾”等。她对当时贫弱国家、麻木不仁之民和腐败政府的思考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中。“百感交集，一阵悲愤涌上心头，不由泪夺眶而下。”[75]
当然，不只是直接上战场才是奉献国家了，在学校里认真读书，取得优异的成绩，日后参与战后重建或者保留国家文化也是报效国家的方式。1946年毕业的政治经济系学生罗自贞回忆说：“当时的学生虽悲痛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但为了国家命脉的延续，只有忍辱负重地埋头苦读，以便将我悠久的中华文化与道统，延绵不绝地传递给后代子孙。许多同学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奔赴前线，而仍在校的同学，上课时，都像是上最后一课似的，无限珍惜。同时心头也很沉重，唱国歌时，更是低沉悲壮，女同学们经常是唱得梗咽呜咽，唯恐失去唱国歌的机会。”“不肯用功读书如我，在当时亦以读书为乐，求知报国为己任。”[76]
拥有良好品格修养和责任担当的女性运用自己的实力走上工作岗位，在政府和社会中奉献自己，这不仅为整个国家的奉献，也是为女性权利的提升做贡献。女性教育权的解放进一步促进工作权的解放，工作权的提升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可以做医学专家，也可以做老师、做政府工作人员……地位的提升也反过来促进了权利的提升，女性不再受缚于“无才是德”，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的社会状态中。
结语
男女同校的教育方式与排除女性的传统教育或者只有女性的女子学院相比，由于男女间交流更多，更加有利于近代女性高等教育权的解放，并由教育权扩展到工作权，一起带动近代中国女性权利的提升。女性解放运动争取的终极目标是平权，意思是无论男女，首先都是人，享受同样的人权。男女在性格、喜好、体力、身体等方面会有区别，但在智力、能力和享受部分作为人本身该有的权利（比如教育权、生命权）上并没有区别，在部分领域也能担负同样标准的责任和义务，男女平权即是女权运动的胜利。很多人自以为是地指出女性在能力上的不足使得她们无法独立地担任某些工作，这个问题的源头很大一部分便是女性在受教育阶段就没能和男性一样获得应有的教育。
男女同校所给予的是平权，比较于为女性争取特权，前者也许是推动妇女解放更强大的力量。不能否认的是，女子学院所推行的方式在女性解放程度较低的时代，更加倾向于保护弱势的女性群体本身的（齐大也单独开设了女生部来管理女学生，而不是男女完全混合），但久而久之绝对会被更加具有平等思想的方式所替代。当时的社会风向与校园内男生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体现出人们对男女同校的推崇。
男女同校的大学是教育发展的趋势，19世纪初由基督教传教士大胆地在基督教大学开展男女同校的尝试，富有“女性意识”的女传教士和女基督徒们，为争取女性权利做出努力。齐鲁大学和其它男女同校的大学，率先打破性别隔阂和偏见，通过资金规划和支持、人员派遣与文化氛围营造等方式，在知识传播、性格塑造、维护教育权、生活技能和性别意识培养等方面对女学生产生程度较深的影响。推动了女性从教育权到工作权的解放，进而推动了中国女性权利的提升。作为先驱，齐鲁大学及其女部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社会的女性精英，她们用实力奉献换来女性地位和权利的提升。齐鲁大学及其女生部在促进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中国近代教育、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1]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June 25 1918,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Unit3 Item:(ABC 16.3.12), Reel 308, North China Mission 1910-1919 Letters L-N. 《中华续行委办会》，1918年6月25日，美以美会档案Reel 308.以下涉及美以美会档案一概简写为如此。
[2]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4年建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开始正式招生，齐鲁大学于1914年开始招收女性，1924年正式开展男女同校教育。1926年齐鲁大学有三名医科女学生顺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这是齐大史上第一次有女性毕业，也是整个中国第一次有女性获得被承认的学士学位。REPORT OF THE WOMEN’S UNIT FOR YEAR ENDING JUNE 1926,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Divinity Library, Box244, Folder3993. 耶鲁大学藏亚洲联合董事会档案，以下简称亚联董档案。其他档案及内容简为例如此档的简短翻译：《女生部1926年报告》，亚联董档案RG011-244-3993.
[3] 《德本康作“金陵和南京大学”的报告》，1928年9月8日，亚联董档案RG011-143-2845.
[4] 《麦美德的信》，1925年11月7日，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5] 《刘兰华致Miss Hodge的函》，1934年2月18日，亚联董档案RG011-260-4231.
[6]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7] 《齐鲁大学学生考试题及规则》，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11，1/51/ 52/53/ 55-58。
[8] 《齐大有关学生运动的材料》,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1-335，第1页。.
[9] 1904年，库寿龄说服合并了美国长老会狄考文(Dr. Calvin W. Mateer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和英国浸礼会郭罗培真 (Gotch-Robinson) 在青州的文学院, 组成座落于潍县（潍坊）的山东新教大学。
[10]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11]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12]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121页。
[13]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122页。
[14] General letter, 15 September 1905,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下简写为ABCFM ) Elisie Clark diary,18 October 1913,CRP; Miner general letter, 28 August 1912. 转引自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李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04页。
[15] 《1923年华北协和大学和山东基督教大学代表会议记录》，1923年1月19日，亚联董档案RG110-243-3987.
[16]《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女部报告》，1924年1月7日，亚联董档案RG110-243-3987.
[17]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123页。
[18] 《1923年华北协和大学和山东基督教大学代表会议记录》，1923年1月19日，亚联董档案RG110-243-3987.
[19] 按从1924年正式创立至1952年因院系调整齐鲁大学消失计算。
[20] 《回忆》，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21]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51页。
[22] 《麦美德生平简介》，1935年剪报，1936年11月8日,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23]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252页。
[24]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218页。
[25]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208页。
[26]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96页。
[27] Luella Miner to mother 11 June 1888,Mary Vanderslice,12 October 1913, ABCFM转引自简·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三联书店，2014年，第160页。
[28] 崔毅(T'sui Yi)，Mai Mei-de jiao-shi lai hua hsing -hsu hsiao-ji，麦美德教士来华行述小记，ABCFM。转引自简·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三联书店，2014年，第302页。
[29] 张洪刚：《齐鲁大学女生部主任刘兰华》，《山东大学报》，第40期，2015年12月30日第7版。
[30] 《1933-37齐大春季课表》，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79，第32页。
[31] 《刘兰华在齐鲁大学女生部简短的自述》，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32] 《刘兰华至友人的函》 ，1938年4月20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43-3984.
[33] 《刘兰华至友人的函》，1939年3月22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43-3984.
[34] 《刘兰华至友人（女部Miss Hodge)的函》，1934年2月18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35] 《麦美德致女部董事会干事 Mrs. A. S. Shaw的函》，1928年11月19日，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36] 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在去世时留下巨额遗产，规定用其资助美国或英国人控制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1928年10月霍尔遗产托事会分配给齐鲁必须用于医学院发展的15万美元。陶飞亚 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0、201页。
[37] 《麦美德致贾赛德的函》，1929年7月22日，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38] 《刘兰华致贾思德的函》，1937年3月15日，亚联董档案RG011-260-4231.
[39] 同上
[40] 齐鲁大学的经费系由英、美、加三国十大教会供给，这十个教会为英国浸礼会、圣公会、伦敦会、循道会、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公理会、信义会，加拿大长老会。
[41]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21页。
[42] 参与医学院合作的差会委员会要比参加文理学院的多一倍以上，有一些参加文理学院合作的差会，放着文理学院在人员方面最低份额都无法满足、向他们讨人的情况不管，却成倍和三倍地往医学院增派人员。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145页。
[43] 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济南：山东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第60、72页。
[44] 括号内为笔者加。《1937年刘兰华向女生部和齐大执行董事会所作报告》，亚联董档案RG011-244-3993.
[45]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84, pp. 250-251
[46] 朱峰：《性别、家庭与国家——从教会女子大学看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融合与冲突》，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
[47] 《Wynn C. Fairfield致贾赛德的函》，1937年5月17日 ，亚联董档案RG011-260-4231.
[48] 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方小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49] 《奖学金委员会档案》，1936年9月，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3-69，第74页。
[50] 《私立齐鲁大学奖学金委员会档案》，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1-121，p.105.
[51] 颁发给不限定女生或者不限定给医学院的奖学金：潍县缙绅奖学金3位 每位20元；康法奖学金1位 每位20元；捐款奖学金3位 每位50元；丁大夫奖学金1位 每位72元；项纳奖学金1位 每位60元，4位 每位110元，1位 100元；冯夫人奖学金1位150元，1位100元；长老会奖学金 1位49元，2位 每位23.5元，2位 每位21元，1位30元，3位 每位29.5元。伦敦会奖学金 1位121.29元，2位 每位104.89元，1位117.5元，1位87.5元。《私立齐鲁大学奖学金委员会档案》，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1-121，p.150.
[52] 包德威、陶飞亚：《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历史分析》，顾学稼、伍宗华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53] 张智康：《齐大医学院生活片段》，《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27页。
[54] 苗永明：《记忆中的碎片——母校师友印象》，《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301页。
[55] 《1945年第一学期医科学生成绩登记表》，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95，第14页。
[56] 韩铨师：《写给母校齐大的话》，《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341页。
[57] 《麦美德的信》，1925年11月7日，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58] 罗自贞：《齐鲁杂忆》，《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57页。
[59] 《刘兰华致友人（女部Miss Hodge)的函》，1934年2月18日，亚联董档案RG011-260-4231.
[60] 李贵真1937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生物系，在贵阳医学院任教，先后任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基础部主任，贵州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贵真主要研究蚤类的区系分类。著有《跳蚤》、《蚤类概论》等著作，成果颇丰。引自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61] 冯理达197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院内科主治医生，后任副院长，曾任解放军中医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针灸学、气功学的理论、实践与临床实践的研究。著有《儿童经过多年白喉预防注射后机体免疫情况》、《中国针灸学》、《中国传统医学与机体的免疫关系》、《当今世界免疫学研究概况》等书。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125页。
[62] 王秉正先后任陕西省妇幼保健院院长、陕西省妇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其成果“EOE外用避孕药膜的研究”获卫生部科研成果奖；“提高金属环避孕效果的研究”获得1986年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成果二等奖。著有《病理产科学》、《产科学及妇科学》。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120页。
[63] 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124页。
[64] 范启修、程素琦：《从福州到济南的一段经历》，《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307页。
[65] 她还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钢铁化验工读本》、《无机化学基础知识》、《配平无机氧化还原方程式的新方法》等书。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102页。
[66] 张正荃：《回忆在齐鲁大学读书时的一段小故事》，《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92页。
[67] 曹伯恒：《抗战时期的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52页。
[68] 《山东医学院学生一九五二年级医疗专修科毕业自传》，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藏齐鲁大学-山东医学院档案4-JXMC-219.
[69] 因齐鲁大学原是有美国教会支持的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齐大学生接受了政治调查，虽然这几份调查是政治文件，但是其中学生们对自己家庭和生平情况的叙述十分珍贵。参见：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藏山东医学院档案：学生自传，全宗4，档号JXMC-204/205/206/209/219/221.
[70] 包德威、陶飞亚：《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历史分析》，顾学稼、伍宗华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71] 《齐大有关学生运动的材料》，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1-335，第1页。
[72] 其中7人前往先三学街庙字第三号军医署驻陕办事处，5人前往昆明滇缅录卫生处，1人前往峨眉公路卫生站，1人前往冕学公路卫生站，1人前往昌林公路卫生站，2人前往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部队，2人留校服务。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2-199，第69页。
[73] 《刘兰华致W. P. Mills的函》，1944年11月27日，亚联董档案RG011-260-4231.
[74] 王耀春：《忘不了齐大》，《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76页。
[75] 王其杰：《日记摘抄》，《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94页。
[76] 罗自贞：《齐鲁杂忆》，《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256页。
